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五四运动所激起的新文艺运动，中译本《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原著）和《茵梦湖》（斯托姆原著），这主情主义气氛激起了青年人的爱好、共鸣。而“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个不善怀春！这是我们人性中之至圣至神！”的诗句，几乎成为年轻人的新经典。不过，在当时，只是一种激动，我们还不够理解，也可说是直觉地接受，这也代表着创造社那一群作家的气质。直到二十年以后，莫洛亚（A.Maurois）的《少年歌德之创造》译介过来，使我们，至少是使我对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所以我在这儿说的乃是《少年歌德之创造》。
歌德和绿蒂恋爱的故事，那是大家所知道的。一七七一年，歌德毕业于市堡大学。第二年五月，他到威刺勒去向德意志帝国法院作例行实习，偶尔在一舞会中与绿蒂相识，彼此相恋相慕。可是绿蒂的未婚夫克司妥纳也是歌德的好友，这一矛盾无法解脱，乃毅然离去威刺勒回到佛朗克府去。就用这一遭遇作蓝本，他写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一部疯魔了一时的小说，几乎“维特狂”成为德国青年的时尚，许多自杀的年轻人，都穿了维特的装束。（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他的行囊中，也带着这一本小说。）
我们似乎也应该说起另一件事（中译本的序文说起一位牧师霍生康普对歌德的严肃指责，又是一件事），当歌德写成这一本小说时，他心头郁积着的苦闷，完全宣泄掉了。他的最初的一个急切的愿望，就是要把这本书首先寄给克司妥纳和绿蒂，看他俩怎么来接受？观感如何？他预期他俩一定十分高兴的。可是，并非如此，克司妥纳和绿蒂一同看下去，越看越不高兴，甚至愤怒，说歌德歪曲了他的性格。他愤然对绿蒂说：“我是这样的人吗？”他写一封感情激越的信给歌德，他们之间的情感，也就有了隔阂。歌德并未回信解释，因为社会人士对这本小说的接受，和克司妥纳的想法大不相同，也正是不解释的解释。其实，小说中的维特，可以说是歌德，却也不一定是歌德；维特自杀的结局，乃是歌德回佛朗克府之后，听到他的友人以鲁塞冷的自杀所触发的。（他死时，着青色燕尾服，黄色肩褂，黄色腿裤，长靴，靴铜棕色。这便是维特装的蓝本。）维特的一部分性格，倒该说是属于以鲁塞冷的，而阿伯尔的一部分性格，倒是歌德的。这件故事，使我们明白小说中所谓“真实”，便是如此；而当事人的感受，会这么近于“色盲”，把小说中最感动人的部分完全抹杀，只着重在有关他个人部分的真实性。反面来看，歌德要是完全忠实于事实的记录，也就不成其为小说了。在反映青年的时代情绪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小说的描写，比事实还更近于真实，歌德毕竟创造了一个时代人物：维特。
过去这几十年间，我们中国文坛有一热闹的课题，便是“红学”。最早是一些“索隐”派，如陈康祺、张维屏，以为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成德（容若）所奉为上客者也。如王梦阮、沈瓶所著《红楼梦索隐》，则以为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小宛而作。至如徐时栋、蔡元培，却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扬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这样的红学，风靡一时，求之愈深，得之愈渺。《红楼梦》中有许多费人推测的谜子，这些索隐家，又更引人陷入迷雾中了。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所简述的，“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零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晚出全书，乃高鹗续成之者”。（关于曹雪芹身世及《红楼梦》的线索，如敦诚《鹪鹩庵笔尘》、裕瑞《枣窗闲笔》、邓之诚《骨董琐记》引长白西清《桦叶述闻》早有了正确的记述，只是一般索隐迷的人们，不肯相信真实的记载而已。）但是，太呆板地，把《红楼梦》看作曹雪芹的自传，比附得一丝不放，也如克司妥纳一定要把阿伯尔当作自己的影子，那又是考证学家的牛角尖。最近十多年来的新红学，才从“新考证”与“旧索隐”的陷阱中跳出来。（俞平伯先生说：“这里，我们应该揭破自传之说。所谓‘自传说’，是把曹雪芹和贾宝玉看作一人，而把曹家跟贾家处处比附起来，此说始作俑者为胡适。笔者过去也曾在此错误影响下写了一些论《红楼梦》的文章。这种说法的实质，便是否定本书的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性，从而抹杀它包含的巨大的社会内容。我们知道，作者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取材，加以虚构，创作出作品来，这跟‘自传说’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我们看《红楼梦》必须撇开这错误的‘自传说’，才能得到比较正确的认识。”这正是红学的新进境。）
到了今日，我们对于曹雪芹的生平，还是知道得不多，虽说有了脂砚斋的眉批，以及他的朋友敦诚、敦敏的诗文，要确凿地说曹氏如何运用自己的生平、经验作《红楼梦》的蓝本，还是不可能的。但，雨村娶娇杏一事，我们可以看到章实斋的一段笔记；而尤二姐、尤三姐的故事，也见之其他笔记。把这些传说来和《红楼梦》对比一下，便明白曹雪芹的大手笔镕裁陶铸的技巧，绝不会那么生吞活剥的了。曹氏在《红楼梦》开头就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明明告诉后人不必那么呆板去看他的小说的。（近年又发现了永忠的《延芬室集》手稿，他有三首《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诗云：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语笑私；
三寸柔毫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
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
他是看到了原本《红楼梦》的，却并不把贾宝玉看作曹雪芹的自传，可作有力的参证。）
《儒林外史》，也是一部写实的小说，其中的故事，都是作者吴敬梓自己亲友故旧的故事，但绝不是他们那些人的列传，更足以供我们的研究。即如权勿用，可说是《儒林外史》的有趣人物。我们看他“搭船来湖州，在城外上了岸，衣服也不换一件，左手掮着个被套，右手把个大布袖子晃荡晃荡，在街上脚高步低地撞。撞过了城门外的吊桥，那路上却挤。他也不知道出城该走左手，进城该走右手，方不碍路。他一味横着膀子乱摇，恰好有个乡里人在城里卖完了柴出来，肩头上横掮着一根尖扁担，对面一头撞将去，将他的个高孝帽子横挑在扁担尖上。乡里人低着头走，也不知道，掮着去了。他吃了一惊，摸摸头上，不见了孝帽子。望见在那人扁担上，他就把手乱招，口里喊道：‘那是我的帽子！’乡里人走得快，又听不见。他本来不会走城里的路，这时，着了急，七手八脚地乱跑，眼睛又不看着前面，跑了一箭之地，一头撞到一顶轿子上，把那轿子里的官几乎撞了跌下来。那官大怒，问是什么人，叫前面两个夜役一条链子锁起来。他又不服气，向着官指手画脚地乱吵。那官落下轿子，要将他审问：夜役喝着叫他跪，他睁着眼不肯跪”。真是一幅多么有趣的漫画。可是，这人便是清初雍正、乾隆年代的江南大怪物，虚伪的道学家：是镜（字仲明，武进人）。吴氏并不正面讥刺批评他，开头只从杨执中的口中，说：“此人若招致而来，与二位先生一谈，才见出他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此乃是当时第一等人。”接着又写了宦成在杭州上了夜航船，听得船中一位胡子客人的一番话，就把这位“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的妙人刻画得妙透了。后来权勿用到了鲁府，和杨执中闹翻了，又为了奸拐尼徒心远事发，被萧山县捉回去了。他用的都是侧面之事，把是镜的一生大经络，都剥干净了。这是幽默讽刺，而不是谩骂；这是小说，而不是十大罪状式的宣言。
我们看了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知道吴氏和朱草衣是最亲密的诗友；他有《寒夜坐月示朱草衣》二首，其二云：“忽念朱居士，耽吟夜捻髭。篆烟萦画障，漏水咽铜蠡。蠹木虫何若，钻窗蜂太痴。何当一樽酒，斟酌月明时。”知己之感，溢于辞表。小说中的朱草衣，便是牛布衣，写他往芜湖途中，首先碰到那位狂妄夸大的匡超人，后来到了芜湖，在浮桥口的甘露庵，寂寞孤独地死在庵中。下面那一套大文章是写那位冒充牛布衣的牛浦，差不多占了三回篇幅，那真精彩极了。小说的真实，也正是如此如此的。
在《儒林外史》中，也有作者自己的影子的，那位不知世务，给王胡子、张俊民、臧三爷、鲍廷玺一班人拐骗空了的就是他。他是照着镜子替自己鼻子抹上白粉，当作丑角在排演的。当然，也有他的酸腐之处，一是要制礼作乐；也有他的自负之处，如他的诗说；也有他的快意之处，同着娘子在清凉山桃园饮酒大乐。他也借用了高老先生的话：“这少卿是杜家第一个败类！他家祖上几十代行医，广积阴德，家里也挣了许多田产，到了他家殿元公，发达了去，虽做了几十年官，却不会寻一个钱来家。……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两银子又弄得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着：‘不可学天长杜仪！’”他就描写得这么有趣，一个作者自己影子留在自己的小说，总不会是自己的传记，而且也不会肉麻当有趣的。
有一回，我和朋友们说到鲁迅的《在酒楼中》，我说我最爱这篇小说，也可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他所写的吕纬甫，很鲜明地活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初以为吕纬甫乃是范爱农，这本来是不错的；但吕纬甫只是范爱农的影子，小说中的故事，却是鲁迅自己的经历。吕纬甫所讲的两件事，第一件是回乡来给小兄弟迁葬。本文中说他有一个小兄弟，是三岁上死掉的，就葬在乡下，今年本家来信说他的坟边已经浸了水，不久恐怕要陷入河里去了。他因此预备了一口小棺材，带着棉絮和被褥、土工，前去把坟地掘了开来。待到掘着圹穴，过去看时，棺木已经快要烂尽了，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把这些拨开了，想要看一看小兄弟，可是出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么都没有。那么听说最难烂的头发，也许还有吧，便伏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地看，也没有，踪影全无。他仍然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先前的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他父亲埋着的坟地上，在他坟旁埋掉了。他这样算完结了一件事，说是足够去骗骗他的母亲，使她安心些了。这所说的迁葬，乃是鲁迅自己的经历，所写的情形，可能都是些事实；所不同的，只是死者的年龄以及坟的地位，都是小节，也是为了叙述的必要而加以变易的。这些实例，使我们了解小说家运用素材的技巧；我们说小说家是写实的，但他所突出的真实，却是比现实更真实的真实。
我也就带便说说果戈理（Gogol）的《外套》，那是小说创作上的有名的例子。这篇《外套》的故事，是由于果戈理听了安宁可夫所讲的一件实事而写成的。那件事是这样的：有一次在果戈里面前讲一段公务员的逸话，是说一个贫穷的小吏，他喜欢打鸟，又特别俭省，而且不知疲倦地、尽心竭力地做着职务上的工作，终于积足了够买一支价值二百卢布的很好的猎枪的钱。在第一次，当他乘着自己的小船游到芬斯基河湾去寻找目的物的时候，他把猎枪放在自己面前，照他个人的说法，他忽然坠入一种梦境里去了。等他清醒过来，朝面前一看，不见自己新买的东西了。那支枪是在他通过的地方，被深密的芦苇挂钩掉到水里了。于是他用尽全力去搜寻它，但是枉然。那小吏回到家里就一头倒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他得了寒热病。他的朋友们知道了这桩事，便来发起募捐，给他买了一支新枪，这才救回了他的命。但，这件可怕的遭遇，无论什么时候，他一想起来就不免在脸上现出死人一般的灰白。所有的人都笑这场具有真实来历的逸话；果戈理却是例外，他沉思着在听着，低了头。这一逸话，便成了他的小说《外套》的初步底子；这篇小说，在那一天晚间就在他的心里生根了。
《外套》这一篇笑中有泪的小说，假使你没看过，你可以找来细读一下；作者果戈理，他是用怜悯的心怀在写这位小吏的，他是做了九品官，他在一个司里做了书记官，而且永无外迁，永无变化。“司里的人对他不曾表示任何敬意。看大门的不仅不曾从座位上立起来，当他出入时，连瞧他一眼也不瞧，好像从会客厅飞过一个寻常的苍蝇似的。”故事是这么开始的，他要裁缝替他修理那件破外套，那已是太破了，破得不可救药了。当他听说必须缝制外套时，两眼发黑，屋中所有的一切在他面前打旋了，他没有八十卢布，这是他估计的最低价钱，实际裁缝讨价是一百五十卢布。后来就很凑巧，司长多给他一笔赏钱，“这一来，事情进行得很快，再后来为此又饿上两三个月”，他一生中“最庄严的一日”终于到了。他心里畅快极了。作者写道：“他每一瞬间，都觉得在他的肩上有了新外套，并且甚至为心里的满足笑了几次。实在不错，有两种好处，一种是时机，另一种是美好。”以下乃是他穿了外套到司里去，受了人们的嘲弄、祝庆，使他难为情。“在一位副书记长为他而开的晚会中出来，他的外套在走过一处荒凉的广场时，被暴徒剥去。于是他生了病，发了大热，便这么死去了。他房间中只留下一把鹅毛管，一帖公家的白纸，三双环子，从袴上落下来的两三个纽扣，和大家已经晓得的破外套！”我们看了果戈理对素材的运用，该可以有所会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