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那篇论著中，讲到了关于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两种正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对于前一种态度，他是这样说明的：“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1]对于后一种态度，他是这样说明的：“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要用后一种态度去反对前一种态度，是非常明白的。但怎样去反对，怎样去使理论与革命实际结合，特别是为什么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中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中去找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就是把那种理论如何结合到我们革命实践的关键所在，也是要反对无目的地，抽象地，为研究理论而研究理论的态度的必由途径。其中还包含着在马克思的原则指导下，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真理。
本文打算先就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体现在理论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问题，作一交代；接下去，就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的《资本论》，来看它体现了怎样的立场、观点、方法，又看找到了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究将怎样把它的理论，结合到我们革命的实践中去。还将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在《资本论》出现以后，最先就是把体现在《资本论》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应用来研究新的社会经济问题，新的阶级斗争关系的理论的发展；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发展的同时，有关立场、观点、方法的原则，也一定会得到新的充实与发展。我相信，只要把这几点交代清楚了，那末研究、应用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结合到革命具体实践中去，为什么要找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就将得到理解了；同时也就回答了如何才是有目的地研究《资本论》的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体现在理论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
在毛泽东同志的论著中，特别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中，反复提到了普遍真理的问题。他在有的场合，还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习用语词，来对普遍真理加以注解。乍然一看，仿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到哪里都好用上，理应不发生什么结合的问题，不发生什么发展理论的问题。教条主义者就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修正主义者正和他们相反，在他们看来，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应用到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者一面反对教条主义，一面反对修正主义。他们所理解、所宣传、所坚持的普遍真理，是贯彻在一切学说理论中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判断一种学说理论是否正确，是否如实反映客观情况的准则。马克思主义的创建者——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发现并在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中第一次确立了这些原则准则。那些原则准则是什么呢？是工人阶级的立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方法以及根据那种世界观、方法论就阶级社会确立的带有普遍性的阶级斗争原理。它们的更概括的表现，就是革命者的立场、观点、方法。
任何一种理论的建立，都是有它的建立者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在其中的。一种理论是否正确，就看它的建立者是站在什么立场，看他怎样看待并处理他所研究的对象。一种不够正确或根本不正确的理论，也可能是看法不对头，也可能是处理的方法不正确，但更多的、更基本的还是立场有问题。我们不能希望站在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立场的人，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的创建或理解，会有什么成就；我们当然同样不能希望一个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人，能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的创建或理解，会有什么成就。这已说明，阶级立场不对头，它一开始就会妨碍人们釆取或应用较正确的观点方法，去接近事实，去辨认较能反映事实的理论。但这显然不是说，观点方法不那么重要，事实上，所谓正确的、坚定的阶级立场，根本就不是脱离了对于周围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问题的认识，而独立自在地形成的；恰好相反，那是不断通过对于那些关系及其问题的判断处理，通过生产与斗争的实践，而逐渐表现出来，明确起来，坚定起来的。但是，作为阶级社会的人，阶级利害关系，阶级的立场，总是最先最能左右他的认识的出发点。我们满可以说，有哪样的立场，就有哪样的观点和方法。如果说，一切以往的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最有利于采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那么，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就最适于采取彻底揭露现实剥削压迫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辩证方法。这就是所谓立场、观点与方法的统一。
（三）怎样理解研究《资本论》就要去找体现在《资本论》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还需要认真去“找”吗？
为了进一步较具体地阐明上述的原则问题，我想，最好是就如何才是有目的地研究《资本论》这个问题来展开说明。因为《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一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最重要的著作，它自始成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从它来找立场、观点、方法，以便把理论结合到我们后来革命斗争运动中来的起点。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发展，我们研究马克思以后的其他革命导师的著作或理论，总不免要从《资本论》去探索它的来源。
关于研究《资本论》，从《资本论》中找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可能有人会认为那都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用不着去找的。事实上不是连资产阶级学者也非难《资本论》的阶级倾向性太强、太唯物主义了，并且用杜林的话来说，又过于依赖那个辩证法的“拐杖”了吗？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所研究的论著本身的性质，还关系到研究者本身的阶级立场和认识水平。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曾斥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读了他的《资本论》竟惋惜其中没有专章讨论价值。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中曾指斥米海洛夫斯基之流，说他读了《共产党宣言》，读了《资本论》，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去找唯物史观。并且我们知道，象杜林、米海洛夫斯基，还有伯恩施坦之流，他们几乎是一鼻孔出气地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理论研究，都是按照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公式展开的，不是从丰富的现实材料得出的符合那个公式的结论。如果是这样，那便连一点唯物主义的影子也没有，又还能谈到什么为工人阶级服务的立场呢？可见找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不能看得简单，特别是要对一种理论著作的立场、观点、方法有统一的理解，那还只能期之于马克思主义者。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学者，尽管他们本身渗透了资产阶级的实质，却为了见不得人的目的，始终讳言阶级立场，甚至还讳言观点，仿佛一讲到这些，就是对于自由研究科学的障碍。
事实上，一种理论在它的产生过程中，它的作者就是使用了大量丰富的材料，就是严肃认真地作了科学的阶级的分析，可是理论一形成为理论，人们就很不容易体会或联想到它的创建者在怎样的具体条件和要求下作出这个理论的全过程。尽管《资本论》里面的每一种理论都有大量的现实材料作为依据，并且马克思也尽可能把他所依据的材料，在理论展开的过程中将它引述出来。但必须知道，那所引述的，毕竟还只是经过审慎精密抽样的结果，而理论的逻辑的展开，还往往不容许太多的罗列材料，以免妨碍它的系统论述；不但如此，马克思曾反复讲到，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一般还须依靠抽象力，也就是说，还不能不用一些假设的条件，舍象去次要的表象的因素，以便进行本质的分析。单就这几点来说，已经叫我们一般习惯有为学问而研究学问的旧传统或因袭惰性的人，对这部阶级性很强，同时理论性也很强的书，倾向于教条式的研究。还有值得注意之点，就是这部巨著，对于我们这些在时间上、空间上，特别是在社会性质上，多少有一定距离的研究者看来，也难免多少有一些隔膜之感。总之，《资本论》尽管是一部革命的书，一部革命指南的书，我们对它的研究，会采取主观主义的态度的可能性，并不一定比对其他论著更小，就某些方面说，甚或还要更大。怎样改变这个倾向呢？依照毛泽东同志指示的精神，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资本论》，带着一定政治任务去研究《资本论》，这才会鞭策我们把那种不良倾向改变过来。要完成一定的为了理论斗争或者为了理论建设的研究任务，就会促使我们对《资本论》研究的着重点，注意力，不是要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它讲了些什么方面，而是把更多的时间研究它为什么那么讲，那么讲究竟根据什么，那么讲解决了当时的什么问题，特别是对于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和要完成的任务，有怎样的联系，会提供怎样的启发和指导的作用。
（四）带着批判所谓新剥削论、新阶级调和论的政治任务来研究《资本论》，看我们该怎样去找立场、观点、方法
比方说罢，我们研究《资本论》，如果是带着这样的政治任务，或者是反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根据所谓资本生产力说提出来的新剥削论，或者是反对当代修正主义者根据所谓生产资料社会化说提出来的新阶级调和论，那就会和漫无目的地作着抽象的研究，大不相同。我们的注意力，就会从对于《资本论》理论本身的泛泛的一般的钻研，转移到它的作者当时提出有关那种理论来讨论的阶级历史任务的问题，并会注意他用阶级的科学的分析所得到的结论，究竟对于今天历史条件还有什么约束力或妥当性的问题。
现在且来简单说明所谓新剥削论和新阶级调和论是怎么一回事。一九五八年，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发出了耸人听闻的《资本家宣言》（它的作者是凯尔索、阿德勒两位经济学博士），其中狂叫大喊，说是劳动者剥削了资本家。这真是天翻地覆的颠倒！他们有没有“根据”呢？有的。仿佛还是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引伸出来的。他们认定，马克思论证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在十九世纪后期以前的西欧特别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生产条件主要靠劳动力，而劳动者并没有从生产物中得到应得的分额，所以马克思的这种剥削论是可以成立的。可是在这以后，在生产条件中占重要地位的，已经是生产资料，不是劳动力，这不也可以从《资本论》中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理论找到根据吗？可是尽管如此，在资本主义高度机械化或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美国劳动者的工资，却不但不曾因此减少，倒反而增加了；这不明明是劳动者剥削了资本家吗？这可算是对剥削论的大翻案，而且这个大翻案的结果的新剥削论，还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学说作为“依据”。俨然象是从修正主义者那里学得了一套“欲抑先扬”的手法；为了相互学习、相互呼应，人们正还在以赞赏的情怀，把这类手法叫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新倾向”或“新现象”。这里且不要讲它。我们再来说明一下，与这种新剥削论或反剥削论有密切联系的形形色色的阶级调和论。那些调和论者，无疑早有他们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巴斯夏之流），改良主义者（蒲鲁东之流）和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之流）那里传来的老传统，但晚近特别叫得起劲的阶级调和论，却特别把上述资本生产力说，在垄断资本条件下的生产资料集中化、社会化理论方面大做文章。他们和新剥削论者一样强调二十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资本主义，与这以前的资本主义比较起来，无论从量上讲还是从质上讲，都显得极不相同；他们认为这个看法，实际也和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日益趋于高度化的理论，和他的生产资料集中化、社会化的理论，不相抵触。仿佛生产资料社会化就是生产关系社会化，社会经济条件变化了，阶级利害关系也变化了。如其说，以前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把阶级利害关系冲突弄得尖锐化了；那么，现在资本家更依赖生产资料，更不依赖劳动力，他们对劳动者的剥削不仅是缓和了，减轻了，甚至还倒转过来受到了劳动者的剥削。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已经大可通过政治法律的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间的斗争关系，自然会相应趋于调和或解消。这就是上述新剥削论以及与它密切联系的旧阶级调和论的新版的概略。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果带着批判这类反动理论的任务去研究《资本论》，将怎样展开我们的批判工作呢？对于这一类荒谬绝伦的理论，无疑要全面予以否定；但问题是如何去否定，根据什么来否定。如果把如何评判这样的荒谬理论，拿来请教马克思或就证于他的《资本论》，那首先要被提到的，就是人们提出这样的理论，究竟是为了谁，有利于谁，为谁所欢迎。因为马克思在进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就是要解决当时流行着的一些不利于工人阶级，以至妨碍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宣传。他把问题这样提出来：第一，工人阶级是不是象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所说的那样，没有受资产阶级剥削呢？第二，就是剥削了，那是不是无可避免的命运呢？第三，要改变被剥削的命运，是不是要象各种社会改良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工人阶级不妨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地呆在一边，让他们去作广泛的博爱人道的宣传，以便促使资产阶级大发慈悲，放弃剥削呢？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全部理论，到头来无非是要论证“剥削有理”；所有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全部理论，到头来无非是要宣扬“斗争无用”。他们的理论于谁有利，为谁服务，是十分明白的。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为目的写下了《资本论》这部巨著，全部《资本论》的着眼点，就是毛主席所高度概括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用“造反有理”的精神和尺度，来测定一下所谓新剥削论与新阶级调和论，只不过表现它们分别是资本主义前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宣扬的“剥削有理论”和当时各种社会改良主义者叫嚷的“斗争无用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更丑恶的翻版而已。
无疑，从阶级立场出发，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那些歪论，不是讲出了一些好象是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过的理由吗？按照劳动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资本家剥削劳动者，是剥削活劳动；在垄断资本阶段，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不表示活劳动对生产资料（积累的劳动）愈来愈相对减少了吗？活劳动在生产条件中的比例降低了，可是劳动者从生产物中获得的分额，却不但没有减少，甚至还增加了，这不说明剥削在逐渐减轻，以至反过来剥削者在一定程度被剥削了吗？而由此联系到垄断资本条件下，生产资料的集中化、社会化，不也振振有词吗？其实，这都是极其荒谬的胡扯。根据《资本论》，投在生产资料上面的资本，属于不变资本，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只能保留和转移价值，不能增加价值。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追求超额利润，把更多的资本投在生产资料上，只不过想由此使产品价值低廉化，使劳动力价值低廉化，从而改变整个劳动日中的有偿劳动与无偿劳动的比例，改变劳动力价值与剩余价值的比例，改变工资与利润的比例。假若总的活劳动的减少，不能由那种比例的改变（即活劳动中的无偿劳动的增加）得到补偿而有余，他就宁可不要把更多资本投到生产资料上去。何况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只会更残酷地加强对劳动的剥削，只能发生机器驱逐劳动的后果，只有造成更大的失业后备军，而由是相应降低一般工资并引起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更不可调和的仇恨和更大规模的斗争。事实不是非常生动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吗？事实上，马克思早就预见到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趋势，一定要引起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以资本生产力说代替劳动生产力说的错觉。他曾说：“跟着相对剩余价值在真正的独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发展——同时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也会发展——这各种生产力以及劳动在直接劳动过程中的社会联系，都好象由劳动转移到资本上面来了。因此，资本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所有的社会生产力，都好象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从资本自己的胎里生出。”[3]当前各种各样的资本生产力理论，不正好说明这一点吗？新剥削论者、新阶级调和论者的论据，究在哪里呢？资本家相互间的拼死竞争，不是可能在某一定时期，把某一些部门的工资提高吗？资本家为了分化工人阶级，不是在以各种欺骗的方式方法收买大批工头工贼，把他们工资提高，从而同他们建立更密切的“友好”的关系吗？尽管诸如此类的做法，最后总会产生降低经常性的一般的工资后果，可是，上述的庸俗的经济学者与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者，却正是或者只是把这类暂时性的反常的事实拿来扩大宣传，并作为他们为资产阶级进行辩护的理论根据。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从表面看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和各种机会主义者，似乎都强调“变”，说什么社会经济情况变了，阶级关系不能不随着变，而反映这一切的思想学说，也不能不有所改变。如果我们今天还固执着马克思在前世纪的理论，那符合他的唯物史观和辩证逻辑吗？在这场合，他们倒象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拥护者。可是只要把马克思的讲法和他们的讲法作一比较观察，立即就可以判明，他们所强调的变，是把资本主义永恒论作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的量变。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当作研究结论提出来的，却是辩证法上的由量变积累到质变，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必然转变，是要由残酷的阶级斗争来实现的革命突变。由于马克思的这个归结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根据成熟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丰富材料研究出来的，而其特质特点，又是带有一般性的那些运动规律的理论表现，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消灭以前，就成为适用于一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普遍真理。从其发展过程来说，在资本主义由自由阶段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由它“一统天下”到面对着社会主义作殊死斗争，虽然要分别表现出一些极不相同的现象形态，但作为资本主义，它总归要剥削、榨取劳动者，总归要由此引起《资本论》作者所描述的一系列的运动过程，而把贯彻在其中的不可抗拒的辩证规律表现出来。这就是顽固保守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和善于临机应变的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者所面对着的无可奈何的现实。
由上面的说明，我们已不难看到，带着一定研究任务去研究《资本论》，它一开始就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理论所由形成的革命立场和观点方法方面去。只有从有关立场、观点、方法的视野，去研究，去比较考察理论，那个理论才有可能被我们所掌握并被有效地应用到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上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的问题，如果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原则去解决，那就不仅是理论本身的发展，同时也是有关立场、观点、方法原则的丰富充实与发展。为什么呢？我们接下去就要讲到这一点。
（五）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的发展，同时也是有关立场、观点、方法的原则的充实与发展。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的伟大贡献
当我们已经认识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资本论》，如果结合一定的政治任务，去从它找立场、观点、方法，然后再把它应用到我们实践中来，从我们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发现新的规律与原则，作出新的理论。这种理论，如象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象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如象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其他体现在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领域和政策方面的理论，就是坚决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有关革命立场、观点与方法原则而继续发展下来的。但是必须指出，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论在哪一方面有所发展的同时，也必须是有关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原则的充实与发展。为什么呢？这里存在着非常本质的原因，先分别来讲，然后再把它们综合起来说。
第一，在一切社会科学部门中，政治经济学以及与它有极密切联系的社会经济发展史（或社会发展史）本身，自始就把规定阶级性质，划分阶级成分，确定阶级对立斗争及其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关系等等作为它的基本内容。列宁指示我们：“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4]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里也就是阶级关系。所以恩格斯反复讲到，《资本论》所要说明的，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轴心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只是“我们的银行家、商人、工厂主和大土地占有者的全部资本，不外是工人阶级的积累起来的无偿劳动！”[5]谁都承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关系所作的分析，是十分详尽、全面、深刻的，但即使如此，他毕竟只是指出了阶级的基本原理，只讲到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的阶级关系。而在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阶级关系，在较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象在我们中国过去那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关系，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则需要他的后继者去继续努力了。这意味着体现经济关系中的阶级学说，要伴同政治经济学一同继续发展。
其次，就观点来说，马克思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发展应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的第一个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把唯物史观作为全书展开的导线。举凡包括在唯物史观中的各种命题，如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的一般过程，物质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关系，或一度有着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生产关系，到了束缚妨碍生产力发展时，就要导致社会革命等等，都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全面的反映。也就因为这样，列宁才在他那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著作中，反复说明，由于《资本论》，唯物史观变成为科学，即是说，上述的唯物史观的诸命题，或它作为一种科学所包括的各种原理原则，都被具体反映在《资本论》中了。为列宁所痛斥的米海洛夫斯基之流，读了《资本论》，不能发现在《资本论》中的唯物史观，诚如列宁所说，这不是马克思的过错。但这并不是说，有了《资本论》，就不再需要就唯物史观的各种原理原则以及它们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应用，作较全面较专门的研究著作。事实上，马克思逝世以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导师，几乎都分别结合所在社会阶级斗争的需要，在这门科学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相继作了非常重要的补充和发展。而按照它和阶级立场的关系来说，如果不是把所在社会的特定阶级关系，根据调查研究作过唯物主义的精密的分析，要想在斗争中站稳立场，也是很难办到的。
最后讲辩证方法的问题。就它和《资本论》的联系来说，有些和唯物史观相类似。《资本论》全面体现了唯物史观，但不曾就唯物史观这门科学本身作专门的论述。对于辩证法也是如此。列宁曾这样表示过，《资本论》的作者没有留下辩证法，但留下了活的辩证法——《资本论》。《资本论》的目的，原来就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就在阐述它由发生、发展以至灭亡的全过程。这全过程都表现为它自身内在条件的“自己运动”，表现为必然规律贯彻的辩证发展关系。这就是说，有了《资本论》，我们就懂得了，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中，辩证的发展运动规律是怎样贯彻的；特别是，我们由此了解到了，要用怎样的研究方法，才好把那种辩证法的发展运动规律如实地表达出来。但马克思毕竟没有留下辩证法，他曾计划过写这样一部书，而没有实现。事实上，他就是把这样的书写成了，也不能说他的后继者为了研究他们的所在社会新的经济关系，新的阶级关系或新的阶级斗争关系，而再无需要就那种方法原则作任何新的补充。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立场、观点、方法的原则问题，是和体现着特定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一样，要随着社会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去解决，去丰富充实它的内容。《资本论》在这每一个方面所作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它最先提出了有关的最基本原则，不仅在于它对那些原则的应用，作了永远值得我们效法的榜样；还在于，甚至特别在于，它在实际上不但容许而且要求那些原则，能被继续发展下去。列宁指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在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那就表明，它在任何方面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同时不能不是有关阶级斗争学说，有关唯物史观与辩证方法的原则的充实与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论》出现以后，在《资本论》为了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关系，首先创建了并正确运用了唯物史观与辩证方法的原则以后，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同志等，都要为了正确分析他们所在社会的不同于马克思当时的阶级关系，建立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理论与策略，同时还不能不分别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与方法的原则，作新的补充和阐述。这里只就毛泽东同志的论著作一简单例解。
由《毛泽东选集》显示的整个毛泽东思想或其理论的突出特点，就是和斗争密切联系着，充分地体现了阶级斗争学说的实质。毛泽东同志的那些论著，不但全是在战斗环境中写成，并还是为了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复杂社会阶级关系下解决谁战胜谁，把谁当作敌人，把谁当作朋友的问题而写成的。中国过去的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但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为研究对象的典型资本主义社会大不相同；就是和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分别作为研究对象的较落后资本主义社会和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也颇不一样。工人阶级要在那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领导革命斗争，首先就要因为它的太不发达的，又加上国内国外因素交织起来而变得异常复杂的阶级关系，而把辨认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在不同的斗争阶段，应该联合谁、打倒谁的问题，看作革命的首要问题，并且看作是关系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以及对内对外政策等方面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情况。我们有理由把《毛泽东选集》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看作是全书的总脉络，看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各方面和各历史时期的指南针。甚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这个阶级分析的精神，还一脉相承地继续体现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献中，也体现在当前论证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历史阶段的各种文献中。这任一方面的研究分析，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但却显然不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中，去找现成的答案。就是在研究分析中贯彻并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方法方面，也不容许完全照抄现成公式。毛泽东同志其所以在唯物主义观点方面，以实践论作为论题；在辩证法方面，其所以以矛盾论作为论题，是和他当时研究中国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的要求，是有密切联系的。每个革命导师在认识论上都是非常重视实践的，都是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的；但用实践论来突出表现唯物主义认识论，却就不能不说把认识论引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在这里，脱离现实的教条主义，一开始就要受到抨击；在“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6]的认识论面前，它再也没有回避躲闪的余地了。每个革命导师在方法论上都是非常重视矛盾的，都是把矛盾规律提到应有的高度的；但以矛盾论来突出地表现辩证方法论，却也不能不说是把方法论引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在这里，主张阶级调和的修正主义，一开始就要受到严厉谴责；在“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7]的真理面前，它再也无从施其诡辩的伎俩了。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所作的论证与说明，清楚地指出了，对于研究分析中国这种复杂社会阶级关系及其斗争的理论与策略问题，特别需要强调实践对认识的重大意义，强调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革命实践的能动飞跃的重大意义；也特别需要就矛盾的各种性质，就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就矛盾各方面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就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严格的区别。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本国的情况，应用到本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来，它就不只是充实乃至发展了那个理论本身，同时也要相应充实发展研究分析所借以进行的有关立场、观点、方法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就是沿着这个正确的道路发展过来的，并也还是要沿着这个正确道路发展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