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中国乡下人相信“耕读传家”，意思是说这两个职业都较为稳定，且有久远的价值观可循。这话在我身上算是应验。相对于研究领域的多变而言，我的教学生涯始终较为稳定。我1932年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担任社会学系的助教。那是个半时助教，主要还是以研究为主，同时帮助教授辅导学生、组织讨论、查找资料、准备课程等。当时许多高年级课程的教学中都采用讨论课程或讨论班的形式。
抗战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资力量很强，也有许多学术贡献。1935年拉德克利夫—布朗访华前后，系里在人类学民族学方面开设的课程有吴文藻讲授的社会人类学、家族制度；赵承信讲授的社区调查；拉德克利夫—布朗讲授的比较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班等学程。我就做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这两门课的助教，一面协助教学，一面在他指导下进行农村家族研究。社会学系出版有《社会学界》10卷，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界著名的刊物之一，担负的差不多是中国社会学学刊的使命。《社会学界》刊载的文章对西方民族学理论有较多介绍，且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访华时出过专刊。
林耀华在田野留影。
1941年底回国后，我先到昆明的云南大学任教授。当时的学生“崇美”思想比较重，我又刚刚从美国回来，所以很受欢迎。我讲述一些新的理论，介绍美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新进展。有时还在授课之外应邀做公开讲座。每次讲座都有许多人参加。云大附近的西南联合大学等学校也有学生前来听讲。与此同时，我也到设在昆明附近的呈贡的魁阁，也就是云南大学一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工作站去做一些兼职研究，筹划我在西南地区的实地研究。
在云南大学没多久，吴文藻先生就推荐我去担任燕京大学成都分校社会学系主任。记得那是1942年的事。严格讲，我的民族学教学生涯，经我手培养的教学研究的梯队，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华西坝在抗战时期是成都的民族学研究中心，甚至被很多人看成是当时中国民族学的中心。成都战前就有华西协和大学，内设边疆学会组织。抗战开始后，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医学院也迁到这里。燕京大学则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夏才迁至成都。
抗战期间，中国民族学会委托在成都的会员处理日常事务。当时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五所教会大学均在原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址及其附近上课。所以，民族学会在蓉会员实际上也多集中在华西坝。这里当时出版的关于民族和边疆的期刊最多，居住的民族学家最集中，学术活动也最活跃。华西坝因而被视为中国的民族学基地。例如金陵大学社会学系边疆社会教研室编印了《边疆研究通讯》，署名中国民族学会（成都）的《西南边疆》、《边疆研究周刊》等杂志也在华西坝出版。
林耀华在20世纪80年代的居所前。
我正式上任前，燕大社会学系由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安宅兼理系务。1943年初，我正式走马上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担任一个学系的主要负责人，而且也是临危受命。迁到西部地区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教学设备严重不足，许多校舍都是过去的民房，图书资料匮乏，新的资料更难于得到。燕京大学虽然有自己的教室和宿舍，但抗战期间一切就简，有些设备只能与同在华西坝的华西、金陵、齐鲁、金陵女子等校合着用。由于供应紧缺，物价不稳，生活也很困难，但是大家都很振作，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我先后请来关瑞梧、周励秋、廖泰初、徐益棠、徐雍舜等人到系里任教。在成都的各大学互相合作，学生们可以自由选听其他学校教授们的课程。我的课也常有不少其他学校的学生来听。我在抗战后期的几次田野调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教学内容。同时，我们还配合教学，想办法做了不少社会活动，如组织学生参加抗战宣传工作队、边区施教团、办夜校、搞贫困救济、进行战时社会状况调查等。
抗战胜利，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迁回北京后，积极安排调整有关课程，除原有课程外，将中国边疆民族学课程改为民族志和边疆社区，增加家族与社会、人格与文化、人类社会比较研究等课程。新增的课程多是我们在抗战时期积累的新知识，有些更是从田野调查中直接得来的东西。迁回北京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日渐增加，更多同学，尤其是女生就读该系。我们系在抗战初期的田野工作基地平郊村的田野调查也得到恢复。1948年，我们还请了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雷德斐尔德（Robert Redfield）到系里讲学。他是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乡村社会的专家，当时已经有些名望。他在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曾运用过“大传统”、“小传统”的概念。这种看法，对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很有帮助。
抗战虽然胜利，但和平局面却没有出现。全国很快陷入内战，学术发展再次大受影响。我那时目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对那个政府已彻底失去了同情。但作为一介书生，我只能在课堂上隐喻地谈谈自己的想法。同时，我时刻关注着中国共产党的消息，并对它寄予越来越大的期望。这倒不是我对政治有什么兴趣，而是因为我妻饶毓苏的弟弟饶毓菩就是个地下党员，当时也在燕京大学读书。他和他的朋友时常借我这个有过留洋经历的教授之家开会。通过他们，我也结识了北京高校中的一些共产党员。这些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些年对我都很客气。有些走上北京市领导岗位的同志还到我家串门，有意鼓励我走出校门担负北京市的教育行政工作。但我自忖生性木讷，非行政长才，所以自愿在教书和研究之路上守拙。当时我在一份简历中明确表示：我愿意改造自己，希望能在建立中国新人类学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发挥力量。在学术上，愿意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争取机会在少数民族区域工作，或实地调查研究，以求国内各民族大团结，并希望能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贯穿起来。我当时是这样自我评价我的个性与特点的：“在大学执教已十年，喜欢研究工作，行政非所长。无论对人、对事，或做研究，都保持着忠实的态度。”
从西藏回来以后，我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在从事研究的同时，也指导青年教师和研究人员提高业务水平。1956年，根据有关补足必须建立的缺门专业和加强特别薄弱的学科的精神，中央民族学院报请高教部批准，增设历史学系。包括少数民族历史和民族学（人文学）两个专业，以培养少数民族历史和民族学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人才，并注意大力培养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专业人才，造就新的专家。第一年这个系就计划招考本科学生80名，民族学研究生20名（由语文系本科毕业生中选调）。不久又增招了10名各地民族学院的选送生作为研究生。其中有邵献书等5名为民族学副博士研究生。我们开设了带有民族学专业的历史系，当时被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民族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成立历史系之前，我们就曾打算同时建立民族学系。中央民族学院也同意我们的想法并做出计划：在历史学系成立后，于1958—1959年度将历史学系再分为历史学系和民族学系。
林耀华1983年与访印代表团的成员一起参观甘地纪念馆。
1956年5月，我代表中国民族学工作者去莫斯科参加了全苏民族学学术讨论会，并在大组讨论会上提交了《新中国在解决民族问题的工作中提给民族学工作者所要进行研究的问题》，引起了苏联学者和与会各国代表的重视。通过这次到当时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大本营的苏联访问，归国后，我在一次报告中提到，苏联有许多民族学研究方法值得我们中国民族学家学习，如考察队的组织、集体农庄农民和工人文化的研究、世界民族志的编写以及有关民族分布图的绘制等。
50年代前期和中期，在高等教育全面学习苏联的情况下，许多苏联专家到中国研究机构和大学工作。苏联专家的工作主要有帮助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帮助拟订各种重要的规章制度、提出改进学校工作等项。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民族学的经验，发展民族学学科，加强民族学高层次人才的培养，1956年7月，苏联民族学专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切博克萨罗夫教授应邀到达北京，到当时中国最主要的民族学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
切博克萨罗夫曾经担任过莫斯科大学民族学教研室主任、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亚洲、澳大利亚和大洋洲研究室主任。他来华前已经发表了《关于中国人的起源问题》（1947）、《东亚种族分化的基本倾向》（1947）等著作。他的到来对当时中国民族学界影响颇大。在此之前，尽管苏联民族学已经对中国发生影响，但并没有真正的苏联民族学家到中国工作。虽然有许多翻译作品，但缺乏更直接的交往。我们自己除了做些翻译之外，对苏联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并没有深刻的体会和理解。
切博克萨罗夫在到中央民族学院之后表示：民族学这门科学与各个国家、民族的具体情况、条件以至于文化、生活等等有着紧密联系，所以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开展工作。他还提出：中国民族学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发展和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实践性任务和理论性任务服务。
切博克萨罗夫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工作是担任院长顾问，指导历史系和研究部工作，为民族学研究班及教师系统地讲授民族学课程。他经常和我及吴文藻、傅乐焕、沈家驹、黄淑娉、苏冰等人就民族学专业的建设交换意见，其中大部分谈话由金天明同志担任翻译。切博克萨罗夫具体安排了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研究班的课程计划。按照计划，切氏本人担任的课程主要为第一学年的“民族学基础”、第二学年的“历史地理学”、“氏族组织的经济史”和“原始社会文化”。但切氏实际上讲的课程大概只是“民族学基础”和“世界民族志”两门。研究生班课堂讨论由该班主任沈家驹和黄淑娉主持，切氏听发言并做小结。我有时候也抽空去听课。学生的读物主要由我和历史系的部分教师与苏联专家讨论后指定。学生每周上课两次，每次三小时，每上课三、四次后讨论一次，平均每两个月讨论三次，每个研究生在一年中至少有一次中心发言。以后，修订为在两年中进行12次讨论。每次讨论都有中心发言人做报告。中心发言人有时是一个人，也有时数人合作。切博克萨罗夫对民族学研究班学生提出的要求很高。他主张民族学专业研究生应当学习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史料学，充实世界史、博物馆学、地理知识，要求研究生学习期间，安排两次实习，由专家亲自拟出提纲，根据具体情况再进行修改。
1958年初，根据本人的要求和民族学研究班的教学计划，我陪同切博克萨罗夫，带领研究班的学生到广东连南的排瑶聚居区进行实习。随后我们又到云南等地进行了田野调查。在这些田野调查基础上，切氏依照苏联学者提出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我一起写出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一文。他原定在中国的工作时间是一年，以后，又延续到1958年。到他离开的时候，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师生大都投入到了第二阶段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我们最初筹划的教学计划已经无法正常实施了。
1958年夏天，中国民族学界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这一运动被看做是民族学教学和调查研究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场坚决捍卫马列主义民族学，彻底揭发资产阶级民族学、社会学的大论战”，将批判资产阶级民族学作为民族学界的运动开展起来。
林耀华在20世纪70年代初学军时的情形。
林耀华1990年在书房内。
在“拔白旗”运动中，有人指出，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些人在开资产阶级功能学派民族学的“黑店”。这“一些人”当然也包括我，因为那个时候我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副主任，主要负责民族学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大概在1958年6月，历史系进行了民族学专业发展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的火药味很浓，似乎是想把民族学学科搞垮，把我和切博克萨罗夫拟定的教学计划否定掉。讨论首先涉及在民族学及民族学专业的教学计划有没有两条路线问题。一些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和民族学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别，资产阶级社会学虽然经过了批判，但是资产阶级民族学与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民族学并未严格地划分界限，两条道路的问题是存在的。他们认为民族学专业的教学计划存在着“厚古薄今”的倾向，不重视民族工作实际，引导学生走向学院式的学习道路，客观上的效果是走资产阶级道路。他们还批判有些教师在思想上认为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以及民族工作所提出的任务与问题不是科学，也不算学问，不等于民族学的思想。另外一些老师则比较友善。他们主张，民族学专业的教学计划有一些缺点，但不存在路线问题。
争辩的第二个问题涉及民族学教学的任务、理论体系。一部分人认为，民族学者也是为当前民族工作培养人才，目前不必考虑民族学的定义问题；民族学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民族学本身不再存在另一套理论，不必考虑科学体系问题；民族学专业有“白旗”是由于联系实际不够。另外一些学者则提出，搞民族学应该有丰富的知识才能解决问题，有些知识现在没有用，但以后可能有用，所以应多搞些理论，多积累些资料；民族学有自己的方法论，应该有科学体系；搞民族学眼光不应局限于当前的民族工作，应该把基础打得宽些，看得远一些，还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民族学如何为生产劳动服务。讨论者一致认为，民族学为生产劳动服务不是一个抽象问题，不能以“培养学生就是生产”来简单回答。在教学方面应更多更深地贯彻民族政策，结合民族工作实际和贯彻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在民族地区实习，不仅要与当地农民同劳动同生产，还可以收集劳动生产的资料；在研究方面，除接受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任务，还可以将各民族生活文化特点和优秀的传统研究与加强民族团结、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起来。民族学有了丰富的内容，才能为生产劳动服务。
由于意识形态上不断升温。开始时带有政治口号和帽子的讨论很快扩大到阶级对立的批判：
从全国范围来看，受过资产阶级民族学训练的人，在中央民族学院和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比任何一个单位的人数都要多，“右派”分子费孝通、潘光旦、吴文藻等就出在这里。其余人员，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和“反右”斗争，虽有不少进步，但真正坚决地、彻底地抛弃了资产阶级民族学反动思想，真正地插上了鲜艳的红旗的还寥若晨星，严格说来，甚至可以说还没有一个。有些人“插红旗”的情况是：胆子既不壮，色调也不鲜。改良主义和调和主义是这些同志的主要危险。为此……中央民族学院和民族研究所的同志们，在批判资产阶级民族学的斗争中，首先要从本单位去挖；受过资产阶级民族学训练而且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它的影响的人，应当首先进行自我批判，当然也可以旁及其他。
这样的调子一经定出，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专业这个拔“白旗”斗争的重点单位之一，我和我的学生陈永龄、沈家驹、宋蜀华先后做检查，对自己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资产阶级民族学的路线和方法做了批判。我做的检查不止一次。检查的内容大致是：我曾主张苏联民族学能在批判文化圈学派的基础上发展了经济文化类型，我们就可以在批判功能学派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民族学；我的一些文章表现出资产阶级民族学的观点；鼓吹过去学的东西还有用等等。我承认了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民族学的“白旗”，应当坚决“拔掉”。同时从我的政治立场问题、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大学路线和个人主义问题、我对党的认识和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检查。我那个时候相信路线始终正确，所以尽量从自己身上找错误根源，对旧的“资产阶级民族学”的思想、旧的“资产阶级民族学”的调查研究方法等，都进行深刻的揭发和批判。在痛苦的思想反省和认真的检查中，我们这些搞民族学的人纷纷表示要“大破大立”，“拔掉”资产阶级民族学的“白旗”，“插”社会主义的“红旗”。为了争做红色专家，拟定和提交了个人“红专”计划。
我过去在研究中所运用的功能学派观点受到了更多的批判。功能学派关于社会制度功能的分析理论范式，被认为有两点实质：在社会制度必须兼收并蓄的名义下，混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界限，反对马克思主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全部社会结构的科学结论；在文化的名义下，把许多处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偷运到对人类社会起决定作用的地位之上，贩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货色。
从这种见解出发，我们这些过去曾经鼓吹功能学派观点，并且用功能学派的理论范式进行过实践的人当然就是需要进行思想清理和批判的对象。我记得有过好几篇文章批判燕京大学比我低几班的同学李有义的观点及著作。
讨论和批判以后，民族学学科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变得更小。我们自己也开始逐渐地害怕提民族学，不敢理直气壮地谈民族学教学。民族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刚刚恢复和起步，就受到了严重的打压。民族学研究班停办了，原来办民族学系的想法当然不敢再提了。
1962年以后，阶级斗争的调子越来越高。《学术研究》1964年第2期发表了史进的文章，直接对民族学究竟是不是科学提出质疑。文章分析了“资产阶级民族学”产生的原因，说明民族学是资产阶级夺取殖民地、奴役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工具。接着指出：
从名义上讲，有各种各样的“民族学”，有西方的“民族学”，有苏联的“民族学”，有旧中国的“民族学”；实际上讲，都是资产阶级的“民族学”……严格说来，不仅资产阶级“民族学”不是科学，就是资产阶级所有“社会科学”，也谈不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只有批判的问题，没有继承的问题。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资产阶级的“民族学”。……旧中国的“民族学”（不管是哪一个“学派”），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应该说，是没有继续存在的余地的。对我们来说，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问题学说，它是研究一切民族问题的最根本最完备的科学。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问题学说之外，另搞一个什么“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必要。如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外，另搞一套“民族学”，那么，这种“民族学”无非是资产阶级的“民族学”，贴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签，穿上了一件红色外衣而已，实质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族学”的老一套。
民族学、考古学都不再被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只是历史学的工具或分支。社会上只有一个社会科学学科，即历史学。与历史学相比，民族学只是具体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差异。也就是说，研究对象是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方法是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民族学作为历史学三重证据法中新发展出的部分，与考古学一起作为对历史学方法的补充，用来证实社会发展规律。我写的《凉山彝家》和费孝通的《花蓝瑶社会组织》、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等新中国成立前写的著作被点名批判，我的老师吴文藻推广功能学派，我当年到凉山调查和出版研究报告的经费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哈佛—燕京学社和中国抗建垦殖社的帮助，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设置民族学教学机构，都被作为“旧中国的民族学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工具”的典型例证。
与此同时，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有关领导在1960年春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北京召开汇报会时，亲自向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布置了批判资产阶级民族学的任务。指定我和孙青分别担任召集人，组织几个小组，从西方民族学各个流派、代表人物、重要著作、主要观点入手，收集和翻译资料，整理出来以后，再进行批判。其中，我写了《美国资产阶级民族学心理学派的反动本质》的初稿。陈永龄负责的小组写了几万字的《资产阶级民族学在解放前中国的影响》。尽管当时在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的大话语之下，我们这些工作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批西方民族学，但通过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也得以对西方民族学学术思想进行整理，为以后从事教学与研究积累了资料。
在否定民族学学科的情况下，担心被扣上资产阶级帽子的学者们不再敢提民族学。民族研究、民族问题研究的提法取代了民族学，民族学专业教育更是无从谈起。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招收的民族史专业本科学生尽管也还开设“中国民族志”、“民族学基础”、“原始社会史”等和民族学有关的课程，但对于培养民族学家来说，知识不够系统，而且用运动和调查代替了课程的学习和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传授。不久，历史系民族学教研室改称民族志教研室，并保持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但实际上，民族史专业有关民族学的课程内容当时只限于中国少数民族志，而且1965年就已经停止招生。
1980年3月，在西安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提出高等院校创建和恢复部分断线缺门学科（如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的精神，各地一些院校开始积极筹办民族学系、人类学系或民族学、人类学专业。在一些综合大学，特别是几所民族学、人类学基础较好的院校，陆续建立起民族学、人类学专业，一些研究机构也同时建立起来。中山大学1981年正式成立人类学系，该系设置民族学和考古学两个专业。
1980年和1982年，在全国民族学研究会第一、二届学术讨论会上，不少同志提出建议，要在高等院校建立民族学系，大力培养民族学的接班人。我们考虑到要使我国民族学这一新兴的学科不断前进，并要填补“十年浩劫”摧残人才的缺陷，培养大批民族学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十年树木、百年育人，这是我们民族学工作者应该想到的一件大事。目前国内一些大学和民族院校，只招收数量很少的民族学研究生，这不啻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远不能适应当前开展民族学工作的迫切需要。
林耀华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
民族学院系统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是中国内地民族学学科人才较为集中的地方。在民族学恢复和重建的过程中，民族学院系统建立起了一些系所。1980年，恢复后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改称民族研究所，由我担任这个研究所的所长，我早年的硕士研究生陈永龄教授担任副所长。1978年，我们开始讲授民族学等有关课程，并开始招收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由于当初还是有一些禁区，所以我最早招收的是原始社会史专业的研究生，与黄淑娉同志合作指导。以后，随着形势更加开放，我又和其他同志一起招收了民族学专业民族学理论等其他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研究生。1983年，我开始招收民族学专业的博士学位研究生。现在已是教授的庄孔韶是我带的第一位博士生。以后我又先后招收了十多位博士学位研究生，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发展潜力很大，可望在中国的民族学学科建设中做出更多贡献。
1981年4月，我们开始筹建民族学系。为此，我跑国家民委，写信给国家教委，多方奔走。1982年7月，经国家民委批准，开始了正式的筹建工作。这个阶段我们积极组织力量，搭起了民族学系的架子。1983年5月，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正式成立，我任系主任，金天明同志担任副主任。同年9月开始招收民族学专业本科生。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第一个民族学系。民族学专业培养的人才到底做什么，在办系的时候，我认为：
创办民族学系，要有一整套计划，从培养目标、师资配备到课程设置等，以便使招来的青年学生，在大学四年期间，得到德智体全面的发展，得到充分的学业锻炼，毕业后就能从事民族学教学、科研，甚至行政、外事以及在民族地区的各项实际工作。明确了我国民族学的性质、对象、方法以及目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大学培养出来的民族学毕业生，要具有比较全面的训练和修养，以便提供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中等以上的院校教师，民族地区的行政干部，甚至也可以充任国际文化交流的外事人才。
现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学生就业的面已经拓宽了许多，但是基本的就业取向距离我当年的设想和分析相去不远。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学系建立起来之后，课程体系的建设成为重要的问题。在对课程体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针对民族学专业当时在中国发展的现实状况，提出了一些看法。
教师队伍的配备和必要课程的开设。可分为四类必修的和选修的科目，即：一般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选修课。专业基础课包括民族学基础和有关学科的入门课程。像民族学这样范围广泛而又深入的科学，不能不同许多学科发生极为密切的关系。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以民族共同体（包括氏族、部落、部族和现代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在入门的基础课内应该概括地论述一下民族学是作为研究民族共同体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的一门科学。
林耀华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发表意见。
作为一个民族学者，如果不懂得体质人类学知识，不仅在学科分类上弄不清楚，而且会把人与社会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搞得糊涂了。考古学也是民族学工作者所要依靠的基本知识之一。语言学和民族学又是两门相关的学科。我们认为，无论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原始社会史，都应该同民族学基础一样，一并列入民族学专业的基础课程。
第三类课程就是民族学专业课，诸如民族学调查方法、民族学史、中国民族志或中国少数民族志、民族学与现代化、世界民族志等课程。调查方法一课很重要，国外人类学与民族学积累了很多调查经验，写出调查问题手册，我们可以参考，但是我们的民族学自有特色，应该自编调查手册之类的课本，便于高年级同学在做实习调查研究时有所遵循、有所参照。无论中国民族史志和世界民族志、亚洲民族志、东南亚民族志等等。甚至对某一个民族史志有了较深入的研究，也可以单独开课。
第四类课程是选修课。学生读到三四年级时，按自己学习兴趣和研究方向，挑选系内外或校内外的有关课程，诸如人文地理学、生态学、民族人口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民间文学、家庭婚姻发展史等课目。选修课的开设主要依靠专业教师和有关专业教师在哪些方面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些课程能够协助同学确定他们将来研究和工作的方向，在毕业之前先打下基础。
应该说，我们从办民族学专业开始，就注意课程体系的建设。我主编的《原始社会史》、《民族学通论》等著作就是作为民族学及其相关专业的教材编写的。《原始社会史》一书前文已有介绍。《民族学通论》因为是民族学入门的基础课教材，所以涉及的面相当广泛，提出了民族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应包括的主要内容，以及民族学在实践中的作用等等问题。全书主要依据我们民族学工作者数十年来从事教学和科研过程中所取得的考察成果和经验，同时也参照了西方民族学和苏联民族学中可用的论点和资料。全书分为6个单元23章。第一单元为民族学研究基础知识，包括人类起源、种族、语言与民族的关系和区别以及同生态学有关的经济文化类型问题。第二单元为民族学的源流、研究方法和任务，包括民族的概念、民族学的源流和学派、民族学的对象和实地调查的方法，以及我国民族学目前的主要任务和我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经验。第三单元为民族社会形态，是民族学研究主要的课题之一，其中论述资本主义产生以前诸社会形态，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诸形态，兼论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最后涉及中国少数民族诸社会形态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第四单元为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论述婚姻家庭的起源、发展，及其与亲属制度的联系，实际例证以中国各民族情况为主，也涉及国外民族在这方面有关的材料。第五单元为文化与生活，主要论述文化的概念和性质，民族学文化研究的意义，并分别详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第六单元为民族学与我国现代化问题，也就是应用民族学的问题。主要涉及我国民族地区的生态问题、经济建设问题、人口问题以及科学和教育问题等。以这几个问题作为重点阐述，说明民族学不仅是一门社会科学，也是一门能够为实践服务的学科。随着学科的成长，我国民族学专业课程建设也逐步地走向正规化，一些新的教材也在编写中。
林耀华在自家的书房里。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以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是抓教学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1986年2月，民族学系与民族研究所合并，这个系的师资力量就更强了。合并后的民族学系、民族研究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阵容强大，教学与科研并重。我因为年事已高，就提议让更年轻的同志担任所系的领导，自己则改任名誉系主任和所长。于是由我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民族学系的学生王辅仁教授任系主任和所长。1989年，民族学被国家民委和国家教委确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为这个学科点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1993年，为了加强以民族学重点学科为主体的学科群的力量，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了民族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包括民族学系（民族研究所）、藏学系（藏学研究所）、民族理论教科部、民族学博物馆、岩画研究中心等五个单位，具有更强的群体实力。宋蜀华教授担任研究院第一任院长。1994年，由我的第一个博士学位研究生、刚刚从美国做博士后研究回来的庄孔韶教授担任民族研究所所长兼民族学系主任。1995年初，为适应学科发展要求，拓宽学科发展的路子，扩大对外交流，原来的民族研究所改名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同时，开始了更大幅度的教学改革，通过课程体系的重构，使课程表与人类学、民族学的国际学科规范体系更为接近，注意了学科结构性、应用性和中国地方性知识的结合。尽管课程体系还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但路子是对的。听说最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211工程”建设中，民族学作为中央民族大学原有的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学科，举办展览、拟定规划、积极参与，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些成果当然不是我个人的成绩，但作为这门学科的长期从业者之一，我还是有充分理由为之感到自豪。
通过这本书，我希望读者能对一个走过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者的学术生涯了解一个轮廓，存下一份回忆。也许它能勾起人们对本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历程的一些思索，并对这门学科在不同社会场景下与时局的磨合有个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