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盛极必衰，矫枉者必过正，此必然之势也。文至六朝而骈俪极盛矣。诚如沈休文《谢灵运传论》所谓“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者。由齐梁以至于初唐，益骈俪日甚矣。故北周有苏绰之复古，北齐有颜之推之折衷，隋文帝时有李谔上书云：“臣闻古贤哲王之化人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人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渐落。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功。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未窥六义，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诗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规模，构无用以为用也。”而王通之《文中子·事君篇》，亦云：“子谓荀悦，史乎史乎！谓陆机，文乎文乎！皆思过半矣。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浅人也，其文捷。江揔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谓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又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玄龄问史。子曰：古之史也辩道；今之史也耀文。问文。子曰：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此皆六朝时代为文学者反今复古之言论，而为唐代古文派之先驱者也。迄至有唐，陈子昂、萧颍士、李华、元结辈出，益渐为复古之说；而元结尤毅然独立。韩柳以前工为古文者，元结其最者已。
虽然所谓古文者，非真复古，摹拟古人之谓也。去六朝之排偶声律及其秾丽，而一复两汉之淳朴与其奇偶并用之自由而已。若句摹篇拟，陈陈相因，正古文家之大戒也。韩退之云：惟陈言之务去。又云：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皆是也。皆贵创作戒摹仿之言。
自韩、柳诸古文家未兴之前，无所谓古文也。为文者皆随时尚而已。自韩、柳盛倡古文，李翱、孙樵之徒继之，至宋而欧阳、王、曾、三苏六家出，而古文之道益尊。自是以后，骈文古文遂判为二涂。其尊古文之甚者，且卑视骈文以为不得与于文之例矣。故此时代，可谓之古文极盛之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