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走過數十寒暑，到了垂暮之年，回頭一想，在幾十年的歲月裏，功過成敗，總有一些“關鍵時刻”。別人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外相上的是非，必須經過自我的客觀檢討，才能找到真正的關鍵所在。
我出生在江蘇揚州，故鄉江都是一個經濟落後，教育不興，民風淳樸的鄉村小鎮。我的成長背景，既沒有顯赫的門第庇廕，也沒有風光的親戚助威，加上從小沒有上過正式學堂，更無師友同學扶持。
所幸十二歲那年，也就是一九三九年正月，我突然遇到機緣，便在宜興大覺寺出家，接着在南京棲霞佛學院接受教育，從此得以在大冶洪爐的叢林寺院裏學習、成長，這是我人生的第一個關鍵時刻。
說起我的出家因緣，記得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軍一路長驅直下，經過上海會戰，很快就在同年年底攻陷南京，並且進行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當時我的父親外出經商，在這場劫難中到底生死存亡如何，至今依然不得而知，只是當時父親沒有了音訊，於是我便跟隨母親外出尋父。
我與母親走遍京滬一帶，始終沒有找到父親的下落。就在失望之餘，途經棲霞山，看到一支軍隊正在出操訓練。我一時好奇，停下來觀看。突然，身邊站着的一位寺院的知客師，不經意地問我：“小朋友，你要出家嗎？”
由於我從小受到外婆的影響，早有信佛、拜佛的習慣，尤其看到出家人的威儀莊嚴，總是心生羨慕，所以潛在意識裏聽到“出家”兩個字，也來不及思索就回答說：“要啊！”
大約經過一小時，當我還在興致勃勃、專心一意地看着軍隊操練之際，有一個人走過來對我說：“當家師父找你！”
在當時那樣一個“人生地疏”的情況下，忽然說有人找我，這真是個奇蹟。不過我與母親還是隨着那個人走到一座寺院前。我請母親在寺旁一位老太太洗衣服的地方暫等，我便一個人跟着那個人走進了棲霞山寺裏。
進入山門後，轉了兩個彎，來到一幢小樓上。只見屋內清淨莊嚴，在我幼小的心靈裏，感覺就像進入皇宮一樣。這時候一位眉清目秀，大約三十歲的法師，對着我點頭微笑，然後叫我在他面前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他一連問我：“叫什麼名字？”“從哪裏來？”“今年幾歲？”
我一時不知道是緊張，還是害羞，好像聽不懂他的話。於是他遞給我一張紙，叫我把名字寫在上面。我嚇了一跳，幾乎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他又問我：“你哪裏人？”我寫上“江蘇”，他說應該寫“江都”纔對。其實說來慚愧，當時我連“江蘇”、“江都”都分不清楚。
這時，師父又說：“聽說你要出家，我是這裏的當家師，你就跟我出家好嗎？”我看他慈悲善良，當即說“好”。
答應之後，他說出家要取得父母的同意纔行。我說：“我母親就在外面。”他要我前去請問母親，如果獲得首肯，就把母親請來和他見面。
我找到母親，跟她說我要在這裏出家了！母親即刻回答：“不可以！”她說：“我回去之後怎麼向親人交代，怎麼跟鄰居說明！”
我一聽，眼淚隨即流了下來，我說：“我已經承諾人家，沒有辦法反悔了！”
偉大的母親聽我這麼一說，立刻說：“沒有關係，我去替你回絕當家師！”
我說：“你前去同意可以，拒絕不行！因爲我也已經決定要出家了！”
於是，我把母親帶到師父面前。依稀記得，當時師父好像跟母親說，將來他會怎麼樣栽培我，我的未來會如何成長、如何有前途……說得母親也動了心，於是同意讓我出家。第二天，也就是一九三九年二月初一日，我就這樣剃度出家了。
出家後才知道師父的法號叫“志開上人”，他是棲霞山寺掌有實權的監院。照講，棲霞山是十方叢林，不可以私自收徒納衆，爲人剃度。但是家師告訴我，在棲霞山寺爲我剃度，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實際上我出家的常住，祖庭是在宜興白塔山的大覺寺。
當時我完全搞不清楚狀況，只記得出家當天，來了很多大和尚，都是人高馬大，身相莊嚴。其中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一直保持着笑容，他代替師父爲我提取法名“悟徹”，外號叫“今覺”。
出家後，第一個讓師父感到困擾的問題，就是全棲霞山寺有數百名僧侶，但沒有一個是十幾歲小孩。雖然寺裏有一所棲霞律學院，但都是二十歲以上受過戒的比丘。另外還有一間禪堂，更清一色都是青壯年的老參。
在這樣的環境裏，到底要把我安置在哪裏呢？這一點困難當然難不倒精明能幹的師父，他讓我把母親送走之後，即刻安排我住進客堂邊的一間小淨室裏，並且找了一位書記大實法師，叫我跟隨他念“禪門課誦”，學習“五堂功課”。
母親和我離別的時候，是什麼樣的心情？我想，雖然我從小跟隨外婆長大，和母親相處的時間不多，但儘管如此，母子分離，還是難免會傷心、難過。只是我知道，我的前途未來，就在此“出家”一舉，我也只有義無反顧了。
母親走後的第一天下午，我在小淨室裏，聽到外面傳來高亢的吼叫聲，夾雜着棍棒擊打的聲音，很是訝異，就偷偷地從門縫裏往外觀看。只見之前問我要不要出家的那位知客彌光法師，正拿着一根門閂，死命地打着一位跪在地上、負責照顧大雄寶殿的香燈師，甚至還用腳踢他。因爲打的力道很大，門閂都給打斷了，碎裂的木屑四處飛舞，散落一地。
那位可憐的中年出家人，一再跪地求饒。原來他在大雄寶殿裏私自化緣，接受信徒的五塊錢供養，因此受到嚴厲懲戒。當時我並未心生膽怯，只感到這也是對我的當頭一棒，我知道做一個出家人，不應好名好利，不能私自化緣，所以後來佛光山的建設，點滴歸公，從來沒有人敢私自化緣。
到了第二天，我想師父也感覺到，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子，整天把他關在一間小屋子裏，總不是辦法。因此很快地就把我送到棲霞律學院，和那些比我年長許多的學長同住、同學，於是我就這樣開始了將近十年苦難的叢林教育生活。
首先我在棲霞律學院就讀，六年後升學到焦山佛學院。兩年後，也就是我二十歲那年的冬天，我離開焦山回到祖庭大覺寺。在大覺寺期間，我做過短期的小學校長、寺廟監院、雜誌主編，後來還到南京擔任華藏寺住持。直到二十三歲那年，我率領了僧侶救護隊來到臺灣，這是我人生的第二個轉折點。
當時我剛接任南京華藏寺住持不久，同學智勇法師自告奮勇，要組織六百人的僧侶救護隊。因爲當時各地戰俘、傷兵衆多，死難的軍民亟需救助。初時我並未動心想要參與，但在籌備兩個月後，他們忽然打退堂鼓，不再組織僧侶救護隊前往臺灣了。
我一生最不喜歡人“退票”，因此就說：“你們不去，我去！”智勇法師欣然同意。我即刻請人從南京新街口，走了八九小時的路程到棲霞山寺，稟告當時已升任住持方丈的志開上人，說我有意到臺灣。師父即刻贊成，並且叫來人帶回十二塊銀元，以壯成行之志。
這時由智勇、惟春等同學所倡導的僧侶救護隊，已經剩下不到六十人，早已不成隊。所以我臨時又再募集了大約一百人，但是真正上船的，只有五十多人。抵達臺灣後，人數實在太少，既不成團，也不成隊，同時也沒有團體願意收留我們。經過幾天的投石問路，因緣實在不具，因此僧侶救護隊也就只好解散，大家各奔東西了。
正當這個時候，由陳辭修（陳誠）先生主政的臺灣，政治情況惡化，當局嚴格查管不明人員的流動，因此我也遭到警察逮捕，被關在桃園的一所倉庫裏。感謝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以及“立委”、“監委”們的大力營救，我才能九死一生，逃過劫難，並在臺灣居住下來。
期間，香港的師友雖然也濟助旅費，要我前往香港，可惜帶錢到臺灣的人沒有找到我，因爲當時我被政府拘留。等我獲釋出來之後，他已經回到香港，彼此緣慳一面，讓我的“香港之旅”不得成行。
除此之外，當時也有一些不認識的信徒，輾轉來信，要我前往瑞士，甚至馬來西亞的佛教會，也希望有佈教師前往弘法。但我都因爲旅費無着，同時也自感語言不足，所以不敢貿然前往，於是我就這樣安分守己地在臺灣住了下來。
最初我住在中壢圓光寺，後來掛單在新竹青草湖靈隱寺，分別主編《人生雜誌》，以及爲臺灣佛教講習會教書，餘暇時間就撰寫《玉琳國師》《無聲息的歌唱》等。但實際上這時候我的弘法重點，已經慢慢轉移到宜蘭了，在宜蘭展開我的理想，到各個鄉村弘法佈教。
我於一九五三年春天到了宜蘭，這又是我人生的另一個關鍵時刻。我在宜蘭唸佛會成立青年團體，成立文藝社、歌詠隊、補習班、讀書會，廣泛攝受、度化青年學佛，我用連環圖紙戲、幻燈片等道具輔佐傳教。一些兒童、青年、婦女、有神道信仰的初機學佛者，聽到我們弘法的宣傳喇叭聲：“咱們的佛教來了！”他們都深受感動，紛紛到我指定的地點聚集，助長了佛法的弘揚，也提升了我傳教的信心。
在我所度化的對象當中，大部分都是軍人、青年、婦女、學生。我除了到學校佈教、監獄弘法外，同時舉辦鄉村同樂會、佛誕遊行，等等。我還開辦施診所，展開鄉村的冬令救濟。尤其每遇颱風來襲，我率先趕至災區，給予受災民衆關懷、幫助。我在宜蘭來來去去至今數十年，雖然沒有做到“萬家生佛”，承蒙大家都稱我一聲“宜蘭法師”，這也是我人生中影響深遠的一件事。
當時我在宜蘭、臺北弘法十餘年，感覺在臺北受到的壓力很大，因爲這裏的會議特別多，每次開會，人家要我參加，如果我不出席，他們會說我不跟他們合作。此外，經常有人請客，一人請客，相繼地就有多人回請，常常一連十天、半個月沒有回寺喫飯。如果婉拒，他們就說“你看不起我”。尤其那時來自海外的賓客很多，經常要到飛機場迎賓送客，如果不應招而至，他們又說“你不幫忙”。
爲了跟大家合作，爲了看得起大家，更爲了應該要幫大家的忙，我經常到處應酬，不知道自己住在哪裏。所以感覺長此以往，終非久遠之計。同時，因爲我和高雄也早已有了相契的緣分，我曾經多次前往高雄講經弘法，都是千人以上的信衆聽講；每次來去，聚在火車站迎送的隊伍，都在幾百人以上。
當時高雄的信徒，像和宜蘭的信徒展開拉鋸戰似的，經常想出種種方法，要我南下高雄。終於，我禁不起信徒的熱誠，承諾南下協助高雄佛教堂的籌建，以及幫助壽山寺的建設工程。就這樣，我又走上了高雄弘法的不歸路，就此落腳在高雄，成爲我人生的第四個關鍵時刻。
我先在高雄籌建佛教堂，眼看着即將竣工，就把它交給了月基法師住持。我在壽山公園建設壽山寺，這時屏東東山寺要辦東山佛學院，住持圓融尼師請我前往任教。我已經答應，但後來她向我道歉，說她所請的院長不同意我前去擔任教師。
我聽聞之後，一點也不介意，我知道培養人才非常重要，當時自己也已經有了壽山寺這個小寺院。所以我認爲應該自己來辦佛學院，這是當仁不讓的事。
那時候我蝸居在只有八十坪的壽山寺，雖有五層樓高，但是兩班學生有六十人，已經把各個樓層擠滿，其中有一班學生還得在納骨堂裏上課。學生們不但不忌諱，甚至還對着骨灰罐的相片，和亡者建立起友誼。其中有一個公路局的車掌阿秋小姐，因車禍意外身亡，她的父母幾乎每天都帶水果來靈骨前祭拜，學生們也幫忙關心靈骨，同時分食祭拜後的水果。生亡同樂，也是一趣。
壽山佛學院雖小，但每年都要招生。一九六六年第三屆招生時，壽山寺的有限空間，實在無法再容納新生，因此商之於慈莊、慈惠、慈容，把坐落於高雄火車站前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出售，得款五百五十萬元，買下高雄縣麻竹園山坡地二十餘公頃，着手籌建校舍，把壽山佛學院遷移至此，改名爲“東方佛教學院”。之後陸續建設，成爲今日的佛光山，這就是影響我一生的第五個關鍵時刻了。
其實，最初我並沒有很大的志願想建大叢林來安僧度衆，再說我也沒有雄厚的經濟力量。之所以創建佛光山，一是因爲壽山寺實在沒有辦法安置學生；二是當時由越南來華投資興學的褚柏思夫婦，因爲經濟陷入困境，亟待救援。於是我毫不考慮，不管他們所擁有的這片麻竹園土地，是否對我有用。當時只是純粹爲了助人一臂之力，因此毅然買下佛光山現址。現在回想起來，那已經是一九六六年的事了。翌年，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佛光山舉行奠基典禮，建寺的工程於焉展開。
當時正是佛教弘揚最低迷的時期，因爲“總統”夫人宋美齡女士信奉基督教，她非常排斥人民信仰佛教，所以一般公教人員就業填寫個人資料表時，都不敢承認自己是佛教徒。面對這種非常時期，我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打起招牌，就把寺院定名爲“佛光山”，當然是希望“佛光普照”之意。
當我買下佛光山麻竹園的土地之後，特別租了一部遊覽車，號召信徒上山參觀。但是車子開到山下後，必須徒步走過一條雜草叢生的小徑才能上山。滿車的信徒，大家都不肯下車，甚至還說：“這種地方，鬼都不會來！”
信徒情緒性的語言，我聽了並不感到失望，只有請大家在車上等待。我一個人上山，花了兩小時，繞了一圈回來，心想：沒有關係，鬼不來，只要人來、佛來就好了。
不過，等到真正着手開山之後，才出乎意外地發現，這塊土地簡直無法使用。說來實在叫人難以想象，現在的不二門前，當時是兩座小山、三條深溝，我請來推土機，把兩座小山的土，推到三條深溝裏，才勉強填出一方的平地。
最初填平的這片土地，雖然不是很大，只有十餘公頃，但是因爲經年累月遭受雨水沖刷，土壤流失嚴重，有的山溝真是深不見底。我從山下高屏溪，總計大約買了上萬輛卡車的沙石，才填出現在佛光山的這塊建地。
之後我又陸續收購旁邊的山坡地，最初一甲土地出價一萬元，到後來竟然每坪要價十萬元。當時因爲經費拮据，記得建設第一棟房子時，我想應該要建一間齋堂，以供大衆過堂喫飯之用，但是限於經費不足，我交代工人，只建八尺高就好，以節省經費。
當八尺高的牆砌好，窗戶也有了，正要建屋頂時，一位叫吳大海的先生忽然捐獻新臺幣十萬元。我立刻把八尺高的齋堂增高爲十二尺，但是窗戶已經做好了，怎麼辦呢？當時我就說：“那有什麼關係，就在窗戶的上面，再加設一層窗子，不就可以了。”所以現在佛光山的舊齋堂，一層樓的房子有兩層窗戶，這在建築學上，也算是奇事一樁。
爲了感謝吳大海先生的捐獻，我把東山所建的水塔，取名爲“大海之水”。佛光山開山初期，將近二十年內，都靠這個水塔蓄水，供應數百人飲用，不但解決山上大衆的用水問題，也讓草木生光。另外，在佛光山建設之初，統一的吳修齊先生、南豐的潘孝銳先生、虹牌油漆的張添永夫婦，對山上的資助最大。
佛光山的第一棟房子，也就是“東方佛教學院”，院舍落成時，上山參加典禮的人數超過五萬人；大悲殿落成當天，“內政部”部長徐慶鍾先生親自上山主持，參與的信衆、遊客，超過十萬人以上。
佛光山自一九六七年開山以來，便獲得海內外信徒的大力支持，我雖然未曾出外化緣，但是感謝十方信徒，以及護法龍天的護持，在諸佛菩薩的加被之下，開山四十年的佛光山，也真是做到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
佛光山開山後，我擔任主管十八年，當硬件建設和弘法事業稍具規模時，我宣佈退位，經過“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共同推選，產生第二代第四任住持心平法師接掌佛光山。
我的退位，主要是希望對“世代交替”的傳承問題，做個示範。那年我五十九歲，正當身強體壯的時候，忽然宣佈退位，外界人士一時不明所以。其實我在佛門裏，自從懂事以來，曾經決心不擔任住持，也不想做一個行政事務僧，我自認爲應該以弘揚如來家業爲職志，所以對文化、教育，我樂此不疲，尤其對弘揚佛法，到處講經，一直表示我的“樂說”。
我在宜蘭數十年，雖然雷音寺只是一間小廟，我將之重建兩次，但都沒有擔任住持。我創建高雄壽山寺，也是請來善定、慧定兩位法師當家。我總想盡量地遠離寺院行政，但後來爲了發展佛教事業，我知道還是需要有一個據點，因此不得已纔開山，卻從此陷身在建寺工程中。
創建佛光山期間，雖然我仍然在佛教學院上課，到各地弘法，但是工程的規劃、監管，以及經費的籌措等，我都親自負責。當一切都有了相當的成果，可以做一個交代時，我想到，爲什麼不培養後代弟子來繼承呢？於是，在一九八五年，我毅然宣佈退位。
記得當時對外發布消息以後，意外地接到“總統府”給我的電話，說不可以叫“退位”，要我改爲“傳位”，因爲有影射蔣經國也要退位的意思，所以後來改爲“傳法”。
由於當時電視臺的採訪，報章雜誌的刊登，甚至《中國時報》的社論，都評論、報道了此一“退位傳法”事件，一時大家都說我爲佛教和臺灣的企業界，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其實，我覺得各界的領導人，不一定要做到“至死方休”，生前就應該選定接班人，讓事業有計劃地發展，才能永續經營。那個時候，臺灣企業界的第一代創辦人，也都在位二三十年了，因爲我的“退位傳法”，證明“後繼有人”確實重要，因此引起大家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重視。想到我以一介僧侶，能夠引導社會的進步，也是足堪告慰。
我在佛光山開山建寺十八年中，感到最苦的事，莫過於社會給我的各種譏評、毀謗。例如，說我是“政治和尚”，說佛光山“商業化”等。其實說到政治，我是最不具有政治性格的人，我一生沒有進出過政府機關，沒有接受過公家的補助，甚至開山之初，美國的一位善士，主動發心想要捐獻五千萬元，我都予以婉拒。因爲如果我接受他的鉅額捐款，將來他說寺院都是他興建的，我會對萬千信者感到抱愧。
因此對“政治和尚”這個稱號，剛開始我很放不下，直到後來電影導演劉維斌先生跟我說：“‘政治和尚’也沒有什麼不好，有人想要受此封號，還不可得呢？”甚至也有人說：“所謂‘政治和尚’，就表示你在社會上有力量，何況佛光山經常有官員上山訪問，又怎麼能說你與政治無關呢？”
想想他們的話也不無道理，再說佛教也講“不依國主，佛法難立”，所以從此我就稍感釋懷，不再引以爲意了。
除了“政治和尚”的揶揄以外，再者就是有人批評說佛光山太過“商業化”。其實，我生性“非佛不做”，我沒有經營世俗的商業。佛光山的朝山會館，提供參拜者用餐，信者用過齋後添油香，這是很正常的事，談不上是商業買賣。乃至小攤位出售念珠，順便流通一些佛書，廣爲傳播佛法，這也是爲了弘法的長久之計，不得不有的佛教事業，否則佛書都是免費贈送，哪有那麼大的後援資助呢？
另外，社會輿論帶給我最大的困擾，就是說我星雲某人“很有錢”。有人說我有共產黨的資助，有人說我挖到地下黃金。總之，他們認爲我很有錢。
其實恰恰相反，我現年八十三歲，一生都在“日日難過日日過”當中度過。我沒有錢，也不經管錢。即使有錢，也是寺院常住的，是十方信施捐助的，因此我把它分毫都用來推廣佛法，發展佛教事業。我自覺自己也是一個信徒，應該也要學習捐獻、喜舍，因此我把自己寫作所得的稿費、版稅，以及上電視講演，乃至到公司、工廠開示的車馬費，都捐作佛光山建寺、傳教、興學之用。
一般人一生頂多只辦一所大學，我除創辦四所大學之外，還與政府合辦八所社區大學，同時在全世界有數十所中華學校、佛教專科學院，以及美術館、圖書館，另外還成立“人間衛視”、《人間福報》等。平時經常有人問我：佛光山是怎麼建起來的？我都說：佛光山是“從無而有”、“從空而來”。因爲我不要錢，我也沒有錢，所以大家才肯幫助我，護持我建寺弘法，興辦佛教事業；如果我有錢，誰會“錦上添花”，願意拿錢來護持一個有錢的出家人呢？
我在“退位傳法”時，負債一億餘元，交給繼任者幫我償還，這使我長久以來一直耿耿於懷，覺得對不起繼任的心平和尚。我想，在我十八年的住持任內，乃至一生弘法中所經歷的艱辛過程，只有佛菩薩知道，只有因果知道，再有就是自己知道了！
當我從佛光山住持退位之後，真有“無官一身輕”的感覺。我先在北海道場住了一段時期，過了一個冬天之後，就飛往美國洛杉磯閉關。其時正值西來寺初創，在關房裏，我籌思着各種因緣，想到未來可以在澳洲建“南天寺”，可以到非洲建“南華寺”，可以到馬來西亞建“東禪寺”，但也沒有忘記自己的故鄉，只是由於政治上的臺海風雲，兩岸僵持不下，只有等待以後的因緣了。
不過，我繼一九九一年在臺灣成立“中華佛光協會”後，翌年在美國成立“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我邀請時任“內政部”部長吳伯雄、日本佛教大學校長水谷幸正、香港慈善家嚴寬祜、澳洲企業家遊象卿等人擔任副會長。
成立大會選在曾舉辦電影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的洛杉磯音樂廳舉行，當天約有五千人與會，美國總統里根親自電函祝賀，臺灣“社工會”主任鍾榮吉先生特別赴美出席大會，甚至遠在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克總統先諾勒爵士，不但親往美國參加大會，並且擔任“佛光之友會”的榮譽會長。
之後相繼多年，“國際佛光會”分別在多倫多、巴黎、倫敦、悉尼、東京等地，召開一年一度的“世界大會”，每次都有五千餘人參加，這是華人在海外難得僅有的盛大集會。
在此之前，一九八八年西來寺落成之際，不但傳授“三壇大戒”，同時召開“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從此之後，我也一再應邀在美國各大學講演佛法，包括柏克萊、耶魯、加州、康乃爾、哈佛、夏威夷等大學。此外，加拿大、澳洲、巴西、智利和歐洲一些國家的大學，我也經常應邀前去弘法。
在此同時，“國際佛光會”在世界各大名都也紛紛成立協會、分會，目前全世界有一百七十餘個協會，數千個分會。甚至佛光山也在這些地方設立道場，總數在二百所以上。所謂“人間化”、“國際化”的佛教，此時已經蔚爲風氣。
爲了到世界各地成立佛光會，我到過莫斯科和聖彼得堡，也去了西班牙的巴塞羅納，以及北歐的冰島、挪威、瑞典，東歐的南斯拉夫、波蘭等地。我立志發願要把佛法傳播到全世界，這種“國際化”佛教的推動，應該是繼我推動“人間佛教”之後，又把佛教推向另一個新的里程碑，同時也應該是我人生中另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關鍵時刻了。所以當初我從佛光山退位後，雖然兩袖清風，口袋裏除了裝些衛生紙，再有的就是一雙芒鞋、一身袈裟，我靠着徒衆爲我購買飛機票，開始雲遊世界，到處講經說法，開始了推動國際佛教的生涯。
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正當佛教走上“國際化”，真正把佛光普照到五大洲的時候，我又想到，現在世界佛教需要“本土化”，於是推動“本土化”的佛教，又成爲我人生的另一個關鍵時刻。
其實，從我七十年以上的出家路走來，除了前面提及的幾個重大因緣轉折，成爲我人生的“關鍵時刻”以外，也有很多小事情，都對我的人生關係重大。例如，早在四十多年前，我在宜蘭監獄弘法佈教，當時獄方就有意要請我當正式的教誨師，並說要替我向上級呈報。但是我認爲當一名教誨師，是爲社會服務，是要做衆生的義工，如果把它當成職業，就失去了意義，所以當時並沒有應允。
另外，臺北“中央廣播電臺”也曾有意請我專職爲他們撰寫廣播稿，然而我寧可免費爲佛教的雜誌撰文，也不願意一篇一百元地爲了稿費而賣文維生。甚至臺北《自由青年》雜誌社的秦江潮社長，因爲讀了我撰寫的一篇《茶花再開的時候》，特地親到中壢，邀請我到臺北擔任編輯，我也斷然婉謝，我想：“和尚都做不好，怎麼可以去做其他事情呢？”
我立志要把和尚做好，要做一個真正“弘法利生”的出家人，因此早在五十年前，天龍寺要請我擔任住持，由於當時慈航法師告訴我，希望我先去住上半年，之後才正式晉山當住持。我當即回絕，因爲我不想當個小媳婦。
乃至初到臺灣時，至少有三十所大小寺院，先後都想請我前去負責領導。但是在佛光山開山之前，我立志不擔任住持。建設佛光山以後，我規定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不能隨便接受別人的寺院。由於我“不貪心”，因此佛光山至今在世界的二百餘所寺院道場，從來沒有產權糾紛的問題發生，自然也就不會橫生枝節而造成無謂的困擾。
另外，長期以來在臺灣地區乃至海外，也有不少單位、團體，先後邀請我前往從事文教工作，只是我一心就想爲“中國佛教會”工作，偏偏沒有這個機會。不過雖然“事與願違”，但是人生有很多的關鍵時刻，我認爲重要的是“非義不取”、“非禮不受”、“非正不要”。
人的一生，思想上的、利益上的、人情上的、時空上的，都有很多的關鍵時刻，有時因緣指導我們，但是性格也會影響我們。有的關鍵時刻，因緣稍有錯失，對未來就是彌補不了的遺憾。
人生的關鍵時刻，不只是事業的轉換，也不只是遭遇的因緣，我想內在的起心動念，對人生、社會，都有重大影響。我一生除了上述幾個重要的關鍵時刻以外，我的思想、觀念、精神、習慣等內在的因素，也都影響了我的人生，成爲關鍵時刻，例如：
第一，正確的觀念：我一生的信念，都是秉持“以衆爲我、以團體爲依歸、以別人的需要爲需要”。例如，我從來沒有一個人獨自到某一個地方去，也從未一個人居住在哪個房子裏。幾十年的歲月，我都活在“大衆”中。我一生中，不管走到哪裏，都是一羣人跟着我，他們都是我的徒弟，但也都是我的兄弟姐妹，甚至信徒，我都把他們當成是老闆、上司、領導，他們都是我的師友，我的助緣，我的眼耳鼻舌身。平時除了到寺廟，或者到各個學術團體講演之外，我不會走訪世俗人家，也不會到百貨公司、市場、商店去採購物品。佛光山的土地、房產、財物，都不在我的名下，甚至銀行裏也沒有存款，所有信徒的饋贈，我都分享給大衆。
我堅持“以無爲有”、“以衆爲我”，因爲這樣的觀念，讓我深深體會到“衆”的力量、“無”的無限、無量，但是這種觀念的養成，需要有很好的性格。
回憶二十歲那年，雖然學生生涯“一窮二白”，但出家十年，總有一些衣單、文具。當我離開焦山的時候，連一個手提袋都沒帶走，只有留下一句話，我告訴同寮的同學：“你們喜歡的話，就分別拿去吧！”
我二十三歲時又聚積了一些衣物，當我決意到臺灣時，也只是交代說：“所有在家人能用的被單、枕頭，交給我正外出謀生的弟弟。出家人能用的衣單、物品，就交給同學智勇法師。”
我經過了這兩次“喜舍”的實踐以後，自知我有“能捨”的性格。所以後來一直本着香嚴智閒禪師的“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我自覺“能有能無”、“能多能少”、“能大能小”、“能捨能得”。人有無限的“潛能”，爲什麼我不能做一個無所不能的人呢？
第二，忍辱的精神：出家學道，最待養成的，就是“忍辱”的精神。一個人忍飢忍餓、忍貧忍窮、忍苦忍難，都還容易。忍氣忍辱、忍受冤枉、委屈，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我出家之初，在叢林裏參訪、學習，接受一連串無情的打罵教育，我在“委屈受氣”之餘仍能“忍辱負重”，最主要的就是我“心無怨恨”，我自覺自己很有力量。及至出道弘法，受到同門的排擠、長老的歧視，也經歷了一些讓我感到很挫折的因緣，尤其是在佛教會所受到的難堪。
記得有一次，我出席一場“密勒日巴學人會議”，會中我提出一些建議，有位長老當衆要大家不可以參考我的意見。雖然他傷害我，給我難堪，但是事後我自覺“忍辱”的功夫，讓自己增加了無比的力量，我肯定自我的修行，也深深佩服佛陀所說：苦行、持戒，其功德不如忍辱。
回首自己這一生當中，雖然經常遭受別人的譏諷、毀謗、批評、打擊，但是多次的忍辱，對我的修行，何止增長數十年甚至百年。
第三，認錯的勇氣：我覺得世人有一種“不肯認錯”的習慣，凡事總喜歡說理。例如，開會遲到，認錯就好了，但他偏要說“天雨”、“塞車”等，總要用一些理由搪塞，不肯認錯。講話得罪別人，或者行事妨礙了他人，應該道歉就沒事了，但他偏是不肯認錯，總說“我是無心的”、“這是不得已的”，總之一句話，就是說自己沒有錯。
其實，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想到過去的賢能君主“下詔罪己”，專制時代的帝王，都能有這種雅量，何況我們凡夫在世間做人，哪能處處圓滿，處處被人肯定。有時候不經意對人語言上的冒犯、行爲上的不夠禮敬，認錯道歉就能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
在佛光山，經常有徒衆向我報告說：外界有人批評我們這裏不對，那裏不好，爲此感到氣憤，深不以爲然。我總是及時開導他：我們有犯這些錯嗎？有，就不要怪人家批評我們，只要自己修正就好；如果沒有，不去介意也就沒事了。所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一生堅持，認錯就是美德。
第四，勤奮的習慣：我想，自己今生若真有些許小小的成就，最大的關鍵，應該就是我自幼便有勤奮的習慣。
在我一生的行事當中，從來沒有爲自己放過假，而且例假日比平時更忙。尤其新春過年，我不是在大寮裏煮飯炒麪，供應信徒用餐，就是在頭山門前指揮交通。
佛光山開山期中，每天除了上課教學以外，經常混在工人當中，肩挑沙石，搬運水泥。乃至自從《人間福報》創刊起，我就每天爲專欄撰寫文章，不但從來沒有脫過稿，也沒有讓徒衆催過一次稿。雖然不能創金氏紀錄，但是在一般的文人作家當中，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個日子，能夠十年如一日地寫作不斷，我想應該也是創下了一個紀錄。
甚至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就應邀遊走在“臺視”、“中視”、“華視”三家電視臺。雖然每天各家只有五分鐘的節目，但是累積下來，也是多少的時間、多少的歲月！
我一生參加、主持過佛七、禪七，不下百次以上，那也是需要多少時間、多少心力的付出。所以我說“人生三百歲”，我一直努力，要讓一天能當五天用，一個人能做五個人的事。假如我有六十年服務於佛教、社會，五乘六十等於三百，所以自覺“人生三百歲”，於願足矣！
人生，有許多關鍵的時刻，也有許多關鍵的想法；細數一生的歲月，點點滴滴，其實“一念三千”，哪一分、哪一秒，不是足以影響我們一生的“關鍵時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