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歌德》代序
最伟大的人物永远通过一个弱点与他的世纪相联系。
——歌德《格言与感想》
这本书里的文章是在两个不同的时期写的。所谓两个时期，前期是从1941年到1947年，后期是1978年以后的几年，前后两期相隔30年。这30年中，除了应邀做过以歌德为题的讲演与在学校里讲课写讲义论及歌德外，没有发表过关于歌德或他的作品的文字。新中国成立前后，我的思想有了不少变化，对于歌德的认识也就有所不同。这里把我一些粗浅的认识略加清理，写在下边，作为这本书的序言。
一 回顾和几点说明
从1939年7月起，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为了躲避敌人的空袭，我住在昆明东北郊金殿后被称为杨家山的一座茅屋里，周围20里是茂盛的松林。也是为了避免敌机的骚扰，学校上课的时间都排在晚间和清晨。我常常傍晚进城，第二天早晨下课后背着背包上山。背包里总装有两种东西，一是在菜市买的蔬菜，一是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书籍。书籍中最沉重的是德国科塔出版社为纪念1806年起始出版歌德著作100周年由封·德·赫伦（E.von der Hellen）主编的《歌德全集》。全集共40本，我根据需要有选择地轮换借阅，比较认真读过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同时我自己有岛屿出版社出版的袖珍本《歌德书信日记选》、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这几本书因为便于携带，在战乱中没有遗失，从上海一直带到昆明。它们对于了解歌德和歌德的作品很有帮助。
我读歌德，主要是由于个人的爱好，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少有资料可供参考，说不上是进行研究，但有时偶有心得，前前后后写出几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或在某某讲演会上宣读。1948年年初，曾把这几篇文章辑成一书，附录《画家都勒》一文，题名《歌德论述》出版。书前有这样一篇短序：
这几篇关于歌德的文字，不是研究，只是叙述；没有创见，只求没有曲解和误解。它们都是由于某种机会而谈论歌德的一本书、几首诗，或是歌德创造的一个人物，因此也就不能把整个的歌德介绍给读者。作者最感缺陷的是：这里谈到歌德的晚年，而没有谈到他的青年；谈到《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而没有谈到《漫游时代》；谈到歌德东方的神游，而没有谈到他的意大利旅行；谈到他的自然哲学，而没有谈到他的文学和艺术的理论。但是这些篇处处都接触到重要的几点：蜕变论、反否定精神、向外而又向内的生活。
书后附《画家都勒》一篇，因为里边曾经把都勒和歌德相比较。
这篇序写于1948年1月18日。序文虽短，还是说明了我在40年代怎样论述了歌德。序里说，有些方面没有谈到，是一种缺陷，如今看来，我之所以没有谈到，有几个原因：一是有的著作我那时没有仔细读，如《意大利游记》；二是歌德青年时期的诗和小说，我青年时曾以极大的热情读过，后来进入中年，对往日的爱好不想再过问了；三是没有去钻研，如歌德的文艺理论。至于我谈到的，也正是这几个原因的反面：比较仔细读过的、感兴趣的、略有心得自认为对歌德有所理解的。我大胆地说，“这些篇都接触到重要的几点”，不容否认，这几点是重要的，但是还有更重要的方面没有接触到。
先谈一谈我接触的那几点和我个人的关系。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内，社会充满矛盾。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团结才能取得胜利，而国民党反动派丧心病狂，处处制造分裂。爱国人士、抗日英雄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可是贪污行贿、鱼肉人民、穷奢极欲的败类更是肆意横行。我个人的思想也是矛盾重重。我从1930年冬到1935年夏在德国留学，学了些文学、哲学、艺术的肤浅知识，头脑里空洞的理想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眼看着光明与黑暗的对立日益明显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再也不能容许给现实蒙上一层使光明化为朦胧、使黑暗变得冲淡的轻纱了。我不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分析问题，多半是从学校里、社会上进步人士中间汲取新的营养，此外就是从古代的、现代的诗人和作家的著作里（如杜甫和陆游的诗、鲁迅的杂文、歌德的《浮士德》等）得到不少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社会变动很大，人们的反应也格外锐敏。战争失利的消息频频传来，本应增强大家的信心，克服困难，争取转败为胜，可是悲观的、虚无主义的论调应运而生，在一部分人中间散布着、蔓延着，给抗日战争唱反调。那时我读《浮士德》，把它看作一部肯定精神与否定精神斗争的历史。歌德把文艺复兴时期一部魔鬼战胜浮士德的传说颠倒过来，使奋斗终身的浮士德在百岁高龄虽不免于死亡，最后还是宣告了虚无主义者魔鬼的失败。我反复诵读浮士德的独白和浮士德与魔鬼的对话，受益很深。我曾经用《易经》里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概括浮士德的一生。同时我也认识到，代表“恶”与否定精神的魔鬼并不是一无是处，他随时都起着刺激“善”更为积极努力的作用。这个道理我后来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上得到证明。
歌德通过对植物的观察，认为千种万类的植物都是从最早的一个“原型”即原始植物演化出来的，它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转变，而且不断提高。歌德把这种理论称为蜕变论，并把它运用在动物、矿物上边，甚至用以解说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他以极大的气魄写出浮士德的“蜕变”，就是一种尝试。浮士德经历了从“小世界”到“大世界”的不同阶段，克服重重苦难，终于领悟到“智慧的最后的结论”。长篇小说《维廉·麦斯特》的主人公的成长也是经过了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最后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因而使德语文学史中有了“发展小说”这个名称。可是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用前一阶段痛苦的死亡换取后一阶段愉快的新生。蛇脱去旧皮才能生长，传说中的凤鸟从自焚中获得新的生命，是歌德惯于使用的比喻。在变化多端的战争年代，我经常感到有抛弃旧我迎来新我的迫切需求，所以我每逢读到歌德反映蜕变论思想的作品，无论是名篇巨著或是短小的诗句，都颇有同感。
歌德在1797年写的《自述》一开始就说：“永远努力的、向内又向外不断活动着的、诗的修养冲动形成他生存的中心与基础。”歌德在他的一生中努力向外发展，担任行政工作，观察自然界的万象，与同时代的人有广泛的交往，但也经常感到有断念于外界事物、返回内心世界的需要。从外界他吸收营养，积累经验，随即在内心里把营养和经验化为己有。歌德常把生物的呼与吸看作向外与向内的必然规律，在一呼一吸之间“生命是这样奇异地混合”。向外追求与反求诸己，这两种力量互相轮替、互相影响，日益提高和加深了歌德的思想感情。《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第二篇第九章里有这样一段话：“思与行，行与思，这是一切智慧的总合。从来就被承认，从来就被练习，并不被每个人所领悟。二者必须像呼与吸那样在生活里永远继续着往复活动；正如问与答二者不能缺一。谁若把人的理智神秘地在每个初生者的耳边所说的话作成法则，即验行于思、验思于行，这人就不能迷惑，若是他迷惑了，他就会不久又找得到正路。”这段话说得多么深刻，多么亲切，对我这个怯于行又懒于思的人是一个有力的鞭策，它成为我最宝贵的一条格言。
以上是我当时读歌德自认为获益较多的几点。但是我在那短序里只说是“接触到”，换句话也可以说是“涉及”，对于这几点里的任何一点我都没有写过专题的论述。此外，序文里说，“最感缺陷的”是谈到这个，没有谈到那个，这固然是一个缺陷，但收在《歌德论述》里的文章还有更大的缺陷，是我那时不曾感到的。那时我从歌德的作品里领悟到一些生活的智慧，钦佩他对于人生与自然有透彻的观察和理解，写出那么多优秀的诗和伟大的著作，认为他是一个无可訾议的“人”，而没有把他看作与他的时代不可分割的“社会的人”。这个更大的缺陷也就是我前边说过的，文章里接触到的几点是重要的，“但是还有更重要的方面没有接触到”。
二 读了恩格斯的分析以后
1948年，我读到恩格斯批评格吕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文，批评的目标主要是针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但其中有一段对歌德做了精辟的分析。恩格斯说：“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法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说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恩格斯不把歌德看作抽象的“人”，而是根据歌德的作品与为人对歌德进行具体分析，并指出像歌德那样伟大的人物也摆脱不了德国社会对他的影响和局限。我读了恩格斯这段话后，反复思索，过去我虽然从歌德那里得到不少教益，但对于歌德之所以为歌德还是知之甚微的。这正如从一棵树上摘下来几个果实，品尝了果实的滋味，可是那棵树的性质如何，根植于什么样的土壤，都不曾过问，因此也就难以知道这棵树是怎样一棵树。恩格斯的文章给我以启示，我想起鲁迅在《“题未定”草（六）》里提到的“知人论世”，想起《孟子·万章下》所说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我起始用心去了解歌德所处的时代和他与社会的关系。
歌德的时代是政治上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主要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震动了整个欧洲；歌德的时代是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时代，发明与发现不断地新人耳目；歌德的时代是德国政治与经济比较落后而文学与哲学空前繁荣的时代。在这宏观的局面里看歌德，比孤立地读歌德的作品就艰巨得多了。1950年1月29日，我在北京大学哲学讨论会上做过一次报告，试图从歌德时代的政治背景、哲学思潮、科学成就几方面来探索歌德的思想渊源，同时深感自己关于历史、哲学、自然科学的知识都很贫乏，这个报告过于冒险了。后来几次想以这报告的草稿为基础写一篇比较充实的论文，但是限于学力，没有能够写出来。
1949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相继成立，适逢歌德诞生200周年，德国东西两方都举行广泛的纪念活动，我很想就此了解一下战后的德国人民怎样评价歌德。那时我国和联邦德国没有交往，我只能从民主德国得到一些信息。民主德国在一般性的纪念文章里充分肯定歌德，强调歌德的进步性。为了说明歌德对法国革命的意义有所认识，他们常引用歌德于1792年随同普奥联军出征法国，在瓦尔密附近看到联军被法国革命军击败时说过的一句话：“今天从这里开始了世界史的一个新时期，你们可以说，你们经历过了！”为了说明歌德对人类抱有远大的理想，他们引用浮士德临终前的壮语：“我愿意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人民。”为了说明歌德是古典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引用爱克曼记录的歌德的谈话：“我把古典的叫作健康的，把浪漫的叫作病态的。”
德国人民从法西斯暴政下解放出来不久，为了医治民族的创伤，增强建设美好的将来的信心，从本国历史上对人类有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中汲取力量，用他们进步性、积极性的言行鼓舞和教育人民，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新中国从数十年革命流血的斗争中诞生，人们由于对旧社会罪恶与帝国主义侵略的憎恨，连带着有轻视祖国和外国文化遗产的倾向。为了纠正这个偏向，学校里、社会上进行过批判地继承中外文化遗产的教育。50年代前期，我在学校里讲课讲到歌德时，基本上接受了民主德国对歌德的评价。但是我一次一次重复地讲下去，渐渐发生疑问。首先我认为只强调歌德的积极方面，不谈他的消极方面，这不符合恩格斯精辟的分析。就以那几句常被引用的歌德的言辞而论，也不是没有问题。浮士德双目失明，听一片挖掘土地的声音，以为人们都在听从他的意愿填海开拓疆土，说出他最后的一段独白。从这独白中寻章摘句，的确会使人想到人类的远景，甚至可以想到共产主义。浮士德说完了这段话，便倒下死去了，他所听到的挖土的声音却是死灵们在给他挖掘坟墓。这是一个大悲剧。最后歌德只得借助于天主教传统的幻境用象征的方法表示浮士德的“解脱”。至于歌德说，浪漫的是病态的，主要是针对当时德国一部分浪漫派作家，他们缅怀中古，写些违背常情的妖魔故事，却不能说浪漫主义都是病态的。实际上歌德很大一部分的戏剧和小说，浪漫主义成分更多于古典主义或现实主义。歌德晚年写过这样的诗句：“我们也许是太古典了，如今要读较为现代的东西。”而且他对英国和法国浪漫派的代表人物如拜伦、司各特、青年雨果等都是称赞的。至于“开始了世界史的一个新时期”的那句话更不足以说明歌德对法国革命有多少理解，因为这句话始见于歌德在将及30年后才撰写的《出征法国记》，而歌德在法国革命爆发后几年内写过有一定数量的诗、戏剧和小说，都是对革命进行嘲讽和攻击。
三 歌德与法国革命
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在欧洲各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德国知识界大部分的思想家和诗人最初都感到振奋，对法国革命表示同情。这场革命延续了5年，中间经过三次巴黎人民起义，德国人的反应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也在起着变化，直到1793年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那些曾经同情革命的思想家和诗人吓得退缩下来，除个别人外，他们都从颂扬转为不满，以至于否定。歌德则从来没有给法国革命唱过赞歌。他在组诗《威尼斯铭语》和《四季》、剧本《市民将军》和《激动的人们》、“框形小说”《德国流亡者的闲话》里有不少地方嘲讽和反对革命。1792年普奥联军出征法国，本来企图扼杀法国革命，不料被法国革命的志愿军打得大败，致使歌德说出“开始了世界史一个新时期”的“预言”。法国革命的军队击败了外国干涉，乘胜前进，占领了德国的法兰克福和麦因茨。麦因茨的进步人士欢迎法军，建立了德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共和国。1793年歌德又随军围攻麦因茨。麦因茨被攻克了，歌德走进麦因茨，目睹城内紊乱情况，他说：“这又是我的本性，我宁愿不公正，也不愿忍受无秩序。”歌德的《出征法国记》于1822年出版，后边附录《围攻麦因茨》，这两部分组成一部著作，可是在瓦尔密战败后的“预言”和在麦因茨对无秩序的诅咒在同一书里出现，是多么大的一个矛盾。后人强调歌德的进步性，常引用前者，指责他的保守性，则引用后者，各取所需。若是把这两句话放在天平上称一称，前者的分量就显得太轻了，因为歌德在法国革命后经常表示他厌烦无秩序、怕紊乱、反对群众运动的意见。组诗《四季》里有一首两行诗：“法国人在混乱的日子里，像当年路德派驱散了宁静的教养。”宗教改革者路德曾批评过他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埃拉斯姆斯·封·鹿特丹：“他爱平静甚于爱十字架”（路德所说的“十字架”指的是保卫教义、真理的斗争），这个批评也适用于歌德。歌德在后人为他收辑的《格言与感想》里有比那两行诗更为露骨的一条：“让不公正存在，比用不公正的方式消除不公正要好些。”从这里可以看出，歌德只把革命理解为“以暴易暴”，却不懂得革命“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歌德反对群众运动，最明显的是《威尼斯铭语》里的第五十三首：“法国悲惨的命运，大人物要加以考虑，但是说真的，小人物应考虑得更多。大人物沦亡了，可是谁保护过群众，去抵制群众？那时群众是群众的暴君。”在歌德的心目中，群众是更大的“暴君”，是混乱的制造者，他宁愿在一个暴君的统治下保持眼前的“秩序”，不能设想通过一时的“混乱”会产生新的社会秩序。
歌德的这些“不公正”的言论大都发表在18世纪90年代，是对于法国革命的直接反应，是他的“由衷之言”。至于他在30年后追述的瓦尔密战役失败后说的那句“预言”（如果他当真说过），也不过是一时的感触，很难说明他对革命中的法国有什么理解。
歌德写过一部未完成的“政治剧”《激动的人们》，通过剧中的一个伯爵夫人表达了开明贵族的改良主义思想。那伯爵夫人曾侨居巴黎，从革命中得到“教训”，认为下层阶级起来革命，是大人物们倒行逆施的后果。她决心此后再也不干不公平的事了。1824年1月4日，歌德向爱克曼谈到这个剧本，他并没有改变他通过伯爵夫人所表示的意见。随后他又谈起他反对法国革命的原因。他说：“这是真的，我不能是法国革命的朋友，因为它的恐怖行动距我太近，每日每时都激起我的愤慨，而它有益的后果当时还看不出来。此外，我也不能等闲视之，有人企图人为地把那些在法国出于十分必要而发生的场面照样搬到德国来。”这段话比较实事求是，不像他前世纪90年代的言论那样偏激。前句说出他当年反对革命的实情，而且承认，他没有看出来，革命产生了有益的后果。后一句也是有见解的，因为那时德国不可能进行法国式的革命，实际上也曾有人企图在德国按照法国的榜样掀起革命，但是都失败了。
中国人民在推翻压在身上三座大山长期而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用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衡量人的政治品质，是必要的、合理的。但我们不能把歌德在18世纪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态度如何，像我们在20世纪以是否赞成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为标准那样，来评定他是进步的或反动的。德国自从16世纪农民战争遭受失败，17世纪又经过30年战争的浩劫，分裂为许多封建小邦，各自为政，有时还与外国联合互相争夺，所谓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久已名存实亡，最后于1806年在拿破仑进军的铁蹄下名义上也宣告结束了。从16世纪到18世纪，德国人民在长期分裂的情况下很难形成整体的民族意识。一般的市民满足于在个人狭窄的范围内过着有限的平静生活，他们不问政治，不关心外界事物，只求不要有外来的事物干扰他们。席勒《阴谋与爱情》里的音乐师弥勒正是这类市民的一个典型人物。拿破仑战争期间，歌德于1807年7月27日深有感触地写信给采尔特说：“在这政治变动之际，我们感到遗憾的，也许是主要的，是德国，尤其是北德，仍然保持着旧日的状态，让各个人尽其可能地自我修养，容许每个人随心所欲，按照他的方式自行其是，可是全体从不曾对政治变动表示过特别的关心。”德国历史给德国人民造成的这种缺陷，歌德在这时是深有感受的。
但是德国思想界和文艺界有少数的杰出人物，他们博学多能，从他们狭隘的环境里放眼世界，汲取古代的文化精华和同时代的哲学与科学的新成就，融会贯通，不只给德语国家而且给全人类做出贡献。他们自称或被称为“世界公民”。其中最突出的是17与18世纪之间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和18与19世纪之间的诗人歌德。
歌德为了维护身边的和平秩序，乍一听到法国革命的消息，的确有邻家失火、唯恐烧到自家门口的心理，怕他的平静生活遭受破坏。他视秩序如生命，对群众运动有本能的憎恶。为了防止革命发生，他只希望大人物们少干些不公正的事，以免激起人民的愤怒。歌德在《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里写的开明贵族罗塔里欧减轻农民的痛苦，其目的是使农民更好地为他耕种，这和《激动的人们》里伯爵夫人的想法是相同的。歌德对待法国革命，也是以德国一般市民的眼光看热火朝天的革命现实。歌德在给采尔特的信里对德国人所引以为憾的，歌德本人也并不例外。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德国的鄙俗气战胜了歌德。
可是歌德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作为《浮士德》的作者，他就是另一个样子了。他气势磅礴，包罗万象，好像咀嚼了全世界文化的英华，敢于向与莱布尼茨同时代的科学泰斗牛顿挑战（虽然他的颜色学理论是错误的），钦佩富于反抗精神的拜伦：自认为从英国剧作家兼诗人莎士比亚、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瑞典的自然科学家林奈得到无限的教益； 他旅行瑞士和意大利，称赞新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神游于波斯、阿拉伯的原野，对远方的中国也有一定的理解。他永无厌倦地在精神世界里翱翔，创作出许多名篇巨著，这功绩在人类历史上是不能泯灭的。但有一点必须指出，他的这些奋斗和努力并不影响他的平静而有秩序的生活，也无伤于他周围带有鄙俗气的环境。他在魏玛公国担任各种行政工作，小心谨慎，在王公大人面前毕恭毕敬，正如梅林所说：“歌德作为魏玛的大臣所做的一切和能够做的一切，每一个平平庸庸的普鲁士地方行政长官都在做，他们既不要求当代也不要求后世给他们以桂冠。” 歌德在精神世界里所想的、所创造的是那样博大，而在现实生活里又显得那样渺小，歌德虽然说思与行同样重要，向内与向外也等量齐观，实际上则思多于行，向内多于向外，二者相比，有很大的悬殊。这个悬殊不能由歌德本人负责，主要是如前所述的德国实际情况造成的。
四 歌德与自然科学
但是歌德通过行政工作这个狭窄的门口，出人意料地走入了另一个广阔的领域，这却不是任何一个平庸的普鲁士官吏能够做到的。这广阔的领域是自然界。歌德在狂飙突进的青年时期，曾以极大的热情歌颂自然，1775年到了魏玛后，由于生活和工作的需要，逐渐克服了奔放的热情，对自然也由歌颂转为冷静的观察。因而对自然科学产生极大的兴趣。为了整顿荒废已久的伊尔梅奥矿区，他和矿工们一起深入矿井，探索地质与矿石的奥秘；他陪同魏玛公爵到山林里狩猎，在休息时间倾听林业官员和猎夫们谈讲树木的种类与禽兽的习性；从公爵花园的园丁口中听到培养花木的技术；当时魏玛唯一的一个药剂师给他许多药用植物和化学的知识。人们说，歌德初到魏玛的10年内在创作方面是歉收的，除了一些优秀的诗篇外，在这以前已有初稿或计划中的剧本如《浮士德》《哀格蒙特》都没有继续写下去，这时期内开始的作品如《维廉·麦斯特》《伊斐格妮》等，有的只是半成品，有的有待于重新改写，这情况固然与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和应付魏玛宫廷浮嚣的生活有关，可是对于自然界的观察与研究，也占去歌德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歌德到魏玛不久，就认识了比他年长七岁的石泰因夫人，两人结下亲密无间的友谊。歌德这时期的生活和工作、快乐和痛苦，以及内心的矛盾，无一不向她倾诉。从1776年1月到1786年9月去意大利旅行，歌德给石泰因夫人的信保存下来的就有1600多件，可以看作歌德的自白，是研究歌德这时期生活与思想的重要资料。这些信里有许多地方谈到他与自然界万物的交往。1778年9月24日他写信说：“石头和植物把我跟人联系在一起了。”1786年7月9日的信里说：“我短暂的生涯内若是有时间的话，我就敢于扩展到自然界的一切领域，即整个的领域。”他还告诉石泰因夫人，他在伊尔梅奥怎样在寂寞中潜心研读林奈的《植物学哲理》 。在22年后，歌德发表《我的植物学研究的历史》，还着重提到他从林奈的《植物学哲理》里获得条理分明的知识和对于广大的植物界的概览。1784年3月27日，歌德发现人的颚间骨，对解剖学做出贡献，他立即写信给石泰因夫人和赫尔德，那种喜出望外的兴奋心情，无异于一个作家克服许多困难完成了一部杰作。
歌德对于自然科学有深厚的感情，从初到魏玛时期起，没有停止过对于自然的观察与研究，而且关心自然科学界发生的问题。他随军出征法国，身边带的不是军事学或军用地图，却是一部《物理学辞典》和他关于颜色学的札记。他写一部一家夫妇男主人与女客人、女主人与男客人交错发生爱情的小说，用化学元素的亲和力来解释，不仅把这小说命名为《亲和力》，而且在小说第一部第四章里让主客三人畅谈亲和力的原理。当时德国地质学界水成论者与火成论者开展过激烈的争论，歌德倾向水成论学说，这在《浮士德》第二部和《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里都有所反映。歌德致力于颜色学研究，1827年2月1日他向爱克曼说：“我也绝不后悔，尽管我在这里边投进了半生的精力。否则我也许多写出六部悲剧，不过如此而已，在我以后会有足够的人去写剧本。”最能说明歌德是多么关心科学而忽视政治的，是经过爱克曼整理的魏玛宫廷教师梭勒（Soret）在1830年8月2日的一段记载。法国七月革命的消息传到魏玛，引起很大的激动。歌德一见到梭勒，就非常兴奋地说：“这个伟大的事件你怎样想？……”梭勒自然以为这个伟大的事件是七月革命，殊不知歌德指的是法国科学院正在进行的两个生物学家居维叶（Guvier）与若夫罗阿·德·圣提勒尔（Geoffroy de Saint-Hilaire）关于脊椎动物是有四个原型还是只有一个原型的争辩，在革命的七月，巴黎仍然有许多人踊跃参加，歌德认为有重大的意义。
歌德关心和研究自然科学，与科学家有广泛的交往，他撰写有关自然界各领域的文章，晚年编纂不定期刊物《形态学手册》和《自然科学手册》。远在1781年他就曾计划写一部以地质学为基础的《宇宙传奇》，据说《花岗石》（1784年）一文就是为《宇宙传奇》写出的一个片段。在18世纪90年代，歌德考虑过诗与自然科学能否相结合的问题，他在这时期写的《植物的蜕变》一诗是最早的、成功的尝试。 1827年歌德手定自己的文集，把表达他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形成的世界观的诗辑成一组，总标题为《神与世界》，可以被称为自然科学的诗。
歌德始终不渝地观察自然，钻研自然科学，但他究竟不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科学专家，他的许多观点和概念，不管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大都是从体验中得来的，而自然科学本身，在歌德时代，尤其是进入19世纪以来，日新月异，有很大的发展，歌德面对自然科学发展的情况，他在《格言与感想》里有这样一段话：“当我观察这最新时代的自然科学对事物的阐明和自身的发展，我觉得我像是一个漫游者，在黎明时向着东方走去，快乐而急躁地注视逐渐接近的明亮，以渴望的心情期待着普照一切的光的来临，但是光真正出现时，我必须把目光转开，因为我的眼睛担当不了我如此迫切地愿望着与希望着的光芒。”歌德在19世纪20年代的书信和谈话里一再重复这个比喻，我们从这里可以进一步了解歌德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歌德自从40多年以前起始对自然科学发生浓厚的兴趣以来，自然科学各门类并驾齐驱，有出乎意料的迅速发展，使他感到惊讶。而歌德的兴趣又过于广泛，各科学门类他几乎没有不接触到的，有的还进行过深入的钻研，如今科学专家们各自在他们的本门内不断做出重要的发明与发现，一向兴趣广泛、知识力求渊博的歌德对此有应接不暇之感。他看着这情景有如刺眼的光芒，因此“把目光转开”了。正如歌德在生活里有许多事不得不放弃或断念一样，他对于自然科学也不得不有所限制。1827年2月1日，他向爱克曼说：“我从前研究植物学，走的是实际经验的道路，如今我真正知道，这门学问在种类的形成上牵涉的问题太广了，致使我没有勇气去掌握它。这就迫使我在自己的道路上钻研事物，寻求适用于一切植物而无所不通的普遍规律，于是我发现了蜕变论。深入钻研植物学的个别部门，这不是我走的道路，这我要交付给比我更高明的内行的人们去做。我的职责仅只是把个别的现象归纳为普遍的规律。”歌德的这些自白都足以说明，他不是自然科学的专家，而更接近于自然哲学的思想家。从个别现象找出普遍规律，又用普遍规律解释个别现象，特殊显示出一般，一般概括特殊，二者互相依赖，这是歌德在许多地方经常谈到的一个中心思想。歌德晚年写的大量简短的格言诗中有如下的两首：一首是
你若要为全体而欢喜，
就必须在最小处见到全体。
另一首是
你若要迈入无限，
就只在有限中走向各方面。
说的都是特殊与一般相互依赖的道理。
实际上远在1786年他写信给石泰因夫人说他要研究自然界一切领域时，他就在寻求适用于各领域的普遍规律，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设想的（也可以说是发现的）原始植物与蜕变发展的理论。歌德在1786年9月3日开始了为期一年零九个月的意大利旅行。9月27日他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巴都阿的植物园里，散步于异乡的花草树木中间，一边观看，一边思考，他的思路十分活跃，认为一切植物也许是从一个原始植物发展出来的。此后他在意大利的旅途中，在观赏古典艺术、完成他在魏玛10年没有完成的剧本的同时，脑里经常考虑着他的这个“植物学的设想”。最后于1787年4月14日，他在意大利南端西西里岛巴勒摩城一座公开的别墅花园里，观察许多在北方难以看到的更为新奇的花木，互相比较，总是相同多于相异，尽管姿态万千，总有一个原始植物的遗迹存在，他认为他的设想没有错，他认识到“一切植物各部分根本一致的原则”。他于5月17日从纳坡里、6月8日从罗马用几乎同样的文句先后写信给赫尔德与石泰因夫人，信里表达的兴奋心情超过发现颚间骨时的欢悦。信里说：“我必须告诉你，我接近于植物产生与组成的秘密，这是我能以想到的最单纯的道理。……根源所在的要点我已确切无疑地找到了，其余的一切我也已经完全看到，只是还有几点必须更确定一下。原始植物成为世界上最奇异的生物，自然界本身也要为此而嫉妒我。”一切植物都是从原始植物蜕变出来的原理，此后歌德经常谈到，甚至有时把它看作像数学的定理那样，用它来观察和解释生物界的一切现象，包括人在内。
1794年7月，歌德与席勒初次订交时，席勒向歌德说原始植物与蜕变论不是经验，是一个概念。歌德不以为然，但是他说：“我觉得这可能很有趣，有些概念我并没有意识到，可是我甚至能用眼睛看见它们。”这句话的含义可以这样解释，蜕变论纵使是概念，也是用眼睛看出来的，即从经验得来的，并不是空洞的幻想。但是原始植物究竟是一种设想，这设想有一定的正确性。那就是万物都在变化，都是从发展中形成。发展的学说在18世纪后半期像是一道闪电划开过去生物学界认为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迷雾。在法国比歌德较早的布丰（Buffon）和与歌德同时的拉马克都提倡物种转化或进化的学说，瑞典的林奈本来认为物种是永恒不变的，他晚年也改变了他的主张。歌德的原始植物和蜕变论的设想，是与当时生物学的进步思想相呼应的。他有一些与此相关的言论被看作达尔文进化论的先驱。
蜕变论是歌德世界观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他不仅用以观察自然界的种种现象，也用它看待人与社会。他的两部巨著《浮士德》与《维廉·麦斯特》的主人公都是在不断的蜕变中成长和发展的，歌德本人也感到自己在变化，在他的作品里常常提到停滞或僵化就等于死亡。但是歌德的蜕变论认为一切都是逐渐演化，没有突变，所以他的作品，除了青年时期个别的诗歌与戏剧外，没有革命者的形象。浮士德奋斗一生，后来不过是帮助皇帝平定了叛乱，分得一块封地，把改造自然看作最终的事业，丝毫不涉及社会制度的改革。歌德在《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里描绘了他的理想社会，教育人人都要有一技之长，称赞手工业，重视劳动，提倡集体精神，“每个人要处处为己为人都有用处”，所以麦斯特后来成为外科医生。至于那理想的社会怎样才能实现，是不清楚的。浮士德通过内心里两个灵魂的冲突、肯定精神与否定精神的斗争完成了他的“蜕变”，维廉·麦斯特也只是由于个人向上的要求与少数善良的人的帮助而获得生活的意义，他们的成长和变化都好像与社会制度要不要改变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我并不是责怪《浮士德》和《维廉·麦斯特》缺乏更为积极的革命精神，这两部名著在世界文学里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这里我只是要指出，歌德相信演变不承认有突变的蜕变论思想是怎样影响了他的创作。
更为显著的，是歌德用蜕变论的观点看待革命。歌德在1825年4月27日向爱克曼说：“你知道，我多么为每个使我们看到一些将来远景的改善而高兴。但是我已说过，每个暴力的、冒进的行动在我的心里都引起反感，因为这是不符合自然的。”他随即说，他是植物的朋友，他最喜爱玫瑰花，但他决不能在这4月底就叫它开花，这时只要看见它长出嫩叶，就满足了。诚然，歌德是植物的朋友，他在与植物的“交往”中产生蜕变论思想，在当时生物学界是进步的；他一向视秩序如生命，他在生物发展一定的历史阶段内（不是从太古代以来全部的发展史）只看出逐渐的演变，想不到有什么突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把他蜕变论中没有突变的看法运用在人世上，就与事实相违背了。“人间正道是沧桑”，人类有史以来，社会制度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起过几次根本性的变化，这几次根本性的变化大都是通过革命促成的。总之，歌德的蜕变论在说明万物都不断变化、停滞与僵化无异于死亡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可是不承认有突变的蜕变论成为歌德世界观中重要的成分，他用以观察社会，从而反对革命行动，则产生消极的作用。
五 作为序文更应该说的几句话
写了这么多，不像是一本书的序文了，但是为了首先要向读者谈一谈我过去和近年来对歌德的认识，还是把它当作序文印在卷首。既然当作序文，就应该说几句序文里更应该说的话。上卷里文章写作时的情况以及其中的缺陷，我已经在“序文”的前一部分做了说明。那些文章现在读起来，觉得有些陈旧了，因袭成说，缺乏创见，也是实情，但回想当年，写作的态度还是比较认真的，也下过一点功夫的。除《〈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文译本序言》一文做了较多的修改外，其他的文章只在个别字句上略有改动。下卷的文章是我根据近几年来对于歌德进一步的认识写成的。粉碎“四人帮”后，我有机会读到几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60年代以来关于歌德的著作，其中的论点有我同意的，有不能同意的，但对我都有所启发。尤其是特隆茨（E.Trunz）主编的汉堡版《歌德文集》有丰富的资料、详细的注解和索引，给我的帮助很大。这与40年代战争时期相比，条件优越得多了。可是下卷里的文章虽然略有自己的见解，却总觉得不深不透，关于歌德要说而没有说出的话还很多，由于年龄和其他事务的限制，连“俟诸异日”这句话也不敢说了。这篇充作序言的长文，前边一小部分主要谈的是上卷，后边一大部分或多或少地说了些“要说而没有说出的话”。
本书上下两卷，由于写作的时期不同，作者的观点也有改变，矛盾之处在所难免；但论述的对象离不开歌德的思想和他的作品，文章里也有重复的地方。矛盾之处不应删改，重复的地方也就任其存在了。
像是上卷附录《画家都勒》那样，我在下卷附录了一篇关于歌德与音乐家贝多芬关系的文章。前者写得比较严肃，后者则是一篇随笔，而且提到歌德的一些缺点。本序文标题为“回顾、说明与补充”，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补充上下卷文章里没有说到或说得不够的地方，那么，这随笔可以看作补充序文里没有说到或说得不够的地方了。
最后，我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赵南荣同志，若没有他几年来热心的敦促，这本书是编不出来的。
1985年4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