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外一篇文章里我已谈过中国书牍（见文学杂志三卷一期），原想再写一篇谈西方书牍以资参较，但是把材料搜集起来，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之感。从罗马时代一直到现在，西方作者以书牍著名的多得简直不可胜数，而且西方人一向看重书牍这个艺术，凡是值得读的信札大半都印行出来了，一个人可以有几厚册之多。这究竟如何谈呢？谈中国书牍，我们不必处处征引原文，读者可以自己依着所谈到的去翻阅原著，至于西方书牍还没有一部好的选译本，读者对于它们是陌生的，只是一些人名书名决不能引起兴趣。但是谈到书牍，西方的又不能置之不谈，它们有许多优点是中国书牍所没有的。中国书牍，像我们已经谈过的，不是取法于六朝骈俪，就是取法于唐宋古文，如踩高跷行路，如拉腔调说话，都难免有几分做作；西方书牍就不然，它们自古就奠定了一种家常亲切的风格，有如好友对面谈天，什么话都可以说，所谓“称心而言”，言无不尽。我们读这种书牍，不但对于所说的事情一目了然，而且对于作者的性格和写信时的兴致都有一个活跃的印象。书牍的功用本来是代替面谈，必须有这种家常亲切的风味才能引人入胜。我们如果多读一些西方杰作，或许可以矫正中国书牍以往那种板面孔拉腔调的习气。所以这题目虽是难谈，却仍不能不谈。既不能原原本本地谈，我想最简便的办法是选择三两篇代表的书牍，就它们略加释评。这虽是以一斑窥全豹，究竟还比凭空立论较能给读者一个具体的印象。我选的三篇是西塞罗写给庇塔斯的，塞维尼夫人写给她的女儿的，和济慈给赫塞的。第一篇代表纪元前一世纪的罗马，第二篇代表十七世纪的法国，第三篇代表十九世纪的英国。时代，国籍，性别以及信的内容都各各不同。为了篇幅限制，长信无法采入。本文的用意只在让读者知道一点西方书牍的风味，因而引起多阅读这类作品的兴趣。
一 西塞罗给庇塔斯的信
据圣茨伯里的看法，欧洲书牍达到文艺的地位是从罗马时代起。罗马人特重演说修辞，因为在他们的民主政体中，这是获取政权的敲门砖。尤其是在纪元前一世纪左右，罗马在鼎盛时代，文艺的发达登峰造极，书牍的素质也因之提高。当时书牍圣手有两人，一是西塞罗，一是普林尼（Pliny），就中西塞罗尤其是首屈一指。西塞罗凭他的演说的才能一跃而为罗马三执政之一，周旋于凯撒与庞培之间，在当时算是一位风云人物。他最为世人所推重的当然是他的演说词和哲学对话，但是他的信札现存的还有八百封之多，在他的作品中也占很重要的地位。现在姑译他写给庇塔斯（Papirius Paetus）的一封为例：
你的信给我双重的欣慰：它不仅叫我顶开心，而且也证明贵恙已康复，才能像你向来那样高兴热闹。你拿我来开玩笑，我倒不怪，本来我屡次向你挑衅，理应惹起你这一次的严酷的讥嘲。我只抱歉我为事所阻，不能如原来所打算的来登门造访，来做尊府的一分子，不仅做一个客，我若是真来了，你会看出我和从前大不相同了，那时候你老是拿败味的点心来塞我。现在我却谨慎地留肚子赴筵席，顶豪气地冲过来到面前的每一盘菜，从打前锋的鸡蛋一直到殿军的烤牛肉。你从前所夸奖的那位节约的不耗费的客人现在已过去了。我对爱国志士的一切忧虑都完全告别，并且和我的过去主张的仇敌合伙了：总之，我已经变成一个十足的享乐派哲学家了。可是你却不要以为我赞成近代宴享的流行风气，只图无抉择的丰盛，我们赏识的是较秀雅的奢豪，像从前你在经济状况较好时所常摆出的，不过当时你的田产也并不比现在多。所以请你准备着依这种情形来款待我，请记起你所款待的那一位不仅有顶大的食量，而且对于“食不厌精”的道理，让我告诉你，也很懂得一点，你明白，凡是晚来才动手研究任何一种艺术的人通常都带有一种特别的自足的神气。所以你不会觉得奇怪，如果我告诉你须把你的那些饼子和甜食扔掉，那些东西在一切时髦的菜单里现在已经完全不适用了。我对于吃的学问确实已很内行，所以常敢请你的那批讲究精致的朋友像V和C那样雅人来吃饭。还不仅此，我还更大胆，我请过霍提斯（注：当时著名的讲究吃的人）本人来吃晚饭，不过我得承认，我还不曾前进到请他吃孔雀。说句老实话，我的老实的厨夫还没有本领能仿制他的那种盛馔，只能仿制他的烟薰汤。
关于我的生活情状，我可以约略奉告。在早晨头一部分时间我会晤来问候的客人，其中有垂头丧气的爱国志士，也有欢天喜地的胜利者，后一批人待我尤其敬礼有加。这套礼节完了，我就退到我的书房，看书或是写作。这里我往往被一群听众包围着，他们把我看成一位顶有学问的人，也许只是因为我还不像他们自己那样愚昧。此外的时间我都花在与学问无大关系的事情上。我对我的不幸的国家已忧愁够了，我为着国家的苦难太息流涕，还胜过慈母哭独子的夭亡。
因为你想防备你所储藏的酒肴落到我的手里，我请你加意珍卫。我丝毫不客气地抱定了决心，不让你托病拒绝我“揩你的油”。祝你安好。
这是一封敲朋友竹杠要他请客的信。我们要记起西塞罗已经当过罗马执政，文学声誉满天下，而且是年近老迈的人，看他的那副诙谐口吻简直像一个血气方刚的热心于酒食游戏相征逐的少年。罗马人讲究生活安逸的风气，友朋宴享的情形，以及西塞罗自己的性格，他的自足和自恃他对于文艺的勤勉以及他对于政治的灰心，在这封短简里都表现得很明显。最难得的是他不扮面孔，不摆架子，不打官话，自己站在一个平常人的地位，把对方也当你一个平常人，和他不拘形迹地谈家常话，读之如闻其语，如见其人。西塞罗的时代是纪元前一世纪，约当于中国西汉武昭时代。我们把西汉书牍和他的书牍相较，他的就“近代的”多，第一是他的话不那样简约，其次是他的口吻不那样古板正经。他比较富于“人气”，也比较富于现实性。我们觉得他不是另一个圈子中人，和我们平常人比较接近。他替欧洲书牍奠定了亲切家常的正轨，一直到现在，欧洲书牍作者从来没有抛弃这个正轨，走到类似中国骈俪或古文的那种弯曲的途径。
二 塞维尼夫人给她的女儿的信
如果一国书牍只推出一个选手，在任何国家这都不易办到，可是在法国推出塞维尼夫人（Madame De Sevigne）大概不会引起异议。她没有旁的著作，她写过四十多年的信，而这些信在法国书牍中是一座最高的纪念坊，有许多条件使她成为书牍圣手：她生在路易十四时代，那是文学风气最盛的时代，她生在贵族，受过很理想的教育，会写文章，也熟悉她所写的材料——当时朝廷中的轶闻；写信代替面谈，擅长谈话的人往往也擅长书牍，十七八世纪欧洲人最讲究谈话的艺术，尤其是“沙龙”中的贵妇；塞维尼夫人有一个最宠爱的女儿嫁到法国一个偏僻的城市，当时报章未发达，她须天天把巴黎的新闻传给爱女。有了这些因缘她于是在高乃依，拉辛，莫里哀诸人所照耀的文坛分得一席，现在就她给女儿的信中摘译一封最为人所熟知的：
女儿，许多年以前的今天，有一个人来到这世间，注定了要爱你甚于爱一切，请你不用左猜想，右猜想，那人就是我自己（注：这封信是1674年2月5日写的，正逢塞维尼夫人的生辰）。过去三年，我受尽生平最大的痛苦：你离开我到普罗温斯，现在你还留在那里。如果我要历陈别来一切的苦楚，我的信就会很长。……今天我提笔给你写信，比平日稍早一点。C先生和M小姐在这里，我请他们吃了饭，我要去听摩利的一部小歌剧……
冉恩的主教昨天由圣觉曼地方回来，走得顶快，简直像一阵旋风，他自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他的随从们更以为他是这样。他们通过浪特尔（注：巴黎赛因河区），鞳拉，鞳拉，鞳拉！他们碰着一个人骑着马，卡达，卡达（注：鞳拉状车轮声，卡达状马蹄声）！这位可怜的家伙想让路，可是他的马不肯；结果车子和六匹马把那单人单马撞倒，就走人马身上滚过，人马正在车下，弄得那车子翻来复去，在这时候那单人单马不想拿被碾断肢体来开心，奇巧得很，爬了起来，人骑上马，一溜烟似的尽往前跑，主教的仆人和车夫，连主教自己，都大声号喊：“站住，让这王八蛋站住，打他一百鞭！”主教谈起这件事，还说：“若是我抓住这个坏东西，我一定砍断他的胳膊，割去他的耳朵”……
以后是一些普通问讯的话。这封信与西塞罗的信在家常亲切上又进了一步。西塞罗还有意做文章，把许多话故意说得俏皮；塞维尼夫人写就恰如谈话，像一个多话的老太婆谈话，只要是她觉得有趣的，无论大事小事，都拉杂地扯在一起，说得唠叨不休。可是她也是一个有训练的谈话家，尽管无意做文章，而文章仍是写得干净而生动。看她叙述主教车撞翻人马那一段，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把一幕喜剧以及剧中人物写得多么活灵活现！同时她对于主教的讽刺既委婉而又尖锐，我们可以想象到她的微笑，她的活泼伶俐的贵妇的面孔，以及那副面孔所表现的心灵。通常人写信如罗文，总是苦于无话可说；真正会写信的人会发现到处都是可说的话，俯拾即是：甚至不值得说的话他们也会说得津津有味。塞维尼夫人的信就是如此。女人的感觉通常都比较细腻，女人的话通常也比较唠叨琐碎，这种特点最宜于家常亲切的书牍，所以西方有许多有名的书牍家都是女人。
三 济慈给赫塞的信
依一般见解，英国书牍的鼎盛时代是十八世纪，一则因为那是英国散文的黄金时代，一则因为当时谈话与写信都是很流行的消遣，作家对此都很讲究。有名的书牍家如蒙特遘夫人，蒲伯，斯威夫特，格雷，华尔浦尔，柯珀诸人的作品都是一般人所爱读的。我们在这里不在十八世纪选代表，因为当时英国书牍像一般文学一样，受法国的影响很深，他们的特点与优点在塞维尼夫人所代表的那种风格中都已经见出，那就是轻便活跃，偏重浮面的人事的描写与叙述。我们想说明欧洲书牍的一个较新的方向，就是主观的，内省的，沉思的那个方向（在近代小说，诗，日记乃至于戏剧各种体裁中都有这种倾向），所以选择诗人济慈（Keats）给赫塞的一封。济慈的长诗《月神曲》出版以后，大受守旧派批评家攻击，有人公布两信替他辩护，他的好友赫塞（Hessey）把这些信寄给他看，他回了这封信：
我对替辩护的那些先生们不能不感激，此外咧，我对自己的短长得失已开始有一点认识。——若是一个人对于美有不分彼此的爱好，使他对于他自己的作品成为严厉的批评者，世间毁誉对于他就只能如过眼云烟。我的自我批评所给我的苦痛是远非《黑树》和《季刊》（注：攻击济慈的两个杂志）的攻击所能比拟的。——也就为着这个缘故，我如果觉得自己对，旁人赞赏也不能给我像我私自欣赏真正好的东西时所感到的那种快慰，某君关于不修边幅的《月神曲》的话全是对的。它是如此，却不是我的过错。不是！这话听起来虽然有一点离奇。我的能力只能做到那样好——单凭我自己来做。——如果我勉强求它完美，因而请人指教，战战兢兢地写每一页，它就不会写成；因为暗中摸路并不是我的本性——我要独立自主地写作。以往我独立自主地无审辨地写作，此后我可能独立自主地有审辨地写作。诗的精灵必须在一个人身上找到它自己的解救。它所借以成熟的不是法律和教条，而是感觉和醒觉本身。——是创造的东西就须创造它本身。在《月神曲》里我抱头直跳进大海，因此我摸熟了其中的深浅，流沙和礁石；如果我停留在青葱的海岸上，吹一支空洞的笛子，喝茶，采纳舒适的忠告，我就不能摸熟这些，我从来不怕失败：我宁愿失败，不愿不厕身于最伟大的作者之林。但是我一说话近于说大话了，罢了，请致意T与W诸君。
拜伦曾经散播了一种谣言，说济慈是被批评家们气死的。读了这封信，我们就知道那些是谣言，也就知道济慈是怎样坦白，镇定，谨严，冥心孤往，只知效忠于诗而不顾忌世人的毁誉。他要冒险深入，宁愿失败而不愿做些看来没有毛病而实肤浅轻巧的作品来博好评。在这短短的一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心的光与力以及他的独立不倚的诗艺主张。他不作态——有意谦虚或是有意骄傲——他只坦率地恰如其分地说明他的见地，同时也显出他的心境，而那心境是与杜甫写“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两句时的心境略相仿佛。济慈对于诗下过极刻苦的工夫，他在这里是以过来人的资格自道甘苦，所以看来虽是冷淡，却仍极亲切。拿这种语言来比较中国许多谈诗文的书牍，我们就会觉得那些皇皇大文常不免有“门面语”。
以上寥寥三例在欧洲书牍中只是太仓一粟，但是欧洲书牍的风味于此可略见一斑。它们的特色，像我们已经一再指出的，是家常亲切，平易近人。这特色的成因大抵有两种：第一是欧洲文与语的界限不像在中国那样清楚，写的和说的比较接近，所以自然流露的意味比较多；其次是欧洲人的性格比中国人较直率坦白，没有那么重的“头巾气”，有话就说，说就说一个畅快，不那么吞吞吐吐，装模作样的。这种作品对于史学家往往是很可宝贵的文献。对于心理学家也是了解个性所必依据的资料，不仅是对于爱好文艺者是一种富于兴趣的读品，它们的性质与日记最相近；像日记一样，它们的形式常为小说家所利用。欧洲有几部极著名的小说都是用书信体裁写成的，卢梭的《新爱洛绮丝》，理查逊的《克拉丽莎》（Clarisa Harlowe），以及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都是著例。
不过欧洲书牍的黄金时代似已过去。这有几种原因：近代生活忙迫，没有那么多的闲暇谈不关重要的话；报章发达，许多新闻用不着借私信传递；邮电工具进步，近地方可以通电话，远地方可以打电报，写信的必要就去了一多半，而且近代人面前都有一座打字机，对着打字机写信总不免有几分“公事”意味，信笔直书的那种情调和气氛那就荡然无余了，这当然也叫书信减色不少，在近代文明中许多人情味道深厚的东西都逐渐衰谢或冲淡，书牍即其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