一 中国政治思想史之起点
吾国历史，世推悠久。溯其远源，可至四千年以上。然研究政治思想史者，不能不断自晚周为始。此实势有必然，非敢数典忘祖。三代以前，社会浅演，书契无征，固不待论。即夏商之世，文物制度尚在草创之中，学术思想殆亦方见萌芽，未能具体。况文献不足，记载阙失，纵有学说，已难考见。孔子生春秋之时已叹二礼无征。 [1] 《洪范》九畴虽或为夏禹政治之大法，而文辞简短。《商书》虽多为信史，而记载疏略。 [2] 至于殷墟甲骨贞卜契券之文字，虽可据以推想古代之制度， [3] 而究非学术思想之纪录。凡此皆历史家与考古家之重要资料，而就政治学之观点论，殊觉其鲜裨实用。故吾人今日欲取中国政治思想作较有统系之研究，至早只能以周代为起点。盖吾国古代文化至周而盛。吾人虽不必从夏曾佑之说，谓“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创” [4] ，然学术思想之为周人所创，则为至明显之事实。
周代学术之大兴，不在西周盛世，而在东迁以后之春秋末叶与战国时代。 [5] 政治思想亦于此时突然发展，盖自孔子以师儒立教，诸子之学继之以起。“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 [6] ，持故成理之政治学说乃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吾人今日虽不能依据史实确断其骤盛之原因，然就当时历史环境之大势，与乎文化进步之通则，尚可作大致不差之推论。政治思想兴于晚周之主因有二。简言之，即社会组织之迅速变迁，与伟大思想家之适生其会而已。周室自平王之末，已趋微弱。诸侯强大，“秦、晋、齐、楚代兴” [7] ，遂酿成春秋之局势。封建制度既就崩溃，贵族之社会组织与生活亦同时发生变化。士族与庶人间之界限逐渐消失， [8] 贵族原有从政掌学之特权亦普及于平民。 [9] 史家所谓王官失守者，殆非虚构。且列国并存，相争雄长。同文壹教之术犹未用世。思想自由，学无拘禁。处士得以横议，“邪说”亦可大行。而国君图强，每重才士。魏之文侯（前445—前396年在位），田齐之稷下， [10] 尤为战国时代之著例。当此“天下无道”（语见《论语》），社会蜕化之际，不仅争乱频仍，民生困苦，而旧日所以维系人心保持秩序之风俗制度皆动摇崩坏，失其原有之效用。深思远虑之士，对此巨变之原因与影响，自不免加以疑问批评，而提出抗议或补救之方。政治思想，于是勃兴。上述种种情形，春秋已见其端，至战国而更甚。 [11] 故思想之发展亦至战国而始极。然社会环境仅为思想萌育之条件。苟无天资卓绝之思想家如孔、孟、庄、韩诸人适生此特殊之环境中，何能造成吾国学术史上此重要之“黄金时代”。故政治思想起于晚周，由于千载一时之机会。而吾人即以此时期为研究之起点，诚亦有其自然之理由也。 [12]
二 中国政治思想史之分期——按思想演变之大势
西人论吾国文化者每谓其偏于守旧。学者遂或疑吾国之政治思想亦历久顿滞，古今不变。其实中国政论变化之剧烈迅速，虽未足与欧洲相比， [13] 然吾人略加探索，即知其确经显著之重要变化，且可循其变化起伏之迹，而将此二千余年之思想史分为下列之四大段落：
（一）创造时期 自孔子降生（前551）至始皇统一（前221）为时约三百年，包括春秋晚期及战国时代，学者通称之为先秦时代。
（二）因袭时期 自秦汉至宋元（前221—1367）为时约一千六百年。
（三）转变时期 自明初至清末（1368—1898）为时约五百年。
（四）成熟时期 自三民主义之成立以迄于今。（三民主义之讲演在民国十三年。其最初完成则在孙中山先生伦敦被难以后居英之两年中，即1896年与1898年之间。）
先秦为创造时期，其事显明，无待赘说。然孔子自谓“述而不作” [14] ，门人复称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15] 。墨子“用夏政” [16] ，而其言每兼称尧、舜、禹、汤、文、武。 [17] 道法二家，推尊黄帝。法家立言，且或以诸国刑书为依据。 [18] 是诸子之学，悉有渊源，非尽出心裁，凭空立说。创造之名疑有未妥。吾人请释之曰：创造者非无中生有之谓。春秋以前之人既有政治生活，岂无政治观念？古籍如《诗》、《书》所载天命、民本、礼乐、兵刑诸说皆经先秦各家所采用，而成为中国政治思想中之要旨。然此等旧说，原来既乏系统，含义亦较简单。必分别经先秦大家之发挥董理，然后斐然成章，蕴蓄深远，进为一家之学说。此融旧铸新之工作，实无愧于创造。譬如工师建屋，木石砖瓦皆仰给于成品，固无碍于堂构一新也。复次，《汉书·艺文志》有诸子出于王官之说。 [19] 孔子从周，其教人之诗书六艺于诸子中殆最近官学。故章学诚谓“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20] ，“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 [21] 。以此类推，则先秦政治思想已具体于春秋战国之前，儒、墨、道、法之学乃因袭而非创造。 [22] 此论虽能成理，然不必与吾人之说相悖。请以儒家明之。孔子之政治思想虽以成王周公之制度为根据，然非墨守成规，举先王之政以为后生之教。必于旧政之中，发明新义而自成一家之言，然后七十子乃心悦诚服，奉为宗师。若其仅传周公之政典，“符节匢合”，毫无损益，则诗书六艺，当时既为官书，文武方策之政未经秦火，周鲁所藏，得观者岂仅孔子？ [23] 《左传》所载春秋士夫言谈中能称引《诗》、《书》之文者不乏其例，何以儒家之学必以孔子为宗乎？吾人如谓孔子就文武之成规，加以自得之创造，而以之为设教立言之资，似较近情理而易通也。虽然，吾人认先秦时期为创造，尚有一最重要之理由，为上文所未道及而应注意者，则无论诸子学说之来源如何，其本身实“自我作古”，开后学之宗派。秦汉以至宋元之政治思想虽不乏新意义、新内容，而其主要之观点与基本之原理，终不能完全越出先秦之范围。必俟明清海通以后，外学输入，然后思想为之丕变。故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者，春秋以前可以存而不论，先秦时期则不能不认为全部工作之起点。其所占地位之重要，可以不言而喻。总之，先秦思想，对春秋以前为融旧铸新，对秦汉以后为开宗立范，创造之名，由此而立，或不至于大误。
先秦之创造，不由凭空杜撰。秦汉以迄宋元之为因袭，亦非悉出模仿，步趋古学，而绝无进展与改易。始皇并吞六国，封建之天下一变而为郡县，创二千年专制一统之政体。社会之环境既殊，则先秦百家竞起，各创新学之盛况，自亦难于继续维持。同时正以环境不同之故，秦汉以后之思想家虽因袭前人之观念与名词，而政治之对象既已迥异，则其所持观念之内容，与所用名词之含义，亦势不能与古人悉合。故严格言之，秦汉以后之政治思想不必有变古之名，而每有变古之实。吾人以此期之思想远不如先秦之富于创造精神，而思想家亦多无意于创造，因以“因袭”称之，非谓此千六百年之政论悉守晚周之旧也。抑吾人更须注意，先秦诸子，各立门户，辩生末学，相攻尤烈。如孟拒杨墨 [24] ，荀非十二子 [25] ，墨氏讥儒 [26] ，庄生评骘诸家道术 [27] ，此皆最著之例。当时虽意在尊师说，息异端，然不过入主出奴，各有是非，交相胜负。正如群雄角逐，未知鹿死谁手。及至秦汉各家后学相攻已久，接触已多，于是互相折衷调和，而浸有学术混同之趋势。放弃门户之见者遂成杂家之学， [28] 坚持门户之别者亦参采异端，以与师说相糅合。参合之限度不同，故学说之纯驳不一。因此周末及秦汉学术每呈下述之二态。一为学派之名号犹昔，而思想之内容有异。二为一派之中间有分支，而数派之间反相混合。 [29] 自此以后，先秦学派之能继续存在者，虽尚壁垒森严，而所守者不过旧学之主旨。其变易之尤甚者或至体貌不殊，而精神迥别。然既仍互相争辩排斥，则其求胜之心，无异于古人。政治统一之后，专制君主每欲致思想之统一。始皇“以吏为师”，武帝推尊儒术。此种“别黑白而定一尊”之办法，未必遂能消减诸家争胜之心，使其相攻，趋于和缓。故秦汉以后为学术内容调和之时期，亦为学术派别决战之时期。秦亡后之千余年中，各派相争雄长，随历史环境之转变而相代起伏。或先盛而后衰， [30] 或既废而复兴， [31] 或一时熄灭而不再起， [32] 或取得独尊之地位而不能垄断全局， [33] 或失去显学之势力而仍与主潮相抗拒。 [34] 思想之内容虽随时代而屡变，其大体则先秦之旧。绝对新创之成分，极为罕见。
因袭时期政治思想潮流冲击之大势，简言之，乃中国学术上之长期内战。其交战之团体为中土固有之学派，其争斗之利器为先秦旧创之学说。千六百年中仅南北朝时代佛道二教关于致敬君父，分别夷夏等问题之争辩为异域思想参加战争之例外事实。然为期甚短，对思想进展之趋势，未有显明之重要影响。学术内战之结果，虽非政治思想之全部停滞，然中国君主专制之政体，自秦汉开端，此后殊少改变。先秦思想既以社会环境之剧变而骤兴，秦汉以后之思想亦以社会环境之变动较少而缺乏创造之成分，此诚一极自然之现象，毫不足异。苟非明清时代西洋之武力与文化藉海通而相继不断侵入中土，恐政治思想之因袭时期或不能至宋元而终止，其转变时期亦未必至明清而到来也。
吾国政治思想转变之直接原因为外力之刺激。佛教东来，开异族文化侵入之端。五胡乱华，露异族入主中国之兆。然二者虽促成政治、社会、宗教、哲学各方面之骚动与进步，而未曾引起政治思想之转变。盖佛教为宗教而非政治思想，其消极出世之人生观又适与老庄思想有相近之处。其不能对政治思想有所贡献，亦意中事。至于晋代乱华之诸胡，其文化均低。占据中原以后，文化则自动“用夏变夷” [35] ，政治亦不能越出建号称王之故智，尤不易有促动思想转变之能力。必俟明清时代海通之后，欧洲之高度文化随传教士而播于中土。加以闭关自守之局既破，昔日大一统之“天下”突然变为世界上列国之一。而积弱之余，更屡为外国所侵侮。如此空前巨变，自不免激起思想上之革命。此殆为转变时期见于明清之主要原因。再则蒙古入主中国，约一百年。人民备受异族之欺凌荼毒，儒家之仁义礼乐，法家之尊君重国，明法饬令，道家之知白守黑，任天无为，以及一切中国固有之政理治术，均经历史之事实证明，不足以保民族之自存，则穷极生变，明清政治思想自不得不另辟途径，向新方面以前进矣。
转变时期虽包括明清两朝之五百年，然明代以至清初不过略见转变之端。除旧更新之大转变，直至晚清，然后发动。盖明清之初，遗民志士以反抗异类政权而发挥种族思想，一变传统思想中之大同主义。中明以后阳明学派以反对宋明理学之桎梏而发挥自由思想，亦图冲决网罗，肃清尊古守旧之结习。凡此虽具重大之意义，明示转变之方向，然其本身所据观点与所含内容，仍自旧学中蜕化而来，终不脱前人之窠臼。虽知革故，未逮鼎新。及至太平天国崛起，始本基督教义，参以民族思想而产生吾国空前之思想转变。此后则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无论其所持之主义为何，其受西洋思想之直接影响，而与二千余年传统思想相对抗，则不谋而合。吾人断不可因新思想中每接受旧学说之一部分，遂疑其仍与先秦以来之“道统”完全一贯，良以清季维新及革命思想家之采用旧说，皆按自立之标准。其采用一家之言，非以其为古圣先贤之说，而以其适于现代国家之用。权衡在我，取舍从心 [36] 。思想自主之风气，殆为先秦以后所创见。
辛亥革命，思想为转变时期之结局，亦为成熟时期之起点。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五权学说融会古今，贯通中外，运独到之特见，集一代之大成，不仅树革命之理论基础，而立国之根本大道，亦于是完成。二千余年之政治思想，至此乃臻成熟之境。
三 中国政治思想史之分期——按思想之历史背景
上文就二千余年中思想演变之大势，而分为四期，虽不尽妥，或无大误。吾人又可就思想之历史背景而划分为下列之三时期：
（一）封建天下之思想 包括春秋及战国时代，与上述之“创造时期”相当。
（二）专制天下之思想 包括秦汉至明清之二千年，与“因袭时期”及“转变时期”之前大部分相当。
（三）近代国家之思想 包括清末戊戌维新时代及辛亥革命以迄今日，与“转变时期”之后部及“成熟时期”相当。
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相推移，以故政治思想史亦可按制度演变之大势而分期。吾国政制自商周以来，凡经三变。商周之际，部落社会 [37] 渐进而成封建天下， [38] 此为一变。始皇并吞六国，划天下为郡县，定君主专制之制，此为二变。晚清失政，民国开基，二千年之君制遂告终止，此为三变。段落分明，早为人所共喻。吾人若按此政治制度史之段落以划分政治思想史之时期，诚极自然之事。
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不发生于周代极盛之时，而兴起于就衰之后，上文已略述及。故先秦之思想均以封建天下为其背景，而不必悉以之为对象或理想。试举诸家之著者言之，如孔子“从周” [39] ，其思想以封建天下为背景而兼理想者也。孟子百里可王，天下定一 [40] 之说虽不尊周，而亦未否认封建之理想。墨子“非攻”实为对战国侵伐兼并之抗议，其“尚同”之说明揭“国君”、“家君” [41] 壹义之事，则亦纯然为封建天下之思想。道法二家，与此相异。老子近乎放任主义，庄子近乎无政府主义，二者皆消极对晚周政治作激烈之批评，而提出缺乏历史根据之自由社会为理想。法家如商鞅韩非诸人则承认战国七雄争长之实际情形而发为富国、强兵、尊君、重令之学说。其思想之背景既非盛周之封建，其理想又倾向于嬴秦之专制。故诸子之中儒墨拥护已就崩溃之封建天下，法家预想行将出现之君权一统，道家则否定历史上之一切制度。
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以秦汉至明清之制度为背景。先秦诸家各视其本身能否适应此历史之新环境而决其宗派之盛衰，儒家适应之力最强， [42] 故其道统最长远，实力最雄厚，非任何宗派所能及。法家思想虽倾向于专制，且事实上为嬴秦统一之基础，似应大盛于专制之天下。然申韩之学自李斯致用之后，其法令名实诸旨渐已成为实用之治术，终止学理上之发展，而其君臣守法，“令尊于君” [43] 之要义则与君主专制政体之精神根本冲突，尤难为人所接受。故秦汉以后，虽间有法家之言，终不能预于显学之列，足与儒家相抗衡。专制政体得先秦法家之助而长成，乃旋即弃之不顾，使归于微弱，纵非枭食其母，亦似得鱼忘筌（语见《庄子》）。专制天下之乱多治少，恐此为原因之一。墨家本与儒家同为封建天下之思想，而不能如儒之善变。加以“其道大觳” [44] ，“若烧若焦” [45] ，又不似儒家具有诗书礼乐、五行三统诸术，上足以“合文通治” [46] ，下亦可粉饰太平。故秦汉以后，宗风顿息，终专制天下二千年中遂成绝学。 [47] 道家思想之时间性，较诸家为最少。其消极之态度始终大体一贯，未曾因封建天下之改为郡县而有根本之改易。故除在极短之时间，曾为朝廷所采用，取得独尊之地位 [48] 以外，老庄政治思想为专制天下时期反对专制最彻底之抗议，与儒家思想对立，略如野党之于朝党。每值盛世承平或方衰而未乱之际，则儒胜而道微。纪纲崩坏，生民困苦，则无为无君之思想乘机兴起。直至宋元以后，专制政体之发育达于极点，然后此抗议之声始趋消息，而政治思想之中不复有独立之道家宗派。综上所述，足见专制天下时期政治思想之主要趋势有三：（1）儒家思想由拥护封建制度一变而拥护专制政体，成为二千年中之正统学派。 [49] （2）儒家势盛，而法墨同归失败。（3）儒道二家随社会之治乱，互为消长。 [50]
封建与专制两时期之思想有一共同之特点，无论其内容如何，均以“天下”为对象。其所异者封建天下为合法之分割，专制天下为绝对之一统而已。天下观念之含义略近欧洲中世初期之世界帝国。其理想之范围，至为广大。古人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51] 者，最能表示此点。故严格言之，“天下”时期之一切政治关系皆为内政，而无国际间之外交。至封建改为专制，则并春秋时代，形似外交关系之聘吊盟约，亦完全归于消灭。周秦以后，四夷时与中国为敌，甚至侵占中原，僭窃神器，事实上否定天下之观念。然而自汉以来，论治夷政策者，仍多袭“四海一家”、“安内柔远”一类之传统思想。 [52] 其尤荒谬可笑者，如清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加特尼 [53] 之来，所乘舟车皆令悬英吉利朝贡之旗。觐见皇帝，强之行跪拜礼。高宗与英王之敕书复有“倾心向化”、“航海来庭”等语。此皆明白表现国人根本缺乏国际观念之事实，而推原此政治唯我论 [54] 之由来，天下本位之思想殆应负一部分之责任。复次，专制天下之思想，颇有大同主义之倾向。忽略族类之区分，重视文化之同异。 [55] 其结果遂致二千年间，中国势盛，则高唱“用夏变夷”之理论，外族入主，则迁就政治屈服之事实。只须征服者行中国“先王之道”，同化于我，则北面称臣，承认异类之政权，亦毫不愧恨。民族思想发育不良，此为专制天下思想之又一结果。
综上所举各端，一言以蔽之曰：缺乏近代国家之观念而已。近代国家之品性为何，虽无绝对之标准以资判断。然按世界各国政治经验之通例言，则所谓近代国家，至少具有下列之数特点：（1）树立民族自主之政权。（2）承认列国并存，彼此交互之关系。（3）尊法律、重制度，而不偏赖人伦道德以为治。上述三端欧洲主要之国家在15世纪以后已粗具轮廓，迅速发展，至16、17世纪而大体成熟。吾人若就18世纪以后之情形论，则（4）扩充人民参政权利一端亦可认为近代国家特点之一。 [56] 此四种品性，吾国当专制天下之时期固完全缺乏，即在封建天下之分割时期亦仅略有痕迹，似是而非。二千年政治思想之酝酿冲激不能产生近代国家之观念，此实历史环境之所限，不足以为前贤病。亦犹欧洲古代思想家之注目于市府，中世之醉心于帝国，必至近代，然后有民族国家之理论也。
欧洲近代国家之发生与长成，先于中国者数百年。以开国之迟早论，则我老大而彼少壮，以政治演化之程度论，则彼先进而我晚成。两者相值，强弱立判。明季清初，西洋教士虽已东来，国人尚狃于专制天下之结习，对其所传来之西学，未发生普遍之影响。必经辛丑、庚申、甲午、庚子诸役丧师辱国，然后朝野人士始渐觉专制天下之旧制度旧思想不足以图存。于是效法西人，维新变法之议大起。欧美近代国家观念乃传入中国，与传统思想互相争斗，局部调和。离陆璀璨，蔚为大观。先之以戊戌维新，继之以辛亥革命。至孙中山先生集全局之大成，而吾国政治思想之第三期于是正式开始。
吾人就不同之观点，试拟两种之分期，其结果竟大体相符合。足见所拟虽未必尽善，而大致不误，则可断言。本书下文即按此分期，将二千余年之政治思想史，次第作扼要之叙述。
* * *
[1] 《论语·八佾第三》。
[2] 王国维《古史新证》认《商书》除《汤誓》外皆真，《周书·洪范》可疑。
[3] 参周传儒《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
[4] 《中国古代史》页29，孔子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谓：“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是不以周为新创。
[5] 平王元年迁都洛邑（前770）。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平王四十九年，前722），终于哀公十四年（前481），战国时代之起迄尚无定说，姑以春秋终止以后，始皇统一以前之259年当之，即敬王四十年至始皇二十六年（前480—前221）。
[6]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诗教上”。
[7] 《国语》卷十六“郑语”。《史记》卷四“周本纪”亦有同样之记载。
[8] 如《左传·昭公三年》载晋国“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又如宁戚饭牛而见用于齐桓公，百里奚贫贱而事秦穆公。
[9] 孔子“有教无类”以诗书六艺授人，首开学术普及之风。
[10] 魏文侯立于周贞定王二十四年（前445），齐威王立稷下宫，设禄招士，当在其即位之初（前356）。宣王时（前319—前301）稷下复盛，达“数百千人”（《史记·田齐世家》），“喜议政事”（《新序》），至湣王时（前300—前284）乃解散。
[11]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周末风俗”条谓：“春秋时犹敬重礼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此述春秋战国之变颇为明晰。刘向《战国策·序》亦谓：“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损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王侯，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仿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可见周末社会之大概。
[12]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及《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二篇一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一章二节，均论先秦学术之起因，可参阅。
[13] 作者所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第一节中略论中西政治思想之异同，可参阅。（见本书附录）
[14] 《论语·述而第七》。
[15] 《中庸》三十章。
[16] 《淮南子·要略训》。
[18] 《晋书·艺文志》谓：“律文起自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中略）商君受之以相秦。”
[19] 诸子学说来源，此后于分述各家时当略论之，兹不赘及。
[20] 《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
[21] 同书卷二“原道上”。
[22] 例如江瑔《读子卮言》卷二页28谓：“墨子之学出于史佚。（中略）史佚有书二篇，汉志列于墨家之首，且谓周臣在成康时，则由史佚历数百岁而后至墨子。未有墨子之前已有墨家之学。”
[23] 《左传·昭公二年》载晋韩宣子观书于太史氏，谓“周礼尽在鲁矣”。
[24] 《孟子·滕文公》上、下。
[25] 《荀子·非十二子》。
[26] 《墨子》“兼爱”、“节用”、“节葬”、“天志”、“明鬼”等篇。
[27] 《庄子·天下》。
[28] 《吕氏春秋》为最重要之代表。（杂家为门派之一，非诸家之杂，见《汉书·儒林传》）。
[29] 姚舜钦《秦汉哲学史》第二章谓秦汉哲学乃混成，颇有见地。
[30] 如法家之在秦汉，儒家之在汉魏。
[31] 如道家之在魏晋。
[32] 如墨家之在汉代。
[33] 如儒家之在汉代。
[34] 如道家之在汉代，儒家之在魏晋。
[35] 《晋书》卷一〇五“载记”五“石勒传下”。
[36] 维新思想家中康有为似为例外。盖其主张变法，每托《春秋》三世之义，称孔子为万世制宪，确不免守旧之嫌疑。然《孔子改制考》谓先秦百家之学悉出新创，孔子亦改制托古著为“六经”。或康氏本人亦窃取改制托古之义。又《大同书》之理想虽出于《礼运》，实多与西洋学说相合。
[37] 徐协贞《殷契通释序》据甲骨文推定殷前半纪为“混乱部落社会”，后半纪为“王朝部落社会”，可参阅。
[38] 周代封建概况可参阅《史记》卷四“周本纪”。
[39] 《论语·八佾第三》，《中庸》第二十八章。
[40] 《孟子·梁惠王上》。
[41] 《墨子·尚同》中、下。
[42] 《荀子·儒效》篇谓儒者“持险应变典当，与时迁移，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
[43] 《管子·法法》。
[44] 《庄子·天下》。
[45] 《荀子·富国》。
[46] 同书“非十二子”。
[47] 清末谭嗣同《仁学·自序》谓墨学乃其思想来源之一，然未尝认为复兴之独立宗派。
[48] 西汉初年迄文帝之世，黄老曾一时大行。
[49]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页256，论专制君主之心理曰：“综（秦皇汉武）两君生平而论之，其行事皆可分为三大端。一曰尊儒术，二曰信方士，三曰好用兵。（中略）盖皆专制之一念所发现而已。其尊儒术者，非有契于仁义恭俭，实视儒术为最便于专制之教耳。开边之意，则不欲己之外别有君长，必使天下归于一人而后快意，非今日之国际竞争也。至于求仙，则因富贵已极，他无可希，惟望不死以长享此乐。”于儒术与专制之关系，言之至确。
[50] 儒家孟子一派注重民本之旨，与秦汉以后传统儒学之关系，略有似道之与儒。每当君国暗危之际，孟子一夫可诛，保民而王等说，辄起与无为无君之思想相呼应。
[51] 《诗·小雅·北山》。
[52] 公羊家最能代表此种态度。如成公十六年钟离之会，《传》文云：“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53] Macartney，参《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〇〇，《四裔考》六“英吉利”。
[54] “Political Solipsism”此名虽作者杜撰，似尚能显示天下观念一方面之精神。参阅本书此处注[49] 引夏曾佑秦皇汉武开边之意。
[55] 此亦公羊家开其端。其进退褒贬之标准为夷狄用中国之道则进之于“中国”，中国有夷狄之行则贬之为“夷狄”。哀公十三年黄池之会，《传》曰：“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欲因鲁之礼，因晋之权，而请冠，端而袭，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吴进矣。”此前者之例。僖公三十二年秦袭郑，《传》云：“其谓之秦何。夷狄之也。”此后者之例。秦汉以来有意或无意间承其绪者如王通以元魏“受先王之道”而帝之（《元经·述史》），许衡为蒙古立纲常制度（《鲁斋遗书》），凌廷堪为侵华之外族辩护（《校礼堂文集·诗集》），康有为为满洲进维新保国之计，皆其著者。清世宗《大义觉迷录》亦利用其说，以折吕留良、曾静之民族思想。
[56] 梁启超谓中国二千年之政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意即指此。参阅《少年中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