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南海师承记》，系康有为门人张伯桢据1896年至1897年间于万木草堂听讲笔记整理而成，未刊，今据上海博物馆所藏原件整理校点。
南海师承记序
〔1〕
《南海师承记》胡为而述？明学有师承也。《师承记》而曷为冠以南海？以其学为南海而授也。南海先生讲学于万木草堂，学徒遍天下，传道卫道不乏其俦。而此《师承记》奚为由伯桢而刻？以伯桢笃守师道，举世非之，力行不惑者也。
自草堂辍学以来，共学诸才非息影蘧庐，则飘泊海外，云散风流，不复聚处。其能拳拳服膺，保存师说，不毁于兵燹与否，不可得知。即幸而存焉，亦凤毛麟角已矣。
伯桢自离草堂后，或闭户自修，或讲学授徒，或游学蓬岛，一肩行李，仓皇奔走，靡日不以草堂受学之笔记相追随。旅舍荒凉，展卷相对，若坐春风，如沾化雨，虽散处异地，不啻相习一堂，则身纵隔而神实相聚，其梦寐固潜通，其精神又互相感召者也。
比年以来，国事日亟，未遑弦诵，兵戈遍地，斯文受厄，平昔丛稿，湮没殆尽，几碎于马矢车尘，发箧搜稿，独赖此篇之存。劫灰而后，尚有灵光，一篇幸存，同于鲁壁，殆所谓文学有灵，鬼神呵护者欤!
曩者江氏藩作《汉学师承记》，故存曲笔，不免有门户之见，为通儒所讥。伯桢今述《师承记》，专以阐明师说为主，固异乎江氏之存心，谅亦不致为当代通人所哂也。昔韩昌黎有言：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又曰：倘其道由愈而粗传，虽万死亦复何恨。昌黎以传道觉世自任，为天下后世所尊仰。伯桢今述师说，以冀传于后世，矢昌黎之志，固尝述昌黎之言，以自壮者也。
此集汇丙申迄丁酉两年来在草堂所受之学说，所录之笔记，编纂而成，卷首附以《学章》，揭受业之程序也。卷末附以《师传》，明生平之向往也。然以一口授，一笔述，仓猝记录，文笔草率，意义错误，知所不免，此盖述者之责。编成邮寄沪上，乞南海先生审定，乃付梨枣，以广其传。先生阅之，谅亦深表同意者耶!
丙辰五月三十日，门人东莞张伯桢序
学章
天下所宗师者，孔子也。义理、制度皆出于孔子，故学者学孔子而已。孔子去今三千年，其学何在？曰在“六经”。夫人知之，故经学尊焉。凡为孔子之学者，皆当学经学也。人人皆当学经学，而经学之书汗牛充栋，有穷老涉学而不得其门者，则经说乱之，伪文杂之，如泛海无舟，邈然望洋而叹；如适沙漠而无向导，伥伥然迷道而返。固也。然以迷道之故，遂舍孔子而不学，可乎？今为学者觅驾海之航，访导引之人。
有孟子者，古今称能学孔子，而宜可信者也。由孟子而学孔子，其时至近，其传授至不远，其道至正，宜不歧误也。孟子于孔子无不学矣，而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述及孔子，即舍“五经”而言《春秋》。于“禹恶旨酒，汤执中，文王视民如伤，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述及孔子，亦舍“五经”而言《春秋》。然则孔子虽有“六经”，而大道萃于《春秋》。若学孔子而不学《春秋》，是欲其入而闭之门也。
学《春秋》当从何入？有《左氏》者，有《公羊》、《穀梁》者，有以“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者。果谁氏之从也？曰：上折之于孟子，下折之于董子，可乎？孟子之言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故学《春秋》者，在其义，不在其事与文。然则《公》、《穀》是而《左氏》非也。孟子又曰：《春秋》天子之事。又述孔子之言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惟《公羊》有“王鲁改制”之说。董子为汉世第一纯儒，而有“孔子改制，《春秋》当新王”之说。《论衡》曰：文王之文，传于孔子；孔子之文，传于仲舒。则《春秋》微言大义，多在《公羊》，而不在《穀梁》也。孟子为《公羊》专家之学，别见《孟子为公羊学考》，此不详。
《春秋》公羊之学，董子及胡母生传之。董子之学，见于《繁露》；胡母生之说，传于何休。故欲通《公羊》者，读何休之注、董子之《春秋繁露》。吾有《春秋董氏学》。有义、有例、有礼，要皆孔子所改之制。分而求之，则《公羊》可通，而《春秋》亦可通矣。陈立《公羊义疏》，间有伪经，而征引繁博，可看。此书见《续皇清经解》。刘氏逢禄、凌氏曙说《公羊》诸书，可看。见《皇清经解》。
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而曲成万物、范围万世也。其心为不忍人之仁，其制为不忍人之政。仁道本于孝弟，则定为人伦。仁术始于井田，则推为王政。孟子发孔子之道最精，而大率发明此义，盖本末精粗举矣。《春秋》所以宜独尊者，为孔子改制之迹在也。《公羊》、《繁露》所以宜专信者，为孔子改制之说在也。能通《春秋》之制，则“六经”之说莫不同条而共贯，而孔子之大道可明矣。《春秋》成文数万，其旨数千，皆大义也。汉人传经，皆通大义，非琐屑训诂名物也，故两汉四百年，君臣上下制度议论，皆出《公羊》，以《史记》、《汉书》逐条求之可也。苟能明孔子改制之微言大义，则周、秦诸子谈道之是非出入，秦、汉以来二千年之义理制度所本，从违之得失，以及外夷之治乱强弱，天人之故，皆能别白而昭晰之。振其纲而求其条目，循其干而理其枝叶，其道至约，而其功至宏矣!
《公羊》经、传并何休注四本：桂林有刻本。《春秋繁露》四本，若聪敏之士，得传授而提要钩元，数日可通改制之大义。或不得传授，或天资少滞，能虚心讲求，精思熟读，亦不待一月，俱可通贯。提出孔子改制为主，字字句句以此求之，自有悟彻之日。若于孔子微言大义有所通入，则把柄在手，天下群书皆可破矣。岂非其道至约，其功至宏？吾有《孔子改制考》。
专言《公羊》、《繁露》者，乃就至约至易言之，仍当广通孔门诸学以为证佐。《穀梁》同传大义，当与《公羊》分别求之。有同经同义者，有同经异义者，有异经同义者，有异于《公羊传》而同于何注者，其异虽多，若不泥其文，而单举其义，则无不同也。吾有《公穀同义疏证》。
孔门后学有二大支：其一孟子也，人莫不读《孟子》，而不知为《公羊》正传也；其一荀子也，《穀梁》太祖也。《孟子》之义无一不与《公羊》合。《穀梁》则申公传自荀卿，其义亦无一不相合。故当读《孟子》、《荀子》。《孟子》无人不读，但今读法当别。太史公以孟子、荀子同传，又称“孟子、荀卿之徒，以学显于当世”。自唐以前，无不二子并称。至昌黎少抑之。宋人以荀子言性恶，乃始抑荀而独尊孟。然宋儒言变化气质之性，即荀子之说，何得暗用之而显阐之？盖孟子重于心，荀子重于学；孟子近陆，荀子近朱。圣学原有此二派，不可偏废。而群经多传自荀子，其功尤大，亦犹群经皆注于朱子，立于学官也。二子者，孔门之门者也，舍门而遽求见孔子，不可得也。二子当并读，求其大义，贯串条分之。孔子心性之精，伦礼之大，制治之详，无不具在，且激厉学者，其语尤切。学能通此，思过半矣。《孟子》人皆读之，今但加以讲求，则但读《荀子》，数日可了。凡书有精粗，读之自有详略。自诸经外，读书之法在通其大义，非谓诵其全文。但随其天姿，分一二遍提要钩元，默而识之，便可有用。若能举其词，尤易触悟。而天资不可强。不必泥也。
孔学之聚讼者，不在心性，而在礼制。《白虎通》为十四博士荟萃之说，字字如珠，与《繁露》可谓孔门真传秘本。赖有此以见孔学，当细读。一二本书，数日可了。
以上五部书，通其旨义，则已通大孔律例，一切案情，皆可断矣。
胥吏办一房之案，当官办一时一朝之案，儒者办天下古今之案，其任最大。天下古今之案，奉孔子为律例。若不通孔子之律例，何以办案？若能通之，则诸子、二十四史、一切群书，皆案情也。不读律，不审案，则不得为官吏。不通孔子律例，不审天下古今大小一切案，岂得为儒生？日抱案而不知律，则无星之秤尺，无以为断案之地；若仅读律而不详览案情，亦无以尽天下之变也。故通经之后，当遍览子史群书。无志于为官吏者，是甘心于下流；无志于办天下古今大案者，是甘心为愚人也。
一、“六经”皆孔子之律例，人无不读，而难遽读之者，以有伪律乱其间，恐妄引之而误杀人，则不得不明辨之。
一、《史记》、前后《汉书·儒林传》当合读，以见十四博士传经之案。盖举汉世，皆十四博士之学。而后汉亦渐有古今学之分。《汉书·艺文志》当同读，以两造存此案。皆一二日可了。
一、《五经异义》当读。见《续皇清经解》，有陈寿祺注最详。今古经说具存。今真而古伪，而非知伪说，无以见真说之可珍。数日可了。
从此读《新学伪经考》，别古今，分真伪，拔云雾而见青天，登泰山而指培 ，一切古今是非得失，了然指掌中。三数日可了。
一、《新学伪经考》读毕，可阅《四库提要》经部目录，凡二千年经说，自魏晋至唐，为刘歆之伪学；自宋至明，为向壁之虚学。是非得失皆破矣。十数日可了。
自此以往，一切经说，可自择读，不致误于歧途。而魏氏源《诗古微》，阎氏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胡氏渭《禹贡锥指》、《易图明辨》，惠氏栋《易汉学》，江氏永《礼书纲目》，秦氏蕙用《五礼通考》及一切今学经说，可先读。除礼书两种卷数较多外，余书一月可毕。
《大戴礼》当与《小戴礼记》同读，皆孔门口说，至精深也。《尚书大传》、《韩诗外传》亦皆孔门口说，与《繁露》、《白虎通》同重。数日可了。
国朝正经正注有《钦定御纂十经》及《十三经注疏》，功令之书，皆学者所当肄业及之。此外，《经学汇函》为古经说，《通志堂经解》荟萃宋、元、明人经说，《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荟萃国朝经说，皆涉猎择读之。此真浩如烟海，若无本领，宜其穷老无所入也。
一、新学于经文未全读者，皆当克日补读。《左传》、《礼记》、《周礼》皆当读全文，万不可误读坊间删本，如武昌局诸单注本，相台岳氏单注本。《仪礼章句》及《左传读本》、《周礼读本》，尚皆全本也。此虽未遽言经学，而实可为学问之本。其伪乱如《左传》、《周礼》、《尔雅》之类，已数千年奉行之，有若曹、马、刘、萧，虽是篡朝，而魏、晋六朝之史，亦不得不读。凡补读者，未能遽上口，亦当先以数日全行补读，俾引文皆知，而后分日带温。
一、《说文》虽有伪窜，而为古今文字之荟萃，学者当识字，不得不读。以段氏《注》为经，而王氏菉友《说文释例》为纬。《说文逸字》、《说文外篇》、《说文新附考》、《说文引经考》、《说文答问》皆可考。《文字蒙求》可先看，以得六书之序，童子最便。《说文检字》亦便初学。《说文声读表》可知文字多由声出，亦宜并阅。一月可了。每日看二三十字，则不费目力，亦一年可了。
一、《尔雅》以邵氏、郝氏二家为精博。见《皇清经解》。
一、韵学先看《广韵》，可通古通今。古音为专门，当别考。
《说文》形学也，《尔雅》义学也，《广韵》声学也。皆学者所不可废，为国朝专门之学。惜其乱杂伪羼，破碎而无用。新学者宜稍涉之，但不必以冒大道耳。《小学汇函》可看。
一、《唐石经》宜购读，大字明朗，既可考据，且书法至佳，并可学书。穷乡难得碑刻，得此，三善备矣。在京师购之，数金可得。能再雕，尤佳。
一、《七经纬》宜读。纬皆孔门口说，中多非常异义。刘歆作谶攻纬，后人乃并攻之，而孔门口说亡矣。今以《公羊》考之，其说多同，虽有窜乱，分别择之，不独不能废，实可宝也。
一、西汉时书皆经说，宜读。如陆贾《新语》，贾子《新书》、《盐铁论》，刘向《说苑》、《新序》、《列女传》，皆今学家纯完之书，可与《公》、《穀》互证。且多七十子口说，大义存焉，可为瑰宝。《太玄》、《法言》、《论衡》，有杂伪说，可择观之，然亦有今学说，可互证也。十余日可了。
一、《玉函山房辑佚书》经说最多，可备查。
一、周、秦诸子宜读。各子书，虽《老子》、《管子》，亦皆战国书，在孔子后，皆孔子后学。说虽相反，然以反比例明正比例，因四方而更可得中心。诸子皆改制，正可明孔子之改制也。《吕氏春秋》、《淮南子》为杂家，诸家之理存焉，尤可穷究。子家皆文章极美。学者因性之所近，熟读而自得之。浙江《二十二子》本最精。若不可得，则武昌之《百子全书》或《汉魏丛书》皆可看。《十子》本太劣。诸子一二月可了。
一、《国语》为残本，且多窜乱，然故是春秋文字，亦须读。《国策》亦当读。《逸周书》、《山海经》、《穆天子传》三种，皆伪书，然甚古，亦当一考。十数日可了。
一、读史宜以《史记》、两《汉》为重。《史记》多孔门微言大义，殊不易读，虽有窜乱，然至可信据矣。《汉书》虽为刘歆伪撰，而考汉时事，舍此不得。《后汉》为孔子之治，风俗气节至美。范蔚宗又妙于激扬，皆有经义，皆妙文章，故三史宜熟读。秦、汉间日改用孔子之制，可细心考之，当日有悦怿也。能通三史，则经义、史裁、掌故、文章俱备矣。余史可分政、事、人、文四者读之。
一、二十四史宜全读。新学读史日一二卷，其后渐习，日可三四卷。《史记》一百三十卷，《汉书》一百二十卷，除表三十卷不能遽读，皆百卷。《后汉书》亦百卷。一日一卷，三百日可毕；一日三卷，百日可毕。《三国志》六十五卷，《晋书》一百三十卷，《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共三百七十五卷。一日三卷，亦百日可毕。《宋书》一百卷，《齐书》五十九卷，《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魏书》一百一十四卷，《北齐书》五十卷，《北周书》五十卷，通四百六十五卷。一日三卷，亦百日可毕。《隋书》八十五卷，新、旧《唐书》四百二十五卷，新、旧《五代史》二百二十四卷。一日三卷，约二百日可毕。是一年半可读十九史矣。其《宋》、《辽》、《金》、《元》、《明史》，一年半年无不遍阅。此皆为中人之资言之，计日程功，无不可至。若异敏之士，尚不待此。即资质稍鲁，加倍其日，亦三年可读全史矣。学者何不暂舍一二年八股之功而肆力于是？暨其学成，则海涵地负，何所不能乎!
一、三史宜用功深，宁少其卷数。三史破，余史皆易读，卷数可增矣。若骤未能遍读全史，于《晋书》后，先读《南》、《北史》、《新唐》、《五代史》、《宋》、《明史》亦可，余史俟补读，则一年可毕矣。《隋书》有五朝史志，不可不读。
读史宜先通年号，当考《纪元编》。新学骤未能知古今，可看《历代帝王年表》。
读史宜通职官，当先看《百官公卿表》，能读《历代职官表》，易通。
读史当通地理，则《地理志》宜先读。然古之某州郡，必先明为今某省府，乃能了然，故以看地图为先。今地图无绝佳者，胡文忠《大清一统地舆图》武昌刻本稍详矣，次则李兆洛、董方立之图，又次则仅有郡县之图，亦当日挂左右。然后取《历代地理沿革图》、《历代地理韵编》考之，则得其涯略矣。初学先读《三才略》及《地理歌》，尤为根柢。至天文图、地球图、五大洲图、万国全图，皆当悬置壁间。能购天球、地球尤佳。不过数金耳。凡考地图，《舆地经纬度里表》宜通。见荷地精舍本一卷，可翻刻。每日饭后以朱笔考一府，通其沿革，细核山川，积久便熟。或用油纸仿印，自能绘出，尤佳。《水经注》详于山水，且最古雅，可先读。数日可了。此外，各史地志、《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大清一统志》，皆可备考。
一、读史当知史例。《史通削繁》可读。既通史例，文笔亦可学。一二日可了。《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异》、《二十一史四谱》可考，而《二十二史劄记》尤通贯，并详掌故治乱，不止史例矣。宜熟读。诸书皆读正史时考之。
一、读史当读编年及纪事以贯串之。编年之史，莫如《资治通鉴》、《续通鉴》。纪事则有《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宋元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皆史中精绝之书，可熟观精考。数月可了。
一、读史当读掌故。掌故则“三通”并称：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也。而《通考》最详，宜与《通鉴》同读，宜改称为“二通”也。若《通典》详于礼而多伪说，《通志》惟《二十略》为精，余皆史文，故应不如《通考》。若“续三通”、“皇朝三通”，宜并涉及。及能熟得一通，其余皆相出入，读之甚省力。
一、考掌故当通国朝之学。事迹则九朝《东华录》。人物则《耆献汇征》。无之则先看《国朝先正事略》，亦得大概。典礼则《大清会典》、《则例》、未能得《则例》，宜先看《会典》，数日可了。《大清通礼》、《大清律例》。谟训则《十朝圣训》。文章则《经世文》正、续编。《圣武记》亦可阅。通此数书，兼及“三通”，可知国朝掌故矣。此数种皆甚浩博，随时阅之，或先通一种，亦可徐求。而《会典》及《经世文编》正、续最简矣。《吾学录》八本，尤浅易，可备查。
一、考边事，《朔方备乘》、《蒙古游牧记》、《藩部要略》、《新疆识略》、《卫藏志》皆当考。
一、当考孔子事，莫如《阙里文献考》，凡一百卷，至详。方今外教相迫甚至，吾辈发明孔子之道，尤当先明。
一、当读义理书。宋儒专言义理，《宋元学案》荟萃之，当熟读。《明儒学案》言心学最精微，可细读。《国朝学案小识》可备源流。《二程全书》、《朱子大全集》、《朱子语类》可精考。《正谊堂全书》可涉猎。《近思录》为朱子选择，《小学》为做人样子，可熟读。《司马书仪》、《朱子家礼》皆近世礼所从出，宜参考。千年之学，皆出于朱子，故《语类》、《大全集》宜熟读。《学案》最博，可通源流，皆宜精熟。数书宜编为日课，与经史并读者。《小学》尤为入手始基也。
一、当读考订之书。考订之书甚多，不胜读，可先读《困学纪闻》、《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癸巳类稿》、《癸巳存稿》。若议论之书，如《颜氏家训》、《黄氏日钞》、《明夷待访录》、《文史通义》、《校邠庐抗议》并可考涉。旬日可一二部也。
一、当知目录之学，俾知天下书目甚多，无以兔园册子、高头讲章、时样制艺自足。书目博深，莫如《钦定四库提要》。一百二十本，价二三金，必应购买。每日随意涉猎，数月可毕。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板本最佳。每部值银数分，可常置怀袖熟记，学问自进。其检丛书之目，有《汇刻书目》，皆学者必应查考之书。
一、丛书宜多购，得一书，有百数十种之用，如《粤雅堂》、《知不足斋》之类最博，可涉猎。其专门之丛书，如《经学汇函》、《小学汇函》之类，尤宜多购。
一、兵学古书，莫如《孙子》，但言虚理，历久不变者也。至兵制，有《历代兵制》一书，在《守山阁丛书》。亦散见各史中。其余，今古既变，无大用，惟《练兵实纪》尚可行。胡文忠公《读史兵略》最佳。近西洋之《行军测绘》、《水师操练》、《陆师操练》、《防海新论》、《御风要术》、《克虏伯炮说》、《炮操法》、《炮表》、皆上海制造局书。《海战纪要》、《兵船布阵》，皆有用之书也。
圣道既明，中国古今既通，则外国亦宜通知。譬人之有家，必有邻舍，问其家事、谱系、田园，固宜熟悉，邻舍某某乃全不知，可乎？况乎相迫而来，我之所为，彼皆知之；彼之所为，我独不闻。尤非立国练才之道。今为学者略举其一二。若仅通外学而不知圣道，则多添一外国人而已，何取焉！
一、地志。宜先读《瀛寰志略》，其译音及地名最正，今制造局书皆本焉。《海国图志》多误谬，不可从。余若《英》、《法》、《俄》、《美国志》皆粗略。《万国通鉴》、《万国史记》、《四裔年表》可一涉。数日可了。《日本图经》、《日本新政考》，日事亦略见矣。
一、律法。《万国公法》，外国所公用。《星轺指掌》，使臣之体例。最要。一二日可了。
一、政俗。《列国岁计政要》、《西国近事汇编》最详。《西国学校论略》、《德国议院章程》、《西事类编》、《西俗杂志》、《普法战纪》、《铁轨道里表》。此外，各使游记，如《西使纪程》、《曾侯日记》、《环游地球日记》、《四述奇书》、《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使东述略》，皆可观。张记最详，薛记有考据，余或鄙琐，然皆可类观也。
一、西学。《谈天》、《地理浅识》、《天文图说》、《动物学》、《植物学》、《光学》、《声学》、《电学》、《重学》、《化学》，有《西学大成》辑之。有《全体新论》、《化学养生论》、《格致鉴原》、《格致释器》、《格致汇编》。此书是丛书，各种学皆有。《格致汇编》最佳，农桑百学皆有。
一、交涉。《夷艘寇海记》、《中西纪事》、《中西关系略论》，各国和约。
凡此皆旬月可毕，而天下万国烛照数计，不至暝若擿涂矣。若将制造局书全购尤佳。学至此，则圣道王制、中外古今、天文地理，皆已通矣。
一、数学。考古则《算书十经》，而以《四元玉鉴》为至精。从今则《钦定数理精蕴》，而以《梅氏丛书》为至专。西法则以《几何原本》为入门，而以《代数术》、《微积分》、《微积溯源》、《代微积拾级》为至深。而《数学启蒙》最便入门。近人《行素斋数学》论之最精详。天文地理各学皆从算学入，通算犹识字也。
一、辞章之学。先读《楚辞集注》，次读《文选》，武昌胡克家翻宋本为佳，次则叶树藩朱墨本亦可。则材骨立矣。《文选》先读文，次诗，次赋。读赋每夕一篇，四十九篇，月余毕矣。《文选》当全读，学其笔法、调法、字法，兼读《骈体文钞》，则能文矣。作骈体，兼看《徐庾集》及《四六丛话》。国朝骈体中兴，以胡、洪为最，有《骈体正宗》及《八家四六》正、续可观。散文读《古文辞类纂》、《韩》、《柳集》，则有法度矣。若能读《全上古三国六朝文》、《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明文海》，则源流毕贯。若欲成家数，当浸淫秦、汉子史，乃有得处。桐城派褊薄，不足师也。坊间古文选本陋谬，不足读。
诗则导源《文选》，《唐宋诗醇》，所选极精，可全读。王、孟、韦、柳、李、杜、韩、白、苏、陆各大家集，均随性学之，而杜为宗，《杜诗镜铨》最佳，宜全读。此外二李宜学，玉谿之绵丽，昌谷之奇丽，不废江河万古者。宋之山谷，明青邱《高季迪集》七子，国朝之吴梅村、朱竹垞、王渔洋，皆宜览。《唐诗品汇》可购读，可知源流正变。此外诗话皆无用之书，读不胜读者也。
赋亦导源《文选》，而《赋汇》为巨观。唐赋以王棨、黄滔为宗，选本无佳者，当于《文苑英华》求之。不得已则律赋，必以国朝赋，以吴锡麟、顾元熙为宗。有《吴顾合稿》。大要树骨于六朝，研声于三唐而已。
词家以《词律》为法，以《词综》为最博，白石为最精，能沉吟《六十家词钞》，自能鲜丽。
一、科举之学，应制所用，约计不过经义、策问、试帖、律赋、楷法数者。余于《长兴学记》已言其概。若能通经史，解词章，博学多通，出其绪余，便可压绝流辈。楷法率宗唐碑，欧、颜为尚，《唐石经》尤为有益。若欲以书名，则包慎伯《艺舟双楫》及吾之《广艺舟双楫》。遍见千碑，然后能之，新学未易语此。
凡上所举，虽每类数种，自谓至约，而学者或仍苦其繁，吾更为合计其书，综程其课。
一、读书宜分类。第一经义，第二史学，第三子学，第四宋学，第五小学及职官、天文、地理及外国书，第六词章，第七涉猎。或以朝暮午夜分功，或以刚日柔日分学，并轨齐驱，日见所不见，闻所不闻，至于经年，自能豁然贯通，八方并集，罗午旁魄，本末内外，上下古今，无不该举，而学成矣。
一、为学之始，先以一二月求通孔子之大义为主，“五经”、“四书”固所自熟。将《公羊》、《繁露》、《白虎通》、《孟子》、《荀子》、《大戴记》、《韩诗外传》、《尚书大传》及“三史”《儒林传》、汉人经说，讲求而贯通之。是月也，但兼看《小学》及《宋元学案》以为清心寡欲之助。诸书既通，则可分类并致，半年之内周、秦、西汉子说可毕，“三史”亦通，《说文》、地图亦有所入，考订、议论、目录之书亦粗涉，词章亦以暇讽诵，外国要书及天文、地理亦讲贯毕。及半年以后，浩然沛然，旁薄有得，各经说，各史学，群书百家，皆可探讨，期年而小成，有基可立矣。三年则诸学毕贯，此为中人言之。若上智之才尚不待此。即使下才，倍以年月，六年亦可大成矣。
一、读书须求师友，师不易得，求友最要。孤陋则寡闻见诮，丽泽则讲友宜先。曾子则贵会文辅仁，孔子则重多闻直谅。一人之见有限，众人之识无穷。故读书当求友讲求，旬日会讲。或三日一会，或五日为期，不可太疏。上下议论，其益无穷。
一、会讲宜禁淫朋诡说，宜以蓝田《吕氏乡约》为法，而少加简约，德义相劝，过失相规。
一、读书当分专精、涉猎二事：惟专乃可致精，惟涉猎乃能致博，二者不可偏废。
一、读书当设功课部，每日所读之书，当详注明，以便稽考。所读之书必加议论，与朋友商其得失。杜工部曰：小心事友生，误谬则改之。曹子建曰：必求有公鉴，而无姑息者。但求学识之进，不必饰非护前，自能日有光明。若一话一言，接人行事，养心修身，皆能日省，尤为有益，是在志士。吾《长兴学记》功课部有七条：一养心，二修身，三执事，四接人，五时事，六夷务，七读书。
一、每会课当公推学识优长者为会长，性行严正者为监督，以资表率而去惰慢。其课部中议论佳者，当摘抄，以备选刻，以厉观摩，久之成书，风化自起。
一、凡百学问皆由志趣。志犹器也，志大则器大，所受者大；志小则器小，所受者小。仅志于富贵科第，所谓器小也，语之以天下之大，岂能受哉？若有大志，则通古今中外之故，圣道王制之精，达天人之奥，任天下之重矣。故《学记》言辨志，孟子言尚志，孔子言志仁无恶也，陆子静言一月，仅言立志，砥砺名节，涵养德性，任大道而行仁政，皆自志出也。其庶几先帝“经明行修”之诲耶？
右所条目，为学者之初桄，良以《四库提要》及《书目答问》目录浩繁，穷乡僻远，家无藏书，限于闻见，濡染无从。或稍有见闻，而门径不得，望若云烟，向若而叹，从此却步，故为导之先路。若大雅宏达，赡见洽闻，固无俟区区也。 〔2〕
南海师承记卷一 〔3〕
讲诗学
大虚中有天籁，有地籁，即有人籁，而韵语出焉。诗者，韵语之谓也。孺子歌谣多用韵语，按控合节，全出天籁，为诗学所自始，实太古之元音也。今苗人有歌，秋雨庵多录之，其风致与《三百篇》无异，其音节与古乐府相类，然则诗歌固人道所不废，亦地球各国所尚也。中国诗歌最古莫如乐府，郭茂善 〔4〕 《乐府摘录》所载正多。《大传》所传古诗以为尧、舜所作，虽不可考，然必其古也。中国诗多用对仗，外国无之，此为异致。然读其《旧约》所载，其散漫逾律，发于天籁，与中国楚骚略为近焉。此皆最古之体格，不可绳之以律者也。
古人诗、赋，本原合一，故《荀子·赋 〔5〕 篇》谓：赋在诗中。后人论古，以诗、骚并举，盖自《三百篇》外，惟楚骚音节最古焉。夫诗者言志，以志为主。而体格具备，尤莫如《三百篇》。其诗境浓丽，则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句是也。其对仗工整，如“春日迟迟，来繁祈祈”等句是也。其格调之奇警，如“或宴宴居息，或尽瘁四国。或息偃在床，或不意如行”，连用或字等句是也。其笔调之盘曲，如“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等句是也。其诗笔之变化，如“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也，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连用之字等句是也。其诗意之含蓄，如“大夫速退，无使君劳”等句是也。其诗词之质朴，如“此而有极，汝反收之”等句是也。其铺陈终始，如“闵宫有馘”、“载芟载柞”、“大田七月”等句是也。诗中有长短之句，其一字者，如“敝予”，后改为兮，“敝”字是也。二字者，如“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二字是也。三字者，如“麟之趾”与“斯万邦”、“屡丰年”等句是也。四字句则比比皆然。五六七八字亦有。总之，诗道不宜太长，四五六七字尽之矣。或云“酌彼行潦，浥彼注兹”，诗犹有九字句，然此不足法，以人之肺不能长言故也。
《诗三百篇》，最易学莫如风。若《周诗》则古雅深奥，《鲁颂》则渊懿纯茂，而高华浓丽、气象万千者则有《商颂》，其时最古而辞反最文，其为孔子所作无疑。夫格调、运笔、意境、气势、铺排，《三百篇》既详且尽，学者例应先学矣。然《楚辞》如《离骚》、《九歌》、《招魂》、《天问》诸篇亦出《风》诗，神韵最古，命意深隐，其心极仁而词极厚正。得《诗三百篇》中温柔敦教之旨，咏叹淫液之情，能再以《楚辞》入手，字句自然鲜秀浓郁矣。
自骚而降，此道中熄，西汉之季相传《十九首》最古，然自来皆疑东汉人伪作。《青青河畔草》数首，或以为出于傅毅，因其中有“出自东门”之句，惟洛阳有此门，西汉人何以道之？独《汉书·郊祀志》载《郊祀歌》极为古雅，当出于《三百篇》上。而《十九首》之好处，实得《三百篇》之大旨，故能敦厚缠绵，比兴寄意，哀怨而不伤焉。昔王孝伯问《十九首》诗何句最精？答以“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二句，诚知言也。至“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下字全学骚体，又为善于摹古，故后之作者莫能驾《十九首》之上。
四言之诗椎轮于《三百》，韦应物、孟东野而后继轨无人，陶潜、李白作之远逊。大抵古诗之美，为其能规后世，不及因过予颂而已。
汉、魏间五言始盛，建安七子卓乎成家，其最好者曹子建诗，文亦佳。次则刘桢，故当时有曹、刘之目。《文选》中二子诗例应全读。次则王仲宣，《文选》中宣诗甚少，而七子之外曹孟德诗亦极奇伟，四言犹为气象飘荡，才力雄迈，故当时称魏家三祖焉。
流逮晋朝，二陆、三张一时并起。二陆则以士衡为最，其诗上追周雅，神味古奥。而张华、张载、张景阳皆非二陆比。中间阮籍诗亦绝佳，咏怀诗为李白之祖。嵇康诗亦杰出，但一时崇向庄、老，其诗清而不丽，柔而不浓，不多可采者。
渡江以后，陶、谢并称，陶潜最盛名。其境界从容自在，其诗词不加雕饰，全集应读，而田园十九首、饮酒二十首实称名作。入宋又有颜、谢之称，而颜延年诗镂金错采，全失自然，谢灵运过之远矣。中有小谢，即朓也。高竦起妙，太白独取，故有“临风怀谢公”之句。
六朝齐、梁丽体洊开，沈约定四声，已肇唐律，而鲍照明远、江淹皆为宋、齐间巨子，以诗著名。庾信、徐陵诗犹近律，句多谐叶，调仍高庄。
唐初排律始倡，四杰同时竞美，功深骈体，故诗尚铺陈，此亦风气使然也。惟陈子昂，其诗雄健矫纤艳，上追《风》、《雅》，远摹汉、魏，后人论古最为功焉。而本朝考博学鸿词七言排律，即本四杰。天宝之世，李、杜并名，杜工部得《三百篇》之《雅》，李太白得《三百篇》之《风》。杜工部言人事诗多，李太白言神仙诗多。盖工部仁质较厚，全以学问根本发来；太白幻想奇情，全以超脱世故得来。二家于唐律中大为变体。杜工部之五律独成家数，此外无一人能出其范围，即王维未之过也；七律句法雄重，亦涵盖古今。二者最为精绝。五律学庾子山而加之雄奇恣肆，秦中二十首最著名于世。而七古为工部所创，中加长排，雄奇隽伟，首首俱佳，韩昌黎全学之，独少高华而佳，以生硬而欠流利故也。当时杜牧七绝全学之李白，五古自境，全仿楚骚，杜甫不能涵盖之。其七古纵横驰恣，如神龙飞行，不可摸捉，字字由楚骚出，真秀语夺山绿也，可与工部争衡。七律亦以古诗出，但五律稍逊杜甫耳。李白确有天才，究其根柢，原出于乐府，亦学建安，故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之句。并指谢朓，故中间有“小谢又清发”之句。二家皆不可学，故从来并称。而苏子美尊李、柳、杜，杜牧尊杜、柳、李，实一偏之论，故昌黎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可为特识矣。王摩诘可与李、杜争衡，以神韵胜。岑参七古正好，品格最高。而孟浩然之超远，贾至之浓伟，皆为李、杜同时著名者。早朝大明宫诸作，闳大莫如王维，均称莫如贾至，杜甫不能称首也。其时有王昌龄，亦以诗称。“黄河远上白云间”之作，字字以喉音炼来，绝非易易。大历间十子同出。刘禹锡专讲意境态度，本朝渔洋阮通 〔6〕 学之。昌黎奥茂深隐，别变一格，似由《三百篇》中五木梁舟等句得来。孟东野多用难韵难字。贾岛皆是刻意苦吟，如“春水渡旁渡，夕阳山外山”等句是也。昌黎最取二子，然观其全集，不如昌黎远矣，仅孟东野联句，尚有能与昌黎并驾齐驱，然学诗必经《昌黎集》乃不弱。柳子厚研炼精透，直与摩诘诗清洁，俯仰世故，狷狷可喜。而与昌黎并时，又有元微之、白居易以平易胜，当时同称。白居易排律百余韵一时无匹，故白尤过于元矣。又有李长吉天才特达，七岁时韩昌黎往访之，见其面作诗，为之称绝。以父名进 〔7〕 叔，终身讳之，不敢考进士。惜其天年不永，四十四岁而卒，故其诗流传无几。晚唐则有小李、杜义山、牧之，宋王荆公谓学诗当先学义山，其诗深微绵丽，而其中之雄俊博大者学工部，七古之奥浓深隐者自成一家。小杜有《樊川集 〔8〕 》，但不易得学，而诗深挚俊伟。本朝龚定庵诗以偷李、杜，而更变化得好也。晚唐诗极衰，失之纤巧，惟司空图、韩偓二子而已。司空有《诗品》可观，韩则《香奁集》华丽，人能死节，文德俱优。总而论之，诗如昌黎之难，李贺之奇，义山之丽，太白之秀，工部之雅，居易之易，六家并称，皆宜学步。外如温飞卿之绮，亦难多得也。故当时称杜甫诗圣，李白诗仙，李贺诗鬼，王昌龄诗天子。《唐诗品汇》凡唐之僻集皆载入，可摘读。《全唐诗》可读。盖诗学为用，大可涵泳性情，和血气，长仁厚，不可废也。丙申三月讲授。
讲宋以后迄今之诗学
五代诗尚纤艳，而弊流于卑靡，不甚擅绝。故前五代诗选入晚唐，后五代诗选入宋代，中五代诗少选，职是故也。
宋初诗以绵密浓丽为主，如杨大年学李义山得西昆体，石徂徕学韩昌黎。至欧阳修、苏子美、黄山谷学 〔9〕 李太白，梅圣俞学杜工部，而子美得佛学最深，掌故最熟，融而为诗，如天衣无缝。山谷诗下字要生，用典要僻，仁宗之世分苏、黄两大派。王荆公文学杜工部，全用生僻，然不如山谷，故元微之诗有“岂知诗至苏黄尽”句，宋高宗尊之。
南渡间，陈简斋最大家，以其能西昆体，而开一代风气也。南渡以还，游 〔10〕 、杨、陆、范四大家最显名于世。游 〔11〕 遂初之诗不甚光大。杨万里之诗光怪陆离，专讲隐僻。陆剑南之诗俯仰自得，流连身世。范石湖之诗失之浑雅，人人皆能，故不能范围当世。故四家以陆剑南为绝唱。然学剑南之易，当兼学山谷之难。继四家者有四派 〔12〕 ：徐灵晖、徐灵渊、翁灵舒、赵灵秀，其体最纤小，纯用晚唐体式。四灵之后，刘克庄学李、杜，专用本朝典故，运用组织，自开一派。严《沧浪诗话》谓：诗有别裁，非关理也。其诗最关聪明，不假人事，亦为别派。苏门四学士俱自名家。南宋姜白石诗全用清晰，开元、明二代之风。邵康节诗专用俚语，成为语录体格，明人最尊之。韩琦、范仲淹亦能诗。朱子诗亦成一家。总而论，宋代诗学北朝则苏、黄二家，南朝则游 〔13〕 、陆、杨三家而已。
夫诗之盛衰，关乎国之兴替。国初之诗必庄煌伟丽，典重矞皇。逮至晚造，或以生拗制胜，或以纤巧争工，而风流日靡矣。后人学唐诗者攻宋为迂腐，学宋诗者攻唐为浮华，因唐诗贵词，宋诗贵理故也。
元代专以理学为诗，专袭宋朝旧派，后又有虞、杨、范、揭，其诗正清切，踵南宋姜白石之余波也。宋、元间，杨铁崖最盛名，学李、杜之作。而辽、金诗亦有数家，最著元好问遗山，又集诸家之大成，其哀金亡诗二十余首，沉郁顿挫，魄力虽不及杜工部，而亦逼肖之矣。
明朝学李、杜者，高青邱季迪。最能诗，足冠明代，惜其早殒，三十七岁卒。不甚光大。其后张载、林洪，福建人。与国初刘基亦有盛名。
吾粤诗学之盛始自唐之张曲江，宋之李昴英，明之南园前后十子，孙西庵、区天任、黎民表、王澜洲、黎美周 〔14〕 、梁中行，边贡、徐祯 〔15〕 卿等。而新会陈白沙先生《击壤集》以禅学得来，极似东坡，故能名家。李东阳倡为台阁体，其后李攀龙并兴为七子体。李攀龙先攻东阳，故其文必学秦、汉，诗必学大历以前，力矫一时之风气。王阳明亦在其列。国朝吴梅村以明朝复杜遗老，为本朝祭酒，生平最熟《史》、《汉》。典丽得之义山，沉雄得之少陵，为一代之冠。七古最好，七律繁丽，五古亦好。继其后者，朱竹垞顺治人。多用新典，亦学李义山、杜工部二家。而康熙时，王渔洋力矫吴、朱二家，专学大历以后，全以神韵自在取胜，当时吴中七子毛西河并兴。
吾粤国初最盛名者，陈、屈、梁三家。乾隆时，顺德黎二樵集陶、谢、李、杜、韩、苏、黄别立家数，虽当时袁子才、赵瓯北辈学苏、陆，洪北江学唐人，魏树蕃学山谷用僻典，亦不能出其右。吾粤同时又有程周亮，有名于世，故洪北江诗云：独得古人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道光后，考据出而诗学衰，能成诗家者无一人焉。南海朱九江诗全学杜、韩，诗皆三十岁以前所作，此外雷州陈一山、番禺梁星海专学山谷。二家颇好。
外省自黄仲则后，则龚定庵继之，专由牧之、山谷出。湖南王壬秋亦成家，大抵咸、同之间多尚东坡，同、光后多尚山谷，亦风气使然也。
然诗有长短，长者为歌，短者为谣。歌行引皆从乐府中出。次韵之学，自元稹、白居易开之。联句之诗，起于汉武帝《柏梁台》。步韵之学，起于王肃入魏别妻作诗，六朝简文帝亦有之。交互体诗，李、杜两家亦有之。
诗有双声叠韵者，如《三百篇》“鈲蛸在户”等，六朝、李、杜间亦有之。其句全用平字，或全用仄字者，李、杜亦有之。亦有隔句对者，如《三百篇》“昔我往矣”四句。亦有供对者，李白多此式。有长短句者，近于词曲。而律诗亦有六句者，不必尽八句。又有八句中首尾对而中间不对者，李白诗有之。又有名进退格，一句用东韵，二句用冬韵，三句复用东韵，四句又有冬韵之类，又有首尾二句用冬韵，中间四句用东韵者。
杂句之学开于石曼卿，而苏、黄斥之。东坡亦有用硬语成句者，此学开于六朝。李、杜少年之诗全学《文选》，故杜诗之精熟《文选》理，盖明其学所自出也。丙申三月讲授。
讲骈体诗赋源流
天道有阴阳，则文自有骈散。骈体之文其来最远，皆在“六经”及周、秦、汉间。李斯、屈原、宋玉是骈体之最古者，自兹以降，风流弥繁，浓郁瑰丽者，始于邹阳、枚乘、司马相如、王子褒诸人，浸盛于东汉崔骃、马融、孔融诸辈。而东汉之末，建安七子出，谓之汉、魏体，以言句法，四字尤多。流逮至晋，竞尚清谈，而最盛名潘安仁。陆士衡《辨亡论》可读，中有刘越石著有《劝进表》可读。亦能文。宋则颜延年、谢灵运，齐则任昉、沈约，考定四声者。梁则徐孝穆、庾子山。要之两汉、三国、魏、晋文章最古；后汉气味浓腴，最可学。东晋多用清谈，不宜学。齐、梁、陈又极其浓丽。夫齐、梁之体以庾子山、徐孝穆最为表著，虽逊东汉之刚，可当宋人之词。惟庾子山之文尚多不协平仄，且骈散互用，或单笔直接，如《哀江南赋并序》是也。至徐孝穆则句和音协，对偶整齐。推原此派，实开沈约。孝穆《与杨仆射书》，骈散为当王者贵，近人多学徐、庾，职此之由。任昉、沈约，其文可直追汉、魏，若徐、庾则纯乎齐、梁体矣。王子安极博大，当时无人知其能文，唐文有之，四杰体，王、杨、庐、骆四子是也。各为一体，专以博大渊深名家。燕许为一体，专用经语。李义山辈为一体，即樊南体也。开宋四六之风，宋四六体最宜于时之书启。元、明人不讲骈体，至晚明张天如、陈卧子始复提倡之。本朝骈体最盛，毛西河以气胜，直逼六朝。至古雅者洪北江，上追汉、魏。至谐协者孔巽轩，至瑰玮者胡天游，至高奇者汪容甫，其文直逼东汉蔡邕、马融，出其右。若袁子才气虽胜，颇失之野，近来袁爽秋颇用纬书。考本朝开国之初更有陈其年、张稷若、吴元恕三家。然陈其年胸中对仗甚多，先有文，然后有题，故为文不甚切实。吴、张甚薄，亦有可取。广东学海堂俱是四杰体，谭玉山、陈兰甫开其先也。
昔韩昌黎、柳子厚从骈体入手，故为文用字颇新。欧、苏诸子不用骈体入手，故为文用字颇旧。陈寿《三国志》甚美，《二十二史文钞》甚佳，可读，以其将各体文罗列甚众。古文家以生新为主，骈体文以守旧为主。古文能自出新调，瑰玮奇丽。骈体家不然，多用虚字为雅调，多用实字为俗调，如明文用七字调为骈体，亦俗调也，六朝、初唐多用之。宋调当时亦成风气，学骈文者学调佐曹子建、曹子桓。吴质诸人书启可读。李申耆即北洛。《骈体文钞》专分时代，不分骈散，盖一朝之体格不同也。
赋体有六家：有古赋，《离骚》、宋玉《高唐》。有排赋，《东京》、《西京》。有文赋，《高唐》、《神女》。有物赋，有小赋，有律赋。自六朝沈约定四声，于是要求谐协，而律赋兴焉，是开唐一代科举之制。唐赋见之《文苑英华》，有序者三分之一。《文选》五十四篇赋，实为赋之宗矣。《三都赋序》，王子安作唐赋，用韵者无定，有一二韵者，亦有用至十韵者。赋之源流，始于《周礼》及《毛诗》。《三百篇》，即赋也。古文原无分别，后之分体自屈原、荀子始。荀子《赋篇》为咏物之祖，屈原《离骚》为古赋之祖，至于标明赋字则宋玉《高唐》、《神女赋》是也。赋之体裁本于《离骚》，及至西汉而赋遂为一大宗。刘勰之论赋，“铺藻摛华，体物尽致”八字最当。六朝举秀才须作赋，唐初考秀才作赋，自杨素始著名。他拟《上林》、《鹦鹉》、《燕然山铭 〔16〕 》三篇，即日缴卷，果如期，于是称为真秀才，然后试秀才复作赋。唐无举人试，由士子自投文于州县，州县召见面试过，不拘本籍，然后送京试进士，谓之举人，亦谓之进士。丙申四月讲授。
讲乐
《荀子·乐论》言：乐者，人情不能免也。最得圣人制乐深意。今以乐律之大，但使倡优为之，是一大奇事。然转移人最巨者，莫善于乐，故梨洲云：今之戏本，当以士人主之。其说最通。朱子与蔡西山亦言乐，但以十六调求之，仍未得圣人制乐深意，因十六调以琵琶起故也。中国今之礼乐俱亡，以太尊古之故。乐以大乐正论说于东序，所谓乐言也。外此，复有乐德，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也。有乐意，有乐器，有乐声。古有八音，今已不止八声矣。时世之变也。讲求声音之学，印度旧时最盛。讲求乐律之大，近今泰西亦最盛。
孔子之乐，自朱子而尽削之，所谓不非而非。乐之最要者，在铿锵鼓舞，刘歆《艺文志》攻之。今则求所谓铿锵鼓舞者，亦已止矣。孔子之乐，逮晋已亡，其时荀勖以十二管制为八十四调。传至《辽》、《金史》俱有此八十四调，及宋而尽亡。故一代之文章亦行变易，此中国一大案也。今中国言礼乐，俱与士人不相关，不独不下庶人已也。
汉初贾谊、刘向、王吉请立乐官，而文帝不从，其力遂薄。自隋龟兹国苏提婆旦执琵琶入中国，始行变孔子之乐。盖孔子之乐用竹，始诸笛，而琵琶之乐用弦，以弦变竹，而宫、商、角、羽之四声皆非真矣，所谓名存而实则亡也。琵琶且有四调，附会孔子之四声，以七宫、七商、七角、七羽为四声，用四弦。宋以二十八字调变而为十六字调，今之工、何、士、尺、上是也，以四弦配之，通宋朝俱讲十六字调，如朱子、沈括、司马温公、蔡西山是也。毛西河《景山乐录》全据七字调，不知古人八十四调与二十八调也。汉至今日，不独孔子之古乐亡，即晋之荀勖八十四调，隋之苏盛、杜达二十八调，宋之范镇、朱子、王恕司十六调，元之九字调俱亡矣。今日只有七调。今之所用纯是回部之乐，月琴即回之乐尔内，提琴即回之杀尔总等是也。今之琴律从琵琶起，非复古琴矣。今日乐律乐器俱亡，五代王朴通于乐，后遂以王朴之乐为主。明朝用元代乐，王恂、许衡、郭守敬乐一毫无改。王恕谓乐以人声为主，此句最的。明之魏良辅制为昆曲，即孔子“既和且平，依我磬声”之音，最得中声。道光以后有乱弹，有二簧，有梆子，皆亡国之音，今只有此三调而已。陕、甘俱重之。梆子是也。今听乱弹、二簧，知乐者能无惧乎？
泰西之乐有七音，亦同中国五声之变。宋之李炤始创四清声，以当年皆用十六字调故也。孔子之乐，大不过宫，细不过羽，总之，与人声相近为主，余则孔子皆删之。不然，炮声、虫声亦足以云音乐乎？外国乐律与中国极相合，所谓天也。如七音、二纪、八级，是以乐论，丝不如竹，竹不如玉，总以管为主，所贵中声。高宗纳蛮夷之乐于太庙，亦孔子立学之义。古人之乐有从磬起者，如戛击鸣球等是，亦有从箫起者。王恕谓乐以中声为主，蔡邕论乐云专以人声为主。盖歌者在堂上，而乐在堂下，非重人声而何？外国燕饮会谈皆有乐律，大得孔子之教。古乐可据者，惟《乐记》、《礼运》。古人八器为八声，声最足感人，佛言清净在音闻，亦重声音。今日词曲只有乐之遗意。《大戴礼·投壶》尚有乐章八篇。晋朝和宪、荀勖，隋苏、杜、夔，五代王朴，宋之司马温公、范镇、王恕，元之许衡、王恂、郭守敬，明之朱世子，本朝庄亲王，皆能言乐学，明张禹《乐律志》，微得荀勖八十四调发明之。至陈兰甫定《声律通考》亦然。
五代王朴最通乐学，今日所用，本之王朴。明魏良甫有昆曲，其声甚和，本朝嘉、道年极盛，今亡矣。道光后有乱弹之乐，遂召红 〔17〕 匪之乱，此亦一原因也。丙申四月讲授。
讲说文
乾隆年间，戴东原二十九岁，挟一部《说文》入京师，谓欲抉圣人之经心，须识圣人之字义，而《说文》之学于以开焉。钱星楣昌言《说文》，其大弟子有二：一为段茂堂，一为王引之。本朝有意攻宋学，特倡《说文》，欲以训诂而灭义理。高宗纯皇帝最恶人谈国政，故一时《说文》之学大行。《说文》倡之于戴东原，衍之于乾、嘉诸老，当时犹有关于学术。自道光年间，学者专言《说文》，一切义理、政事、气节皆扫地以尽，此一时风气，所谓“大盗移国，金陵瓦解”者也。
小学有三：一为《说文》之学，形学也。一为《尔雅》，义学也。一为《广韵》，声学也。本朝讲韵学，《广韵》一书已纳入于《说文》谐声中。本朝孙鼎臣疏论谓东原辈譬之毒蛇猛虎，又谓红 〔18〕 匪之起是诸公所召 〔19〕 。本朝《说文》最精者是段氏一书，此书为经，而《说文释例》为纬，二书并佳，初学宜读。元朝人凡讲小学者，皆以《说文》为宗。唐朝立书学博士，以《说文》、《尔雅》为主，亦无不讲《说文》。至宋朝专言义理，扫除训诂，而《说文》绝无人讲求。故本朝人谓宋朝人全不识字，即如王伯厚之博极群书，犹不识一孝字，盖一代风气然也。《文字蒙求》讲形学，此书亦佳，入手宜读。郑珍《说文逸字》，补《说文》之学，亦好。与《说文外篇》、《说文新篇》补《说文》所无。李辅宣《说文辨字正俗》此书力攻隶，其书亦佳。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比之《说文义证》过之远矣，为其详博也。
《说文》最要在声，如《说文声读表》、《说文声系表》、《说文释音》、《说文音韵》、《说文韵表》诸书宜读。造字之原无不在声，故字以声为主，《说文》皆传授刘歆之伪古文，无当孔子之经义，近人读书之难，皆许叔重之罪也。近西人花之安亦讲中国《说文》，谓其中有微文奥义，不可妄攻，则此书已欺绐西人矣。许叔重《说文》幽曲，《说文》浅陋，《说文》自有转移，出则幽奥深僻，使人不可一望而知，非圣人教学者本意。《说文》共九千四百五十余字，余伪者只得三千四百余字。
说文最大者假借，而《说文》中言假借者只有五条。惟假借之义不详，而独详转注，故令人一望幽深，不可骤解。《说文》于象形亦不甚明白，会意亦略，指事更少，至于谐声，则甚详。故《说文》于六书最多言假借，次则谐声，余则发挥犹未明。《说文》之音乃汉音，非三代之音也。后人据《说文》以攻三代之音，谬极。《说文》称《易》孟氏，今考之许叔重，实费氏之学。《说文》于古文甚多疏略不备，如高祖姓刘，而《说文》无刘字。《说文》最古者见“石鼓”隶书，其来甚古，刘歆攻之，非是中国之书尚形，外国之书尚音，惟尚形之至，故有骈偶之词章出焉。而人合数音为字，故成骈偶之词章。然西国之音皆本印度，印度之音能通鬼神，此则中国所不及也。
古人之文字甚简，如货字但从化。总而言之，中国文字向分三种：汉以前为一种，六朝至唐为一种，宋以后至今又为一种。另有俗字一种，略分今古字体焉。
郑渔仲六书甚好，不可不看，中间段左氏“止戈为武”亦确，后人以其攻叔重而非之。古音之说，发于吴才老，衍于朱子，然犹未有成书，至明始有书焉。顾亭林古音音学之书甚好，中分十韵。戴东原分十二韵，《古韵论》亦甚好。读书要通古音。
本朝学问之盛莫如小学，与魏、晋之佛学，六朝之词章，宋之义理，明儒之心学同焉。丙申五月讲授。
讲数学
数学为人之大用，其理本诸天。中国相传六书最古，然书犹有出于人。书有中外古今，不能合一。数则处处相通，国国从同。故书数虽并称，而数实过于书也。物有不同，有体，有用，从而指点之，则数出焉。故旧本诸天，故凡妇人女子皆知数者。若书，则俟圣人制作而后能成。数起于一止于十，推而百千万亿，皆以十乘之。圣人数学之始，因乎人之指，遂制为十数，一切皆由十而推广之。然凡数皆始于一，由一生四，四生八，此一定天然之理也，故曰数学从指起。
外国谓算学为指数，义理有差，即数学有差分；义理有根本，即数学有起点。皆以理定之。若以事而言一切，宫室、饮食、衣服、斗量、秉斛、权衡，皆从数学出，极而至测天穷地，察物究人，显微之镜，螺线曲线，此算学至精者也。故数学所包甚广，形学亦包在数学中，一二三四五十，推而至百千万亿兆京，皆有一定之数。英文字左行，回部文字右行，中国文字中行，极穷其理，将来必有倒行文字矣。
西人几何数起于三角，三角起于点，三角以下可推至于无穷矣。故以角尽天下之形，物生而有象，象而有学，学而有数，数学不外方圆。近西人几何数即勾股，《周髀》所制之算经也。有点线面体之形学，皆并入数学中。《几何原本》一书，欧猎理得所著，近周灵王时人，与《周髀》同时。两书相较，几何过于勾股远矣。
从《九章数学》既定之后，始有京陔秭壤，以至无量之数。考“六经”皆无之，只十百千万亿兆耳。《礼记·礼器》一篇，全言等差，天下物物无尽至无尽者，犹莫如算学，同学无数别学，始有数。平等无数差等，始有数，数总以虚实，此外确无可代者。
西人之数有点而后有三角，有三角而后有开方，由开方而后有割圆剖圆，由割圆剖圆而后有椭圆，由椭圆而有曲线，由曲线而有栾 〔20〕 线，由栾线而有抛墨线，由抛墨线而有罗线，此数之深者。然总以方圆尽天下之数也。今日隔山打炮之法，即用抛墨线测方，从测圆起，全从壶度起。现考得一百五十兆点星，皆显微镜所见得者。制器全用三角法，由三角而开方，由开方而割圆，分为八线后，即有椭圆学。算学最要开方，开方最易而实难。一之有阴阳，即数之有乘除也。由乘除遂有通分、差分，补乘除所不及也。故数学止于通分、差分，乘者以一而长，除者从一而消，通分、差分以补乘除之缺。凡数起于乘除，起于生阴阳之始。凡数学变成形学。数学起于开方，而以廉隅补成方之数。
近有几何数，而《九章算术》、《九数通考》、《九数外录》可废矣。此最愚之学，不出孔子而出《周礼》“九数”耳。《九章》、“九数”最劣，沉溺学者心思，虚驰学者日月而已。
唐、宋间数学不甚盛。金、辽间李冶大倡之，皆用珠字。外国代数起于罗马，从代数而有微分积分。同治十年始有微分积分，现《对数表》、《求表捷术》最简省功夫。现美国制一大算盘，尤为简省。天下之理有尽而数无尽，李任叔到四十岁不敢言算学。算学有考古，有求用。求用之书，《算学启蒙》、《笔算数学》为入手之书。继而《几何原本》讲形学，附之以梅定九，为本朝第一家，书中多言形学。考西国旧制，亦用筹珠，与中国同。中国教人算学最有次第，如《行素参算学》、《梅氏丛书》最好，教人甚易通晓，亦兼中西之学。李任叔弟子横方著《西人步纬》，近来亦名家。
观至急之术有二：一为对数，一为代数。对数以之列表，如数书之备查者。珠算快而笔算迟；珠算错则无救，笔算错则易救。是珠究不如笔也。丙申五月讲演。
讲仁字
孔子之教，其宗旨在仁，故《论语》有“依于仁”一条。《吕氏春秋》言孔子贵仁。自老子始倡不仁之学，故其《道德经》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万姓为刍狗。其教旨与孔子大相反。故向来中国教旨只仁与不仁而已。孔教尚仁，故贵德贱刑。老子主不仁，故后学申、韩之徒贵刑贱德。孟子谓：人者，仁也。此解最直捷通达。“依于仁”，圣人下一“依”字，有如衣服一般，终身不可舍。董子发仁最精。佛教所谓割肉食鹰，杀身食虎，仁之极，所谓平等者，此也。然而近于墨氏矣。通古今之书，不外讲一仁字。宋人看仁字犹未透，以其书多言义，少言仁也。考中国外国之始，无不争夺相杀洊久，圣人出而教化之，而争夺洊少，所谓仁也。究其后，亦归于仁。平等无争，而天下一统矣，仁之极也。凡人有鄙吝之心者便是不仁，故张南轩以鄙吝为大恶。为老子之学者全是能忍，能忍便是不仁。孔子谓仁为天心，从春生起；老子言天地不仁，从冬杀起。生杀亦天地自然之理。西人考之，一百分中，生人直九十四分，死人直六分，生人远多于杀人，孔教则胜于老子矣。凡诸教皆杀人者，死爱同类也。倘谓六度轮回，一切皆保护，则其势不能，故极仁之人不能不杀异类。既有仁而界限出焉，差等立焉，此其势也。人间之义，皆从此出。
仁之最大者莫如孝弟，故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学者所以报父母也。《书》言：太上有立德，其次重报施。凡人类应酬，无不重报，况父母乎？故《诗》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若夫推父之义以至于诸父，推母之义以至于诸舅，无不要孝敬，是以庄生云：父子天性也，不可解于心。兄弟之难处者，以形气同而魂魄异也，大约总要兄弟怡怡为主。家庭不睦有二：一曰意见，二曰钱财。家庭之间全要委曲，弃小嫌而全大伦，方可。
欲观人之善恶，观其任恤便知其人矣。其不任者便弱，其不恤者便吝，具此气质，其余不足观矣。有阔大而不贪，未有吝啬而不贪。任恤之义，范文正公能开之，义田、养仓、义学是也。今苏州学宫是范文正公故宅，其子纯仁，犹有父风，能以三船麦分与石曼卿。外国之强全在能仁，中国一自私自利之天下，故弱至今日。道光以后善堂洊开。《管子·轻重篇》专言买卖，孔子所讥。外国商务，不如是之锁也。丙申六月讲授。
讲孟荀列传
太史公《史记》具见微文，世家首太伯，列传次伯夷，取其让也。诸子独以老子别立一传，以当时文、景之间，黄老之学大行故也。其余诸子则概入儒家，或见于《孟子荀卿列传》，或见于《仲尼弟子列传》，盖欲光大儒教也。孔子大同之学，子游、子思传之，孟子亦传其学。《论语》一书类于语录，如学案一样，多言涉世，少言经世。孔子之学无欲速，无见小利，不尚诈谋，老子则大相反。圣人贵让贱利，防人世之争原也。然饮食、宫室、衣服之用，人谁可废？故又曰：利者，义之和也。若专求利而不顾义，君子弗贵也。朱子请陆子静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学者为之悚然，汗流浃背。孟子每发一义，必霹雳粉碎。
读书贵择得大义出，能提要钩元，不贵多。凡古来立教，皆贵择举大义。考吴起亦曾子弟子，大约在战国时，甚好攻伐，而开战国风气者，惟商君，诚罪之魁也。近今中国多言事少言理，且揣摩人情而后言，养成此种风气，甚可惧也。通战国君臣多言事少言民，皆知有国不知有民者也。故孟子特倡言民事不可缓，所以告滕文公，又言保民，皆救时良策也。老子之学徒为我，吕东莱最发挥之。《史记》一书，朱子以为不然，朱子诚不知《史记》深意。驺子之意，或与列子同得于佛典，未可知。其言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绝顶大聪明，已尽一切竖学，但于横学、变学未有及也。然其人奇伟，直是战国时墨子外第一人。驺子云：五德转移，治各有宜。最聪明语。慎到云：无生人之行，而有死人之理。与佛全同，大抵出庄、老外，另立一学派。史公析入黄老，以当时黄老并行，凡如此者，俱附入之。
中国自齐之稷下为一大会，桓、灵帝时大学诸生至三万余人，亦一大会。梁武帝开一大会于鸡鸣埭 〔21〕 ，二百余人。明王龙溪讲会至八千余人。史公叙《孟荀列传》，详于孟子，以孟子能得大旨，开口便辟惠王之言利也。然荀子以儒辟墨，其功最大，史公叙之太略。史公于《孟荀列传》叙墨子正忽略，以当时墨子大行，不辞而辟之也。现邹县有孟子庙，左右配以乐正子、公孙丑，其余弟子则置两庑前，松柏森然可爱，其后又枕邹峰。商君立九级法，专尚首功。
战国时，救时之略惟仁者最要，居今日亦然。《墨子上经》、《下经》从光学、算学、重学起。后世以儒用将，自诸葛始，淳于髡及杂家之流专用操纵之术，东坡作《荀卿传》归罪于李斯，其说亦非。公孙龙乃墨子学徒。康先生论十哲当以颜子、曾子、有子、子游、子夏、子张、子思、孟子、荀子、董子居首，盖孔门论功不论德也 〔22〕 。战国专行商君之术，以杀人为主，赖有孔子、墨子以补救之耳。邹子之学与儒者无异，以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也。当时孔、墨盛行，而邹子能起而与之争教，魄力可谓大已。邹子之说，墨子所无，中国向来无此奇论，惜其书不传，而弟子亦不著，或其人不寿，未有传人，亦未可知。《列子·汤问篇》与佛氏同。庄子学问主人情物理，多治世之学也。邹子直究天人之故，可谓聪明绝伦。李悝尽地力，行孔子井田之制，魏文侯行之，后魏文帝亦行之，至唐又行之。淮南子以墨子为孔门后学，刘向以墨子为田子方弟子，俱无可考。丙申七月讲授。
讲图书
古人左图右书，图与书并重。赵充国云：百闻不如一见。是读图胜于读书也。中国图学自古所重，《尚书纬》有括地图，《顾命》亦有河图，周穆王披图而考山川，《管子》亦著地图之篇，其最古者也。自兹以降，萧何入关而收天下之图书，武帝按图而征南越之叛逆，图固未之或废也。至刘歆伪《汉志》始扫图学，独余任宏《兵志》一图，甚可惜也。晋兴，裴谛秀为《春秋图》，而图学复出。逮唐，则贾耽著《唐代舆图》，而宋之李宗岳，元之山阴道士，明之周继志皆有地图，本朝《大清会典》有《乐器图》、《御服御用图》，即两“经解”中亦有《仪礼图》一部，相沿已久，不可磨灭。盖读书但知其义，不如读图并识其形。
夫图既崇尚，而表与谱亦不可轻。太史公能立表，备叙原委，可称特识，然此外无闻。宋欧阳修《五代史》始复有表。然王俭有《图谱志》，郑渔仲有《图谱略》，此又图谱并称也。近《历代帝王年表》、《兼声韵表》等书，而表学犹存。至于谱学，则不明久矣，只余乡间之族谱，并乎钱谱而已。
夫图表之学，有考古图表，有考今图表，如《易》之卦气、爻辰、消息、纳甲、升降、盈虚，《诗》与《尔雅》之草木、虫鱼、鸟兽、宫室、衣服，《书》与《春秋》之山川、国土、武备、天文、风俗，《周礼》之舟车，皆可绘以图表，此所谓考古者也。合中西之用器，合中西之武备，合中西之地界，亦可绘以图表，即但将中国之矿产、盐池、盐井、火水井在四川、驿地、园野、林木、隘口、都邑、祀庙，皆宜图表以明之，此所谓考今者也。昔郑渔仲攻刘向《七录》之废图学，以为向、歆父子罪通于天。旨哉斯言，关系民生国计非浅小也。
夫天下极深之理，一绘以显浅之图，则妇孺能明，庸愚索解。泰西教童子，自五岁至八岁，即以器学示之，如抛地球之类；自八岁至十二岁，即以印图示之；自十二岁至十六岁，自十六岁至二十三岁，仍习其业，朝夕讲求，凡一切物体皆能绘以图，或悬诸壁，或置之案，昭然森列，举目周知。昔美国芝加高大会之役，尽将罗马宫室、日耳曼宫室、巴比伦宫室、埃及宫室埃及为最、红皮土番宫室、苗瑶洞之宫室，种种色色，光怪陆离，足括天下之奇观矣，故图表之学，泰西最盛。卑斯麦破法国，每兵一地，图置于身。昔年刘永福征倭，全军十四万人，只有南海梁某绘得一图，比之卑斯麦之兵相去悬远。故曩者割巴面尔与俄国，举朝君臣大夫士庶皆愕震骇，未知何地，图学之不讲求，流弊如此，泰西强而中国弱，固其宜也。
近闻德国于地图外，别制成一个地盾，日出日精，其功昭然。我圣祖仁皇帝时，胡文忠著有《经纬图》，即今《内府舆图》，虽东西颠倒，亦一时仅有也。近有湖南人周远蕃有《中外合一地理图》最为精美，要五十金。学图者例当购读。当今之世，图学与算学皆不可废，然必通算学而后能缩地绘图，故算学犹重于图学也。
宋时尚有唐之《大朝图》可考。郑渔仲有《水道源委图》，今只有《长江图》、《海道图说》，然《海道图说》极粗疏。《历代地理韵编》、《历代地理沿革》二书宜购取，留心图书者不可不注意也。丙申八月讲授。
讲公羊兼列朝制度
《易》之阴阳，《洪范》之五行，《诗》之五始四际，皆言祸福灾异，纬书更详言之，孔子有深意存焉。以刑法治人于明，以灾异治人于幽。自宋儒扫除此义，而异教佛氏天堂地狱之说得以盛行于中国，以蛊惑愚民，即孔子之《洪范》五福六极也。孔子最重差等，故《公羊》有母弟母兄之说。巡狩是孔子大义，当时能行之，而后来不能行，以天子千乘万骑，供给浩繁，是以久废。外国无不重祭祀，盖祭祀乃人道所不可废。外国祭师能通鬼神之语，即太古巫之义也。凡向来主祭之人甚重，如孔子号乾坤之子，孔子之义以仁为主，故有王者无外之义。天主教以天国诱人，与佛教之天堂同。考桓公元年，公即位，隐不书而桓书之，圣人之意正微如其意，正所以诛乱臣贼子之心，初即位而冕服，正大统也。在柩前而衰服守丧祭也。苏东坡不知《公羊》之义，故其《书传》因《顾命》当丧冕服，疑为伪书，谬甚。
本朝丧制，出见大臣着吉服，入宫内仍着丧服，百日之内君臣皆素服。然究之即位以逾年为主，如十二月升遐，待明年正月可以即位；正月升遐，亦明年正月即位。中国二千余年嗣君绍统，无不如是。后世篡弑之朝，一年而数君，当年而改元，如宋、明光宗之继，泰西不得谓之正矣。本朝选官亦待明年，然后补官充任，大臣且然，况一国之君乎？王君祭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事毕返朝而㨎凶服，至今沿此礼。孔子之制早朝，今夜三点钟入值，非孔子本意。现泰西作事，日则以九点钟至四点钟散，夜亦以九点钟至四点钟散，正得孔子朝夕之意。宋朝凡知州朝时，有过阙奏折，正孔子敷奏之意。凡学者读书必博通今古中外，然后可施诸事。
昔西汉赏王朝霸高车，本朝赏紫靴及紫禁城骑马，督抚以上赐袍袴料者，以豫做恐不合着故也。自乾隆二年后俱无赐服，折价而已。泰西遍用宝星。日本宝星则绣菊花，然考其制，始自泰西。
从古祭神无上香之礼，用秬鬯而已。自《晋书·佛图澄传》始有用香，历代相沿，今日祭神祭圣祭鬼皆有上香，习惯自成，皆不知从佛出也。天子邦畿千里，远郊五百里，皆大约言之，古者以山川疆域为界，安得必如是齐整乎？惟今美国划界，方则极方，圆则极圆，以其荒地甚多，易于裁制也。《春秋》书“州公过我”，有假途之义，泰西今用之。邵公云：诸侯至远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今泰西轮船过境，必先树帜鸣炮相接，以免傲慢。又泰西头等公使至别国，君使人迎之，即孔子卿为君逆之制也。古之诸侯，即今之士师 〔23〕 ，各君其国，各子其民。自汉有关内侯，始为内臣，与诸侯不同。本朝之高丽、缅甸、安南，每年亦受正朔称臣，略有不同。但入奏称臣，己在国则称王，亦立纪元，此不必计也。今之督抚直一使臣耳。滕子来朝，此条甚奇。若不知孔子托王改制，借褒贬以进退诸侯之意，无可通矣。隐公十二年尚称侯，桓公二年则称子，左氏、范宁则以为周王绌之。试问当时周王能贬诸侯乎？自来考据家亦无以解，以不通《公羊》故也。
朱子《通鉴纲目》书“庐陵王帝在房州”，仿“公在乾侯”之义。以朱子作史得书王者为帝，况孔子大圣不能升降诸侯乎？楚王妻媦，此是旧俗。春秋时，桓公霸主，有姑姊妹不嫁者七人。孔文好学，与叔术争妻，叔术让国方且妻，宣公为父纳子之妻，可知孔子未定五伦之前，风俗甚恶。纪侯来朝，注不臣后父，故称侯。汉朝后父称侯，本朝石桂崇封承恩公，即汉之恩泽侯，皆用孔子之制。考孔子制臣死君字之礼，见何休注。后世不行。质家右宗庙尚亲亲，文家右社稷尚尊尊，至今用文家左宗庙而右社稷。孔子立制，以天合总是亲亲，以义合总是尊尊。古人有尸祭，取其象也。孔子最重象学，故祭必陈宗庙，设裳衣，俱触动孝子之思也。象即今之真容，油相颇近之。蔡侯、郑伯会于邒，何注云：国以上言会。会者，以其能决事，定是非，立善恶，合外国立议院对待之外必要多一人，即孔子“三人议则从二人言”之义。
古者不盟，结言而退，即《穀梁》“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之意。约言之，即今之立和约。宋朝以后，道、咸以前，多主不得与外国立和议，只行得尊周室攘夷狄之义，然近今立和议不用杀牲歃血。然泰西尚用誓棒盥水置在耶稣帝之前，各人饮之，而中国则无之矣。
桓公一册于姜氏斤斤言之，为姜氏杀桓公之故，所以谨夫妇之始也。现今考外国风俗，亦可想见太古如何。《三洲游记》载亚非利加至今尚猎取禽兽为事，吾故谓上古之世兽与兽争，中古之世兽与人争，叔季之世人与人争。圣人立饮食之制，天子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卿大夫八，上大夫六，士二，而伪《周礼》云：天子珍馐一百二十。遂开后世人主奢侈之风。今上皇帝每食必百碗，费用百金，通行八大小碗，自公卿及庶人皆同，逾僭极矣。外国通行九碗菜，无差等上下之分也。丙申八月讲授。
讲正蒙
通宋代言义理，最精者《正蒙》一书，皆凿凿说出。朱子谓其中有勉强的说，非也。周、程、张、朱四先生，以横渠为奇伟，《正蒙·诚明篇》“诚明所知乃天德”，王阳明良知之学本此。《诚明篇》“义命合一存乎理”，即孔子纬书所谓正命也。黄百家以为横渠破荒之言，亦未知孔子之义也。《中庸》发诚字，言“不诚无物”，物即果一样，不诚则不发生矣。学者如或浮华粉饰诈伪，直榄核一般耳。外观甚多，言不能发生，故君子以诚之为贵。横渠亦谓诚有是物，则有终有始。伪实不有，何终始之有？尽性然后知，生无所得，死无所丧，与心终无得亦无丧同，庄、列亦多发此旨。
通天下之理不外一交而已。君与臣交，兄与弟交，夫与妇交，朋与友交，人与物交。佛之四大六根，老于声色之欲，皆欲绝之，我孔子则节之而已。张子每说必天人合一，故言至于命，然后能成，已成物而不失其道。张子、程子说理皆从高大落想。荀子言性恶，气质之性也。程子言学至变化气质方是有功。张子言形而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既要变化善反，非性恶而何？宋儒窃荀子而反攻荀子，不细心读书故也。朱子谓气节之说起于张、程，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而不知荀子已先言之也。丙申八月讲授。
讲周子通书
宋朝学开于周子。《太极图说》亦精，然或以为出于周子，或以为非出于周子。至于《通书》一篇，程子亦甚称之。大抵周子极清极远之人，惟大程子颇近之。《文中子》一书为阮逸伪撰。阮逸本之胡愿，胡愿本与周子同时，则《中说》一篇的出周子之学，故其规模极宏大。《通书》一篇，其自然处过于《正蒙》，诚之极自然勇猛，诚之极自然光明，诚之极自然智慧，诚之极自然慈悲。忠信二字施于学人，官宦尤须紧要。周子好言有无二字，故陆子非之，张横渠尝云：言有无者，诸子之陋也。此说最精。诚则无事矣，此句最好。周子发挥几字，盖本于《系辞》“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也”二句。周子全发挥诚字，亦从《系辞》、《中庸》出。通宋代学问皆然。
本朝各书院不立孔子，而立周、程、朱、张四子。周子境遇甚好，从容不迫，的是有道之士。然亦深知孔子之学，故规模博大，究其得道与庄子同。朱子解《中庸》仍是空口说过，未曾打入实道处讲，惟周子能发明之。孔子言神字，以鬼神造化处言，周子言神应故妙，仍未发得透。孟子言圣而不可知之，谓神颇能发出诚精，故明此句，发物理甚精，故孟子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佛典言顶上有圆光，故大放光明，能照十方世界。周子一生学问全是谓之动，盖《太极图》本发之于天道人事，无时不动。但周子能以处动之境，而主静立人极。孔子最发挥中和，《礼》制全讲中和，而《诗》、《书》、《乐》亦贵中和，《易》凡于中爻，必有好之处。
宋人言理多以字眼凑合，故望去总觉支离。中国近来道术不明，圣教不昌，确由于无师。故周子言：师道立则善人多。此为君子说法，不为小人说法。一部《易经》，专讲中和。孟子言忍性，则性不尽善可知。子路闻过最喜，为善最勇，的当得“雷霆走精锐，冰雪净聪明”二句。孔子最贵有耻，故诗人言：人而无耻，不死何为？子贡问士，告以“行己有耻”，即管子亦以礼义廉耻为四维。伪《逸周书》有《丑篇》，皆重有耻。孔门贵思，佛氏贵想。孔子言貌、言视听，佛氏言声色香味触发。聪明之人，其脑根必横发；睿知之人，其脑根必标举。大抵聪明人能断，睿知人能制作。学者最贵思，故孔子称君子有九思。《洪范》亦云：思曰睿。大凡读书而不能思者，即甚聪明，亦是粗才。程子云：能穷所以然之理，乃是第一等学人。周子云：不思则不能通微。皆提起思字，圣门之大义所在也。
学者全贵有志，事所未成而光辉所照，魄力所通，自了不可当矣。孔子特立名字，而周子言名胜耻也。此语为上等人说法，专讲实务，开宋朝学问者全在此。王阳明于心学的觉有得，一面讲学，一面攻贼；一面定谋，一面答问。如此之人真可佩服。
凡立教之人，皆从天地生生之理起，周子文章亦渊懿，周子发挥出见大心泰。《通书》起于诚，止于静，为立人极宗旨，此篇亦为通宋学下手之原。丙申八月讲授。
讲性理
宋朝之学出于周子，《文中子》一书皆出于周子，周子开宋、元、明千年学术。周子一生讲一个诚字，天地万物皆从诚字出，故《中庸》曰：不诚无物。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诚之所至也。周子多讲有无二字，恐入于老子之学，故陆子讥之。周子以诚为主，从几字出。周子之学由《中庸》、《系辞》出，其体谓之中，其用谓之庸，通乎中庸，谓之一贯。
朱子之学从周子出，六朝无人讲性理之学。诚极自然明，至诚之极可以前知，有体寂然不动，有用感而遂通。孔子言神字，穷极生死之故，极往知来，合仁义乃得为中和。《易》、《礼》讲中和，孔子讲聪明，《尧典》讲文明，《舜典》讲钦明，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周子的有道术，先讲诚，次讲几，次讲明。《太极》讲仁义中正，不及《通书》所讲，而孟子讲仁义最精。
理以《易》为至，凡讲性理不出中字外，无学问断不能讲性理。宋人讲义理不及董子，董子以天心为主。王阳明讲心学实有得。言圣人无欲自周子始。丙申八月讲授。
续讲正蒙及通书
《正蒙》为宋儒第一篇文字，精深莫如《正蒙》，博大莫如《西铭》。王船山发挥《正蒙》甚精。其次《太极》、《通书》，识仁定性皆好，均出自《系辞》。世之议张子者谓其近于墨氏兼爱，其云“民同胞，物同与”，以为近于佛氏之爱物。就张子论之，其与《墨子·兼爱》、《尚同》二篇相同者甚多，不必为其回护，然皆孔子所有也。张子未有言差等，故近于墨。墨子与孔子异者不在兼爱二字。孟子以兼爱攻墨子，尚未甚的。“天地之塞，吾其体”二语，张子发挥最精。佛氏颇有此境，然佛氏以影张子以理。宋儒有从佛者，则以幻为性。有从儒者，以气相通为性。列子之鲍焦亦发挥同类之说。佛氏不能行于印度，不能灭婆罗门。西藏之僧亦食肉。圣人之道必要可行，佛不能行，是以佛不如儒。佛号能仁，圣人言大生广生，佛言众生。程子谓：佛逆天。其说甚是。程子言天道，不如张子言天人。
宋儒深造独得者，莫如张子《正蒙》之言聚散，即佛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之意。周子发挥几字最精。《易》言刚柔，尽天下之人不外刚柔。《洪范》：思曰睿。《管子》谓：思之思之，鬼神来告之。《中庸》言：慎思之。《诗》：思无邪。《孟子》：思则得之。孔子言“有欲”。周子言“无欲”。各名一是，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诚为祖，以无欲为宗，以几为用，以静为止，此《通书》之大旨也。
《中庸》、《系辞》似出于子思手笔，周子《通书》实从此出也。《中庸》专发一诚字。周子言：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原也。此语极精。《易经》乾道变，各正性命，周子首章能拈出。周子言：纯粹，至善也。至善二字非圣人本意，得之与佛、与孟子。又言诚无为，几善恶，几字下得甚精。朱子之学得自程子，程子之学得自周子，周子诚实、光明、勇猛，诚一代大儒。周子言：寂而不动，诚也；感而遂通，神也。庄生所言孔子为神人，礼先乐后，亦是精粹之言。教众人要有欲，教学者要无欲，其道不同。《通书》止静与《太极》同。研究《通书》当并研究《正蒙》，而后张子、周子两学派自见。丙申九月讲授。
讲庄子天下篇
通部《庄子》皆寓言，独《天下篇》乃庄语也。读之可考周秦诸子学案，直过于《荀子·非十二子篇》。其中以孔子为宗旨，故列孔子为第一等，称圣王。其余列自己为二等，称天人。列老子为三等，称神人、至人。列墨子为四等，称圣人。列田骈、慎到为五等，号君子。至于施惠、邓析之徒皆无称。而邹衍生在庄子后，故书中绝不载其名。“古之人其备乎”一句即指孔子，皆原于一知。孔子以元统天，与《易纬》“太一”之旨同，“其言不与先生同”一句，即力诋诸子之反乎孔教也。篇中称孔子最精透者，“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数句，即子思《中庸》、《孟子》七篇与宰我、子贡、有若诸人，虽极铺张扬厉，究不能深知孔子深意。孔子微文，若夫党人太宰等，则更隔膜矣。而《南华》最谬者，以周柱下史之老聃，为著《道德经》之老聃。太史公之《史记》亦不能定著《道德经》之老子为何人，故并老莱子而平列，使后世学者惑焉。独《天下篇》所引老子，大旨已备，知《道德经》外，老子别无他书矣。《道德经》云：抱一为天下式。庄子称老子主之以太一，其意全同，老子之文章斩钉截铁，庄子之文章流动活泼。老子之学全从外道想出，庄子之学全从人间世道见得破，而庄子之聪明直过于孔子，故超孔子范围，亦不落老子窠臼也。
“六经”皆孔子所作，一证之《天下篇》，二证之《论衡》，三证之何休《公羊》解，其说最的，无疑也。丙申九月讲授。
讲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
八家之文，以韩昌黎为最，而昌黎《原道》一篇又为文中之最，文品、文貌俱优，直抵当《礼》，但嫌文笔颇平耳。
王荆公《上仁宗言事书》奇伟，绝特拗折，义理正大，文辞正博，格式又最得宜。或谓荆公有一种拗情，故发为文亦拗极，且长极，后来朱子奏议亦长极，全以气胜，然不甚可取，当以汉魏体为佳，以其句法短峭也。然荆公文字实开制义之风，古文大家多法之，大抵荆公之文学晁错，错之文学韩非，凡文拍落之笔，必预先吹到满处，作文要格外写法。宋朝小官全从进士出，无捐纳之职，故当时诸士多能作诗写字。
中国科举凡三变：汉代试经义，隋、唐试诗赋，宋以后再试经义，皆不得先王礼乐政刑之事，但借此以愚民耳。自汉以后，禄之厚者莫如宋，本朝一年俸禄，通京官发四十万金。孔子定制，各官各司一职，如皋陶、稷、契终身一官是也。外国行之，故能致强；中国不行之，是以倾败。读书当上下古今，教与政当知也。
讲制义 〔24〕
国家以制义取士七百年。郡举孝廉，州举茂才。隋炀帝以诗赋取士。通唐朝不讲经学，徒讲诗赋，三年一试。自宋朝起，王荆公废《礼》、《诗》、《春秋》，王荆公之制行，而《周礼》、《易》行。本朝考试制度皆从明出，文章至崇祯无体不讲，学者作文章当从天、崇入手。方望溪为本朝正宗，方楘如最好小题，内多名理，黄氏之学尽，而路氏之学起。道光时文字最劣，咸丰时亦然。同治时文字最清，祸天下者路德也。天、崇文字纵横排奡，可学。国朝人性和粹，故人少沉挚之气。刘子壮雄奇俊伟，熊伯龙理法甚深。刘多读子，熊多读史，要之昌明光大则一也。二公皆明举人。康、顺间文字沉雄，雍、乾诸公，鸿博辈多文词。道光年间士人不甚读书，专讲用笔。顺治间赵明远专用子书，滋味深长，戚文深刻，短音促节，似项水心。天、崇、顺、康间，人最好学，高文虎文以名理取胜。王广心文，咸丰间士人学之烂矣，不必学。尤西堂文至今如新，理题最好，不仅以词藻胜。宋人削去词藻，明人亦但说理，太偏，均非正鹄。《百二名家》推重刘思敬，然亦偏说，究不及刘、熊。方望溪以古文为制义，学欧阳修。李安溪义境独佳，而文不及方百川。齐景公题文一章，最足激厉名节。韩慕庐得第，上特取其朱卷观之，并取其时所作阅，盖以韩为诸生时，已有大名故也。张、罗、陈、艾以老诸生操选政，二张亦然，盖明人尚气尚名也。《龙脔集》为乾、嘉间名稿，文字浓厚，与今相近。方望溪文有笔无调，管蕴山文笔调并佳，文质兼美。今考差者，辄袖管稿为套调计。袁子才作理题出于章大力，其议论出于章云李。袁子才因应鸿博不第，居家勤力作制艺，故负一时盛名。袁稿开讲可全读。
“好仁者无以上之”开讲运子书甚深，“忠恕而已矣”提比，末对“精老者安之”三句，开讲精绝，理造极，笔造极，以后精绝。谓杜诗至《奉先咏怀》辄为慷慨，为其说到深际，此文亦然。居敬而行简。开讲笔法最好多用双笔，且长末对酝酿，用双笔佳。夫仁者，己欲立而欲人，开讲盘折，说理精警， 迦》妙谛，又用双笔，绝唱。“君子笃于亲”，小讲“万物”二句独佳。“民可使由之”起讲警，用双笔，有精理。巍巍乎起对用之字，调奇无一庸字。才难题文小讲稍散，以下亦佳。作文有三字诀：折切撇，鲜仙先，紧醒爽，显典浅，紧醒井。又要积理、积词，炼句、炼笔、炼调，则制义之道尽矣。然其本，须自读书始。丙申十月讲授。
南海师承记卷二
讲汉书百官公卿表
史学莫要于地理、职官。欲通古职官，必先通今职官；欲通古地理，必先通今地理。古职官最大者《周礼》，自刘歆盗《繁露·爵国篇》而为之，隋、唐奉为典令。
李氏五种地理可考。《地理歌》亦须记。
以石计俸出战国，郡县令石皆战国制，非汉制，汉因之耳。
土耳其月俸一千八百磅，约当中国六千。
明银价贵，每月兵二钱，至本朝加至九钱六分。
《通典》职官可考，并《皇朝通典》亦宜考之。
重黎、祝融尚见于《大戴礼》，余皆歆伪。
战国时每君一相，今外国似之。孔子立三公，尚有数相。
孔子立冢君二伯，亦一相也。
尚书令即今之大学士。
后汉立三公，魏有三公，权不贵，重中书令，六朝因之。晋加至八公：师、傅、保、司徒、司马、司空、大将军、太尉也。汉之中书杂用宦者。尚书令六百石，后升至千石，千石犹今三品。通六朝皆中书、尚书。某曹者，今章京也。
隋始分六部，唐因之。六朝门下有散骑侍、中常侍。
三省皆为宰相。唐中书令正二品，中书侍郎、门下侍郎皆三品。
唐以刘曲平章政事，三品，平章政事权重。
门下议旨，中书承旨，尚书奉旨。门下即今奏事处也。
中尉又改枢密使，宦者当之，即今军机营大臣。
自后唐郭崇韬为枢密，遂为相。宋分枢密使、中书令、平章，正二品。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皆相也。
荆公改制，复唐旧制，多至八相。
秦之丞相后不用，惟曹操、董卓、司马师等皆加丞相，卒至篡位。六朝加冢宰、大丞相、大司马，皆侯，补皇帝也。
唐仪同三司，即今加衔顶戴也。
三公称府，汉制。明左右丞相，正一品，左大于右。
元、明设中书，有内外。外则中司行省，分十二省，有丞相。
明自胡惟庸后不立宰相，太祖诏：请立宰相者斩。犹国朝请立太子者斩也。
明永乐有大学士，以殿名，有建极、华盖、谨身等号。谨身，即今之保和殿也。
军机设于雍正七年，在乾清宫侧，满人执政，汉人备数耳。
军机可当宰相，近来颇用汉人。
本朝升宏文院、国史院，康熙初从一，后改正，亦设一。
本朝相无印，大学士无衙，近有内阁印。
今外官二品上银印，三品下铜印。内官三品上银印。绶者旧制，非孔子制，乃秦、汉制。
今亲王、郡王、贝子、贝勒金印，今上玉印。
长史者，今内阁学士相下属官首领。
自汉后太尉掌武，今之提督。明指挥使、宋钤辖，今步军各统领。
晋四征、四镇、二骑，至北魏尤多将军之号，贱矣。
唐用府兵，孔制。折冲果毅，分领十六府，设大将军。张说改为 骑，后改藩镇。
宋枢密不管兵，有都检点，犹太尉。
嘉靖年始改提督、总兵、参将、副将，无品级，临时派出，今则定为官阶矣。
四库书在文渊阁，故独有校理。
明中进士即今御史。御史中丞至明始改为都察院都御史。
太傅见《左传》“阳处父为太傅”，殆有幼子立而后设此官。
司徒、司马、司空至宋尚有。
年赓尧后无大将军，改经略大臣。道光后无，曾文正亦不敢当。
今太常升官而已。太常、礼部似不必两立。
秦博士属礼官，唐立国子监，六朝亦有，后始改属。
郎中令犹今领侍卫。武状元为乾清门侍卫。
内阁大臣郡王做。大殿之柱四重。
今洗马、祭酒、庶子三官最古。满洲谓仆射为固山。
今有刑部，复有大理，架床叠屋。
驸马尚公主自晋始，唐明则定为例。
汉止有王、侯二爵，魏始有五等。武品大于文自明始。
讲史记儒林传
《史记》可立《儒林传》，余史不应立，盖汉武以前孔、墨并用，故《史记》特立《儒林传》。汉后儒教一统，复立《儒林传》，便未合体裁。
《史记》多兵家言，此是战国气习。
康王晏朝，《关雎》作讽。《韩诗》说。
孟子名之曰“幽、厉”，又曰：三代之失天下也。可知东迁以后周已当亡。
战国之诸侯，为今之属国，强则服之，弱者叛焉。
作《春秋》以托王法，其词微，其旨博，故全赖口说。
禽滑釐受业于子夏，后事墨子。庄子受业于田子方，田子方受业于子夏。
圣学之明，全赖帝王奉行，又赖门人传教。
魏文侯首崇圣学，宜以从祀孔庙。
吴起受业于子夏，又受业于曾子。
曾子之门多将相。
“齐、鲁之间，学者不废也”二句，可知书不能焚。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至孟、荀遂分两大宗。孟、荀之微言最多，《论语》之微言尚少，盖《论语》随意记孔子之言，而孟、荀则有意明道也。
举兵围鲁，而鲁中诸儒讲学不辍，观此则“六经”不缺。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序如此，无以《易》先《诗》者。颠倒之自《汉书·艺文志》始，盖《艺文志》即刘歆《七略》也。
汉武之尊孔子，阿唷大天王之尊佛，罗马之尊穆罕默德，同在汉时，亦一奇也。
《诗》始《关雎》，《礼》重大婚，《易》首《乾》、《坤》，可知夫妇为大伦。
太常即今礼部尚书也。太常博士弟子，即监生之始也。
汉二千石太常即今从二品，如巡抚之类，掌一郡，凡十数知县。
诣太常得受业即贡生，如弟子者即增生，此即开孔子之学。
科举之始，非复世卿。
孔子立君臣之义，而《革》卦又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非常大义。孟子传孔子之学，故论每如此。
古无《舜典》，并入《尧典》，“稽之帝舜”二十八字是后人所加。
《史记》所引傅说、太甲，皆孔子已删之文。
《玉藻》、《内则》、《少仪》皆言容学，贾子有《容经》。
《大小戴》出于宣帝。
史公为杨何再传弟子，传孔子《易》学。
讲史记两汉儒林传
荀子离秦焚四十余年。
伏生、辕固生等读秦焚以前书，秦焚时已四五十岁。
考《书》以史公为据。
《毛诗》为刘歆所伪，今之所读者是。
古谓之《礼》，刘歆加“仪”字，是孔子所作，谓此经不具者谬。
《史记·儒林传》不言《左传》，可知为刘歆之伪撰。
《易》上下二篇，皆孔子作，不关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作《系辞》。
幽、厉时已当亡周，故平王以后降为风，归入春秋一代。
孔学行于天下，自汉武始。孔子之有汉武帝，犹佛之有阿唷大王。
汉武帝始开科举。唐进士投牒于郡，得则授官。
本朝全因明制。
汉朝皆今文之学。
衍圣公宋封，今六十四世。
《序卦》、《杂卦》，刘歆伪作。《说卦》为河间女子所得。
《尔雅》亦歆伪，郑康成为刘歆功臣。王肃、刘歆为伪书之祖。
晋尚清谈，而经学拂地。
梁武帝尚经学。
南朝之学得其精华，北朝之学得其枝叶。晋老、庄之学，六朝佛学，唐有文章无经学。南、北朝之学皆古学。
景鸾之作《月令章句》，与《礼记》之《月令》不同。《月令》之可据者莫如《夏小正》，《尚书大传》次之，《管子》又次之，《礼记》、《逸周书》、《吕览》皆不足据。
《左氏传》南朝行杜注，北朝行郑注。孔颖达南朝学也，故今本亦用杜注。
包咸传鲁《论语》，凡有包咸之说最可宝。道千乘之说当从包咸。
古文《尚书》亡于永嘉。
晋人老、庄既盛，宋世山水方滋，读《世说新语》可见晋、宋清谈之大宗。
唐朝经学书，今日得存四部。
讲汉书艺文志
目录之学，古人无之，创始于《汉书》。
目录之体裁，肇于《七略》，其后魏郑墨始制《中经》，晋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
宋谢灵运造四部目录。王俭又造目录，俭又别撰 〔25〕 《七志》。齐王亮、谢朏又造四部书目。梁有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阮孝绪更为《七录》。皆不存焉。见于《隋志》。
《隋书·经籍志》当谓之五朝史志。
《汇刻书目》、《书目汇解》，学者当置之席上。
学者读书最要图谱。
校书之学，开于汉，六朝无之，至宋刘敞等复开之。
本朝校书，聪明以王引之为最，精实以顾千里为最。
郑渔仲最赞任宏校书，为其有图也。
《易》卦气，失口说，失经文，然不甚谬。
淮南九师法，荀爽九家注亦佳。
《王制》之法，车田属之大司徒。谓属之司马，刘歆说也。
讲律历
西人理雅角考出《左传》是汉历，非周历。
中国之历，凡二十二家。
《天官书》专主张占，《历书》专主张历。
中国言天学，郭守敬为第一人，郭太史每部分为一百分。
隋人张守信始知月大月小。
黄钟为万物之始，刘歆之言。
郭守敬得于回历为多，徐光启得于西欧历为多，皆外国之历也，中国之历已亡矣。
《史记》分律历书为二，《汉书》合律历书为一，此刘歆之谬也。
以律立法，刘歆之说也。律学不可以通历，《易》学则可以通历。
中国以闰月而成岁，西国以闰日而成岁，回以太阳、太阴历兼闰而成岁。
美国贺旦有天文台，在洛基大山，有天文镜，甚大。
辰者，日月所经行之路也。
回回历，专言日月合地统。
天皇星，乾隆间测出，计七十年绕日一次。
光绪十七年，所测星二百四十九。
太初历为十三家所自始。
古历一变太初历，至姚信辅一变，授时历一变，西法一变。
洛下宏中国学，孔子以后一人。
今京师皆郭守敬经营。
《尧典》、《禹贡》、《洪范》皆孔子作。
印度三时，无秋，惟有春、夏、冬，各占四时。
欧洲无闰，回回亦无，元朝用之。
欧洲论日数，有三十号，二十九号则仍以月计也。
每年溢十一日零四个时。
回教有太阳历、太阴历，太阳历有闰月。
欧洲古国及罗马一年分为二时，不同中国分四时。
周朝归余于终，则均闰十二月，至今论二十四气，无中气者，谓之闰月。沈括《梦溪笔谈》谓用二十四气，不论月。
二十四气，见《易纬通卦验》。
冬至、夏至极难测，以其不准故也。
江慎修能知“二至”之谬。
《天官书》所言星，皆与纬合。
协时月正日，是孔子之大义，元月元日，二千年来皆用之。
一年改二号，是乱世之制。
何休注：天子得改元，诸侯不得改元。《左氏》则以为诸侯得改元矣。
四月维夏，夏正。九月蟋蟀入我床下周正。七月流火，夏正。一之日觱发，周正。二之日栗烈，殷正。千古无三正兼用之理。
高、后、文、景皆用十月为岁首，秦制也。武帝太初元年，始用夏正。
孔子三统皆托古。
汉制十月为岁首，疑本于秦。秦用十月，疑本于周。究未得定据也。
后汉肃宗以四月为岁首。回教、印度皆用夏正，以正月为岁首。
《大戴礼·文王官人》、《夏小正》可作经读。
土星十二年一周天。
讲文体
文有三体：曰义理，曰记事，曰议论。
《诗》开风、骚。风、骚开赋、颂。
汉之义理者董仲舒。李斯长于议论。
宋后之文，枯淡长冗。
谢金銮谓：文理、文法、文气，三者皆无，《文选》是也。未知《文选》矣。
《文选》宜全读，先书，次笺，次赋。
文宜学文笔、文调，深奥之字不足贵也。
《谏逐客书》为文章之祖，开首一句便断，次引本朝掌故，故紧极。
文多四六，诗多五七，凡五字、六字调用之，字便雅。
论文如蓄水，蓄极而泄则有势。
邹阳上书，开骈体之先声。
《狱中书》，为引典之祖。曹氏父子皆能文，而子建为最得李斯之遗，子桓不及植，因笔弱也。
汉、魏多重繁字，宋后无。
李斯后，则一长卿专用蓄法，与子建同。
《巴蜀檄》文，一选松秀，用矣字辽远阻深。重复字眼，便浓厚。
两汉、六朝史，积词之本。
《管》、《韩》言法，《内经》言医，《孟》、《荀》言儒，《庄》、《列》言道。
柳子厚学《国语》，韩昌黎学《礼记》，苏东坡学《国策》，欧阳修学《史记》，曾巩学《汉书》，王介甫学晁错，三苏学《国策》。
“逸马杀犬 〔26〕 于道”一语，文笔、文品、文境可想像得之。
沈约始创四声。
庾结古派之终，徐开谐叶之始。
潘、陆、颜、谢、任、沈、徐、庾，结尽六朝之文。
唐骈体四杰，宋四六专用谐叶，苏、欧最盛名。
元、明无人能骈文。张天如始倡骈文。
国朝骈文中兴，洪北江专学齐、梁，成一大家。
胡稚威、袁子才专学徐、庾。袁文最横放，汪容甫最高。
唐有三派：四杰一派，燕、许一派，温、李一派。
最上学周、秦诸子，次学汉人。
学文者先读骈文，而后读散文。学古文者宜学秦、汉。
《诗醇》选得极精，《文醇》选得不佳。
《韩》、《柳集》观其体裁可矣，不必精读。
从子书出者，除龚定庵外，更无其人。文家全在一悟，便无余事。
文品、文法外，尚有文境，《二十四诗品》专言文境。
凡为诗文，专言文境。文境浓奥，亦有文势。
读书者随处皆通，不能薄骈文为格局之卑。
后汉祖班、马、崔骃、蔡。三国建安七子。
晋之清谈效老、庄。晋称潘、陆，宋称颜、谢。
毛西河由齐、梁而朔汉、魏，极有盛音。
汪容甫文体最高，不成家数。
汉、魏未有人成家数，学者宜学汉、魏，次齐、梁。
宋四六体宜于书启奏议。汉、魏高轩，齐、梁浓艳。
讲文章源流
“六经”皆孔子文，文章始于“六经”。
胡稚威谓人皆死，惟文不死。
赤与青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
文有自然之法，创造之法。
《诗》，词章之祖，李斯词章亦佳。《书》，开记事之体。
《禹贡》，一部河渠书。《洪范》，一部五行传。《诰命》开后人起居注。《吕刑》，一部刑法志。《盘庚》三告，纪事本末也。《易》开卜体，开后来《太元经》、《潜虚论》一派。
《礼记》，开后来无限文章。
文体：一曰词章，一曰记事，一曰义理，一曰奏议。
孟子、荀子辈义理体，司马相如辈词章体。
《庄子》以七篇为经，以下为纬。《墨子》以《经上》、《经下》为经，余为纬。
汉之文章，董仲舒为义理之宗，贾长沙为奏议之宗，司马相如为词赋之宗。
汉人文章，承孔子之余绪。武帝以前，子书之余绪。
议论主武帝以前，义理主武帝以后。
后汉至六朝俱骈文。
独昌黎大昌古文，当时未之从也。从之者柳宗元及其徒数人而已。
昌黎文，范围有宋一代。龚定庵能追周、秦之文。
唐以前文，简腴厚曲。唐以后文，长枯薄直。
文以曲为主，初学以短为主。作文宜专从汉人入手。
扬子云、柳子厚善于摹仿，相如、昌黎善于创造。
昭明太子选文有特识，其父武帝学佛，所选不及僧道之文，惟王简栖《头陀寺碑》耳。
庄、墨子之书，皆有方语。东坡奏议最好。
本朝洪北江骈文，所学上至建安，下至任、沈。
曹子建文，出于邹阳《狱中上书》，自明。
初学骈文，宜读杨德祖《答临淄侯笺》，以下数篇以其短而跳脱也。
八家多学汉以后文。苏文谐畅。
八家，南宋李防所定，谓茅鹿门所定者，非也。
《王介甫全集》皆好，其体格依旧韩文。王介甫文笔甚好，调颇难学，以其太拗也。
桐城派学八家。汉武帝得意之文，皆整齐研炼。
讲文学
汉人传孔学，以经为主，刘歆之后以博学为主。刘歆校书以后，以校录为能。
晋时邓飏、何晏，倡以老、庄。老、庄之学，所谓玄学也。
马、班后有史学。马融、蔡邕之后，变骈文矣。
汉人好赋。梁武帝分经、史、文、玄为四学，当时大明佛道。
魏则建安七子，六朝则江、任、鲍、谢，而诗学亦入文学。
巫医之学，医则许仲景，巫自寇谦之、陶宏景倡之，即道学也。
义理学、经学、史学、掌故学、词章学，西汉只有文，皆出孔门。
赋亦诗之一体，诗之后有词、曲，诗以变声。
班本亦由元曲本来。
汉亦有文，六朝只骈体，昌黎始创古文，宋王荆公始创举业。
《百二名家》，有文天祥、杨诚斋、汪立信、陆象山、陈止斋、苏颖滨六家。纪晓岚疑之，谓不著出其原书。
王冲云《经义模范》最古，与今论文相类。
乾隆时，舒赫德奏罢八股，不准。
洪武定“四书”文，限二百字，并经文作七篇。以后多作五篇，作“五经”文二十三篇。
本朝赵瓯北以作二十三篇得中，后多改之，乾隆辛未改。顺治定五百字，乾隆定七百字。
康熙二年，废八股，七年，以策论取士，后复之。
《百二名家》，以于忠肃为先。《所就三，所去三》题文，足见其概。
钦定以王文恪守溪为先。
凡以八股名家者，皆以古文经史名家者也。学问增长，自然笔力过人。
朱子十八岁考试，言直抒所见，但恐主司不识耳，然亦早得高第。
唐荆川最博，著书有《文篇》、《武篇》等，以才气胜。
归震川为桐城派古文一大宗，未有不读书而能文者。
白沙文极潇洒，伦文叙亦佳，并见《百二名家》。
得大文名，非经济之名臣，则理学之大儒。非经史之名人，则古文之名家。
茅鹿门亦唐荆川派。
阳明文亦有传者，文亦如其为人。
王龙溪、杨起元开一派，专说禅悟，犹晋、魏之以老、庄入文，唐之以仙、佛入文也。
陶石篑以峭刻胜，吴隐之亦然。
王伯厚为总裁，识文天祥。明钱谦益识文震孟。
张江陵作《生财有大道》文，理财其所长也。可知本领人出笔固自不同。
明文不肯数典，专言理，故入门必以天崇。
赵高挹《鄙夫可与事君也欤哉》一文章，刻划尽致。
章、罗、陈、艾，章大力最为沉挚，《君娶于吴为同姓》文，发同姓之义极精，并外国学派，亦写出佛以同德为同姓者，释氏是也。
罗万藻文极难学，四家深字，以此为最。文须随便下笔。
陈际泰作文万篇，日三十篇，亦如陆剑南之作诗万首矣。
章、罗、陈、艾之文，而不中进士。李、杜之诗，亦不中进士。可知科第自科第，文章自文章。
大士一文家耳，不合与金正希并称，宜称金、黄便合。黄即黄陶庵也。
文家无不从奥析出，即孟子亦然，如《百里奚食牛》章，“以士之囗招虞人”，及“便嬖不足使令”数处，皆十分曲折。
章云、李开、尤西堂、袁子才一派，奇怪玮丽，曲折奥深。
王鉠孙标“先、仙、鲜”三字为文诀，又“清醒、警、紧”。唐翼修曰：皱、瘦、透。康先生则谓文宜：折、撇、切，浓、雄、融。
讲王介甫百年无事劄子及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乾隆末年，有苗匪。又数年，而有教匪。五十年，而有金田之乱。
明之盗贼由于万历之重税，本朝由于言路之塞。
《张太岳集》明税只有二百三十万，至万历间四百万，崇祯八百万。
尹会一奉使江南，言民之咨怨。高宗问出于何人，遂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滇、黔之役，武功不终，苗匪遂起，教匪因之。
康熙十二年至乾隆五十六年，百年无事。
宣宗甚俭，当时大臣最贪。
乾隆时督、抚、藩、臬，皆用满人。汉人宰相当国，自沈经生、李兰荪始。
自宋太祖至今，千年无藩镇之祸，皆宋太祖息兵权之力。宋太祖有非常之才，与光武同。
宋兵最多，亦最弱，今与之同。胜之者以法治天下耳。
宋拔补人法甚佳，远胜于今。
元以四十余万兵平定。
满洲绿营兵六十三万余，八旗兵三十余万，广东七万余。自金田之役，兵不可用而用勇。
今与《明史·兵志》同。
索伦马兵最强，自咸丰八年为俄人所得，今无矣。
咸丰八年，峄山始以索伦与人，一夜围城，遂以黑龙江以北齐齐哈尔五千里割于俄人。同治十二年，又割图们江、穆楞河二千里。
俄人有一百二十四鄂博即卡伦，环我盛京。
本朝制度，大臣不得专权，虽亲、郡王亦不能杀一无罪。
高宗世，杀一品大臣者五十二人。
旗禄最累本朝，松筠尝请省旗禄，后为旗人所恨，革其协办大学士，发伊犁。
王安石始用雇役，至今赖之，千年功德。保甲亦荆公遗法。
嘉庆七年，尽收知县钱粮以归部，二十年始免。
本朝亲王，例不得出京城三十里。
天下实事出于虚言，有是虚言便有是实事。
明朝之亡，亡于宋儒之论。宋人不主和议也。
明夏夷仲之子夏元淳，年十七能为《哀江南赋》、《京赋》，亦能尽节。
明御史，用新进士为之。
万历凡二十八年不临朝，古今中外所无。
有立义之文，有记事之文。《史记》是立义之文也。
《参同契》从纳甲出。
本朝骈文过于明，诗则不及。
宋人醇，明人烈。明之治在学校。
《明史记事本末》，补出建文出走之事。
老子必有遗言相传，不然，必不能行至今日。明之人野，不能中庸。
讲格物
《大学》、《中庸》，无经传之分，朱子误耳。
宋儒言《大学》最有功，言《中庸》、《系辞》已入佛理。
李延平教人体认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字未免说得太高。
朱子至阳明始生别解，聚讼百年。
朱子谓：物即事未当，事与理如何混为一？此以意见改古本。若然，何不云穷理而多费转折乎？
孟子、荀子、管子皆以心物对举，可知物指外物。
孔武仲、司马温公皆当“扞格外物”解，此解见《乐记》，甚是。
阳明又当正解，与扞格颇近。甘泉曰：格，量也。此又若无星尺矣，如何量？
戴东原引《说》谓：格，长木也。更谬。
王引之以为“枝格相交也，与物相交也”。与物相交，未善。
朱子泥于致知之故，因误解格物。
狮子游行，全无余侣，是认真自立。
以天地万物依于身，不以身依于天地万物，王心斋语也。此自立之语。
荀子言矫揉，董子言勉强，极是。孟子性善之说未妥。
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可知稍弱便不得。
金山僧打坐，一人高坐执杖，稍倦者则以杖击之，可知彼教极严。
先存然后说得养。
佛以四大为四蛇，六根为六贼。《遗教经》视欲如大怨贼、毒蛇猛虎。
各教皆以格物为主，独杨朱异耳。
中行说教匈奴勿受中国女子、玉帛、金缯，第一善法，绝欲故也。
外夷嗜茶，食大黄，中国每以罢市挟之，盖有欲则受制于人也。
讲励节
节如竹之有节，止其所而不迁也。今则节字大坏，如饮狂泉矣。
节有廉节，有气节。
孔子之道，后汉为盛，全赖名节之固，列不事王莽表，至百计。
汉桓宽敢与御史大夫桑弘羊抗议，可知当时士气甚昌。
后汉征辟不就者甚多，惟其轻视富贵，故足有为。
顾亭林谓昔人患为人师，今人患为人弟。
孟子言：人不可以无耻。孔子言：行己有耻。“耻”字最关紧要。
读史《后汉》、《明史》为先，可以洗涤心地。
程子讥《后汉》笔气节气粗，及以儒行为非孔子笔，未是。孔子之道，千门万户，任人性之所近。后汉人物，分注儒行。七十子说行学多，粗学多。然后汉亦讲行学，让产让爵甚多。
曾子最好是《士不可以不宏毅》一章，次则“临大节”数句，“彼以其富”数句，程子讥其粗，非是。
孟子《说大人》章，气节甚盛，惟其能格物也。
朱子谓曾子、子思、孟子皆强毅自立之人，故能任道。
《易》曰：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王昌龄以《郁轮袍》一曲干公主，进身已坏，无怪污于禄山也。
国朝和珅欲与汤金钊状元，金钊知之，即出京。后四年而和珅败，时状元沈氏旋亦死。而金钊后以榜眼及第，为协办，为国朝名臣。是有命焉，何必失节强求哉!
元遗山《太学碑》，谢安《九锡文》，最关气节。
安惇诏贬马光，草毕掷笔曰：安惇名节扫地矣。
读史试观所唾骂者，皆当时富贵赫奕之人也，当设身处之。
宋朝风气由于范文正激励。
韩文公文章甚浅，而气节甚高。
东坡、山谷气节非常，虽不遇于时，而其诗歌何等从容。
讲辨惑
惑与嗜欲不同，惑近理者。
顾亭林教人出游四方、交天下豪杰者，足以解一乡一家之蔽。
惑于学术之一端固惑，坠入佛经，不求寡学亦惑，空腹高心最弊。
疏观万物而得其宜，宰理天下而万物理。
虚心而静，谓之大清明。荀子语也。
好词章者如醉酒，其人必无识矣。
子思之学，内外兼举，较七十子学加一等，与孔子晚年学问。
道不可离拍入慎独，来亦归宿慎独。《中庸》穷诚之极，至诸经发诚字，无如此之至者。
仁者，宗旨也。诚者，其行者也。
观人以心术为先，学术次之，人品又次之。
本朝李安溪，是能以老子之学行孔子之道者。
学术与心术相关者，老子之学最坏。
讲主静出倪养心不动
《书》有言三德、九德、六德。后人多养才，而圣人多养德。
《中庸》言二十德，“聪明”、“睿知”数句最精。
韩昌黎谓心之得为德。《易》称刚健、中正，纯粹精，德也。
八卦取义皆在德讲。坤之直方，大美德也。
“据于德”，据字落得精。夔教胄子亦专以德。
德欲据，必自敬始。《易》乾乾，《书》称钦哉。
静者直探本原，敬者、功夫实则一也。
《大学》知止，《易》思不出其位。止其所，而不迁，静学也。不以剧，不以梦，则静极矣。
明江西一派言静字。罗整庵之静，大海长空。
罗整庵在金鳌洞五年，白沙在阳春台三年，皆做静字功夫。
阳明在龙场与老僧对坐，又卧石棺者三年。
《易·乾》、《坤》二卦，从本体下手，则“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二句。从用下手，则“终日乾乾”二句。
《庄子》“虚室生白”二句，写静字极到。我所谓念，即佛所谓魔也。
养心如槁木死灰，能使槁木出萌芽，所谓主静出倪也。
象山为荆门州，有到城门告状者，而象山先知，所谓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惟静故也。
言心学者必能任事，阳明辈是也。大儒能用兵者，惟阳明一人而已。
认真鞭朴，使无一毫渗漏。
确乎不拔，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不动也。孟子亦有此学。
孔融守北 〔27〕 海，贼围城而在楼上读书。费祎将兵，来敏留与棋，而知其胜敌。谢安之见桓温及围棋事，皆有不动之学。宋明帝赐王昙首死，适与客棋，终局然后就死。澶渊之役，莱公呼卢饮酒。如此方可任事。阳明卧石棺。金正希临崖，足二分垂在外。椒山临刑，尚能作千余字家书。详细曲折，均心学足也。
朱子言读《通鉴》至事关吃紧者，未尝不动，毛发森竖。读书尚尔，况处事耶!
讲变化气质检摄威仪
人莫不有杂质，如大黄性凉而兼补。物质尚尔，况人耶!
既落气质之中，则不能纯。
《书》之“刚克柔克”及“刚而无虐”数句，皆言变化气质。
“可者与之”二句，为学之始。“尊贤容众”二句，为学之终。
《书》言“九德”、“直而温”数句，亦是变化气质。
荀子言变化气质最多。
颜子“不迁怒，不贰过”，亦是言变化气质。
“好仁不好学”数句，亦教人变化气质。
程子谓：学至变化气质，方为有功。朱子与荀子近。
孟子不甚讲礼，不甚讲变化气质，专说扩充，专言心学，细针密缕，功夫尚少，与陆子相近。故陆子弟子某云：今日闻道，明日便饮酒骂人。不讲变化气质之故。惟孔子则以中和耳。
物相杂谓之文，物相和谓之和。
宋儒日攻荀子，而言变化气质，则不出荀子外。
《易》“黄中通理”之数，皆取中和也。
东莱少时善怒，饮食不如意辄尽扫之。后读《躬自厚》一章，竦然改悔，卒为大儒。此善变化气质也。
无私之上，更有变化气质在。
荆公之偏，人皆知之。而朱文公、海忠介亦不能无偏，贫富贵贱相讼，必袒护贫贱者。
荆公访东坡，言近作一首论。荆公问：论云何？东坡知荆公亦尝作此题，因其作意而改易其词诵之，荆公非之。东坡曰：近闻相公论亦如此。荆公曰：不尔。因随口改易前意，口占一首。其是己非人如此。
徐天池判盗鱼事，或告某盗鱼，天池曰：果尔，则剖其腹，验有鱼否？若无之，则汝当坐诬告罪。此失之刚而偏矣。
变化气质之后，又要调和血气。
范文正与韩魏公力争，文正拂衣，韩留之曰：此公事耳。文正意解。
古人以乐教人，所以导和，乐德、乐言、乐语，乐之精如此。
今之昆曲颇得古人中声，余则啴缓怒厉淫曼矣。
薛文清云：非二十年，治不得一怒字。谢上蔡三十年治一矜字。
又要检摄威仪。《孝经》谓：有威可畏，有仪可象。《诗》：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抑抑威仪。又：威仪定命。曾子临死所教，亦容貌辞气数端。
《礼》之《玉藻》、《内则》、《曲礼》，皆言威仪也。
《容经》见于贾子，著以为经，尊甚。
天道圆，无规式；人道方，有规式。必须中式方可。
《乡党》一篇全讲容貌，不刚不柔，可想见当日威仪。
孟子云：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但此句颇言余则，孟子书中言礼甚少。
晋风气放诞，不知礼，此所以亡也。
晋时放诞尚有清谈，今则清谈并无之矣。此言语之不检也。
东坡之与刘蕡因呼名相戏，遂成两党。
康熙前皆白沙余风，道光后皆冯潜斋余风。
师道立则善人多，可知师道不立，则不善者多矣。
《大学·修身》章何谠解以为变化气质，诚是。朱子尚未透。此佛经之《 〔28〕 迦》也。
若徒能检摄威仪，而无内学，亦不得。如季桓子、鲁昭公，岂不大好威仪。
讲孝弟任恤宣教同体饥溺
仁者，人也。《表记》、《孟子》、《中庸》同解。
《论语》四十二章言仁人之体最多。
仁者者，人相偶也，盖一人而仁心无从出。
董子言：仁以安人，义以正我。孟子言：道二，仁与不仁而已。仁则荣，不仁则辱，十分直捷。
孟子论理以仁为主，论伦以父子为主，施天下则以同饥同溺为主，所以发井田之制特为详备。
孟子仁字专全在扩充，说仁忍也，又不忍也，皆从字音生。
该孔子学问只一仁字。
圣人以仁为主，即佛家亦是。能仁者，佛号也。
仁无尽境，故义立焉。义是仁之界限也。知者，知仁也。礼者，亲亲之杀之类，皆可统之以仁。
董子《必仁且智篇》说仁字极好。博爱之谓仁。退之本于韩非。要之韩非必有所本也。
爱物者，非禁杀放生，但有差等，有节制耳。
依于仁者，如人之有衣，不可须臾离也。
心之德，即爱之理。朱子解仁字重了，足言爱之理，便足力行。“近乎仁，仁能守之”二处，不能以“爱之理”解之，义不相涉，不必以此为难。
孟子所以斥墨氏者，为其二本也。
报恩之义正出孔子，《诗》：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太上贵德，其次务施，但父母恩大，故罕言报。
汉向栩跪河北诵《孝经》，欲以感贼。
六朝人居丧尚有可观。阮瞻芳 〔29〕 不能居丧，因此贬官。
窦仪事嫂如母，退朝朝服见之。李勣为姊煎药，燎须。不愧能亲亲矣。
古人有不孝、不弟、不任、不恤之刑。
天下安得皆孔子为父，颜回为兄？是在人善处之耳。孟子特举舜、象事以为法，在舜断无此愚蠢事，而不可不托此以为后世训也。
凡人视财太重者，在家断不能为孝子悌弟，在国断不能为循吏、忠臣、良友。尺布斗粟，琐琐较量，遑论其大者乎!
张公艺书百忍字，以为处家良法。周凯、牛宏之能容其弟亦善。兄弟与父子不同，只可以恩，不能以威。故孔子发怡怡之义，孟子所谓亲爱之而已矣，皆所谓人伦之至也。
吕东莱谓，“天下无不是底父母，世间最难得者兄弟”，二语最的。
《周礼》有任恤，任恤本于《管子》。
六朝有弃孤不恤者，见鄙于清议。
任就朋友说，韩昌黎、柳子厚墓志铭发挥极透。
范式、张劭、王贡弹冠，朱萧结绶，朋友之义，极透极至。观人必于患难之际，缓急之时。既非良友，必非忠臣可知。
陶文毅托其家于左文襄，文襄入其家代理之，不复会试。以十三万为之积产至一百三十余万，而己一贫如洗，止每年支教其子脩金三百而已。故能为良友者，然后可能为忠臣。
宋以范文正为第一人，开一代风俗，及开近世义田、义庄、书院风气。
今日苏州学宫是范文正故宅。
宋刺史即今巡抚。外国必择有仁质者而后为臣。
必惩忿窒欲，然后任重可当。
明袁了凡继朱子之说，今善堂善书皆其开始，皆教惠之义也。
范文正尝诣相者曰：可为相乎？曰：何所言之大也？又问：可为医乎？曰：何所言之小也？可知文正专在教人。伊尹之所以可贵，为其任也，为其觉后知、觉后觉也。故曾子亦贵以仁为己任。
父母之上尚有高曾，而重父母甚于高曾者，恩为主也，仁也。
孔子及佛、墨、宋鉆皆以教人为主，故能不朽。
仅能束身寡过，而无益于人，则深山之木石耳。
讲汉朝六朝唐宋学派
孔、墨弟子皆以其道教天下。见《吕氏春秋》。
文、景尚黄老，至武帝孔教始一统。
三雍自歆、莽始，光武大行之。
荀卿先秦焚三十年。
程子谓《儒行》后人伪撰，误矣。不知孔门实有此种学问。后汉人物可以分注之。
创古学者刘歆也，成之者郑康成也，因时势而变乱天下，用跅弛之士，舍弃经学者曹操也。曹操尝云不孝、不弟，我能用之。
宋忠、虞翻、唐李及皆古学。
魏之世设议，谓可执笔者十人而已。
魏王肃，王朗子也，伪撰《禹谟》、《舜典》、《汤诰》、《伊训》、《太甲》、《说命》、《微子之命》、《君牙》、《君陈》等二十五篇。
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皆亡，施、孟、梁丘、费《易》皆亡，《诗》、《书》文无可征。
今所谓《易》，歆本，即所谓费氏《易》也。
以为周公作《象辞》，马融说也，夫有所受之也。
永嘉之乱，《公》、《穀》二家有书无师。范宁绝不知《穀梁》。
注疏惟《公羊》何注、《仪礼》郑注可读。
晋太康九年尽立古文学官，而今文尽亡，此古今一大关键。
南朝自崔灵恩、皇侃传至孔颖达而止。北朝李业卿、刘安生、乐逊、刘炫、刘焯，其说至陆德明而止。六朝人最通者能讲三《礼》，故时多孝，能居丧，多可观者。杜佑《通典》最多六朝礼。
北朝重郑学，南朝重王学。
汉明时孔教盛行，使人求佛天竺。
北魏文帝时人五百万，而僧至百六十万。梁武帝时僧至六十余万。
梁武在鸡鸣山立四学，听者二万余人。
佛学至六朝时稍嫌其淡，而词章起。人皆好山水之游。
谢安石、王逸少皆奉五斗米道，可知南朝道教极盛。
姚察、徐邈等皆梁武所植人才，陈则无人。
唐经学传至今日仅四部书：李鼎祚《周易集解》，史徵《周易口诀》，陆淳《春秋纂例》，至昌黎《论语笔记》，则伪书也。唐朝经学之微极矣。
苏绰相周文帝，与诸葛亮、王猛等同一知遇，亦奇才也。官制依《周官》，文章依《大诰》。
《文中子》开宋学之先声，宋阮逸伪。
刘知幾疑“五经”书不伪。
韩昌黎起，变词章气习为古文。
昌黎《原性》，李翱《复性》，皆佛法明心之说也。
日本僧天台派也，中国僧皆六祖也。
唐无不事佛者，裴晋公等皆然。昌黎辟之，为《原道》，始作古文。
宋经学开于欧阳公，义理开于范高平。高平用安定为教授，又横渠曾亲授《礼经》于高平。
《参同契》出于孔子卦气，未可厚非。朱子注《参同契》，改名邹殷。
勉斋以真实心地刻苦功夫教人。
讲宋学
佛学六朝大盛。老、庄与佛、山水词章，皆六朝风气。
宋学皆由昌黎起，一曰经学派，一曰义理派。经学由古文开之。古文有二派；一曰柳开字仲涂，一曰穆修字子长。穆传古文于尹洙，尹洙传欧阳公，而转为求心性。
欧阳公见尹洙，然后作古文，初犹好作骈文也。
王安石以《三经新义》取士，废《仪礼》、《春秋》。
《宋元学案》以安定、泰山居先，未为公论，当以欧、范为首，又当以范为先。泰山乞贷于范文正，文正赠钱劝学，安定亦由范文正召为教授。
周子之授业程子，不可据。
《太极图》不可谓伪，此图全出《参同契》。
老氏之学乃孔子一体，不可谓孔子无之。
周子从《中庸》、《系辞》发出《太极图说》。横渠从《中庸》发出《正蒙》。
周子天分极高，与大程子相近，故周子、大程近颜子，二程近曾子。
周、程皆创解之学。
程子出，天下皆洛学，其高弟游、杨、吕、谢同时。关中学则横渠为首，其心思过于程子，而后学不及程子者，因以礼学教人太拘束，其深通天人策，自得于己，而不以教弟子，故其学不光大焉。
当时有邵子，亦在洛中受学于李之才。初过李之才，折节事之。执役六年，传以象数之学。三年，乃传以物理之学。再三年，始传以天人之学。邵子精数学，与程子交，终身未尝语数学。程子谓邵子数学用加倍法，先后天本九宫，出《易纬》，原出卦气。
横渠之学折入程子，邵子之学中绝，故惟程学一统。
司马公之后，诸儒皆折入程学。
程子一传罗仲素，再传李延平，三传朱子。
永嘉之学专言经济由南宋吕东莱开之，其一派乃朱学，亦属程门。
吴中、福建皆言佛学外，有汉上朱震言《易》学，以上南北宋之间学尽是焉。
南宋之学，朱子集其大成。朱子四十岁余始读佛书。
朱子第一传弟子黄勉斋，为朱子作行状，精绝。
朱子生时，书行于金人，身后理宗将其书颁行，元延祐六年乃立学官。
与朱子同时并行者，张南轩之学。南轩气质纯粹，而读书不多。
吕东莱之学甚粗。学问之博，惟中原文献之传，经、史、掌故皆能通，而要非孔子之学。
叶水心聪明，而议论过高，其弟子只能为文章之美，不及朱子后学矣。陈同甫甚有气节，而逊于叶水心。同时陆子静之学，原从大程子得来，直接本心，得于佛学，亦有补于朱子之学。其语录甚可观，文字有些武断气，其与学者初见，初月皆言立志。
永嘉之学能折归朱子，惟陆学能自立。
元延祐六年立科举，皆许鲁斋之力，可为朱子功臣。
朱后学，以真西山、魏了翁二人称首。
王伯厚之学精博，而得朱子之学少。
黄东发甚精微，而不出朱子范围。
要之北宋之学发端自庐陵、高平，集成于程子。南宋之学朱子为宗，而陆子与之角立。当时王荆公、苏东坡另一学派，东坡聪明高绝，与朱子抗衡，经、史、词章、佛学皆通之。
朱子谓东坡少习张、苏之唇舌，未免太过。谓其拾老、庄之糟粕，诚是也。
朱子之学，为士人说法。陆子之学，人人皆可。学王学亦然。
王阳明之言心学，过于大程。
宋人言性命，实指发挥心性，于命未有也。而拘迂太过，敝车羸马，已近墨学，故不传久焉。
物必有极，云无极，则非矣。
极不得作中字解，若陆子言中，非也。极上不得加无字，若朱子之言无极，亦非也。无极乃老氏之学。
物无不是阴阳。谓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非也。
老氏之学，专在元神主魄，佛氏专炼魂。
“主静立人极”句，周子最得力，诸贤亦最得力，老氏亦然。
范文正以通经学古为高，以行道救时为贤。
东莱学博而粗，南轩理精而陋，陆子与朱子相反，惟朱子然后集大成。
《尔雅》，刘歆所点窜。
宋士大夫晚节皆依佛。宋儒皆从佛、老来。
太、真二宗之世，名臣辈出，儒学未盛。
理学自胡安定、孙泰山始。
气节开自范文正，经学开自欧阳六一。
欧阳经学开始，朱子学在其内，不过集成耳。
横渠居丧衰服，人笑之，横渠自笑曰：士贵自立耳。
安定亦文正所培植，二程出其门。
胡安定、杨龟山最有盛名。
安定，泰山友也，读书时得家书平安二字，即投之火中。
安定博大，泰山耸峭。石徂徕为泰山高弟。
曾、孟、子思皆有劲气，故能任道。
大程出仕，小程十八上书不用，归而教授。
宋儒皆从佛书来。周子颇得老学，程子颇得佛学。
程子十八岁作《颜所好何学论》，安定即拔为学长。
朱子“明德复初”之说未当。
朱子“性即理也”，未当。宋儒每附会孟子性善之说，故云。儒教不离敬、静二字，异教每主静。
朱学善于陆，包陆在内。
谢上蔡为程门第一。上蔡以觉言仁，极是。
三吕皆出大程子。
横渠是程子表叔。横渠《正蒙》一书宜读。
横渠不大与弟子言理言学，故其学不传。
《学案》宜先读上蔡，次则刘元城。
朱子之学得小程最多。朱子晚年丧明，可知其用功之苦。
朱、张、吕、陆四大儒。张、吕与朱近，陆则分道扬镳。
曾子甚能穷理，朱子似之。陆子颇有孟子之学。
朱子能正陆子之偏。宋之政教制度与今同。
讲宋元学派
理宗以“四书”立学。汉以后“六经”之治，元明以来“四书”之治。
宋已有“四书”题，元、明从之。
朱子独无《礼》注，于《春秋》亦不解。
元、明皆作七篇。三、“四书”题；四、经艺。遵朱子，违者黜。
孔子后所谓博大精深者，惟朱子当之。
朱子谓：物即事也。未当。
格物谓“格，来也”，康成说。阳明谓“格，正也”，《说文》谓“格，木长貌，又支参，格也”，皆非。惟司马公谓“格，扞也，扞格外物者”，此说极是。
《大学》经传之说，阳明攻之。
董淮、郑清以为格物不必补传。阳明曾格一竹，七日不得，遂攻朱子格物之说。
朱子谓意为心之所发，蕺山谓意为心之主，极是。
《修身》章言变化气质。
宋儒尊《大学》、《中庸》、《孟子》，而攻荀子，则大谬。
黄勉斋谓真实心地、刻苦功夫，能传朱子之道。
勉斋通数学、算学、佛学。
真西山能拔出朱子外，可谓高明。魏鹤山稍有可采。
朱子之后光明者少，因读朱子之书尚读不了故也。
真西山晚节不终，附郑清之引进，当时哗然。
元、明皆朱学，犹汉武后皆孔子学也。
刘殷不仕元朝，与吴澄、许衡为元朝三大儒，皆笃信自守，进而上之，殆类曾子之学。
元朝儒学知名者，皆闽、浙人多。
元大儒皆出金仁山、许鲁斋之门。
东莱之学，一时文献之传，极精博，博学鸿词之士皆出其门。而内学太少，故其道不能立，后并入朱子之学。
唐说斋亦颇有经世学，朱子参之，为陈同甫所误耳。
南轩与朱子近，而穷理博学不如朱子。
文天祥、谢枋得皆陆学之余。
朱子谓《周礼》为周公作，亦为刘歆所蒙。
伪学之禁，比于党锢，弟子送朱子丧者以夜，其避祸如此。
可笑千秋两陈贾，既攻孟子又攻朱。宋亦有陈贾攻朱子也。
曾子甚能穷理，朱子似之。陆子颇有孟子之学。
讲明儒学派
白沙、阳明未出，皆朱子之学。陈、王二人出，始讲陆学。自正德年间中分也。
宋濂为义理文章大宗，方孝孺为其高弟子，是为朱学正宗。朱学有文信国、方正学，更见朱学之光。
本朝守朱学者陆稼书、张伯衡，薛河东亦守朱学。
薛河东为御史，不能谏，人或非之。惟检点言行有余，于忠肃事不救，有乖物议。其弊归乡愿一流，亦是曾子余派。
蔡虚白主静，与濂溪为近。庄定山亦主静，与白沙近。
张封山、李时勉有盛名。不吃亏不足以为君子。
罗一峰气节光显。
琼山学问有余而褊心未免，如攻庄定山、白沙之类是。
明王廷相理气精绝，此人不甚显，而实出程、周之外。
黄文裕能言礼，笃守朱学，为当时大儒。广东礼学多出甘泉，与白沙分道扬镳。
《明儒学案》推本吴康斋。《宋儒学案》杂，《明儒学案》好义理。
吴康斋布衣高行，大儒多出其门，白沙从之学，但令其耕田，无所得而归。颜习斋亦以耕田为事。
孔子履，至太康二年武库火始焚。
白沙为广东第一人，主静无欲。广东学术之正，人才之盛，皆出白沙。梁文康、霍文敏、湛甘泉皆其高弟。
甘泉另开一学派，当时称王、湛，与阳明比。
甘泉有《格物通》。甘泉所至，立白沙祠九十余所。
东汉言经学，为宋言道学，晚明言心学，然皆有气节焉。
佛言魂，老炼魄。魄者，即今西人所谓小脑也。
顺则生人生物，逆则成佛成仙。动者天也，静者人也。
讲明儒学案及国朝学案
明洪武二年以来，朱子所注经立学官，惟《春秋》一书，朱子谓煞有不可解处，故未注。
朱子谓汉前人书多有罅漏，可谓非常聪明。
《明儒学案》主张王学，推崇康斋。列方正学于诸儒未允。方正学立身行道，千古无比，但仁勇多而智少耳。
千年来都是朱学。学派最盛莫如康斋。
建文之失，非诸儒之罪，建文仁柔之过也。
元朝风气未坏，许平仲为之也。
笃守朱学莫如薛敬轩、胡居仁，专讲持敬，皆曾子之学也。
薛敬轩检点言行，身心有余，而气魄不足。不救于忠肃，不劾王振，可谓无气。
胡叔心较有气魄，然不过一布衣耳，而毅然自任，强哉!
曹月川为教官，见之施行，比薛、胡较胜。月川之在明朝，犹汤文正之在国朝也。
吕泾野颇言礼学，其在关中有张横渠之遗风，兼讲经世，故弟子多为有用，如马理、韩邦奇等。
康斋坚苦而所得甚浅，戒慎恐惧，有似曾子，坚苦处亦似曾子之三旬九食。
《论语》皆曾子门人所传，朱子聪明，出曾子外，而学问不能出曾子外，则《论语》限之也。
曾子与子张相反，子张问明、问行、问仁，能见其大。
尹直《琐赘录》专攻康斋及白沙。小人挟恨，不足为大儒累也。
康斋弟子娄一斋、魏庄渠、陈白沙气象甚光大，似非得于康斋者。
罗念庵在金鳌洞静坐三年，白沙在阳春台三年，王阳明在龙场驿眠石棺三年，古之名人皆曾下苦功者。
白沙气魄不甚足，经理天下之条理尚少。至其悠然自得之处，则非易及也，似列子一派。
湛甘泉与王阳明齐名，当时并称王、湛。甘泉到处表章陈学。
明之词章学问与汉人章句颇类。
甘泉弟子如许孚远，气节光大。
白沙于礼学甚讲求，比王学后来之放恣者迥异矣。于诗学皆用功，诗学杜工部。白沙之后，广东多言心学。
胡金竹亦言心学，是白沙一派。
嘉靖以前遵朱学，而白沙发明心学。
阳明学凡三变。
阳明以《大学》有格物，遂格庭前一竹，七日不得通，因攻朱子，而以致良知之说为主。非之者，以为近六祖佛学。然知行合一之说最为紧切，但不讲求学问，不讲求礼法，此其疏耳。
《华严经》与“四书”、“六经”比较，无不相同，但人伦一事不同耳。
王学分江西、浙江二派。
念庵讲修摄保任之学，其语录最好。传曾子戒慎恐惧之学，王门以念庵为最。
论理则养心，自是上着，然其弊每至放恣。周子主静立人极。又朱子主敬，自见两派。
王学养魂修摄，保任养魄。
浙中之学多放恣，王龙溪其魁也。
近溪论为学最精深，由菩萨乘入佛乘。
王心斋一派以天地万物依于身，不以身依于天地万物，与阳明再辨论，始为弟子。心斋多权术，的传王学。
陆稼书作《学术辨》三篇，攻王学，未免门户。
李卓吾出夫规矩外，戒之。
整庵辨《楞迦》。嘉靖后皆王学。
心斋之学大行，故东林出而矫之。
顾宪成专讲气节，《东林学案》当先读。
王龙溪、罗近溪数派当择出。
顾亭林、陈宏谋亦余毅斋之学也。
何柏言变化气质，黄文裕言礼，与白沙同时。邱琼山言《大学衍义》，然未免狭隘，如攻白沙之类是。
东林之后气质盛而学问疏，故蕺山矫之以诚言。
开本朝风气者，张天如复社之功。天如年三十六，聚众十三万人。
明朝学问疏陋，嘉靖以前皆朱学，嘉靖以后皆王学。
明人学心学，故多气节，与后汉、南宋相埒。本朝气节扫地，皆不讲心学也。
明人气节，《明史》不甚发明，以修史多旧臣，虽有一汤文正亦不能为力。
孙夏峰、李二曲皆王学。
《亭林集》与人书二十篇宜读。《日知录》激昂气节，最好。
梨洲结明学之终，开本朝学之始，学问精博于顾。
王船山终身不剃头，发挥《正蒙》及《通鉴》甚精，以心学之儒转而为经学之师。
毛西河口辨甚好，文笔佳。至攻朱子，则多见不知自量。
二陆、二张宗朱学，稼书攻阳明，褊矣。桴亭学问胜于稼书。
《国朝学案小识》，分传道、守道、翼道，谬。
李安溪实老学，其托朱学者，媚高祖耳。其人甚有权实 〔30〕 ，多可采之论。
康熙之世皆朱学，方望溪宗朱学而兼文章，其禁酒之说贻笑当世，盖迂儒也，然亦仅守礼学。
乾学 〔31〕 之世，戴东原发挥小学，弟子段金坛、王引之扬其波，而风气一变。
王引之《经义述闻》、《读书杂志》要读。
俞荫甫是王高邮之学。《古文疑义举例》要读。
本朝多戴学，钱辛楣、纪晓岚未能与之争也。
汪容甫词章佳，经学谬。江藩人品最劣，所著《国朝宋学渊源记》，左袒汉学，于宋学则收其劣者。为诸生时，阮文达延之修《广东通志》，贿赂风行，挟文达之私书以招摇，文达亦无如之何也。
段金坛为巫山令，贪污特甚。
孙渊如为山东粮道，受贿三四十万，可知汉学之人专务琐碎，不求义理，心术最坏。
东原晚年有悔曰：平日读书至此都不复记忆，乃知义理之学足以养心。
许长于训诂，郑长于名物。嘉、道之间许、郑之学极盛。
音韵之学始于亭林。道光之后专言八股，又讲蒙古之学，《蒙古游牧记》、《朔方备乘》、《西域地理》、《藩部要略》等书大行。廉耻坏于乾隆，风俗靡于道光。
咸丰乱离之后无学者。
同治时，曾、左、胡、林等颇有经世之学。
道光以后，上无礼，下无学，贿赂风行，垂至于今。
国朝知《公羊》者，刘申受、陈立人、凌晓楼数人而已。
朱九江先生以四行五学教人。四行者，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者，经，史，义理，掌故，词章也。
朱学行至康熙，乾隆以后韵学大行。
词章读周、秦诸子、《史》、《汉》便佳。
续讲国朝学派
明嘉靖以前皆朱学，后皆王学。
明儒每少年作八股，中进士后辄言心学。
黄文裕谓汉武立博士伏生、孟喜、毛公。文裕号称博学，而其空疏如此。
张天如学博，有宰相才，主持清议，郭有道未之比也。
凡晚明之名士，四公子、二秀才，皆复社英流。
复社者，开东林心学之终，倡本朝考据之始也。
本朝四大儒：李二曲、顾亭林、孙夏峰、黄梨洲。
开本朝学派者，黄、顾二先生。
顾亭林《日知录》最好，中卷激励气节，上卷经义，下卷考据细事。
本朝顾亭林几于朱子，但所养颇浅，谓孔子不言心学，盖亦有激之言。
黄梨洲，吕东莱之比。顾亭林，陈止斋之比。
亭林入本朝时二十八岁，盖明亡时始读书。
李二曲谓孟子名士而非大儒，大谬。
亭林于九经三史略能记诵。
孙夏峰在东林有盛名，入本朝，顾、黄皆不及。
汤潜庵即本朝之司马温公也，性纯粹而气魄少不及温公。教太子，无所表见。
李二曲心地光明，又检点言行，第行高而学未融。
康熙前学有三派：一承东林之余波，一复发朱学，紫阳复光，一考据。
乾隆专言考据，王学尽灭，朱学亦微。乾隆己丑科，考据家尽出于此，如王西庄、纪晓岚、钱辛楣等是。
读史以政事、人文、经义、史裁为要。《晋书》以无经义，史裁亦乖。《宋书》后文不足取矣。
陆稼书笃守金仁山、许白云之学，专攻阳明，以为通内监盗军饷，太褊浅且谬。又称道主司不休，未能免俗。
朱学以之检点言行甚好，而流弊多为乡愿。
李文贞学问甚博，而心地未光明。
汉学以阮文达为最。
康熙间大学士皆行朱子学，行己无他，而气节不光。
人才以圣祖时为盛。
明末谫陋，至东林始提倡读书。
朱学而兼读书经世之学，气节又甚光明者，康熙朝以方望溪为第一人，李穆堂亦相似。三惠开本朝汉学之宗，康熙间巨儒也。
算学以梅文鼎为最。
桐城古文派皆尊方望溪。
首攻朱子者，阎百诗、毛西河、朱竹垞三人。
《尚书古文疏证》宜读。
《甘誓》、《牧誓》、《泰誓》、《微子之命》、《太甲三篇》、《说命》等俱伪。
《朱子年谱》甚好，能发挥朱学。
乾隆时，戴东原、纪晓岚、钱辛楣皆巨儒攻朱子者。戴、纪二人甚力。东原二十九岁至京，发挥小学。纪晓岚攻朱子甚谬。晓岚经学未精，史裁颇精，词章则当以为最。
戴东原有《考工记图说》，江慎修其师也，学极博，为康熙间布衣，故不显，有《礼纲目》。戴、纪等，亦非江慎修比。
学则不固，“固”当以“固陋”解为当。古人“固”字少以“坚固”解者。
乾隆后学派：一礼学，一声音、训诂。
乾隆时言朱学者不能容于世。陷溺本朝之人心，诬罔本朝之风俗者，戴东原也，而本于纪晓岚。
朱竹君有才、有节，汉学家也。
广东经学，惠士奇开之。
颜习斋之学，节俭寡欲，苦身体，竭力事亲。
汉以前皆为孔子之学，魏、晋尽为郑学，行至宋朝。元延祐、明洪武科举之学，皆朱学也。明朝少学。
顾、江、钱、戴、段、惠皆汉学，实新学也。
今以许、郑配程、朱。
道光间多言小学，段氏《说文》大行，时大臣少读书者。
同治间曾文正为相而中兴。
嘉庆七年广东始有《说文》。
钱辛楣弟子冯鱼山带《说文》来。
阮文达创学海堂，始知经学。
朱九江博大，内之修身，外之讲求经世，以四行五学为教，宋学饫其精华。
孔巽轩为穀梁学，其《公羊通义》专攻公羊“王鲁”之说。
汉学考据极精。
凡蒙古述朱学者，皆许鲁斋弟子也。延祐六年立学，皆许鲁斋之功。鲁斋于朱子犹荀子于孔子也。
讲公羊
王阳明提倡陆象山之学。一变而为训诂之学，一变而为义理之学。
《穀梁》与《公羊》并传，而《公羊》先立学官。
刘歆之《左传》，杜预助成之。朱子谓《春秋》之微言大义有不可解者，盖指《左传》言也。
《公羊通义》未始无补，独不信改制耳。
二千年之后能发挥公羊之学者，刘申受之释例，何邵公之注，其功实大。
孔子因鲁史之旧文，以著一王之制。
孔子作《春秋》，闵王道之衰微。
孔子作《春秋》以立主之制，非特治一世，将以治万世也。
《春秋》一书尊君而爱民，故筑城作敌有害于民者必书之。
《春秋》言天子一位，所以防后世隔绝之弊也。
读《公羊》先信改制，不信改制则《公羊》一书无用之书也。
孔子屡言从周，又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皆是尊君，安有改制之理？岂知孔子托王于鲁，有改制之文，无易道之实也。
东周以后无王。观于《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可知也。
殷继夏，周继殷，春秋继周。《春秋》作而周德亡矣。
《春秋》三统取其变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即此意。
王则托于鲁，三统则托于古，《春秋》一书皆托文见意也。
王鲁例
诡词、诡实。诡者，权也。
文王之文传诸孔子，孔子之文传诸董仲舒。
孔子制作既成，而后投簪绝笔。子夏受书后，见血书于端门，化为虹。出纬书。
《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中庸》云：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是子思以天子尊孔子也。即《春秋》“素王”之义也。
纬书云，丘以水晶宫为素王。
孟子引孔子之言曰：知我者其为《春秋》，罪我者其为《春秋》。孟子又云：《春秋》，天子之事也。又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又云：我欲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
孔子制作“六经”，托尧、舜为宗主，而禹、汤、文、武继之。
何邵公曰：日归于西而以火继之。幽、厉，日也；孔子，火也。又云：尧、舜、禹、汤、文、武之没，而以《春秋》治之。孔子制作“六经”，首托尧、舜，是孔子第一篇文章也。何则？盖取乎让，让则无刍狗百姓之事。次则有取乎汤、武，以尧、舜之道不可见，虽汤、武亦有取焉，此孔子第二篇文章也。至汤、武不得见，则不得不取乎二伯，此孔子第三篇文章也。王者受命，必改正朔，易服色，异器械，变牺牲。
王者，继天捧元，以理万物。
王者，有祫有禘，五年一禘，谓之大禘，三年一祫，合食之谓。夏禘为时禘，郊祭天，社祭地。
后魏女子皆求福于孔子，后有女子登孔子之床而求福者，孝文因此遂有禁天下拜孔子之诏。方今孔子之式微，实由魏孝文之胎其毒也。
新周、故宋，孔子周人也，故以周为新，以宋为故。
张三世例
隐、桓、庄、闵、僖为衰乱世，文、宣、成、襄为升平世，昭、定、哀为太平世。衰乱世为高祖、曾祖时事也，升平世为王父时事也，太平世为己与父时事也。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
昔孔子之作《春秋》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粗，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𪴻函，襄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
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坏，绝于惠、隐之际，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当隐痛之也。君敬臣，则臣自重；君爱臣，则臣自尽。
夏时三等以遵夏道，《夏小正》是也。“六经”多行夏之时，四月为夏，六月错暑。
至于西土亡，王迹熄，鸣鸟不闻，河图不出，天乃以获麟告“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愀然以身任万世之权，灼然以二百四十二年著万世之治。且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易》之六爻，夏时之三等，《春秋》之三科，是也。《易》一阴一阳，乾变坤化，归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要其终于未济，志商亡也。《诗》、《书》一正一变，极于周亡，一终《秦誓》，一终《商颂》。《秦誓》伤周之不可复也，《商颂》示周之可兴也。夏时察大正以修王政，修王政以正小政，德化至于鸣隼，而推原终始之运，本其兴曰正月启蛰，戒其亡曰十有二月陨麋角。《春秋》起衰乱以进升平，由升平以极太平，尊亲至于凡有血气。而推原终始之运，正其端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著其成曰西狩获麟。故曰治不可恃鸣隼，犹获麟也。而商正于是建矣。乱不可久，孛于东方，螽于十二月，灾于戒社，京师于吴、楚，犹匪风下泉也，而夏正于是建矣。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圣人以此见天地之心也。
《春秋》托始于据乱世，中而升平世，进而太平世。
《大戴记·夏小正》一篇为孔子手笔。
己卯烝冬获麟，行夏之时也。
颜渊《问为邦》一章，是与孔子商《春秋》。子张《问十世》一章，是与孔子商《春秋》。孔子死时，子张止十八岁耳。
鲁何以称颂？即《春秋》王鲁之义也。
《中庸》，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即《春秋》太平之世也。
亡国之社必屋之。英国以十月为正月。
一身一小天地也。当烈日之时，周身之血气皆红。当烈风雷雨之时，则血气皆黑。
通三统
孔子立三统范围万世。尚忠、尚质、尚文，所谓三统也。
《中庸》车同轨，即《论语》乘殷之辂也。
《论语》：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所谓文质再而复也。
苞穰之后无王者。匪风思王，下泉思霸。
孔子因道不行作《春秋》。子思厄于宋作《中庸》。
《中庸》云：王天下有三重焉。郑康成解作三统，甚精。
孔子之托尧、舜，则曰“山龙华虫”。墨子之托尧、舜，则曰“尚俭”。韩非子曰：孔子托尧、舜，而墨子亦托尧、舜，孔、墨不可复生，谁与定其是非哉？案孔子尚中，而墨子太俭，天下惟中可以立教，偏则不可与治天下。墨子尚俭，其道太苦，其行难为，虽有兼爱之长，究不可以治万世，墨子休矣。
名例
孔子立名学以治天下。夫名不正，则天下乱。夫名者，所以正名分、别善恶也。名分者何？其一夫妇、父子、君臣、兄弟、朋友是也。其一仁、义、礼、智、信也。夫不定夫妇、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名分，则天地草昧，禽兽世界矣。不立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则争夺相杀，同类相残矣。
注释
〔1〕 原稿天头处有“请斧正”，另外，题后有“南海康有为口授，门人东莞张伯桢笔述，醴泉宋伯鲁、新城王树枬同校”等小字，今均删。后各卷亦同。
〔2〕 该页天头原有注：“能将《长兴学记》附入更佳，通京师觅不得此书。若夫子处有存，乞赐一册来，俾得录入，以臻完善。”今删。
〔3〕 标题上天头原有：“卷中若有错误请订正，如有重复及不应刻者亦请删去，以期完善。都中同人均促早日出版。”今删。
〔4〕 “善”，疑作“倩”。
〔5〕 “赋”，原脱，校补。
〔6〕 “通”，疑作“亭”。阮亭，为王士禛之字。
〔7〕 “进”，疑作“晋”。
〔8〕 “集”，原脱，校补。
〔9〕 “学”，原脱，校补。
〔10〕 〔11〕 “游”，疑作“尤”。
〔12〕 “派”，疑作“灵”。
〔13〕 “游”，疑作“尤”。
〔14〕 “周”，原作“洲”，误，校改。
〔15〕 “祯”，原作“真”，误，校改。
〔16〕 “铭”，原作“馆”，误，校改。
〔17〕 “红”，疑作“洪”。
〔18〕 “红”，疑作“洪”。
〔19〕 “召”下，原有注“从前无人攻《说文》，攻之者自康先生始”。
〔20〕 “栾”下，原注“疑误”。
〔21〕 “埭”，原作“第”，误，校改。
〔22〕 “盖孔门论功不论德也”，依文意似应作“盖孔门论德不论功也”。
〔23〕 “士师”下，原有注“士师，疑是土师”。
〔24〕 题下原有注：“制义已废，此节可刻与否请酌之。”
〔25〕 “撰”，原缺，据《隋志》补。
〔26〕 “犬”，原作“人”，误，校改。
〔27〕 “北”，原作“青”，误，校改。
〔28〕 “ ”，疑作“楞”。
〔29〕 “芳”，疑为衍字。
〔30〕 “实”，疑作“术”。
〔31〕 “学”，疑作“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