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的年底，徒衆如常法師爲我舉辦了“一筆字書法展”，在世界各地巡迴展覽。說起這個因緣，還是拜疾病所賜。
我這一生一直與病爲友，五十幾年前，因爲宣導影印《大藏經》，把腿壓壞了，醫生說恐有鋸斷之虞。我當時心裏想：失去雙腳，正好可以專心寫文章。後來，心臟出了問題，我也想，正好體會“人命在呼吸間”的可貴。四十多年前，我因過度的飢餓，罹患了糖尿病，數十年來，倒也相安無事，只是這些年來糖尿病引起的併發症，使我的視力逐漸減弱，甚至連人都看不清了。經過美國明尼蘇達州梅約醫療中心的診斷，說我受了糖尿病的影響，眼底完全鈣化，沒有醫好的可能了。
今年五、六月間我在佛光山，因爲眼睛看不清楚，不能看書，也不能看報紙，那做什麼事好呢？想到一些讀者經常要我簽名，有些朋友、團體也會邀我替他們簽署、寫字，“那就寫字吧！”因爲我眼睛看不到，只能算好字與字之間的距離有多大的空間，一蘸墨就要一揮而就。如果一筆寫不完，第二筆要下在哪裏，就不知道要從什麼地方開始了。只有憑着心裏的衡量，不管要寫的這句話有多少個字，都要一筆完成，才能達到目標，所以叫“一筆字”。
說到寫字，八十多年前，我出生在江蘇揚州一個貧窮的家庭，從小沒有進過學校。雖然是童年出家，在寺廟裏成長，寺院裏的老師對我們的管教非常嚴格，不准我們隨便把眼睛睜開來看，如果睜開眼睛看，他說：“你看什麼？哪一樣東西是你的？”因此我經常閉起眼睛十天、半個月不看。老師不准我們看，也不准我們說。正值年少時期的我，常常不自覺就張口說話。只要一開口，老師就是一個耳光下來，說：“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佛殿、教室裏，你有資格講話嗎？”對的，我沒有資格講話，所以我也經常一年半載不開口說話。
在寺院叢林這種嚴格要求的教育下，雖然不是絕對沒有時間看書、寫字，只是當時正逢抗日戰爭，寺院裏窮得連飯都沒的喫，根本沒有錢買筆和紙，甚至連鉛筆都沒見過，更遑論寫書法了。因此，對於寫字，雖然不是完全外行，總不能算是會寫字的高手。
早期剛到臺灣時，雖然沒有寫毛筆字，但是因爲教書的關係，要在黑板上寫字，也因爲要編輯雜誌、寫文章，常常要寫鋼筆字（早期還沒有圓珠筆），《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的草稿都是由蘸水鋼筆寫成的，到現在還存放在佛光山宗史館裏。這就是我整個寫字——所謂寫“書法”的歷史了。
六十年前，我住在宜蘭雷音寺，這是一所“龍華派”的小廟，後來經過我的努力，把它拆除重建，樓高四層，但是建成以後不得經費加以粉刷裝修。一年又一年，就這樣將就地供給信徒禮拜。每年一次的“佛七法會”，總覺得沒有粉刷的殿堂太過簡陋，怎麼辦呢？我就購買最便宜的“招貼紙”，寫一些鼓勵人唸佛的標語貼在牆壁上，稍微美化一下佛堂，大概每次都要寫一百張左右。那時候，也找不到書法家來寫字，不得已只有自己動筆，雖然自己感覺不成字體的這許多字不能看，也不能見人，但也沒有辦法，總覺得做事情“求人不如求己”。字貼在牆上時，連自己都不敢去看。
就這樣，我在宜蘭連續住了二十六年，二十六年的“佛七法會”，我每一年都要寫一次標語，自覺平常並沒有練習，所以沒有進步。我覺得我這一生有三個缺點：第一，我是江蘇揚州人，鄉音腔調至今改不了，尤其學過多次的英文、日語，都沒有成功；第二，我不會唱歌，梵唄唱誦不好，五音不全，作爲一個出家人，實在於心有愧；第三，不會寫字，因此就沒有信心。所以我後來經常對人說，你們不可以看我的字，但可以看我的心，因爲我還有一點慈悲心，可以給你們看。
說起寫字的因緣，大約是在八十年代，當時我在臺北弘法，住在民權東路普門寺，寺里正在舉行“梁皇寶懺”法會。因爲四周圍很小，除了佛殿以外，其他都不容易有空間走動，於是我就坐在一個徒衆的位置上打發時間。剛巧，這個徒衆在桌子上留有毛筆、墨水、硯臺，我就順手在油印的白報紙上寫字。這時候，有一位信徒，名字也記不得了，他走近我的身旁，悄悄地遞給我一個紅包。我一向不大願意接受信徒給予紅包，因爲在普門寺進出，就算是和信徒講話、說法，也都是從後臺進、後臺出，沒有和信徒有個別的接觸。這一次，這位信徒終於找到機會，從我身邊經過，把紅包遞給我。我打開一看，赫然十萬塊新臺幣，“不該有這麼大的紅包吧”！我趕緊找人把他叫回來，要退還給他，他怎麼樣都不肯收回。在那樣的情況下，拉扯也不好看，我就拿起我手邊剛寫好的一張紙，上面寫了“信解行證”四個字，我就說：“好吧！這張紙就送給你。”我總想，應該要有個禮尚往來纔是。
得到這一張紙的信徒，拿到佛堂裏面跟人炫耀，大概他向大家說是我剛纔送給他的字。在那個佛殿裏，大約有四百人在拜懺，聽到這件事，也想要跟我要求送他們幾個字。這位信徒就向大家說：“我是出十萬塊供養纔有這張字的。”信徒們基於他們的信仰，平常對我除了聽法以外，也不容易建立關係，紛紛借這個機會要求說：“我們也要出十萬塊錢，請大師送一張字給我們。”
因爲信徒的盛情不好違背，第一天我就寫了四百多張，因爲平常沒有練字，寫得我手疼腰痠背痛。第二天，又是一場法會，也大約有四百人，聽到昨天的情況，又紛紛前來跟我要求一張字，也是以十萬元作爲紅包供養。就這樣，我忽然收到好幾千萬，當時也記不清正確的數字了。我從小在寺院裏長大，沒有用錢的習慣，忽然有了這麼多錢，怎麼辦纔好呢？我這一生，與其說我是一個和尚，不如說我是一個辦教育的人，那時，正好在美國洛杉磯準備要籌建西來大學，我就把慈莊法師找來說：“這些錢夠你去籌備了。”不管字好與不好，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我可以藉由寫字的因緣，寫出一個西來大學來，就鼓勵了我對寫字的信心。
後來國際佛光會成立，他們常常在各地舉行義賣會、籌款餐會，都來跟我要求一兩張字跟他們結緣，甚至於社會上的慈善義賣，也要我替他們寫字。我自覺自己的字實在寫得不好，可是想到爲善不能落於人後，大家既然不嫌棄，只得硬起頭皮用心來寫。
有一次，潘維剛“立委”爲婦女兒童安全基金會舉行義賣，聽說我的四個字竟然賣了一百萬。後來又有一次，臺南縣陳明志“議員”在一個義賣會場，見到一張我的字，他竟然用了六百萬元標得。經報紙刊登，人家以爲我善於寫書法，寫字的價值很高，其實不然也。因爲這一位“議員”，曾經在他一度窮愁潦倒的時候，看到我在電視裏的說法，給了他很大鼓勵而重整信心，所以人生再起。我原來並不知道，他後來告訴別人，是爲了感念我對他的幫助，出於報答之心，因此用了六百萬購得那一幅字。所以我自己知道，看我的心，是可以的，看字，還是不值得的。
我的字也不全都是高價賣出。記得在一場籌大學建校基金的義賣會上，有一個信徒要買我的字，出價就是三十萬。正在這種高潮的時候，有一位還在讀小學的小朋友叫王翊，他忽然大叫：“我要出一百塊。”我聽了以後，感動得無以復加，當下就說：“這張字，就一百塊，我要賣給這位小朋友。”
因爲寫字的關係，也結了很多的因緣。記得二〇〇五年，謝長廷先生擔任臺灣“行政院院長”，他上山禮佛，時值新年，我就用“共生吉祥”四個字，並且裱好框架送給他，表示誠意爲他祝賀。但是他只做了一年，就被陳水扁逼迫下臺。令我感動的是，他在離開“行政院”辦公室時，對所有采訪的記者說：“我什麼都可以不帶走，‘共生吉祥’這一塊牌匾，不能不帶走。”這件事情當時在電視、報紙媒體上都有發表，讓我感覺到寫字跟人結緣，真是有很大的效果。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臺北有一位信徒叫林素芳，有一次她家遭到雅賊光顧，什麼東西都沒有減少，只有懸掛在牆上的我的字被小偷拿走了。爲什麼如此，到現在都沒有辦法追查。更想不到的是，有一次在香港弘一大師的書法拍賣會場上，竟然有人仿造我的字也拿去參加義賣。後來有人密報於我，我說，不必如此，我可以寫幾張送給他。
就這樣，我陸續寫字，不曾間斷。一九九六年年底，有一位信徒請我在即將到來的新年爲他寫幾個字，表示新年的祝福。我覺得這非常有意義，於是自不量力地寫了一張“平安吉祥”，弟子依此印行了二十萬份分送給信衆。沒想到數日後，便被索取一空。往後，每到春節前，我都會寫下一句新春賀詞送給信徒，從一九九六年“平安吉祥”開始，至今寫了“祥和歡喜”（一九九七）、“圓滿自在”（一九九八）、“安樂富有”（一九九九）、“千喜萬福”（二〇〇〇）、“世紀生春”（二〇〇一）、“善緣好運”（二〇〇二）、“妙心吉祥”（二〇〇三）、“身心自在”（二〇〇四）、“共生吉祥”（二〇〇五）、“春來福到”（二〇〇六）、“諸事圓滿”（二〇〇七）、“子德芬芳”、“衆緣和諧”（二〇〇八鼠年）、“生耕致富”（二〇〇九牛年），甚至二〇一〇年歲次肖虎的“威德福海”也都寫好印行了。
這些每年新春的祝福，徒衆們把它印行送給全球各地的信衆，平均都在百萬份以上；我也只是費一點時間寫四個字，不管寫得好或不好，能讓那麼多人歡喜，何樂而不爲呢？
這些字當中，也有一些新義。例如二〇〇一年，我寫了“世紀生春”，意思是“二十一世紀的春天來了”，但是大家都說，應該是春夏秋冬，四“季”都生春纔對，這當然是各人的解釋不同。又例如二〇〇九年，我寫了“生耕致富”，一般人都習慣用深淺的“深”，但是我寫的是生命的“生”，因爲我覺得，中國字“生”的意思是，生命要生活、要生存，必須要“耕耘”，這才更有意義。但有的人總是說我寫錯字，我覺得也不必去爭論什麼了。
近幾年，我有多次的因緣往來大陸，走訪一些佛教聖地、寺院，經常有人希望我寫一些字作爲紀念。像二〇〇七年，我二度拜訪四川的“大足石刻”，感念前人留下偉大的佛教藝術瑰寶，忍不住胸中澎湃的情懷，我當場揮筆，寫下“大足天下”四個字。二〇〇九年四月，我圓了出家多年來希望參拜洛陽白馬寺的心願，不揣淺陋地寫下“華夏首剎”，來表達對這座有“中國第一寺”之稱的寺院的美譽。
甚至，最近河南鄭州興建了一座世界最高的大佛，看到它高高地矗立在山頂上，想到佛教東傳兩千多年來，佛陀偉岸的身相、慈悲的法水，隨着滾滾黃河，滋潤着這一片中原大地，我慨然寫下“中原大佛”。爲此，他們也欣然接受我的建議，將原來的“天瑞大佛”改名爲“中原大佛”。今年九月底，我訪問了大陸東北地區，到了錦州八王子寺時（現改名爲大法寺），赫然見到我寫的“大法寺”高掛在上，至於是什麼時候爲他們寫的，我竟也不復記得了。
承蒙大家的厚愛，讓我點點滴滴累積了許多字。幾年前，徒衆如常法師鼓勵我，說要把這幾百幅作品選一些印在花瓶、陶瓷、檯燈上，我都不肯，因爲我認爲我的字沒有那樣的價值。後來，連連有人看到在鶯歌一些商家的瓷器作品上，乃至書店裏的青年手冊，都印了我的書法。其實，說到書法，實在不敢當，我的字哪裏能算得上“書法”呢？當然，偶爾也會自我陶醉，像徒衆爲了紀念我在臺灣弘法五十週年，替我出版了一本圖片專輯，並且要我題字，回想我這一生的弘法行腳，信手拈筆，便寫下“雲水三千”四個字。後來經過印刷廠把它選爲封面上的題字，自己才自覺“我還是可以寫字的”。
由於這個因緣，再經過弟子如常到處蒐集我的字，在二〇〇五年四月的時候，他瞞着我在馬來西亞國家藝術館籌辦了一次“覺有情”墨跡展。等到準備好了，他才邀我到馬來西亞剪綵。我當時真是嚇了一跳，我的字怎麼可以進到馬來西亞的國家藝術館展出呢？這不是丟人獻醜嗎？不過，想到弟子們的用心，也不能不給他們捧場，只有欣然前往。在剪彩儀式中，承蒙當地的華人領袖黃家定先生出席、致辭，並且要我當衆揮毫。在衆人那樣熱烈鼓舞的場面下，我寫了“大馬好”。到現在，我以“大馬好”三個字，對馬來西亞佛教的推動和馬來西亞各界都結了許多好因好緣。
從那一次開始，先後陸續在美國柏克萊大學、西來大學，中國湖南省博物館、重慶三峽博物館、南京博物院、揚州雙博館，香港中央圖書館、香港大學，以及澳洲，新西蘭北島、南島和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展出數十場之多。其中，西來大學的展覽更讓我感到欣慰，當年在“現前一片西來意”的因緣下寫字送人，所募得的款項創辦的大學，二十年後，它已經成爲美國第一所由中國人創辦並且獲得“WASC”（美國西區大學聯盟）認證的大學。
由於各地展出獲得許多回響，在海外各國弘法的徒衆，也紛紛起而效尤，舉辦我的書法展覽。例如在印度的慧顯法師，他因爲要不到我的字，一時不得辦法，就把《覺有情墨跡專輯》的字裁剪下來，重新裱褙，好在德里展出。我心想，這哪裏能算得上正式的展覽呢？慚愧之餘，只有繼續勉力寫字，以不辜負徒衆和信徒愛護的這一片好心了。也由於徒衆弘法在五大洲，靠着他們的因緣，我的字，也真的像“佛光普照，法水長流”了。
其實，每一次看到我的字到哪裏展出，都像做夢似的，不太肯相信真的有這麼一回事。因爲歷史上，佛教僧侶當中，像懷素大師被稱爲“一代草書聖手”，他的《自敘帖》至今仍是書法中的瑰寶；智永大師的“永字八法”，更是後人書寫練字的必學要訣。日本的一休禪師，不惜自稱是窮苦信徒的女婿，把自己的書法賣給好奇前來一探究竟的鄰居路人，巧妙地化解信徒欠債的困境，到現在，也經常被後人津津樂道。近代的印光大師、弘一大師等，他們持身嚴謹，一生以書寫佛法大義與人結緣，他們的墨寶除了弘法度衆以外，還兼具了高度的藝術價值。我的字，承蒙衆人不嫌棄，而能登大雅之堂，如果要說有什麼價值，只能說是出家七十多年來，憑藉一份與人結緣、給人歡喜的心罷了。
寫了那麼多字句，有人問我最喜歡寫什麼字送人，我說我喜歡“正命”。但是我出家的弟子，在旁邊看到的都不以爲然。他們說：“現代人哪一個懂得‘正命’？”其實，正命，正是人生最重要的，生命最可貴，“正命”是人們的最大期望，所謂“正當的經濟生活”、“正派的生存”，“寧可正而不足，不可斜而有餘”的“正直人生”有什麼不好呢？後來，只要有徒弟在我身旁，我就不再寫“正命”，而改寫“與人爲善”、“吉星高照”等，大家都說這個很好，看到的人都會很歡喜。
寫字的時候，如果有出家的弟子在旁侍立，有時爲了感念他們的服務，也會送他們幾個字。最初，我大概都會寫“法同舍”等，看他們意興闌珊的樣子，經過一番解釋，意思是：“我們以佛法爲家，你住在佛法的舍宅家庭裏，在真理裏面度過人生，這有什麼不好嗎？”他們聽了以後，才歡喜地露出笑容。之後，我在有些徒衆的辦公室門口都會掛上“法同舍”三個字，好像成爲他們互相提醒的座右銘一樣。當然，一般人要的字，都是對他有所讚美、勉勵的，其實，像佛法裏面的“無住生心”、“無生法忍”、“空有不二”、“以無爲有”等，就不是一般人歡喜、懂得接受的了。
現在只要一有空當，我就會坐下來寫“一筆字”，一天至少利用早、中、晚零碎的時間提筆，每次有三十分鐘到一個鐘頭不等，一天下來也都有百幅以上。有人幫我計算，每一幅字在三四十秒完成，但是要裁紙，要磨墨，揣摩寫什麼內容，每一幅字就不是幾分鐘能完成的了。有時寫得順，就會愈寫愈得勁，有時寫得慢，甚至還要一邊寫一邊醞釀下一張要寫什麼句子。徒衆看到這樣，也會勸我擱筆做個“中場休息”，我總是想，墨已沾了筆，就不要中斷，浪費磨好的墨水。這種“一時”、“一筆字”、“一以貫之”的行事準則，倒也是我一生做事的信念。就這樣，幾個月下來，也有數千張了。
我有一千多個出家的徒弟，平時散居在世界各地。今年九月間，他們回到佛光山參加“徒衆講習會”。我心想，師徒一場，多年不見，就一人送他們一張字吧！一千多人，便也送了千張以上。過去，我經常因爲很少聽到徒弟回應我這個做師父的所說的話而感到泄氣，這次效果很好，很多徒弟拿到我的字以後跟我說：“師父，謝謝您。您寫給我的字，正是我性格上所欠缺的，今後我要改進。”或者說：“師父，您給我的開示，真是一針見血，我今後會依照您所說的，努力做到！”弟子們能這樣想，也不枉費我的一片心意了。
偶爾，也有佛光山的弟子跟我說：“師父，您寫的字進步了！”這個話聽來也覺得蠻新奇的，從來都是做師長的稱讚學生弟子進步了，而我，在這短短幾個月，寫了這許多字，就能看得出進步嗎？我真是不相信。不管怎麼樣，從他們口中說出這樣的話來，心裏還是很歡喜，也樂於接受徒弟們的讚美。因此，我也得出一些結論：假如前一個晚上睡眠質量好，身體狀況不錯，尤其空氣新鮮、光線充足，讓人心情穩定，那麼，這一天就會寫得得心應手。
去年，徒衆將我寫書所收到的版稅等，在銀行成立了一個“公益信託教育基金”。至今已辦了兩次的“power教師獎”，來鼓勵優秀努力的老師們。不久前我們也剛舉辦過“真善美新聞貢獻獎”頒獎典禮，積極響應國際佛光會推動的“三好運動”，也是鼓勵優質的新聞從業人員。所謂“三好”：“說好話”就是“真”；“做好事”就是“善”；“存好心”就是“美”。希望藉由真善美的三好精神，對於當今媒體報壞不報好的毛病起一些淨化作用。未來，我們也將積極舉辦“三好校園獎”，“三好之人”、“三好家庭”選拔活動等，甚至體育、戲劇，具有特殊成就，只要是有益於推動社會“真善美”的各種活動，我都樂於結緣、給獎，以茲鼓勵。
爲此，就有徒弟跟我說：“師父，您寫了那麼多的‘一筆字’，可以義賣這些字，作爲公益信託基金的經費來源啊！”我因爲對自己的字沒有信心，不禁懷疑說：“這個字可以賣錢嗎？”他們肯定地說：“能。”但我還是覺得：“恐怕不行吧！”也有徒衆說：“師父，您希望這個公益信託基金舉辦的相關‘三好運動’，未來要年年辦下去，如果‘一筆字’義賣，能對它有所助益，也是好事一件啊。”我不忍拂逆弟子們的好意，也就“從善如流”地答應了。
這一系列的“一筆字書法展”，於二〇〇九年十月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起跑，隨後到了新加坡。十一月在香港，佛光山佛香講堂滿蓮法師爲了籌建新道場，舉辦了一場募款義賣會，有一位信徒特別央請住持滿蓮法師，爲他留一幅字。他表示他這一生沒有什麼錢，但是書法義賣的機會難遭難遇，要把畢生的積蓄全都捐出來，除了贊助佛香講堂建寺，也想保有我的一張“一筆字”。我聽聞此事，一股暖意流過心頭，世間人都有所謂“紅粉贈佳人，寶劍贈烈士”，得此知己者，我也樂於再贈送他一張我的字了。
十二月十八日，在佛光山臺北佛光緣美術館，爲“一筆字”在臺灣的巡迴展揭開序幕。我聽說爲了每一次的書法義賣，還特地爲每一次的展出，編輯了一本書法專輯，並且設計“典藏證書”，送給擁有這張字的人以示證明。林林總總，相關的事情很多，我也看不到，但感念大衆的成就之餘，總是希望不要辜負所有共襄盛舉的護法信徒。未來，希望這“一筆字”的緣分，可以爲“公益信託教育基金”增加善款，爲社會的公益服務永續經營，爲所有捐獻的人祈福，希望信徒把我的一瓣心香帶回家，那就是我虔誠的祝禱，祝福大家年年如意吉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