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心理学言政治，其滥觞盖甚近。然历来政治学率于人类天性先有一种假定。柏拉图之《理想国》揭橥贤人政治，即以国家比拟个人性格，理智支配情欲，乃能止于至善。亚理士多德以人为社会的动物为国家继续存在之理由，有国家然后个人之天赋才能乃得尽量发展。近代政治学之先导当推霍布斯、卢梭与洛克，三人主张虽异趋而援心理学以为论据则先后同辙。霍布斯谓人性恶，惟知畏威惧惩，故主张专制。其意以为人类赋性莫不贪鄙险狠。政法不存，人各竞逞其私，于是争夺之祸乃不可免，授大权于一尊，罚其不听命者，于是人人乃得相安于无事。卢梭洛克均主张人性善，其相率而为恶者，乃制度习俗使然。卢梭倡民治，洛克主君宪，皆以性善为立脚点，此应用心理学于政治学之著例也。
十九世纪之英国政治思想，自踵至顶皆为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所熏染，而开起源者则为边沁，边沁政治见解根于心理学上之享乐主义（hedonism）。自边沁观之，人为乐利自私之动物，一言一动皆以趋乐避苦为衡，人生之目的为幸福，幸福即乐过于苦之义，政府之唯一目的即在谋最多数人之最大幸福，而谋最大幸福之方则在取乐利主义为立法施令之准。穆勒承边沁之绪而稍立异，以为最大幸福之准不仅在量而在质。盖苟仅以数量衡幸福而以社会幸福为个人幸福之和，则人人苟营其私而已，匪特舍己为群者无自来，而个人彼此利害冲突之势必启社会争夺之渐，以质衡幸福，而后博爱之教、慈善之业在社会中乃有其极大价值焉。
政治学上之功利主义根于心理学上之享乐主义既如上述，而享乐主义派心理学又根于历来专恃玄想治学者之理性主义（intellectualism）。此派学者以理智为万能。吾人凡所举措，心中先预存一享乐标准，看透目的，筹安方法，谋定而后动。故行为乃理性之产物。现代英伦心理学者之政治思想乃十九世纪理性主义之反动，其代表人物当推麦独孤（W. McDougall），兹篇略疏其学说焉。
麦独孤之主要著作为1908年所发表之《社会心理学引端》（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此书精髓即在否认边沁行为根诸理性之说。其言曰，吾人生而有种种先天的自然倾向，如本能，如情绪，其势力如洪波潜涌，吾人往往受其驱率操纵而不自知。当吾避彼而趋此时，吾对于彼生苦痛此生快乐之结果，胸中初无成竹。盖自然早已于无数亿万年中授此倾向于吾远祖，吾特梦梦然顺此倾向以适应生存，如鹊之营巢，鸡之孵卵，初不知巢之可避风雨而卵之将鹓雏也。行为根于理性之说，实误解人性。理性之为用，仅在筹划方法手段以达本能所已指令之鹄的，而此方法之施行，又必假本能之力，如钟表之赖弹簧，蒸气之赖煤电焉。故本能实为人类行为之唯一原动者，理性仅供其驱使而已。理性之来，尝在行为已发生之后，其用只在解释辩护。询汲汲于名利者曰，汝何为夤缘辛进，彼必答曰，吾将有以利国福民也。询寻求性欲刺激者曰，汝何为日日往跳舞场与电影院？彼或且曰，吾将藉此观察人情风俗也。受支配于本能而别假理由以自遮饰者，往往类此，边沁之徒泥于形似而不穷其究竟，无怪其颠倒本末也。
边沁以为一切人类行为皆可以利己之动机解释之，麦独孤亦不谓然。人性多原，行为之动机亦极繁复，决非可以某一种欲望解释之者。科学家穷幽探险，其原动力为好奇；慈母赴汤蹈火以全其子女，其原动力为母爱，均不视为趋乐避苦。母爱扩而充之，乃有种种利他的（altruistic）倾向。社会一切慈善事业即基于此。边沁以为人尽利己，将何以解释弭兵释奴恤贫诸运动乎？苦乐之影响行为实非如边沁所言者。行为既已发生，快感可以延续之，痛感可以缩短之，至于快乐与苦痛自身固非行为之原动力也。边沁又说认幸福为快感之总和，实则二者之迥然有别。快感（pleasures）飘忽无常，而幸福（happiness）则为形成人格诸情操之谐和翕一。执边沁之幸福说，则社会道德无自而生，盖个人自觉为社会一分子而起自苦之心然后乃有道德可言也。
边沁之心理见解集中于乐利，故其政治学说重个人；麦独孤之心理见解集中于本能情绪与社会环境之交感，故其政治主张重群众。麦氏在1920年所发表之《群心》（Group Mind）即应用其《社会心理学引端》中之原理以诠群众政治生活者也。自麦独孤观之，凡组织完善之群众皆为完整有机体，不特自具个性而其心理生活亦不仅为诸分子心理生活之总和。使个人可脱离社会独立，则其思虑情感意志，均必与在为社会一分子时迥异。社会之生存，其诸分子之互相联贯，均赖有此集合的心理作用（群心）以维系之。故精密言之，社会具有自我，具有心灵。名此集合的心理日群心，其为用适与个人之心相同，可思考，可感情绪，可发意志，可依其特殊规律而生长滋大。群心之本源在个人之自尊情操（selfregarding sentiment）。自尊情操之扩充，即小我之生长。所谓小者仅指吾个人人格而言。吾个人人格有瑕疵，自尊之念固因之挫衄矣。然推而广之，吾家庭之名誉遭指摘，吾学校之风纪贻口实，吾所操之业不为社会所重视，吾所隶之国家在受人凌辱，吾所生之时代为羞耻之冲积层，则吾亦尝瞿然深省而自惭焉。人格愈伸张，则自尊情操愈推广，而自我之范围亦愈扩大，群心者即个人具有大我时之心理也。
近代政治思潮颇为卢梭普遍意志（general will）之说所影响。麦独孤群心之定义毋乃卢梭之应声回响乎？是大不然。“普遍意志与全体意志（the will of all）有别。普遍意志所企图惟在公共幸福，而全体意志则顾及各份子之利益，其性质仅为一丛个人意志之和。取全体意志中之互相冲突者抵消正负，其所差之和乃为普遍意志。”“最高权由此普遍意志行使。”此二语为卢梭《民约论》中之名言。鲍申葵以此普遍意志不存于各个人意识中非之。麦独孤则日，卢梭之言似近真理，然误在以人可脱离社会环境而形成其人格。故其所称存于个人心中之普遍意志，乃超然于社会影响之外，仍不外为小我之希冀而已。群心所发之意志则不然。吾心中有我存在，有我所隶之群存在自尊，情操之扩充，从而纳群于我，故吾所希于群者即吾所希于我者。譬如吾隶某军某旅，方得主将之令，鼓勇夺要塞。此时吾之意志不仅在全吾身躯增吾名位焉，吾个人死实不足惜，而吾军吾旅之荣誉则不可以我而荡然扫地，吾志如此，吾同僚吾官长之志亦如此，此则群心所发之意志也。
群心之作用效力随群之组织完善与否而异。群之组织最完善而其群心最发达者首推同种国（nation state）。同种国者一种民族享有政治的独立，具有全民的心理与特性，而能运用全民的思想与意志之谓也。全民之特性尝为悠久历史之产物，故与某一时代中各分子特性之总和绝非一物。全民心理之存在多赖国民分子间之同类情感，而同类情感基于八种要素：（一）同种，（二）分子间之交际自由，（三）卓越领袖，（四）明了的共同目标（尝在危急时表现），（五）悠久的生存，（六）全民心理所产生的制度，（七）全民的自觉，（八）与异国之竞争。（编者按，以此八要素衡目今中国，吾人只有同种与悠久生存两点可自豪，与异国之竞争，乃时势所逼来者。交通不便利，不足与言分子间之交际自由。群龙无首，更不足与言卓越领袖。因此全民心目中无明了的共同目标，而现行制度亦不能谓为全民心理之产品。乐观者或谓年来种种运动足征全民的自觉，然纷纷攘夺又何自来乎？言之殊慨然也。）
国家组织愈完善，则其全民心理所产生之制度亦愈有弹性，愈能随机应变。全民活动既愈精审愈翕一，则其中各分子可渐减少其担负与效率，盖一国之已成制度不啻个人之本能，其已成风俗不啻个人之习惯，其深谋远虑所得之社会组织不啻个人观念联想中心，因俗以为政，驾轻而就熟，自易为力也。此种表现全民性之制度必为自然进化之结果，不易以人力一蹴而就之者。若国家制度不产于自然进化，而仅为勉强造就者，则往往畸形发展。各部分不能翕一，譬如执行机关虽能运用白如，而立法谋虑机关或不能随机应变。大战前之德意志实外强中干，因其制度过于机械，遇危难时遂不免穷于应付也。
全民意志所发生之行动，必为人人所同趋附者焉，必以国家幸福为目的焉，必为法定谋虑机关意思审虑之结果焉。所谓国家幸福者与全国人民幸福之总和有别。盖国家生命较之某一时期中全国人民之生命，久暂悬殊，不啻天壤，而谋国家幸福者必顾及悠久之过去与方兴之未来也。大战中比利时人民宁受蹂躏歼灭，而不愿屈伏于德国暴力，即牺牲一时全国人民幸福而谋国家幸福之好例也。
国家幸福虽必深印于全民脑中，而取何方法以获得之，则必取决于法定谋虑机关之大多数。其少数反对多数议决案者亦必服从，此并非剥夺其个性自由，因此数本先已承认谋虑机关之组织也。在英法美诸国，人民个性与团体精神颇可并行不悖，盖其支配执法机关之谋虑立法机关为有形国会与无形舆论所组成，而国会与舆论实全民国家观念之结晶也。自麦独孤观之，英国众院组织尤善，议员既多为优选，而于此优选中又拔其俊者组种种委员会，运筹实施，用各尽其材。国会中政府党与反对党互相窥瑕指隙，而议案之决乃不得不慎之又慎。此种机械背面又有国会代表全民意志一传统观念，舆论势力乃能阴驱潜率，使利己营私之领袖无所施其巧。故英国政治组织最能表现全民意志，而其国家观念亦因以日益发达也。
麦独孤之社会心理学说大要如上述。英国自十九世以来功利主义太盛，麦氏之说给传统的英国政治思想以一大打击，其影响固甚钜。然仔细寻绎之，其破绽亦还不少。吾人适应环境实以全副人格当其冲，麦氏分析全副人格为若干遗传性之总和，谓某种行为生于母爱，某种行为生于占有本能，以之论个人心理因未脱构造派抽象立论远于事情之大弊，而以之诠社会现象，尤往往格格不入。边沁谓行为动机在乐利故为理性的，麦氏指其疵是矣，而乃以本能与情绪为人类行为之唯一原动者而理性仅供其驱使，此固受二十世纪理性主义反动思潮之影响，然矫枉至于过直亦为政治学者所不满。现代英国以心理学言政治者麦独孤之外尚有华莱士（G. Wallas）与浩布浩司（Hobhouse）。二人学说非本篇所能详述，然其要旨均在指出本能与理性根本上绝非背驰者，自二氏观之，人性中不惟本能有其先天的基础，即理性亦莫不然。单纯本能惟在动物级乃可发见，至于人类，刺激既繁复，而反应亦随机应变，不主故常，其左右指使之者实为理性。惟有理性，行为乃脱机械之桎梏，而其目的亦愈明了，惟有理性，而各种无理性的冲动乃能调和妥洽而形成完整人格。故理性非外来之物而徒供驱遣者，此则麦氏之偏见也。
不宁惟是，麦氏一方面攻击斯宾塞（Spencer）吉丁司（Giddings）以来诸社会学者“同类意识”之说，而一方面又自铸“群心”一词，引个人之“心”以为喻，恐亦比非其伦。麦氏在《群心》书序中再三声明自己未受德国思想影响，其实麦氏学说之骨髓仍自德国唯心哲学得来，稍读黑格尔、费希特者当能知之也。
麦氏之弊在过重社会团体之完整，而未尝三致意于其各个分子之个性。纪律森严之军队或偶能如麦氏所称之完整，至于近代国家实尚未有抵麦氏之标准（上述八要素）者。姑言英国，爱尔兰已独立，苏格兰、威尔斯与英伦原为三邦，现在政治上虽云统辖于同一政府，而国民心理则犹未臻一致。苏格兰人民现仍极力保持其苏格兰思想习俗，对于“界外”英伦人尝另眼看待，呼苏格兰人为英国人，在苏格兰人观之，为大不敬。威尔斯人心目中对于不列颠国性亦甚模糊隐约，此其不完整者一也。加之政治见解，纷歧更甚，社会主义者只承认职业上之结合为单位，而天主教徒之视英皇，远不如罗马教主，举此一端，他可概见。至谓英国众院为代表真正民意，闻者办不免置疑。一九一八年与一九二四年之选举，其成绩之劣犹在人耳目。代议制度已为一般政治学者所不满，麦氏自扬英国之荣誉，乃极力辩护其代议制，而不知事实昭彰有未容讳者也。（梁任公先生在《欧游心影录》中甚称英国众院秩序之严肃，参观英众院开会者见议员之加足于椅背者，摩拳擦掌纷纷叫嚣者，议事正当紧要时弃席而走者，几为惯例，回忆梁先生对于“巴力门”所得之“心影”尝哑然失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