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学作品
敦煌卷子中，文学作品也不少。最早谈敦煌文学作品的一篇文章，是王国维先生大概在1920年左右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敦煌的俗文学和敦煌小说》。中国人知道敦煌有俗文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现在讲敦煌俗文学的人都承袭了王先生这篇文章来的。事实上，敦煌关于文学的卷子可以分成三大类（或四大类）：一是曲子词，二是变文，三是一般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
关于曲子词，王国维先生已经说过了，在我国，第一个把曲子词拿来加入我们文学大流的是朱彊村，他所编的大词书《彊村丛书》，第一种就是《云谣集曲子词》，有三十首，大都是唐末五代人作品，国内搞的人极多，约十几个。到现在，还没有得出最后结论，里面有错字，有与现在不同的字，还有些现在本子里找不出的，亡佚了的东西，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大用其功。其中王重民先生的《敦煌曲子词集》，是比较得出了结论的，至于是不是最后结论，还不敢说，研究文学的人还在搞。敦煌发现的词不止这一些，其他的东西还有好多首，还没有完全汇集起来。所以，敦煌学的研究还须深入，许多材料还没有整理，还没有发现。
第二种是变文。变文大概就是唐末五代时的说书、唱书等曲艺作品，就像我们每天晚上广播的苏州曲艺、上海曲艺、杭州曲艺那样。弹一段，讲一段，也就是一段诗一段文地夹杂起来，这样一种作品，叫做变文。变文这种文体，也是旧传，不是唐代新创。现在有人讲变文是从印度来的，可能有些关系，但是，我不敢完全相信。因为在汉代人的赋里，大赋里有这个体式，很可能是印度的酒瓶子装上中国的旧酒。变文里另外有一种叫做讲缘起，缘起相当于现在唱曲子的开篇，就是拿一首词或几句话先总的把这个内容简要地唱了出来，声调也特别有魅力。还有一种叫联章词，就是这个调子唱完后，再接着去唱，当然还是这个调子，一段、二段、三段地唱下去。这也算是变文的一个变体。
第三种是许多唐末五代人作诗的稿子，譬如岑参的《玉门关》诗等，都在这里发现了，甚至许多古代文章也发现了，还有文学理论的东西也发现了。我粗略统计一下，大概有这几样。一种是《文心雕龙》，但是，不完整，零零散散有三四篇的样子，和现在的传本比较，有些出入。一种是《玉台新咏》，也是六朝的东西，尽管国内现有好几个传本，但是，都同敦煌本有所不同。这件事应该有人去做。另外，还有《世说新语》，同现在的本子比，出入很大。虽然已经有人研究过，但是，刚开始，还可以继续努力。还有一种东西，文体和《世说新语》差不多，不过没有这样好，都集中在所谓《古贤集》里，它把古代贤人的事情加以分类，像《世说新语》一样来分类，分成十类八类的，每类中说了很多人，把事情摘要地说几句。大概有十卷以上，有不少好材料。这些东西，我都抄回来了，很想把它整理整理。敦煌卷子中也有小孩读的书。小孩识字的书是《三字经》、《百家姓》等，可是，唐末不是这些。唐末有一种认字的音义，等于后人的《百家姓》一样，不过后人的《百家姓》是四字一句，而敦煌的幼儿读物大体上七字一句，押韵的，里面一个字一个字的意思是不连贯的，也没有文法，因为它不是成文的。《太公家教》是教育小孩子的书，教小孩要有礼貌，思想要纯正，怎样做人，如何待人处世等，约有十多件，东西还不少。应该好好整理，它是幼儿教育中一本很好的书籍。搞古籍研究的人，应当重视幼儿读物的整理。还有很多卷子背后往往写了一首诗，不知是谁写的。但是，材料不少，都是唐代写本。王重民先生的《补全唐诗》就是收集了这些诗，来补《全唐诗》所未收的东西。分量虽然不算多，约三四十首，但是，多一首也是可贵的。所以，敦煌卷子中的古文学材料，还有待于我们去发现、去整理。
还有一种是小说，小说很多是同变文相联系的，有一个变文，往往就有一个变文的小说。譬如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有变文，也有小说。最特别的是同我们历史有关系的一件事，即《唐太宗入冥记》，说唐太宗到阴间去的故事。《入冥记》这个话是印度来的，古籍中还没有哪个皇帝游阴间的传。《唐太宗入冥记》就是小说，像这样的小说在敦煌卷子里边还有一些。我过去看卷子，小说的材料没有时间细细料理，所以，我懂得少。但是，王重民同向达先生都写过文章，尤其是郑振铎，他把敦煌小说的全部目录收进了他的《中国俗文学史》。我们可以参考。
五 语言材料
语言材料十分可贵，细细考究，有广、狭两种含义。从广义上说，一切敦煌遗书的语言文字都是语言材料，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敦煌卷子是保存古代汉语，特别是唐五代汉语材料的宝库的认识，日益为大家所接受。这是一个大可开拓的领域，近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譬如《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已经发行第四版了。我这里主要介绍狭义的语言材料。
所谓狭义的语言材料，指语言学的专著。它很早就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了。当年，《国粹学报》影印过吴县蒋氏所藏的《唐韵》，王静安先生影写过三种伦敦藏的《切韵》残卷等等。所包含的内容广泛而且复杂，因此，分类介绍如下：一是古籍残卷，二是俗字书，三是音义，四是韵书，五是外国语言材料。
①古籍残卷是指《尔雅》、《玉篇》之类，巴黎藏有《尔雅》二卷：P. 2661卷存“释天”、“释地”两篇，P. 3735卷存“释丘”、“释水”和“释山”三篇。虽然很不完整，但是，仅它是唐代古本来说，就十分可贵了。后卷末有“尔雅卷中”四字，并有题记：“大历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书主尹朝宗”，又有张真题记：“乾元二年十月十四日略□（按：似写字），（此处原文为□）乃知时所重，亦不妄也。”乾元二年早于大历约二十年，明显同正卷不合。再考两个题记中还有一行字：“天宝八载八月二十九日写”，似与张真题记相应。但是，大历题记的字迹和墨色都和正卷无别，纸幅也没有接痕，因此，可以推断：天宝、乾元二题记可能是后人追写的。把P. 2661卷和P. 3755卷比较一下，无论纸质、墨色、款式、字迹，都可以证明原来是一个卷子。黎莼斋在日本得到的唐写本《玉篇》，与宋《大广益会玉篇》大不相同。罗振玉考订以后，又印过一个本子。这个印本，从各方面看，都应该属于敦煌写本。除以上二书之外，在敦煌还没有发现《说文》、《字林》等字学古书。
②俗字书，专指唐时敦煌民间流行的几种字书：《千字文》、《字宝碎金》、《俗用字要》和《杂辨字书》等四种。
《千字文》有四五个卷子，P. 2771卷说明作者是钟繇，注者李暹，次韵是周兴嗣，这一说法可以相信。P. 3108卷最完整，P. 3419卷的后面附有藏音，可见吐蕃时代的藏人也读它，在当时是很流行的。
《字宝碎金》是采用了P. 2717卷的名称，它是辨字音的书，全书按四声分类，每类摘录若干俗语、通用语，也有经史中语，把内中难字的音注出。譬如“马踏所交反”，“所交反”是注“”字的音；“峥嵘士争反下横”，又是注“峥嵘”两个字的；“贪婪音兰又惏”，“音兰”注“婪”字的音，而“惏”注“婪”的异体等等。收录的大都是唐代西北俗语，既是考唐音的重要材料，也是读其他卷子以至唐宋以来的俗文学的不可少的“字典”。全书已收入我的《瀛涯敦煌韵辑》之中。P. 2758卷略有不同，它按韵分类，把常用的同音字集在一起，可以说是一种“同音字典”。由于目的不在于做诗用韵，而在于认识许多常用同音字，所以，我没有归入韵书类里去讲。它的韵次依陆法言，可惜只存东韵至戈韵，连平声也不完整。据我考证，应是拿孙偭《唐韵》作依据的摘字本，也收入《瀛涯敦煌韵辑》。
《俗用字要》，P. 2609卷原名《俗务要名林》，一卷，不全，应是唐代的一种字典。全书按事物分类编排，每类录常用物名若干，然后逐一注上音义。今存从量名的十撮为一勺开始，以下为市部（拟）、果部、菜蔬部、酒部、□食部、饮食部、聚会部、杂畜部、兽部、鸟部、虫部、鱼鳖部、木部、竹部、草部、舟部、车部、仪仗部、□□部（应是河流部）、□□部（应是药物部）、手部，共二十一部。（此处原文为□）这种分义类的编辑法，是六朝以来的类书体式，民间所习用。每一名词下，都有注音，大体一字一音，二字二音，遇较艰涩的字，还加简要的释义。如：“椑竹也，薄皆反。，毂中铁也，音工。枸上古佳反，下音心。”可见它的主要目的，还是注音。注音形式以反切最多，其次是直音，所注的音不出陆法言《切韵》系统的《唐韵》。书中多俗字，往往不见于通常的字书和韵书，这同写书目的——为俗务要名而作，应是一致的。所以，它无疑是唐代社会，尤其是敦煌地区的社会生活的写真，可以从中考见当时语言情况和社会情况。
其他俗字书不过是上面三式的扩大而已，如P. 2537卷和P. 3363卷等。伦敦还有郎知本撰的《正名要录》、后唐泰清二年写的《开蒙要训》，不一一细说。
③音义。敦煌是佛教圣地，佛经既多，音义必然不少。由于许多佛经的经文后面都附有音义，看来独立的音义是不会多的。但是，在巴黎的收藏中，连玄应的《一切经音义》（P. 3095卷）和慧琳的《一切经音义》都有了。许国霖也曾把佛经每卷正文后面的音义录出来，如《妙法莲华经》、《大方等大集经贤护分》、《金光明最胜王经》、《菩萨璎珞本业经》、《大庄严论》和《三论》等，都是研究语言，特别是语音的重要史料。
此外，要说到儒家经典等古书的音义，如《尚书王肃音义》乃是现存儒家经典音义中最早也是最好的一种。不仅使用了大量反切，而且也注直音，标志反切在汉末已经盛行。罗常培先生曾把它和开元本《周易音义》和《礼记音义》之一、之二合起来分析，并与通志堂本《经典释文》相校，结果是在六百四十五条音切中，今本与写本音切用字不同而音类亦异者只有四条，从而断定音系无别，并说明唐宋两代改窜《经典释文》，在文字训释方面的多，而涉及音系的少。《庄子音》、《文选音》等也很有价值，不过最可注意的有两本。其一是徐邈的《毛诗音》，即P. 3383卷，同今本《经典释文》出入极多，主要有八点：
a. 此本以音为主，所以，音多而义少。
b. 多用反切，而《释文》时用直音。
c. 出字多少不同。
d. 引旧音多有不同。
e. 篇题分卷也不全同。
f. 音切用反字的，今本久无此例。
g. 文字不同，如“思齐”之“齐”，卷子作“斋”。
h. 多引《说文》，而《释文》所引多不注明出处。
如此等等，可供校勘的非常之多。另一种是释道骞的《楚辞音》，今存《离骚》的“驷玉虬以乘鹥兮”句至“杂瑶象以为车”止，共八十四行。这是今天能看到的屈原赋的最古本子，文字与传本很有不同，似乎连宋代人也未曾见到过，所以，价值极大。这些已经全部采入我的《屈原赋校注》，此不细谈。
④韵书。韵书的成立当在齐梁之间，隋陆法言《切韵》问世以后，有长孙讷言为之笺注，唐代取士也采用它，于是，古韵书全都亡佚。所有敦煌发现的韵书，都属于唐人使用的切韵一系的韵书。以我所见，如陆法言《切韵序》，就有P. 2129卷、P. 2638卷和P. 2019卷等；陆法言原书的韵目有P. 2017卷和巴黎未列号戊卷；陆法言原书抄本有S. 2683卷和巴黎未列号乙卷；隋末唐初增字加注本有柏林藏JIIVKTS卷和S. 2071卷；长孙讷言笺注本有S. 2055卷和巴黎未列号甲卷；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有P. 2129卷（国内另有罗振玉印的项子京跋本和故宫博物院印的宋濂跋本，与本卷大同小异）；改革韵系因而与《广韵》相近的孙偭唐韵有P. 2018卷、P. 2016卷和柏林藏VI2015卷；《广韵》母本，晚唐诸韵集成本有P. 2014卷、P. 2015卷、P. 5531卷和巴黎未列号丙卷；北宋刊本《切韵》有柏林藏JIIDI等。此外，还有《韵关辨清浊明镜》一书，即巴黎未列号丁卷。根据这些卷子，我们考得陆法言以后唐人韵书的真相及演变的方式，根据王仁昫卷开列的魏晋以来各家韵部分合和取舍的说明，我们考得了《切韵》成书的具体情况，所谓“论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于是，陆韵系统得以大明，中古音的情况得以大明，中古所本的古音也得以大明，对学术贡献是很大的。
⑤古外国语言材料，指的是西夏文、窣利文等现已亡佚的古代许多部族语言材料，国外尤其是欧洲学术界对此很重视，而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还不多。
六 史地材料
这类卷子分量不多，但是，很重要。几乎每个讲历史、地理的材料都可以补充正史的不足。譬如说《史记》、《汉书》等，我们一向认为是了不得的历史正宗，敦煌也发现了《史记》、《汉书》的卷子，同今本出入很大。所谓出入很大，不是指事情有增减，而是指文字不同，可惜少一点。不过就是一鳞一爪，也是很可贵的。还有唐人著的《晋书》，说明敦煌收的东西范围宽得很。其余的再举几件，一个是《唐代职官表》，虽然两《唐书》也有，但是，有很多不同。到底谁对，不好随便判断的。两《唐书》是官修的，不敢有随便写的东西，因为皇帝要看，写错了皇帝要干涉的，所以，两《唐书》的职官表是很可以相信的。但是，敦煌抄本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必然有所根据。既然有所根据，那么是敦煌的好，还是两《唐书》好？就要我们好好地研究吧。关于这个，王国维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不再细说了。还有一个《官令品》，是做官命令的一个品，这个卷子是我发现的，因为伯希和目录里边没有，到了王重民先生编目录时，我看到了，很欣赏，就抄录了回来，做了一点考证文章，后来，北京大学金毓黻考证了这个《官令品》。这个《官令品》很有趣，哪个皇帝，哪个皇后，是哪一天生的，忌日是哪一天，官是几品，都写得清清楚楚。这是极详细的记录，它可能是唐代官府中的一种档案，而不入正史的。正史不收这些东西，正史收这些东西太复杂太琐碎了。可是在官府档案文书中是要有的，不然就没有什么做依据了。这是很使我们吃惊的。最后还有《阃外春秋》、《春秋后语》，是讲《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所收纳不进去的资料，也是很重要的东西。
关于地理，也有几样了不得的东西。一个是《沙州都督府图经》，它应当是敦煌长官府的档案。《图经》说得非常详细，详细到沙州有多少县，每县有多少乡，每乡有多少人，多少土地，土地怎么分配等等，都有记载。后人著《十六国春秋》，但是，没有把沙州的东西放进去，所以，《图经》是地方志方面了不起的书。现在，中央鼓励各地修通志，但是，我对我们现在修的通志有些是不太满意的，因为许多历史上的重要事情他们反而疏忽了。我想把《图经》推荐给大家，唐代就是这么一个规模。这个规模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关于方志的材料还有很多，譬如《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哪个地方有座什么山，有条什么河，乃至小沟，都录上了；哪个地方有个什么村子，村名叫什么，也录得清清楚楚的。我们要知道唐代地理情况，这是很重要的东西。《沙州志》也是方志，其中最详细的是说了个剑南道，剑南道有十个州，详细的情况都有了。不仅是地方、人口、土地、赋税，而且连这个地方的经济地理，也牵扯到了。所以，研究历史，单单靠正史是不够用的。敦煌给我们研究提供的资料，是十分可贵的。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是关于世族、人物的材料。敦煌这个地方，有些什么世族、人物都有详细记载。这个东西就是P. 3718卷和P. 4660卷，名叫《敦煌名人名僧邈真赞》，它把唐代以前敦煌出过些什么大人物，一个一个列入。我们考证敦煌有学问的人，大官，有道德的高僧，人民佩服的名流，譬如大书法家索靖，关于他的历史，很少很少了。但是，在上述两卷中就有一段索靖的文章，比较详细的。唐代以前，世族在社会的许多方面有一定作用，譬如敦煌两大世族：张家和曹家，他们自称敦煌王，唐朝也封他们做敦煌王。所有围绕敦煌的少数民族，如突厥、吐蕃等，在唐五代能够使中原不受他们侵扰，就是这两个世族在那里管着。这两个世族对这些少数民族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经济办法，即给钱；一种是结亲办法，有了小太子，就娶回鹘的女儿做妻子，又嫁自己的女儿给回鹘酋长。这样就成了亲戚关系，安安静静的，差不多两百年中，没有出现骚扰民间的事情，世家大族有很大作用，因此，我们应当注意。
还有一种《敦煌高僧传》，为许多大和尚立了传。假若是一个普通地方的传，倒也不算什么稀奇物。因为敦煌在唐代，刚刚是从西域、印度、于阗乃至许多小国到中国来的第一站，来者都要作短暂的停留，有些到敦煌就不走了，在敦煌落籍了。有些高僧到敦煌之后，慢慢进入中原，在别的地方落籍。他们的事迹在《敦煌高僧传》里有。譬如鸠摩罗什，他在敦煌蹲了两三年，然后到临汾去，这样的事情使《敦煌高僧传》的价值更了不得。敦煌也有了慧远，也有传的，所以，我们讲宗教，绝不可忽视它。还有许多官府名册，也是很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个卷子讲敦煌风俗习惯的。我们要想讲中国的风俗制度，它是最好的参考书。谁想写风俗志而找不到材料，敦煌卷子里有，将来敦煌的风俗志可以写得出来，别的地方的风俗志可能还没有。譬如饮食，北方人喜欢吃羊肉泡馍，就是拿蒸好的馒头搞碎放在羊肉汤中泡着吃，这在唐代已经开始了。卷子中还发现做牛酪、羊酪的方法，现在南方有的人会吃牛酪、羊酪，根源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民间风俗习惯的东西，如烹调的方法，杀猪、杀羊的方法，里面都有记载。这种材料，若是去搜集的话，那是极有价值的。
西域诸国的材料，如于阗、高昌等小国的史料，敦煌也很多。我略加统计，譬如同吐鲁番有关系的卷子，就有九件；同于阗有关系的卷子有四件；同伊斯兰教徒有关系的有五件；同焉耆、印度往来有关系的有六件；同西天竺十五国有关系的一件，叙述到西天竺的路程，一国一国的路程。我们读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宋云的《西行记》和法显的《佛国记》，这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而围绕中国的这些小国的历史，现存的材料很少，有的都没有了。应该说，仅有《西夷传》这些书是不够的，敦煌这些东西发现之后，是可以大大补充《西夷传》的史料。这是我们讲历史地理的人很可注意的。日本人搞得很厉害，他们得到一个卷子，就拼命研究，三个人五个人地研究讨论。所以，我们要赶快奋起直追。
也有社会史的材料。社会史包括的东西很多，譬如讲人口的，我所抄录的就有五种。敦煌所治有十二个县，某县有多少人口，某乡有多少人口，记载都很详细。敦煌卷子中，女人也可以做户主，这在卷子发现以前，我们都不知道。日本中村不折也有一件，虽然材料很少，但是，问题很大。它是地方上的临时措施，还是国家的正式措施呢？假若是国家的正式措施，那么，说明唐代男女间关系就不像宋以后那样分得严格，在宋代以后，女户主是找不出来的。唐代可以有女户主，不过唐代正式是否有，我还没有查过，请研究户口的同志去了解这个东西。其次是授田，每个人有多少田，授田的名目多得很，有口分田、永业田等。每个人成年以后都得到一定的口分田，口分田是一定的，大家都一样的。另外，做什么官给什么田；你有儿女，给你什么田。可见授田这件事情的记载在经济史上是很重要的，敦煌卷子大约有二三十件之多。还有反映买卖关系的材料，买卖关系有两种现象：拿货币的现象有，但是，基本上还是以物易物。农民拿谷子、麦子等来换取布匹等，甚至还有拿人来换物的，拿小孩、拿女人都有，也不排除拿小孩、拿女人去抵债的。这个风俗有了，这是研究社会风俗史的重要东西。
还有一件是说税制的。田税有了，至于其他税制，我们还没有发现。田税规定一亩田纳多少税，税也是分的，某县有多少田，纳多少税。看来税并不是定死在亩数的多少上面，而是定在田地能产多少上面，即按产量征税的。这同现在我们的田税制有点接近。也有几件是讲物价的。这个物件值多少米，那个物件值多少布匹，这个物件值多少薪炭，那个物件值多少柴。最早一件物价是天宝四载，可以推论唐代物价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天宝四载以前，物价稍低一些，天宝四载以后物价增长，从而又可以推出唐代物价的平均数。关于工价，一个工人做工得多少钱，牧牛牧马的人得多少钱，某个商贩自长安拿回某件东西给多少钱，乃至汉人到四川去拿什么东西，拿回来给多少钱。关于力价，人力价钱在敦煌有好几个卷子。一个长工，一年给多少米，多少布匹。第二年按工作的好坏酌情增减，工价都是拿米粮、布匹折算的，大体上还没有币制，就是公家，也是以物易物的。
敦煌竹简是继敦煌经卷发现以后，在围绕着敦煌如玉门关、高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单就孤零零地研究竹简，过去已有人做了不少工作。假若研究敦煌的人把竹简算在敦煌学以内，则意义更大。因为玉门关到敦煌没有多远的路，它的竹简上记的物价等情况与敦煌应当相差甚微。从吐鲁番到敦煌，比从玉门关到敦煌就远得多了，物价的差距就很难说了。所以，围绕着敦煌所出的竹简，不仅是军事上的史料，譬如某个竹简说某天派多少人到敦煌驻防，某天送多少兵器给你，而且民生日用方面的材料也非常突出。因此，竹简在敦煌材料中是很重要的。国内研究这方面的，最早是王国维先生，他关于敦煌竹简有很多最为精当的话。王先生以后，到现在研究竹简是有进步的。但是，开创者不是王先生，而是法国沙畹。沙畹研究中国竹简，同张天方先生合写了一本书，即《竹简研究》。张天方过去是杭州大学的一位老先生，已经去世了。自这本书问世以后，国内开始注意研究。现在我们大陆研究竹简的人为数不多，好几个研究竹简的人都在台湾。
七 科技材料
大体有两类：一类是医学，一类是日历，都是人民几乎每天需要用的东西，所以，在敦煌卷子里面占着比较重要的位置。但是，不是说人们生活里只有这两件，而是说，这两件东西非写在书本上不可。广义地说，敦煌保存的一切，都是科技材料，譬如卷子本身，纸是科学，纸有楮白纸、硬黄纸，它们是怎样制造的也是科学。墨和笔也是科学。现在用的墨最出名的是用黄山松树做的“黄山松烟”，古代的墨又是什么做的，怎样做成的，也是科学。还有许多用朱砂的地方，朱有两种，用得最多的，是现在叫做朱标的，有点金黄色，红是红的，偶然间也有用胭脂的。用什么来调朱或胭脂，成分怎样，有一定规矩，也是科学。又譬如所有敦煌壁画都画得非常艳丽，所用颜色与现在是不同的，现在多是植物性颜色（藤黄除外，但是，连黄也并不全部是藤黄矿质，还有姜黄等），但是，壁画用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矿物质。譬如，那蓝色和绿色，就是铜质的，即铜上面的颜色，这也是科学。总而言之，绘画也好，卷子也好，全部所使用的东西，都足以说明唐代科学水平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很值得研究。所以，敦煌的东西，不单单是搞文字的，搞社会科学的，而且，科学家，不管工业也好，农业也好，医学也好，物理学也好，都应当参加的。譬如，唐代的纸到底与六朝的纸有什么差别，与汉代的纸有什么差别。现在知道，中国的纸始于汉代，蔡伦造纸就好像是中国纸的最早发现。可是，我们现在考古学已经发现，早已有纸，蔡伦纸同后代纸又大不相同。蔡伦是用渔网来造的，但是，后来人拿树皮、拿甘蔗皮、拿草来造纸。在蔡伦用渔网造纸以前，我国已经有纸了，最早的一张纸，现在澳大利亚博物馆，它是人类仅存的一张最早的纸。根据澳大利亚研究的结果，这张纸，在空气中，可以经历一万年。唐代的纸种类是很多的，有用树皮造的，叫楮白纸，这是最粗劣的，大都是北方造的；有用渔网造的，有用甘蔗皮造的等等。总之，敦煌所使用的物品，没有一样不是我们科学家应该注意的，虽然，真正记录科学的东西，只有医学和日历。这两样东西，一方面要有老师传授，而另一方面都比较需要文化水平。下面分开来介绍。
先讲医学，到现在为止，在敦煌发现的最早卷子是开元六年九月写的，叫陶弘景《本草》。这部《本草》有注，是最古的写本，未经人改窜过的。现在流传的所谓《神农本草》、《证类本草》和《食疗本草》等等，名目很多，但是，最早的，到现在为止，恐怕还要数陶弘景这部《本草》。当然更早的还有汉代人的《本草》，但是，它虽然也流传下来了，靠得住还是靠不住，有没有经人改过，都是问题。且不说这些，拿这个卷子所记载的情况看，里面有几句话是唐代以后的传本里常用的，说医病的人不仅要看疑难杂症，而且，普通病症里边有两样东西也是要注意的，这就是热病和寒病及其差别。因此卷子上就有两种符号，属于热病的用红笔点出来，属于寒病的用墨笔点出来，普通病就不点了。医书中划分得这样清楚，到现在为止，只有这部书，在它以前的传本，是没有的。但是，现在留存的在它以前的传本，却有陶弘景这部书中热病、寒病以及普通病的差别符号。是不是可以说是陶弘景抄旧的？就算陶弘景抄旧的，也保存了旧医书的一种本来面貌。但是，一切唐代以后的医书，引这话都说是根据陶弘景的，因此，可以说这样打符号是从陶弘景开始的。这卷子不仅是中国医学的大宝贝，而且，也是人类最古最早的东西。印度也有一个很古的讲医学的本子，我们不清楚印度古本的情况，还有待研究。而我们这部《本草》，已经成为全世界研究得很起劲的东西，它是敦煌医学科学方面的压卷之作。另外一种是一个叫李的人写的《本草》，有五六件之多，这是唐代人自己著的书。虽然如此，但是，大体上还是抄陶弘景的，可能还有陶以前的东西。陶以前的东西已经亡佚了，只在敦煌卷子里边才能够看到它。所以，许多问题在中国医学上还没有完全发现出来，经过研究，将来在整个医学界可能有大的突破。我国医学，有许多东西有人讲是不科学的，不管它科学也好，不科学也好，我们要实验，等到大批实验以后，可能我们会证明有许多在世界上还没有发现的东西。不过，书是亡了，要是没有敦煌这几个卷子，我们医学就追溯不上去，就停止在一个地方了。假若停止在唐代，就可能被人说成这个东西是从印度来的，那个是从西洋来的，都说成是他们的了。我们先人自己的创造，发明权却被外国人拿去了，这是不应该的。我们不是小气，本来医学是为整个人类服务的，中国人可以用这个药，西洋人也可以用，但是，我们要算对人类的贡献，这是应该争执的，这是我们的贡献。这是关于医学的第二件卷子。
第三件叫《食疗本草》。正式的《本草》的医理是用药来治病的，唐代以后发现一种通过饮食，利用食物治病的办法。现在民间还有，譬如豆腐，这是外国没有的，只有中国有。在唐、宋人的记载里面，起初是为了治病，后来逐渐成了民间食物中最主要的东西之一。有一个外国人写过一篇文章，说在全世界，中国人的炎症最少，他归之于中国人吃豆浆、豆腐，这话很有道理。我国尤其西南一带，豆腐渣（即挤出豆浆后而剩下来的渣）是当菜吃的。豆腐渣治疗炎症很有效，我们西南一带，民间有这样的风俗：什么地方生毒疮，就拿豆腐渣敷在上面，几天以后就好了。在民间流传的东西常与传统有关，所以，《食疗本草》就记载着哪种豆子可以治哪种病，譬如大豆治什么病，豌豆治什么病，绿豆治什么病，等等。民间有一种风俗，到了热天，大家都喝绿豆汤，因为绿豆是清凉的。这种事外国人是想也想不到的，他们到了热天，热得没有办法，找不到东西吃，只有灌冰了。待到同中国交往以后，绿豆汤先传到意大利。所以，《食疗本草》是我国医学上一种很特殊的疗法。饭是天天要吃的，吃些什么菜，就可以治什么病，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世界医学界也很重视，譬如我们吃的玉蜀黍，它的油治高血压是最好的东西，中国人是早已晓得的。《食疗本草》在民间是亡佚了，但是，在敦煌，发现了好几个卷子。此外，还有好多东西，前些年，浙江省图书馆出了馆刊，叫《文澜学报》，载了朱宗瀚先生的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敦煌本《本草》的研究。这篇文章很重要，在国内，除此以外，别的还很少看见。日本人得到敦煌的《本草》卷子，在大量地研究。这个东西，日本人研究得比我们好，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还有医方，害什么病，开什么方子。外国也有医方，但是，都是成药。中国却不是，都是拿原材料来配搭。中国医学的长处在这个地方，短处也在这个地方。你要是学得不好，看病是不行的；学得好，看病是了不得的，所以，医方在中国医药上是很特殊的东西。外国人用成药，眼睛痛，滴一点什么药水；肚子疼，给一种什么药。中医也给药，但是，这药都是医生临时配搭的，三个医生给三个病人看病，虽然都是肚子疼，但是，彼此的开方可以不同。为什么呢？中医的医方是结合整体诊治的，你说我这个地方跌伤了，起了疙瘩，可以给你配一种药，不是涂伤口，而是在了解了你的身体以后，给你吃一种药，自己消掉了。它是从整体来看问题的，这正是中医、中药高明的地方。中医很少有所谓特效药，西药几乎都是特效药。特效药就是对这个病用的。用中药，没有太大的毛病，不过有一点，就是医生要学得高明，要是不高明，是会害人的。
敦煌的医方，我所看见的大概有六七个卷子，它们同现在的方子是不同的。现在开的药方大约有十二味、十四味，而敦煌的药方顶多是四味，都很简单。还有一种药方很特别，就是吃了这个方子以后，还要吃什么药，饮食要怎样调理，叫《疗服石药方》。我曾把它的特点很详细记载过，用这种方子治病，不仅可以治愈，而且从此可以永久根除。
还有两件东西同医药有关系，一种是讲针灸的，哪个穴位怎么样，哪个穴位管什么毛病，唐代医书中有的，敦煌医书中也有，大概有三四个卷子。这些书不仅仅我们后人看不见，连两《唐书·艺文志》也没有著录，是很奇怪的。因此，就有人怀疑，这种针灸方法可能从中国西北来的，但是，也没有特殊证据。我们现在的针灸，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世界都是了不起的。从全世界来看，只有中国有针灸，别的国家没有。针灸情况在敦煌卷子中说得非常清楚，人身上的穴位说清楚了，哪个穴位针治什么病也说清楚了，譬如咳嗽，就针左右手的虎口，不用吃药，再严重的咳嗽，一针就好了。听说有位针灸专家研究过这类卷子。另外，近来报载北京有一位姓王的医生，用的是古方，他的针不像一般针灸用的针，一根插下去就算了。他用的是金针，金针上有一个洞，针灸时，他把艾放在上面，一烘，有股热气钻了进去，这种针的效果最大，普通针是银针，银针没有洞，而金针有洞。据他讲，他就是得的一个古方，我相信这个古方是有的，那么究竟在卷子中载没载着，不晓得，不敢说。
切脉也是中国人的发明，现在流传最广的是《脉经》，是六朝的东西，但是，已经亡佚。现在流传的都是唐、宋以后人的辑本。完整的一件在敦煌发现了，叫《玄感脉经》，这是中国医学了不得的事情。他们的经验是从哪里来的？斯坦因在玉门关曾经发现一只药箱，里面装了若干药，应是汉朝人送给在玉门关一带守边的军士用的，这些药的品名，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了解。假若了解以后，同敦煌的《本草》、《食疗本草》肯定有关系。我们国家在不断地发现许多东西，也在不断地说明我国文化水平是如何的高。假若把敦煌的东西同玉门关，乃至于同吐鲁番、高昌等新疆的东西结合起来研究的话，我国古代文化许多东西，还可以有新的发现。所以，现在的敦煌学，要把吐鲁番的文物结合起来研究，可能这是一个大的体系，以上说医学。
下面讲日历，现用的日历，是新式日历。而旧式历书不同，除了哪一页哪一天以外，底下一定有甲子，甲子下还有一个黑圈，里边注利忌日（写着今天是专门利于东方或西方或东西南北，利于结婚，利于出丧或利于什么，不利于什么等，这就叫利忌日），这样的历书叫具注历，在我国历史上通行得非常久，非常早。敦煌发现的也有具注历。解放后，具注历不用了。解放后的历书讲现在可以耕田了，可以栽秧了……专门讲农事，别的事情是不讲的。将来说不定再隔若干年，工厂里，如织布工厂或打铁的工厂，可能也有什么时候应该织布，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的玩意儿，这是一种经验，人类自己的经验总结起来以后，写在书上，要人们照着去做，就是如此，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敦煌也有一样东西同现在的历书差不多，即七曜历，大概有八九个卷子之多。外国人说中国没有七曜日，是我们西方传去的，是摩尼教传教士带来的，于是乎，它的发明权就属于摩尼教教徒去了。但是，这是外国人讲的，讲得最起劲的是法国人沙畹。沙畹、伯希和两人对于中国的东西是研究很深的，但是，他们有一种看不起中华民族的思想，什么东西都不是中国的创造。我国很早已经发现美洲大陆，史书上清清楚楚记载着，但是，他们绝不肯承认，说一定是他们的哥伦布发现的。以前，争不赢他们，因为他们的政治力量大，可见，文化学术也服从于政治，我们没有办法，我个人就有过一次体验。在法国时，写过一篇文章，说美洲是中国人发现的，根据就是法显的材料。一家杂志准备登载，送给伯希和去看，他不看文章，看到题目就还给我。连声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很气愤，但是，他年纪比我大，地位比我高，没法说，只好收回来。他们就是如此。七曜历本来在中国是古老得不得了的，《易经》说“七日来复”，春秋以前已经讲了，为什么你们研究中国的东西却不管这个呢？你们说七日来复还不能说七曜，那么，汉文帝时，七曜之说已经在历史上看见了，《汉书》是东汉时写的，还有什么可讲的？不仅如此，《汉书》之后，历书不断地记载了七曜的话。所以，这些事是令人愤慨的，不能不争的。过去我们政治上没地位，我们争不赢他们，可现在我们政治上站起来了，他们不敢说这个话了，我们现在更拿得出东西来。中国历史上的七曜历有几样东西同现在不同，七曜是日月金木水火土，即五行同日月，他们说的不是。他们利用了有一个敦煌卷子中七曜的名称，譬如日曜日用“密”字来代表，月曜日用“漠”字来代表，土曜日却叫“云汉”，等等。其实这些名词都是译音，至于译哪里的音呢？到现在还没有考证出来。大概不会是印度的，印度虽有七曜之名，但是语音对不上，同摩尼教民族的音也对不上。尽管敦煌发现七曜历的日历名字，我们还不了解，但是，不能为了一个名称就否定这件事同中国有关系。这些名称可能原来是中国的，外国人来了之后，用了外国名字，如此而已。等于中国有名学，而外国叫逻辑，于是有人把中国名学叫中国逻辑。“逻辑”两个字是翻译“logic”的，因此，不能说逻辑是外国的，中国没有逻辑。七曜日的名字虽然不是中国的名字，可是，中国有七曜日，日月金木水火土，这些名字是哪个国家的，谁也拿不准。不过，这件事也有大好处，可以根据这些名字查我们西部、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以及中东一带的民族，会不会是希腊的、罗马的……要有人研究。可惜我是没法子研究了，外文懂得太少，这件事要大家努力，不努力是不行的。连先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而被外国人强占去，这是我们的耻辱。一个读书人应该知耻，耻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自己的东西被人抓走了还不晓得。
敦煌历书还有一点很特别，历史上所有皇历一定是中央政府颁发的，唐代也是如此，可是敦煌却自己搞日历。大概在唐末五代，唐家在河西走廊以西已不大有力量了，历书颁发不到了，没有办法，就自己造历。因此，敦煌有好几位大历学家，最重要的是翟奉达和翟文进父子俩，也可能是叔侄，所有敦煌历书都是这个系统的人造的。因此，敦煌历书保存下来，不仅可以考见那个时代的政治力量情况，而且也了解到这些历书同中国旧历书是配合的。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卷子，牵涉的面很广。除了这个历书而外，还有两样东西也应当晓得：一是占星术，看天上星宿，就是旧史书的天文志，哪个星宿是怎么样的，在哪里，哪个星宿哪个季度在什么地方等等，记载得很详细。大体说来，敦煌发现的占星术同中国旧的占星术没有太大的差别，虽然不像七曜历那样可贵，但是，也是一个好东西。第二种就是日历，日历带动着占星术以及当时的民间风俗，就是说到过的利忌日等，几乎民间风俗全拿具注历来指导，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单单把利、忌这两件事拿来看，就可以知道唐代民间风俗，我微微研究过，这个风俗同农业的关系最大，从而说明唐代还在农业旺盛时期。
总之，卷子中的宝贝太多了，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不论什么文化，乃至于武化，也在里面。譬如少林寺，虽然是唐以后的东西，可是在唐代已经有僧兵，庙子里的兵都讲打的。在敦煌那个时代，庙里养了若干小和尚，从小教以拳术、刀枪等十八般武艺，成了大兵。有些皇帝就利用僧兵夺取政权，这种事在唐代以前就开始了。所以说，敦煌的材料不得了得多，看见这些东西，有点爱国心的人真是感激涕零的，为后世子孙好好保护我们的文化，是我们最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