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國民軍北閥的一九二七年，當時軍閥孫傳芳擔任八省聯軍總司令，反抗國民政府。有一天，他的部隊在我家門口槍決一名民衆。就在這個時候，我呱呱墜地，來到了人間。
我出生時，根據母親說，我的臉半邊是紅色，半邊是白色，她認爲自己生了一個妖怪，幾乎不敢撫養我。後來經過一段時日，我才逐漸恢復得和一般正常嬰兒一樣。
我從小家庭貧窮，母親多病，父親是一位樸實的普通平民，介乎農、工、商之間。父母生養了四個兒女，我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個弟弟。猶記得八歲那年，正當歲末冬殘，年關將近的時候，家人都出外張羅年貨，準備要過新年了，家中只留下十三歲的哥哥和我。這一天，大哥李國華興匆匆地從外面回來，告訴我河水都結冰了，他剛剛纔從上面走了一趟回來。我一聽，好奇心驅使，就說我也要出去走一走。
當我走出家門後，大哥就把門關上，並且上了門閂，大概是想讓我在外面多玩一些時候吧！我一個人來到冰河上，興高采烈地走着，忽然見到遠遠的地方好像有一個鴨蛋，心中不禁暗暗竊喜：鴨子在冰上生蛋，沒有人發現，我可以去拿。
於是我一步步地走向“鴨蛋”。豈知這時突然“轟隆”一聲，整片冰應聲碎裂，我就這樣掉進了冰窟裏。原來所謂的“鴨蛋”，其實是冰將破裂時的冰印，因爲狀似蛋形，所以讓我誤以爲是鴨蛋。
生長在寒帶地區的人都知道，一個人一旦不慎掉進冰窟裏，即使旁邊有人，也很難救援，因爲上有厚冰覆蓋，必須把冰塊打破，才能下水救人。通常經過一番周折以後，人在裏面早已凍死，何況在我掉入冰窟時，四周並無一人。
我在冰窟裏究竟掙扎多久，已經不復記憶！只記得我回到家門口敲門時，全身衣服上都是碎冰。大哥開門一看，整個人都嚇呆了。事後家人怎麼樣也想不到，在這樣的遭遇下，我竟然還能撿回一條小命。如今回想起來，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難以明白其中的原因。
其實我這一生，類似這樣走過“生死邊緣”的經驗，不止十次、八次以上。由於我自幼經常跟隨外婆進出佛堂，四五歲時就懂得茹素，也會背誦《般若心經》，因此一生對佛教的信心，反而在這樣一次又一次的危險遭遇中，更加長養，更加堅定不移。
經過了第一次的死裏逃生，兩年後，也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揭開了中日戰爭的序幕。記得那年農曆十二月十三日，是一個大雪飄飄的日子，日軍攻進南京城，當時十歲的我，身上扛了一條被單，跟着一幫民衆開始了逃亡的生活。我們一路向北方走，半途看到一百公里外的南京，火光沖天，真是燒紅了半邊天。後來才知道，原來那就是日軍正式展開大屠殺的時刻。
記憶中，我們先在興化縣一個車棚裏住宿，後來又在村子裏一間神廟安身。不多日，整個江蘇就全部淪陷了。逃難中，年老的外婆九死一生，不但從日軍刺刀下逃過一劫，也曾經泡在江水中，所幸靠着一件冬日的棉衣而不致淹死，再度逃到興化與我們會合。
大概就是在這一年的年底，日軍全部佔領了江蘇，外婆掛念家產，要回故居一看。不知死活輕重的我，也吵着要跟外婆一起回家。外婆一向疼我，於是我們祖孫二人又花了兩天的時間，步行到江都。這時候江都的小鎮已完全被戰火摧毀，幾成一片瓦礫廢墟。外婆的家比較有規模，倒塌的瓦礫中，餘煙還在裊裊上升，我家的四間草屋，也都成爲一堆灰燼。
正當我和外婆在家居左右憑弔時，外婆看着燒燬的房子，捨不得一生心血就這樣付之一炬，因此在瓦礫堆裏翻弄，大概是在找一些未燒完的破銅爛鐵。就在這個時候，不幸被日軍看到，馬上就將外婆帶走了。我一路哭喊着在後面跟隨。不知走了多遠，日軍用刺刀攔住我，不准我前進，因此我和外婆就此分開，之後也不知外婆被帶往何方。
後來，聽說年過六十的外婆被日軍帶到營房裏當伙伕。因爲當時人民不是逃光，就是殺光，日軍每日三餐需要很多人手工作，外婆因此得以倖免於難。我和外婆分開之後，獨自留在小鎮上，舉目所見，屍骨遍野，有的屍體漂在河流之中，頭下腳上；也有的陳屍路邊，只剩下手腳，內臟已被飢餓的野狗飽餐充飢。這些啃食人肉的野狗，一隻只看起來都是一臉兇相，甚至當我回到家中，我家的狗看到我，兩隻眼睛也是露出紅色的光，兇惡的眼神令人恐懼。不過由於過去我對它們一直愛護有加，因此它們看到我，還是表現得十分親熱。
人的求生潛能是無限的。當時我只是一個十歲的幼童，與外婆分散之後，四顧茫茫，不知道回頭路途如何走法，前進也沒有方向。這時候，偶爾遠遠看到日軍，我就急忙朝死人堆裏一躲，裝着我也是死屍之一。因爲時值歲末，天寒地凍，大地已成爲一個大冰櫃，所以屍體雖多，卻未曾腐爛，除了血跡斑斑以外，整個人體僵硬完好。我躺在死人堆中，幾次聽着日軍的軍靴踢踏踢踏走過，僥倖未被發現，讓我從“生死邊緣”中，第一次深刻體悟到生命的無常與恐怖。
後來，外婆從日軍的伙伕房裏偷偷逃了出來，竟然又找到了我，我們祖孫得以再見。外婆於是又帶着我，一路躲躲藏藏，我們又逃到興化，和家中的其他人相聚。就這樣我在興化居住兩個多月，從此再也不敢吵着要回家了。
在日軍攻佔南京的時候，日軍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實施所謂“三光”政策，也就是燒光、搶光、殺光，所以從南京到江都，一路上所見到的景象，用當時的話說，就是“殺人放火，姦淫擄掠”。大概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在杭州工作的父親，想是在逃難回家的途中，不幸死於戰亂，從此我再也沒有見過父親的面。直到十八歲那年，我在焦山佛學院讀書，有一堂作文課，我寫下了《一封無法投遞的信》，表示我對父親的哀悼，用以追憶。
回顧歷史，當年日軍攻佔南京，造成“南京大屠殺”的血腥慘劇，日本士兵泯滅人性，固然令人髮指，其實中國的軍隊派系之多，彼此傾軋，互不團結，尤其守軍將領唐生智是一個庸碌無能之輩，完全沒有大將應變的智慧與能力。當日軍兵臨城下時，他第一個棄城逃走；在此之前，他把南京通往長江以北的一切船隻，完全封鎖，所以在日軍進城以後，軍民過江不易，致使數十萬軍民慘死在石頭城下，或揚子江邊，傷亡之慘重，令人不敢回想。
一年多以後，也就是一九三九年正月，我和母親從江都出發，沿途尋找失去音訊的父親。其時京滬路上一片蕭條，人煙稀少，到處都有日軍站崗，我們一般平民百姓，只要在肩膀上掛着一個“紅太陽”的臂章，日軍大都放行。
我在尋父的途中，路經棲霞山寺，雖然當時年幼無知，也感覺到前途茫茫。不過大概也是我的福德因緣吧，由於戰爭，反而成就我在棲霞山剃髮出家。回憶從抗戰開始到我出家，一年多的歲月裏，游擊隊和日軍不斷在家鄉的小鎮上，進行拉鋸戰。白天日軍掃蕩，夜間游擊隊反攻。那個時候，兒童並不知道槍炮子彈的兇殘，經常在戰爭過後，爭相跑到剛纔作戰的區域，以數死屍爲樂，看誰數得最多，誰就是贏家。後來出家爲僧，回想起那一段在“生死邊緣”遊走的日子，真不知道當時是如何打發過去的。
只是，日子雖然走過來了，但苦難並沒有完全過去。就在出家後的第六年，也就是十七歲那年，我忽然染上瘧疾。記得那時正值秋天，一般叫做“秋老虎”。根據老一輩的說法，在秋天染上瘧疾，存活的機會很少。我自己也抱着等死的心情，其實應該說死活都沒有想，因爲覺得在十七年的歲月中，人生並沒有什麼享受與快樂，所以不覺得活着很好，也不覺得死亡有什麼可怕。在那個年代裏，尤其是在深山古寺的大叢林裏，如果一個人死了，也沒有人知道，甚至連死亡證明都不必開立，只要送到山上的火葬場火化。大衆要到早晚課時，發現靈前多了一個牌位，程序多了一個靈前回向，才知道又有一個人死了。
染患瘧疾最明顯的病兆，就是全身忽冷忽熱。當我在病榻上寒熱交加的時候，恩師志開上人不知從哪裏聽到消息，得知我已臥病半個月，特地派了方丈室的道人送來半碗鹹菜。大概因爲無鹽無油，最適合病患食用，所以後來我竟然不藥而癒。回想當時接到半碗鹹菜，我真是感激涕零。因爲自從出家以來，從未受過別人的關愛，因此雖然只是半碗鹹菜，但我內心油然生起一分感動，覺得我的師父真好。同時就在這個時候，我在心中默默發願：將來我一定要弘法利生，以報師恩。
翌年，我升學到鎮江焦山佛學院，那是全國佛教界最高學府，一般學生很難考進。在焦山佛學院三年的時間裏，記憶最深刻的是，二十歲那年，我全身皮膚生膿，長出一顆顆的“膿瘡”。因爲步行艱難，有一天同學們都去過堂用午齋，我一個人坐在庭院的石凳上照顧學院。忽然一對年輕的夫婦看到我，好奇地走過來問我：“你今年幾歲了？”經他這一問，我忽然想起當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所以就回答他：“我今天剛好二十歲。”問者可能沒有聽出我話中的意義，他把我的話當成“我今年二十歲”。
在我全身長滿膿瘡的時候，我曾經想過：爲什麼會罹患這樣的惡疾呢？記得當時全身的皮膚潰爛流膿，只要穿上一件衣服，就整個粘貼在皮膚上。每回要把衣服脫下來換洗，就像脫了一層皮一樣，血肉模糊，到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很驚人。
當時我閱讀佛教史，知道唐朝的悟達國師曾在腿上患了“人面瘡”，也就是傷口像人面一樣，甚至還有嘴巴，必須喂以飲食，才能抑止疼痛。後來遇到一位聖僧，告訴他這是業障所致，不是肉體之病。悟達國師經聖僧指點，以水洗滌，消除罪業。後來爲了啓示後人，悟達國師因此作了《慈悲三昧水懺》，流傳至今。
在那個青澀的年歲裏，我想起了悟達國師的故事，只有虔誠皈依觀世音菩薩，禮拜懺悔。當時也沒有人談到這種病可以醫治，但記不清是如何獲得同學給我一粒“消治膿”的藥，喫下去後隔天立刻消腫，不數日也就完全康復了。
後來根據別人的說法，這是因爲在抗戰期間，死人的屍體浸泡在河水之中，生人飲用之後，瘴毒積在體內，經過一段時間，瘴癘之氣發作，所以產生的怪病。別人姑妄言之，我也姑妄聽之，因爲能夠不死，重新燃起再生的希望，也不禁萬分慶幸，感謝佛恩，因此更加堅定相信“佛力不可思議”。
一九四八年，我時年二十一歲，應聘在出家的祖庭大覺寺邊上一間國民小學擔任校長。說來慚愧，我一生不但從未進過小學，連看一眼的機會都沒有。承蒙宜興教育局委任我當校長，大概因爲鄉村人才難找，他們聽說我從南京回來，以爲我必然見過世面，學有專長。其實我毫無經驗，不過爲了振興佛教，在我的生涯規劃裏，早就希望爲佛教開辦一間農場，興設一所國民義務學校。這是我期望已久的工作，如今有了這個機會，我自然全力以赴。同時我也相信“做中學”，自覺能力應該可以勝任。
可惜，當時國共戰爭又起，經常在學校裏上課，聽到“砰”一聲槍響，知道附近又槍殺了人。不管白天或深夜，經常聽到狗吠，都讓人膽戰心驚。
那個時候，國民黨的部隊毫無軍紀，我不知道是哪個營隊，只要他們從寺裏經過，所有牙刷、毛巾、肥皂，立刻不翼而飛，其他能順手帶走的東西，也都被那些窮苦的軍人搜刮一空。
終於有一天，記得是一九四八年二月，半夜裏被人叫醒，睜開雙眼一看，幾十個武裝軍士用長槍短槍對着我，喝令道：“不要動！”我當時並不害怕，只是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軍隊。正當我還在納悶時，不由分說地已被五花大綁，強帶着跟他們在黑夜裏穿過田野，越過荒原。大約一小時後，我被帶到一所空屋，裏面早已捆綁了數十人。我一到達，其中一個看起來像是長官的樣子，大吼一聲：“把他吊起來！”所謂吊起來，就是用繩子扣着兩手的大拇指，懸空垂掛在那裏。
我當時一聽，心想這下可能要受苦了。但是隨即看到他身旁的一位同伴在他耳邊耳語兩句，他馬上說不要吊我，只把我捆綁在一旁。於是我就待在這間空屋子裏，看到今天槍斃兩個人，明天原本健康的人，好端端地被帶出去，不多久就皮開肉綻地被用門板抬了回來。
這時候我想到佛教說的：“眼看他人死，我心急如火；不是傷他人，看看輪到我。”就這樣到了第十一天，忽然叫到我的名字。我被用繩索捆綁着帶出空屋，也不知道將會被帶往何處。只見一路上，五步一哨，十步一崗，大家如臨大敵一般。我心想，這必定是要把我綁赴刑場，應該是要被槍決了。
一個人面臨死亡的那一刻，心裏的感受如何？一般人很少有這種經歷。當時我並不畏懼，只是感到萬分遺憾，心想：我才二十二歲，到這個世間上來，什麼事情都還沒做，就這樣又悄悄地離開了人間。師父上人一定不知道，此刻我就要被槍決了，母親也不知道，她的這個兒子只能活到二十二歲！人生真像水泡一樣，“啵”一聲，水泡破滅了，世間一切又歸於平靜。
這樣想着想着，已被帶到另一間屋子裏，只見裏面放着各種刑具，包括老虎凳、鐵鉗子、鐵鏈、三角帶、狼牙棒、木棍等。我以爲免不了要受刑，如此即使沒有在刑場上被槍斃，也是活罪難逃，最後也會跟其他難友一樣，皮開肉綻地被用門板擡回去。
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結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那位主管竟然當場釋放了我。我記得當天由師兄帶我回寺，途中所經的道路雖然屈曲，但還算平坦，可是我的雙腳卻不聽使喚，一路上就像跳舞一樣地回到寺中。我並不是因爲害怕而顫抖，只是經過十多天的關閉，兩隻腳已經不善於步行了。
我在宜興的那段歲月，被關了十多天的土牢，竟連對方是什麼黨、什麼部隊都沒有搞清楚。這時我思忖着，雖然又從“死亡邊緣”逃過一劫，但是當地的治安如此惡化，實在不宜再逗留下去，因此告別師兄，回到南京。
在南京，初任華藏寺監院，再任住持。但因時局實在動盪，尤其徐蚌會戰，國民黨失敗，南京已經陷入一片紛亂。在京滬的路途上，逃亡的難民之多，大家爭先恐後地搶搭交通工具，有的抱着火車頭，有的人盤踞在火車上，一腳在車內，一腳在車外。路邊的死屍隨處可見。我目睹此情此景，心生不忍，因此發願集合同道，希望組織“僧侶救護隊”，救傷恤亡。
然而，“僧侶救護隊”豈是民間之力所能組成？只有寄望公家機關能夠成全。那時我指望“僧侶救護隊”能做一個短期的訓練，唯一可去的，就是臺灣。所以在二十三歲那年的夏天，我領導了七十餘名僧青年和一羣男女青年，抵達了事前茫無所知的臺灣。只是從此我又寄身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裏，行走在“生死邊緣”的險路上。
我在一九四九年夏天來到臺灣，但是沒有入臺證，幸經前“內政部長”吳伯雄先生的尊翁，時任“警民協會”會長的吳鴻麟老先生出面爲我作保，我才得以獲准留臺。但是當時臺灣省政府聽信廣播，說大陸派遣五百位僧侶到臺灣從事間諜工作，因此我和來自大陸的一羣僧青年，不分青紅皁白被分別關在臺北、桃園等地。
其中，慈航法師被關在臺北，我和律航法師等一行十餘人，被關進桃園的一所倉庫裏。有一天，忽然傳來命令，將我們綁起來拉去遊街。走了一個多小時的路程，來到一所警察局，裏面一人見狀，大罵一聲：“誰叫你們把這些和尚帶來的，趕快帶回去！”於是我們又被帶回倉庫，就此在裏面住了二十三天。
最後幸經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曾任“臺灣省主席”吳國禎先生的父親吳經熊老先生，以及“立法委員”董正之先生、“監察委員”丁俊生先生等人營救，才把我們從鬼門關前拉了回來。
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裏，人民只要一經逮捕，很少能活着出去的。即使僥倖獲釋，也已遭刑求而傷筋斷骨，體無完膚了。我們雖然沒有死於冤屈，也沒有受到刑罰，但從此難獲臺灣各地寺院的信賴，他們不能接受來自大陸的僧青年。不少人到處掛單遭拒，在生存艱難的情況下，許多有爲的僧青年就這樣流失了，殊爲可惜。
其實也難怪，因爲當時距離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爲時不久，我們在臺灣很自然地就遭人排斥、誤解。事實上，“二二八”的悲劇，是民族的不幸，當時臺灣人民死傷很多，但是大陸人士傷亡也不在少數。今日評論“二二八”事件，完全忽視大陸人民死難的事實，坦白說也並不公平。
在那一段居無定所、顛沛流離的歲月裏，我非常感謝慈航法師喊出“搶救僧寶”的口號，以及妙果老和尚對我的厚愛，特別留我在圓光寺安單。我也感恩圖報，盡力爲寺中的大衆服務。只是我在臺灣，還是一直生活在“白色恐怖”的不安之中。例如，我被邀請到臺中編《覺羣週報》，這是太虛大師在抗日戰爭勝利後，於上海發行的一份刊物。我從中壢到臺中，只編了一期，聽說警察要逮捕我，嚇得我再也不敢到臺中去了。
之後，臺灣的“警備總部”經常有人密告我，有時說我偷聽大陸廣播，有時說我晚間換裝出外和人聚會。其實我一生從來沒有使用過收音機，哪裏會收聽廣播？我平時除了講經說法、弘法佈教以外，也不習慣於在世俗的場合裏聚會。甚至佛光山開山以後，也有人檢舉我藏有兩百支長槍。事實上佛光山至今兩百支棍棒都沒有，哪裏有兩百支長槍呢？
曾經有一次，我在宜蘭歡迎章嘉活佛到訪，致辭時我說：“歡迎我們的領袖章嘉活佛。”治安人員竟然說我要造反，要擁護章嘉活佛當領袖。根據臺灣南區“警備總部”常持琇司令說，我遭人檢舉的密函，在他那裏少說有一二尺高，可見我被人誣陷的罪名之多。所幸都能一一化解，也可以說我走在“生死邊緣”上，都能化險爲夷，平安歸來。
雖然我自身的安危難保，但我記得當時有一位陳秀平先生，服務於電力公司，被冤屈爲“匪諜”，我爲了保證他的清白，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保。後來陳秀平先生幫我在臺北創建智光中學，並且擔任校長。另有一位李小姐，也被誣指爲“匪諜”，三天兩頭被叫去問話，有時一問就是一整夜，有時半天，甚至一連幾天地疲勞審訊，並且還限制她的居住自由，最後也在我的全力營救下，終於獲得昭雪。
我初到臺灣那幾年，記憶最深刻的，就是掛單在圓光寺時，每天早晨四點半起牀，然後拉着手拉車到中壢鎮上，六時抵達市場，喚醒賣菜的小販，爲寺中八十人備辦生活所需的油鹽米菜等，來回總得五六小時。
爲了爭取時間，我也學會騎腳踏車，有時購買的東西不多，我就騎腳踏車就近到“大侖”的小街上購買。我騎腳踏車的技術並不純熟，有一天，跟往常一樣，我騎着腳踏車準備上街。當車行在羊腸小道上，忽然看到遠遠的前方，有兩位幼童迎面走來，我一急，大喊一聲：“讓開！”由於喊的聲音力道太大，人車倏地騰空彈了起來，然後掉進大約有三層樓高的深溝裏。
由於我掉下去的時候，頭先着地，而且結結實實地撞上一塊大石頭，所以頓時頭暈目眩，眼冒金星，我只覺得天旋地轉，日月無光，心想：這下子我必死無疑！
不知經過多久，我坐了起來，看看左右，心想：“咦！人死後的世界，怎麼也和人間差不多！你看，黃土地上，石子累累；溝渠岸邊，草木萋萋。”再定睛望去，不遠的地方，已經摔得支離破碎的腳踏車，輪胎、零件散落一地。這時我才慢慢回過神來，發現原來我並沒死，還活在人間。
我摸摸全身，竟然一點傷痕也沒有，連頭上撞擊的地方，也是毫髮無傷，甚至沒有疼痛的感覺。因爲沒有摔死，我不禁興奮地一躍而起，不過還是捨不得我的腳踏車，於是把散落一地的碎片，一塊塊撿起來，再拿出車後的繩索加以捆綁。我想把它當成廢鐵出售，至少也能賣個三兩塊錢，因此就一路揹回寺中。在當天的日記上，我寫下這樣一段話：“平時都是人騎腳踏車，今天我被腳踏車所騎；人騎車，車騎人，偶爾轉換一下立場，倒也公平。”
這一次從“死亡邊緣”回來，就如童年掉入冰窟一樣，僥倖自己又撿回一命，所以我在圓光寺居住一年有餘，每天爲常住拉車購物，掃除四周落葉，供應六百桶井水。勞動之餘，偶爾抽空寫些短文，投稿給臺北的報章雜誌，一經獲得刊登，不但有些稿費，更是我生命中一份莫大的鼓勵。
在這個時期裏，我的思想上忽然生起一個妄念，認爲自己罹患了肺病，每天朝思暮想，“我患了肺癆”的念頭一直在腦海裏縈繞，身心飽受煎熬。原因是曾經聽過一位老師說，一個人如果過度辛苦勞累，營養不足時，很容易罹患肺癆。
或許是自己的疑心吧，所謂“疑心生暗鬼”，疑心也能成病。我在圓光寺的這段時光裏，一面爲常住勞動服務，一面憂慮着自己的肺癆。有時候我也想，自己身強體壯，應該不會有肺癆纔對！但是肺癆的陰影，仍然盤旋在心中，始終揮之不去。
直到一九五〇年的冬天，正是番茄盛產季節，有人說，喫番茄可以治肺病。我一聽，太好了！那時候自己雖是一介貧僧，但買番茄的能力還有，所以一口氣買了一抽屜的番茄，有時間就喫。一段時間後，我心想：喫了那麼多的番茄，肺病應該好了吧！
實際上，我並沒有染患肺病，而是生了“疑心病”。不過我喫了番茄，心理健康了，身體也跟着健康起來。所以我感覺，世上有許多人“庸人自擾”，自己疑慮得鬼影幢幢，自然活得不安然。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人要自我調整思想，自我改正觀念，纔有得救的希望。
我對佛教的傳播，一向熱心於文化、教育。一九五二年，爲了編輯《人生雜誌》，我曾在臺北善導寺納骨堂骨灰龕下的櫥子裏，掛單數月之久。期間遭逢花蓮大地震，那時寺中重重疊疊直襬放到屋頂的骨灰罈，幾乎全被震下，我擔心壓到我身上，還跟那些靈骨開玩笑說：“拜託，不能壓傷我！”
地震過後，花蓮市區死傷慘重，我雖然無力無錢，但是仍用《人生雜誌》的名義，四處奔波，爲花蓮災區裏那些活在“生死邊緣”的災民，聊盡綿薄之力。
佛教講“世事無常”，世間衆生有誰能不在“生死邊緣”上受着威脅呢？記得那是一九五五年，我率領宜蘭二十幾位青年信徒，爲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展開爲期四十四天的環島宣傳佈教活動。一路從臺北，經花蓮、臺東而到屏東。就在臺東到屏東的碎石公路上，我怕最寶貴的一臺錄音機受不了石子路的顛簸而受損，就把這個重二十公斤以上的東西放在腿上，抱在懷中。
當經過五六小時的路程，車抵屏東後，在一間寺院掛單、禮佛時，我感到雙腿疼痛，曲伸困難。原以爲是一路上受到錄音機壓迫的結果，心想一段時間以後疼痛應該就會過去。哪知回到宜蘭，在一個小講堂的閣樓上，一躺就是一月餘，疼痛不已，寸步難行，不得已，只有延醫治療。醫生診斷的結果，說我得了急性關節炎，雙腿必須立刻截肢，否則會蔓延，不但影響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一旁的信徒聽了，無不驚惶失色。但是我卻不自覺地生起一個歡喜的念頭，覺得雙腿鋸斷也很好，從此我就可以不必到處辛苦地奔波勞動，行腳弘法，而能安住一處，好好地著書立說，可能對我未來的生命，更有意義。
不過，鋸斷雙腿，總是茲事體大，我也沒有全然聽信醫生的建議。就這樣經過一段時日後，疼痛慢慢消除，只是長坐、跪拜時，雙膝稍感不便。醫生囑咐我要注意保暖，所以直到現在，即使再怎麼炎熱的夏天，我都穿着衛生褲，以免吹到電風扇或冷氣時，讓關節炎復發。
數年後，疼痛完全消除，至今數十年來，除了血管硬化、筋脈老化以外，絲毫沒有對我造成任何不便或影響。不過因爲自己這一生，經常在生死危難的邊緣走過，因此對生命的存活更加珍惜，更加熱愛。但也懂得要勘破它，要能逆來順受，不要計較，不要執著，所謂“山重水複疑無路”，只要你懂得轉個身，自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經過“關節炎”的事件以後，應該是五十歲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七七年，我第一次在榮民總醫院做身體檢查。當時因爲創建佛光山的關係，小有名氣，承蒙榮民總醫院各科主任醫師對我特別厚待。經過兩天檢查後，一位主任級醫師爲我做檢查結果說明。看他似乎很爲難，幾次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很難啓口的樣子，我立刻告訴他：“檢查結果如何，直說無妨！”
醫生反問我：“你曾經跌過跤嗎？”當時五十歲的我，自信身體健壯如牛，怎麼會跌跤呢？因此很肯定地回答說：“沒有。”
醫師又問：“出家人怕死嗎？”這就不是一個很容易回答的問題了。因爲如果我說“不怕死”，感覺太過矯情，螻蟻尚且貪生，人怎麼會不怕死呢？如果我回答“怕死”，只怕醫生要笑我是個沒有修行的出家人。我只有回答他：“死亡不是太可怕，倒是疼痛很可怕，因爲疼痛有極限，超過能忍受的極限，疼痛的反應會喊叫，會呻吟，那時可就英雄變狗熊了。”
聽了我的這番話，醫生這才直接告訴我：“你的背上有一個黑點，經過切片檢查，還不知道結果如何，不過請你明天再來複檢一次。”我說：“不行，明天我要到宜蘭，爲一位圓寂的老比丘尼達德法師舉火荼毗。”他說：“後天也沒有關係。”我說：“也不行，後天我要到高雄，有個會議要開。”
醫生苦笑着對我說：“你的健康、生死，也不能不重視呀！”我只有謝謝醫生，說：“我會再來。”
從榮民總醫院回到臺北普門寺，徒弟們關心，問我檢查結果如何。我幽默地告訴大家：“我今天去切片。”他們並不懂得什麼叫“切片”，我說：“就是從身上割下一塊肉，切成一片片。”大家一聽，急忙再問：“切的是哪一塊肉？”其實這是一句玩笑的話，所謂“切片”檢查者，就是從身上採取一些組織，抹在玻璃片上，以顯微鏡觀察，以此判斷身體的健康狀況，哪裏是把肉切成一片片？只是由此可以得見，當時一般人對醫學名詞的無知，對醫療常識的見解是如何膚淺了。
經過兩個月後，我早已忘記了這件事。但是有一天北上到普門寺，徒衆告訴我，榮民總醫院來了幾次電話，一直催我複檢。我這時突然想到，醫生曾經問我是否跌過跤。我驚覺到，幾個月前臺風過境，吹倒了佛光山大雄寶殿前的一棵大樹，我爬到欄杆上，想把樹幹扶正，一個不慎，整個人往後仰跌在磨石子的走廊上。我想這大概就是背後出現淤血、黑點的原因。
於是我馬上趕到榮民總醫院，把這個發現告訴醫生。醫生也如釋重負般“哦”了一聲，說：“原來如此！”同時不禁爲我歡喜。
這段過程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實際上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好像又從“生死邊緣”再次安然歷劫歸來一樣。直到一九九五年，國際佛光會理監事會議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那天晚上，我忽然感到心臟一陣陣地刺痛，整夜難以入眠。當時以爲是晚餐喫多了奶酪，引起消化不良所造成，不過回臺後，我還是隨即到榮民總醫院看診。結果經心臟科專家江志桓醫師做“心導管”檢查後，他說我罹患了心肌梗死，需要開刀。
承蒙時任副院長，並曾擔任兩位“蔣總統”御醫的姜必寧醫師爲我成立了一個心臟手術的小組，要我選擇一個主刀的醫師，進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我選擇了相當年輕，曾在南非開普敦接受心臟開刀訓練的張燕醫師爲我主刀。當時我並不認識張燕醫師，但是我知道，在那個心臟手術還不普遍的時候，必須找一位經驗豐富，年紀又輕的醫師，比較能接受挑戰。
後來，張燕醫師升任臺中“榮民總醫院”心臟科主任，我們成爲互動良好的朋友。他曾隨我到過加拿大的落基山脈，也到過意大利、法國等地的名都，至今已有十二年曆史。回想當年他在開刀房爲我進行八小時的手術，事後他很自豪地對我的弟子說：“你們關心你們的師父，但是隻有我看過你們師父的心是什麼樣子！”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說：“衆生應以何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何身而爲說法。”我以疾病的因緣，也能交到朋友，真是幸何如之！之後，他們邀請我擔任“臺灣心髒協會”的理事，我欣然應命，至今一直以參加此會爲榮。
最近，我又再次於“生死邊緣”走了一回。那是二〇〇六年，爲了日內瓦佛光山會議中心落成，我前往歐洲，在瑞士一個小山區住宿時，忽然中風。所幸只是造成輕微的手臂動彈不得，但我仍帶着衰殘老邁的身軀，主持巴黎道場的破土典禮，以及日內瓦會議中心落成開幕。在會中，我請海峽兩岸的大使歡聚一堂，握手言歡，自覺得意。
我這一生，不但自己在“生死邊緣”來回無數次，也曾爲別人的生死做過一些服務。例如，曾經照顧過一位第三期肺癆的同道，直到痊癒；也曾爲往生的老僧擔負棺木，送至火葬場火化。一九六七年越戰後期，不少難民紛紛逃亡，我曾獻金購船，幫助難民逃離戰火。後來這些旅居在世界各地的越棉寮難民，都成爲我很好的朋友。
在香港，也有不少被關了多年的船民，我曾多次前往爲他們說法。乃至香港赤柱監獄，一些被判終身監禁的死刑犯，我曾與他們做過“生死邊緣”的談話。也曾在臺灣的土城監獄，聆聽一些垂死囚犯的心聲。我覺得一個人縱使犯法判刑，也要用愛去教育他們，例如蘇姓等三位青年，多次被判死刑，也多次從死亡邊緣又被救了回來。我曾在土城監獄和他們面對面講說生死，講說因果，講說冤屈，講說緣起緣滅。
其實，人生本來就一直在“因緣果報”裏流轉，也在“死亡邊緣”接受考驗。有信心的人，無論生死危亡，一切盡付笑談之中。實在說，生也未曾生，死也未曾死，生死就等於人晚上睡覺，白天起牀，就是這麼簡單。因此，生，未嘗可喜，死，也未嘗可悲；生了要死，死了要生，生死就如時鐘一樣，輪轉不息。死亡，並沒有邊際；人生，就在生死存亡之間，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