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是萧公权先生最后一部长篇学术巨著，原由英文撰写，先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学术期刊，后再汇集成书，补写家世与生平两篇以及教育改革一章，分为四编。今由汪荣祖译成中文，列入《萧公权全集》第七册。
萧先生深入研究康有为，文长四十余万言，缘起于大批康氏未刊稿的出现。资料既备，萧先生以其精湛的哲学素养来治思想史，自如探囊取物，而且源源不绝。这批康氏未刊稿微卷即由萧先生赠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而流传台湾的。
萧先生以“平心”阅读康有为的未刊稿之后，对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子，有新的理解与论断。当英文原著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作者于康虽有批评，然大体而言过于同情康氏，甚至有左袒之嫌。此种观点多少受到1911年以后革命史观的影响。事实上，萧先生本人早年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康有为一章时，亦有所不免。如谓康氏反对革命，“貌似成理，而实多强辞夺理”，并谴责康氏“背宗邦而忠于殊类，谬误显然”。又谓：“康氏以立宪为保皇之手段，故其所号召者为假民权。托孔子以为变法之口实，故其所号召者乃假维新。”这些观点经深入检证后，都有所修正，斯乃史家忠于文献、实事求是的态度。故所谓过于同情云云，不过是以“公心述”而已。
“现代中国”与“新世界”乃是贯通全书的两大要义，前者意指国家富强的追寻，而后者则在大同理想的寻求。是以康有为既是热情爱国的改革家，又是沉思于遥远的乌托邦建造者。粗心的读者或以为这是一种矛盾现象，甚或指责作者未能妥为调和康氏思想上的不一致性。其实并不是不一致，而是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既不在同一层次，便无矛盾可言。萧先生已在书中明说：
这种不相同的见解并非不一致，而仅仅显示康氏如何在他一生中的不同阶段，扮演两种不同的任务：在儒家原则上形成一改制哲学，以及建立一超乎儒家的广泛哲学体系。关于后者，他经常超越今文经的范畴，超越既存制度与价值观。关于前者，他遵从既被接受的社会与道德价值，以及注视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改制考》与《大同书》并不相互抵消，而代表思想的两个层次。
这一段话足以化解认为康氏思想矛盾者的疑团。
萧先生在这部书里，时而作广泛的比较研究，也就是说把康有为思想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视野来观察，因而每能见微知著。例如他首发康氏深受陆九渊与王守仁的影响；又如他首先指出康氏《物质救国论》实已发陈独秀、吴稚晖等人的先声；又如他在述论康氏经济改革的主张时，涉及现代化的成败问题，并旁及明治日本的现代化经验；又如他推演康氏大同学说时，与世界上其他的乌托邦理论比而观之，因而肯定康氏是一世界级的乌托邦建造者。类此，展示了一种精辟的“宏观”。
精辟的“宏观”之外，还有细致的“微观”。在纵横的议论中，未曾忽略必要的考证。诸如《大同书》成书的年代（见页37）、康氏与廖平的纠葛（页51~52），以及康氏是否真正的儒者（页35）、对宗教的看法（页89），都能推见至隐，不偏不倚，作持平的解说，读者可以覆按。
萧先生虽着力于康有为思想的研究，然于康氏的性格情怀，落墨无多，而神貌自显。当我们终卷之后，康氏那种欲与孔子比高的狂态，那种乐利自信的心胸，跃浮脑际，久久难忘。同时我们也不禁感叹，康氏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多“不幸而言中”，也不禁赞叹康氏对现代化以及工业化的见解，岂止没有过时，反而更加真切。例如他一再强调译书与派遣留学生的重要，以及政治改良与经济成功的密切关系。他也见及工业化会导致世界化，因而在大同到来之前，工业化须不失为中国，也就是中国式的工业化。类此识见，真可说是与时益新。长久以来，国人视康有为“反动”，因其反革命。但革命未及一世纪，终发觉必须回头走改革的路。改革之路，也就是康有为曾经指出的道路。这部书给我们提供了康氏道路的全图。
此书卷帙浩大，翻译费时，译者以一人之力，抽课余之暇，锲而不舍，勉强完成，殊无握管吟哦、斟酌字句的时间，无论在信、达、雅上，皆难臻理想的境地，愿海内外读者，不吝指正。
萧先生生前曾戏谓我曰，他的全集必是Posthumous Works，不幸而言中，今屈指大师云亡已近六年矣！
汪荣祖
谨撰于弗州柏堡之白舍
1987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