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
北平文物整理的工作近来颇受社会注意，尤其因为在经济凋敝的景况下，毁誉的论说，各有所见。关于这工作之意义和牵涉到的问题，也许有略加申述之必要，使社会人士对于这工作之有无必要，更有真切的认识。
北平市之整个建筑部署，无论由都市计划、历史、或艺术的观点上看，都是世界上罕见的瑰宝，这早经一般人承认。至于北平全城的体形秩序的概念与创造——所谓形制气魄——实在都是艺术的大手笔，也灿烂而具体的放在我们面前。但更要注意的是：虽然北平是现存世界上中古大都市之“孤本”，它却不仅是历史或艺术的“遗迹”，它同时也还是今日仍然活着的一个大都市，它尚有一个活着的都市问题需要继续不断的解决。
今日之北平仍有庞大数目的市民在里面经常生活着，所以北平市仍是这许多市民每日生活的体形环境，它仍在执行着一个活的城市的任务，无论该市——乃至全国——近来经济状况如何凋落，它仍须继续地给予市民正常的居住、交通、工作、娱乐及体息上的种种便利，也就是说它要适应市民日常生活环境所需要的精神或物质的条件，同其他没有文物古迹的都市并无多大分别。所以全市的市容、道路、公园、公共建筑、商店、住宅、公用事业、卫生设备等种种方面，都必如其他每城每市那样有许多机构不断地负责修整与管理，是理之当然。所不同的是北平市内年代久远而有纪念性的建筑物多，而分布在城区各处显著地位者尤多。建筑物受自然的侵蚀倾圮毁坏的趋势一经开端便无限制地进展，绝无止境。就是坍塌之后，拆除残骸清理废址，亦须有管理的机构及相当的经费。故此北平在市政方面比一个通常都市却多了一重责任。
我们假设把北平文物建筑视作废而无用的古迹，从今不再整理，听其自然，则二三十年后，所有的宫殿坛庙牌坊等等都成了断瓦颓垣，如同邦卑（Pompeii）故城[1]（那是绝对可能的）。试问那时，即不顾全国爱好文物人士的浩叹惋惜，其对于尚居住在北平的全市市民物质与精神上的影响将若何？其不方便与不健全自不待言。在那样颓败倾圮的环境中生活着，到处破廊倒壁，触目伤心，必将给市民愤慨与难堪。一两位文学天才也许可以因此做出近代的《连昌宫词》[2]，但对于大多数正常的市民必是不愉快的刺激及实际的压迫。这现象是每一个健全的公民的责任心所不许的。
论都市计划的价值，北平城原有（亦即现存）的平面配置与立体组织，在当时建立帝都的条件下，是非常完美的体形秩序。就是从现代的都市计划理论分析，如容纳车马主流的交通干道（大街）与次要道路（分达住宅的胡同）之明显而合理的划分，公园（御苑坛庙）分布之适当，都是现代许多大都市所努力而未能达到的。美国都市计划权威Henry S. Churchill[3]在他的近著《都市就是人民）（The city is the people）里，由现代的观点分析北平，赞扬备至。
北平的整个形制既是世界上可贵的孤例，而同时又是艺术的杰作，城内外许多建筑物却又各个的是在历史上、建筑史上、艺术史上的至宝。整个的故宫不必说，其他许多各个的文物建筑大多数是富有历史意义的艺术品。它们综合起来是一个庞大的“历史艺术陈列馆”。历史的文物对于人民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影响，最能触发人们对民族对人类的自信心。无论世界何处，人们无不以游览古迹参观古代艺术为快事，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这几天北平游春的青年们莫不到郊外园苑或较近的天坛、三殿、太庙、北海等处。他们除了上意识的感到天朗气清聚游之乐外，潜意识里还得到我们这些过去文物规制所遗留下美善形体所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启发及自信的坚定。）无论如何，我们除非否认艺术，否认历史，或否认北平文物在艺术上历史上的价值，则它们必须得到我们的爱护与保存是无可疑问的。
在民国二十三年前后，北平当时市政当局有见于此，并得到北平学术界的赞助与合作，于二十四年成立了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直隶行政院，会辖的执行机关为文整会实施事务处[4]，由市长工务局长分别兼任正副处长；在技术方面，委托一位对于中国建筑——尤其是明清两代法式——学识渊深的建筑师杨廷宝先生负责，同时委托中国营造学社朱桂辛先生及几位专家做顾问，副处长先后为汪申、谭炳训两先生，他们并以工务局的经常工作与文整工作相配合。自成立以至抗战开始，曾将历史艺术价值最高而最急待整理的建筑加以修葺。每项工程，在经委员会决定整理之后，都由建筑师会同顾问先作实测调查，然后设计，又复详细审核，方付实施。杨先生在两年多的期间，日间跋涉工地，攀梁上瓦，夜间埋头书案，夜以继日的工作，连星期日都不休息，备极辛劳，为文整工作立下极好的基础和传统精神。修葺的原则最着重的在结构之加强；但当时工作伊始，因市民对于文整工作有等着看“金碧辉煌，焕然一新”的传统式期待；而且油漆的基本功用本来就是木料之保护，所以当时修葺的建筑，在这双重需要之下，大多数施以油漆彩画。至抗战开始时，完成了主要单位有天坛全部，孔庙，辟雍，智化寺，大高玄殿角楼牌楼，正阳门五牌楼，紫禁城角楼，东西四牌楼，若干处城楼箭楼，东南角楼，真觉寺（五塔寺）金刚宝座塔，玉泉山玉峰塔等等数十单位。当时尚有其他机关团体使用文物建筑，如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中南海及北海公园，对于文物负有保护之责，在当时比较宽裕的经济状况下，也曾修缮了许多建筑物。其中贤明的主管长官，大多在技术上请求文整会或专家的协助。
北平沦陷期间，连伪组织都知道这工作的重要性，不敢停止，由伪建设总署继续做了些小规模的整理，未尝间断。
复员以后，伪建设总署工作曾由工务局暂时继续，但不久战前的一部分委员及技术人员逐渐归来，故又重新成立，并改称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仍隶行政院，执行机构则改称工程处，正副处长仍由市长及工务局长分别兼任。委员会决定文物整理之选择及预算。实施方面，谭先生仍回任副处长，虽然杨先生已离开，因为技术人员大多已是训练多年驾轻就熟的专才，所以完全由工程处负责；而每项工程计划，则由委员中对于中国建筑有专门研究者予以最后审核。
复员以后的工作，除却在工务局暂行负责的短期间油饰了天安门及东西三座门外，都是抽梁换柱，修整构架，揭瓦检漏一类的工作，做完了在外面看不见的。有人批评油饰是粉饰太平，老实说，在那唯一的一次中，当时他们的确有“粉饰胜利”的作用。刚在抗战胜利大家复员的兴奋情绪下，这一次的粉饰也是情有可原的。
朱自清先生最近在《文物·旧书·毛笔》一文里提到北平文物整理。对于古建筑的修葺，他虽“赞成保存古物”，而认为“若分别轻重”，则“这种是该缓办的”，他没有“抢救的意思”。他又说“保存只是保存而止，让这些东西像化石一样”。朱先生所谓保存它们到“像化石一样”，不知是否说听其自然之意。果尔，则这种看法实在是只看见一方面的偏见，也可以说是对于建筑工程方面种种问题不大谅解的看法。
单就北平古建筑的目前情形来说，它就牵涉到一个严重问题。假使建筑物果能如朱先生所希望，变成化石，问题就简单了。可惜事与愿违。北平的文物建筑，若不加修缮，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可以达到破烂的程度。失修倾圮的迅速，不惟是中国建筑如此，在钢筋水泥发明以前的一切建筑物莫不如此，连全部石构的高矗式（Gothic）建筑也如此（也许比较可多延数十年）。因为屋顶——连钢筋洋灰上铺油毡的在内——经过相当时期莫不漏，屋顶一漏，梁架即开始腐朽，继续下去就坍塌，修房如治牙补衣，以早为妙，否则“涓涓不壅，将成江河”。在开始浸漏时即加修理，所费有限，愈拖延则工程愈大，费用愈繁。不惟如此，在开始腐朽以至坍塌的期间，还有一段相当长久的溃烂时期。溃烂到某阶段时，那些建筑将成为建筑条例中所谓“危险建筑物”，危害市民安全，既不堪重修，又不能听其存在，必须拆除。届时拆除的工作可能比现在局部的小修缮艰巨得多；费用可能增大若干倍。还不只如此，拆除之后，更有善后问题：大堆的碎砖烂瓦，朽梁腐柱，大多不堪再用（北平地下碎砖的蕴藏已经太多了），只是为北平市的清道夫和垃圾车增加了工作，所费人力物力又不知比现在修缮的费用增大多少（现在文整工作就遭遇了一部分这种令人不愉快而必须的拆除及清理废址的工作）。到那时北平市不惟丧失了无法挽回的美善的体形环境，丧失了无可代替的历史艺术文物，而且为市民或政府增加了本可避免的负担。北平文物整理与否的利害问题，单打这一下算盘，就很显然了。
现在正在修缮中的朝阳门箭楼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这楼于数年前曾经落雷，电流由东面南端第二“金柱”通过下地，把柱子烧毁了大半。现在东南角檐部已经倾斜，若不立即修理，眼看着瓦檐就要崩落，危害城门下出入的行人车马。若拆除，则不能仅拆除一部分，因为少了一根柱子，危害全建筑物的坚固，毁坏倾颓的程序必须继续增进。全部拆除，则又为事实所不允许。除了修葺，别无第二条可走的途径。文整的工作大都是属于这类性质的。
抗战以前，若干使用或保管文物建筑的机关团体，尚能将筹得的款修缮在他们保管下的建筑。如故宫博物院之修葺景山万春亭，古物陈列所之修葺文渊阁，北海公园中山公园之经常修葺园内建筑物等等，对于文物都尽了妥善保管与维护之责。
但这种各行其是的修葺，假使主管人对于所修建筑缺乏认识，或计划不当，可能损害文物。例如冯玉祥在开封，把城砖拆作他用，而在鼓楼屋顶上添了一个美国殖民地时代式（Colonial style）的教堂钟塔，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物，因而开封有了“城墙剥了皮，鼓楼添个把儿”的歌谣。又如北平禄米仓智化寺是明正统年间所建，现在还保存着原来精美的彩画，为明代彩画罕见的佳例。日寇以寺之一部分做了啤酒工厂。复员以后，接收的机关要继续在这古寺里酿制啤酒，若非文整会力争，这一处文物又将毁去。恭王府是清代王府中之最精最大最有来历者，现在归了辅仁大学，但因修改不当，已经面目全非，殊堪惋惜。又如不久以前胡适之先生等五人致李德邻[5]先生请饬保护爱惜文物的函中所提各单位，如延庆楼、春藕斋等，或失慎焚毁，或局部损坏。所举各例，都是极可惋惜的事实。反之如中央研究院及北平图书馆之先后借用北海镜清斋；松坡图书馆之借用北海快雪堂；清华大学之使用清华园水木清华殿（工字厅），以及玉泉山疗养院最近请得文整会的许可，将原有船坞改建为礼堂；乃至如几家饮食商人之借用北海漪澜堂、五龙亭等处，都能顾全原制，而使其适用于现代的需要。使用文物建筑与其保存本可兼收其利的。因此之故，必须特立机构，专司整理修缮以及使用保管之指导与监督。而且战前有力修葺自己保管下文物的机关团体，现在大多无力于此，因此文整工作较前尤为切要。例如北海快雪堂松坡图书馆屋顶浸漏，午门历史博物馆金柱腐蚀，故宫太和殿东角廊大梁折断，北海万佛楼大梁折断等等，各该机关团体都无力修葺，文整会是唯一能出这笔费用并能为解决工程技术的机构。这些处工程现在都正在动工或即将动工中。
清华大学有一个工程委员会，凡是校内建筑与工程方面的大事小事，自一座大楼以至一片玻璃，都由该会负责。教职员学生住用学校的房产，无能力对于房屋的修葺负责，也不该擅自改建其任何部分；一切必须经由工程委员会办理。文物整理委员会之于北平市，犹如工程委员会之于清华大学，是同样负责修缮切实审查工程不可少的机构。
还有一点：北平文物虽不能成为不朽的化石，但文整工作也不是为它们苟延残喘而已。木构建筑物的寿命，若保护得当，可能甚长。我亲自实地调查所知，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唐大中十一年建，至今已一千零九十一年；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辽统和二年建，已九百六十四年；山西榆次永寿寺雨华宫，宋大中祥符元年建，已九百四十年。此外宋辽金木构，我调查过的就有四十余处，元明木构更多。日本尚且有飞鸟时代（我隋朝）的京都法隆寺已一千三百三十余年。北平文物建筑中最古的木构，社稷坛享殿（中山公园中山堂），建于明永乐十九年，仅五百二十一岁（此外孔庙大成门外戟门可能部分的属于元代），若善于保护，我们可以把它再保留五百年。也许那时早已发明了绝对有效的木材防火防腐剂，这些文物就真可以同化石一样，不用再频加修缮了。到民国五百三十七年时，我们的子孙对于这些文物如何处置，可以听他们自便。在民国三十七年，我们除了整理保存，别无第二个办法。我们承袭了祖先留下这一笔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遗产，对于维护它的责任，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绝不能推诿的。
朱先生将文物、旧书、毛笔三者相提并论。毛笔与旧书本在本文题外，但朱先生既将它们并论，则我不能不提出它们不能并论的理由。毛笔是一种工具，为善事而利器，废止强迫学生用毛笔的规定我十分赞同。旧书是文字所寄的物体，主要的在文字而不在书籍的物体。不过毛笔书籍也有物体本身是一件艺术品或含有历史意义的，与普通毛笔旧书不同，理应有人保存。至于北平文物建筑，它们本身固然也是一种工具，但它们现时已是一种富有历史性而长期存在的艺术品。假使教育部规定“凡中小学学生做国文必须用毛笔；所有教科书必须用木板刻版，用毛边纸印刷，用线装订；所有学校建筑必须采用北平古殿宇形制”；我们才可以把文物、旧书、毛笔三者并论，那样才是朱先生所谓“正是一套”。否则三者是不能并论的。
至于朱先生所提“拨用巨款”的问题由上文的算盘上看来，已显然是极经济的。文整会除了不支薪津的各委员及正副处长外，工程处自技正秘书以至雇员，名额仅三十三人，实在是一个极小而工作效率颇高的机构，所费国币实在有限。朱先生的意思要等衣食足然后做这种不急之务。除了上文所讲不能拖延的理由外，这工作也还有一个理由。说起来可怜，中国自有史以来，恐怕从来没有达到过全国庶众都丰衣足食的理想境界。今日的中国的确正陷在一个衣食极端不足的时期，但是文整工作却正为这经济凋敝土木不兴的北平市里一部分贫困的工匠解决了他们的职业，亦即他们的衣食问题，同时也帮着北平维持一小部分的工商业。钱还是回到老百姓手里去的。若问“巨款”有多少？今年上半年度可得到五十亿，折合战前的购买力，不到二万元。我们若能每半年以这微小的“巨款”为市民保存下美善的体形环境，为国家为人类保存历史艺术的文物，为现在一部分市民解决衣食问题，为将来的市民免除了可能的惨淡的住在如邦卑故城之中，受到精神刺激和物质上的不便，免除了可能的一笔大开销和负担，实在是太便宜了。
许多国家对于文物建筑都有类似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的机构和工作。英国除政府外尚有民间的组织。日本文部省有专管国宝建筑物的部门，例如上文所提京都法隆寺，除去经常修缮外，且因寺在乡间，没有自来水，特拨巨款，在附近山上专建蓄水池，引管入寺，在全寺中装了自动消防设备。法国有美术部，是这种工作管理的最高机关。意大利也有美术部。苏联的克里姆林宫，以文物建筑作政府最高行政机构的所在，自不待说，其他许多中世纪以来的文物建筑，莫不在政府管理保护之下。每个民族每个国家莫不爱护自己的文物，因为文物不惟是人民体形环境之一部分，对于人民除给予通常美好的环境所能刺发的愉快感外，且更有触发民族自信心的精神能力。他们不惟爱护自己的文物，而且注意到别国的文物和活动。一九三六年伦敦的中国艺术展览会中，英美法苏德比瑞挪丹等国都贡献出多件他们所保存的中国精品。战时我们在成都发掘王建墓，连纳粹的柏林广播电台都作为重要的文化新闻予以报道。美军在欧洲作战时，每团以上都有“文物参谋”——都是艺术家和艺术史家，其中许多大学教授——协助指挥炮火，避免毁坏文物。意大利San Gimignano[6]之攻夺，一个小小山城里林立着十三座中世纪的钟楼，攻下之后，全城夷为平地，但是教堂无恙，十三座钟楼只毁了一座。法国Chartres[7]著名的高矗时代大教堂，在一个德军主要机场的边沿上，机场接受了几千吨炸弹，而教堂只受了一处——仅仅一处（！）——碎片伤。对于文物艺术之保护是连战时敌对的国际界限也隔绝不了的，何况我们自己的文物。我们对于北平文物整理之必然性实在不应再有所踌躇或怀疑！
三七、四、一三
（此文1948年由原“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以单行本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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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邦卑（Pompeii）故城，今译庞贝城。
[2]《连昌宫词》，唐代诗人元稹的七言古诗。
[3]Henry S. Churchill，美国近现代著名建筑师，城市规划理论家。
[4]文整会实施事务处：旧（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的执行机构。
[5]李德邻，即李宗仁。
[6]是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中部的一个保存中世纪建筑风格的千年小镇。今译圣吉米那诺。
[7]是法国一座古老的小城，其城中心的大教堂被列入世界遗产。
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人民中国的首都北京，是一个极年老的旧城，却又是一个极年轻的新城。北京曾经是封建帝王威风的中心，军阀和反动势力的堡垒，今天它却是初落成的，照耀全世界的民主灯塔。它曾经是没落到只能引起无限“思古幽情”的旧京，也曾经是忍受侵略者铁蹄践踏的沦陷城，现在它却是生气蓬勃地在迎接社会主义曙光中的新首都。它有丰富的政治历史意义，更要发展无限文化上的光辉。
构成整个北京的表面现象的是它的许多不同的建筑物，那显著而美丽的历史文物，艺术的表现；如北京雄劲的周围城墙，城门上嶙峋高大的城楼，围绕紫禁城的黄瓦红墙，御河的栏杆石桥，宫城上窈窕的角楼，宫廷内宏丽的宫殿，或是园苑中妩媚的廊庑亭榭，热闹的市心里牌楼店面，和那许多坛庙，塔寺，第宅，民居。它们是个别的建筑类型，也是个别的艺术杰作。每一类，每一座，都是过去劳动人民血汗创造的优美果实，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今天这些都回到人民自己手里，我们对它们宝贵万分是理之当然。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各种类型，各个或各组的建筑物的全部配合；它们与北京的全盘计划整个布局的关系；它们的位置和街道系统如何相辅相成；如何集中与分布；引直与对称；前后左右，高下起落，所组织起来的北京的全部部署的庄严秩序，怎样成为宏壮而又美丽的环境。北京是在全盘的处理上才完整地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在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这整个的体形环境增强了我们对于伟大的祖先的景仰，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对于祖国的热爱。北京对我们证明了我们的民族在适应自然，控制自然，改变自然的实践中有着多么光辉的成就。这样一个城市是一个举世无匹的杰作。
我们承继了这份宝贵的遗产，的确要仔细地了解它——它的发展的历史、过去的任务，同今天的价值。不但对于北京个别的文物，我们要加深认识，且要对这个部署的体系提高理解，在将来的建设发展中，我们才能保护固有的精华，才不至于使北京受到不可补偿的损失。并且也只有深入的认识和热爱北京独立的和谐的整体格调，才能掌握它原有的精神来作更辉煌的发展，为今天和明天服务。
北京城的特点是热爱北京的人们都大略知道的。我们就按着这些特点分述如下。
我们的祖先选择了这个地址
北京在位置上是一个杰出的选择。它在华北平原的最北头，处于两条约略平行的河流的中间，它的西面和北面是一弧线的山脉围抱着，东面南面则展开向着大平原。它为什么坐落在这个地点是有充足的地理条件的。选择这地址的本身就是我们祖先同自然斗争的生活所得到的智慧。
北京的高度约为海拔五十公尺，地质学家所研究的资料告诉我们，在它的东南面比它低下的地区，四五千年前还都是低洼的湖沼地带。所以历史家可以推测，由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心的“中原”向北发展，势必沿着太行山麓这条五十公尺等高线的地带走。因为这一条路要跨渡许多河流，每次便必须在每条河流的适当的渡口上来往。当我们的祖先到达永定河的右岸时，经验使他们找到那一带最好的渡口。这地点正是我们现在的卢沟桥所在。渡过了这个渡口之后，正北有一支西山山脉向东伸出，挡住去路，往东走了十余公里这支山脉才消失到一片平原里。所以就在这里，西倚山麓，东向平原，一个农业的民族建立了一个最有利于发展的聚落，当然是适当而合理的。北京的位置就这样的产生了。并且也就在这里，他们有了更重要的发展。同北面的游牧民族开始接触，是可以由这北京的位置开始，分三条主要道路通到北面的山岳高原和东北面的辽东平原的。那三个口子就是南口，古北口和山海关。北京可以说是向着这三条路出发的分岔点，这也成了今天北京城主要构成原因之一。北京是河北平原旱路北行的终点，又是通向“塞外”高原的起点。我们的祖先选择了这地方，不但建立一个聚落，并且发展成中国古代边区的重点，完全是适应地理条件的活动。这地方经过世代的发展，在周朝为燕国的都邑，称做蓟；到了唐是幽州城，节度使的府衙所在。在五代和北宋是辽的南京，亦称做燕京；在南宋是金的中都。到了元朝，城的位置东移，建设一新，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就成了今天北京的基础。最难得的是明清两代易朝换代的时候都未经太大的破坏就又在旧基础上修建展拓，随着条件发展。到了今天，城中每段街、每一个区域都有着丰实的历史和劳动人民血汗的成绩。有纪念价值的文物实在是太多了。
（本节的主要资料是根据燕大侯仁之教授在清华的讲演“北京的地理背景”写成的。）
北京城近千年来的四次改建
一个城是不断的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动而发展着改变着的，北京当然也非例外。但是在过去一千年中间，北京曾经有过四次大规模的发展，不单是动了土木工程，并且是移动了地址的大修建。对这些变动有个简单认识，对于北京城的布局形势便更觉得亲切。
现在北京最早的基础是唐朝的幽州城，它的中心在现在广安门外迤南一带。本为范阳节度使的驻地，安禄山和史思明向唐代政权进攻曾由此发动，所以当时是军事上重要的边城。后来刘仁恭父子割据称帝，把城中的“子城”改建成宫城的规模，有了宫殿。九三七年，北方民族的辽势力渐大，五代的石晋割了燕云等十六州给辽，辽人并不曾改动唐的幽州城，只加以修整，将它“升为南京”。这时的北京开始成为边疆上一个相当区域的政治中心了。
到了更北方的民族金人的侵入时，先灭辽，又攻败北宋，将宋的势力压缩到江南地区，自己便承袭辽的“南京”，以它为首都。起初金也没有改建旧城，一一五一年才大规模的将辽城扩大，增建宫殿，意识地模仿北宋汴梁的形制，按图兴修。他把宋东京汴梁（开封）的宫殿苑囿和真定（正定）的潭园木料拆卸北运，在此大大建设起来，称它做中都，这时的北京便成了半个中国的中心。当然，许多辉煌的建筑仍然是中都的劳动人民和技术匠人，承继着北宋工艺的宝贵传统，又创造出来的。在金人进攻掠夺“中原”的时候，“匠户”也是他们掳劫的对象，所以汴梁的许多匠人曾被迫随着金军到了北京，为金的统治阶级服务。金朝在北京曾不断的营建，规模宏大，最重要的还有当时的离宫，今天的中海北海。辽以后，金在旧城基础上扩充建设，便是北京第一次的大改建，但它的东面城墙还在现在的琉璃厂以西。
一二一五年元人破中都，中都的宫城同宋的东京一样遭到剧烈破坏，只有郊外的离宫大略完好。一二六〇年以后，元世祖忽必烈数次到金故中都，都没有进城而驻驿在离宫琼华岛上的宫殿里。这地方便成了今天北京的胚胎，因为到了一二六七年元代开始建城的时候，就以这离宫为核心建造了新首都。元大都的皇宫是围绕北海和中海而布置的，元代的北京城便围绕着这皇宫成一正方形。
这样，北京的位置由原来的地址向东北迁移了很多。这新城的西南角同旧城的东北角差不多接壤，这就是今天的宣武门迤西一带。虽然金城的北面在现在的宣武门内，当时元的新城最南一面却只到现在的东西长安街一线上，所以两城还隔着一个小距离。主要原因是当元建新城时，金的城墙还没有拆掉之故。元代这次新建设是非同小可的，城的全部是一个完整的布局。在制度上有许多仍是承袭中都的传统，只是规模更大了。如宫门楼观，宫墙角楼，护城河，御路，石桥，千步廊的制度，不但保留中都所有，且超过汴梁的规模。还有故意恢复一些古制的，如“左祖右社”的格式，以配合“前朝后市”的形势。
这一次新址发展的主要存在基础不仅是有天然湖沼的离宫和它优良的水潭，还有极好的粮运的水道。什刹海曾是航运的终点，成了重要的市中心。当时的城是近乎正方形的，北面在今日北城墙外约二公里，当时的鼓楼便位置在全城的中心点上，在今什刹海北岸。因为船只可以在这一带停泊，钟鼓楼自然是那时热闹的商市中心。这虽是地理条件所形成，但一向许多人说到元代北京形制，总以这“前朝后市”为严格遵循古制的证据。元时建的尚是土城，没有砖面，东，西，南，每面三门：唯有北面只有两门，街道引直，部署井然。当时分全市为五十坊，鼓励官吏人民从旧城迁来。这便是辽以后北京第二次的大改变。它的中心宫城基本上就是今天北京的故宫与北海中海。
一三六八年明太祖朱元璋灭了元朝，次年就“缩城北五里”，筑了今天所见的北面城墙。原因显然是本来人口就稀疏的北城地区，到了这时，因航运滞塞，不能达到什刹海，因而更萧条不堪，而商业则因金的旧城东壁原有的基础渐在元城的南面郊外繁荣起来。元的北城内地址自多旷废无用，所以索性缩短五里了。
图一 北京的体形发展沿革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因衙署不足，又没有地址兴修，一四一九年便将南面城墙向南展拓，由长安街线上移到现在的位置。南北两墙改建的工程使整个北京城约略向南移动四分之一，这完全是经济和政治的直接影响。且为了元的故宫已故意被破坏过，重建时就又做了若干修改。最重要的是因不满城中南北中轴线为什刹海所切断。将宫城中线向东移了约一百五十公尺，正阳门、钟鼓楼也随着东移，以取得由正阳门到鼓楼、钟楼中轴线的贯通，同时又以景山横亘在皇宫北面如一道屏风。这个变动使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成了全城南北的中心，替代了元朝的鼓楼的地位。这五十年间陆续完成的三次大工程便是北京在辽以后的第三次改建。这时的北京城就是今天北京的内城了。
在明中叶以后，东北的军事威胁逐渐强大，所以要在城的四面再筑一圈外城。原拟在北面利用元旧城，所以就决定内外城的距离照着原来北面所缩的五里。这时正阳门外已非常繁荣，西边宣武门外是金中都东门内外的热闹区域，东边崇文门外这时受航运终点的影响，工商业也发展起来。所以工程由南面开始，先筑南城。开工之后，发现费用太大，尤其是城墙由明代起始改用砖，较过去土墙所费更大，所以就改变计划，仅筑南城一面了。外城东西仅比内城宽出六七百公尺，便折而向北，止于内城西南东南两角上，即今西便门、东便门之处。这是在唐幽州基础上辽以后北京第四次的大改建。北京今天的凸字形状的城墙就这样在一五五三年完成的。假使这外城按原计划完成，则东面城墙将在二闸，西面差不多到了公主坟，现在的东岳庙，大钟寺，五塔寺，西郊公园，天宁寺，白云观便都要在外城之内了（见图一）。
清朝承继了明朝的北京，虽然个别的建筑单位许多经过了重建，对整个布局体系则未改动，一直到了今天。民国以后，北京市内虽然有不少的局部改建，尤其是道路系统，为适合近代使用，有了很多变更，但对于北京的全部规模则尚保存原来秩序，没有大的损害。
由那四次的大改建，我们认识到一个事实，就是城墙的存在也并不能阻碍城区某部分一定的发展，也不能防止某部分的衰落。全城各部分是随着政治，军事，经济的需要而有所兴废。北京过去在体形的发展上，没有被它的城墙限制过它必要的展拓和所展拓的方向，就是一个明证。
北京的水源——全城的生命线
从元建大都以来，北京城就有了一个问题，不断的需要完满解决，到了今天同样问题也仍然存在。那就是北京城的水源问题。这问题的解决与否在有铁路和自来水以前的时代里更严重的影响着北京的经济和全市居民的健康。
在有铁路以前，北京与南方的粮运完全靠运河。由北京到通州之间的通惠河一段，顺着西高东低的地势，须靠由西北来的水源。这水源还须供给什刹海，三海和护城河，否则它们立即枯竭，反成酝育病疫的水洼，水源可以说是北京的生命线。北京近郊的玉泉山的泉源虽然是“天下第一”，但水量到底有限；供给池沼和饮料虽足够，但供给航运则不足了。辽金时代航运水道曾利用高梁河水，元初则大规模的重新计划。起初曾经引永定河水东行，但因夏季山洪暴发，控制困难，不久即放弃。当时的河渠故道在现在西郊新区之北，至今仍可辨认。废弃这条水道之后的计划是另找泉源。于是便由昌平县神山泉引水南下，建造了一条石渠，将水引到瓮山泊（昆明湖）再由一道石渠东引入城，先到什刹海，再流到通惠河。这两条石渠在西北郊都有残迹，城中由什刹海到二闸的南北河道就是现在南北河沿和御河桥一带。元时所引玉泉山的水是与由昌平南下经同昆明湖入城的水分流的。这条水名金水河，沿途严禁老百姓使用，专引入宫苑池沼。主要供皇室的饮水和栽花养鱼之用。金水河由宫中流到护城河，然后同昆明湖什刹海那一股水汇流入通惠河。元朝对水源计划之苦心，水道建设规模之大，后代都不能及。城内地下暗沟也是那时留下绝好的基础，经明增设，到现在还是最可贵的下水道系统。
明朝先都南京，昌平水渠破坏失修，竟然废掉不用。由昆明湖出来的水与由玉泉山出来的水也不两河分流，事实上水源完全靠玉泉山的水。因此水量顿减，航运当然不能入城。到了清初建设时，曾作补救计划，将西山碧云寺、卧佛寺同香山的泉水都加入利用，引到昆明湖。这段水渠又破坏失修后，北京水量一直感到干涩不足。解放之前若干年中，三海和护城河淤塞情形是愈来愈严重，人民健康曾大受影响。龙须沟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例子。
一九五〇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大力疏浚北京河道，包括三海和什刹海，同时疏通各种沟渠，并在西直门外增凿深井，增加水源。这样大大地改善了北京的环境卫生，是北京水源史中又一次新的纪录。现在我们还可以企待永定河上游水利工程，眼看着将来再努力沟通京津水道航运的事业。过去伟大的通惠运河仍可再用，是我们有利的发展基础（本节部分资料是根据侯仁之“北平金水河考”）。
北京的城市格式——中轴线的特征
如上文所曾讲到，北京城的凸字形平面是逐步发展而来。它在十六世纪中叶完成了现在的特殊形状。城内的全部布局则是由中国历代都市的传统制度，通过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元、明、清三代政治经济实际情况而发展的具体型式。这个格式的形成，一方面是遵循或承袭过去的一般的制度，一方面又由于所尊崇的制度同自己的特殊条件相结合所产生出来的变化运用。北京的体形大部是由于实际用途而来，又曾经过艺术的处理而达到高度成功的。所以北京的总平面是经得起分析的。过去虽然曾很好的为封建时代服务，今天它仍然能很好的为新民主主义时代的生活服务。并还可以再作社会主义时代的都城，毫不阻碍一切有利的发展。它的累积的创造成绩是永远可以使我们骄傲的。
大略的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这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对列的大街，到达珠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百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过了此点，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民国初年已拆除）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的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这个当时曾经为封建帝王据为己有的禁地，今天是多么恰当的回到人民手里，成为人民自己的广场！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峋峙，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地，也恰到好处地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
在中线的东西两侧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干；东西单牌楼和东西四牌楼是四个热闹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宫城的四角上，在内外城的四角和各城门上，立着十几个环卫的突出点。这些城门上的门楼，箭楼及角楼又增强了全城三度空间的抑扬顿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刹海的湖沼岛屿所产生的不规则布局，和因琼华岛塔和妙应寺白塔所产生的突出点，以及许多坛庙园林的错落，也都增强了规则的布局和不规则的变化的对比。在有了飞机的时代，由空中俯瞰，或仅由各个城楼上或景山顶上遥望，都可以看到北京杰出成就的优异。这是一份伟大的遗产，它是我们人民最宝贵的财产，还有人不感到吗？
北京的交通系统及街道系统
北京是华北平原通到蒙古高原、热河山地和东北的几条大路的分岔点，所以在历史上它一向是一个政治、军事重镇。北京在元朝成为大都以后，因为运河的开凿，以取得东南的粮食，才增加了另一条东面的南北交通线。一直到今天，北京与南方联系的两条主要铁路干线都沿着这两条历史的旧路修筑；而京包、京热两线也正筑在我们祖先的足迹上。这是地理条件所决定。因此，北京便很自然地成了华北北部最重要的铁路衔接站。自从汽车运输发达以来，北京也成了一个公路网的中心。西苑、南苑两个飞机场已使北京对外的空运有了站驿。这许多市外的交通网同市区的街道是息息相关互相衔接的，所以北京城是会每日增加它的现代效果和价值的。
今天所存在的城内的街道系统，用现代都市计划的原则来分析，是一个极其合理，完全适合现代化使用的系统。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任何一个中世纪城市所没有的。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敬佩我们祖先伟大的智慧。
这个系统的主要特征在大街与小巷，无论在位置上或大小上，都有明确的分别，大街大致分布成几层合乎现代所采用的“环道”；由“环道”明确的有四向伸出的“幅道”。结果主要的车辆自然会汇集在大街上流通，不致无故地去窜小胡同，胡同里的住宅得到了宁静，就是为此。
所谓几层的环道，最内环是紧绕宫城的东西长安街、南北池子、南北长街、景山前大街。第二环是王府井、府右街，南北两面仍是长安街和景山前大街。第三环以东西交民巷，东单东四，经过铁狮子胡同、后门、北海后门、太平仓、西四、西单而完成。这样还可更向南延长，经宣武门、菜市口、珠市口、磁器口而入崇文门。近年来又逐步地开辟一个第四环，就是东城的南北小街、西城的南北沟沿、北面的北新桥大街，鼓楼东大街，以达新街口。但鼓楼与新街口之间因有什刹海的梗阻，要多少费点事。南面则尚未成环（也许可与交民巷衔接）。这几环中，虽然有多少尚待展宽或未完全打通的段落，但极易完成。这是现代都市计划学家近年来才发现的新原则。欧美许多城市都在它们的弯曲杂乱或呆板单调的街道中努力计划开辟成环道，以适应控制大量汽车流通的迫切需要。我们的北京却可应用六百年前建立的规模，只须稍加展宽整理，便可成为最理想的街道系统。这的确是伟大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余荫”。
有许多人不满北京的胡同，其实胡同的缺点不在其小，而在其泥泞和缺乏小型空场与树木。但它们都是安静的住宅区，有它的一定优良作用。在道路系统的分配上也是一种很优良的秩序，这些便是我们发展的良好基础，可以予以改进和提高的。
北京城的土地使用——分区
我们不敢说我们的祖先计划北京城的时候，曾经计划到它的土地使用或分区。但我们若加以分析，就可看出它大体上是分了区的，而且在位置上大致都适应当时生活的要求和社会条件。
内城除紫禁城为皇宫外，皇城之内的地区是内府官员的住宅区。皇城以外，东西交民巷一带是各衙署所在的行政区（其中东交民巷在《辛丑条约》之后被划为“使馆区”）。而这些住宅的住户，有很多就是各衙署的官员。北城是贵族区，和供应他们的商店区，这区内王府特别多。东西四牌楼是东西城的两个主要市场；由它们附近街巷名称，就可看出。如东四牌楼附近是猪市大街、小羊市、驴市（今改“礼士”）胡同等；西四牌楼则有马市大街、羊市大街、羊肉胡同、缸瓦市等。
至于外城，大体的说，正阳门大街以东是工业区和比较简陋的商业区，以西是最繁华的商业区。前门以东以商业命名的街道有鲜鱼口、瓜子店、果子市等；工业的则有打磨厂、梯子胡同等等。以西主要的是珠宝市、钱市胡同、大栅栏等，是主要商店所聚集；但也有粮食店、煤市街。崇文门外则有巾帽胡同、木厂胡同、花市、草市、磁器口等等，都表示着这一带的土地使用性质。宣武门外是京官住宅和各省府州县会馆区，会馆是各省入京应试的举人们的招待所，因此知识分子大量集中在这一带。应景而生的是他们的“文化街”，即供应读书人的琉璃厂的书铺集团，形成了一个“公共图书馆”；其中掺杂着许多古玩铺，又正是供给知识分子观摩的“公共文物馆”。其次要提到的就是文娱区；大多数的戏院都散布在前门外东西两侧的商业区中间。大众化的杂耍场集中在天桥。至于骚人雅士们则常到先农坛迤西洼地中的陶然亭吟风咏月，饮酒赋诗。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往北京的土地使用，的确有分区的现象。但是除皇城及它迤南的行政区是多少有计划的之外，其他各区都是在发展中自然集中而划分的。这种分区情形，到民国初年还存在。
到现在，除去北城的贵族已不贵了，东交民巷又由“使馆区”收复为行政区而仍然兼是一个有许多已建立邦交的使馆或尚未建立邦交的“使馆”所在区，和西交民巷成了银行集中的商务区而外，大致没有大改变。近二三十年来的改变，则在外城建立了几处工厂。王府井大街因为东安市场之开辟，再加上供应东交民巷帝国主义外交官僚的消费，变成了繁盛的零售商店街，部分夺取了民国初年军阀时代前门外的繁荣。东西单牌楼之间则因长安街三座门之打通而繁荣起来，产生了沿街“洋式”店楼型制。全城的土地使用，比清末民初时期显然增加了杂乱错综的现象。幸而因为北京以往并不是一个工商业中心，体形环境方面尚未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
北京城是一个具有计划性的整体
北京是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文物建筑最多的城。元、明、清历代的宫苑，坛庙，塔寺分布在全城，各有它的历史艺术意义，是不用说的。要再指出的是：因为北京是一个先有计划然后建造的城（当然，计划所实现的都曾经因各时代的需要屡次修正，而不断地发展的）。它所特具的优点主要就在它那具有计划性的城市的整体。那宏伟而庄严的布局，在处理空间和分配重点上创造出卓越的风格，同时也安排了合理而有秩序的街道系统，而不仅在它内部许多个别建筑物的丰富的历史意义与艺术的表现。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北京城部署骨干的卓越，北京建筑的整个体系是全世界保存得最完好，而且继续有传统的活力的、最特殊、最珍贵的艺术杰作。这是我们对北京城不可忽略的起码认识。
就大多数的文物建筑而论，也都不仅是单座的建筑物，而往往是若干座合组而成的整体，为极可宝贵的艺术创造，故宫就是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其他如坛庙、园苑、府第，无一不是整组的文物建筑，有它全体上的价值。我们爱护文物建筑，不仅应该爱护个别的一殿，一堂，一楼，一塔，而且必须爱护它的周围整体和邻近的环境。我们不能坐视，也不能忍受一座或一组壮丽的建筑物遭受到各种各式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使它们委曲在不调和的周围里，受到不应有的宰割。过去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我们不同体系，不同格调的各型各式的所谓洋式楼房，所谓摩天高楼，摹仿到家或不到家的欧美系统的建筑物，庞杂凌乱的大量渗到我们的许多城市中来，长久地劈头拦腰破坏了我们的建筑情调，渐渐地麻痹了我们对于环境的敏感，使我们习惯于不调和的体形或习惯于看着自己优美的建筑物被摒斥到委曲求全的夹缝中，而感到无可奈何。我们今后在建设中，这种错误是应该予以纠正了。代替这种蔓延野生的恶劣建筑，必须是有计划有重点的发展，比如明年，在天安门的前面，广场的中央，将要出现一座庄严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几年以后，广场的外围将要建起整齐壮丽的建筑，将广场衬托起来。长安门（三座门）外将是绿荫平阔的林荫大道，一直通出城墙，使北京向东西城郊发展。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将要更显得雄壮美丽了。总之，今后我们的建设，必须强调同环境配合，发展新的来保护旧的，这样才能保存优良伟大的基础，使北京城永远保持着美丽、健康和年轻。
北京城内城外无数的文物建筑，尤其是故宫、太庙（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社稷坛（中山公园）、天坛、先农坛、孔庙、国子监、颐和园等等，都普遍地受到人们的赞美。但是一件极重要而珍贵的文物，竟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乃至被人忽视，那就是伟大的北京城墙。它的产生，它的变动，它的平面形成凸字形的沿革，充满了历史意义，是一个历史现象辩证的发展的卓越标本，已经在上文叙述过了。至于它的朴实雄厚的壁垒，宏丽嶙峋的城门楼、箭楼、角楼，也正是北京体形环境中不可分离的艺术构成部分，我们还需要首先特别提到。苏联人民称斯摩棱斯克的城墙为苏联的项链，我们北京的城墙，加上那些美丽的城楼，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中华人民的璎珞了。古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台——古代封建主的某些殿宇是筑在高台上的，台和城墙有时不分，——后来发展成为唐宋的阁与楼时，则是在城墙上含有纪念性的建筑物，大半可供人民登临。前者如春秋战国燕和赵的丛台，西汉的未央宫，汉末曹操和东晋后赵在邺城的先后两个铜雀台，后者如唐宋以来由文字流传后世的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等。宋代的宫前门楼宣德楼的作用也还略像一个特殊的前殿，不只是一个仅具形式的城楼。北京峋峙着许多壮观的城楼角楼，站在上面俯瞰城郊，远览风景，可以供人娱心悦目，舒畅胸襟。但在过去封建时代里，因人民不得登临，事实上是等于放弃了它的一个可贵的作用。今后我们必须好好利用它为广大人民服务。现在前门箭楼早已恰当地作为文娱之用。在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又有人建议用崇文门、宣武门两个城楼做陈列馆，以后不但各城楼都可以同样的利用，并且我们应该把城墙上面的全部面积整理出来，尽量使它发挥它所具有的特长。城墙上面面积宽敞，可以布置花池，栽种花草，安设公园椅，每隔若干距离的敌台上可建凉亭，供人游息。由城墙或城楼上俯视护城河，与郊外平原，远望西山远景或禁城宫殿。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公园之一——个全长达三九·七五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图二）
我们应该怎样保护这庞大的伟大的杰作？
人民中国的首都正在面临着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市政建设高潮的前夕。解放两年以来，北京已在以递加的速率改变，以适合不断发展的需要。今后一二十年之内，无数的新建筑将要接踵的兴建起来，街道系统将加以改善，千百条的大街小巷将要改观，各种不同性质的区域要划分出来。北京城是必须现代化的；同时北京城原有的整体文物性特征和多数个别的文物建筑又是必须保存的。我们必须“古今兼顾，新旧两利”。我们对这许多错综复杂问题应如何处理？是每一个热爱中国人民首都的人所关切的问题。
图二 北京的城墙还能负起一个新的任务
如同在许多其他的建设工作中一样，先进的苏联已为我们解答了这问题，立下了良好的榜样。在《苏联沦陷区解放后之重建》一书中，苏联的建筑史家N.窝罗宁教授说：
“计划一个城市的建筑师必须顾到他所计划的地区生活的历史传统和建筑的传统。在他的设计中，必须保留合理的、有历史价值的一切和在房屋类型和都市计划中，过去的经验所形成的特征的一切；同时这城市或村庄必须成为自然环境中的一部分。……新计划的城市的建筑样式必须避免呆板硬性的规格化，因为它将掠夺了城市的个性；它必须采用当地居民所珍贵的一切。
“人民在便利、经济和美感方面的需要，他们在习俗与文化方面的需要，是重建计划中所必须遵守的第一条规则。……”（一九四四年英文版，16页。）窝罗宁教授在他的书中举辨了许多实例。其中一个被称为“俄罗斯的博物院”的诺夫哥罗德城，这个城的“历史性文物建筑比任何一个城都多”。
“它的重建是建筑院院士舒舍夫负责的。他的计划作了依照古代都市计划制度重建的准备——当然加上现代化的改善。……在最卓越的历史文物建筑周围的空地将布置成为花园，以便取得文物建筑的观景。若干组的文物建筑群将被保留为国宝；……
“关于这城……的新建筑样式，建筑师们很正确地拒绝了庸俗的‘市侩式’建筑，而采取了被称为‘地方性的拿破仑时代的’建筑。因为它是该城原有建筑中最典型的样式。……
“……建筑学者们指出：在计划重建新的诺夫哥罗德的设计中，要给予历史性文物建筑以有利的位置，使得在远处近处都可以看见它们的原则的正确性。……
“对于许多类似诺夫哥罗德的古俄罗斯城市之重建的这种研讨将要引导使问题得到最合理的解决，因为每一个意见都是对于以往的俄罗斯文物的热爱的表现。……”（同书七九页）
怎样建设“中国的博物院”的北京城，上面引录的原则是正确的。让我们向诺夫哥罗德看齐，向舒舍夫学习。
（本文虽是作者答应担任下来的任务，但在实际写作进行中，都是同林徽因分工合作，有若干部分还偏劳了她，这是作者应该对读者声明的。）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脱稿于清华园
（本文原连载于1951年4月出版的《新观察》第二卷第七期和第八期）
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
北京成为新中国的新首都了。新首都的都市计划即将开始，古老的城墙应该如何处理，很自然地成了许多人所关心的问题。处理的途径不外拆除和保存两种。城墙的存废在现代的北京都市计划里，在市容上，在交通上，在城市的发展上，会发生什么影响，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应该慎重的研讨，得到正确的了解，然后才能在原则上得到正确的结论。
有些人主张拆除城墙，理由是：城墙是古代防御的工事，现在已失去了功用，它已尽了它的历史任务了；城墙是封建帝王的遗迹；城墙阻碍交通，限制或阻碍城市的发展；拆了城墙可以取得许多砖，可以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简单的说，意思是：留之无用，且有弊害，拆之不但不可惜，且有薄利可图。
但是，从不主张拆除城墙的人的论点上说，这种看法是有偏见的，片面的，狭隘的，也缺乏实际的计算的；由全面城市计划的观点看来，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见树不见林的。
他说：城墙并不阻碍城市的发展，而且把它保留着，与发展北京为现代城市不但没有抵触，而且有利。如果发展它的现代作用，它的存在会丰富北京城人民大众的生活，将久远的为我们可贵的环境。
先说它的有利的现代作用。自从十八、十九世纪以来，欧美的大都市因为工商业无计划、无秩序、无限制的发展，城市本身也跟着演成了野草蔓延式的滋长状态。工业、商业、住宅起先便都混杂在市中心，到市中心逐渐地密集起来时，住宅区便向四郊展开。因此，工商业随着又向外移。到了四郊又渐形密集时，居民则又向外展移，工商业又追踪而去。结果，市区被密集的建筑物重重包围。在伦敦、纽约等市中心区居住的人，要坐三刻钟乃至一小时以上的地道车才能到达郊野。市内之枯躁嘈杂，既不适于居住，也渐不适于工作，游息的空地都被密集的建筑物和街市所侵占，人民无处游息，各种行动都忍受交通的拥挤和困难。所以现代的都市计划，为市民身心两方面的健康，为解除无限制蔓延的密集，便设法采取了将城市划分为若干较小的区域的办法。小区域之间要用一个园林地带来隔离。这种分区法的目的在使居民能在本区内有工作的方便，每日经常和必要的行动距离合理化，交通方便及安全化；同时使居民很容易接触附近郊野田园之乐，在大自然里休息；而对于行政管理方面，也易于掌握。北京在二十年后，人口可能增加到四百万人以上，分区方法是必须采用的。靠近城墙内外的区域，这城墙正可负起它新的任务。利用它为这种现代的区间的隔离物是很方便的。
这里主张拆除的人会说：隔离固然是隔离了，但是你们所要的园林地带在哪里？而且隔离了交通也就被阻梗了。
主张保存的人说：城墙外面有一道护城河，河与墙之间有一带相当宽的地，现在城东、南、北三面，这地带上都筑了环城铁路。环城铁路因为太近城墙，阻碍城门口的交通，应该拆除向较远的地方展移。拆除后的地带，同护城河一起，可以做成极好的“绿带”公园。护城河在明正统年间，曾经“两涯甃以砖石”，将来也可以如此做。将来引导永定河水一部分流入护城河的计划成功之后，河内可以放舟钓鱼，冬天又是一个很好的溜冰场。不惟如此，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公尺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北京城内本来很缺乏公园空地，解放后皇宫禁地都是人民大众工作与休息的地方；清明前后几个周末，郊外颐和园一天的门票曾达到八九万张的纪录，正表示北京的市民如何迫切的需要假日休息的公园。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面，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
不惟如此，假使国防上有必需时，城墙上面即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防御的工事在现代还能够再尽一次历史任务！
这里主张拆除者说，它是否阻碍交通呢？
主张保存者回答说：这问题只在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几个城门，便可解决的。而且现代在道路系统的设计上，我们要控制车流，不使它像洪水一般的到处“泛滥”，而要引导它汇集在几条干道上，以联系各区间的来往。我们正可利用适当位置的城门来完成这控制车流的任务。
但是主张拆除的人强调着说：这城墙是封建社会统治者保卫他们的势力的遗迹呀，我们这时代既已用不着，理应拆除它的了。
回答是：这是偏差幼稚的看法。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它今天是人民的博物院。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在天安门上由毛主席昭告全世界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建筑体形的遗物都是古代多少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杰作，虽然曾经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所专有，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是我们大家的民族纪念文物了。
同样的，北京的城墙也正是几十万劳动人民辛苦事迹所遗留下的纪念物。历史的条件产生了它，它在各时代中形成并执行了任务，它是我们人民所承继来的北京发展史在体形上的遗产。它那凸字形特殊形式的平面就是北京变迁发展史的一部分说，各时代人民辛勤创造的史实，反映着北京的长成和文化上的进展。我们要记着，从前历史上易朝换代是一个统治者代替了另一个统治者，但一切主要的生产技术及文明的，艺术的创造，却总是从人民手中出来的；为生活便利和安心工作的城市工程也不是例外。
简略说来，一二三四年元人的统治阶级灭了金人的统治阶级之后，焚毁了比今天北京小得多的中都（在今城西南）。到一二六七年，元世祖以中都东北郊琼华岛离宫（今北海）为他威权统治的基础核心，古今最美的皇宫之一，外面四围另筑了一周规模极大的，近乎正方形的大城；现在内城的东西两面就仍然是元代旧的城墙部位，北面在现在的北面城墙之北五里之处（土城至今尚存），南面则在今长安街线上。当时城的东南角就是现在尚存的，郭守敬所创建的观象台地点。那时所要的是强调皇宫的威仪，“面朝背市”的制度，即宫在南端，市在宫的北面的布局。当时运河以什刹海为终点，所以商业中心，即“市”的位置，便在钟鼓楼一带。当时以手工业为主的劳动人民便都围绕着这个皇宫之北的市心而生活。运河是由城南入城的，现在的北河沿和南河沿就是它的故道，所以沿着现时的六国饭店，军管会，翠明庄，北大的三院，民主广场，中法大学河道一直北上，尽是外来的船舶，由南方将物资运到什刹海。什刹海在元朝便相等于今日的前门车站交通终点的。后来运河失修，河运只达城南，城北部人烟稀少了。而城南却更便于工商业。在一三七〇年前后，明太祖重建城墙的时候，就为了这个原因，将城北面“缩”了五里，建造了今天的安定门和德胜门一线的城墙。商业中心既南移，人口亦向城南集中。但明永乐时迁都北京，城内却缺少修建衙署的地方，所以在一四一九年，将南面城墙拆了展到现在所在的线上。南面所展宽的土地，以修衙署为主，开辟了新的行政区。现在的司法部街原名“新刑部街”，是由西单牌楼的“旧刑部街”迁过来的。换一句话说，就是把东西交民巷那两条“郊民”的小街“巷”让出为衙署地区，而使郊民更向南移。
现在内城南部的位置是经过这样展拓而形成的。正阳门外也在那以后更加繁荣起来。到了明朝中叶，统治者势力渐弱，反抗的军事威力渐渐严重起来，因为城南人多，所以计划以元城北面为基础，四周再筑一城。故外城由南面开始，当中开辟永定门，但开工之后，发现财力不足，所以马马虎虎，东西未达到预定长度，就将城墙北折，止于内城的南方。于一五五三年完成了今天这个凸字形的特殊形状。它的形成及其在位置上的发展，明显的是辩证的，处处都反映各时期中政治、经济上的变化及其在军事上的要求。
这个城墙由于劳动的创造，它的工程表现出伟大的集体创造与成功的力量。这环绕北京的城墙，主要虽为防御而设，但从艺术的观点看来，它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的朴质无华的结构，单纯壮硕的体形，反映出为解决某种的需要，经由劳动的血汗，劳动的精神与实力，人民集体所成功的技术上的创造。它不只是一堆平凡叠积的砖堆，它是举世无匹的大胆的建筑纪念物，磊拓嵯峨，意味深厚的艺术创造。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或是它轩昂的外像，或是那样年年历尽风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的。
苏联斯摩棱斯克的城墙，周围七公里，被称为“俄罗斯的颈环”，大战中受了损害，苏联人民百般爱护地把它修复。北京的城墙无疑的也可当“中国的颈环”乃至“世界的颈环”的尊号而无愧。它是我们的国宝，也是世界人类的文物遗迹。我们既承继了这样可珍贵的一件历史遗产，我们岂可随便把它毁掉！
那么，主张拆除者又问了：在那有利的方面呢？我们计算利用城墙上那些砖，拆下来协助其他建设的看法，难道就不该加以考虑吗？
这里反对者方面更有强有力的辩驳了。
他说：城砖固然可能完整地拆下很多，以整个北京城来计算，那数目也的确不小。但北京的城墙，除去内外各有厚约一公尺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就是石灰黄土的混凝土。这些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据约略估计，约有一千一百万吨。假使能把它清除，用由二十节十八吨的车皮组成的列车每日运送一次，要八十三年才能运完！请问这一列车在八十三年之中可以运输多少有用的东西。而且这些坚硬的灰土，既不能用以种植，又不能用作建筑材料，用来筑路，却又不够坚实，不适使用；完全是毫无用处的废料。不但如此，因为这混凝土的坚硬性质，拆除时没有工具可以挖动它，还必须使用炸药，因此北京的市民还要听若干年每天不断的爆炸声！还不止如此，即使能把灰土炸开，挖松，运走，这一千一百万吨的废料的体积约等于十一二个景山，又在何处安放呢？主张拆除者在这些问题上面没有费过脑汁，也许是由于根本没有想到，乃至没有知道墙心内有混凝土的问题吧。
就说绕过这样一个问题而不讨论，假设北京同其他县城的城墙一样是比较简单的工程，计算把城砖拆下做成暗沟，用灰土将护城河填平，铺好公路，到底是不是一举两得一种便宜的建设呢？
由主张保存者的立场来回答是：苦心的朋友们，北京城外并不缺少土地呀，四面都是广阔的平原，我们又为什么要费这样大的人力，一两个野战军的人数，来取得这一带之地呢？拆除城墙所需的庞大的劳动力是可以积极生产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果实的。将来我们有力量建设，砖窑业是必要发展的，用不着这样费事去取得。如此浪费人力，同时还要毁掉环绕着北京的一件国宝文物——一圈对于北京形体的壮丽有莫大关系的古代工程，对于北京卫生有莫大功用的环城护城河——这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了。
这样辩论斗争的结果，双方的意见是不应该不趋向一致的。事实上，凡是参加过这样辩论的，结论便都是认为城墙的确不但不应拆除，且应保护整理，与护城河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的计划，善予利用，使它成为将来北京市都市计划中的有利的，仍为现代所重用的一座纪念性的古代工程。这样由它的物质的特殊和珍贵，形体的朴实雄壮，反映到我们感觉上来，它会丰富我们对北京的喜爱，增强我们民族精神的饱满。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华大学
（本文原载1950年7月出版的《新建设》第二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