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敦煌简史
敦煌是现在甘肃省西北边接近新疆、宁夏、青海的一个县。从兰州西北行，过武威、张掖、酒泉，出嘉峪关，经玉门、安西两县，过瓜州旧城，而至敦煌。在它西边不远，便是玉门关。玉门关是因和阗的美玉从塔里木盆地输入而得名的。出玉门关便是通西域——应说是古代中西交通的——南北二大道。这二道都在天山南麓：一从罗布淖尔沼泽，一从塔里木盆地向西。汉朝的丝织品从此道直可贩卖到边远的罗马东部叙利亚（中国史书称之为大秦。后来推尔西屯等地向汉人学会了抽丝织绸的技术，欧洲才有丝）。纸也是从敦煌、玉门经吐鲁番，过撒马尔罕，经波斯而传入欧洲的。
纸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尤大。斯坦因在古长城的一个烽燧中，得到八封用窣利文写在纸上的书信，是粟特商人的私信。他把纸样送到维也纳冯·魏斯涅教授（Professor Von Wiesner），用显微镜考查化验的结果，知道是用麻织物捣成浆，然后由浆造成纸。这正同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发明的造纸法相同。斯氏又根据种种理由，断定这是公元2世纪中叶的（详见他的《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 Oxford，Clarendon Press.1921）。上距蔡伦造纸才四五十年，这算是全世界最古的纸了！（在此以前瑞典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古楼兰——今库鲁克河——也发现过纸，但据考察后，较此迟五十年，可参阅August Courady《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中文写本及其他零物》一文，Die chinesisch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 in Lou—lan diancang.xyz）中国纸便是由粟特、康居等国的商人，带到撒马尔罕，而入欧洲（参阅姚士鳌《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辅仁学志》一卷一期）。又斯氏在敦煌也寻得三张汉代纸写的残卷，也断定是公元2世纪写成的（见沙畹Éd.Chavannes的《斯坦因东土耳其斯坦发现之中文文书》一文Les Documents Chinois，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也是世界最古的纸，于是打破了历来欧洲学人说的纸是阿拉伯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等等不实不尽的话。纸之输入欧洲，也同丝差不多，都由商人循同一道路传去的。
它是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癸卯。一说是在公元前126年，是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此乃归年），及公元前115年（汉武帝元鼎二年丙寅）张骞初通西域的大道，也是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丁丑）贰师将军李广利攻破大宛的大道，也是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己未）印度佛教经大月氏入中国的要道，也是公元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己丑）到印度十七年后取经回国的慈恩大师玄奘往来的要道，也是马可·波罗通过罗布沙漠西去的大道。
敦煌在历史上担过不少的任务；是边防重地，是交通重心，文化交流的场所，尤其在唐代是最为辉煌的时期；做了中西交通的枢纽，宗教繁兴的圣城，文化极盛的都市。
因其为交通的要道，而一出玉门关，便是汉人的所谓“三十六国”，算中国——应说中亚细亚——民族集居最复杂的地方。所以在治世则为四方辐辏之地，文物大盛；在动乱的时代又为有关边防的重镇。所以其兴废，其变迁，也最剧烈。稍读历史的人，莫不知之。
现在的敦煌县是在北纬四十一度，东经九十四度七左右。气候寒冷，每年平均有五个月冰冻。每年十月结冰，三月末解冻。雨量极少，高到九十五点四毫升，低到八点六毫升。多风，以西南风为最多，秋季西南风及东北风各半。气温最高摄氏四十四点一度，常在每年七八月之间；最低零下二十四度，在每年的十二月、一月。风沙是非常大的，当西南风起时，对面数尺，不见人影。
疏勒河横过敦煌的北面，经玉门关，集为哈拉湖。但与敦煌关系最大——应说与莫高窟千佛洞关系最大的是党河，在敦煌以南，千佛洞的阳面，灌溉敦煌的田。此外更重要的还有一条正在千佛洞下面经过的大泉，也是千佛洞饮水的来源。这条河沟宽约二十丈，自南而北，流入沙漠，潜入地中去了。沟的东岸，高约十丈，西岸高由一丈至二十余丈不等。名震世界的石室，即是在西岸的崖壁上凿出的。
从嘉峪关西出，是一个大平原，即关外三县之所在：玉门、安西、敦煌。敦煌县城近祁连山脉；在敦煌县南的三危山，也属祁连山脉。三危山更西南，去县约十里，有鸣沙山，高二十余丈，长约五十里。人马从山上流下，沙与沙相激，发出轰鸣声，故名鸣沙山。
敦煌的历史，应从春秋时说起。春秋以前西北的地史文献不曾说到。两周金文，只有天水以东，还能仿佛。甲骨文则尚未见岐山以西的材料，何况皋兰以西了！《禹贡》的流沙、三危罢，似乎是，其实亦非。此处不多说了。
敦煌本古瓜州之地，又名陆浑，春秋时秦的属地，原是羌、戎居地。
《左传》昭九年：“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杜预注：“瓜州，今敦煌。”（按《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敦煌县下云：“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则杜预说，即本杜林也。）又襄十四年：“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杜注：“四岳之后，皆姜姓，又别为允姓。瓜州地在今敦煌。”按上二段的故事，即是僖公二十二年的“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杜注“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西北，二国诱而徙之”一事。又疏云：“陆浑是敦煌地名。《汉书·地理志》弘农郡陆浑县下云：‘秦、晋迁陆浑之戎于此。’”（秦、晋二字原作“春秋”，依王先谦说改）又《汉书·地理志》下：“秦地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
战国时先为月氏所在。后月氏为乌孙所攻西窜，又为乌孙所在地。
汉初，成为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见《汉书·地理志》）。至汉“武帝攘之”（《地志》），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初置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置张掖、敦煌二郡，统县六：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户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敦煌又为县治。王莽时改敦煌郡为敦德郡，县亦改名敦德亭（莽初改敦煌为文德，见《汉简》王静安先生跋十一）。后汉仍复前汉之旧，《后汉书·郡国志》敦煌郡云：
敦煌郡六城：户七百四十八，口二万九千一百七十。敦煌，古瓜州，出美瓜。冥安。效谷。拼泉。广至。龙勒，有玉门关。
典午之世，敦煌一郡，领县十二为最大，视汉且倍之。隋领县三：
敦煌郡统县三：敦煌、常乐、玉门。……户七千七百七十九。
到唐则属沙州。《新唐书·地理志》：
沙州敦煌郡……县二：敦煌、寿昌。……户四千二百六十五，口万六千二百五十。［按：敦煌县南有鸣沙，故曰沙州。《敦煌录》云：“州（沙州）南有莫高窟，去州二十五里。”又《莫高窟记》：“沙州在东南二十五里三危山西。”是唐之沙州，去千佛洞二十五里，在千佛洞西北。疑今佛爷庙一带，即沙州县地也。又前凉州张骏于敦煌置沙州因此。又寿昌即汉之龙勒县，即今敦煌西南之南湖店也。］
郡治为最小。至宋中叶以后，为西夏所据。明代闭关不与西域交通。一直要到清，西路才通，又成为清人往新疆的要道。
在唐天宝时，敦煌一县，实有十三乡，即敦煌、洪池、悬泉、莫高、神沙、龙勒、玉关、洪闰、效谷、从化、寿昌、平康、慈惠（见P. 2738卷及P. 2803卷。按P. 2728卷，十乡有赤心而无洪池、悬泉、从化、寿昌），则古县已沦为乡镇者多矣。其时寺庙盖极兴盛，据P. 2738卷有龙兴寺、大云寺、报恩寺、灵修寺、圣光寺、乾元寺、净土寺、开元寺、永安寺、安国寺、大囗寺、普光寺、金光明寺、灵图寺、连寺、周家兰若、官兰若、安淳于兰若、北（？）……保兰若、乐家兰若等。参与经卷题记中所有寺名，大约可信，可见当时佛教之盛云。
由敦煌写本中，又可得知唐时敦煌有十二或二十个风景区，为诗人所歌颂。P. 2748卷的后面，有一卷《沙州敦煌二十咏》。其二十处为：三危山、白龙堆、莫高窟、贰师泉、渥洼池天马、阳关戍、水精堂、玉女泉、瑟瑟监、李庙、贞女台、安城袄、墨池、半壁树、三攒草、贺拔堂、望京门、相似树、凿壁井、分流泉。其时为大中四年。
宋以后与本书关系少，不再去说了。
二 敦煌学
（一）莫高窟经卷的发现
莫高窟的地势，南高而北低，现在的南首岩根处，别有寺院，名为上寺。上寺之北为中寺（上中两寺原为一寺，后分为二）。在北头将尽的佛洞处，又一寺院，名为下寺。上寺、中寺均为喇嘛住处，下寺为道士住处。
据莫高窟所发现的材料推知，宋时西夏之乱，千佛洞下寺僧人，欲避乱他乡，便把经卷佛像杂书等，藏在下寺旁石窟主群北头相近处的一个大洞，就是张大千氏的编号一五一洞。这个大洞原是唐大中五年沙门洪所建的。现在后面有三层楼阁，洞本身作“T”状，为莫高窟常见形式。甬道口宽一丈二尺七寸，长二丈二尺八寸，高约二丈。入内大洞长五丈二尺，宽四丈九尺，高约三丈。由洞口至内二丈二尺，为平地，系烧香礼佛跪拜周旋之地。其后三丈为神龛，龛高一尺三寸，长二丈六尺，宽二丈。台左右前后有五尺宽走道，可以左右出入。
在此大洞甬道之北，距地三尺处，有一宽二尺五寸、高约四尺之甬道，后即一复洞，洞长宽均为九尺五寸，边高六尺五寸，中高九尺三寸。洞内四壁皆画，一幅画男女像各一，其衣饰极为别致，为千佛洞中极罕见之作品。由色彩形状，知为唐画。从前装满的经卷佛像等，现在是空无所有了。大概在宋时下寺僧众将经卷藏入后，用土基将复洞门塞闭，外以泥涂，再加粉画，就现存残形观之，是宋画无疑。
自宋时封闭后，逃避的僧人，大概一去不复回，后人也不复知有此复洞，更不知复洞中有这样多而且精的不世之宝。一直留到光绪二十五年的四月，让一个庸俗不堪的王道士来打开。
王道士名元，是湖北麻城人，初在肃州巡防军为卒，退伍后无事可做，遂做了道士。来到敦煌，穷无所藏，投宿于一百四十三窟。此时的莫高窟寺院，多为红教喇嘛，诵的是番经，独王元能诵道经，作中原语，以是人多求他礼忏，生涯渐渐好起来，因雇一杨某写经。杨某就一百五十一窟甬道间置一案，背壁坐。抄经之暇，吸旱烟，以芨芨草燃火，常以燃余之草插壁间裂缝中。一日吸烟余草稍长，仍插其处，乃深入不可止。以手击壁，其声中空，疑有他因，告王道士。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其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人，用泥块封塞，把泥块去掉，则为一小甬道，入内为一复洞，较外大洞为小，约一丈左右（实为九尺），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幡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下。光绪三十三年《重修三层楼功德碑》（其实是木牌）云：“二十六年掘得复洞，内藏释典充宇，铜像盈座。侧有碑云：唐大中五年沙门洪立。”所记藏物，尚有铜像盈座，现在我们已不能知道这些铜像的去处了（据《王道士墓志》，是光绪二十五年事）。
窟藏发现后，王道士延城中官绅来观，绅士们不知其可贵，都说这些佛经流传在外，是造孽有罪的，嘱咐他仍还置窟内。
当时的敦煌县长名汪宗瀚，字栗庵，是湖北人。他对古物有相当认识，因从王道士处，取去若干写经及画像。后三年，光绪二十八年，苏州叶昌炽作甘肃学台，叶对古物有特好，托汪宗瀚搜求，汪遂以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送给昌炽（见《语石》卷一第二十九页）。昌炽遂建议甘肃的藩台衙门，将此古物运省垣保存，但估计运费要五六千两银子，无由筹得，乃于光绪三十年三月，令敦煌县长汪宗瀚“检点经卷画像，仍为封存”。王道士用砖来砌断了这座宝库。
（二）经卷的盗劫与清政府的拾遗
王道士人颇有机智，自敦煌士绅对此宝物不加重视后，他曾载着一箱经卷，到酒泉去献给安肃道道台满洲人廷栋，廷栋以为这种经卷的书法，还不如他自己的字，颇为轻视，王道士又碰壁而归。
当时嘉峪关的税务司是个比利时籍的帝国主义分子，他将回国，来向廷栋辞行，廷栋把经卷一部分赠送了他。这个比利时人，到新疆后，又将所得卷子，分赠给在新疆的长庚将军（亦满洲人）及道台潘某，并且说出得自敦煌的情形。这时新疆的帝国主义分子，已在传说敦煌的艺术品了。
当时受英帝国主义印度政府之命，潜入新疆勘察，名义上是“考古”的匈牙利人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正是第二次到新疆之时，听见了敦煌发见写得有古外国文字的写本书籍，于是他决定来敦煌。
斯坦因对敦煌一地，本来不陌生。原本他有个同乡朋友，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洛克齐（Professor de Loczy）曾潜入甘肃作地质学探险的间谍活动，他在1879年（光绪五年）曾到过敦煌，参观过千佛洞，曾把石室中的美丽的壁画与塑像，同斯坦因讲过，斯坦因受了这些鼓动，在1907年的2月，即石室藏经发现后的第八年，向敦煌出发，先到长城一带，搜求了一些木简（详后）。到5月21日，在那荒凉寂寞的郊野，扎下了他的帐篷，准备作长时期的耽搁。他开始打听这古代写本的消息，先由一小和尚借一长卷给他看，他访求到藏经的石洞，已被砖封断。也见到发现古写本的王道士，但他发现他的对手“极其机警，不可捉摸”。这个帝国主义的文化间谍于是用金钱来利诱王道士，但胜不过王道士对宗教的情感，与激于众怒的畏惧。
后来这个狡猾的帝国主义分子又耍出一种手段来，他利用玄奘到印度取经的故事，及他如何循着玄奘的足迹，从印度横越过峻岭高山，荒漠大野，才来到此的经过，再加上些半神性的话，欺着了王道士。又经过他那从新疆带来的师爷，标准奴才的蒋某的折冲，花了一大笔钱，于是他的诡计得售，结果是王道士把门打开了，这个文化间谍从道士所掌的微暗的油灯中，发现了高达十呎的乱堆约有五百方呎这样多的宝藏，再从洞中起出几捆，到新建的佛堂中，用帘幕遮着，以防外人。有高达一呎，长至二十码以上，全部保存甚佳，大概与初入藏时无甚差异。纸质坚韧的卷子，一捆一捆地由王道士抱了出来，于是有用梵文写的，有土耳其斯坦佛教徒用来翻译佛经的各种方言写的佛经，也有印度波罗谜字写的，中亚细亚各种文字写的，及各种方言写的其他宗教经典与文书杂件之属。又有一大捆用无色坚韧的画布包着的古画（画在绢上或布上、纸上的），印有美丽花卉的许多绢绸（装饰用的），画有美丽佛像、稀薄透光的绢幡。颜色调和，鲜艳如新。又有纸画，同雕版印刷品、人物画绢、印花织物、地毡、丝织物、绣的佛像，以及各种装饰用的丝织品，大批中国字写的佛经、儒家经典、字书、韵书、《老子》、咸通九年的印本、摩尼等宗教经典，及与各种宗教有关的纸片。还有大概是西藏人带来的藏文佛经。到了半夜，由这位蒋师爷自己抱着一大捆卷子，送到了帐篷。如是者连运了七夜之久。三个人都保守秘密，不让别人知道。运来的东西，愈来愈重，至于不能用车辆载运。由于反动的封建政权昏蒙颟顸，以及王道士的贪财盗卖，这个帝国主义强盗竟满掠了我们的国宝，扬长而去。
十六个月后，所有满装写本的二十四口箱子，另外还有五口内里仔细装满了画、绣品以及其他同样美术上的遗物箱笼，全都运到伦敦放入不列颠博物院里。当我于1937年春天参观不列颠博物院时，这批宝物，被扬扬得意地在院中高高挂着，不能不令人忿忿于这个人类不光明的劫夺！斯坦因是第一个劫走敦煌宝藏的人，我们在本书里，选刊了他所劫去的各种艺术品与写本书若干幅，愿读者深深认识这些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劫夺行为。这一次他的盗窃行为的供状，是他写的《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volumes V.Oxford.Clarendon Press，1921）一书，书画详目，皆见此书，更附上一部标本选刊的《千佛洞图录》（The Thousand Buddhas ）。
这个帝国主义强盗，在1914年又来我国做第三次的罪恶活动，再一次到了敦煌。他在新疆沿途已收到了不少的石室散出的卷子。到敦煌后，又施用他利诱的故技，从王道士手中弄去了五大箱六百多卷佛经。
斯坦因在1909年回到伦敦后，在许多专家的帮助下，整理了这一批材料，小翟理斯L. Giles为之编目——到1914年先编成，名曰British Museum Guide to an Exhibition of Paintings， Manuscripts，and other Archeological Object Collected by Sir Aurel Stein ，K. C. I. E.in Chinese Turkestan，London.其中大部分的佛经，据日本学者矢吹庆辉禅师（Rev. K. Yabuki）的研究，其中很多为前人载籍所未著录及佚失的著作（这个目录，罗福苌曾译过一部分，载北大《国学季刊》第一卷。向达氏有《伦敦所藏敦煌卷子往眼目录》，载《图书季刊》复刊一号、四号，亦可参考）。他在整理了这批材料后，得了如下的结论：
①关于写本内容的丰富，是解释自汉以来敦煌一隅之所以能成为各区域各民族以及各种信仰很重要的交流地方的重要资料。这许多经卷，又足以证明千佛洞以及曾为圣地的敦煌沙漠田的宗教生活，大都由中国僧侣主持。
②关于历史地理以及其他方面的中国学问的残篇，为以前所不知道的，也还不少。有好几百篇文书，对于当地的生活状态、寺院组织之类，可以显示若干光明。这些记录，自古以来未留给我们。
又在这些文书中，曾发现有咸通九年（868年）刻本的一卷经卷，是现知雕版书最古的一个标本。从其扉页上的画面所表现的完美的技术看来，可见印刷术在这以前已经过一个长期的发展。
此外还有关于各种宗教，在中古时期，在中国流行的情形。各种中亚细亚许多古代文书的发现，西藏文书的发现，及印度文书的发现，从这些文书中，对史地学、语言学上的重要，他说他对此事的简单叙述，也就足以为从黄海到亚得里亚海的一种民族和语言的奇异遗物作一个结束。“东方、南方、西方这三方的奇异的连锁，在亚洲的交汇点，即是敦煌。”其他我们将分别在下面去详述。
关于斯坦因所劫去的经卷，现全部藏于不列颠博物院，全数当不下七千卷。至于所得敦煌壁画画幡之属，则绝大部分存于印度新德里中亚细亚古代文物博物院（New—Delhi Central Asia Antiquities Museum）。安德鲁士（F. H. Andrews）所编之Cataloque of Wallpaintings from Ancient Shrines in Central Asia and Sistan 及韦来氏（A. Waley）所编之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 by Sir A. Stein Preserved in the Sub—department of Oriental Prints and Drawing in the B.M.and in the M.of Central Asian Antiquities 二书叙述甚详，可参考。
当斯坦因所劫这一批赃物到达伦敦后，他在皇家地理学会作了一次报告，立刻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学术界。这时法国的汉学家，劫夺的野心，也不后于英帝国主义者。正在向远东进行中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也在不久以后，赶到了敦煌，住在中寺。一方面和王道士打交道，行贿购买经卷，大部分时间是到下寺来选择经卷；其余的时间，便和探险队中的团员Charles Nouette把全部莫高窟石洞中的塑像与壁画偷照了相，这便是他后来编辑，陆续刊行，到1924年，才在巴黎出齐的《敦煌图录》（Les Grottes de Touen-Hauang ），共有三百七十五张照片，共分六集，用珂罗版印成，这要算目前所有关于敦煌壁画塑像保存最早而又最完齐的画录了。有许多我们现在已见不到了，因为又遭到了摄影以后人为的毁损。
伯希和对汉学很有修养，所知极多，他诱贿王道士在剩余的混乱堆中，选拔了一些中文写本，还有一些他认为在语言学上、考古学上，以及其他方面特别有趣的中文写本，以价一个元宝（重约五十两）一捆，选购了一千五百多卷，掠运巴黎，藏入国立图书馆写本部。我在1935年，曾去翻阅过近千卷，也摄制了些儒家经典、韵书、字书、《老子》卷子，并抄录了些有关文学、史地的卷子，校录了所有的儒家、道家经典，真是美不胜收的祖国文化的宝库啊！连在伦敦所抄得的，辑为《瀛涯敦煌韵辑》、《敦煌经籍校录》与《杂录》诸书。又伯希和所得的绘画之属，则另庋藏于巴黎之集美Musée Guimet（佛画佛像）及卢浮宫Musée du Louvre（版画绣帛工艺品绘画之类）两博物馆。
1909年，伯希和把这一千五百卷的宝物，运着从北京回巴黎，北京已传遍他带去许多重要的中文写本，当时罗振玉等人，都得看见一部分。清政府才正式为此消息所撼动，然后才动公事追查。
大概在伯希和走后，王道士把许多他认为可贵的经，装成了两木桶，名为“转经桶”，其余仍堆集洞中。至此清学部才正式拨款库平六千两，命令敦煌县知县陈泽，尽其所有，一律搜买，护解省垣，其经桶原封未动，陈泽去点查一次，共计经六千卷，解省送京，移藏部立京师图书馆，入录之本，计八千六百九十七号。民国十八年，移交北平图书馆，整理编目，又增残叶一千一百九十二号，共九千八百八十九号，佛经凡四百四十余种，古佚经疏约数十卷，皆罕观之籍。又有晋、魏写本百数十卷，书法古拙，纸质坚韧，尤为可宝。其他经典与现在刊本颇多出入，可资校勘考证。即卷头纸背所书之日常账目，交易契约，鄙俚歌词之属，在昔视为无足轻重，今皆矜为有关掌故者亦不少（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到民国十八年春，陈垣氏应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请，将八千六百九十七卷编为《敦煌劫余录》，义宁陈寅恪先生为之序，中国藏经既汇于一所，而也有了完具的目录，是研究敦煌学的一大工具。但这一批劫余的卷子内容，百分之九十九是佛经，原因是图像器物之属，及中亚古代语言，及其他古文写经，已大半为斯坦因、伯希和两个帝国主义分子劫去，以及捷足者所先得。其遗留者，又因当时甘肃运京途中，为黠者所巧取。故最后所余，是被中外一切巧取豪夺分子劫窃之余的残品。然而就是这一点点残品，它所保留给学术界的遗产，已有如上所陈的可贵。民国十三年夏，北京人士，曾有敦煌经籍辑存会之设，登报征求目录，欲汇编成一个总目，迄未见成，这是很可惜的。
这一次的运省送京，并未搬完，大概是王道士的花样。所以到斯坦因1914年第二次重到敦煌，又由王道士手中买去五六百卷，可以推知。大概此时王道士所弄的玄虚，即所谓“转经桶”，已被人识破。所以从宣统三年，民国元年、三年、八年，都查询过这一事的下落，然而始终不明不白，敷衍了事。不过洞中仍有余经的事，也渐为人所知，而且新疆一带，也不时还有人向外国人兜售这种物品。其中还有一大批藏文佛经。所以到了民国八年，甘肃省政府教育厅令敦煌知县，“将该项番字经卷，悉数运送来省，交由省图书馆保存”。并派人到敦煌察看，将洞门挖开，余存番字佛经卷子，点验封存于该寺三层楼南面二层石洞中，计成捆者竟九十四捆，共四百零五斤；夹板成打者，共十一打，连板共一千七百四十四斤。仍存石窟九十捆，共计四百四十一斤半。其余四捆，及夹板十一打，移置劝学所内。除由察看人带省一捆四斤夹板一打六十六斤，保存甘肃图书馆外，其余三捆十五斤四两，十打一千五百八十四斤，永久保存于该处劝学所。这算是一次比较详细的察看。从此算是扫数移存国家机关，王道士不能再卖，也再无人盗买了。这是敦煌经卷在国内入藏的情形（但民国三十几年，有人到敦煌去，又在原藏一洞的大木柜中，见有藏文写经数十卷，不知是从前所遗，抑封存被掘，不得而知）。
当英、法帝国主义者掠夺了敦煌宝藏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文化间谍也插手进来肆行盗劫。1902年至1904年，日本大谷光瑞及其弟子橘瑞超，第三次在塔里木盆地、吐鲁番及敦煌沿阿拉善山脉东行入戈壁，得有佛教经典、史料、西域语文书、绘画、雕刻、染织物、古钱等。佛典中之晋元康六年之《诸佛要集经》，西凉初之《法华经》，及善导大师《阿弥陀经》，共掠去四百多卷，写有目录，详记其卷第，尾题印记。其印记有报恩寺、净土寺、三界寺。其经文已印入《二乐丛书》。这批书以佛经为最多。罗振玉氏曾借录其目而印行之。大谷著有《西域考古图谱》，亦可助参考。
又继橘瑞超而往者，有吉川小一郎，亦携归百余卷，其目尚未见。但他们编的《大正大藏经》，已把这些佛经材料，连英、法所能得者，都已摘要录入。
德国帝国主义分子勒考克（A von Le Coq）也跟踪进行罪恶的盗窃活动，四次到新疆“考古”，劫去者以美术品为最多。他的自供，写成了《中亚美术及文化史图集》（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igeschichte Mittel—Asiens ，Berlin，1925）。
最可恶的劫夺者，要算美帝国主义者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东方部主任华尔纳（L. Warner）在1923年来华，盗走了唐代观音塑像及壁画。据常书鸿氏云：“据不完全的统计，1924年（按，1924应作1923）华尔纳在千佛洞用胶布粘去与毁损的初盛唐石窟壁画，据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第320，321，328，329，331，335，372各窟壁画二十六方，共计三万二千零六平方公分。其中初唐画有汉武帝遣博望侯张骞使西域迎金佛等，有关民族历史与中国佛教史重要故事内容的壁画多幅，及328窟通高一百二十公分盛唐最优美的半跪式观音彩塑等数尊。这批赃物，现藏美国剑桥费城伐格博物馆。”（按：应作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文物参考资料》二卷一期，共有王逊、傅振伦等三文，记述此事。
按华尔纳还自己写了一本等于自供状的书，名《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
（三）敦煌汉简的发现
莫高窟经藏的发现，与莫高、榆林、西千佛等窟的塑像壁画等，同等有文化上的极高价值。这些东西，都在敦煌的南或东的地带，以三危山为中心。但敦煌自汉以来，已是西北重镇，从考古学上的材料来说，还应有其他文物。
现在我再来报告一件也非常重要的文书，也要算在敦煌县境内发现的，而发现的也正是那第一个劫取敦煌古文物的斯坦因。这是什么？就是名震世界的汉简！
原来中国纸张的发明，虽则早在汉代，然而边地的始用，是较迟一点的。纸发明以前的文书，都写在竹简、木牍之上，所以近世纪来在西北一带的考古事业中，往往发现简牍，有的是属于汉的，有的是属于晋以后的。但斯坦因这次在敦煌发现而劫去的，则是汉代遗留在边墙上的简牍，所以称为汉简。
当斯坦因第二次到西北考古，听见敦煌有古物，从新疆由东向敦煌进行之时，进入了玉门关后，在疏勒河——敦煌境北的河流终点河床旁边三哩之遥，他发现了一座碉楼遗址，又发现了横过低地的一道城墙，从疏勒河向东，至少有十六哩之长，没有间断。从这墙的遗址的外形、本质，及附近的遗物，他断定这是古长城。他在这个城阙墙顶苇秆捆中，发现了一块小绢，又得到五彩画绢残片、残木片，以及上书中国字“鲁丁氏布一匹”的小木片。他断定这许是汉代的东西。后来他调查这个断续的墙，直抵额济纳河，全长达四百哩以上，正是与中国载记相合的长城。
他又在近碉楼的小屋遗址的垃圾堆里，找出许多中国字的木简，这些有字的小木片上，有许多是有年代的。这些年代，都是在公元后第一世纪。这里的边墙遗址，在前汉时候便已为人据有。这些写本文书，是中国最古的写本，是无疑的了！后来由他的蒋师爷，把这些木简弄得更明白，其内容差别很大，有关军事统治简单的报告和命令，收到器械给养一类物件的呈报，私人的通信，还有学校字书，以及书法练习一类的残片。
这些杂片，就文书的观点来看，其年代很杂乱。薄片最普通的形式是大约有九吋半长，四分之一到半吋宽。每一行所写中国字，常有三十个以上，可见当时流行书法之异常干净。所用的材料，除光滑细致的木片或竹片外，并还有本地出产甚多而比较粗糙的红柳树，不大正式的通信，便用此种材料，截成无定的形式，用来抄写，当然是很好的。屯戍绝域的兵士，显然以此消遣时日。
木简上面有许多刮削的痕迹，可见其来源不易，价值昂贵，于是一片之木，用了又用。从围绕着远戍绝漠的那些卫士的狭道的垃圾堆里，所找出的杂乱遗物中，及研读木简的结果，所示屯戍的将士，大半是犯了罪的，因而远役绝塞。
又在防守长城西头的一座碉楼附近，得到一大块有字木简，上面有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的年号。据简上说，当地名为大煎部。还有一片是太始元年。在一切碉楼里，他都得到遗物。但最多的要算长城线后面二哩多，大概是个支部小驿站。在这室内得到的木简，大概是官员们用的，其中一片的年月，是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五月十日。
在这遗址的斜坡上的垃圾堆里，仅仅一方哩的地上，得到有字的木简三百片以上，应当是这位小官员的全部档案，是属于宣帝元康元年至五凤二年（公元前65年至前56年）间的东西。这些文书，有的只是重录或称引关于在敦煌地带建立屯田区域，以及建造亭障或城墙以保边的一些诏谕。此外是沿长城线军队的组织，各个不同的队名。也有关于长城及其他各部分、各烽燧的报告同命令。有些文书说到“士官”名称，证明此地兵籍中，亦有非中国人的夷兵。还有一段作为符节用的，上书古撒马尔干同布哈拉通行的古利语的木简。还有许多片上书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诸年的精美历书，及一段中国有名的小学书——《急就章》。
在古玉门关东五哩左右的一个遗址内，墙角处得了一堆木简，简上说到从敦煌沙漠田输送粮食以及储备衣服等物。
所有这几百件木简的解释，在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而每一片木简上文句的解释，及其有关史地的考证，据我所知，有法国汉学家沙畹博士的《考释》一书，在1913年印行于伦敦（沙畹释竹简之作，先见于斯坦因第一次报告附录中“Ancient Khotan”， pp.521—547，Appendix A.-Chinese Document from The Sites of Dandan Uiliq，Niya and Endera，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Ed.Chavannes）。而王国维、罗振玉两人，又为之重行考订，成《流沙坠简》一书。
除了这些木简外，同时同地斯坦因还得了些其他古物，此处也有附带介绍的必要。
1. 最早的纸
斯坦因在长城的一段烽燧尘封堆集的室中，发现了八封干干净净用古窣利文字体写在纸上的书函，有些用绢包裹，有些用绳缠着，是一些中亚一带商人到中国以后发回的私人通信。他们显然喜欢用新发明的纸作书写材料，而不喜用中国人所墨守的木简。
2. 绢
又在一座烽燧遗址上，他得到一段古代的绢，上书汉字同婆罗谜文。这是古代绢缯贸易的孑遗，绢头子上备具产地及每一匹的大小重量。
3. 杂军用器
他在一个烽燧遗址中，找到一个束扎着的小盒，中置带破干残羽的铜箭镞一枚。用同近代军事术语相合的当时公文语气来说，是“破箭一支，归库，另易新者”。古长城所得文书中，记及换发新弩，归还敝损者甚多。他又在城墙及烽燧附近，拾得许多青铜箭镞。还有一个盒子上面有一块木简，写明“玉门显明燧蛮兵铜镞百完”。还有一个小箱，箱盖上写明“显明燧药函”，这是军用药箱，可以见古代行军及医药一斑。
4. 杂器
还有他又得到一件量器，形同鞋匠足尺，上刻汉代尺度。又有一些木印盒，上有小槽排列的形式，可以用绳缚住。
其他的杂物还多，此处不尽载了。
所有这些木简杂器物，论地点都属于敦煌范围以内。以时间说，又下接魏、晋、六朝，都是同一类型的文化所孕育。应当算入“敦煌学”一个课题之内去。然后汉以来的文化去路有所承受，六朝以来的文化来源有所承袭。所以在此特用专章详述它一番。
总结以上莫高窟、榆林、西千佛等的造型艺术，一五一洞的经典写本，古长城一带的古写木竹简，这些全部宝物，组成了“敦煌学”的内容。
这个内容是丰富而有光彩的。它包括了北中国两千年的文化发展、民族兴衰，也交织着一切与西北民族，乃至印度、欧洲民族的关系，说明中西交通的情形，文化传播的大概。而其具体内容所表现的是我们祖先的辉煌的艺术文化的成就，吸收类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及其民族的一切伟大的发现、伟大的创作，艺术、宗教、哲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精金美玉，无处不表现我们民族的先进的事迹，不在一切民族之下。它的一切创作发现，几无一件不影响全人类的幸福生活，正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也是我们值得发扬光大的一笔遗产。我们要踏着敦煌的基石，建设我们的光辉美满的社会。从另一方面说，也要在了解和钻研敦煌学的过程中，把过去百年中帝国主义侵入后我们民族所受到的自卑感的影响完全消除掉，恢复民族的自信心。敦煌古典文化的一切，正是值得我们深深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