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九年
发端
日日而言政治学，人人而言政治学，则国其遂有救乎？曰：嘻，仅矣！言而不能行，犹无价值之言也。虽然，理想者，实事之母。而言论又理想之所表著者也。则取前哲学说之密切于真理而适应于时势者，一一介绍之，亦安得已。
卢梭学说，于百年前政界变动最有力者也。而伯伦知理学说，则卢梭学说之反对也。二者孰切真理？曰：卢氏之言药也，伯氏之言粟也。痼疾既深，固非恃粟之所得疗，然药能已病，亦能生病。且使药证相反，则旧病未得豁，而新病且滋生，故用药不可不慎也。五年以来，卢氏学说，稍输入我祖国。彼达识之士，其孳孳尽瘁以期输入之者，非不知其说在欧洲之已成陈言也，以为是或足以起今日中国之废疾，而欲假之以作过渡也。顾其说之大受欢迎于我社会之一部分者，亦既有年。而所谓达识之士，其希望之目的，未睹其因此而得达于万一。而因缘相生之病，则已渐萌芽，渐弥漫一国中。现在、未来不可思议之险象，已隐现出没，致识微者慨焉忧之。噫！岂此药果不适于此病耶？抑徒药不足以善其后耶？
伯伦知理之驳卢梭也，以为从卢氏民约之说，则为国民者必须具有三种性质，反是则国不可得立。三种者何？一曰：其国民皆可各自离析，随其所欲，以进退生息于此国中也。不尔，则是强之使入，非合意之契约，不得为民约也。虽然，人之思想与其恶欲，万有不同者也。若使人人各如其意，乃入此约，则断无全国人皆同一意之理。以此之故，亦断无全国人皆同一约之理。若是乎，则国终不可得立。故从卢氏之说，仅足以立一会社。即中国所谓公司也，与社会不同。其会社亦不过一时之结集，变更无常，不能持久。以此而欲建一永世嗣续之国家，同心合德之国民，无有是处。二曰：其国民必悉立于平等之地位也。不尔，则是有命令者，有受命者，不得为民约也。然熟察诸国之所以建设，必赖有一二人威德巍巍，超越侪类，众皆服从，而国础始立。即至今日，文明极进，犹未有改。若使举国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皆以同等之地位，决议立国，无有是处。三曰：其国民必须全数画诺也。苟有一人不画诺，则终不能冒全国民意之名，不得谓之民约也。然一国之法制，势固不能有全数画诺之理，岂待问也？卢氏亦知之，乃支离其说，谓多数之意见，即不啻全体之意见。夫服从多数，虽为政治家神圣不可侵犯之科律，而其理论独不适于诸民约主义之国家。盖盟约云者，人各以其意而有愿与此约与否之自由权者也。彼不愿与此约之少数者，而强干涉之，谓其有服从多数之约之义务，无有是处。此三义者，伯氏于国家起原论，取卢氏之立脚点而摧陷之者也。（参观《卢梭学说》篇）
伯氏又言曰：民约论之徒，不知国民与社会之别，故直认国民为社会，其弊也，使法国国础不固，变动无常，祸乱亘百数十年而未有已。德国反是，故国一立而基大定焉。夫国民与社会，非一物也。国民者，一定不动之全体，社会则变动不居之集合体而已。国民为法律上之一人格，社会则无有也。故号之曰国民，则始终与国相待而不可须臾离。号之曰社会，则不过多数私人之结集，其必要国家与否，在论外也。此伯氏推论民约说之结果，而穷极其流弊也。
中国号称有国，而国之形体不具，则与无国同。爱国之士，睊睊然忧之，其研究学说也，实欲乞灵前哲，而求所以立国之道也。法国革命，开百年来欧洲政界之新幕，而其种子实卢梭播之。卢氏之药，足以已病，无疑义矣。近则病既去而药已为筌蹄，其缺点率见是正于后人。谬想与真理所判，亦昭昭不足为讳也。独吾党今日欲求吾国，其必经谬想而后入真理，以卢氏学说为过渡时代必不可避之一阶级乎？抑无须尔尔，径向于国家之正鹄而进行乎？此一大问题也。卢氏之说，其有功于天下者固多，其误天下者抑亦不少。今吾中国采之，将利余于弊乎？抑弊余于利乎？能以药已病，而为立国之过渡乎？抑且以药生病，而后失立国之目的乎？此又一大问题也。深察祖国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以视欧洲各国，承希腊、罗马政治之团结，经中古、近古政家之干涉者，其受病根原，大有所异。故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如伯氏言，则民约论者适于社会而不适于国家，苟弗善用之，则将散国民复为部民，而非能铸部民使成国民也。故以此论，药欧洲当时干涉过度之积病，固见其效，而移植之于散无友纪之中国，未知其利害之足以积偿否也。夫醉生梦死之旧学辈，吾无望矣。他日建国之大业，其责任不可不属于青年之有新思想者。今新思想方始萌芽耳，顾已往往滥用“自由”“平等”之语。思想过度，而能力不足以副之。芸芸志士，曾不能组织一巩固之团体。或偶成矣，而旋集旋散。诚有如近人所谓“无三人以上之法团、无能支一年之党派”者，以此资格，而欲创造一国家，以立于此物竞最剧之世界，能耶？否耶？此其恶因，虽种之、薰之在数千年，不能以为一二人之咎，尤不能以为一学说之罪。顾所最可惧者，既受彼遗传之恶因，而复有不健全之思想，以盾其后而传之翼也。故人人各以己意进退，而无复法权之统属，无复公众之制裁，乃至并所谓服从多数之义务，而亦弁髦之。凡伯氏所指卢氏学说之缺点，今我新思想界之人人皆具备之矣。夫以今日之中国，固未有所谓统属，未有所谓制裁，未有所谓多数，则吾国民之踯躅焉，凌乱焉，而靡所于从，夫亦安可深责？顾所贵乎新思想者，欲借其感化力以造出一新世界，使之自无而之有云尔。若徒恃此不健全之新思想，果能达此目的否耶？是不可以不审也！吾非敢袒伯氏而薄卢氏，顾以为此有力反对之一大学说，为有志建国者所宜三复也，作伯氏学说。
波氏又曰：因于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请言其理。夫既以革命之力，一扫古来相传之国宪，取国家最高之目的，而置之于人民仔肩之上矣。而承此大暴动之后，以激烈之党争，四分五裂之人民，而欲使之保持社会势力之平衡，此又必不可得之数也。于斯时也，其势力最猖獗者，即彼鼓吹革命率先破坏之一团也。而此党派，大率属于无资产之下等社会，其所举措，往往不利于上流。作始犹简，将毕乃巨。其力既无所限制，自必日走于极端，而遂取灭亡。彼曷为而致灭亡？夫既已自紊历史上之权利，自伤政权之神圣，一旦得志，而欲以我新获之权利，造成历史的之根柢，虽百般拥护，未有能济者也。于是乎社会阶级之争夺，遂相互迭起而靡有穷。按：自此以下数节，大率皆借法国立论，其性质与南美诸国略异。
争夺之极，其得最后之胜利者，则彼从梦中惊起之富豪阶级也。然彼等虽胜利而已厌政权。何也？当彼之时，其握政权者常危殆也。彼等欲得政治上之权利，不过以保其生命财产之安全云尔。其既得之也，则必孳孳然复自营其生计，不惜出无量之代价，以购求和平。而社会棼乱疲敝之既极，非更有独立强大之主权，则终不能以奠定。故君权思想之复活，实剥复之道所必至也。然历史上之国家，既已覆灭，今欲使一姓再兴，重复其旧，则其结果更酿百弊。欲别拥新主，而无一人可认其固有之权利，即勉戴之以行君主议院制度，终觉其主权微弱，不足以救济沉痼疮痍之社会也。于是乎民主专制政体，应运生焉。若此者，于古代之罗马见之，于近世之法兰西见之。
民主专制政体之所由起，必其始焉有一非常之豪杰，先假军队之力，以揽收一国实权。然此际之新主治者，必非以此单纯之实力而能为功也。而自顾己所有之权利，以比诸他国神圣不可侵犯之君主，而觉其浅薄无根柢也。于是不得不求法律上之名义，即国民普通投票之选举是也。彼篡夺者（按：即所谓一非常之豪杰）既已于实际掌握国权，必尽全力以求得选。而当此全社会渴望救济之顷，万众之视线，咸集于彼一身。故常以可惊之大多数，欢迎此篡夺者。而芸芸亿众，不惜举其血泪所易之自由，一旦而委诸其手，又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何也？彼时之国民，固已厌自由如腐鼠，畏自由如蛇蝎也。
此篡夺者之名，无论为大统领，为帝王，而其实必出于专制。彼时之民，亦或强自虚饰，谓我并非以本身之权利，尽让于此一人。而所定宪法，亦尝置所谓国民代议院，谓以此相限制也。而实则此等议院，其权能远在立宪君主国议院之下。何也？君主国之议院，代表民意者也。君主而拂议院，是拂民也。此等之议院，则与彼新主权者（即篡夺者）同受权于民，而一则受之于各小部分，一则受之于最大多数。故彼新主权者，常得行长官之强权。不宁惟是，议院之所恃以对抗于彼者，赖宪法明文之保障耳。而彼自以国民骄子之资格，可以随时提出宪法改正案。不经议会，而直求协赞于国民。权利之伸缩，悉听其自由，故民主专制政体之议院，实伴食之议院也。其议院之自由，则猫口之鼠之自由也。
君主专制国，其诸臣对于国民无责任，惟对于君主有责任。按：君主对于国民本非无责任也，然其责任不分明，故驯至于无。君主立宪国，君主无责任，惟议院政府诸员，按：如英国之制，政府即议院之多数者也。故两者并举。对于国民而代负责任。独民主专制国不然。惟民主（按：波氏所谓民主者，兼大统领及帝王言之。拿破仑两帝亦此类之民主也。读者勿误）对于国民而负责任，他皆无之。虽然，所谓责任者，亦不过宪法上一空文耳。夫既已以永续世袭之最高权，委托之于彼。此后而欲纠问其责任，则亦惟视其力所能及，更破坏此宪法，而移置其主权耳。质而言之，则舍再革命外，无他途也。要之此专制民主犹在，而欲与彼立宪君主政体之国民，与纯粹共和政体之国民，享同等自由之幸福，势固不能。
译者曰：吾心醉共和政体也有年。国中爱国踸踔之士之一部分，其与吾相印契而心醉共和政体者，亦既有年。吾今读伯、波两博士之所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其所据，皇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如两博士所述，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此吾党所不能为讳者也。今吾强欲行之，无论其行而不至也，即至矣，吾将学法兰西乎？吾将学南美诸国乎？彼历史之告我者，抑何其森严而可畏也！岂惟历史，即理论，吾其能逃难耶？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孰意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何乐哉？吾乃自解曰：牺牲现在以利方来，社会进化之大经也。吾尽吾对于吾子孙之义务，吾今之苦痛，能无忍焉。而彼历史与理论之两巨灵，又从而难余，曰：南美诸邦人之子孙。藏其自由铁券于数十层僵石之下，谁敢定其出世之当在何日也。曰：法兰西自一七九三年献纳牺牲以后，直至一八七〇年，始获飨焉。而所飨者，犹非其所期也。今以无量苦痛之代价，而市七十年以后未可必得之自由，即幸得矣，而汝祖国更何在也？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者，而或将亦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而遂颠倒失恋，不肯与君别者，吾涕滂沱！呜呼！共和，共和，吾爱汝也，然不如其爱祖国；吾爱汝也，然不如其爱自由。吾祖国吾自由其终不能由他途以回复也，则天也；吾祖国吾自由而断送于汝之手也，则人也。呜呼！共和，共和，吾不忍再污点汝之美名，使后之论政体者，复添一左证焉，以诅咒汝。吾与汝长别矣！问者曰：然则子主张君主立宪者矣？答曰：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吾知昔之与吾同友共和者，其将唾余。虽然，若语于实际上预备，则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吾布热诚，以俟君子。
第四章 论主权
主权者，一国精神所由寄也。故论国家者，必明主权。伯伦知理之论主权，其要有五：
一、主权者，独立不羁，而无或服从于他种权力者也。原注：独立不羁，与无限殊科勿混视。
二、主权者，国家之威力也。宜归于人格之国家及国家之首长。其余地方团体及法院议院等，皆隶于国家之一机关耳，于主权无关也。
三、主权者，至尊者也。主权者据之，以立于国内所有一切权力之上。
四、主权者，统一者也。一国中不能有二个主权。原注：主权之统一，在君主国最为易见。即在他种政体，亦莫不然。如共和政体，则国民全体为其主权者。贵族政治，则贵族会议为其主权者。英国之立宪政治，则国王与议院连合而为其主权者。是其例也。
五、主权者，有限者也。主权有受成于国法之权利，即有受限于国法之义务。
伯氏之论主权，所以驳正平丹、卢梭二氏之谬，而求其真相者也。其有功于国家学也最巨。平丹（法国人，生十六世纪）之言曰：“主权者，无穷无限之国权也。”又曰：“法律依于‘主权者’（即运用主权之人）而得其效力，‘主权者’非依于法律而得其权能。”此说也，以国家之首长，与国家之全体，混为一谈。路易第十四“朕即国家”之谬论所从出也。其说久已吐弃，兹不待辨。卢梭之言曰：“主权不在于主治者，而在于公民。公民全体之意向，即主权也。主权不得让与他人，亦不得托诸他人而为其代表。虽以之交付于国会，亦非其正也。社会之公民，常得使用其主权，持以变更现行之宪法，改正古来成法上之权利，皆惟所欲。”伯氏以为卢氏之说，欲易专制的君主主权，而代以专制的国民主权也。然而专制君主主权，流弊虽多，而犹可以成国；专制国民主权，直取已成之国而涣之耳。外此更有所得乎？无有也。夫谓主权不在主治者而在公民全体，公民全体之意见，既终不可齐，终不可睹，是主权终无著也。主权无著，而公民中之一部分，妄曰：“吾之意即全体之意也。”而因以盗窃主权，此大革命之祸所由起也。公民之意向，屡迁而无定。寖假而他之一部分，又妄曰：“吾之意即全体之意也。”而因以攻攫主权，此大革命之祸所由继续也。伯氏所以龈龈焉与卢氏为难者，其意在是。乃更为申言主权之原则如下：
一、主权既不独属君主，亦不独属社会，不在国家之上，亦不出国家之外。国家现存及其所制定之宪法，即主权所从出也。
二、或谓社会为私人之集合体，主权即为私人之集合权。其言谬甚。主权者，公权非私权也。虽合无量数之私权，不能变其性质使成公权。
三、或谓一民族相结合，虽未具国家之体裁，亦可谓之有主权。此说亦非也。彼民族者，未能成为一“法人”，谓法律上之人格。未有形不具而脑先存者也。故有主权则有国家；无国家亦无主权。
第五章 论国家之目的
伯伦知理曰：“自昔论国家目的者，凡有两大派。其在古代希腊、罗马之人，以为国家者，以国家自身为目的者也。国家为人民之主人，凡人民不可不自牺牲其利益以供国家。其在近世日耳曼民族，则以为国家者，不过一器具，以供各私人之用而已。私人之力有所不及者，始以国家补助之。故国家之目的，在其所属之国民。由前之说，则谓民也者，为国而生者也。由后之说，则谓国也者，为民而设者也。伯氏则曰：两者之说皆是也，而亦皆非也。夫天下之事物，固有自一面观之，确为纯粹之器具，自他面视之，又确有其天然固有之目的者存。即如男女婚媾，其显证也。就其夫妇相爱之情欲言之，则婚媾实一器具也；就其居室大伦传种义务言之，则婚媾实有其至大之一目的在。惟国亦然。
以常理言，则各私人之幸福与国家之幸福，常相丽而无须臾离。故民富则国富，民智则国文，民勇则国强。是此两目的不啻一目的也。虽然，若遇变故，而二者不可得兼，各私人之幸福与国家之幸福，不能相容。伯氏之意，则以为国家者，虽尽举各私人之生命以救济其本身可也，而其安宁财产更何有焉？故伯氏谓以国家自身为目的者，实国家目的之第一位，而各私人实为达此目的之器具也。
虽然，伯民之论，常无偏党者也。故亦以为苟非遇大变故，则国家不能滥用此权。苟滥用之，则各私人亦有对于国家而自保护其自由之权理云。
按：天道循环，岂不然哉！无论为生计，为政治，其胚胎时代，必极放任。其前进时代，必极干涉。其育成时代，又极放任。由放任而复为干涉，再由干涉而复为放任，若螺旋焉，若波纹然。若此者，不知几何次矣。及前世纪之末，物质文明发达之既极，地球上数十民族，短兵相接，于是帝国主义大起，而十六七世纪之干涉论复活。卢梭、约翰·弥勒、斯宾塞诸贤之言，无复过问矣。乃至以最爱自由之美国，亦不得不骤改其方针，集权中央，扩张政府权力之范围，以竞于外。而他国更何论焉！夫大势之所趋迫，其动力固非在一二人，然理想之于事实，其感化不亦伟耶？若谓卢梭为十九世纪之母，则伯伦知理其亦二十世纪之母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