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是按陸宗達先生的指示編排出版的最後一部書。陸先生没有來得及見到書的出版，而於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三日故去，使這本書成爲我們對他的永久紀念；因此，我願在這裏多説幾句話，來陳述這本書成書的過程和意義。
自一九八四年陸先生與我合寫的《訓詁方法論》出版以來，我們討論的中心漸漸集中到一個問題上，那就是，中國的傳統語言學，特别是傳統的文字訓詁學，將如何繼承和發展。陸先生常常爲這批寶貴的文化遺産不被理解和受到排斥而感到遺憾。但他毫無抱怨之心，每每聽到一些對傳統語言學的菲薄、否定之辭，他總是對我們説：“咱們的解釋工作做得太少，成果也太少，難怪人家不瞭解。”他也常常告誡來看望他的師兄弟們，千萬不要滿天飛，要坐下來幹點實事兒，包括多寫一點大家都感興趣的小文章，擴大一點人們對文字訓詁學的瞭解和認識。夏日苦長，工作之餘便是閑聊，往往扯出一字一詞一語，陸先生便對我説：“把這條兒寫下來吧，這條兒大家都能懂！”也有時論及一種方法或一點原理，陸先生也會興奮地對我説：“這一點很好，很透徹，趕快寫出來，要寫得讓外行看得懂。”久而久之，寫普及性的文章，便成爲我們的一項重要工作。我們絲毫没有覺得這一工作是淺薄的，而是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一門社會科學，如果不能得到社會的關心，不能爲社會所應用，不論它掌握在多有名望的人手裏，也是没有生命力的。這幾年，我們通過許寶騤先生爲《團結報》寫的詞語詮釋和古代禮俗的短文、通過鄭炳中先生爲《辭書研究》寫的字詞考證文章、通過王問漁先生爲《中學語文教學》寫的訓詁知識講座，以及在《文史知識》上刊出的釋詞小品和在《中國烹飪》上刊出的烹飪名詞探源的散文，都是出於這種指導思想而寫的。雖然由於研究生教學工作和大型的科研課題占去了很多時間，我們的普及短文寫作只能是隨時地掇拾，但是我們從未輕視過它；而從這項工作裏，我才更深地瞭解到了陸先生的幾番心意。
陸先生非常留意字詞考據工作，他師從章黄，繼承乾嘉，精通《説文》，熟悉古代文獻，考據字詞往往有十分精闢的見解，講課時，爲了申明他考據的思路，一個詞兒講一兩節課時而有之；但他並不主張隨便寫這類文章，尤其對釋詞語的普及文章，選材很嚴：内容褊狹實用意義不大，或者證據不落實講起來過分紆曲的材料，他是絶不用來寫文章的。選出了一條材料，他對作文也不肯馬虎。他時常對我説：“現在的文章太難懂了，咱們可别學那個。話説得讓人不懂就學問大嗎？説新的得讓人懂，説古的也得讓人懂，不然你説它幹什麽！”他還不止一次地説過：“講課、作文，都要學俞敏先生和啟功先生，不管問題多深、道理多新，他們説出來、寫出來全是那麽明白透徹。我看就是因爲透徹才説得明白，一明白了就讓人感覺透徹。”其實，陸先生自己也跟俞先生、啟先生一樣，不論問題涉及面有多廣，他總能條分縷析，放出去還準能收得回來，每點道理都是明明白白的。這樣的高標準，我以之爲努力方向——儘管要真正達到老師們的境界，對我是太難了。我還清楚地記得，一九八六年的夏天，陸先生要我把章太炎先生《文始》中講“青”字的一段文字單獨疏證出來，由此討論起《説文》“青”字從“丹”的造字意圖，又由此説到“丹青”這一雙音詞合成的原因和合成後的意義。先生給我寫了一頁資料，爲核對、篩選、解釋和梳理有關這兩個字的資料，我坐了好幾天圖書館，而寄給《文史知識》的短文《話説“丹青”》也才寫了一千來字。
重視第一手材料是傳統語言學家的本色，這是人所共知的；而要把古奥的材料運用得讓現代人能懂，却是一種更高的境界，這對陸先生這一代專家説來，比之他們寫深奥的文言考據文章，不是更容易了，而是一種思想的飛躍，學術的進步。還使我分外感動的是，陸先生越到晚年，越能超脱於自己的所學，進入很多新的學術境界。他承認《説文》學和訓詁學都要有新的理論，不能只搞單個字的考據，因此他時常和我們一起探究原理，特别是寫普及文章的時候，他常愛説：“這個理兒説得好，有理才能服人！”有一次，在論及高郵王氏父子的詞義考據文章也常出錯兒的原因時，我曾説：“材料固然重要，應當真實而充足，可考據不是材料的堆砌，還必須有正確的邏輯思路，有材料而不合邏輯，也會出錯兒。”話説了出去，我又有些後悔，怕先生批評我對先哲不恭。可是過了幾天，先生却讀起《經義述聞》來，而且翻出好幾條兒來對我説：“你看這個“貳”字、“從”字……都是因爲邏輯混亂而搞錯的。”又説：“王引之論假借，好多都是同源字通用，也是邏輯錯誤。”此後，他便時常要我們幫他檢查“推理上有没有錯誤”。當然，他很少出錯兒，陸先生給我們的感覺是，字和詞在他腦子裏都穿成了串兒，要有一個環節出了錯兒，他就能從前後左右的字詞裏擠出這個錯兒來。他太熟悉古人樸素的系統方法了，所以，當我們建議采用系統方法全面研究《説文》時，他是那麽高興，他提出的一些指導意見真是使我們驚服！而這樣深入的思考，他却總是主張要“説得讓别人懂”。爲了説明某些道理，陸先生曾多次告訴我：不妨多用一點讀者熟悉的例子，有些例子也不妨反復用，這樣，給大家留下的印象或許能深一些。我從先生的這些指示上，體會到他希望救活這門科學，唤起全社會和語文界對傳統文字訓詁學的關注的良苦用心。但我也非常明白，先生所期待的一切，並不是很容易達到的。除了已經進入這個領域的專業人員外，對於這些雖有利於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但眼前却不能生出功利，又無法迎合“時潮”的學科，能真正、長期關注的，恐怕是需要些韌性和膽識的人吧！
然而，我們微薄的工作却不乏反響，這些年，經常有人來信跟我們討論某字某詞的詮釋，其中往往涉及某些方法和原理。這些信裏，也有些是反駁我們的論點的，而陸先生却一律歡迎，甚至對個别因爲文化水平差無法理解訓詁問題而冒然提出異議的信，他都認真看，而且和我討論如何回信，直到他這次因病入院，還囑咐我替他回了十多位讀者和同行的來信。有些文章的題目，便是受來信啟發而想到的。比如，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團結報》刊出的《“不可救藥”解》，就是因爲貴州省一位民辦中學教師來信問及“不可救藥”的“救藥”是哪種語法結構而引出的文題。
一九八六年九月，陸先生正在病中，我們爲訓詁方法提供例證的《古漢語詞義答問》終於見書了。這本書收了一九八二年以前我們所寫的字詞詮釋文章，不大的一本書，竟印了整整四年。於是，陸先生指示我，把已經整理好的這部文稿，交給一個不至於一拖四年的出版社去印。一九八七年，聽説語文出版社答允出這部書，馮瑞生同志又承擔了本書的責任編輯，陸先生非常高興。那時，先生已住進友誼醫院，他在病床上囑咐我，要把他的博士生宋永培爲他整理的幾篇文章編入，並且在作者裏加上宋永培的名字。
永培師弟是陸先生一九八五届的博士生。出於對傳統語言學繼承與發展的熱望，陸先生對自己指導的研究生從來都是愛護倍至、不斷提携的。一九八五年以來，我們的任務重，人手又很少，許多科研工作需要研究生來完成，這給了他們很多鍛煉的機會。先生的博士生石定果、張萬彬、宋永培和李國英四位師弟，以及其他五位在校的碩士生，都對我們的工作有直接的幫助。特别是永培師弟，他在先生晚年和先生在一起的時間比别的同學更多，有時協助陸昕照顧先生生活，而且學習得很深入。永培對本書的編輯出版和校對，都做了很多工作，而且工作得也很細緻。我以爲，先生對他的愛惜絶不僅是對他一個人的關懷，而是寄托了對後學的無私而誠摯的期望之情，在傳統語言學未被更多人理解的今天，這種期望的深意我們總是久久銘記在心的。
這本書裏收入的，除個别幾篇外，大多是有關訓詁學的普及和應用的文章，篇數雖不是很多，却包含着我們已故老師的許多深意。爲了使讀者瞭解這層意思，也爲了答復幫助和關懷過我們的很多老師、朋友、同行的致意，我補寫了這篇後記。爲了紀念陸先生，我們在書後提供了他生前的著述目録。比起許多先輩時賢的著述，先生的書文寫作不算最豐厚，但他爲繼承中華民族語言學的優秀遺産而終生努力的情愫，却如不盡的江河，總有一天要流入大海的。
王 寧
寫於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三日
陸宗達先生八十三歲誕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