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28日，谭其骧先生在寓所书房
本讲由三部分组成：《上海得名和建镇的年代问题》，原载1962年6月21日《文汇报》；《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原载《考古》1973年第1期；《〈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后记》，原载《上海地方史资料（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12月内部发行）。三文均收入《长水集》下册。本次选编综合了第一篇全文、第二篇的海陆变迁部分和第三篇的大部分，标题新拟。
一、建镇年代
旧籍所载上海建镇年代，除极笼统的“宋时”说外，共有三说，即嘉靖《上海县志》等的宋末说，《沪城备考》、嘉庆《上海县志》等的熙宁七年说和《大清一统志》的绍兴中说。熙宁、绍兴二说尽管明确指出了年号甚或某年，却绝不可信，证据是：
1．成书于熙宁之后元丰年间的《元丰九域志》，县下例载属镇，而秀州华亭县下只载青龙一镇，可见其时上海确未设镇。
2．成书于绍兴之后绍熙年间的《云间（即华亭）志》，卷上专立镇戍一目，所载还是只有青龙一镇，可见其时上海仍未设镇。
宋末说虽嫌笼统，倒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弘治《上海志》在卷五《儒学》下，提到咸淳中已有“监镇”董楷，已称作为“诸生肄习所”的古修堂为“镇学”，又在卷七《惠政》下称董楷以咸淳中“分司上海镇”，可见宋末咸淳年间上海确已建镇。
可是根据弘治《上海志》的记载，我们只能推定上海建镇于董楷到上海上任那一年即咸淳三年（见卷五董楷《受福亭记》）之前，并不能确定在此前究竟哪一年。黄苇同志根据卷四《庙貌》“文昌祠，宋咸淳中邑士唐时措立”，和下引元人屠性所撰《文昌祠记略》“上海始为镇时，东有文昌祠”这两条记载，说是上海设镇在宋咸淳年间或咸淳年间以后，决不会在咸淳年间以前，“因为上海开始设镇时，其东面已有文昌祠，而文昌祠又是邑士唐时措在宋咸淳中建立的”，并从而得出了上海设镇于咸淳元年或二年的结论，那是误解了《文昌祠记略》的文义。《记略》在“东有文昌祠”下接着说，“镇既升县，遂改为学宫”，它的原义只是说：上海在从前作为镇的时候，镇署的东面有一个文昌祠，等到镇既升县，就把文昌祠改作县的学宫。这句话只说明了县学的前身就是上海镇时代的文昌祠，并没有明确交代先建镇还是先有文昌祠，因而我们也就不能据此便断定设镇时东面已有文昌祠，并由于文昌祠建立于咸淳中，便认为建镇不可能在咸淳以前。
所以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史料而言，我们还只能笼统地说上海建镇于宋末，上限是《云间志》书成之年即绍熙四年（1193），下限是董楷任监镇之年即咸淳三年（1267）。黄苇同志的咸淳元、二年说的论据虽不能成立，但他所提出的具体年代距实际建镇年代当不会太远。
洪铭声同志主熙宁七年说，他的有力论据是《宋会要辑稿·酒曲杂录》中一条记载。可是这条记载只提到熙宁十年以前秀州十七酒务中有上海一务而已，并没有说其时上海已经建镇。宋制凡设有监当官掌茶盐酒税的所在称场或务，凡人烟繁盛处设有监官掌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的称镇（参《宋史·职官志》镇寨官、监当官，《文献通考·职官志》镇戍关市官），设酒务跟建镇是两回事；所以《宋会要》这条记载，只能说明熙宁十年前已有上海务，不能证实其时已有上海镇。洪铭声同志认为嘉庆《上海县志》明确而肯定地说熙宁七年建镇，决不能无中生有。看来无中生有大致不会，前人跟今人一样，误以上海设酒务与上海建镇混为一谈，倒是很可能的。
嘉庆《上海县志》这一条记载，在“熙宁七年”之下，系以四事：1．“改秀州为平江军”；2．“缘通海，海艘辐辏，即于华亭海设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3．“为上海镇”；4．“上海之名始此”。除上海建镇不在此年外，末了一点也是错的，等下文讲上海得名时再讲，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一、二两点是否可靠。
宋制州分四等：节度、防御、团练、军事。只有节度州才有军额。秀州在北宋一代始终是军事州，不可能有军额。何况平江军是苏州的军额，苏、秀二州壤地相接，秀州怎么可能也叫起平江军来（参《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宋史·地理志》）？第一点完全错误。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中有《市舶司》一章，详细记载了从北宋开国到南宋嘉定以前有关市舶的建置沿革，不仅提到了所有设置市舶司的地点，连设有市舶司所领市舶务的地点也都提到了，但全篇绝未提到上海二字。可见在上海设置市舶司只可能在嘉定以后的宋末，不可能在北宋的熙宁年间。第二点也不确。
嘉庆《上海县志》的记载是如此的不可靠，我们怎能因为它措辞明确而肯定，就轻易置信？
旧时代修地方志的人多数是乡曲陋儒，学识极为有限，既不懂得处理史料的方法，也不懂得前代典章制度，原始资料一经他们编纂，往往会造成许多错误；所以我们采用地方志记载考订史事，必须善于鉴别，十分审慎。但这样当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忽视地方志的史料价值。方志里一般都辑录了许多不见于其他载籍的前人作品，这是最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就是出于纂修人之手的方志本文，极大部分毕竟还是有所依据的，尽管跟原始资料可能已有些出入。正因为如此，研究历史而不注意搜集地方志资料，显然也会犯错误。关于宋代曾在上海设置市舶一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日本藤田丰八著《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一书，他只看到了明末曹学佺《名胜志》里有“宋即其地，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曰上海镇”这么一句，而此事不见于宋代官书《宋会要》，也不见于正史中的《宋史》，因而他就认为《名胜志》这句话出于明人传说，不足置信，实际上海在宋代并未设置过市舶官。我想藤田氏要是仔细翻检一下上海的地方志，便不会得出这一错误的结论。原来《名胜志》之说当本于方志，而方志中有此说，却是有确凿可信的史料依据的，并非出于悠谬的传说。弘治《上海志》卷五《堂宇》载有宋人董楷在咸淳五年所作两篇文章，一篇叫《古修堂记》，篇中提到了“前分司缪君相之”，一篇叫《受福亭记》，篇首就说“咸淳五年八月，楷忝命舶司，既逾二载”，这岂不是无可置疑地证实了宋末咸淳年间上海确已设有市舶官？《宋会要》只修到宁宗朝为止，元人所修《宋史》以实录为据，而《宋实录》亦惟宁宗以前有完书，故《宋史》于理、度二朝事多阙略。所以在《宋会要》《宋史》里找不到关于在上海设置市舶机构的记载，这一点只能据以证明上海市舶置于熙宁说或绍兴说之不可信，自不能连宋时说和宋末说也一概予以否定，认为终宋一代绝无其事。
镇和市舶本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机构。全国各地都设有镇，是县以下的一种地方行政机构。市舶则只设在为数不多的沿海州、县或镇，掌海上贸易；虽然有时不一定设有专职人员，可由地方官或转运使、提刑兼任，但其职务本身则不属于地方行政系统（参《宋史·职官志》提举市舶司、《文献通考》提举市舶）。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建镇和设置市舶应该是两回事。不过上海的情况似乎比较特殊。上海镇和上海市舶司都不见于咸淳以前记载，而咸淳初年任市舶分司的董楷又被称为监镇，据此看来，很可能上海在设置市舶之前并未建镇，还是为了要设置市舶才建镇的，因而监镇之职即由市舶兼领，也就是说，这两件事在上海实际上是一回事。这只是一种假定，究竟是否合于史实，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上海镇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升为县；市舶则在此后六年即大德二年（1298）并归庆元路（今浙江宁波市），见《元史·百官志》。
丘祖铭同志认为上海在宋代并未正式设镇，理由是：唐承隋制设置镇将，宋收镇将之权归于县，旧镇多所废罢，“以不建镇为原则”，咸淳中南宋小朝廷正在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状态中，更不可能“违背祖宗的前规，忽而把上海设立为镇”。这倒是一种独特的创见，可是历史事实并不如此。宋代的镇虽渊源于唐与五代，但性质迥不相同。唐与五代的镇长官是武职人员的镇将、镇副，其任务是镇捍防守；宋代的镇长官是文职人员的监管，其任务是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或兼征税榷酤（参两《唐书·百官志》、《宋会要辑稿·职官》卷四八）。宋初为了把旧时代军政性质的镇改变成为民政、财政性质的镇，因而采取了收镇将之权归于县、诸镇多所罢废的措施，这怎么能就说宋以不建镇为原则，为祖规呢？事实上有宋一代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处增置的镇很多，单是见于《宋会要辑稿·方域》之《市镇》篇中不完全的记载，即数以百计，试问不建镇的原则何在？祖规何在？
丘祖铭同志又说：《大明一统志》说上海在“宋时商贩积聚，曰上海市”，弘治《上海志》说“当宋时蕃商辐辏，乃以镇名”，可见为镇为市，“不过是人民群众这样称呼罢了”，并没有经过政府批准公布的手续。这可能是由于他没有注意到弘治《上海志》里又有称董楷为监镇、称古修堂为镇学这两条记载之故。
二、得名年代
黄苇、洪铭声两位同志都认为上海旧名华亭海，建镇时才改名上海；换言之，即上海之得名与设镇同时。这一看法的史料依据是明以来各种地方志和取材于地方志的《大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和《大清一统志》等。这么许多种旧籍对这一点的说法是一致的，黄、洪两位因而就深信不疑。其实识别旧籍记载之是否可信，主要应依靠我们自己的分析研究，不能取决于记载之是否一致；旧籍关于这一点说法之所以一致，只是以讹传讹而已，绝不可信。
为什么不可信？华亭海不可能是一个聚落名，说古人会用华亭海三字作为华亭县境内滨海许多聚落中某一聚落的专称，尤其是不可思议的事，此其一。上海最初兴起于上海浦岸上，聚落一经形成，即以浦名名聚落，那是很自然的事，说这一聚落初期不叫上海，一直要等到建镇时才得名上海，也是不合于常情的怪事，此其二。
那么旧籍中这一说法是无中生有的吗？倒也不是。我在《再论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一文（原载1961年3月10日《文汇报》，收入《长水集》下册，下文简称《再论成陆年代》）中已经指出：唐宋时确有所谓华亭海，但原意本泛指华亭县的全部海面；后来的上海县城所在地在未成陆以前也确是华亭海的一部分，但不能说旧华亭海就等于后来的上海县。总之，华亭海是海名，不是聚落名。可见“华亭海”三字是有来历的，华亭海跟上海也是有关系的，修地方志的人只是误解了这种关系而已。
旧说的错误一经交代清楚，现在我们就可以正确地解答上海得名年代这一问题了，那就是：“上海”是上海这一聚落的原始名称，换言之，即上海之得名与形成聚落同时；华亭海不是这―聚落的旧名，而是这一带地方在未成陆以前的海面名。
但单是这样从事理上推论也许还不足令人信服，好在洪铭声同志已为我们在《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九·酒曲杂录》中找到了一条明确可靠的史料：
秀州旧在城及青龙、……上海、……十七务，岁……贯；
熙宁十年，祖额…贯……文；买扑……贯……分。
上文已考定上海设镇在宋末，而这条记载又告诉我们在北宋熙宁十年以前已经有了上海务，这不是有力地证实了上海在设镇以前早就叫做上海了吗？
按宋代历次纂修会要，第一次奏上于庆历四年，记事截至庆历三年止，书名《国朝会要》，第二次奏上于元丰四年，记事截至熙宁十年止，书名《元丰增修五朝会要》。今本《宋会要辑稿》，《商税》《酒曲》两篇各州下皆载有“旧”与熙宁十年两种岁额，《盐法篇》则只载一种税额，末云“以上国朝会要”。可见《商税》《酒曲》二篇当录自《元丰增修五朝会要》，其中熙宁十年额系新额，而所谓“旧”，当系《国朝会要》中旧额，亦即庆历三年（1043）以前的旧额。又《辑稿·食货·酒曲杂录》载天圣元年诸处酒务“以大中祥符元年至乾兴元年内取一年课高者为额”，则《国朝会要》中的岁额，可能即天圣元年（1023）所定。这样说来，上海设酒务应在天圣以前。从聚落的最初形成到发展得够资格设置酒务，又当有一段不太短的过程，因此，上海聚落的最初形成亦即上海之得名，估计至迟当在五代或宋初，即公元第十世纪，下距宋末建镇约三百年。
三、海陆变迁
上海市的大陆部分可分为四个成陆过程迥然不同的区域：
1．冈身地带 远古时代太湖原是一个海湾。其后长江南岸的沙嘴自西北逐渐向东南伸展，在到达杭州湾后，由于受强潮影响，折而向西南推进，终于和钱塘江口的沙嘴连成一气，将太湖与大海隔开，沙嘴的外缘就成了江南地区第一条基本上连续的海岸线。其时沙嘴外侧的海水远较后世近岸处的海水为深而且清，因而生长着大量的介壳类动物，波浪颇为强烈。强烈的波浪将近海泥沙与介壳动物的残骸堆积在沙嘴的边缘，其堆积高程达到最高潮水位的高度。后人因其高出于附近的地面，故称之为“冈身”（始见北宋郏亶《水利书》、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
松北冈身见范成大《吴郡志》、淳祐《玉峰志》、各太仓州志、嘉定县志；松南冈身见绍熙《云间志》、各松江府志。松北五冈各书所载名称不同。松南三冈曰沙冈、紫冈、竹冈，各志同。诸冈位置各书所载亦多出入，且不明确，兹据详细地图推定其东西二条大致方位，中间各条姑置不问。
冈身在松江（今吴淞江）故道以北并列着五条：第一条即最西一条相当于太仓、外冈、方泰一线，第五条即最东一条相当于娄塘、嘉定、马陆、南翔一线，东西相距在太仓境内宽约八公里，东南向渐次收缩，至嘉定南境减为六公里；松江故道以南并列着三条，第一条相当于马桥、邬桥、胡桥、漕泾一线，第三条相当于诸翟、新市、柘林一线，宽度一般不过二公里，狭处仅一公里半，南端近海处扩展至四公里左右 。
1959年发现在冈身地带上的马桥古文化遗址，当时考古工作者对其年代所作的估计是“不会迟于两千年前”。因此我在《成陆年代》（《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原载《文汇报》1960年11月15日，收入《长水集》下册）一文中说：过去有人认为冈身是一世纪时的海岸线，这个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冈身的形成“不始于一世纪，至少应上推一二千年”，即距今三四千年。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冈身地带的成陆，更应向上推一个时期。因为马桥遗址共有四层：最上层是唐、宋时代的遗存；次为春秋、战国时代的遗存；再下一层根据它的陶器形制和花纹，可以断定属于商、周文化遗址；所以最下层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当然要比三千年前左右的商、周时代更早。就其石器、陶器的形制而言，都属于良渚文化型，而良渚文化的年代，一般说来，正该在距今四千多年前。遗址位于马桥镇东、俞塘村北，在松江故道以南三条冈身中西边的一条，即沙冈和中间一条紫冈之间，则沙、紫二冈的形成，自应更在此遗址之前，估计不会迟于五六千年前。
原先我认为沙、紫二冈间的陆地形成于三四千年前，而四世纪时海岸线仍在东边一条冈身即竹冈以外不远处，所以我估计全部冈身地带的成陆过程，即古海岸自西首一条冈身推移到离开最东一条冈身，约经历了两千多年。新的考古资料一方面既说明了沙、紫二冈间陆地的形成应上推约两千年；另一方面，由于冈身以东绝无魏、晋以前的遗址，又证明了海岸线离开竹冈迅速东进，的确不会很早，约在四世纪以后一说仍可采用，但改为从四世纪开始更确切。依此推算，则此宽度不过一公里半至八公里的冈身地带，其形成过程，竟长达约四千余年之久。这是四区中成陆最慢的一区，平均约五百年以上乃至三千年才伸展一公里。
这几千年中海岸伸展之所以如此之慢，那是由于古代长江流域森林茂密，植被良好，为地表径流冲刷到长江大小支流中的泥沙本来就不多；这些泥沙的绝大部分又都在干支各流中、下游的湖泊与河床里停积了下来，能为江流携带到江口以外东海之滨的为数更少。在这几千年里，冈身以外的泥沙沉积量有时与本地区的地体下沉量和所受海潮的侵蚀量略相平衡，海岸即在原有的冈身上停滞不前。有时沉积量超过了下沉量和受蚀量，海岸即稍稍在冈身外向前推进。等到再一次转入沉积量与下沉量和受蚀量平衡时期，又开始形成一条新的冈身。
郏乔《水利书》：“吴淞古江故道深广，可敌千浦。”郏亶《水利书》：“古……塘浦阔者三十余丈，狭者不下二十余丈。”
又由于松江是古代太湖尾闾“三江”中最大一江，江口极为深阔 ，长江江流挟带到江口南岸东海之滨的泥沙能够越过松江口到达松南海滨的，较在松江口以北沉积下来的要少得多。所以有时在松江口以北已成长了新的冈外沙滩，在松江口以南却还没有，等到进入下一次沉积与下沉、受蚀平衡时期，松北便又有新冈身形成，松南则仅在原有的冈身上增加宽度而已。这就是在这几千年内松江口南北形成的冈身条数多少不同，冈身地带的宽度也不同之故。
冈身地带系由江流海潮挟带泥沙贝壳在自然条件下堆积而成，因而土质较粗，地势在四区中最为高爽。古代人类为了避免遭遇水灾，喜欢选择高地居住，所以在这一狭长地带上，发现了许多从新石器时代直到唐、宋时代的遗址和墓葬。
2．冈身以内 这一区在第一条冈身形成以前，本是西通太湖、东通大海的一大片浅海，东南两面有一条长江的沙嘴，中间分布着一些沙洲和岛屿。有一部分沙嘴和沙洲平时已露出水面，但遇海潮盛涨时仍不免被淹。第一条冈身形成后，潮汐为冈身所阻，原来较高的沙嘴沙洲免除了被淹的威胁，不久就成为上海最早有人类居住的陆地。青浦县崧泽遗址，应即其中的一个点。这个遗址的下层新石器时代遗存，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距今在五千年以上。但本区大部分地区则都是在冈身形成以后才由浅海变而为潟湖进而葑淤成陆的。这一过程历时并不很久。已发现的冈身以内新石器时代遗址达十余处之多，分布地区甚广，西至淀山湖、金山坟，北起福泉山、孔宅，南抵戚家墩，可见三四千年前，这一过程业已完成，只留下了一部分潟湖，因湖底较深，变成了淡水湖。
但现在本区内的淡水湖不一定就是古代潟湖的残迹。即如淀山湖遗址既在淀山湖中，可见三四千年前这里原已成陆。历史时期太湖平原在缓慢下沉，今天的淀山湖，是在该地成陆以后又经历了一二千年，由于地体下沉又变而成湖的。
本区是太湖平原的一部分，是全上海四区中地势最低洼的一区。一般高程都在洪水位之下，农田皆赖人工修筑圩堤保护。土质以湖积为主，颗粒较细。
3．冈身以外、里护塘以内 冈身以外的成陆年代要比冈身及冈身以内晚得多，这一点我在《成陆年代》中已着重指出。在近年出土文物分布图上，所有新石器时代、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遗址和墓葬，都分布在冈身以内或正在冈身地带上，在冈身以外，最早的只有一处南朝墓葬，位于西去冈身约一里许的莘庄，1972年以后在下砂捍海塘一线以内还出土了南朝文物一处、唐代文物四处、唐代遗址一处，其余全是距今不满千年的宋以下墓葬，也显示了这一点。可是我们决不能据此便认为自莘庄以东，全部地区都是在宋以后才成陆的。须知一地从出水成陆到有人类在此从事生产活动，并定居下来，是需要经历一段相当时期的，这段时期可能长达数百年。我在《成陆年代》中推定唐开元初（八世纪初）所筑旧瀚海塘（实际应筑于唐以前）约在冈身以东约十公里；可能我所推定的具体位置不很正确，但相差不会太远。又有在冈身以东约十五公里处的沪渎重玄寺，和在冈身以东约十公里处至今犹见在的龙华寺，都创立于五代吴越时代，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可见冈身以东约二十公里，断然应成陆于唐以前。南朝时期自莘庄以东这片土地可能虽已成陆而只是海滨未经垦辟的荒地，还没有聚落，所以没有任何文物遗留下来，到了唐、五代时期，既然已筑有海塘寺院，岂能没有村落庐墓？只是其遗址尚未被发现而已。
《成陆年代》中推定四世纪时的海岸线大致还停留在冈身地带，即最东一条冈身以外不远处，那时还不能说得更具体。现在根据莘庄发现南朝（420—589）墓葬，姑且在插图上把四世纪时的松南海岸线就画在莘庄、闵行、南桥一线，即横沥泾一线，当与实际情况不至于相差很远。
已发现的宋墓分布地域最东直抵宝山的月浦、川沙高桥东北的老宝山和南汇县治的惠南镇（编者注：川沙、南汇今均并入上海市浦东新区）。老宝山、月浦二墓都有墓志铭，前者葬于南宋开禧年（十三世纪初），后者葬于南宋宝祐年间（十三世纪中）。惠南一墓确年无考，但墓中有龙泉窑瓷片，足见其时代也不可能早于南宋。这三个墓葬所在地的成陆年代当然应在这些墓葬之前。在现在地图上，月浦、老宝山距海甚近，惠南距海较远，但其成陆年代则应该是月浦在前，老宝山次之，惠南最近。
做过野外调查工作的一位同志曾向我谈起，月浦、江湾一线存在着断续的沙带，北蔡、周浦、下砂一线存在着比较连续的沙带。我以为这是同一时代形成的一条沙带，也就是弘治《上海志》中所提到的“下砂捍海塘”故址所在。我在《再论成陆年代》一文里估计这条海塘筑于五代或北宋初期。今按：吴越钱氏统治两浙时，比较注意农田水利。在防御海潮内侵方面，杭州附近钱塘江口的石塘就是那时修筑的，当然很可能在这东海之滨开元旧瀚海塘之外沿当时的海岸侧近也筑上一条新海塘。所以这条下砂捍海塘应以断作筑于吴越时代即十世纪前期为妥。海塘所在一线的成陆当然在筑塘之前，但不会前很久，因为那时候的海岸伸展速度是很快的。可姑且假定为十世纪初，上距八世纪初兴筑旧瀚海塘约二百年，陆地向外伸展了约十公里。这正好符合于我在《成陆年代》中所作出的唐、宋间海岸平均约二十年即涨出一公里的推断。
《太平寰宇记》：秀州“东至大海二百一十里”，华亭县在州“东一百二十里”。秀州州治即今浙江嘉兴县城，华亭县治即今松江县城，则其时海岸在今松江城东九十里，正该在下砂、周浦一线。《寰宇记》虽成书于十世纪后期宋太平兴国年间，其所采集的资料则一般都是早一个时期的。秀州的四至八到和领县距州里数，所据很可能就是后晋天福三年（938）吴越初置秀州时的调查记录。
老宝山在月浦、下砂一线之东约七公里半，按当时平均伸展率计算，其成陆约当在十一世纪中叶，正可与我在《成陆年代》中所推定的成书于十一世纪七十年代的郏亶《水利书》中松江南岸海岸线连成一线。
《宋史·河渠志七》：乾道八年，秀州守臣丘崈言：“兴筑（华亭）捍海塘堰，今已毕工，地理阔远，全借人力固护……”丘崈所筑有塘有堰，堰在通海诸河道上，距海较远，塘则一般皆迫近海岸，华亭东南二面皆濒海，东海岸已远在下砂捍海塘之外，故曰“地理阔远”。嘉庆《松江府志》载明人曹印儒《海塘考》：“海塘之制，本为捍御咸潮，以便耕稼。唐开元初名捍海塘，起杭之盐官，迄吴淞江，长一百五十里。宋乾道中、元至正初皆修焉；起嘉定老鹳嘴以南，抵海宁之澉浦以西……”讲到开元捍海塘是追溯府境海塘之始，起老鹳嘴抵澉浦的海塘才是当时见在的海塘，即今里护塘，曹氏认为即乾道、至正所修。
惠南镇又在十一世纪中叶海岸线之东约六公里。镇东的里护塘（即内捍海塘、大护塘、老护塘），始建于南宋乾道八年（1172） 。所以惠南以及同在里护塘一线上的川沙县城、大团和奉城等地，其成陆约当在十二世纪七十年代稍前。
从四世纪到十二世纪，约九百年间，海岸线从冈身侧近推向里护塘一线，共达三十余公里。这是上海四区中成陆速度最快的一区，比冈身地带要快上几十倍乃至几百倍。
这一区成陆速度之所以如此之快，原因在于自公元一世纪以后，中原历次的兵燹，促使黄河流域的人口一批批地大量移殖长江流域。随着长江流域人类生产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植被遭受破坏，江口外的泥沙沉积量日益增涨。沉积物先将近岸处水下三角洲填高，约自五世纪以后，即有大片沙滩陆续露出水面。但初出水的滩地在伏秋大潮汛时仍难免被淹没。历代在海滩前缘所修筑的堤塘，使堤内滩地在未堆积到最高潮位的高度时就脱离了江海的浸灌与冲积，因此一般高程稍低于不假人工堆成的冈身地带。海塘的修筑同时又迫使此后长江挟带来的泥沙全部堆积在海塘以外，人为地加快了陆地扩展的速度。
4．里护塘以外 从十二世纪七十年代初创筑里护塘，至今正好又是八百年。在这八百年内，长江所挟带到江口的泥沙量当然不会比前八百年少。但由于长江主泓经常由南泓道入海，泥沙主要沉积在北岸或江心，大大地扩展了江北岸南通以东的平原和江中的崇明等沙岛，沉积到南岸来的比较少，因此本区陆地的伸涨虽比冈身地带快得多，但比里护塘以内要慢得多。现今的海岸距里护塘在川沙城东仅六七公里，在南汇城东仅约十公里，最远处自大团镇东南至南汇嘴也不过十六七公里，平均速度不及前八百年的四分之一。
人工筑堤也助长了本区成陆的速度。由于近代江南的人口极为稠密，与海争地的需要更为迫切，八百年内，在此宽仅几公里至十几公里的新涨土地上，逐步向外增筑了至少四条海塘（钦公塘、老圩塘、陈公塘、新圩塘，见民国《川沙县志》），因此地面高程又稍低于里护塘以内。脱离海水浸灌未久，土质含盐量较高。
约在近四五百年内，长江大溜自太仓至川沙高桥港口附近紧迫南岸，流势甚急，这一带江岸受到严重刷汕，不仅没有涨出，反而有所坍进。高桥港以南，流势渐缓，泥沙开始沉积，陆地稍有增涨，越往南流势越缓，沉积量越大，故南汇嘴一带伸展最快。又有一部分泥沙在越过南汇嘴后，为杭州湾强潮推向西南，以致在奉贤县的里护塘以外，海岸也在向外伸展。
5．陆地坍没 前面已经提到近几百年来上海大陆的东北边缘地带有陆地坍没现象，这一现象只要打开大比例尺的地图一看就可以发现。吴淞口左右三十余公里的海塘全都紧迫海岸（即江岸），这当然绝不是筑塘时的原状，而是筑塘以后塘外滩地坍入江海的结果。宝山县城陡入大江中，附近一段海塘是石塘，要是没有这段石塘，县城当早已沦入江中。据《宝山县志》，则城外明代旧塘约在明末清初坍没入海，塘址逐步内移，去旧塘已数里而遥。清乾隆五年（1740）为保障县城的安全，乃于县城附近土塘内加筑石塘一段。今土塘已坍没，仅赖石塘护卫。
今宝山县城（位于今上海市宝山区）即明代吴淞所城，而这个吴淞所城是嘉靖十六年（1537）所筑的吴淞所新城。洪武十九年（1386）创筑的吴淞所旧城，在新城东北一里，距当时的海岸三里。可见此处明初海岸应在今岸之外二公里余。
自宋至明屡见记载的著名大镇黄姚场（黄窑镇），明季或清初沦于海，故址在今月浦镇东北三公里张家宅后海塘外。当立场建镇之初，当然不可能紧靠海岸，其时海岸当又在此外若干里。
吴淞口以东，明以前的海塘起点地名老鹳嘴，在今海塘起点草庵渡之北。至清代老鹳嘴全部坍没，据说共坍进数十里。
明永乐十年（1412），在今高桥镇东北老宝山城稍西筑土山高三十丈，昼则举烟，夜则明火，以为海运往来表识，山成，命名宝山。初筑山时距海三十里，其后山外平陆逐渐沦没，至万历十年（1582）海潮大溢，山及山麓的宝山旧城为洪涛冲没殆尽，仅留余址（清康熙中建宝山新城于万历旧址西北二里，即今老宝山城）。今海塘距宝山故址不足一公里。
弘治《上海志》卷五堰闸节海堤条引乔维翰《记略》：“边海旧有积沙，亘数百里，近岁漂没殆尽，无所障蔽。盛秋水涝，挟以飓风，为患特甚……”此文作于成化癸巳（1473），可见海岸被刷坍现象十五世纪中叶已开始。
以上叙高桥港以北海岸内坍情况，除黄姚场故址见《月浦里志》外，其余皆见光绪《宝山县志》；高桥港以南，见民国《川沙县志》。
上海大陆东北部近几百年来有坍没现象是很明显的，问题是这种现象开始于什么时候，开始以前原来的海岸线在哪里？这还有待于进一步寻究。证以上述几个事例，则至迟在明代后期即十六世纪初叶当已开始 ，过去有人认为始于十八世纪中叶，是不确切的。内坍现象是从西北逐渐扩向东南的，清末以来，高桥港以南的九团地带也已有所坍进。
图10-1 上海大陆部分海陆变迁示意图
在东北部边缘地带坍没入海以前，大陆南部边缘的陆沉现象，更为严重。
古代的杭州湾北岸应在今岸之南，考古工作者提供了两个很好的实证：一是1963年发掘的金山戚家墩从新石器时代直到秦汉的遗址在现今海塘外沙滩上，涨潮时被淹没，考古工作者要等到落潮时遗址露出水面才能进行工作。二是最近又在奉贤柘林城南的海边盐场上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在这一带为人所熟知的是金山和金山城由陆沦海。
金山一名大金山，在今金山嘴东南七公里海中；又有小金山，在大金山西北约二公里。地方志上都讲到了古代金山本在陆上，山北麓有一个金山城；后世金山城及其附近平陆沦没于海，大小金山遂孤悬海中（各松江府志、金山卫志、金山县志）。可是都没有讲清楚金山在陆上可以上溯到什么时代，又在什么时代开始脱离大陆。
1958年考古工作者曾在金山山腰上发现了约三千年前的印纹陶陶片（见黄宣佩《考古发现与上海成陆年代》，《文汇报》1962年2月18日），这就证明了约三千年前，金山是在陆上的，要是那时也像今天那样是一个孤悬海中的山岛的话，人类就不可能在此聚居。
《太平寰宇记》：苏州“东南至海岸钊山四百五里”。按，金山城相传为周康王东游时所筑，南接金山，因以为名（始见绍熙《云间志》）。周康王是不可能跑到这里来筑城的，核以《寰宇记》这条记载，这一传说应该是由于金山本名钊山，遂将山麓的金山城附会为周康王所筑，因为周康王名钊。又按，自五代后晋时吴越分苏州为秀州后，苏州辖境东南不至海，《寰宇记》这条资料，显系采自分州以前的记载，大致可以反映唐代中后期的情况。由此可见，金山在唐代正在海岸上。
又据宋常棠《澉水志》，金山西南四十余里浙江境内的王盘山，南宋淳祐中曾发现古井，井砖上刻有文字，从刻辞中可知其地系东晋时屯兵处。海中孤岛不可能屯兵，足见东晋时王盘山亦在陆上。王盘既在陆上，据地势推断，其时金山附近的海岸当更在山之南与东各若干里。晋后海岸逐渐北移，不知何时王盘入海，至唐代金山遂迫临海澨。
金山城应创建于六世纪初，即梁天监中所置前京县城，考见《再论成陆年代》。旧说除周康王筑一说外，又有吴越钱氏时筑一说（《读史方舆纪要》、《清一统志》、嘉庆《松江府志》）。后说宜可信，五代时前京城当废圮已久，钱氏乃重筑以为海上戍守处，改名金山城。
北宋时金山仍在陆上，其证有二：1.据《云间志》，金山山顶的慈济院建于元丰间（1078—1085），若其时山已脱离大陆，不可能在孤岛上建院。2.《云间志》又云，寒穴泉出金山顶，以甘冽著称。志又载有北宋时唐询、王安石、梅圣俞等人所咏寒穴泉诗及《寒穴泉铭并序》，都没有说到此泉在海中孤岛上。
金山城一带陆地坍没入海，金山之与大陆隔绝，当在南宋初年，十二世纪中叶。故成书于绍熙年间（1190—1194）的《云间志》，其寒穴泉、慈济院、金山忠烈昭应庙三条，都说在“海中金山”上。至于金山、金山城二条不言在海中或已沦没入海，当系录自旧图经，未及根据新情况予以注明。慈济院系“元丰间释惠安造，绍兴元年请额”，则绍兴之初（1131），金山应犹在陆上，山北陆地之沦没当在绍兴初年之后。
据明、清地方志，金山卫城南一带的海塘在元代凡内移三次；元以后、明成化以前续有坍进；成化以后，卫城附近趋于稳定，自金山嘴以东，自东而西，先有柘林城南的蔡庙港堡，后有漕泾镇南的胡家港堡，相继在清雍正以前坍没；雍正以后二百多年来基本上稳定。
历史时期海岸线推展速度快慢的原因，一方面是长江所挟带到江口泥沙量的多少和长江主泓道的南北摆动，但另一种因素也在起相当重要的作用。气候的变化影响到海面的升降：海面升使海岸停止前进甚或后退；海面降使大面积海涂出水成陆，岸线迅速向外推进。下面根据竺可桢先生和张丕远同志对我国近五六千年来气候变迁所作的研究成果（《竺可桢文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二章，张丕远《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用以推阐气候变迁与上海海岸推进迟速的关系。
从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时期起到三千年前的殷墟时代和西周初年，气候都要比现在温暖潮湿许多，黄河流域如此，长江流域也是如此。上海地区的青浦崧泽和金山亭林两处新石器时代的孢粉分析，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估计其时年平均气温要高出现代2℃—3℃。前十世纪以后约有一两个世纪气候转冷，进入春秋以后经战国、秦至西汉武帝时即前一世纪这六七百年内，又是一个温暖时期。直到东汉前期即公元一世纪时才转趋寒冷。总之，从前五六千年到前两千年是一个历时几千年之久的长期温暖气候时期，中间只间隔了一两次世纪性的寒冷时期。这正和上海地区海岸长期停留在冈身一带的时间相当，可见这几千年内海岸之所以伸展得极为缓慢，气候温暖导致海面高升应该是原因之一，其重要性可能还有过于其时长江输入东海的泥沙量不多这一原因。
自公元一世纪起气候转趋寒冷，至四世纪时达到顶点，估计年平均气温低于现在2℃—4℃。这时海岸应由于海面下降而迅速外展，这和我们原先推定海岸在四世纪时大致还停留在冈身外不远处，从五世纪起即迅速向外扩展是基本符合的。现在考虑到这个因素，则原先的推断应提前约一个世纪，即海岸离开冈身附近迅速外展应始于四世纪时。
五、六世纪即南朝时期的气温仍比现在低，所以从四世纪后在短短约三百年时间内，海岸线已推展到了远离冈身约二十公里那么远。七世纪中叶以后和八、九两个世纪即唐代自高宗以后气候又转暖，所以在这两百多年内，海岸似乎又停止推进或推进得很慢，下砂捍海塘一线的海岸约形成于唐季，西去严桥遗址仅一公里许。
十世纪下半叶到十一二世纪又是寒冷时期，所以海岸线从下砂捍海塘一线迅速伸展到了里护塘一线，在不过二百年的时间内推进了约十四五公里。
十三世纪初气候转暖，十四世纪后又转冷，延续五六百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纪都比现在冷，进入二十世纪才转暖。自1172年兴筑里护塘至今八百年中有五六百年是寒冷时代，但里护塘以外扩展的陆地并不很多，那就不是气候在起作用了，而应该是由于长江主泓道南移，新涨出来的海滩不断受到刷汕之故。
实际上海岸的推移是由多种因素交错起作用决定的。这些因素时而此强彼弱，时而此弱彼强，以致海岸非但不会长时期按同一速度向外伸展，并且有时根本停止不动，有时前进，有时后退，进退又时而快，时而慢，所以不论是几千年也好，几百年也好，甚至几十年也好，都不可能有什么定向移动、平均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