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对于历史比较有兴趣，对于古典文学的欣赏，也还是从史学传入的。（中国古文家，本来有着文史通义的传统想法的。）和小说最相通的还是传记文学，日本散文家鹤见祐辅说：“在这里，就可以知道近代的史传正和小说同其倾向，正和一切个人的生活都可以作为小说的对象一样的，一切个人的行动，也都可以作为史传里的内容。无论是小说也好，史传也好，如果底里是流动着这真实的东西，那么，一定能够感动读者的。不过正和小说的内容不一定要和现实的人间相反，史传是彻头彻尾的以实际的人间之实际的思想行动的记录为要件的。所以我们从伟大的小说所受到的感动，正和从卓特的史传所受到的激动是同样的，因为二者都是从人间个性的描出而生的感受。”
从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鲁迅译）接受到启发，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后来又看了他的随笔《读书三昧》及他的《拿破仑传》；大致说来，若干观点，彼此是十分相契合的。而他所心敬的两个人——法国的莫洛亚和英国的斯脱烈赛，也是我所最爱好的。他也有好几回谈到穆勒（Jahn Morley）的回忆录，他每回感到精神上有什么馁怯似的时候，他就抽出穆勒的回忆录来再看一遍。不待说，第一因为文章好；读了那样高贵的古典文学，不由得心神便被吸引住了。他认为马太·亚诺德（Mathew Arnold）的作品也是典雅纯正，但穆勒的思想更是深远。他又说，使他念念于穆勒的，与其说是文章和思想，毋宁是光辉透底的他的人间性。（他说他始终是一个诚实的君子，正直的男儿，而且是高贵的人物。）
关于“人间性”这一点，可以说是传记文学的核心，即是把英雄与圣贤，都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来理解，也很重要的。鹤见在《人生琐谈》中说到萧伯纳的戏曲《恺撒和克里欧派脱来》（ Caesar and Cleopatra ）中的一节：“当恺撒仅以稀少兵力占领埃及首府时，埃及王便出其不意，加以反攻，于是恺撒的军队便被包围了，除了遁逃出海，他是无路可走了。上了台来的恺撒，惊惶失措，脸是那么青白。却说，恺撒部下一员大将，恬若无事地，坐在大石块上，嘴里嚼着枣子，碎了的枣仁，稀里麻拉地吐了出来。他对恺撒道：‘哎！恺撒为什么摆着这么愁眉不展似的样儿呢？’恺撒说：‘怎么，你别这么轻描淡写，若无其事罢！我们不是已经被敌人包围了吗？’那大将大笑了，说：‘哈哈！恺撒，您吃过早饭了没有？’恺撒摇摇头。那大将接着说：‘那么，这就是了，请吃些枣子吧，您一定肚子饿了！’于是恺撒就坐在大将的旁边，一同吃着枣子。”在戏台上，这一幕看起来是很有趣的。鹤见说：“到底不愧为文豪萧伯纳的手法，如恺撒那样的盖世英雄，也因为肚子空了，脸儿变成那么苍白，他忧心过度，连朝食也会忘记了的！这便是‘人间性’。”
在中国，孔夫子是一代神化了一代，巍巍然坐在孔庙里吃猪肉了。但我们看看那部记录孔门师徒谈话的《论语》，实在富有人间性的。他比孟老二还不摆正人君子的面孔。至于孔夫子的父亲和母亲的恋爱经过，实在富有浪漫性的；司马迁作《史记》，在“孔子世家”中写的，也并不隐讳“仲尼无父”的事实。可是，过去一两千年间的孔夫子，已经从人间走向天上，由人变成神。以关云长的神运亨通来说，也还有“走麦城”的戏，独有孔夫子的戏是绝少上戏台的。甚至五四运动以后，孔夫子已经从神座上走下来，那本“子见南子”剧本在曲阜师范上演，也还被孔家的七十几代子孙所控诉，仿佛他们的老祖宗，见了美色也不会动心的。不过，孔家子孙，虽是那么头脑简单，在我们脑子中，孔夫子已经失去了他的神味，变成了“人”。我就曾写了《孔老夫子》和《孔林鸣鼓记》的历史小品。那时，我还找了一些民间歌曲，其中倒没有士大夫的酸气，敢于开开孔夫子的玩笑的！那唱本是用《论语·孔子去齐章》作题材，写孔门师徒狼狈情况的。它写道：
他师徒——一路上观不尽的潇湘景，猝然间遇着个疯子到车前。他那里一边走一边唱，唱的是双凤齐鸣天下传。他说道：“尧舜已没文王死，汉阳郡哪有韶乐共岐山！你从前凄惶道路且莫论，到而今羽翼困倦也该知还。你看这林中，哪有梧桐树，何不去寻个高岗把身安？你只想高叫一声天下晓，全不念那屈死的龙逢和比干。”他那里口里唱扬长去，倒把个孔夫子听得心痛酸。老夫子走向前来待开口，他赶着起腿来一溜烟。弄得没滋搭味把车上，猛抬头波浪滚滚在面前。师徒他勒马停骑过不去，看一看两个农夫在乡里耕田。吩咐声：“仲由，你去问一问，你问哪里水浅好渡船？”仲夫子闻声此言不怠慢，迈开大步到近前。他说道：“我问老哥一条路，告诉俺哪是道口哪是湾？”长沮说：“车上坐的是哪一位？”子路说：“孔老夫子天下传。”长沮说：“莫不是家住兖州府？”子路回答：“然、然、然！”长沮说：“他走遍天下十三州府的，那些门徒都是圣贤。”说罢竟将黄牛赶，你看他达达猎猎紧加鞭。闪得个好勇子路瞪着眼，没奈何又向桀溺问一番。桀溺说：“看你不像本地客，你把那家乡姓氏对我言！”子路说：“家住泗水本姓仲。”桀溺说：“你是圣人门徒好打拳。”子路说：“你既知名可为知己，你何不快把道口指点咱？”桀溺说：“夜短天长，你发什么躁！慢慢地叫我从头向你言，你不见沧海变田田变海，你不见碧天连水水连天，你既有摘星揽月好手段，也不能翻过天来倒个乾！与你跟着游学到处闯，你何不弃文去武学种田？白日家中吃碗现成饭，强于在陈饿得眼珠蓝。夜晚关门睡些安稳觉，强于你在匡吓得心胆寒。这都是金石良言将你劝，从不从由你自便，与我何干！”说着回头把田种，二农夫一个后来一个先，仲夫子从来未占过没体面，被两个耕地农夫气炸了肝。若照我昔年那个猛浪性，定要踢顿脚来打顿拳。恼一恼提起他腿往河里撩，定教那鱼鳖虾蟹得个饱餐！
这段弹唱曲文，把南方几位隐者接舆、长沮、桀溺和孔门师徒应对的话，加油加醋，敷衍开去，不独神情逼肖，成为现代化，即全文意义，也成为现代化，和萧伯纳笔下的恺撒相似了。
鹤见祐辅，他曾以全力写他的《拿破仑传》；这位历史人物太突出了，而用他的史迹来塑造的名著太多了，因此，我并不觉得他的《拿破仑传》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倒是他在那传记前面的传记文学论，颇契合我的心怀。他说：“不曾赋有作为哲人的天分的我，对于叫作抽象的理论那东西，是并不感到甚深的兴味的，毋宁说是我对于人间具体的记录更加受到强烈的感动。儒教对于我，是成为圣人孔夫子的人间的记录。耶稣教对于我，是成为基督殉教的悲壮的足迹。佛教对于我，是成为释尊一代的垂教的生动活画。无论是宗教还是哲学，对于我，都成为为了那宗教而流血，为了那哲学而被捕入狱的人间个人的生动活泼的史实。（感动我们的是那哲人、宗教家的人格而不是他们的教义。）对于历史我也持着同样的见解；永恒的在人类史中贯流着的哲学与社会演进的理法，对于我，也是作为为了表现哲理、为了社会进步而捧呈了生命财产的人间各个人的记录而寄予很深的感激之情。”
我最赞同鹤见的另一说法：“也不见得一定是依照嘉莱尔所说的，历史是伟人言行的记录。因为叫作伟人的这名词，本来就有重新加以检讨的必要。仅仅是穆罕默德、莎士比亚……这些少数个人才是伟人这样的思想，已经不能支配现在的我们。毋宁说是对于爱德曼德·葛斯之以描写中年期的动物学者的父亲，而为英国传记史中开辟了一新面目，而那样的，更加令我相信，凡是忠实的人间记录，都是传记文学的对象和目的，因为这正是各个人所亲自体验到的生动的血泪的记录，浑雄的向上心的描写，是不得不尝过那啮骨一般的失败的苦痛的。”
鹤见曾说到他在美国旅程中，读到莫洛亚的《狄更斯传》；我也是在长期旅途上读了莫洛亚所写的那几部西方文学家，如雪莱、屠格涅夫、歌德以及狄更斯的传记，他不仅是把他所欣赏的观点说给我们听，而是他所写那些传记，本质上正是文艺作品。我对于鹤见散文的推许，也因为他的笔下是带有感情的。
在我的案头，有一本斯脱列赛（L.Strachey）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这是我所爱好的传记文学作品之一。（我认为路特维喜的史传，绵密、精密；莫洛亚的，明快流利；斯脱列赛的，深刻周到，各有所长。）
传记艺术自是不容易的，斯氏说：“传记家要保持一种恰当的简洁，就是说，要把一切重沓浮滥的材料完全删去，而没有删掉一点重要的材料，这毫无疑问是传记作家第一个任务。至于第二个任务那也同样没有问题，就是传记家要保持他精神上的自由。他的任务不在恭维人家，而在把种种有关系的事实，依照他所能了解的，揭露出来，既不褊袒，也不带别的用意。”（传记作家要有超脱的态度，要与他的对象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他的主要能“入乎其内”，又要能“出乎其外”。“入乎其内”，就是设身处地，“出乎其外”，就是置身事外。能“入乎其内”，于是能对传主表同情，能与传主共哀乐。能“出乎其外”，于是能观察他，衡量他，描写他，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斯氏笔下的维多利亚女王，她是活在我们眼前的，诚如华尔芙夫人所说的“斯脱列赛的维多利亚女王将是一般人心目中的女王，好比鲍士伟尔的约翰生博士是我们心目中的约翰生博士”。这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她让斯氏进入她的下意识中去，使我们明白，她如何爱上了配王亚尔培，又为什么跟他闹到抖扭，后来为什么又和好起来。至于那些首相们，她欢喜狄士莱利与梅尔本勋爵，不欢喜格兰斯敦与柏默斯敦；他就从她的心灵深处，发掘出她为什么欢喜这个而不喜欢那个的缘由。这是他对于这位女王心灵园地的探险，找到了她的朋友们所没有知道的秘密。而且他对于这位女王，并不作过分的同情。“他们笔端始终带着精致的谐谑与轻微的讽刺。她的虚伪浮浅、恶俗、怪诞，没有一样能逃过他尖锐的笔头。他是活了二百多岁的伏尔泰（Voltaire），他有伏尔泰那种冷静的分析的头脑，虽是他的感觉，他的想象是现代的产物。”
上面我说到了鲍士伟尔（J.B.Swell）的《约翰生传》，也正是传记文学的模范作品。英国文学家麦皋莱说：“如果荷马是第一英雄诗人，莎士比亚是第一戏剧家，德摩西尼士是第一演说家，那么，鲍士伟尔毫无疑问的是第一位大传记作家。”麦氏还下了一句有趣的评语：“鲍士伟尔原来是一个大傻瓜，只有这样的大傻瓜，才能写出这样的大著作。”
近代的传记文学，有一大特色，即是把圣贤、英雄、领袖，去其神奇部分，当作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人来叙写。每一个人都有其缺点，凡间并无“圣人”，正如一切白璧都有着缺点。每个人的下意识中，也都有其不可告人的阴影的。有人尽管打扮着“正人君子”的模样，撒旦还是和他同住在一起的。鲍氏的《约翰生传》，在这一方面，它是最真实最成功的开山之作。
约翰生是十八世纪的一个英国怪杰。在鲍士伟尔笔下，这怪杰的怪相，被他写得穷形极相，使你捧腹大笑。十八世纪的英国绅士，最讲究仪表风度，处处要显出“雅”来；约翰生的容貌、举止、谈吐，正相反，一点儿也不雅。他“中等身材，满脸斑疤，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吃起东西，狼吞虎咽，活像一只人熊”。鲍氏道：“我从来没见过人家欢喜好吃的东西，像约翰生那样子的。吃东西的时候，他在座是一言不发，至于人家谈什么，也不理会。这样，一直要等到他的食欲满足了才罢；他的食欲有如饕餮，食量大极了，一面吃着，一面额角上青筋子暴了起来，一颗颗汗珠也落下来了。”我是三十年前读这部传记的简本的，直到今天，想起了他的吃相，还觉得好笑。
英国人是懂得幽默的，鲍氏写这本《约翰生传》，不时也会嘲笑他自己。有一天晚上，他向约翰生诉说他想象中的痛苦。约翰生听得发厌了，刚巧一只小虫子，绕着灯光飞舞，结果投在火上死了。约翰生便板着面孔对鲍士伟尔说：“这小动物真是自讨苦吃，我相信它的名字，叫作鲍士伟尔！”他就这么写下来。约翰生曾经说过：“传记唯一的条件是真实。”鲍士伟尔倒把他老师的话实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