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总论
《文心雕龙·时序篇》云：“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谶，颇略文华。然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虽非旁求，亦不遐弃。及明帝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孟坚珥笔于国史，贾逵给札于瑞颂，东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论，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羲皇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拓集浅陋；故扬赐号为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官于青土，公幹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漉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合章，动言成论。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澹，而稽阮应缪，并驰文路矣。”刘师培谓此篇述东汉三国文学变迁，至为明晰，诚学者所宜参考也。
刘师培云：“东汉之文，均尚和缓，其奋笔直书，以气运词，实自祢衡始。《鹦鹉赋序》谓衡因为赋，笔不停辍，文不加点，知他文亦然。是以汉魏文士，多尚聘辞，或慷慨高厉，或溢气坌涌，（孔融《荐祢衡疏》语）此皆衡文开之先也。”（孔融引重衡文即以此启。故融之所作多范伯喈，惟荐衡表则效衡体与他篇文气不同）刘说固是。然亦本于《文心雕龙》。《神思篇》云：“相如含笔而腐豪，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制，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召而成赋，子建援椟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鞍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彦和所举捷速诸人，多属建安者，可见西汉迟缓之文，至汉末而一变矣。
又云：“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专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见杨赐蔡邕等传）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
又云：“《文心雕龙》诸书，或以魏代文学，与汉不异，不知文学变迁，因自然之势，魏文与汉不同者盖有四焉。书檄之文，骋词以张势，一也；论说之文，渐事校练名理，二也；奏疏之文，质直而屏华，三也；诗赋之文，益事华靡，多慷慨之音，四也。凡此四者，概与建安以前有异，此则研究者所当知也。”（《中古文学史》）刘氏此论最精。盖文章之体，各有所宜，至此时而辨别始严。魏文帝《典论》文云：“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两汉之世，专欲为文人者惟辞赋家耳，若著散文者则以奏疏为最工，此则以政教为本，而非专欲为文者也。故两汉之世，尚未至于为文学而文学时代。迄乎曹魏，则文学之风始大盛，故论文之篇，子桓子建，均有佳制，非崇尚文学，曷克臻此？以是之故，诗赋之外，宜文宜质，亦极有体裁矣。
第二节 三曹之散文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云：“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三祖者武帝操、文帝丕、明帝睿也。陈王者，陈思王植也。四人之中，以操、丕及植为优。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人，举孝廉为郎，黄巾起拜骑都尉，历官至丞相，由魏国公晋封王，谥曰武，子丕受汉碑禅，尊为太祖武皇帝。《魏志》曰：“汉末天下大乱，豪雄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士矣。”申商韩白二语，可以见魏武之学术，即可以见魏武之文章，亦足以观汉魏之际之文风矣。魏武之四言诗，既笼罩一切，于三百篇外独树一帜，非汉人步趋三百篇者所能及：其散文亦雄伟悲壮，虎步百代。《一百三家集》有《魏武帝集》一卷。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后徵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
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憯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擒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荆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以极，意望已过矣。
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入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过于三世矣。
孤非徒对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滕》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已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思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
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赏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贵也。
曹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仕汉为五官中郎将，操殁，嗣为丞相，魏王受汉禅，改元黄初，薨谥曰文。《魏志》云：“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传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又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一百三家集》有《魏文帝集》一卷。
自叙
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并。会黄巾盛于海岳，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时年五岁，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余常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建安十年，始定冀州，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句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后军南征，次曲，尚书令荀彧奉使犒军，见余谈论之末，彧言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余言执事未睹夫项发口纵，俯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尔。余曰：埒有常径，的有常所。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若夫驰平原，赴丰草，要狡兽，截轻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斯则妙矣。时军祭酒张京在坐，顾彧拊手曰善。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于京师。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具得其法，余从阿学之精熟。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宿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因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甘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难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剿，正截其颡。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尽欢。夫事不可自谓己长，余少晓持复，自谓无对。俗名双戟为坐铁室，镶盾为蔽木户，后从陈国袁敏学，以单攻复，每为若神。对家不知所出，告曰若逢敏于狭路，直决耳。余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昔京师先工有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常恨不得与彼数子者对。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后之良史。
子桓文修饬安闲，与乃父之愤笔疾书，作风大别矣。他如《典论·论文》、《与吴质书》，尤为清丽卓约，吾尝以谓魏文帝之诗文，与王右军之书法，可同类共赏。
曹植字子建，丕弟，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黄初三年进侯为鄄城王，徙封东阿，又封陈，谥曰思。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印明活字《曹子建集》十卷。
籍田说
春耕于籍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顾而谓之曰：“昔者神农氏始尝万草，教民种植。今寡人之兴此田，将欲以拟乎治国，非徒娱耳目而已也。夫营畴万亩，厥田上下，经以大陌，带以横阡，奇柳夹路，名果被园，宰农实掌，是谓公田，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殄没而归馆，晨未昕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雚特畴，禾黍异田，此亦寡人之理政也。及其息泉涌，庇重阴，怀有虞，抚素琴，此亦寡人之所习乐也。兰、蕙、荃、蘅，植之近畴，此亦寡人之所亲贤也。刺藜、臭蔚，弃之乎远疆，此亦寡人之所远佞也。若年丰岁登，果茂莱滋，则臣仆小大，咸取验焉。”
封人有能以轻凿修钩，去树之蝎者，树得以茂繁。中舍人曰：“不识治天下者亦有蝎者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鲧、兜，非尧之蝎欤？”问曰：“诸侯之国，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齐之诸田，晋之六卿，鲁之三桓，非诸侯之蝎欤？然三国无轻凿修钩之任，终于齐篡鲁弱，晋国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识为君子者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贵而骄，残仁贼义，甘财悦色，此亦君子之蝎也。天子勤耘，以牧一国。大夫勤耘，以收世禄；君子勤耘，以显令德。夫农者始于种，终于获，泽既时矣，苗既美矣。弃而不耘，则改为荒畴。盖丰年者期于必收，譬修道亦期于殁身也。”
夫凡人之为圃，各植其所好焉。好甘者植乎荠，好苦者植乎荼，好香者植乎兰，好辛者植乎蓼。至于寡人之圃，无不植也。
此寓言之文，上承庄列，而秦汉已少见之；后世古文家，韩柳亦尝为之，柳宗元所为，尤与子建为近。
第三节 建安七子之散文
魏文帝《典论·论文》云：“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又云：“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又《与吴质书》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意典雅，足传于后，比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曹植《与杨德祖书》亦曰：“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纲以该之，顿八弦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观此三篇所论，则七子之作风可知矣。七子者，《典论》所列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后人所号为建安七子者也。
孔融字文举，孔子二十世孙。少有俊才，献帝时为北海相，立学校，表儒术，寻拜大中大夫。性宽容少忘，喜诱益后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融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称所长；荐贤达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为曹操所忌，被诛。《一百三家集》有《孔少府集》一卷。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履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粲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一百三家集》有《王侍中集》一卷。
徐幹字伟长，北海人，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
陈琳字孔璋，广陵人，前为何进主簿；避难冀州，袁绍使典文章；袁氏败，归太祖。《一百三家集》有《陈记室集》一卷。
阮瑀字元瑜，陈留人。少受学于蔡邕。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瑀不为屈。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一百三家集》有《阮元瑜集》一卷。
应玚字德琏，汝南人。《一百三家集》有《应德琏集》一卷。
刘桢字公幹，东平人。玚桢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玚转为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将文学。《一百三家集》有《刘公集》一卷。
七子之散文，自以孔融为最高，魏文称为气体高妙，诚可当之而无愧；王粲次之；陈琳又次之；余则难以伯仲矣。
汝颍优劣论
孔融
汝南戴子高亲止千乘万骑，与光武皇帝共揖于道中；颍川士虽抗节；未有颉颃天子者也。汝南许子伯，与其友人共说世俗将坏，因夜起，举声号哭；颍川士虽颇忧时，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许掾教太守邓晨图开稻陂，灌数万顷，累世获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韩元长虽好地理，未有成功见效如许掾者也。汝南张元伯身死之后，见梦范巨卿；颍川士虽有奇异，未有鬼神能灵者也。汝南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颍川士虽多聪明，未有能离娄并照者也。汝南李洪为太尉掾，弟杀人当死，洪自劾，诣阁乞代弟命，便饮鸩而死，弟用得全；颍川士虽尚节义，未有能杀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文仲为东郡太守，始举义兵以讨王莽；颍川士虽疾恶未有能破家为国者也。汝南袁公著为甲科郎中，上书欲治梁冀；颍川士虽慕忠谠，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为刘荆州与袁谭书
王粲
天降灾害，祸难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三室震荡，彝伦攸。是以智达之士，莫不痛心入骨，伤时人不能相忍也。然孤与太公，志同愿等，虽楚魏绝邈，山河迥远，戮力乃心，共奖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异类不绝吾好，此孤与太公无贰之所致也。功绩未卒，太公殂陨，贤胤承统，以继洪业。宣奕世之德，履丕显之祚；摧严敌于邺都，扬休烈于朔土。顾定疆宇，虎视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蝇飞于竿旌，无忌游于二垒；使股肱分成二体，胸绝为异身。初闻此问，尚谓不然。定闻信未，乃知阏伯实沈之忿已成，弃亲即仇之计已决。旃旆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闻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战国，君臣相弑，父子相杀，兄弟相残，亲戚相灭，盖时有之。然或欲以成王业，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谓逆取顺守，而徼富强于一世也，未有弃亲即异、兀其根本、而能全躯长世者也。昔齐襄公报九世之仇，土丐卒荀偃之事，故《春秋》美其义，君子称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齐，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宣子之臣承业，未若仁君之继统也。且君子违难不适仇国，交绝不出恶声，泥忘先人之仇，弃亲戚之好，而为万世之戒，遗同盟之耻哉！蛮夷戎狄，将有诮让之言，况我族类，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于当时，全宗祀于一世，岂宜同生分谤，争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无惭顺之节，仁君当降志辱身以济事为务，事定之后，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为高义邪？今仁君见憎于夫人，未若郑庄之于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华之于象傲。然庄公卒从大隧之乐，象傲终受有鼻之封，愿捐弃百疴，追摄旧义，复为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马，瞻望鹄立。
谏何进召外兵
陈琳
《易》称既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无异于鼓洪炉以燎毛发，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而反释其利器，更徵于他，大兵合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只为乱阶。
谏曹植书
刘桢
家丞刑颙，北士之彦，少秉高节，玄静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桢诚不足同贯斯人，并列左右，而桢礼遇殊特，颙反疏简。私惧观者，将谓君侯习近不肖，礼贤不足；采庶子之春华，忘家丞之秋实。为上招谤，其罪不小，以此反侧。
要而论之，魏代散文，约分两派。一曰：悲壮派，此派自魏武开之，陈思继之，益以富丽；凡王粲、陈琳、吴质之属随之，而皆望尘不及者也；凡六朝陆机、徐庾等尚气势者均自此出。二曰：清丽派，此派魏文倡之；凡阮籍、繁钦之徒随之；凡六朝之潜气内转，尚气韵一派，均从此出。
第四节 吴蜀之散文
吴蜀文学，远不及魏。然蜀之诸葛亮，有前后《出师表》，实千古最有名之文字，吴文之为人传诵者，则几于无有。唯有韦曜之《博奕论》，与诸葛恪《与丞相陆逊书》等不过数篇而已。
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蜀汉丞相，封武乡侯。《蜀志》云：“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衍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教言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一百三家集》有《诸葛亮丞相集》三卷。
诸葛恪字元逊，瑾长子也。孙权尝问恪曰：卿父与叔父（诸葛亮）孰贤？对曰：臣父为优。权问其故。对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为吴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拜太傅。
前出师表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待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宏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矢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谘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谘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也。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袆、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与丞相陆逊书
惕敬叔传清论，以为方今人物凋尽，守德业者不能复几，宜相左右，更为辅车，上熙国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谤毁，使已成之器，中有损累，将进之徒，意不欢笑。闻此喟然，诚独击节。愚以为君子不求备于一人。自孔氏门徒，大数三千，其见异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张、子路、子贡等，七十之徒，亚圣之德，然犹各有所短。师辟由喭，赐不受命。岂况下此而无所阙？且仲尼不以数子之不备而引以为友，不以人所短弃其所长也。加以当今取士，宜宽于往古。何者？时务从横，而善人单少。国家职司，常苦不克。苟令性不邪恶，志在陈力，便可奖就，聘其所任。若于小小宜适，私行不足，皆宜阔略，不足缕责。且士诚不可纤论苛克，苛克则彼圣贤犹将不全，况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则难，以人望人则易，贤愚可知。自汉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如许子将辈，所以更相谤讪，或至于祸。原其本起，非为大仇，惟坐克己不能尽如礼，而责人专以正义。夫已不如礼则人不服，贵人以正义则人不堪。内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责，则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则小人得容其间，得容其间则三至之言。浸润之谮，纷错交至，虽使至明至亲者处之，犹难以自定，况己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张陈至于血刃，萧朱不终其好，本由于此而已。夫不舍小过，纤微相责，久乃至于家户为怨，一国无复全行之士也。
《石遗室论文》云：“《前出师表》中段的是三国时文字，上变汉京之朴茂，下开六朝之隽爽。其气韵少能辨之者。此表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至‘此臣之新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悲壮苍凉，所谓声情激越矣。《三国志注》引《魏武故事》，载建安十五年曹操《令》云：‘孤始举孝廉，年少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走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后徵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僭号于九江，后孤讨擒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幸而破绍，枭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荆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设使国家无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然欲使孤便尔委捐新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新祸，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老横中又时有慷慨悲歌之意。下至孙权，其《与曹公笺》，亦有‘春水方生，公宜速去。足下不死，孤不得安’等语，见《吴历》。可见当时文章风气大同小异如此。”
林传甲云：“蜀汉昭烈帝备，当汉祚已移，拥梁益一隅，称尊号，规模未备，文物无足称。后世史臣，每尊蜀汉为正统者，则因武侯《出师表》而重也。亲贤臣，远小人，谘诹善道，察纳雅言，皆儒者纯粹之精语。《后出师表》所谓汉赋不两立，王业不偏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害，非所逆睹，非社稷之臣而能若是乎？武侯自知才弱敌强，惟不安于坐以待亡，故冒险进取，光明磊落，可揭以告万世。孔明将没，自表后主，言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呜呼，此其所以为孔明欤？魏臣华歆、王朗、陈群、诸葛璋各有书与孔明，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孔明不报书，作正议，其大义昭于天日矣。”
又云：“江左六朝，建国金陵，阻长江为天堑，自孙氏始。孙坚盖孙武之后，其子策始有江左，皆转战无前，骁健尚武。策始用文士张纮，为书绝袁术。孙权袭父兄之业，称帝号，其文笔古雅，《责诸葛瑾之诏》，《让孙皎之书》，所见皆卓尔不群。其子孙休继立为景帝，其《答张布诏》曰：孤之涉学，群书略备，所见不少也。由此观之，南朝天子好读书，孙氏实启之矣。虞翻《谏猎书》之简要，骆统《理张温表》之详畅，诸葛恪《与丞相陆逊书》、《上孙奋笺》之明敏条达，吴人文之可传者也。吴楚多才，如严峻之好说文，阚泽陆续之善历数，薛综滑稽，出口成文，亦西蜀秦宓之流亚也。《周瑜传》中《谏以荆州资刘备疏》、《荐鲁肃疏》，皆非完璧，而雄直之气，略可见也。吴之末造，贺邵《谏孙皓书》、韦曜之《博奕论》、华核《请救蜀表》，渐近偶俪，亦皆质而不俚，足以自竞于汉魏之间。孰谓南朝文士柔弱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