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批评、欣赏。
今讲《文赋》意在此三者,而所重在创作与欣赏。此较之批评更玄。玄并不一定是高深、玄秘(佛家名词,“玄”下不要“妙”,“秘”上不要“神”)。
今单讲这个创作与欣赏。
对文学作品,人若能欣赏,是跳出来了;文学若真能把人抓住,人只剩下跟它跑,便无暇批评了。创作的路是从何走上去的?绝不会是从批评,而是从欣赏引起创作的兴趣,从欣赏走上创作的路子。
“丑极”、“使人不可暂注目”(金圣叹批本《西厢记》),坏的东西刺耳、刺目、刺心。金圣叹嘴损。不是他嘴损,是我们嘴太笨,是我们观察不到。所以既曰欣赏,必是“爱好”。
创作←欣赏←爱好
“爱好”二字,真美,真是幸福。“爱好”是一件最美的“东西”(太具体),一件最美的“事情”(爱好非动作),爱好是最美的观念。每人都该有其爱好,一个人活着必有所爱好,始不致上吊、跳井、自杀;假如一旦在世上失掉爱好,就失掉生活的勇气、兴趣了。“未知生之可乐,焉知死之可悲”,在不高明的书中有此两句高明的话。生之所以可乐,便因有所爱好,其对象不外人、事、物。外国有个故事:一个活不下去的人居然因了一条狗而活下去了。狗值不得爱,而她居然爱了,难道她就为这狗而活着么?不然,不然。她活着,是因为她心中有活着的动机(源泉)。既有爱好的源泉,便要有对象、有寄托;爱好的源泉尚未枯竭,而又苦于不得对象,于是寄之于狗。一个瞎女孩,一生未结婚,老年好养猫,此亦因她爱的源泉未枯竭,须有所寄托。
生命只有一个,人到死回肠百转。“慷慨捐生易,从容就义难”,此指死节。自杀亦然。日人有岛武郎 [1] ,当他与爱人去自杀时,走在路上仍从容谈笑。此非不可能,但很难。人多所留恋,不是怕死。假如生命和钱财一样,花完还可再来还好,但生命只有一个。人到东西只剩一个时,没有一人不是吝啬的。浪子一掷百万,但到只剩一钱时反而吝惜。生命就是一个人一去而不返,人对死不是怕,是对生爱之至。人对生命的爱成为本能了,这不好。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便因在本能之外还有他的理智。动植物爱惜生命只是本能,现在人也如此了。我们对生命吝惜(好意),不仅是出于本能,还要想到保留此生命要做点什么,这需要理智。对生命的留恋生于爱好,故爱好对人生增加不少的勇气和兴趣,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不少幸福。
一个没有爱好的人,是人世间最没福的人。但我们既有爱好,必有所求。苦求而不得,岂非痛苦?但余以为“爱―→求―→不得”之苦,比那“无爱——无求——无失”之苦还小,前者较后者幸福,后者痛苦更大。一个人能做到无爱、无求、无失,叫他圣人、仙人、佛,但总之不是人。而今天所要讲的是怎样做一个人。人宁可爱而不得,也要有所爱、有所求,绝不可无爱、无求。既要做一个人,到了无爱、无求、无失,这样怎么活呀!人有所爱好,不但增加人勇气,而且是福气。人在有所爱、有所求时,是最向上、最向前的,其中一方面是专一。在有所爱、有所求时,心最专一(精诚),由精诚生出伟大。人有所爱、有所求,是自然如此。别的都可不要,都可牺牲,什么都忘了,一忘便是最大舒服,而其来源皆生于进取之心。还有,人在有所爱时,他的生命力最旺盛,精神最活泼,而且这时人是最美的一个人。
对别的人、事、物是爱好,对文学便成为欣赏。小时候看东西并不懂而记住了,现在一熟悉,好像有意义。
龚自珍诗句有“但开风气不为师”(《已亥杂诗》)。龚自珍诗江湖气,但此句尚好。假如因余所讲的几句话,能对文学发生兴趣,不厌恶而爱好,此便为余最大满足。因为要“开风气”,所以用种种方法,虽有时跑到文学外边去,但身在曹营、心存汉意,跑到外边去,得的经验多、观察细,对作文、创作、欣赏有帮助。孔门说“闻一以知十”(《论语•公冶长》),我们至少也要闻一知二。颜回固然难得,而究竟也还有孔子那么一个老师,他所讲的包罗万象。若他所说的只是九——也能闻一知十么?至少夫子所讲也是十,方可“知十”,否则所知恐怕只千百分之一。
余说“但开风气”,要精光四射,胸包万有。若自己所说连“一”都不够,怎能让人知?怎能让人学?
文学要与生活打成一片,有什么生活写什么文章。老杜诗沉着,可见其人做人实在;作品浮浅,其人便可知是饭桶;鲁迅文章头紧脚紧,可见其认真、要好。现在有的文章散松没劲,可见其心散。
文学最能表现作者,文学最能代表人格。所以余常拿人生讲文学。鲁迅先生是文人,也是战士。余之文人本质不够,文人气息很重,但战士一丝一毫做不到。这不但是意志问题,亦与体力有关。
思想不发表、不说、不写、不整理,永远只是个概念,不精密、不具体。荷兰作家望•蔼覃(Van Eeden)长篇童话《小约翰》 [2] (鲁迅译)写一号码博士,将一切自然界的奥秘化约为符号、化约为数字。现在我们不是号码也等于号码,不是主义,便是派别,亦犹昔日洛蜀之争 [3] (北宋)、朱陆 [4] 异同(南宋)。现在不说门户之争,文学上什么都没有呢,金字招牌挂出去了,口号喊出去了。拿点儿东西我们看看,有货最高不过三等品,甚至根本没有货。没这个力量,仅此“胆气”,也不能做此种妄想。
《学衡》 [5] (继《新青年》后出的杂志)攻击新文学,文用文言,有“乌托之邦”、“宁古之塔”、“英吉之利”等语。“衡”,衡谁呀!只衡出自已无知。但有一样可佩服,就是这样的文也敢发表。 [6]
所谓言中之物、物外之言,现在言中之物除去意义、派别,没别的东西;物外之言根本不知道,没人懂得。
《诗品》 [7] 《文赋》《文心雕龙》《典论•论文》《史通》 [8] ,你读它,言中之物需要了解(了解是自己的事,不用先生讲),物外之言需要欣赏。再看他文章,哪一个不是创作?
现在连说明、报告都不是,还叫文章么?现在大概还是只许说“今天天气哈哈哈”、“您没搬家”,不能说点儿真格的!
* * *
[1] 有岛武郎(1878—1923):日本近代作家,“白桦派”文学兴盛期重要人物之一,著有《一个女人》《卡因的后裔》等。1923年,有岛武郎与女记者波多野秋子一起在轻井泽别墅上吊自杀。
[2] 望•蔼覃:今译为凡•伊登(1860—1932),19世纪末20世纪初荷兰作家,代表作是童话《小约翰》。《小约翰》写天赋异禀的小约翰离家出走,畅游在大自然的奇妙世界,且一心寻找那本“解读人生所有疑问的大书”,最终怀着对人类的爱回归现实生活。鲁迅称之为“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
[3] 洛蜀之争:指北宋元祐年间以二程(程颐、程颢)为代表的洛学和以“二苏”(苏轼、苏辙)为代表的蜀学因学术分歧而导致的政治斗争。
[5] 《学衡》:1922年1月创刊,该刊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攻击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模仿西人﹐仅得糟粕”,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为其主要代表人物。
[6] 此段文字可参鲁迅《热风•估学衡》一文。
[7] 《诗品》:南朝梁代钟嵘所著,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之著书先例,将两汉至梁之诗人诗作,分上、中、下三品评论,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