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标题“今天我们……”即是要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人在其既建国二十多年来说话之意，标题“……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则是回顾过去二千数百年孔子所遗留下的影响，或我们所承受他的影响，是大是小，是好是坏，要一为评量之意。毛主席不是说过吗，“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应该割断历史……（下略）”。我们今天这一回顾乃理所当然之事。
为了进行这一评价工作，在方法思路上我将不同于亡友熊十力先生（已故政协委员，曾任北大教授）之所为。熊先生在解放后著有《原儒》一书（上、下两册约共三十万言，1956年中国科学院为之印行，新华书店曾有售）。书中不少援引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话，乃至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说话，来宏扬孔子的内圣外王之学，其实完全是失败的。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思想界一直把中国古学当学术研究资料看待，儒家曾未得到公认共许的价值，而熊先生却一开头便先肯定下来，全然不顾人家听不进去，说到临末人家还是不承认，这怎么能行？[2]
在一个有待商讨的问题上进行讨论，必要先从彼此公认共许的道理，或浅近易晓的事理，或眼前无可争议的事实以为入手依据，一步一步向前进行，逐步取得人们同意，末后方有可能建立起坚强不摇的结论。所谓人们彼此公认共许的话，在不同场合是不相同的。在今天中国我写此文除取据当前无可争议的事实或浅近易晓之理而外，我满可以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话作为彼此之所共许，谅同志们没有异议吧。
一 一个分析贯彻全文
回忆两三年前，在一天政协学习会直属组上时常陪同我们的吴福章同志，偶有所疑，向我问道：“现在综合大学里分科有所谓‘文科’‘理科’，而过去宋明儒者夙有‘理学家’之称，这两个‘理’字含义究竟是一是二，其间关系是如何呢？”当时我简略地回答了他。大致说明二者非一事。大学理科所研究的如数学、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生物等等自然科学之理，都是客观事物之理；而宋明儒者大抵在言心（人心）言性（人性），则是在论究主观情理。这是由于古今中外作学问的对象范围颇为不同——中国古人好讲主观情理，外国今人勤研客观事物之理——而名词沿用一时巧合，不可误为一事。
现在我写此文，即将从这里细为讲说分析入手，一直贯彻全文，为评价孔子作出结论。敢请读者注意为幸！
先须声明，如上回答吴同志的话，有欠周全，应当补充如下：（1）理有两种，良非一事，而昔人笼统每不加分别；宋儒朱晦庵解《大学》“格物致知”，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要学者“即物穷理”，最后便可以“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是其例。如此含混不分的结果，他们的功夫仍然不外在讲情理。（2）事物之理原非限于现在大学理科所讲的那些自然科学而止。社会科学和哲学所阐明的事物之理岂少？然在大学里却把社会科学和哲学划归文科去了。此亦须补说明白之一点。
为了指点存在着客观事物之理和主观情理两种不相同之理，最好请看社会主义由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比较其先后不同所在，便不难明白其先后不同处：空想社会主义（例如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所倡导者）主要从情理出发，即为社会大众设想，反对资本主义而要求正义，要求公平合理是其动机和出发点；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者）则主要从发见了社会发展史必然归趋到社会主义那客观规律而来，知道从乎客观事物之理演变去，终将妙合情理上的最高理想。他们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上是彼此相同的，但前者偏乎善良愿望的设想规划，而后者则见到资本主义本身孕育着推翻资本主义的能动力量，即工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自将到来，解决社会问题之道即存于社会问题之中，但要善于因势利导以成其功。这是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社会科学，其名为科学社会主义者在此。科学社会主义恰就是在事物之理中发扬情理，会合了二者在一起。——理有两种，岂不甚明？
事物之理可简称“物理”，是人们从累次实践中总结经验得来的，存于客观，夹杂一毫主观好恶不得。有一毫主观好恶便自蔽其明。唯有循顺其理而利用之，乃于它的必然中取得吾人的自由。自然科学之理如此，社会科学之理有同然；马克思寻常说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者正谓此。反之，情理则见于人的感情好恶之上，意志取舍上，存于主观方面。例如常说的“正义感”，若非出自吾人好正义而恶非正义的感情，则正义非正义其何从而见耶？其他如公平不公平，信实不信实，人人莫不同其好恶、取舍、迎拒者，皆直从人类生命发出来，不学而能，无所待于后天经验，反躬自问始逼真。
科学发达，识得物理愈多，愈能借以应付和处理事物；然止于知其“如此如此”或“若果如此，即将如彼”的公式，处于静态，未曾示人以行动方向，更没有发动一种行为的力量。例如有了原子能的知识，是用来制造武器杀人，抑或用之生产民需品，全没有一定。主观情理却不是这样。要求正义，反对非正义，要求公平合理，否则反对，有方向，有力量。
物理是对物的，情理是对人的。两种理皆为人类生活所一日离不开。你不能离开物（自然界之一切）而生活，你就需要通达物理；同时，你不能离开人而生活，你就需要通达情理。难道不是吗？
人们行事总要合理，既要合乎物理，又要合乎情理。行事违失于理，是谓错误。既然理有两种，亦就有两种不同的错误。违失于物理者，由于知识不足者居多，亦或一时粗心大意，事所难免，可以原谅。违失于情理者，问题便严重得多，恒引起责问忿争。人世间所有争端，往往扩演而为惨剧战祸，不在前一错误而在后一错误，二者固不可等量齐观。
错误之事在动物生活中是无可言的。动物依其种族遗传的本能而生活，即知即行，浑一莫分，正不妨说它总是在自然合理——合乎它生命的自然理趣。在人类生命中先天本能大为削弱转而依重理智于后天。其生活特征，知而后行，几乎事事有待学习，物理既须逐一认识，情理亦少不得讲求。
理智是作为生活方法，从反乎本能的倾向发展出来的。一切生物的生活不外乎“个体生存”、“种族蕃衍”两大问题。物种不同者，即在解决此两大问题的方法不同。生物进化纷然歧出者，即在生活方法上各走一路，而后来居上，人类造乎其极。其高于其他动物者，要在舍弃本能之路而大大发达了头脑心思——此即理智——走生活方法创造于后天之路。这路便是要从自己生活实践中学得事物之理的知识，以应付和处理种种事物。理智被称为人类特征者在此。
然而理智不过是人的生活方法，是工具，是手段；其得出的（物理）知识既未有任何行动方向之决定，更缺乏行动力量，既如上文所说矣。其为之主体者乃在人类生命本身，是则行动方向和力量所从出，而正义公平等情理所由表现亦即在此焉。
说到此，应当说明人类生命根本不同于其他动物之处。其不同的由来，始于方法上之反本能，而终于其大得解放于动物式的本能。动物所有种种本能都是为生存斗争而先天准备好的种种方法手段。反本能的倾向始于行动之前的犹豫思索，犹豫延长，进入头脑冷静，是理智所以明利。理智一路之开出在此，人类之出现于生物界在此。人类虽然是生物之一种，但他不同乎动物生命沉陷在本能中，已沦为其个体和种族之工具那样，而有超脱之可能。人之得以超脱于本能者，全在其静下来之时。此时自觉心透出，乃不为个体不为种族之工具，乃无偏私之情而廓然大公，一切正义、公平等情理昭然自见。情理是从走理智之路不期而然地在生活上开放出的伟大光明。物理的认识出于理智对外思索之功，情理则发之自内，若不容己。前者要冷静，后者于静中有动（指当下好恶之情）。物理、情理各有其所由认识的能力非一，前者称理智，后者宜别名理性。如前云“反躬自问始逼真”者，即诉之理性自觉之谓也。
凡以理智为人类特征者，是从其生活方法上说；若从其主体——人类生命本身来说，其特征应该在理性。理性是体，理智为用；用不离体，而体用可以分说。
常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此理性之云，是浑括了理智在内的。如上所言物理情理有别、理智理性有别，是深入分析，不是通俗说法。[3]
二 从物理情理之不同谈到西洋人和中国人之不同
“从物理情理之不同谈到西洋人和中国人之不同”——这标题似乎很怪！且请读者容我一步一步慢慢讲来。
我这样说话，主要是看了新译《天演论》，大有所悟而说的。当我少年时，早就读过严译《天演论》，晓得了生物界“物竞天择”之理。但未若现在新译本《进化论与伦理学》给我启发之深且大。新译本是明畅的，但我仍然不愿沿用其译文词句。且为简切地深入地为之申明其理，亦必要参加一些我的话来叙说。
生物界在彼此生存竞争斗争中，进行着自然淘汰，所谓“优胜劣败”之理，乃不须复述。赫胥黎原著是根据这种进化论，特别指出生物界自然演进过程（新译本简称“宇宙过程”）和人为的伦理生活过程（新译本简称“伦理过程”）之两相冲突对抗。其设喻指点是深刻明豁的，可惜夹杂了一些不正确见解作说明（不及一一指摘）。
生物界的生存竞争是由其自我肯定self-assertion（新译本译“自行其是”），一切不顾，只顾到自己而来。此自我肯定可以追溯到恩格斯所说最简单生命形式的蛋白质体之“自我更新”。若没有“自我”，就没有生物生活之可言。然而“自我”之云，却非只就其个体而言，而是涵括着生物的物种说。克鲁泡特金著《互助论》，罗列好多种动物在其亲族间互助的事例，正为一切生物莫不为个体生存、种族蕃衍两大问题而尽瘁也。一切不顾，指在不同物种间是没有什么顾惜的。争求个体生存就代表着为其物种而争，其竞争斗争是激烈的。宇宙自然界并非和平世界。人类正亦从这种竞争中取胜而出现。
自我肯定，为生存而奋斗，不顾其他，势力甚猛，可称之曰“自然势力”。自十五六世纪以来西洋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人、法人、德人等等）远洋发展，对于非洲、南北美洲、亚洲、澳洲各地土人杀掠摧残而殖民其间，并大规模地往来贩卖黑奴，三百年间造成讫于最近以前的世界列国局面者，不正是这种自然势力的表演吗？直到最近几年，非洲（以及其他洲土）许多新国家纷纷独立出现，蔚然成风，却代表着自然势力以外的另一种势力了。这就是人们发出正义的呼求声，争取公平待遇，颇难抗拒亦不可抗拒的新兴势力。这新兴势力是现在我们所说第三世界，而在第三世界中起着最大作用的恰是中国。
中国原是近一百多年在西洋侵略下被降为半殖民地的，当然属于第三世界。其所以今天在国际问题上站在第三世界立场起着极大作用者，首先因其人多地广，国内社会革命和对外独立自主又比较居先之故。然而在这些条件之外，还有特别重大因素在。
这特别重大因素是什么？要知道中国人自古是好讲情理的民族。同时，要认识生物界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是客观规律，是物理。近世西洋人对各大洲土人的掳掠残杀就是在不自觉中践行这一物理，正是属于生物界自然演进过程内的事情。所谓弱肉强食，强凌弱，众暴寡；虽非主观情理所许，却是事实所在，至今不绝于人寰。这两种理的两相对抗冲突，便是赫胥黎著作之所致意者，已见上文。
信乎此新兴势力反侵略、反殖民、反霸权，仍然根柢在争求生存的自然势力，但其呼吁号召，其旗帜高标，却明白地是在申张情理以抗拒一味代表物理的自然势力。依从新译本来说，此亦即在宇宙过程中出现伦理过程，人在“自行其是”中又要有“自我约束”。
自我约束尚未见出伦理过程之积极一面（互相援助支持），而这一积极一面方才真正与自然势力是冲突对抗的。只有在其冲突对抗上乃见出其为另一势力。
三 今天中国人好讲情理是渊源自古的
今天中国人站在第三世界立场，鸣不平，倡互助，不仅发为言论号召，更且出以实际行动，在国际间一直起着绝大作用，全世界所共见共闻，原不待数说。我们对于美国曾不因彼此关系好转而放松反对其帝国主义行径；对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则坚持揭穿抗击，而自己誓言决不做超级大国。曾是一穷二白的我们，社会生产力今天虽升进仍然有限，而于受难的近邻和远处穷朋友，不惜大力援助。其援助一循我们所宣布的“八项原则”而行，一项一项极尽助人之实，非同其他国家往往借援助之名而取利者，事实所在，早著名声于世界。尤可注意的，中国赴援的技术工作人员成千逾万，其在当地作风表现之好，同当地人相处之和洽，较之其他国家来援人员习气骄横，与当地人结成恶感者适成对照。可知八项原则虽由国家在上之决策，而远洋万里在外之千人万人卒能很好地体现此原则精神，还在我民族风尚如此，有其品质夙养在，非一日之功也。（八项原则之内容颇繁，此不及录；我援外人员作风表现之好，经外国记者报道而见于北京《参考消息》者多不胜记。）
人们或者说，今天我们在国内正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在国际正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当然要反对侵略扩张，干涉别国内政一类帝国主义行径，这便是最好的说明，何必用中国人好讲情理来说明之？行文至此，忽然想起往年徐炳昶先生（政协委员，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写示他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意见给我，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我国知识界谈起人类世界大同几乎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陌生观念，并且大多数人全相信它早晚总是要达到的。可是，我个人于上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留学，每与人谈及此问题，百人中就没有一个人能相信人类会有大同之一日。甚至千人中亦还不敢肯定是否有一二人了解此问题！中西人在思想上有这样大的差别，是颇可诧异的。
此虽徐老个人的见闻，不为定论。但中国人确乎早有世界大同的理想，见于两千年前《礼记》内《礼运》篇，那正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上文既曾指明空想社会主义主要从情理出发，中国人好讲情理不于此可证乎？
再如见于《孟子》书中的许行、陈相一派人物，主张君与民应共同劳动生产，并耕而食，不应该有仓廪府库，厉民以自养，同样是偏从情理来行事，而不顾及社会经济分工的物理必要性。
还有从《孟子》书中见到彭更和公孙丑之两例。他们两人同样对于“君子不耕而食”感情上不自安，向孟子发问。其问题自是情理上的问题。情理出自人的理性，我所以说中国古人理性早启正在此。反之，如古希腊大哲人柏拉图和阿里士多德在奴隶生产制社会处之安然，全不发生这样问题，显见得其人优于理智而理性有所不足了。
如此事例不须再多举征，却要进而有以说明之。
要知情理见于人与人之间，有自处和待人之两面。谦抑自处（前云“自我约束”属在其内）为情理，反之，非情理所许可。温厚待人合情理，反之就不合情理。更如舍己为人，克己奉公，在社会生活中其感人最深，最为情理之所重。在这里就看出：
（1）在人类生命上有个体与群体之两面，在个体生命中有身与心之两面，既统一又矛盾，既是分的又是合的。
（2）人与人之间，从乎身是分且隔的（我吃饭，你不饱），从乎心则好恶相喻，痛痒相关，虽分而不隔。不隔者言其通也。
（3）情理来自通，存于通；其背理者，彼此心情有一息不通乃至隔阂重重也。
（4）当其隔阂不通，则心不见，彼此之间唯有身而已。在身各有利害，不免相争，斗殴残杀，情理亡矣。
（5）谦抑自处，是心居先而身统于心，待人温厚正也同是一样的。舍己为人，克己奉公者，更是此心有以胜乎其身。总之，这一切与上面所云彼此之间唯有身者适相反。
中国人何为而好讲情理耶？人类彼此痛痒相关，好恶相喻，端始在家人父子之间，在亲族习熟人之间，而中国远古以来家庭家族生活偏胜，从而形成数千年其社会组织结构有异乎他方也。请审阅旧著《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及近著《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亚洲社会生产方式》一文，这里不及剖说。唯其然也，故尔孝悌之训最著闻于世。父母亲长之慈，从乎本能自然殆有不待勉者；然亦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同致其训勉。彼此相与之间，互以对方为重（父母重视其子，子则重视其亲，如此类推），此即所谓伦理。伦理者情理也。因情而有义，指彼此相互间有应尽之义务。此义务含有照顾对方、敬重对方和谦抑自处之二义。
凡事皆有历史背景，往往所从来者远。近代西洋人争取自由，尚言权利，其风气与我们故俗适相反。正为他们从古集团生活偏胜，团体与其成员个人之间，先则团体势强，个人备受压抑，后来乃有近代之反动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申张人权，限制王权的立宪国家，即由之以成。一切顺沿上文所说以自我肯定为中心的宇宙自然势力而来，遂有近数百年西洋的自我中心、个人本位的资本社会。此历史宜熟味之。
然而事情总是要变的。我们伦理故俗相沿数千年至于清季，由世界大交通后的国际侵略压迫而兴起变法维新运动，就输入了这些“权利”、“自由”等新名词、新概念；其输入，其流行，至今仅约八十年耳。此非吾辈老年人所历历亲见者乎？我们既受变于西洋矣，而西洋亦且在变中。资本主义下孕育着社会主义。前途大势个人本位的社会不将为社会本位的社会所代替乎？在社会本位到来时，义务观念上升，权利观念下降，又是必要和必然的事情。
四 革命从身出发抑或从心出发有所不同
说革命，指社会秩序起根本性的变革。如中国从秦汉后两千多年有断续、无变革的社会秩序延至清季乃由外引起变化，于是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如近代欧洲各国先后各有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俄国有无产阶级革命，皆是其例。
在社会发展史上有自发性的革命，有自觉性的革命。人类历史远从石器时代以来一直都在自发性演进中，其间出现的革命如反奴隶主的革命、反封建主的革命，即属自发性的。自发云者，谓其活动奋斗发于身体，求生存，头脑心思为身所役用，其历史是宇宙自然演进过程的历史。其间非不有小圈圈内的情理生活伦理过程，但基本上被掩盖着。独至现代社会主义革命，揭出了通而不隔之心，本乎情理以运用物理，从广大人类立场自觉地（有意识地）创造其前途历史。人类今后将起着主宰大自然界的作用，而伦理过程将不为宇宙自然演进过程所掩盖。换言之，人类以往泰半心为身用者，今后乃渐进于身为心用也。
最好请读者取阅列宁写的《怎么办》那一长篇大文。其中谆切地明白指出工人运动留滞在自发中，就断送了社会主义革命；工人运动必须进于自觉性——自觉地负起其历史使命——而后才有世界革命之可言。所谓留滞在自发中的工人运动，就是为工人争求福利的阶级斗争运动，被称为“工联主义”或称为“经济主义”者。列宁指出这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即令运动发展到政治上，仍然不出乎资产阶级的政治。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的提出是知识分子高深学问的产物，非工人们所自有。工人阶级却必须从这一理论中认识到解放全人类才得解放自己，而自觉地毅然负起社会发展史所赋予的使命。为什么说工人阶级争求福利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呢？资产阶级思想是个人本位思想，发于其身，而非发乎通而不隔之心，工人运动而止于在一时一时自身利害问题上争求，岂不仍在资本社会的人生思想中耶？本着这种思想，何能创造社会本位的社会？无产阶级思想以通而不隔之心为本，又且看清楚社会发展前途，增强了自信，是谓自觉。不向自觉前进而留滞于自发的工人运动，既不明白（社会）物理，而情理又有其局限，所以不足取。拖久了，且将阻碍革命。
法国革命前夕启蒙思想之所谓“理性主义”，十八世纪被史家称为的“理性时代”，恩格斯曾点出其为社会主义渊源所自者；应知这里所云理性，是合理智理性而不分的，是西洋人头脑中情理的发露活动[4] ，是空想社会主义之所由发生。然而为什么后来“理性社会”、“理性国家”那些理想卒于落空，而其事实结果却出现了残酷的资本社会，成为当初启蒙思想家约言的莫大讽刺呢？（请翻阅《反杜林论》）这就为西洋人身体势力过强（自我肯定的生存竞争斗争过强），心的发露不足以胜之的缘故。
心虽有所发露（理性虽见抬头）而卒不能胜其过强的身体势力，故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其发端列宁曾许为是可敬的，比其后来则只是抬高个人在集团中的地位，增强其生存竞争而已。综核来说，第三阶级（市民）反封建主的革命比之现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仍不能不归之从身出发的革命。
为解放全人类的现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得有高度自觉才行。言高度自觉者，非但言其蕴于内心者明强，抑且言其对外观照之广阔普遍（全世界全人类），言其理解事理之深入精确（客观规律不可移易）。从人类生命深处发出来这种深心大愿，代表人类至高精神；非此，其何能开出史无前例的伟大前途局面？
五 革命从心出发是中国革命的特色
如我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说明，近两千余年的中国历史只有一治一乱的循环变化，而没有革命——没有社会秩序根本性的变革。秦汉以来只见其改朝换代而已，法制礼俗基本照旧。虽有起自民间的（如汉高祖、明太祖）新政权，依然循从其前朝旧辙。当此种社会秩序表著效用之时，就被称为治世；当其显然失效之时，就所谓乱世。乱后复治，即是社会秩序断而复续。总是有断有续而没有根本性的大变样。有之，那便是1911年清末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确是两千年来一大变局，社会秩序——一切法制礼俗都将从新订定。就为其一时订定不出来，陷于扰攘混乱者三十多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建成新中国，从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稳定至今，社会新秩序渐次创造形成。这才是经历两千多年不见有革命后的一次真正大革命。这一大革命的特色，便是从心出发而非从身出发，即是以人心自觉为主，而不是自发性的。
革命信乎是群众的事情，但其领导人正具有群众代表性。这一大革命的领导者在前期则孙中山先生，后期则毛泽东主席。他们各在其数十年长期革命中起着替换不了的伟大作用，更见出具有其时代群众的代表性。孙先生自称他的“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毛泽东则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革命是为要救国这一点，说得最清楚的又莫如他如下一段讲话：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下略）（1941年5月讲《改造我们的学习》）
我从幼年以来亲眼见的事情领悟得这一点，就把后期革命亦只看作清季变法维新运动的延续变换，而统称之曰“中国民族自救运动”者正在此。近则民族自救，远则为人类开前途，非二事，总出乎通而不隔之心，存乎高度自觉。我故曰：从心出发是中国革命的特色。
更好的证明是毛泽东教导革命者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世界人民服务。这以通常革命运动总是以愤恨对抗行之者适相反，明显地见出来从心出发与从身出发之不同。这样的革命，方才能结束过去自发性的历史而开自觉地创造历史之新局。全国解放后，普遍流行的口号是“为人民服务”；报纸上盛赞的是“忘我（忘身）精神”。
非但革命从心出发，抑且革命所以胜利要即得力在此——在征服了人心，唤醒了人心，团结了人心。何以言之？且待我下文指证。
中国革命的特色是武装革命，是有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看上去尽是身体的对抗，而其实不然。请看当年斗争中留下的叙述文字——
（上略）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下略）（见《毛泽东选集》卷一中《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在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下略）（以上均见《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军事问题节）
在红军内有“三大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之说，详见有关文献，这里见其一斑。在封建旧式军队内上下尊卑过严，官长对士兵随便打骂，不把人当人待，气氛肃杀粗暴。这里所谓红军白军两个世界，所谓精神得到了解放者，正是抑塞的人心顿见豁通舒发，把敌军的人吸收团结到我方来。尤其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革命军队中要尊重俘虏人格的教导。
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种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见《论持久战》一文第一一五节）
尊重对方人格是化除抵抗戾气而以心相见的根本条件。再加以种种政策方法如《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所述：
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中略）红军士兵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在每次“欢迎欢送新弟兄大会”上，俘虏兵演说也回报我们以热烈的感激。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亦很大。（下略）
红军在训练俘虏兵或其他来归的外地新兵时，皆教其“吐苦水”，各自诉说其身家所遭苦难（他们原多出自劳苦人家），往往于痛哭流涕中启发了阶级观点，激发了革命志气，临阵勇敢异常。这在敌方讥之为“洗脑筋”，其实正是使一个糊涂无心计的人顿然思想大开，提高了自觉。难道不是吗？
毛泽东总是教导人分清敌、我、友。友，就是同盟军，亦称统一战线。从列宁的话来说，必须最留心地一方面利用敌方的裂痕，他方面利用一切可能之机求得同盟者，极大地化阻力为助力，化敌为友，扩大我方而削弱了敌人，孤立了敌人。恰好逢日寇之入侵，在抗日的八年，从民族立场，大大展开全国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团结了各方面，这就为其后对蒋帮进行解放战争，解放全中国，建立自己的新政权，打下军事上政治上极广大的社会基础。统一中国之无难，正为有统一战线这一大法宝（注：三大法宝是建党、建军、建立统一战线）。
不要看武装斗争尽是彼此身体对抗之事，其实乃是政治工作要把人们从敌方争取吸收过来的前提条件。广大人民群众浑沌地随从敌方（国民党军队），一些人参加了敌军；非有这前提则敌我之分不严；敌我分别不严，则何由吸收团结到我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根本宗旨，是政治；战争只是为了政治所不可少的手段。从对敌作战分清敌、我、友，而后瓦解敌军，广结同盟军，孤立敌军，削弱敌军，一步一步把人们全都争取过来。在大小强弱的对比上，原初国民党强大莫比，共产党弱小不足数，末后则为之倒转。新中国建国的全部过程，要不外把全国人逐步争取过来的一回事而已——从身体对抗入手而以人心归附做终结。
我故曰：中国革命非唯发端在心（在革命家的深心大愿），而且革命所以胜利正亦得力在化除了隔阂，团结了人心。
六 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伦理情谊
说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秦汉以后至鸦片战争之前，两千年间不见有根本性的变革那种社会秩序而说。此传统文化之所从来可以上溯到又一个两千年之远古。说中国具有四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是不算多说的。
社会秩序是社会生活得以顺利进行之本。说社会生活就包含了其社会所需生活资料的生产进行在内。任何社会文化要不外乎两大成分之所构成：（1）人们所需生活资料怎样地生产（生产工具、设备、规模、生产技巧美化等等），即有关于社会生产力的那一切；（2）宗教礼俗、国家法制、学术思想，即通称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那一切。至若生产资料属谁的问题，生产品如何分享等问题，那些生产关系的规制，介于社会生产力与上层建筑之间，划归以上（1）（2）任何一方无所不可，却为社会秩序极重要之所在。
一社会的文化浑括地说它，有俗称精神的和物质的两方面；而我这里所说中国传统文化者，则主要指其社会秩序，关联到精神和物质两面。
社会秩序之建立，在世界各方一般地说无不从宗教迷信崇拜上开端，中国似乎亦难有例外。但中国人却是世界上唯一淡于宗教，远于宗教，可称“非宗教的民族”。这一特殊情况究竟何时肇见端倪尚难言之，但至少是远在二千五百年前（春秋时代）已经显露出来，到战国时期更加显露。
宗教恒有其敬畏崇拜的对象，人们言动行事即从而有其禁忌与宗尚。质言之，人受规范于外而非自决于内。但人类心理一是时时在发展中的，及至心思开明，主动性渐强，乃有本乎好恶是非之情理而行动的，此即为道德。道德是从宗教慢慢分化出来的，是社会文化一极大进境。唯自觉自律是道德之真；然而实际上人之自觉自律岂易言哉？一般人总随顺社会习俗和风尚行二事而已。你随顺社会习俗风尚而无违，亦就被看做是有道德的人了。
至若国家的法律制度为社会秩序形成之有力因素，自不待言。但武力统治的阶级国家，一般说来其出现远在宗教之后，而法律制度实多因应于社会礼俗而来，苟非革命突破之际，鲜见新旧交替之迹。
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沿袭甚久之社会秩序）主要表现既是“非宗教的”，又且为“非国家的”。如所见于西洋的宗教和国家这两大权威，中国皆缺乏之。此正见其社会秩序自尔维持，不是靠着外力之强加。其所以长久不见根本性的变革者就在此。其陷入乱世及其由乱而规复于治，若有一定时际者无不在此。（请参看《中国文化要义》第十章）
此自尔维持之社会秩序何由而来？则心思之开明古中国人较早、较少地受蔽于其身，人与人之间的情理早见，颇知自我约束而兴起礼让之风也。如所见于古史《春秋左氏传》者，甚且在两国战阵之间多有礼让焉。
然而此种社会秩序之铸造成功，必溯源于其社会组织结构之特殊；其特殊就在其家族家庭生活偏胜而集团之构成不足。此家族家庭生活长期偏胜之局，每被人看做是淹留在古宗法社会而久久脱不出。这是大错特错的。
要知道典型的古宗法社会如希腊罗马以一家族一家族为单位（有一家长为中心包括众多奴隶在内）而构成的小集团，各奉祀其祖先而相互间排他的猜忌狭隘习俗甚重（详见严复译《社会通诠》，李玄伯译《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各书），是不可能久久延续存在下去的。其卒于消亡，而被基督教的宏大集团所取代，是历史演进所必然。对照中国来看，虽其社会构成以家族为本位似乎相同，但其社会历史之绵长曾何能相比？其社会开展之广大，又何能相比？则明明非同物矣！
从一面说来，其为古宗法之绵延自是无疑的；在另一面则精神实质大不相同，其有所延续者只在形貌间而已。此不同之精神实质非他，即从人与人之间不免有分有隔之身，移于通而不隔之心也。一言以申明之：由密切的亲族人之间相互照顾，时时以对方为念的那种心理情谊，扩大推行于接邻之外人，取代了集团间排他的狭隘习俗就是。正由此伦理情谊之推行，中国民族是以同化吸收了许多邻邦外族而开拓无疆，是以其历史尽有曲折而绵续长久，谁莫能比。
人生既然离不开其相关系之人而生活，则在相关系中彼此能互相照顾，体念不忽，这便是伦理情谊。中国古人谆切地以孝、悌、慈为教，那是要在家庭间彼此互以对方为重。彼此以对方为重而放轻了自己，那不是容易的事，亦不可能一切以此为准则。家庭而外各种各样的关系亲疏轻重事实上既有等差，当然其情谊亦自种种不一，但中国人于此却每借喻家人父子兄弟以相称呼，若将使“社会家庭化”者，此一突出情景曾不见于他方。[5]
可以想见在此之前的西方社会固不同也。又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附加的小注中，叙述他亲见爱尔兰农村人们互相顾恤之情，有如下深为嗟叹的话：
（上略）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抱怨爱尔兰农民不能接受现代资产阶级财产概念是可以理解的，只有权利而无义务的财产概念简直不能灌输到爱尔兰人的头脑中去。当具有这样天真的氏族制度观念的爱尔兰人突然投身到英国或美国的大城市里，落在一个道德观念法律观念全然不同的环境中，他们便在道德和法律问题上完全迷惑失措，失去任何立足点。（下略）
是不是中国人行事总是这样厚道呢？当然不可能如是。行事违反乎此者，乃至备极凶横残暴者，从古以来多得很。前说古人礼让之风盛见于《春秋左氏传》，传中有关凶残的记载重重累累，亦数之不尽。其在后世或者更多。——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如我各旧著所说的，古中国人理性早启，中国文化是人类未来文化的早熟品。要知：在人的个体生命从胎儿以至降生之后原是心随身来，身先而心后；在人类社会发展史则是自发在先，自觉在后。如前引赫胥黎的说法，人为的伦理过程是远在宇宙自然演进过程之后的。社会秩序一不靠宗教之力维持，二不靠国家之力维持，而是靠人们行事的自觉自律，这必待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共产社会方才时机成熟的，却在中国过早地见其一点苗头或其一点影子，此即所谓早熟。早熟不是常态，是变例，自不能期望其普及，不能期望其稳定。然而就在其间杂紊乱现象中，其社会风尚卓然标异于世界各方者，又谁能否认？
有一时之风尚，有一地之风尚。一时之风尚不久衰歇转变，一地之风尚可能有相当长时间，如中国之伦理风尚者是。此盖以抽象的伦理情谊在中国实寄托于其具体的社会组织结构。伦理关系始于家庭，即就之以推广发挥于其他相关的各方面，若此若彼，若近若远，罔不纳于伦理情谊之中。因情而有义。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联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此种组织有异乎团体组织。它没有边界，不形成对立对抗。恰相反，它由近以及远，更引远而入近，泯忘彼此，尚何有于界划。自古相传的是“天下一家”、“四海兄弟”，试问何处宗法社会有此超旷意识？要知其形迹上家族宗法之依稀犹存，正为其有远超于此的宏伟深厚精神。
精神是宏伟深厚的，可惜是片面的，畸形的，与其经济基础社会生产力大不相称。两千年传统文化有着很大缺点，乃有近一百多年的大失败，岂可讳言。然而时来运转，值此社会主义行将取代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前夕，广大人类所需要者正在伦理情谊，今日中国所以在第三世界中起着绝大作用的，岂不就在此乎？
中国今天站在第三世界立场，申张情理，鸣不平，倡互助，在国际间起着绝大作用，上文已经谈过，不再赘。然而我们从1949年建国以来，一直被排斥在联合国外，很多国家不来建交，难以畅行其志。形势转变，局面开朗，不能不从与美、日关系好转数起。如所共见，这其间小小乒乓球却巧妙地表现为关键性事物（中国球队去日本，美国球队由日本来北京，受到周总理接见）。假如我们不是在体育竞赛上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那样口号高标，把身体间的相对争胜，笼罩上彼此要交好的心情（这已感染到国际体育界，开出新风气，不是小事），又怎能收僵局化冻之效？
这正是代表着中国民族的秉性和作风！试再看看1972年尼克松一行来华后外交上的成果吧。
这成果是巨大的，亦是出人意表的，其精神实质有远在上海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之外者。这精神实质是什么？此指美国人对中国疑惧误会，心理上的种种隔阂一朝打通了，彼此心情融洽无间，他们变得很愿意和我们交好。其实，中美间存在的那些重大具体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却为何竟能如此呢？据美国新闻处报道国务卿罗杰斯回国后在国务院谈话中，说到这样一点：
两国政府的最高级官员之间在八天的时间里有一种集中的重复的机会，在事务性和社交性场合增进他们彼此间的相互了解。他们（两国政府领导人）之间的chemistry是很好的。事实上中美人民之间“化学关系”原是很好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最近二十多年的历史是一种失常现象。
上方录自1972年北京《参考消息》的译文。《参考消息》的编者在chemistry下，加注云：此字可作化学解，又可作神秘作用解，暂译为“化学关系”。这真是笑话！译为化学关系显然不通，译为神秘作用亦甚不妥，其实正宜译为情感融洽耳。这情感融洽如所叙述，是得之于事务性和社交性场合。那就是他们在八天的频繁接触周旋之间，虽则不过是琐碎不重要的小节上，却弄得心情上不觉地通畅舒服起来。要知人心此感彼应之间原非常灵敏的。我们和颜悦色以礼待人，以诚相见，他们从感受上焉得不自起变化呢！
是不是中美两国间不解决那些重大具体问题，便这样一下关系好转呢？当然不是。毛泽东外交上的高明，就在先原则，后灵活。原则上一毫不让，美方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但要美国不顾美台条约马上撤走，是不现实的。既坚持原则把道理讲清楚，又灵活运用妙合人情，难怪他们心悦诚服而去。
七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中国古人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一贯地好讲情理，而孔子则是其关键性的人物。以下将说明之。
往者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有云“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历史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有云“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两先生之言几若一致，而柳先生所说却较明确。
社会大于个人，个人出自社会；不能把任何一个人看得太高太大，脱离实际。一社会都有其历史背景，一切所表现的事物莫不从过去历史演变而来。一切创造莫不有所因袭而成，无因袭即无创造。孔子自称“述而不作”是老实话。
事物经过亦正是这样的。说“孔子以前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传”者，古先的文化（历史事实、学术思想）不能不靠典籍文字以保存传递于后，而传于后的我们这些典籍如诗、书、礼、乐、易、春秋不全是经过孔子之手整理一道，用以教人而传下来的吗？其他有些传授是靠人的，如射、御、习礼、作乐之类，同为当时文化内容，同在当时孔门教学之中。从事传习古文化者难说就只孔子一人。但孔子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殆为人所不及，同时他亦有机会有条件从事于此。试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史记·儒林列传》及其他载籍（如汉唐史书），诸讲习传布往古学术者非在邹鲁之乡儒家之徒乎？
但在农工生产方面，当时孔门未加学习，这是因劳心劳力社会上必要分工之故。
无疑，凡我所说的情理和理性充分地寓乎那古经书中，却惜学徒们，尤其后世学徒们总把功夫用在讲解记诵书文上，鲜能回到自家身心生活上有所体认和存养，就不能真切地接续发挥理性主义。从汉唐以至清代，其代表儒家者不过是经学家而已。宋儒明儒比较能在身心性命上理会孔门之学，但亦限于环境条件不能大有所发挥。凡此都缘理性之启，文化之熟过早，是不能责怪后人的。
说孔子以前的上古文化赖孔子而传者，其文化大要即如是，其流传也大要即限止于是；其功在孔子，其过不在后人。
说孔子以后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开者，其根本点就在二千五百年来大有异乎世界各方，不以宗教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端赖孔子而开之。或认真说：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化是不以环绕着某一宗教为中心而发展的，寻其所从来者盖甚早甚早，而其局面之得以开展稳定则在孔子。再申言之：一贯好讲情理，富有理性色彩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端由孔子奠其基础。
试分层作些说明如次：
（1）当周秦之际诸子百家争鸣，孔子显然只是一学派的创始者，如同老子所代表的道家，或以墨子为首的墨家那样。客观上从未被人作宗教看待。
（2）然而这派的学风和其教导于人的，十分适合社会需要，到汉以后发展流布，其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却渐渐等若一种宗教。同时，亦因历代统治阶层加以利用，摹仿着宗教去装扮它。
（3）从本质上说，它（儒家）不是宗教，而是人生实践之学，正如他们所说“践形尽性”就是了。践人之形，尽人之性，这是什么？这是道德。上文说了，道德之真在自觉自律；而宗教信徒却接受规范于外，与此相反。[6]
（4）兹且举孔子如何教人自觉自律的两事例以为明证：例如宰我嫌三年丧太久，似乎一周年亦可以了。孔子绝不直斥其非，和婉地问他“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他回答曰：“安。” 孔子便说：“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既从情理上说明，仍听其反省自决。又例如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亦只婉叹地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指出彼此之观点不同，而不作何断案。宗教上总有许多礼，儒家同样极重视礼；但在孔门竟可以随意拿来讨论改作。这就是理性主义，一反乎宗教的迷信与独断（dogmatism）。
（5）据传周公（这是儒家最尊奉的往古圣人）制礼作乐，其祭天祀祖以及其他典礼，似从古宗教沿袭而来，形式少变，但精神实质却变了。其变也，在大多数人或不觉，而在上层人士则自有其理会受用，从广大社会来说，则起着稳定人生的伟大效用。[7]
周公的制作是具体事物，而孔子则于其精神道理大有所领悟，以教之于人。“礼崩乐坏”的话见之甚早，殆即指周公当初制作者而说。此具体的礼乐制度保持不了，其传于后者有限而由孔门的理性学风及其谆谆以情理教导于人者，却能使人头脑心思开明而少迷信固执，使人情风俗趋于敦厚礼让，好讲情理。两千年来中国对外居于世界各方之间，其文化显著异采，卓然不群，而就它如此广大社会内部说，其文化竟尔高度统一者，前两千五百年的孔子实开之。
以上所说是两千年传统文化的正面，亦即其积极精彩之一面；还必须指出其负面，亦即其消极失败之一面。首先要看到它严重的消极性。在社会经济上，物资生产力长期淹滞，内地农村多不改其自然经济状态。在国家政治上，则融国家于社会，天下观念代替了国家观念，在内以消极相安为治，对外务于防守，犹或防守不了。旧著《中国文化要义》曾指出有五大病，此消极性而外，其一是幼稚：凡古宗法社会、古封建社会之形态迹象往往犹存。其二是老衰：历史既久，寖寖一切入于僵化凝固，徒存形式，失其精神，如后世所称“名教”、“礼教”者难免成为人生桎梏。其三是不落实：往往离现实而逞理想，即以理想代替事实。其四是暧昧而不明爽：如有宗教无宗教，是国家非国家，是宗法非宗法，是封建非封建，有民主无民主，有自由无自由……既像如此，又像如彼，使人有疑莫能明之感。凡此五病总坐在理性早启、文化早熟。孔子既于此有其功，同时就要分担其过。
孔子在中国四五千年文化史上为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如上已明。孔子的功罪或其价值如何即视中国文化在世界史上表现出的成功失败而定之。试核论于后文。
八 西人所长吾人所短，长短互见，各有得失
吾人过去两千年的传统文化与西洋近代文化相遇，一百多年来节节挫败，不能自存，被迫变法维新，崇尚西学，以讫于今，是则西人有其所长而吾人大有所短，事实甚明。究竟彼此长短何在？“五四”运动中有打倒“孔家店”的呼声，而以“塞恩斯”和“德谟克拉西”相标榜，大体是对的。但不能抄袭他人文章，仍须走自己的道路。
旧著《乡村建设理论》曾指明吾人传统文化所短，有待吸收近代西人所长，以为补充改造者二事：其一曰团体组织，又其一曰科学技术。前者相当于德谟克拉西，后者亦即塞恩斯，似无甚不同。然此文化上补充改造之大业，正是对于相沿极久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作一度根本性的大变革——大革命。近代西方科学是反宗教的，自由民主是得之于反封建的，皆属资产阶级革命之事。其革命是自发性的，亦即从身体出发的革命。我说不能抄袭他人文章者，正谓中国不能抄袭资产阶级革命耳。
说仍须走自己道路者，又何谓乎？要晓得中国自古早有人民为主体的思想信念，但在“民有”、“民治”、“民享”三点上，并民治（by the people）的理想亦不见，更无论其实施。其病根在依重家族生活，而政治一向主于消极无为。今所急待补充者在从散漫进于组织。果从经济生活上学习组织合作团体入手，则政治上就能逐渐实现民治。否则“主权在民”是空谈。人民为主体，原属于情理。在团体组成后，团体成员（个人）一面应以团体为重，而在团体一面则又应以其成员为重，此即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情谊。旧日伦理总是此一人与彼一人的关系，新的伦理则重点转移在团体与个人关系之间。必如此，乃为善于取长补短。
就在经济生活从散漫入于组织的进程中，有一点组织引用一点科学技术于生产和生活上；因科学技术的利用促进组织的发展，组织的发展又转而引进科学技术；如是循环推进，是我当年的设想，其中包涵着农业引发工业，工农又互相推进。此不独实现民治之可期，抑且工农百业将拿握于社会，避免资本主义，成就社会主义。这是在取彼之长补我之短的时候循从高度自觉而行，大不同乎过去西洋革命盲目自发的。
不待言，我的一切设想落空了（有检讨文另见）。然而循乎晚清以来从心出发的民族自救运动，卒有近五十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请看不是更进于高度自觉性吗？其于传统文化的补充改造，不是从团体组织（组党，组织统一战线，组织农民互助合作）入手吗？科学技术的吸收融取，不是一步一步（大小并举，土洋并举，两条腿走路）接着而来吗？不总是走自己的道路吗？这是由几千年历史背景之所决定，中国民族自是不会步趋于西洋资产阶级之路的。
读者详审上文“一个分析贯彻全文”和“从物理情理之不同谈到西洋人与中国人之不同”那两段话，不难明白近世西洋人正是发挥了理智，多所察识于物理；而由其身体势力过强乃于情理若明若昧；同时不难承认中国古人果然是理性早启，好讲情理成风，而未能致力于物理知识之讲求，生产技术大大落后于西人。百多年前，鸦片战争后，既亟亟翻译西书讲求西学矣，直到今天新中国急起追赶所谓世界水平者，不仍就是科学技术方面吗？
我握笔行文至此，适当新中国建立二十五周年前夕（注：1974年9月24日）。二十五年间此追赶工程进行之敏捷惊人，例如试验氢弹，如卫星游行天际，种种成功，均不借外人最是出人意表，举世为之失色。此岂有他哉？理性早启的中国人头脑焉得不聪明耶？一旦用其聪明于这一方面，那便很快地出色当行。以如此优秀民族，其社会物质生产力顾迟迟不进，千年之后几无异于千年之前者，其成就别有所在也，流俗自不察耳。
吾人之成功何在？即此人多地广，在空间上民族单位开拓之大，举世莫比[8] ，非其成功之可见者乎？尤其是以自己独创之文化绵远其民族生命，在时间上历史悠久，举世所莫及[9] ，非其成功之可见者乎？正赖有此伟大悠久的根柢，乃在近百年挫辱之后，卒有今天的复兴，不是吗？
我民族在世界史上有卓异之成功，事实具在，不待更说；有待说明者，其成功之所由来。试一申说之如后。
若问此成功何由而来，扼要回答，那便是肇兴自古的“非宗教性文化”。这文化——具体指出——大约根本在周公制作的礼乐制度，而孔子理性主义的教导，仍得以在礼崩乐坏之后略略传衍下来。卒之以教化取代宗教为社会文化中心[10] ，对于现世人生郑重从事是其特点。此教化非唯取代了宗教而且取代了政治（强力政治）。近二千年间（乱世纷扰之局不计）中国当政者总是积极于兴教化，而以消极不扰民为政治铁则。即此取代宗教又取代政治的传统文化，陶养得中国人一副性格和作风最能把异族人同化吸收进来，拓大其民族单位。大约从上古所谓蛮夷、戎狄，后来所谓“五胡”，一直到辽、金、元、清，不论征服或被征服，总是先后都被同化了，泯忘其族系，很少有例外。此最能同化异族人的性格和作风，可以两言括之：一曰开明无执，又一曰仁厚有容。
宗教原是团结人群的，但同时它又偏能分裂隔离了人群。欧洲的神学家每谓实现世界人类的和平统一要靠基督教，其实就在基督教各教派之间都不见一点最微小的和解可能，更谈不到他们与天主教之间，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了。印度是世界上宗教最盛且多的地方，而世界上也再没有像印度社会内分裂隔阂，支离破碎，那样深刻严重的了。这是为什么？宗教从来是教条主义者，而且其教条之所本超绝神秘，全在于信仰。信仰此者，其势与信仰彼者分家。自己有所固执便无法与旁人合得来。迷信固执既是宗教信徒的恒情，则其陷于分裂，各立门户，岂不是当然之事乎？印度社会之陷于支离破碎全是其迷信固执之结果。
事情很明显，取代了宗教的中国传统教化，养成了好讲情理的民风，头脑便开明许多。尽管琐碎迷信流行不绝，又渐有外来宗教输入内地，却总无关大局。乡间小庙每见关帝、观音一同祀奉，知识阶层或好为“三教同源”、“五教（儒、释、道、耶、回）合一”之谈。人们说：“教虽不同，其理则一，总是教人学好行善的呀。”此可见其直接地信理，间接地信教。中国人喜好融通调和。物理存于客观，是调和不来的，而人与人之间的行事却免不了出以调和。调和融通正亦是一种情理。汉族对于他族杂居者之习俗恒表相当尊重，所谓“因其风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不强人从我；这实是有利于彼此接近同化之一面。
更有积极重要的一面在，即是：随着日常行事自处待人之间启发人的情理自觉。理性主义者正是以人所自有的理性来领导人，而不是其他。自觉自律良不易谈（十分不易谈），却是孔孟之为教，其祈向在此。凡此所云同化者，正不外使人有他自己，而非舍其自己以从我，此其所以同化力之强乃莫可比也。
从上叙说开明无执已经联及于仁厚有容。这是指中国人的性格和作风宽宏和厚、善能容物。中国社会组织建筑在伦理情义联锁关系上（见前文），伦理关系涵括着所有相遇之人在内，彼此间主要以相与之情代替相对之势。数千年来除战国时代见有富国强兵的思想外，人们总是希望天下太平。天下是没有边界的，而国与国之间却有对立性乃至对抗性。前者代表通而不隔之心，后者代表既分且隔之身。异族相遇相处，其易于同化融合于我者，岂不在此乎？全欧洲的人口数量、土地面积与我相埒，我则浑融一事，而欧洲却分为大小数十国。欧人在经济生活上水陆交通上彼此往来密接相依，却不能统合为一大单位者，其身近而心不近也。吾人经济落后甚远，交通不便之极，却在文化上高度统一，政治上亦以统一为常；是所疏远者其身耳，心理精神有其通而不隔者在。不是吗？[11]
唯其民族单位拓大，是以其民族历史易得延续久长；同时，亦正以其民族生命绵历之久乃日益拓大，两面互为因果，卒有今天的局面。既然中西比较，长短互见，从古到今，成败不一，则为其绝大关键人物的孔子功过如何，不已昭然可睹乎？过分抑扬，贤智不为。
九 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审查孔孟之道（上）
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即如认为孔子护卫奴隶制之说，便不合事实。其说殆误于社会发展史分划五阶段为世界通例，而不知其不可泥执。世界史上各方各族不经过奴隶制阶段者其例既非一，而如我所见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盖与印度同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者，尤其有殊于一般。于此问题我写有《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一专文，请参看。
然而孔孟所处之时代，其为中国社会早进入阶级分化之时则事实甚明。且在此阶级社会中，孔孟皆身居统治者一方面亦甚明白。阶级社会中人从乎其所在阶级便有其一定之阶级立场。社会总是在阶级矛盾斗争中发展前进，这就演为社会发展史。发展先是逐渐演进的，必待发展到一定时际乃由渐变而突变，爆发革命。当革命时期固守其统治阶级立场行事，乃所谓反动派（反革命）。平常时期各阶级各循其阶级立场行事，通常多是阶级斗争，势所当然，皆有助于社会之渐进，固无所谓反动。如上所云阶级的分化及其存在，一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必要；其阶级斗争推动着社会前进，则为历史发展规律；凡此皆马克思经典著作所指示社会科学上的物理。世界历史在其漫长自发性阶段罔非在表演此物理而已。古代中国是否独外于此通例，如我所说理性早启，好讲情理者，应就孔孟验之。现在且来审查孔孟之道。
这里说的孔孟之道，特就现在批判孔孟怎样处世那一面审查论定之。实则，孔孟自有其根本学问在，其立身处世不过其学问之可见于外者，非其全面，尤未探及本源。我另有《东方学术概观》一书，论述儒、道、佛三家之学，须请参看乃得。
如所周知，古语所云“君子”、“小人”，即今指统治者（治人者）被统治者（治于人者）两阶级而言。孔孟既均身居治人者一方，其将如何治人呢？孔子对门人有如下的问答：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见《论语》）
门人一问、再问、三问，孔子总回答君子重在修己，就是了，更无其他，词意十分决定。在对人方面只用一个“安”字，而安人之道则在修己。说“修己以敬”，明见其心思力气用在自己一面，而非向外用力，用在对付他人。
后来见于《孟子》书中者，有如下的话：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显然，其意思完全一致的，不过字面上用修身替换了修己。《礼记》中《大学》全篇恰在申说这一道理。其作者已不可考，但从其书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那说法来看，其立言已离开阶级地位，恐怕出于时代较晚的儒者之手，在发挥其理想。《中庸》一篇同收在《礼记》中，其作者据传为子思。子思是孔子之孙，而学于孔子之门人曾子者。《大学》、《中庸》两篇精神气息既若相通相合，则可能为时亦不相远。在《大学》，修身的词旨既贯串全文，不必计其字面出现的次数。修身的词句，在《孟子》书中凡三见，在《中庸》凡九见，在《荀子》书中则著有《修身》篇。看起来，修身即修己成为儒家前后数百年间通行的“术语”，亦为其根本观念。
然而此通行于儒家学派的思想道理，实在不合于一般阶级社会内居于统治地位者的通例。
修己或云修身的含义，可分从立身行己和处世待人两面来说它。自己一面要精神收敛集中在自家身上，由此即进入儒家根本学问所谓“慎独”；其中有不可穷尽的学问在，非此所及详。其处世待人一面，即上文所说不向外用力者，《论语》、《孟子》中多有明征：
季康子问政。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以上均见《论语》。如此之类甚多，不备举。其在《孟子》书中，则有如下例：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以射箭为喻，来说明反求诸己之理，最见其不向外用力之旨趣。试问一般阶级社会内居于统治地位者岂能这样行事呢？奴隶主对待奴隶固不能这样，封建领主对待农奴亦不能这样，资本家对待工人都不能这样。工人若罢工，资本家即以闭厂来还击，总之是阶级斗争，彼此相交以力。然孔孟儒家却明明反乎此通例。
若问儒家是否能践行其思想主张到底呢？[12] 事实恐怕很难行其志。这就是法家所以出来大行其道之故。然而秦亡汉兴之后的两千年仍然落归儒家的天下，至少思想界如此。思想界上儒家居主位，事实上总是很难行得通，或者说半通不通。此即我夙常说周孔以来的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导源则在古人的理性早启，盖有远在周孔之前者。
人是活的，不是死的。高明的人，其自觉能动性更强。但非所论于一般社会的一般人。一般社会是有其从低级到高级之次第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来阐明社会之次第前进：从无阶级到阶级分化，又将从阶级分别对立而到阶级消泯，完全见到了事实真际。但此却见出马克思本人自觉能动性之高强，早超出了其本阶级立场。孔孟之道实不合于一般阶级社会内居于统治地位者之通例，这不外是其人自觉能动性之高强，不局限在一般阶级立场就是了。但孔孟之道既非孔孟二人之事，而是很大一学派，导源自古，流行很远，那么，不能不说古中国人聪明太早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不可思议。古中国从社会经济上不能不有劳心劳力的阶级分化，却其分化不那么谿刻僵凝（较为松散活动，此与其淡于宗教为一事），其阶级立场之矛盾对立就不甚（缺乏集团而家族生活偏胜）。加以其间优秀特出分子（如周孔）更发挥其通而不隔之心，在因袭中有创造，以化导乎众人，这便成为卓然有异于世界各方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卓异之点可以指数者甚多，而言其总纲则在以富有理性的教化代替了迷信独断的宗教如世界他方者；指其表见在社会结构间者，则在其社会阶级非固定成形，而是贵贱贫富上下流转相通。不合于阶级社会通例的孔孟之道，所以出现在此。它既是阶级不固定之果，更重要的是阶级不固定之因。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精神就在其破除一切教条主义。凡执着于社会发展史五阶段说者，无见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者，不可能于中国社会文化有认识，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孔孟之道。于此而言批判孔孟，只能是卤莽灭裂，脱离了马克思主义。
十 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审查孔孟之道（下）
我所以多半不能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既经概括地从根本上陈说于前段，此段则分就一些具体问题来说一说。
时下流行的批孔言论，总是指斥孔孟代表着一种“复辟”、“反动”、“倒退”的运动；这在表面上似乎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而言，其实往往违反了马克思主义而不自知。如像大骂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即为一好例。在我们今天正向着泯除劳心劳力的阶级分别前进，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信乎要求劳心劳力合一，那是不错的。但你不能以此责备于数千年前的古人。相反地，在古代那时劳心劳力的分工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最初最必要又最大的一步，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就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讲出的那一段话，难道没看见吗？杜林对奴隶制怎样发生，为什么存在，在历史上起了何种作用，全不理解，而只对奴隶主的暴力发其高度的义愤，恰是徒有情理而不达于物理。在他冒昧出来反马克思之时，当然遭到恩格斯的反驳。请问现在的人责骂古时的孟子，这与杜林的“义愤”有何区别？
莫以为求公平，讲正义，不计时间，不计空间，不计一切条件，都是要讲求的。那样，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恰是反马克思主义，《孟子》书中的许行要“贤者（贤统治者）与民并耕而食”，不要“厉民以自养”，正是这样好心肠人；他却是在开历史的倒车，终于是搞不成的事情。劳心劳力分工原是社会经济上往古一大进步，属于宇宙自然演进过程，而求公平，讲正义，则属于人为的伦理过程（请回顾第二段前文）。伦理过程后于宇宙自然过程，情理后于物理。如我前文所指出西洋人一直在顺着物理走，而独中国人自古好讲情理。好讲情理的孟子，对许行的弟子陈相把经济上所以必要分工的物理讲得十分明白（请看《孟子》原文），正见出其非常高明通达。今人于此反加以诟病，真乃昧昧！
“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话，原非发于孟子，而是传之自古。古史如《左传》、《国语》等书皆有可征，请参看我近著《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说亚洲社会生产方式》一文便知。孟子不过述古，即此可见非孟子一人之高明通达，而早在古先中国人便这样通达了。这又证明我所说古中国人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那个话。
我们祖先既好讲情理又通达物理，确实其聪明过人，但凡事有得就有失，不可知其一，不知其二。观于孟子以通功易事来说明劳心劳力的分家，其非奴隶主与奴隶严重对立的社会固不待言，抑且未见深刻的阶级矛盾，这样，阶级斗争便为之缓和，社会发展为耽误延宕。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落于长期淹滞、盘旋不进者，正由此早熟之为病。
时下批孔运动是由批林引起来的。因“克己复礼”像是林彪念念在心的大事，时论便集中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认为孔子是要复周礼，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林贼搞复辟不搞复辟不足论，误以为孔子怀抱复古倒退思想则不容不辩。
“克己复礼”是孔子答颜渊问仁所说的话。“仁者，人也”；“我欲仁，斯仁至矣。”诸弟子之问仁，皆就个人自己生活修养而问，不涉及社会制度。孔子回答的话亦各就其人而指点之，不涉及社会制度。把“复礼”解释为要复周代之礼，全然不对。此其一。
理性主义者一以理性为依归，实事求是，何有所执着。孔子虽重视礼文，礼文却以情理为其内容。此即是说：礼文的本质在情理。情不足而装饰以繁文缛节是最有害不过的。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又说“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试看《论语》内有关文与质的那些说话，就可明白。孔子认真在情理上，而断不执着于任何徒有其表的礼貌仪文，又何必定要恢复周代之礼？此其二。
然而孔子钦佩周公，深爱其礼乐制作，自属事实。这正因吾族文化早熟（如我所说），其制作含义深厚，可为典则而来。又须知儒墨诸家各思“以其道易天下”，托古改制是其恒情。康有为著有《孔子改制考》一书，其言未可全信，却亦足备参考。此其三。
时论既误解“克己复礼”为恢复周礼，又误指周代为奴隶制社会，便谓孔子身当奴隶制封建制交替之际出而卫护奴隶制，自属误上加误。孔子之时是阶级社会却非是奴隶制的，近撰《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一文辩之甚明，请参看。此其四。
上文曾说农工生产劳动不在孔门教学范围之内，如《论语》所载孔子曾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讥，时论因即引此以批孔。读者知道我们今天进行教育改造，那是必要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但此岂所以追论数千年之往古？往古那时正是要实现劳心劳力分工的。大可注意者，倒是在孔门毫无贱视生产劳动的形迹（如像古希腊罗马那样），门人既以学农学圃为请，孔子则回答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古中国人之高明通达不于此可见乎？
批孔运动中联及儒法斗争，论者竞指目荀况为法家。法家李斯韩非皆曾受学于荀子，然荀子之学毕竟为儒家之一派。若不从其思想主张的全面来看，岂非断章取义？
批孔漫及于后儒，类如所谓“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者皆出自后儒，其在近两千年的传统文化社会秩序是起着莫大作用的。若论其利弊得失，乃至孔子的功罪，可分三层来说：
三纲五常的老话，在今天中国早无从谈起——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早经抛弃——然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在过去两千年起着莫大作用，这一客观事实，谁能否认？任何事物（社会礼俗在内）总为人所需要而后能存在。它存在，而且存在如此之久，就证明它有用，有合于社会需要。它曾长期地维持着社会秩序，让人们从事生产和生活。我民族生命之无比绵长，我民族单位之无比拓大，未始不有赖于此。那么，它所起的作用是好是坏呢？可能有得亦有失，且由人去论定吧。
假如说它是“吃人礼教”，起着坏作用，孔子亦不任其咎。正如同一切学马克思主义者若陷于教条主义的错误，马克思绝不任其咎；那么，后世所形成的礼教，又何得归罪孔子？——孔子是理性主义者，反对教条主义，已说明于前文。再掉转来说，世间一切错误——一切偏执太过之行事——皆从正确引起来的，真正通达的人又何必为儒家规避谴责——以上为第一层。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是孟子明白说过的话，凡旧日读《四书》的人都念过的。你把吃人礼教和孔孟之道作为一事，岂得谓平？如其孔孟之道就是吃人礼教，吃人礼教就是孔孟之道，则数千年来中国人早被吃光死光，又岂能有民族生命无比绵长，民族单位无比拓大之今日？
显见得孔孟之道自有其真，中国民族几千年实受孔孟理性主义（非宗教独断）之赐；不过后来把生动的理性，活泼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贞节泥于形式，寖失原意，变成统治权威的工具，那就成了毒品而害人。三纲五常所以被诅咒为吃人礼教，要即在此。
情理何由而僵化了呢？此即由情理的礼俗化。当一种情理（例如忠或孝）被看成是有用的好东西，群求其通行而成为风尚，由风尚而形成礼俗。一切礼俗法制都是社会生活所必须资藉的方法工具。它总有某种程度的固定性和形式化乃便于依据循从，那亦就开头僵化了。然礼俗形成之初，活气未大失，还是好的；日久慢慢机械化、惰性加重，便有积重难返之势。末流所至或竟尔不恤人情，有大背情理者。此社会文化老衰之为病，任何个人难负其责；讵可责怪于往昔贤哲？相反地，正为往昔贤哲倡导了理性，自有僵而不死者在，为其后复苏的根本，乃出现三纲五常的老话被抛弃的后来局面。此不独辛亥革命宣传得力于明儒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不独“五四”运动的孕育和发生端赖蔡元培（进士、翰林）之主持北京大学，试数看以往历史上革新变法的人物孰非读孔孟书的儒士。今必以腐儒、陋儒，那些偏执欠通之人代表儒家，以复辟倒退、反动等罪名强加于儒家，岂足以服人？
要知道把社会风教文化的前进或衰退看成是某些个人的功罪，便落于唯心论。任何个人都出自社会，一切创造皆在因袭上成其功。周公孔子亦不过中国文化史上可指名的关键性人物；他们的创造活动远不及他们所因袭凭藉的环境基础条件之广大深远。从而论功也罢，论罪也罢，都不必专重在他们身上，何况几千年后的事情自有广大社会群众的推演活动在呢！——以上为第二层。
难道孔孟只有功而无过吗？那亦不然。理性主义是好的（原本无毛病可指），惜其提出早些，便难落实。理性出于心，而人类生命发展就个体说，就群体（社会）说，却总是身先而心后，自发在先，自觉在后。要必待社会物资生产力发展达到社会主义时期，方是人类理性自在通行充分表现之时；在此之前，强大的身体势力总遏阻着心的透露流行。孔孟那时当然不得行其志。西汉以后的中国，其乱世就是三纲五常的打乱，而所谓治世呢，亦不过一时消极相安之局，总脱不出一治一乱的循环圈。理想不能落实，而又不能放弃理想。论孔孟的过误，就误在倡王道，讲仁政，要行其由上而下的改良主义，阻碍了革命。
三纲五常不是孔子的东西，却总源于孔子的孝悌之教。《论语》上：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此其不革命、反对革命是明白的。其所从来是在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即强调相关系的双方应该互以对方为重。在互以对方为重之中；只许各人想一想自己应尽的义务（责己、尽其在己），不要你站在自己的立场主张自己的权利。旧著《中国文化要义》曾指出说：
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抑压，被抹杀。（下略，见原书281页）
在扬起革命意识的今天，其不取孔子，复何足怪，此其在儒家所？宜自反者乎！——以上为第三层。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面是天恒变，道亦恒变。近二千年孔子的价值到今天而一大变，固非到此为止，行且有不远而复者，不妨拭目以俟之可耳。为避免文章冗长，《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即此结束。
上文所为物理、情理、理智、理性等等的分析，为便于审思，更制一简表附于后：
宇宙的自然过程①
理智②
人身③
自发性④
人为的伦理过程①
理性②
人心③
自觉性④
以上简表的说明：
①须参看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
②人之认识物理靠理智。理智则以屏除感情，头脑冷静及得乃其用。
情理发乎吾人理性的温情，正义和公平的要求皆出在此。其认识则反躬自问始逼真。
空想的社会主义偏从情理出发，科学的社会主义则是情理、物理合一的。
③人身属于宇宙自然势力。人与人之间，从乎身既分且隔，从乎心则分而不隔。不隔者，言其通也；痛痒相关，好恶相喻，是已。
④人类社会发展史先是自发性的，后乃进入自觉性。此须参看列宁《怎么办》一长篇大文。
1974年11月8日立冬撰写完成
[1] 1974年6月25日改写稿。
[2] 我与熊先生虽然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交游，共讲习者四十多年，踪迹之密少有其比，然彼此思想实不相同。熊先生应归属儒家，我则佛家也。
[3] 恩格斯《反杜林论》在开首引论中，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导源于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夕启蒙学派之强调理性要求，如云：
“（上略）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等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请到理性的审判台前来，或者辩明自己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自己的存在。思维的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现成事物的唯一尺度（下略）”
其后在第三编谈社会主义历史文中，重复提及那时法国思想家如何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而事情演变结局恰是对于思想家们所约言的残酷讽刺。盖其结局恰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罪恶的局面也。及至十九世纪初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各出而控诉其罪恶，向往于社会主义，却因历史发展远未成熟，解决社会问题的道路和力量方隐伏未见，便只有以头脑中主观策划出之。此即现代社会主义以空想为其先驱的由来。综观恩格斯文中所说的理性亦即我所谓理性而浑括着理智在内的。恩格斯文内有“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只不过是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一句话。此悟性一词近似我所谓理智，不全然相当。从哲学辞典见到康德、黑格尔两家学说均有理性、悟性两概念似乎各有立义者，其出入分别在辞典上未能清晰言之。
[4] 在西洋曾是离开宗教就没有道德的社会，人心的情理夙被宗教教诫所掩没。及至启蒙思想反宗教，则由理性之抬头而情理始有以自信。
西洋人头脑束缚于宗教，一切行谊准则依从宗教而来，其理性发露甚迟。顷见《世界通史》有一段话是很好的说明，摘录如次：
“英国革命的思想准备对人民群众（未来的革命队伍）的启蒙，不是以理性地阐明政治和社会道德学说的形式，则是一种宗教教义反对另一种宗教教义，以一些宗教仪式反对另一些宗教仪式，以新的教会组织原则反对旧的教会组织而进行的。（中略）不先摧毁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支柱——英国国教——不在群众面前搞垮神化旧制度旧信仰，这种制度就不可能推翻。同样，如果不以‘真正’信仰的名义来论证资产阶级关系的‘神圣性’，就不可能发动人民为争取资产阶级关系的胜利而斗争。革命的思想体系要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体系，就必须以传统的方式和观念来表现。（下略）”（见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五卷上册，20—21页）
[5] 任何一社会生活中都不可能不存在着伦理情谊，不过有厚有薄耳。《共产党宣言》内有如下的话：
资产阶级撕破了家庭关系上面所笼罩着的温情脉脉的纱幕，并将这种关系化成了单纯金钱的关系。
它（资产阶级）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条条的利害关系之外，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别的关系了。
[6] 宗教可说是一种对于外力之假借，此外力却实在就是人自己。宗教中所有其对象之伟大、崇高、永恒、真实、美善、纯洁原是人自己本具之德，而自己却相信不及。（见我旧著《中国文化要义》，第108页）
[7] 参看《中国文化要义》第六章引《荀子》之《礼论篇》和《天论篇》的话：“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
[8] 中国人口之多，居世界第一位，即不计算国内各少数民族，单就汉族言之，亦然。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四，若加上汉化很深的其他族人，加上海外侨民不失汉化者则将更多。
[9] 世界史上早见文明开化者，如埃及如希腊等等，均不复存于今日。印度虽存在，但曾失其独立民族生命；今虽云独立，却依靠西欧文化为生。世界上只有中国人一直依自己文化而生活，其历史未曾中断。
[10] 中国以偌大民族偌大地域，各方风土人情之异，语音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树立其文化之统一者，自必有为此民族社会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精神中心在。唯以此为中心而后文化推广得出，民族生命扩延得久，异族迭入而先后同化不为碍。此中心在别处每为一大宗教者，在这里却谁都知道是周孔教化而非任何一宗教。——此段话屡见我旧著。
[11] 关于我民族单位之所以拓大无比，主要在其文化上同化力之高强，吸收融合了许多外族，同时更有助其成功的种种因素条件，此不具论。近著《中国——理性之国》一书有论述，可参看。
[12] 人们或以孔子诛少正卯的事为问于我，我的回答分两层：第一，我疑非实有其事。其事非但不见于古史如《左传》、《国语》，抑且从未一见其人名。崔东壁《洙泗考信录》是认真考古的好书，既辨其非，请参看。司马迁《史记》有关孔子的记述颇荒谬，有失史职，我另有批评之文，亦请参看。第二，孔子有原则而无教条，请莫用教条主义的眼光来看孔子。我相信没有孔子诛某某之事，假令有之，我以为依然无碍于原则。请看《论语》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