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般人一样，年轻时也有过种种的梦想；那时，也会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尝试着做。我的梦想，说起来是十分可笑的，我要把刘勰《文心雕龙》作一番新的注解，用现代的文艺观来发挥这位中古文艺批评家的理论。一动手，就明白这不是容易的事；即如黄季刚，他以一生的精力写了那部札记，也只是札记而已。后来，范文澜的《文心雕龙笺注》出来了，他也是费了几十年的心力的。我呢，年纪一年一年增加了，勇气一年一年减退了，也慢慢明白我所能写的，也只是札记一类的东西而已。到了近年，所谓做学问，一部分只是为我自己；我也明白，为“己”部分弄清楚了，倒真的为“人”，这是我经过了一番经历以后的觉悟。
有一时期，我也和马二先生一样做过编选的工作，有时，也写些讲义式的概论，其意在介绍语文技巧、文艺常识给年轻读者，所得效果实在微小得很。最主要的缘由，自己对于这些课题并没真正的了解，囫囵吞了别人的结论，没加以消化，当然，没法使别人吸收一点养料的。我看《文心雕龙》的遍数越多，做新注的勇气越低，也是这个缘故。
前几年，改变了主意，专写自己所了解的、所欣赏的、所体会的，仿佛一部“文艺国”游记。也许我所说的非常浅薄，总是我自己的见解。这些札记，我称之为“文艺近思录”，取切问而近思之意。《小说新语》便是“文艺近思录”的一部分。
我也看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小说，也看了许多小说作家的传记，再回想到当年要写《文心雕龙》新注的心境；其实，许多意境，只是可以意会难以言传的。“文字”，并不是传达我们情意的最好工具，我们多少都受着“文字”的束缚呢。
是为记。
曹聚仁
一九六四年春天
曹聚仁的涉猎很广，干什么都出色当行，而且都有丰硕的成果。当教授，他是名教授；当记者，他是名记者；当编辑，他是名编辑；当作家，他是名作家。他博闻多识，笔耕不辍，写过评论，写过新闻，写过通讯，也写过大量的杂文、随笔、游记、札记和学术论文，已出版的专著和文集，不下60余种，4000多万字，称得上是著作等身。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像他这样高产的，除了梁启超、鲁迅、郭沫若和林语堂之外，似乎还不多见。
——方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