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论》的哲学基础
我们知道，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是为了完成一项时代所赋予他的阶级历史任务，那就是教育指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任务。我们又知道，马克思很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恩格斯对于《资本论》的评语是：“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10]而劳动者对于《资本论》的反应，则是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资本论》迅速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得到的理解，对我的劳动来说，是一种最好的报酬。”[11]《资本论》所以对工人阶级那样重要，工人阶级所以能很快地领悟并接受《资本论》里面所讲的道理，就因为那些道理不但符合工人阶级的实际情况，而且也符合于他们的要求和对未来的展望；使他们从传统的流行的社会思想意识，特别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乃至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这就表明，作为一部经济学论著来看，《资本论》首先就不能不是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于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或者说，不能不是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治经济学，变革为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政治经济学了。
要对政治经济学作这样的变革，也并不是说，把以往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几百年研究的成果，全抛在一边，重新另起炉灶，那样做，不但不符合人类科学发展上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接受优秀遗产的现实道理，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要尽量吸收利用以往有关科学知识，来为工人阶级事业服务的有效途径。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要做的，就是在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展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批判吸收中，建立起新的经济理论体系。这样一个科学革命工作，显然不能就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某一些方面或某一些论点，枝枝节节地去批判，而是要在一个正确的科学体系中，去看它这一方面那一方面的理论或论点，对在哪里，错在哪里。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就这样说明过：“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解释者和辩护人，那末，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12]我们知道，《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恩格斯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当然适用于《资本论》。
事实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者（不单是庸俗的，也包括古典的）的致命缺点，就在于他们的研究，缺少正确的哲学基础，也就是说，缺少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原理。由于他们对于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即资本主义制度，在一方面，自始就把它看作是人类社会最合理的、最后的制度，是再也不会变革的制度；同时又不自觉其矛盾地、笼统地把它看作是人类的社会制度，以为这种制度下存在的各种经济范畴、原则、规律，适用于人类不同的社会。由前一个错误的看法，就促使他们把一些不合理的经济关系、经济现象，尽量说成是合理的、自然的；由后一个错误的看法，又使他们把一些只是具有资本主义特质特点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一般的。这就说明，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不仅采取了形而上学的观点，在那种观点的指导下，还运用了极不正确的方法。马克思恰好是从这里下手，来展开他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由此确立他的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
马克思的哲学，包括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正如他的政治经济学是在批判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样，他的哲学也是在批判吸收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如果说，他的唯物论是清算了费尔巴哈等旧唯物论者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倾向的结果，他的辩证法是清算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因素的结果；而他的唯物史观，则是他把他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形成的辩证唯物论，进一步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而作出的一个崭新的发现。由于这个发现，我们就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类思想本身，有一个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同时也有了符合这个世界观的本质要求的辩证方法原理。从这个世界观出发，从存在决定意识这个根本的命题出发，引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再在社会存在中引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过程的原则；再在物质生活生产方式中，引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两个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辩证的规定因素。这样，就为一切社会科学，特别是为政治经济学找到了如何进行研究，并且必须从哪里着手去研究的客观依据。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这样表述了作为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导线的唯物历史观：“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3]由于马克思是沿着这个导线来展开他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从而建立他的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所以恩格斯说：“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14]。很显然，在研究批判中采取了这样的观点，他的方法，便必须是反对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的，必须是唯物的辩证方法。恩格斯也指出：“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15]
在下面，我们将依据这个哲学基础，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或《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分别加以说明。
（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
从上面讲到的唯物史观公式，我们清楚看到，马克思是把他的《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确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方面。他不但这样确定了他的研究对象，并且还把这个对象，作了非常严密的科学的规定：
“……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16]
他这样来确定来规定的研究对象，我们大家今天似乎过于熟悉了，倒反而不大容易认清它的积极的深刻的意义。但是只要问一问：这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定的研究对象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抓住这个研究对象，一开始就给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沉重的打击呢？当问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就会有所不同了。
我认为，需要从以下这几个方面把问题交代清楚：
首先，《资本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不是含糊笼统地讲什么人类社会的一般生产关系，这才有可能就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来研究它的经济关系和规律。列宁非常重视这一点，他说：“马克思只说到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换句话说，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17]。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者不必说，就是那些古典经济学者，也时常在封建的经济关系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之间，扯来扯去；有时还用原始人类渔猎捕获物的交换关系，来类比十八、十九世纪的商品价值关系；说货币是产生于人类的求利本能，把资本看成是任何社会都能存在的生产工具。这样混淆概念，滥用逻辑，如何能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和特点！
其次，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并不只是一般所说的在生产上结成的关系，尤其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在他们的经济学论著中论生产或论生产技术条件所谈到的那种关系，而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以所生产所交换的劳动生产物为媒介，而由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构成的社会关系。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18]。
再次，由于马克思所理解的生产关系，是由资产阶级支配的、资产阶级剥削劳动者阶级的那种社会关系，那末，这种关系本身，就必须以所有制为前提，就必须肯定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同时也是劳动生产物的占有者。所以，如前面讲到的，马克思又说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斯大林更对此作了引申的说明，认为生产关系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19]在这个说明中，不仅包括了所有制，还把生产、交换与分配及其相互的主从关系也包括在里面了。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总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概念。而且只有这样，它才能算是这门科学的全面研究对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尽管把所有制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命根子，可是在他们的理论说明中，却往往把它看成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甚至有意不接触到它，这只能说明，他们的理论受到了如何大的阶级限制。
还必须指出，马克思认为，具有上述那些含义或社会规定性的生产关系，是要和当时所在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合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0]；原来的生产关系，就要为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了。马克思在另一个场合，把这称为“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也许是因为他怕人们会机械地理解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程度的意义，还特地对那句话加以限制，说那是“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21]。列宁认定，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与一定物质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合的提法，是一切社会科学得以建立的现实的理论基础。他说：“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这样，当然也不会有科学的经济学。他还对此作这样的例解：“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进化看做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社会思想和人的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22]但是，我们在这里无论是根据马克思所说的，还是根据列宁所说的，都只能认定，物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有决定性的约束力，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它和生产关系一样，甚至还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种结论在全部《资本论》中，是找不到根据的。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有时也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只是表明，那种研究要结合生产力来进行，并通过生产关系是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在妨害着生产力的发展，来表现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他们的着眼点，是从社会的方面，看生产关系是否促进生产力，而绝不是从技术的方面讲求如何提高生产力。我体会，马克思看待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有些类似他看待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商品的分析，离不开使用价值，但分析商品的着眼点，仍在价值或交换价值；商品的运动，是由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展开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运动，则是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展开的。象这样，既要联系到使用价值，又不是以使用价值为研究对象；既要联系到生产力，又不是以生产力为对象，是高度运用抽象力的结果。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资本论》的作者，如果不把他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资本论》就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严密的体系。
通过上面的几点说明，我们对于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应当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综合理解。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所有制为出发点，以生产为决定环节，以劳动生产物为媒介，而由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结成的阶级关系，或由他们的相互经济关系和相互利害矛盾关系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阶级关系，或社会经济结构，还要有一定的社会生产力，作为它的物质前提。这是由马克思自己以及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作了科学规定的生产关系，它比我们一般理解的规定性，要复杂得多，它的内容也要丰富得多。只有这样对生产关系作了严密的科学规定，才能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其根本矛盾，全揭出来；也才能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及其各种运动，全包括在里面；而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范畴，才能被看作是那种生产关系的这一方面那一方面的理论表现。马克思说：“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与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的、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23]如果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中，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做的那样，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主体抽象去了，把所有制抽象去了，把阶级的矛盾关系抽象去了，甚至往往把它的物质前提抽象去了，那么，所研究的一切范畴概念，就将和自然科学上的各种范畴概念一样没有社会的性质。
其实，在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加以区别之后，我们就是对于自然现象，也必须根据它们的不同的特质、不同的矛盾，来进行分析。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24]关系人们经济利害的社会现象的研究，怎能不把握它的本质矛盾关系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他的《资本论》，是以揭露资产阶级剥削本质，揭露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为目的，所以一开始就明确把握所研究的对象，并给予这个对象以非常严密的、完全符合于客观事实的科学规定。这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的一个抓住要害的步骤，是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决定关键，同时也是我们学习《资本论》首先要搞清楚的重要环节。
（三）《资本论》的方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既经明确了，现在我们要进而讨论它的方法。虽然确定什么是研究对象，也是方法论上要处理的问题，但我们这里却是要指出：已经确定了的这样的对象，必须用怎样的方法来研究它。
马克思对于经济学的研究，自始就是非常重视方法的。早在一八四七年批判蒲鲁东的一部经典著作——《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对蒲鲁东的形而上学方法，作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蒲鲁东没有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方法，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产关系，及其内在的矛盾运动和发展，却把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从那种生产关系抽象出来的范畴，概念原则，看成是既定的，永久不变的；以那些概念范畴间的矛盾表现，来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的现实矛盾运动的分析。结果，他就只能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概念中翻筋斗。事实上，那些“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25]从这里，我们已不难看到，马克思在他对于蒲鲁东，从而也是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的批判中，已不仅表明他是如何重视方法，还表明他重视的是什么方法。
以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来反对并代替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就使得经济学发生了彻底革命。
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不再变革的、最后的社会形态，这就是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依照这个观点，就会把各种经济事物当作是孤立的，或没有内在联系的，认定它们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的，只强调对立物统一的一面，而不注意其对立斗争的一面。这样来对待并处理社会经济关系及其问题，就是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比如就作为资本主义运动根源的对立物的统一与斗争来说，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总是倾向于对立物的相互联系或统一的一面，而不肯强调斗争的一面。马克思曾批判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说：“在经济关系——以及它所表示的范畴——包含对立性的地方，在矛盾和矛盾的统一存在的地方，他总是把对立物的统一强调，而把诸对立物否定。他把对立物的统一，化为对立物的直接的同一。”[26]愈到晚近，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以及一切右翼社会党人和修正主义者，都在把穆勒这种看法，作为他们的阶级调和论和阶级合作论的理论基础。
但必须指出，十九世纪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以要采取那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除了他们的阶级立场，愈来愈以采取这样观点方法对他们有利以外，还因为当时的社会生产水平与交换关系，还有些妨碍他们放开眼界，全面地、深入地把全社会经济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它的内部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规律。而这正是有待于采取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运用辩证方法才能正确处理和发现的。依辩证的观点看来，各种社会经济事物是有它们的内在联系的，它们在“自己运动”中，不但有量变，并还有质变，而作为其变动的推动力，则不是什么对立物的相互依存与统一，而恰好是它们的矛盾与斗争。这和上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观点，是完全相反的。而依据这个观点，来对待处理现实经济关系，当然会得出相反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研究方面运用辩证方法，就要引起经济学彻底革命的原因。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形而上学地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所得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远维持下去的结论相反，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却明确而不可动摇地揭露出了它的暂时性与过渡性。关于什么是经济学的辩证方法问题，马克思曾借一位俄国经济学者就他的《资本论》的方法所讲的话，来加以表述。那位经济学者说：
“对马克思说来，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从事研究的各种现象的规律。并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各种现象具有一个完成形式，并保持一种可以在一定期间内看到的联系的时候支配着这各种现象的规律。对于他，比什么都重要的，是这各种现象的变化规律，它们的发展规律，那就是由一个形态过渡到另一个形态，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这种规律一经发现，他就要详细研究这种规律在社会生活上由以表现的各种结果。……所以，马克思所殷切关怀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用严格的科学研究，证明社会关系上某些具有一定性质的秩序的必然性，并且把那些对他说来是当作出发点和根据点的事实，尽可能完善地指证出来。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只要证明现在的秩序有其必然性，同时另一种秩序也有其必然性，并且不管人们是否相信，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前一种秩序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推移到这另一种秩序中去。马克思把社会的运动看为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永远是一样的，不管是适用于现在，还是适用于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正好否认了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照他的意见，正好相反，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特有的规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关系和支配这种社会关系的规律也不同。马克思抱定这个目标，从这个观点去研究并且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时，他不过严密科学地，树立了每一种对经济生活进行的准确研究所必须具有的目标。……这样一种研究的科学价值，是在于阐明，一定社会有机体的发生，生存，发展，死亡，以及它由另一个高级社会有机体代替的事实，受着一些什么特殊的规律支配。”[27]
马克思曾满意地指出，那位俄国经济学者描述的《资本论》的现实研究方法，就是他的辩证方法。那段话不仅指出了这种方法怎样依据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来进行研究，还指出了，要怎样研究才好把所研究对象的辩证发展关系表达出来。尽管如此，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是错综复杂的、变化多端的，所有上面引文中提到的各种现象中存在的规律，特别是它们的变化的规律、发展的规律、由一形态推移到另一形态的规律，并不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叫人们一看就清楚的。因此还必须根据资本主义性质，用这样或那样的较具体的方式方法，从各种表面复杂的现象中，去发现它们的本质关系，去确定它们的最重要的方面，最有决定性的过程，而由是把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其矛盾运动倾向，作为一个辩证发展的体系，在观念上复制或再生产出来。至于那些较具体的方式方法的如何运用的问题，马克思自己及其他革命导师，曾分别给予我们一些重要的指示。
马克思在表示他在《资本论》中应用的现实方法不外就是辩证方法以后，紧接着提出了研究的方法与说明的方法。他指示我们：“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的运动方才能够适当地叙述出来。”[28]
说到怎样进行这种综合说明或叙述，恩格斯曾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依照已经确立的辩证方法，也可以采取历史与逻辑的两种方法来进行。他指出了这两者的直接联系和区别；而在理论的研究上，则以采取大体上体现着现实历史进程的逻辑的方法较为适合[29]。上面引文中讲到的马克思看得更重要的，是现象之变化的规律，发展的规律，由一形态到他一形态、由一种联系的秩序到另一种联系的秩序的推移的规律等等，就是指着这种必然的逻辑。而马克思自己，在他着手写《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所写的一篇“导言”中，也曾讲到，经济学的研究或其叙述的程序，按照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做的那样，从活生生的总体状况入手，总是行不通的，总是需要借助于分析已经得到的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开始，然后由此一步一步地引到包含着更复杂规定的具体，即由简单的抽象上升到复杂的具体。但这样的说明叙述程序，一点也不能理解为任何一个包含有较复杂的关系或规定性的范畴的确定和研究，不要接触到活生生的具体情况。否则就成为脱离实际的从概念到更复杂的概念的抽象研究了。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指出，列宁就应用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所作的指示，对于我们有极大的启示意义。他说：“应用分析的方法还是应用综合的方法，这决不是（如通常所说的）‘我们随心所欲的事’，——这取决于‘那些必须认识的对象本身’”[30]。对分析综合方法的应用如此，对上述研究方法与说明方法、历史和逻辑方法、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等的应用，也是如此。对于同一经济制度下的各种不同经济关系，经济问题，需要根据全面发展的观点，辩证法的要求，因所研究对象的性质范围而运用不同的认识手段或各种较具体的方式方法。
所有在经济学研究上分别处理不同问题对象所应用的这些方式方法，其中也还包括形式逻辑上的归纳法与演绎法，都是从属于辩证方法，而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辩证方法论体系，在本质上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相区别。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不仅很突出地强调归纳方法或演绎方法，以致形成经济学上演绎学派和归纳学派。我们还知道有所谓历史学派、抽象学派，他们不时还大言不惭地玩弄“经济分析”的词汇。但他们在应用那些方法的时候，不仅是非常片面的、随意的，而且是依照他们那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把社会经济现象看成是孤立的、或没有内在本质联系的、没有质变的，或者只有联系统一而没有矛盾斗争的。这样，他们就是运用任何有效的认识的手段或方式方法，都很难达到正确认识所研究对象的目的。恩格斯指示我们说，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现今发展阶段上的德国的辩证方法比旧时庸俗唠叨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优越，至少象铁路比中世纪的交通工具优越一样”[31]。
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成功地建立起他自己的新经济学，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掌握并运用了这个辩证的方法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