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春天，我從大陸漂洋渡海到臺灣，到二〇〇九年正好屆滿六十年。六十年一甲子的歲月，我在臺灣生活、弘化，但是臺灣的本地人一直稱我是“外省人”，是“大陸和尚”，他們沒有把我當成“臺灣人”。倒是二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九年，當我再度回到闊別整整四十年的故鄉時，鄉人稱我爲“臺灣來的和尚”，他們也不認爲我是“大陸人”。甚至半個多世紀以來，我走遍世界各國建寺弘法，也沒有人承認我是“美國人”、“澳洲人”或“歐洲人”……所以後來我就自詡做個“地球人”，我認爲：“只要地球沒有捨棄我，我就做個同體共生的地球人吧！”
對於“地球人”的思想，我可以說自小有之。小時候雖然個性內向、閉塞，不敢離開家門太遠，但心裏對於自己因爲出生在揚州，因此被侷限爲我是“揚州人”，就感到心不甘願。我總覺得自己的腳步應該走出去，因爲地球在我的腳下，地球上的道路是無止境的，我不走，太辜負地球的慈悲了。
後來出家，從禪門的典籍中看到“臨濟兒孫滿天下”這句話，更加激起我無限的壯志，我立誓要圓滿臨濟祖師的弘願，要把佛法傳遍世界各地，所以行腳地球更是分內的事了。
這份理想與願心，照說在我到臺灣兩年後，正式走上弘法之路開始，應該就很有機會藉助佛教的因緣，到世界各國參加會議，展開國際弘法。但命運就是不能那麼順利，因爲當時主持佛教會的長老，處心積慮地不讓我有機會代表佛教會參加國際會議。
在那個時候，每回我申請參加國際會議時，送審的資料總是被“中國佛教會”的主事者擱置。他們不幫我送件，我拿不到護照，自然也就出不了“國”。由於他們一再打壓我，多次讓其他國家的大德爲我感到不平，所以一九七四年在越南召開的世界佛教社會服務大會，主辦單位特別指名邀請我參加。但是當我興高采烈地從高雄坐了一夜的火車，趕到臺北參加會議時，一位長老看到我，賭氣地說：“如果你去，那我就不去！”
我當下回答他：“老法師德高望重，應該前去，我不是那麼重要，可以不去！”
他即刻說：“那你就退席！”
於是我再一次失去在地球上行走的自由！
雖然我很願意爲佛教會所用，很希望代表佛教會出境參加會議，宣揚佛法，但礙於相關的法令及佛教的規矩，我都不能超越，只有看着別人一批一批地周遊世界，而我就只能像只井底之蛙，待在臺灣一角。好像別人就如“天龍搔首擺尾乘雲去”，而我卻如“蝦蟹還在努眼睛”，徒嘆奈何！
後來我向“內政部長”邱創煥先生建議，臺灣應該開放觀光，給海島的居民增加開拓視野的機會，培養面向世界的國際觀。沒多久，“內政部”果真頒佈了這條命令，這當然不是我個人的力量讓社會開放，必定還有其他許多的因緣，不過有了開放觀光的政策，周遊世界就不再是夢想了。
剛開始，我應海外信徒邀請，多次到印度、韓國、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弘法，但都只限於在亞洲地區行走；眼看着當時社會上的許多青年，他們在基督教的因緣下，在國際間風雲際會，而我也只有慨嘆：一佛的化世，他們的對象都是三千大千世界；難道現代佛教的弘化，只能在一洲一國之間來去而已嗎？
直到一九七六年，我纔有了遠渡重洋的機會，也由於這一次的因緣，我和西方國家的接觸往來便開始密切起來了。
我先是應邀在美國哈佛、耶魯、康乃爾、史丹佛、柏克萊、夏威夷等各個大學講演，繼而認識了一些美籍教授，如夏威夷的恰博（Dr.David W.Chappell, University of Hawaii）、康乃爾大學的約翰·麥克雷（Dr.John R.McRae, Cornell University）、耶魯大學的外因斯坦（Dr.Stanley Weinstein, Yale University）等，都和我時相往來。甚至我把柏克萊大學的蘭卡斯特（Dr.Lewis R.Lancas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請到西來大學當校長，也因此我在美國東部、西部往來就更加頻繁了。後來甚至更拓展到南美洲、澳洲、歐洲等，如巴西的聖保羅大學、澳洲的邦德大學、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大學、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大學等，我都曾經應邀前往講演。
於此同時，佛光山也順應各地信徒所請，陸續在五大洲創建了二百餘所道場，於是我的弘法腳步便隨着“佛教國際化”而走向全球。尤其自一九九二年“國際佛光會”在美國洛杉磯國際音樂中心成立後，更讓我的弘法足跡不斷踏遍世界每一個角落。
我一年又一年地遠到巴黎、多倫多、洛杉磯、澳洲等地，主持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代表大會，甚至前往莫斯科、瑞典、丹麥、冰島，成立各地區的佛光協會。記得有一次，我在半個多月的弘法行程裏，從臺北出發，經過東京、莫斯科、巴黎、蘇黎世、柏林、倫敦、紐約、多倫多、溫哥華，然後再到美國洛杉磯。一路上從亞洲到歐洲，再到美洲，每到一地，除了關心佛光會的會務以外，還要主持佛學講座、皈依三寶典禮，以及到各別分院察看工程、與徒衆傾心座談、到信徒家裏佛光普照等。
由於經常雲遊世界，有時一覺醒來，一時也搞不清楚自己身在何處，甚至不禁懷疑：我究竟是哪一國的人氏？所幸我天生有一個很好的性格，就是無論走到天涯海角，不管在哪個地方長住或暫居，我都有“回家”的感覺。我在臺灣時，總說：我要回臺北普門寺；從臺北到高雄，又說：我要回佛光山。甚至說：我要回美國、我要回澳洲……我發現自己每到一地，都把當地視爲是自己的家鄉，我睡得安穩，喫得自在，所以我是最標準的“地球人”！
我不但到每個地方都很歡喜，真正做到“處處無家處處家”，尤其在洲際間穿梭往來，往往一下飛機就必須開始密集的弘法行程，根本不能有“時差”，也不管什麼“溫差”。所以後來我又發現，要當一個“地球人”，“能早能晚、能冷能熱”，甚至“能飽能餓、能有能無”，都是不能不具備的基本能力。
其實，人本來就要隨遇而安，要能隨緣做個地球人。一個人不管走到哪裏，如果都能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家，那麼世界就是自己的；如果有隔閡的客居感，自然沒有一樣東西是自己的。我覺得世界到處都很可愛，都可以爲家，所以有一次高希均教授說：“當大師以愈來愈多的時間在海外傳播人間佛教時，他就愈來愈是個地球人了。”
由於經常在地球上行走，接觸的人多，所以結的緣廣，交友也就日益廣闊。例如，我與印度的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 Prime Minister of India）、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Mahathir Mohamad），都有過交往，我與澳大利亞悉尼市副市長曾筱龍（Henry Tsang, Deputy Lord Mayor of Sydney）、巴西聖保羅州聯邦警察總監Dr.Francisco，也成爲朋友。甚至曾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俄國大文豪索爾仁尼琴，以及被譽爲“五百年一大千”的國畫大師張大千居士，都曾到佛光山參觀訪問。乃至聖彼得堡大學的陶奇夫（E.A.Torchinov, St.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斯大里寧、索羅寧（Solonin）等教授，他們都是聖彼得堡佛光會的創會人，目前索羅寧正應邀在佛光大學執教。
此外，我與各國的佛教界人士，更是結下深厚情誼。例如日本著名的佛教學者冢本善隆、中村元、水野弘元、水谷幸正、鐮田茂雄、平川彰等人，我和他們都是相識多年的好友；曾任日本佛教會國際部部長的巖本紹典，以及日本曹洞宗館長丹羽廉芳，都和我成爲莫逆之交；乃至韓國的真徹法師、菩成長老、月下長老等人，也都是相知相惜、交誼深厚的好朋友。
此中，月下長老是通度寺的退居老和尚。通度寺具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是韓國三大佛寺之一，因爲收藏有佛陀的袈裟而享有“佛寶寺”之美名，與被譽爲“僧寶寺”的松廣寺及“法寶寺”的海印寺齊名。早在二十多年前，月下長老就曾多次率團到佛光山訪問，後來更於一九八二年與當時只有十六年曆史的佛光山結爲兄弟寺。
十六年後，也就是一九九八年，具有一千二百餘年曆史的松廣寺傳統講院，也與佛光山叢林學院締盟爲兄弟院。到了二〇〇三年，海印寺與佛光山締結“文化交流協議”。甚至泰國的法身寺，也於一九九四年與佛光山結爲兄弟寺，當天有二十多萬人觀禮，共同見證了這個爲南北傳佛教交流開啓新頁的歷史時刻。
由於我經常與各國佛教互訪往來，因此也與當地的一些信徒結下法緣，例如韓國金貞希小姐，她在我到韓國弘法時結了緣，二十多年來，每逢過年，她都特地從韓國到佛光山拜年。再如泰國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祕書長帕洛普居士，一晃數十年，我們的友誼也從來不因時空阻隔而有距離，他與夫人不但經常配合我的行程，到世界各地拜訪我，有一次還特地帶了六個朋友，專程搭機到香港，只停留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就又飛回泰國。前不久他的兒子結婚，更是一再邀我前去爲他的兒子證婚，我也不得不隨順人情，滿其所願。
除了和佛教界人士往來之外，我一生倡導“融和”，尤其積極致力於“宗教融和”，所以多年來也經常在世界各地與各宗教進行互訪、交流。例如，一九九七年二月，我應邀到意大利拜訪天主教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後來又再拜訪本篤十六世，一方面促進宗教交流，同時共同祈求世界和平。
我也曾在巴西聖保羅的SE大教堂，與天主教樞機主教（Dom Claudio），針對宗教在二十一世紀應該提供一些什麼樣的貢獻，進行一場“宗教對話”。
尤其二〇〇一年，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之際，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及時發起一項“宗教對談”，希望通過宗教交流，共謀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他們邀請我到該校大禮堂，與天主教瑞恩神甫（Father Dr.Bill Ryan）及基督教的第芳婷教授（Dr.Wanda Deifelt），就着“宗教如何面對全球化”的問題，進行對談。
對於宗教之間，我一向主張要“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互相尊重、互相來往。尤其現在舉世都在倡導世界和平，宗教更應該身先表率，彼此要互相尊重、包容，把“有容乃大”的胸襟，從宗教之間推展開來，進而影響社會各個團體，這是宗教界的責任，也是宗教對現代社會應該提供的貢獻。
甚至不只宗教與宗教之間，乃至人與人之間，唯有彼此互相來往、互相聯誼、互相瞭解、互相幫助，世界纔會和平，大家才能共存共榮，所以要建立“同體共生”的關係，要認知大家共同生存在一個地球上的事實。
地球是我們的家，在地球上的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基本上都有相互依存的關係。就如我們有兩隻眼睛、兩個耳朵、一個鼻子、一張嘴和雙手、雙腳，這些器官同在我的身體上。當眼睛有了毛病，我整個身體都會不舒服。因此，任何一個器官有了毛病，我的身體都會感到不舒服，這就是同體共生。
現在的世界，甲地有了戰爭，乙地的人一定很恐懼；哪裏有了瘟疫，另外一個地方也可能被傳染。尤其現在科技發達，人們搭乘飛機出國，從這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可以說“朝發夕至”；各種資訊的傳播，通過互聯網、電子郵件的傳送，都可以無遠弗屆地瞬間連線、溝通，大大縮短了彼此之間的距離。
因此，現在的世界已經不再千山萬水隔絕，而是一個“地球村”的時代已然來臨，我們身爲地球村的村民，就應該擴大自己的領域，擴大自己的世界，不要侷限在一個地方，要打破地域的觀念，放大自己，做一個沒有國界、沒有地域、沒有種族之分的“地球人”，要能“胸懷法界”，建立“法界一如”的觀念與思想。
所謂“法界一如”，這是佛教了不起的宇宙觀，在佛教經典裏說道：佛觀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庵摩羅果！所謂“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佛的世界。在無限的宇宙虛空之中，不是隻有我們的一個世界這麼小，而是有無窮、無盡、無量、無邊的世界。
依據佛經的說法，我們所生存的世間叫做“閻浮提”，又稱爲“南瞻部洲”，與東勝神洲、北拘羅洲、西牛賀洲，合稱爲“四洲”，共同圍繞着“須彌山”。
一個須彌山的器世界，佛教稱爲“小千世界”，也就是一般所稱的“自然界”，是由“九山八海”，再加上“四洲”所構成。合一千個“小千世界”爲一“中千世界”，合一千個“中千世界”爲一“大千世界”，總合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也叫做一尊佛的世界。
一個小千世界裏，根據現代科學家的研究，就等於一個太陽系，而太陽系只是銀河系裏的一個小星系，據說一個銀河系就有兩千多億顆恆星。銀河系之外還有無數個星雲團，星雲團裏有一百萬億個銀河系，由此我們就不難想象出，虛空之中到底有多少個我們所無法窺知的世界了。
過去由於科技不發達，一般人所認知的世界，往往僅限於我們所生存的地球，例如平常所謂的環遊世界，不過是繞地球一週；所謂世界大戰，也不過是地球上大規模的國際戰爭而已。然而從佛教的“宇宙觀”可以知道，宇宙中充滿了無量無數的銀河系、太陽系、星雲團、天河、星球等，而我們所處的地球，只不過是太空間的一粒微塵而已。
說到“星雲團”，記得我在叢林求學時，有一陣子正在學查王雲五的四角號碼，有一次查到“星雲團”，上面的解釋是：宇宙未形成之前，無數雲霧狀的星體結合，又大、又古老、又無際。那時非常欣賞這種寬廣、浩大、無邊的境界，也自詡在黑暗中給人光明，以及飄然不受拘束。後來抗戰勝利時，爲了領取身份證，我就把自己的法號取爲“星雲”。
所以，“星雲”這個法名其實是我自己取的，我出家時家師替我取名“今覺”，號“悟徹”，表示“今天覺悟”，而且要“徹底覺悟”。後來我自號“星雲”，只是想自我勉勵做星雲團裏的一顆小星星，希望能以一己的微弱光芒，和其他星光互相輝映，光照寰宇。
多年來，爲了實踐這一個小小的微願，我只得每天忙着做一個地球人，忙着到世界各地弘法，期能將歡喜遍撒十方世界。爲此，每當我到各國弘法時，我所關心的不只是信徒、寺院，我還關心所有移民的華人，甚至關心當地國家未來的發展。我不但勉勵所有移民要“落地生根”，把自己融合到當地的國家社會里，共同開創國家的未來；尤其我希望佛光會員們，都能做個共生的地球人，也就是要摒除國家、地域、種族的觀念，共同營求生命的發展。
由於我關心的層面很廣，所以我的很多辦法、想法，都不是隻爲個人的利益，而是以大衆的利益爲前提。記得數十年前，公路局第三工程處處長倪思曾先生，第一次到佛光山，當時朝山會館還沒有建好，山上各處也在工程中。我請處長在佛學院的齋堂用飯後，他要添油香，我連忙說不必了。他於心難安，總覺得在寺院裏用齋，一定得添油香纔可以。
最後，我說：“既然處長您這麼誠心誠意，那就添個大油香吧！如果能夠把大樹鄉這條泥土路鋪成柏油路，對地方建設將是一大貢獻，本寺當感激不盡。”
倪處長立即答說：“做得到！做得到！”接着又說，“大師！我現在才知道，您的道場原來並不只限於佛光山，宇宙寺纔是您的道場，全地球的人都要爲您添油香啊！”
其實說來慚愧，我當時也只是本着“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心、佛、衆生等無差別”的思想，在“生佛平等”、“聖凡平等”、“理事平等”、“人我平等”的真理下，希望能盡一己之力來福利社會而已。
倒是後來我幾度到非洲的史瓦濟蘭、南非等國，在廣大無垠的非洲草原行車時，獅子老虎就從身邊經過，那種感覺，讓我深刻體會到萬物同體共生的道理，於是不禁從內心油然生起一份“非得做一個地球人不可”的自我期許。
正是爲了要做個擁抱衆生的地球人，所以數十年來，我在世界各地建設了二百多個道場，我期勉分派在海內外各地弘法的徒衆，都要立志做個“地球人”。我希望他們不光以一人一事爲主，爲了佛法的弘揚，要以大衆的需要、以各地信衆的需要爲主，而且要有云水的胸懷，如此才能讓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
我自己近一二十年來雲遊在世界各地弘法時，爲了要做得更像一個擁抱世界的“地球人”，每到一地，我總是入境隨俗地探問民情風俗，並且學習一些當地語言，走在路上，一聲“How are you”總能博得對方友善的微笑；站在臺上，一句“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往往也能獲得聽衆歡喜的掌聲。我把自己奉獻給全世界的衆生，也希望凡是與我一樣有國際觀的同好，都一起來擁抱地球，爲世界的和平安樂攜手合作。
另外，我還成立世界性的國際佛光會，這是一個超越地域、宗教、僧信的佛教組織，我們的目的不只是佛教徒幫助佛教徒、本國人幫助本國人而已，而是本着“天下一家，衆生一體”的理念，所有會員們彼此不分職業、種族、宗教、國家，大家在世界的每一個地方，努力推動淨化人心、福利羣生的工作，甚至結合各地會員的力量，做跨國的服務。
因此佛光會自從創會以來，我們除了舉行各種賑災活動之外，更經常舉辦國際青少年營、國際參訪團、國際互助會、國際學術會議、世界佛學會考、國際文化交流，並且將《禪藏》送往世界各地，在海內外設立獎學金、助學金，等等。
總之，我們注重人我，互通有無；我們擴大心胸，包容異己；我們發展文化教育，普利天下友情；我們以地球人自居，從不侷限於一方一宇，我們以“佛教的國際化”爲努力目標，而不拘囿於狹隘的地域觀念。
我之所以提出人間佛教的國際觀，主要是感於一般人的愛，都是有緣、有相的慈悲，尤其有親疏、愛憎、人我的分別，因此有比較、計較，繼而有人我紛爭。我希望以“國際宏觀”來打破人我的界線，希望人人都有“同體共生”的認識，因爲有同體的觀念，自然就會有慈悲心；有共生的觀念，自然會做個地球人。
所以，我除了在兩年一次的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代表大會中，發表“同體與共生”、“尊重與包容”、“平等與和平”、“歡喜與融和”等主題演說以外，也經常勉勵佛光會員要做個共生的地球人，更希望藉着佛教在世界各地的弘揚，能喚起大家共同建立“世界一家”的美好未來。
只是遺憾的是，人是有思想的動物，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思想，有的人思想裏沒有“天下一家”的恢弘心量，因此地球上除了有亞洲人、澳洲人、歐洲人、美洲人、非洲人之分以外，在不同洲際裏，又分出中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不同國度的人。甚至在同一個國家裏，還要用狹隘的地域觀念，分成你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你是外地人，我是內地人；你是外來民族，我是原住民等，於是造成民族與民族，甚至人與人之間的隔閡。
其實，哪裏人只是一個代稱，只是一個方位的標誌，事實上大家腳下踩的都是同一個地球，頭上頂的是共同的天空，我們都是地球村的居民，又何必自我設限，何必將自己侷限於某一個國度裏呢？就如現在歐洲有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但現在他們建立歐洲共同市場，都說“我們是歐洲人”。美國、加拿大的人，都說自己是美洲人，智利、巴西、祕魯、巴拉圭，都說他們是南美洲人，如果再擴大一點，不就是地球人了嗎？既然同爲地球人，就應該“同體共生”，而不應該自我設限，不要畫地爲牢纔對。
怎奈“同體共生”的真理，畢竟不是人人都能輕易體會，也不是人人都能實踐的，所以世間上的人與人之間還是黨同伐異，國與國之間仍然戰爭不斷。尤其近代的戰爭，多數都是爲了侵城掠地，這是由於衆生有地域、種族的情結，所以世界上任何地方，凡是佔有了都是他的。有一首短謠說：“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若要從此過，留下買路財。”可見過去的地球是公產，誰先佔有了就是那一個人的。
說到這裏，讓人聯想到一四九三年西班牙的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甚至更早之前，中國明朝的三寶太監鄭和就曾七次下西洋，當時他已經到了馬六甲，如果再繼續向前行，就到了今天的澳洲，那麼澳洲就屬於中國的領土了。只可惜中國人“內鬥內行”，對內鬥爭很行，對外卻不開拓，即使是元朝的騎兵強悍，對外拓展領土，曾經遠征到達土耳其、伊朗、俄國，但因爲沒有人大智守成，當然就更別說是建設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若以佛教的時空觀來講，所謂“豎窮三際，橫遍十方”，在豎的時間上來說，我們的真心本性超越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限制；在橫的空間上來說，我們的法身慧命大而無外，小而無內，無處不遍，無所不在。
既然宇宙法界都在我們的心中，哪裏還有國界之分呢？所以對於心外的空間，我們不必去執取，最要緊的是必須去體會心內的空間，開闊心內的空間；一個人如果能夠把握心內的空間，就能同時獲得心外的空間，因爲法界之大，其實只存乎我們的一心之中。
在佛教的禪門裏，禪師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但是他“富有恆沙界”；反之，外在的虛空世界，吾人窮其一生，所能到達的，也只不過如微塵一般而已。
就以我來講，出家七十餘年來，爲了弘法，我曾遊歷過世界五大洲的名勝奇景，包括世界七大奇觀，都曾一一親臨觀賞過，尤其中國的錦繡河山，諸如長江三峽、萬里長城、九寨溝、張家界、敦煌石窟、大足石刻、杭州西湖、桂林山水等，都曾親炙過它們的風采。甚至緬甸輝煌的金字塔、柬埔寨著名的吳哥窟，以及印度的阿姜塔、印度尼西亞的婆羅浮屠、蒲甘的塔寺、泰國的玉佛寺等，也都在我生命裏留下了重要的地位。
尤其我還曾經到過意大利的龐貝古城，去參觀他們的地下大墳冢，也曾在威尼斯獨自駕着一葉扁舟在河中盪漾。最刺激的是，在亞馬孫河和當地的土人生活在一起，甚至在倥傯的弘法行程中，我瀏覽過莫斯科的紅場風光，走訪過得克薩斯州的美國太空總署，參觀過加利福尼亞州的環球影城，等等。但是有一天，我無意間翻閱一本地理雜誌，當下只覺得慚愧，因爲裏面所報道的很多地方，別說沒到過，有的甚至聽都沒聽過，可見在地球之上，我們只是坐井觀天之蛙。
我們居住在地球村的多數人，不但對浩瀚無垠的宇宙虛空所知有限，對於自己所生存的地球，也是認識不多。例如，早在公元前六世紀，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有一天走在海邊，無意間發現，海上的船最初露出水平線的是船尾的梢，然後出現帆，最後纔看到整個船身，由此他推測出地球的表面一定是圓的。
然而到了十七世紀，意大利的天文學家伽利略進一步發現，地球不但是“圓”的，而且還是“動”的。但是此說立刻遭到天主教部分人士的打壓，因爲這與之前教會認定“地球是靜止不動”的說法相左，因此下令禁止宣傳、發表這個學說。但伽利略堅持自己所發現的真相，因而被判處終身監禁，直到一九八四年教會才公開承認，當年迫害伽利略的行爲是錯誤的，使得伽利略長達三百年的冤屈終於獲得洗雪。
其實不但地球是圓的，從佛法的觀點來看，這個世間的一切都是圓的。人的身體有生老病死，心念有生住異滅，氣候有春夏秋冬，地球有成住壞空，時間有過去、現在、未來，都是循環不停的。有時在地球上行走，“一江春水向東流”，流到哪裏去了，還是會再回來。
在這個地球之上，候鳥有時候避寒，有時候避暑，都爲自己找一個安身立命之地。人也一樣，像禪門的生活，“熱到熱的地方去，冷到冷的地方去”，尤其現代交通便捷，人也可以像候鳥似的到處翱翔，而不必拘泥於一區一地。一個人只要能將眼界放大，世界就非只有一國一地；只要能將心量放大，自然可以包容整個世界。就像春秋時代，中國的孔子就曾說自己：“丘也，東南西北人。”希臘的哲學家蘇格拉底也說：“我不是雅典人，也不是希臘人，而是世界上的一個公民。”他們的思想，都和我經常鼓勵大家要做個“地球人”的觀念，不謀而合。
我覺得在這個地球上，雖然有各種國家、民族、地域的不同，但是卻共同仰賴地球而生存；衆生雖然有男女、老少、強弱、智愚的分別，但是卻同爲衆緣和合的生命體。因此，唯有全人類攜手推廣“同體與共生”的理念，把慈悲、平等、融和、包容實踐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徹底地解決世界問題，也才能建設一個安和樂利的社會。
所以我一直倡導大家要做共生的地球人，要過同體共生的生活。我們不與世界對立、不與國家對立、不與宗教對立、不與文化對立；我們不分國家大小、不管種族膚色，在“佛性平等”的前提下，彼此不分大小、上下、強弱，大家共同來創造人間的和平，讓社會在融和中更加美好。
長久以來，我的“地球人”思想得到很多人的共鳴，例如法國佛光會第三分會會長江基民先生，他原本是高棉華僑，在高棉淪陷後，由柬埔寨逃到法國巴黎，但是中國不肯承認他是中國人，回到高棉，高棉也不承認他是高棉人，到了法國，法國也不承認他是法國人。他曾經爲此感到痛苦、彷徨，後來聽了我勉勵佛光會員要做個“共生的地球人”，他豁然開朗，發願從此要做個心胸開闊、慈悲喜捨的地球人。
此外，國際佛光會自從創會以來，能在各國成立一百多個協會及無數的分會，也是因爲大家有共識、有共鳴，才能獲得這樣的迴響。未來我希望舉世人人都能打破國家、民族的界限，不要有種族的歧視，不要有民族的對立，自能消弭很多無謂的紛爭。
說到種族問題，我自己一生，可以說青、壯年時期都是行走在他鄉異國，經常會遇到其他很多的種族。我在美國，看見那些黑人，並不覺得他們難看，反而覺得他們黑得發亮的皮膚，非常健康俊美，尤其黑人的小孩都十分活潑可愛。甚至有一次，我在美國華盛頓，遇到一位女性黑人，皮膚很黑，但黑得很美。由於她是女性，也不好意思多看她，但從此在我心中就埋下一個深刻的印象，覺得黑是最美的顏色！
我在一九九二年到非洲建寺弘法，兩年後，有十個非洲青年要求剃度出家，我很高興親自到南非爲他們主持剃度，那是非洲史上第一批黑人的僧侶。當時我告訴他們：黑、白只是人的皮膚顏色不同，但每個人的心，都是一樣的顏色，就等於佛性都是平等的；世界上的人，儘管因膚色而產生很多不同的民族，但是良心本性都有佛祖的性格，都有佛祖的家風，所以你們要肯定自我。
由於我一向以“地球人”自居，一直都很喜歡少數民族。我在美國時就很想去看看印地安人，甚至也想和他們同住一個時期。後來聽說印地安人都在美國政府安置下，居住在一個特定的地方，由政府供給他們的生活。不過在大都會很多的人種裏，偶爾看到那麼一個印地安人，也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心中覺得無比歡喜。
我在臺灣，經常特地到屏東、花蓮、臺東等可以接近原住民同胞的地方行走，感覺那些原住民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我曾經爲屏東的原住民興建圖書館，也經常應邀參加臺東阿美族的各種節慶集會。我還曾在八仙山、阿里山等地的原住民家中住宿過。他們都很好客，尤其早期管理日月潭的一位毛先生，人稱“毛王爺”，跟我親如手足，每次去他都很盛情地招待我喫飯。他家中的小女兒“三公主”，長得天真可愛，很討人喜愛，可惜當時的一些合照後來都流失了，只有在記憶裏留存一些美好的回憶。
我也曾經歷過“有國難回，有家難投”的苦楚。後來由於思念祖國的情懷難以排遣，就到緬甸、泰國靠近雲南的地方，那裏有些邊疆的少數民族，他們到泰緬做一些小生意，我很想跟他們買一些東西結個善緣，但他們的小紀念品實在很粗糙，買了也沒有保存價值，所以就每個攤位給他們一百元，總共給了三十多份，才覺得聊堪告慰。
有一次我到大陸，特地打電話給雲南省佛教協會會長刀述仁，因爲他是傣族人，我請他安排我們到雲南、廣西一帶，承蒙他一口應允。他不但親自到昆明來接我們，並且得到雲南省省委書記白恩培先生給我們開車接待，所以到了當地，不管搭機、乘車、參觀，都獲得特別的優待。
之後，我們到了“西雙版納自治州”，也就是刀會長的故鄉。那裏居住的全是少數民族，他們以信仰南傳佛教爲主，民風淳樸，但很開放爽朗，年輕的小姐穿起他們極具民族特色的服裝，輕歌曼舞，充滿青春氣息，更顯活潑大方。據說他們每個月的生活費只有幾十塊人民幣，但是他們與大自然爲伍，樂天知命，精神上的富有無人能比。那幾天，承西雙版納自治州州長刀林蔭女士招待我們前往葫蘆島，參觀了佔地百公頃以上的“國家熱帶植物園”，園內奇花異草，有的石頭包樹，有的樹包石頭，令人歎爲觀止。
此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當我們一行乘坐飛機經過雲南麗江上空時，在飛機上遠遠看到一座山，名叫“玉龍雪山”。本來飛機的航道只會從旁邊經過而已，但這時負責駕駛的年輕機師說：“我帶您去看看玉龍雪山”。我正感訝異之際，飛機真的已經飛向山頂，並且近距離繞了一圈，讓我們欣賞了這座名副其實的“玉龍雪山”，真是世間難得一見的美景，全機上的人都忍不住鼓掌歡呼。
這位年輕的機師也很得意，他問我：“您看這座山美麗嗎？”我說：“太美了！”不過我也很好奇，就問他：“這是你們原來飛行的航線嗎？”他說：“不是！”我說：“那麼爲何能偏離航道呢？”他說：“我在香港皈依過師父您，難得今天您來此一遊，我在職權許可的範圍內，方便帶您一見這難得的美景，這是可以的！”
那一次的雲、桂之行，真是大開眼界，不但看了雲南的“玉龍雪山”，還到桂林陽朔觀賞了張藝謀導演製作的《印象·劉三姐》。他們以天然的灕江山水爲背景和舞臺，展現了世界最大的山水實景舞臺，而且演員有數千人之多，都是當地的原住民，也是中國的少數民族。
記得當天晚上節目一開始，所有的演員，有的從水上蜂擁而出，有的分散在山谷和林樹間，大家同聲吶喊、呼喚，一時聲震山野，不但讓人見識到大西南的山水美景，也感受到那些少數民族雄壯豪邁的氣勢，令人久久難忘。
走筆至此，回顧我自己這一生，在地球上走過千山萬水，我深深感受到，一個人只要有一顆泛愛大衆的慈悲心，只要能以開闊的心胸包容各種不同的人、事、物，那麼不管走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最美好的一面，都能領悟到世界真正的美妙與可愛之處。如果每個人都能有這樣的體認，自然都能做個“共生的地球人”；只要世界上的每個人，都能做一個共生的地球人，自然能消弭各種的鬥爭。所以，爲了讓我們的世界更祥和，爲了讓我們的未來更美好，唯願大家都能以地球爲家，都能發願做個同體共生的“地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