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宇相对，日月倒行，我昨天在古董铺里搜到半封信，是名理必有者写的，回来一查通用的人名典，只说理必有是民国三十三世纪的人，好为系统之疑古，曾做《古史续辨》十大册，谓民国初建之时谈学人物颇多，当时人假设之名，有数人而一名者，有一人而数名者，有全无其人者，皆仿汉儒造作，故意为迷阵以迷后人，其谓孙文堇《西游记》孙行者传说之人间化、当时化，黄兴亦本黄龙见之一种迷信而起。此均是先由民间传信，后来到读书人手中，一面求雅驯，一面借俗题写其自己理想的。此等议论盛行一时，若干代人都惊奇他是一位精辟的思想家，他这信的原文如下：
中华民国三千二百十四年六月十日疑成疑县理必有奉白：
顾乐先生辱你赏我一封信，叙述你先生自己于民国初建之史料上之心得，何等可感！细读几回，甚为佩服。我于此时史事亦曾研究，其一面始以为论一是当时文士之一面，数年后顿觉此实是当时一切史事之线索。盖当时史事多此数君以一种理想为之造作者，弟已布专书，现在略举两三个例：弟于《胡适年谱》上已证成世传之《胡适文存》很多是后人续入者，于《顾君考》上证名［明］顾君《古史解》颇多增改，此均不甚著警之论。其使人可以长想者，则有如钱玄同问题。世人以钱玄同与疑古玄同为一人，实是大愚，更附会谓钱越人故武肃王之苗裔，则等于桥山有黄帝陵一种之可笑矣。查玄是满洲朝康熙帝名，是则此名必不能先于民国元年，若同在民国元年改的，则试看所谓钱玄同一人之思想实是最薄中国的古物事者及通俗物事者，有此思想之人必不于此时改用此一个百分充足道士气之名无疑，故如玄同为王敬轩之字，犹可说也，玄同为此等思想之人之改定名，在理绝不可通。又如钱之一字今固当有姓钱者，今世人用文采粲然之纸币、皮币大张精印，而三千年前则用一种不便当的可憎品，当时人尤以为不然。今虽书缺文脱而常常见“铜臭物”一个名词，果然自己改名玄，名玄同，其何不并姓而亦改之？胡留此一不甚雅之字以为姓乎？细思方觉此实一非有先生，亡是公子，姑名为玄同，以张其虚，姓之曰钱，以表其实，世无有虚过于玄而实过于钱者，以此相反之词为名，实系一小小迷阵，若谓前人曰：看破者上智，看不破者下愚。何以见得呢？钱君后来至改姓疑古，疑古二字与钱同以喉音为纽，明是射覆的意思。我又比列一切见存钱君著作，所有在陈氏《理惑集》按此必《新青年》知于后世之名，《胡氏春秋》，按此必适之先生之《努力》及其《读书杂志》，《古史解》按此必君之《古史辨》也，按其年次而列之，见其顾不一贯，显系至少有三人，一为一欲举一切故传而汇之者，一为一好谈当时之所谓注音字母者，一则组为一以一种激断论治经史材料者，所谓疑古玄同是也。此三类行radicalism文上甚不同，虽然勉强使其外表同，使其成部前后一贯因而其吃力勉强造成此前后求若一贯之状态，从此愈为显著。余曾断定末一玄同（疑古）实顾颉刚举其最激断之论加此名下而布之，其他二端亦当时《理惑集》中人所谓之［亡］有先生，盖《理惑集》中无此一格者，建筑意义上为不备格，一切证据均详该书（惜乎此地不详举！可惜，可惜！我的注），谓余不信，则试看玄同名下一切文字中之含性，始也便是一切扫荡之谈，而卒之反局于辩经疑古之绩，如有钱玄同其人，必是一多闻中国故事物者，于其名下之文文［字］中可见，如先弄了些中国故事，后来愿舍而去之，亦必先经辩经疑古之一步，然后更放而至于为一切扫荡之谈，理为顺叙，若既已至于一切扫荡矣，又安得转身回来标小言詹詹之疑古氏哉？此种颠倒之理叙，按之今时通以为然，胡适氏之个人或社会思想进化步次论，绝然不符，按之顾君之累层地造成之组织学论亦无，譬如藉薪，后来居下（胜按“下”字旁标二圈）者也，今人信民国初之人之疑古而忘疑民国初之人之古，不知民国初之人性德上亦如汉初之人耳，见斯公整齐文字则谓史籀亦然，则有周公则谓亦有伊尹，此汉初儒者的说法。识破这些圈套矣而另造些圈套以试试后人之眼力，此民国初儒者的说法。明知没有左丘明，更没有丘明作传的故事，偏自编一部书，说是丘明作的传，这是刘子骏的办法。明知没有谯周，更没有谯周作《古史解》故事，遍造了这断［段］故事，又作了一部书，使他多学三分之二，同于乌有谯周之凭虚书，却不说《古史辨》是诅信之作了。这是顾颉刚的进化了的办法。此之进化是时代的果……（下文不及见，可惜）
请颉刚转以质之我们的玄同先生，这断［段］小小疑古是难保无啊，或者是莫须有呢？我想诸公“作法自毙”、“不暇自哀而使后人哀之也”。
（此文经杜正胜先生整理而成。）
附录：《戏论》解题
杜正胜
《戏论》是傅斯年先生的未刊稿，写在一本题作“答阑散记”的笔记本中（“博斯年档案”编号Ⅱ：910），这是一篇寓言性的文章，讽刺疑古派，但具有严肃的史学方法论的意义，非嘻笑怒骂者可比。傅斯年创造一位民国三十三世纪的人，名叫”理必有”，好为系统之疑古，主张民初的孙文是孙行者的人间化，黄兴是黄龙见之一种迷信而起，其实均无其人。这位“理必有”当然就是顾颉刚，系统之疑古即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民国三千多年的理必有之疑孙文、黄兴，即是民国初年的顾颉刚之疑尧舜夏禹，王羲之所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傅斯年模仿疑古派的论证方法证明“钱玄同”这个人是子虚乌有的，玄是很道士气的，钱是很市侩气的，而造在一起，即一以张其虚，又一以表其实，故布一小小迷阵来考验后世学者的眼力。就是所谓钱玄同的思想也是拼凑的。否则一个人怎么既弃一切故传如陈独秀，又提倡注音字母如胡适之.还那么激断地否定经史材料如顾颉刚，这个三合一的“钱玄同”，“实顾颉刚举其最激断之论加此名下而布之”，其实没有这个人。博斯年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批评疑古派“以不知为不有”的危险性。他们不是“疑古”，其实是“诅信”。疑古派中虽然以顾颉刚最有名，但他从辨“伪书”进而辨“伪事”，实受钱玄同的启示，钱氏才是疑古陈营的灵魂人物。傅斯年看到这点，故这篇《戏论》特别消遣钱玄同。说他比胡适的个人或社会进化步次论，以及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更前进，但实质是“譬如藉薪，后来居下”（他在“下”字旁加两圈）。疑古的学风将“不暇自哀而使后人哀之”。傅先生写此文的年代大概与作北大讲义《史学方法导论》接近，因为二者有一些共同线索，约在民国二十年左右。这时他已与顾颉刚反目，虽然思想学风不同，但很少调侃顾颉刚。
（原载1995年12月《中国文化》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