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能满足我们对文字的要求吗？
语言是一种工具，文字代表语言，当然更加是一种工具。一种工具要是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就得加以改进或改革。有时候一种文字，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不能很好地代表语言，于是产生改革的需要，在世界文字史上是数见不鲜的事情。土耳其文原先用阿拉伯字母，不适合土耳其语的语音结构，在本世纪20年代改用拉丁字母。朝鲜和越南原先用汉字，现在都用拼音文字。日本文原先以汉字为主体，搭着用些假名（音节字母），现在以假名为主体，搭着用些汉字。我们现在用的汉字是不是适应现代汉语的情况，能不能满足我们对文字的要求，要不要改革，怎样改革，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文字问题不能脱离语言问题来考虑。在历史上，汉字改革问题一直是汉语文改革问题的一部分。
六十年前，当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国人民使用语言文字的情况跟现在是很不相同的。那时候，一个人从小学会了说本地话，六岁上学读文言书——《论语》、《孟子》或者《国文教科书》，看你进的是哪路学堂，——也学着写文言文。说话和读书各管一方，有些联系，但是很不协调。比如你学了许多汉字，可那只能用来写文言，要用它写本地话就有许多字眼写不出。
一个人要是一辈子不离开家乡，自然不会发生语言问题。可要是上外地去上学，或者去当学徒，或者去做买卖什么的，家乡话就常常不管用了。到哪里得学哪里的话，除非你家乡话跟那里的话差别不大，能凑合。我上的中学是江苏省第五中学，在常州，老师有常州人，有苏州人，有宜兴人，有江阴人，有无锡人，有靖江人，说的话全跟我的家乡丹阳话不一样。头一个星期我上的课全等于没上，一个月之后还有一位动物学老师的话只懂得一半。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国语”，就是后来有了“国语”，也只是在小学生中间闹腾闹腾，社会上一般人很少理会它，因为在吴语区它的作用还赶不上一种方言。比如你到上海去办事，最好是能说上海话，其次是附近几个县的方言。要是说“国语”，连问个路都有困难。
书面交际用文言，可是大家也都看白话小说，全是无师自通。遇到不认识的字，意思好猜，——有时候也猜不出，——字音不知道，也没地方问。我记得在《儿女英雄传》里第一次碰见“旮旯”两个字，意思是懂了，可一直不知道怎么念，——这两个字没法子念半边儿。
这种情况，我小时候是这样，我父亲、我祖父的时候也是这样，大概千百年来都是这样。大家习惯了，以为是理所当然，想不到这里边会有什么问题，也想不出会有什么跟这不一样的情况。
早就有人主张改革汉字
可是有人看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并且拿来跟上面的情况做比较，引起了种种疑问，提出了种种建议。远在宋朝，就有一个叫邓肃的人说过：“外国之巧，在文书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故迟。” 【15】 明朝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开始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明末学者方以智受它的启发，也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的想法。到了清朝末年，中国人接触外国事物更多了，于是兴起了一种切音字运动，卢戆章、蔡锡勇、沈学、朱文熊、王照、劳乃宣等是它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时代是中国经历了两千年封建统治，又遭受了半个世纪的帝国主义侵略，国家越来越衰弱，人民越来越困苦，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和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正在先后出现的时代。爱国主义唤起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的注意，从海陆军备而工商实业，而科学技术，而文化教育，认识逐步深入。其中就有人看到西方强国的语文体制跟中国大不相同。他们比较中西语言文字，发现中国有三难，西方国家有三易。中国的三难是：写文章难；认字写字难；不同地区的人说话难。西方国家的三易是：写文章容易，因为基本上是写话；认字写字容易，因为只有二三十个字母；不同地区的人说话容易，因为有通行全国的口语。于是他们提出切音字的主张，认为这是开民智、兴科学的关键。最早的切音字运动者卢戆章的话可以代表他们的想法，他说：“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
这些切音字运动者，有的只是提出一个方案，做了一些宣传，有的也曾开班传授，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总的说来，他们的成就是很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受当时政治形势的限制：像这种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指归的语文改革，在人民自己取得政权以前是很难完全实现的。其次，他们对于语文改革的整个内容，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或者认识不足，或者虽有认识，可是顾虑重重，不敢冲破障碍，提倡彻底改革。语文改革实际上包含三个内容：用白话文代替文言，用拼音字代替汉字，推行一种普通话。三者互相关联，而彼此倚赖的情况不尽相同。改用白话文，不一定要用拼音字，也不需要拿普通话的普及做前提，因为有流传的白话作品做范本。推行普通话必须有拼音的工具，但是不一定要推翻文言，可以容许言文不一致的情况继续存在。唯有改用拼音字这件事，却非同时推行普通话和采用白话文不可。否则拼写的是地区性的话，一种著作得有多种版本；另一方面，如果不动摇文言的统治地位，则拼音文字始终只能派低级用场，例如让不识汉字的人写写家信、记记零用账。这样，拼音字对于汉字就不能取而代之，而只能给它做注音的工具。大多数切音字运动者恰好是基本上采取了这样一条路线，也就只能收到那么一点效果。二十多年切音字运动的总结是1913年制定、1918年公布的一套“注音字母”。
从那时候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期间的变化可大了。白话文已经取得全面的胜利，普通话的使用范围已经大大地扩大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也已经给拼音文字打下了可靠的基础，虽然直到目前为止，它的主要任务还是给汉字注音。
拼音文字的优点超过缺点
为什么现在还不到全面采用拼音文字的时候呢？很显然是因为有些条件还没有具备：拼音的习惯还没有普及，普通话通行的范围还不够广大，拼音文字的正字法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如此等等。这些都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才能够解决的。另一方面，大家的认识还没有完全一致，这也是事实。大致说来，对于拼音文字有三种态度。一种态度是赞成改用拼音文字，有的人还特别热心，恨不得立刻就实行。另一种态度是一方面承认拼音文字在某些方面胜过汉字（例如容易认，容易检索），一方面又觉得在某些方面不如汉字（例如不能区别同音字），疑虑重重，不知道拼音文字究竟能否代替汉字。第三种态度是不赞成拼音文字，或者认为行不通，或者认为没有必要，或者认为不利于继承文化遗产。现在不妨把赞成的和反对的两方面的理由拿来研究一番。
（1）汉字难学（难认，难写，容易写错），拼音字好学（好认，好写，比较不容易写错），这是大家都承认的。有一种意见，认为拼音不能区别同音字，老要看上下文，带认带猜，汉字能区别同音字，学起来虽然难些，可以一劳永逸，还是值得的。
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拼音文字绝不能像汉字的写法，一个个音节分开，一定要分词连写。先学汉字后学拼音的人，总是要在脑子里把拼音字还原成汉字，就觉得它不够明确；一起头就学拼音文字的人，学一个词是一个词，并不会感觉不明确。当然，有混淆可能的同音词仍然需要区别，也是可以想法子区别的。汉字能区别同音字，在阅读的时候的确是一种便利。可是文字的使用有读和写两个方面。写的时候要在许多同音字里边挑一个，这就成为一种负担了。写错别字不是一直都是语文教学当中最头疼的问题吗？这是汉字的先天毛病，一天使用汉字，这毛病就一天不得断根。而且一个别字为什么是别字，有时候也叫人想不通，如果你用无成见的眼光去看问题，像六七岁的孩子那样。我家里有个六岁的孩子，学过的汉字不多，有一天写了四个字让我看，是“天下地一”。我告诉他“地”字错了，该写“第”。他问我为什么不可以写“地”，我倒给他问住了。是啊，为什么“地”不能兼任“第”的职务呢？“地一个”，“地二个”，“地一千零一个”，在什么上下文里有误会的可能呢？要说不让“地”字兼差吧，为什么“轻轻地”、“慢慢地”里边可以写“地”呢？这可是连读音也不一样啊！怎么能怪孩子们想不通呢？
（2）汉字不跟实际语言保持固定的语音联系。“学而时习之”，孔夫子说起来是某五个字音，现代的曲阜人说起来是另五个字音，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说起来又各自是各自的字音。这就是说，汉字是跟抽象的汉语相联系的，具有一种超时间、超空间的性质。反对拼音文字的人认为这是汉字的优点，改用拼音文字就得不到这种便利，各地方的人就会按照自己的方音来拼写，别的地方的人就看不懂，现在的人写的文章几百年之后的人也要看不懂。至于只会拼音文字的人将要完全不能看古书，因而不能继承文化遗产，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可是说这个话的人对于汉语文的目前使用情况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在从前，写文章得用文言，文言既不能按某一个地方的读音来拼写（别处的人念不懂），更不能按古音来拼写（各地方的人全念不下来），除了用汉字，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有了普通话，拼音文字拼的是普通话，不会有各行其是的问题。不错，普通话还没有普及，可是拼音文字也不是光有一张字母表和几条拼写规则，还要有课本，有词典，可以让不太熟悉普通话的人有个学习的工具。这样，不但是普通话没有普及不妨害使用拼音文字，而且使用拼音文字还可以促进普通话的普及。几百年以后要不要修改拼法，那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就是修改，也没有什么了不得。至于读古书的问题，现在也不是不经过特殊学习就能读古书，将来也无非把学习的时间延长一点儿罢了。而况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读古书总是比较少数的人的事情，古书的精华总是要翻译成现代话的。
总之，汉字、文言、方言是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一套工具，拼音字、白话文、普通话也是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一套工具。前者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上有过丰功伟绩，这是不容埋没的，但是事物有发展，形势有变化，既然后者更能适应当前的需要，让前者功成身退有什么不好呢？
（3）现代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科学技术，无不要求高效率，要求又快又准确。而一切部门的工作里边都包含一部分文字工作，要是文字工作的效率提不高，就要拖后腿。在这件事情上，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高低是显而易见的。拼音文字的单位是字母，数目少，有固定的次序，容易机械化；汉字的单位是字，数目多，没有固定的次序，难于机械化。字母打字比汉字打字快，打字排版比手工排版快，拼音电报比四码电报快，用拼音字编的词典、索引、名单比用汉字编的查起来快，还有一些新技术，像利用穿孔卡片分类、排顺序、做统计，利用电子计算机查文献、做翻译等等，更加是很难甚至不可能用汉字进行的。
（4）现在世界上各种文字都是拼音的，只有汉字是例外，因而在我国和外国的文化交流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障碍。我们需要翻译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其他资料，如果用拼音文字，人名、地名可以转写，许多国际通用的术语也可以不翻译。现在用汉字，全得翻译，于是译名统一成为很严重的问题。而且人名、地名用汉字译音，既不准确，又难记忆。科技术语用意译法，对于理解和记忆是有些帮助，可是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除了一套汉文术语外，还免不了要记住一套国际术语，成了双重负担，对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不无影响。又如现在有很多外国朋友，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文化，吸收我国科学技术成果，很想学汉语，可是对汉字望而生畏。外国留学生都说，汉语学起来不难，他们的时间一半以上花在汉字的学习上。
总起来看，在目前的情况下，拼音文字的优点（也就是汉字的缺点）大大超过它的缺点（也就是汉字的优点），而这些缺点是有法子补救的。如果由于改用拼音文字而能把中小学的学制缩短一年，或者把学生的水平提高一级，如果由于改用拼音文字而能把文字工作的效率提高一倍到三倍——这些都是很保守的估计——那么，光凭这两项就很值得了。
为拼音化积极准备条件
自然，在实行拼音文字以前，还有许多研究和实验的工作要做，需要积极地做起来；坐下来等待，拼音文字是不会自己到来的。那么，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工作呢？一个工作，可以办些拼音报刊，编写些拼音读物，特别是儿童读物，包括连环画报。现在有些小学生学拼音的成绩很好，可是缺少拼音读物，英雄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拼音文字在正字法方面和词汇规范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通过编写拼音书刊可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次，可以试试在一般书刊上就一定项目试用拼音代替汉字，例如叹词和象声词。又如外国人名地名，用汉语拼音写，可以从中总结用汉语拼音转写外语的规则。此外还可以多方面扩大汉语拼音的用途，如电报，科技和生产部门的代号和缩写，盲字，教聋哑人“说话”，等等。
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需要做，那就是思想工作。不但是对反对派要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还要努力争取中间派，消除他们的种种顾虑。有不少人，你要问他对拼音文字的意见，他说：“我承认拼音文字比汉字好，可就是如果改用拼音文字，我就要变文盲。”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一个人换个工作单位还要左考虑右考虑呢，何况换一种新的文字工具。可以告诉他，改用拼音文字绝不是一个早晨的事情，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即两种文字同时并用的时期，他可能会遇到一些小小的不方便，但是变文盲是不会的。
简化汉字只是治标
最后，谈谈简化字。汉字简化是一件好事情。一部分汉字笔画多，形体复杂，写起来麻烦，在群众的笔底下早就纷纷简化了。可是有些字你简你的，我简我的，互不相识，造成混乱，这就不好了。自从1956年公布经过审定的简化字表并分批推行以来，混乱的情况基本上消灭了。是不是所有需要简化的字都已经简化了呢？没有。有些需要简化的字，像新疆的“疆”、西藏的“藏”，因为一时不能确定最好的简化形式，暂时放一放；有些久已在群众中间广泛流行，像“算”简化为“祘”，“賽”简化为“ ”，因为一时疏忽，没有列入字表。需要补充简化的字还有相当数目，但是不会还有很多很多了。
有些同志对汉字简化有一种片面的想法，认为简化的字越多越好，笔画越少越好，不但是十笔以上的字全得简成十笔以下，就是原来已在十笔以下的字也要减它一笔两笔。这种想法之所以是片面的，因为只看到文字需要简易，忘了文字也需要清晰，还需要稳定。如果把所有的字都简成十笔以下，势必多数字集中在五笔到十笔，很多字的形象都差不多，辨认起来就费劲了，错认的机会就增多了。更重要的是文字需要相对稳定。1956年以后印的书刊数量很大，如果现在再来一大批简化字，就要相应地产生一大批“新繁体字”，今后的青少年念起那些书来就有一定的困难了。或者让他们学习那些新繁体字，那是浪费人力；或者选一部分书改排重印，那是浪费物力。以后再简化一批，就又产生一批“新新繁体字”，这样折腾下去，什么时候能够稳定下来呢？不断简化论的不足取，道理就在这里。
简化汉字的主要目的是让写字能够快些。写字要快，本来有两条路：可以减少笔画，也可以运用连笔，就是写行书。光是减少笔画，如果还是每一笔都一起一落，也还是快不了多少。事实上我们写字总是带点行书味道的，但是没有经过正规学习，有时候“行”得莫名其妙。是不是可以在学校里教教学生写行书，让大家有个共同的规范，可以互相认识？这里又遇到一个框框，那就是“要使印刷体和手写体一致”。从这个原则出发，就得互相迁就，一方面在简化汉字上搞“草书楷化”，一方面在学校里只教楷书，不教行书。为什么别种文字一般都是既有印刷体又有手写体，大致相似而不完全相同呢？这是因为要求不同，印刷体要求容易分辨，所以有棱有角；手写体要求写起来快，所以连绵不断。如果我们允许手写体和印刷体可以在不失去联系的条件下不完全一致，那么，有些简化字本来是可以不去简化它的。例如“鱼”字的底下，如果书上印成四点，笔底下写成一横，似乎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说来说去，简化汉字只能是一种治标的办法。不管怎样简化，改变不了汉字的本质，仍然是以字为单位，字数以千计，无固定的次序，不能承担现代化文字工具的重任。有些人想在简化汉字上打主意，把字形简到不能再简，把字数减到不能再减，用来代替拼音文字，这恐怕是徒劳的。要真正解决问题还是得搞拼音文字。
注释
【1】 《礼记·曲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
【2】 “见果顾”似应为“果见顾”，这里是根据四部丛刊本。
【3】 “是谁”双声，“第宅”准双声，“过佳”双声。“郭冠军家”双声，“凡婢”双声，“双声”双声，“伫奴”双声，“慢骂”双声。古音如此，有些字今音与古音不同，不是双声了。
【4】 “您”的来源有两说。一说，“您”是“你们”的合音。先是“们”的韵母消失，成为nim，m又变成n。这个“您”字早就见于金元戏曲，但那些戏曲里的“您”只有“你们”的意义，单数敬称的用法是后起的。另一说，“您”是“你老”（你老人家）的合音。“老”的声母是l，跟n的发音部位相同，l不能做韵尾，就变成n。“你”和“老”都是上声，“你”变阳平，所以“您”是阳平。就现代汉语来分析，可以把n当作一个表示敬称的语素，只见于“您”和“怹”两个字。
【5】 关于语汇和词义的变迁，请参看王力《汉语史稿》下册，本文所引例子有一部分是从那里转引的。
【6】 这是《盘庚》上篇里的一段，有顾颉刚先生的译文：“先王的规矩，总是敬顺天命，因此他们不敢老住在一个地方，从立国到现在已经迁徙了五次了。现在若不依照先王的例，那是你们还没有知道上天的命令要弃去这个旧邑，怎说得到继续先王的功业呢！倒仆的树木可以发生出新芽。上天要我们迁到这个新邑中来，原是要把我们的生命盛长在这里，从此继续先王的伟大的功业，把四方都安定呢！”
【7】 “愿”字疑误。
【8】 这些名称有的用“话”，有的用“语”。有些学者嫌这样参差不好，主张一律称为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等等。能够这样当然很好，不过旧习惯一时还改不过来。
【9】 引自倪海曙的苏州话小说《黄包车》，收入作者的《杂格咙咚集》（1950）。
【10】 一般所说尖音和团音的分别，专指zi、zü等音和ji、jü等音的分别，不涉及gi、gü等音。
【11】 这个图是根据《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里的方言图重画的。图的范围是调查时间（1959）的河北省昌黎县县界，比现在的县界（也是1958年以前的旧界）大，包括现在的昌黎全县（图里的南部），卢龙县的一部分（图里的西北部），抚宁县的一部分（图里的东北部）。这里用昌黎地区的方言图做例子，因为这是唯一的调查点比较密的材料，其他材料大都是一县调查一两点，点与点之间距离太大，同言线不好画。
【12】 6世纪末，《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评比当时方音，说：“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他主要是讲书面语里的字音，而且不但“参校方俗”，还要“考覈古今”，所以他的评价不完全是根据实际形势，但是大概也是符合实际形势的。9世纪的胡曾有《嘲妻家人语音不正》诗：“呼‘十’却为‘石’，唤‘针’将作‘真’，忽然云雨至，却道是天‘因’。”可见那时候也有公认的“正”音。
【13】 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0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
【14】 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0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
【15】 见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引汤金铭《传音快字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