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出生在農村，從小在鄉下長大的小孩，十歲之前未曾走出家門十里以外的地方，不但對世間事瞭解甚少，對佛教的情況更是一無所知。
所幸十二歲時投入佛門，在寺院裏生活，不但空間比家中大得多，同住的人衆也總在數百人以上，因此感覺好像一下子走進另外一個世界一樣。只是寺院的規矩甚嚴，平時不但不準串寮，也不允許我們外出，更不可以嬉戲、遊樂。甚至我還被指定住在一間小房子裏，連天空都看不到，更別說室外發生的事情也是無從得悉；知識之淺陋，可想而知。不過所好的是，早晚的殿堂課誦、金碧輝煌的大雄寶殿，以及殿堂中間供着莊嚴的佛陀聖像，都啓發了我對佛教的信心。
我是在金陵棲霞山剃度的，所謂“六朝聖地，千佛名藍”，只是我對這間古寺的地理、歷史與現狀，所知並不多，因爲那個時候年齡實在太小，根本沒有辦法瞭解。
不過常住每年三月初三的春季香會，寺裏總要動員很多人出來幫忙灑掃環境、清理垃圾、引導信徒等。在參與工作中，我看到來寺的紅男綠女，由於這時仍屬新春期間，還有過年的氣氛，大家無不穿紅戴綠，打扮得花枝招展。這讓我眼睛爲之一亮，我發覺世間還有很多像天人一樣美麗的人。尤其從他們的笑容中，我感受到拜佛的人身上都散發着一股祥和、善良與朝氣。我突然有所感：佛教本來就應該像這樣，應該莊嚴，應該美麗，應該雄偉纔對，而不是像我每天關在一間斗室裏，過着暗淡無光的歲月。
另外，來寺的信徒們爲了表示虔誠，總會攜帶一些物品到大雄寶殿供佛。我無意間撿到他們包裝東西后丟棄的一張舊報紙，乍看之下，真是驚爲天書。因爲從舊報紙上，我以所識有限的幾個字當中，也讀懂了一些社會的動態，這讓我眼界爲之大開，我看到了原來外面還有一個更寬廣的世界，原來社會上每天都有許許多多的活動在進行着。
此中尤其報道了全民催促蔣介石展開抗日行動，號召中國青年要爲國家奮鬥的消息。我雖然搞不懂誰是誰非，但報紙上呼籲年輕人要爲國家犧牲奮鬥，讓我小小心靈裏忽然生起了“我也可以爲佛教奮鬥犧牲”的念頭。
如今回想起來，一張舊報紙，以現代年輕人看來，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在當時卻是打開了我通向世界的一扇門窗。因爲一張舊報紙，我的心靈覺醒了；因爲一張舊報紙，我知道自己要“走出去”，要“與時俱進”，要替佛教作一些革新與奉獻。我想這時候“新佛教運動”的種子，已經悄悄地在我心中萌芽生根了，這大概也是我出家以來，對復興佛教最早的起心動念。
後來由於抗日戰爭爆發，棲霞佛學院裏屬於師範學院所擁有的圖書散落在各處。這時我們顧不得寺院規矩如何，便四處去搜集。因爲參與蒐羅的人多，撿拾回來的圖書多達幾大櫃，儼然就像一座小型的圖書館。
在同學當中，我是年齡最小的一個，平時在常住的寺務工作上，一個小沙彌根本派不上什麼大用場，常住的大職事於是指派我看守撿拾回來的圖書。所幸有了這項任務，讓我後來成爲這所圖書館的管理員，並且得以飽覽羣書。
記得我看的第一本書是《精忠嶽傳》，對於書中的文字、意義，雖不能全數了解，但對岳飛的“精忠報國”，以及他的兒子岳雲“雙錘大鬧朱家鎮”，乃至他的女婿張憲，與岳飛同爲抗金名將，最後卻一同被奸人所害。他們的愛國情操，他們所彰顯的英勇事蹟，都讓我看得興味盎然，情緒高漲。
可惜圖書館中關於這類的書籍所藏不多，其他像《萬有文庫》及西洋小說我都看不懂，因此就儘量挑一些民間的通俗小說來看，如《七俠五義》《蕩寇志》《封神榜》《隋唐演義》《儒林外史》《老殘遊記》等。後來圖書館裏的書，只要我看得懂的，無不如飢似渴地大量閱讀，幾達廢寢忘食的地步。
一兩年後，我已經能讀懂《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以及《基督山伯爵》《少年維特之煩惱》《格林童話集》等中外名著。這座簡陋的圖書館成了我的知識寶庫，我從中擁有了金玉滿堂。這時我還沒有學到佛法，但能看到這麼多趣味橫生的書籍，書中人物的忠勇事蹟，影響我的人生至巨。
後來，老師知道我喜歡看這許多小說，嚴厲禁止，他要我背誦五堂功課，要我研讀佛教書籍如《成唯識論》等。但因爲佛學深奧難懂，找不到通俗易懂的教材可讀，反而是許多中國的文史作品，引起我的閱讀興趣，也慢慢增加了我的知識、啓發了我的思想。
那個時候，佛教界慢慢也有了善書的印贈，諸如《安士全書》《玉曆至寶鈔》，乃至《印光大師文鈔》等。雖然我也登記索取，但沒有看，對我並未產生很大的影響力。倒是後來得到一部慈航法師的講演集，對於慈老愛教護教的熱誠，我很受感動，認爲值得學習。
另外，我從同學口中聽聞了太虛大師的名字，忽然生起跟隨之念，我想只要能爲佛教奉獻，即使粉身碎骨也絕不懊悔。尤其在學院舉辦講演比賽時，聽同學們慷慨激昂地發表他們願爲復興佛教而奮鬥的呼號，我不禁也跟着熱血沸騰，恨不得衝向前去參加一份。只是徒有熱情是不夠的，回到現實面來看，復興佛教的基地在哪裏呢？我不知道！復興佛教的領袖太虛大師遠在重慶，也是遙不可及。但是此時我心裏很清楚，“復興佛教”已經是我們不容逃避的課題，我的雙肩應該要做好擔負這份責任的準備。
這時候我還在焦山佛學院就讀，基本上我的知識很淺薄，不過有些熱情爲佛教的同學，他們都是我的善知識，如智勇法師，他的文、史、哲、佛學都好，尤其寫得一手龍飛鳳舞的好字，可以比美書法大家。另外他還有一身的好武藝，而且性格豪邁，富有正義感。我當然想要追隨他，但因他的個性剛直，做朋友可以，卻不是我理想中的追隨者。
不過，因爲我們志趣相投，就聯絡了一些也有心爲佛教奮鬥的同學，如介如、慎如、普蓮、實權、能培、松風、松泉、惟春等，大家雖然分散在各處，但因志同道合，因此時相以書信往來，互相唱和。
就在這時候，我忽然覺得在佛學院裏讀書無法一展抱負，因此萌念離開，想到更有挑戰性的地方去創造未來。因此我毅然放下學業，辭去《江蘇日報》文藝副刊的編輯，向師父要求回到祖庭去。
本來家師並不喜歡我，他覺得我愛向傳統挑戰，喜歡與傳統抗衡，但一聽說我想回祖庭，卻表現得無比欣喜，特地要我到南京，他要親自送我回祖庭。
我出家將近十年了，抗日都已勝利，但我還不曾回過祖庭大覺寺。然而我心所向往的祖庭也不是天堂，只不過是簡陋鄉村的一間破舊小寺而已。平時由師兄軍冠法師領導四五個工人從事農耕作務。由於過去我在棲霞律學院，曾經有一位老師跟我們上過“農民學”，我對農業經營有一些概念，所以看到祖庭兩百多畝的地，我想，我們可以用現代化的農場模式來經營。
當我正準備規劃未來的時候，因緣真巧，這時候已即將過年，有一位任志鵬先生得知師父回寺，特地來拜年。他一看到我，聽說我是從南京讀過佛學院回來的，就叫我擔任離寺不遠的一所國民小學的校長。
坦白講，我從小別說從未進過正式的學堂讀書，甚至連小學都沒有見過，怎麼能當校長呢？但是當下我並沒有推辭，我想自己總可以“做中學”。尤其此期我的新佛教理想是：自己要能自耕自食，並且還要能福利社會！我想到，有了農場，就能生產，福利社會；有了學校，就可以教化社會，對社會展開基礎教育，如此對佛教、社會都有貢獻，這樣的出家生活就有了意義，就有了目標，所以我欣然接受。
然而雖說自己從小生長在農家，對農耕生活略有記憶，但對於辦理小學，卻是所知不多。儘管過去在焦山佛學院就讀時，因常住辦有三所義務小學，每學期都會派學長出去見習教學；另外上海的南祥小學也一直希望有出家衆前去擔任助教。我雖然始終沒有獲得前往這幾所學校見習的機會，但心裏一直在醞釀，因此略有概念。
不過，光有理念沒有實務經驗也是不夠的，所以接受之後，只剩一個月就要開學了，我只好緊急請在上海、南京的朋友，提供給我一些關於“如何做個小學老師”、“如何擔任校長”的工具書。我得到朋友寄來的相關書籍，認真地閱讀、研究，一個月後我就上任當起校長來了。
這時師父已經回到棲霞山。隨着學校開課，苦難也來了，因爲左近的學校經常舉辦國語、說話、作文、美術等各種比賽，紛紛來函要我們派人前去參加。我自己都還在學習中，哪裏能懂得那麼多的比賽？這還不打緊，這時國共內戰爆發，周遭不時傳來有人被暗殺死亡的消息，甚至在各地的同學、朋友，如松風、松泉在上海被逮捕，實權也在青埔被抓，罪名都是利用貼牆報、寫標語弘揚佛法。至於逮捕他們的是什麼組織，也都搞不清楚。
這時候智勇法師仗義前來學校，給我打氣，並且幫助我編《怒濤》月刊。因爲我們感於佛教太守舊，一些佛教人士思想頑固、執著、鄉愿，我們希望通過辦雜誌，能借助文字的力量來改革佛教，爲新佛教的理想大發獅子吼。因此當《怒濤》一出刊之後，就如“洪水猛獸”一般，大大地震驚了佛教界。
好在那時我們是在宜興偏遠地區，不至於招來佛教人士的攻擊，但是戰爭帶給我們這一代青年的苦難，卻是紛至沓來。我的許多同學在各地被捕、被打、被刑罰，但是我知道，我們彼此是誰也救不了誰。甚至有一天，半夜之中有幾十個大男人，拿着長槍短刀對着我，我也被捕了。至於是什麼人抓我的，不敢詢問，也不能有什麼動作，只是眼看着一起被捕的同伴當中，今天被帶出去槍斃兩個，明天又有三個被砍頭。好在我有一個可愛的師兄，他花錢買通獄方人士救了我，我才免於一死。但這時我做了一年多的小學校長，眼看着實在做不下去了，只好跟智勇法師商量，一起回到南京。
於是囊空如洗的我們，只有帶着幾本才發行十幾期的《怒濤》月刊，踏上了往南京的道路。所幸天無絕人之路，有一位南京華藏寺的退居蔭雲和尚，由於他的繼任者生活不知檢點，把一個曾經擁有學校、書店、水廠的大規模寺廟，揮霍殆盡，土地變賣到所剩無幾。蔭雲和尚於是找我們去負責，我們也正在走投無路，便欣然前往。
我與智勇法師商量，誰做住持，誰任監院。智勇法師說我身材比他高大，比較像住持；我說您的學歷、能力超過我許多，您纔像個住持。最後約定名分不計，兩人共治華藏寺，把這裏當做推動新佛教的基地，一時能培、惟春、淨山都從各地前來，實權也從普陀山趕來聚會。
但是，大家聚集以後，發現一個嚴重的問題：華藏寺已住有二十幾位住衆，他們以經懺爲業，儘管我們言明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但這羣僧衆除了唸經拜懺以外，經常不做早晚課，有的連佛殿在哪裏都不知道，有時候甚至夜不回寺，平時在房間裏更是喧譁唱歌，並且帶回一些軍人、警察等，男男女女來往不斷，進出複雜，整個寺院簡直像是個大雜院。
我們一羣熱血僧青年，當然看不慣這種生活，迫不及待地要爲寺院樹立新風氣，於是訂定僧伽規約。例如，所有住寺的人必須做早晚課；社會、寺廟有別，非僧衆不可安單寺院；三餐不準自制飲食、不準從外面購買食物回寺，一切由常住供應；進出山門必須經過請假；每個月的單銀、錢，只給一半，另一半由常住代爲儲存，將來離寺時再發還帶走……
新生活規約發表以後，起初並沒有引起他們的抗議，他們也知道我們是一羣有着新佛教思想的人。但時日一久，抗爭的行爲還是難免。於是我們就以寺中經濟困難爲由，每天只喫稀飯，希望讓他們喫不習慣而自動離開。
這時正逢徐蚌會戰失利，南京戰局不穩，過去暫住寺院的軍人眷屬紛紛撤離，前往四川、廣州、臺灣等地。但是他們臨走之前又把房間廉價出賣給後來者，我們一羣革新派的正愁房間不夠用，就阻止他們不當的行爲。但寺裏數十名經懺派的一致站在他們那一邊，替他們搬家、通風報信，寺中就分成新僧與舊僧兩派，一所寺廟已不像個寺廟，每天警察、憲兵川流不息，黑白兩道在裏面公然活動，當局自顧不暇，哪有力量來保護我們呢？所以註定我們的新佛教運動，必然要遭到失敗的命運。
後來國共協商，傅作義在北京主持和談會議，我們以爲有了一線希望。但是和談破裂，這時智勇法師花了幾個月召集的“僧侶救護隊”正想付之行動，誰知他忽然打退堂鼓，我只有毅然出面，接下任務，但也不知道如何善後，就求救於師父。師父說：“你們要救護傷亡，必須經過軍隊訓練！”於是便委託孫立人將軍幫助我們，我們因而得以順利成行到臺灣。
就這樣，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在一個寒風細雨的日子裏，我從南京搭乘京滬線火車到上海，由黃浦江乘船到臺灣。在船上搖呀搖的，但是臺灣究竟在哪裏？我不熟悉，甚至直到在基隆港上了岸，我還完全不知道即將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不過，既然已經到了臺灣，對臺灣的佛教界也不能不作一些瞭解。據我所知，臺灣的佛教是在鄭成功光復臺灣前後，由閩南僧侶到臺灣開創的。根據統計，在有清一代，臺灣境內的純佛教寺院有一百多所，此中以創建於一六六二年的臺南竹溪寺歷史最悠久，是臺灣最早的佛寺，與開元寺、法華寺並稱爲當時臺灣的三大名剎。從清末到日據時代，整個臺灣佛教以福州湧泉寺的僧侶爲主流，他們發展出大崗山、觀音山、大湖山、月眉山等四大派系，都是仿效大陸的寺院建築，也是臺灣初期頗具規模的道場。
早期的臺灣佛教出家衆不多，受過教育的爲數也少，但大家都是持戒嚴謹的本分出家人。只是後來臺灣割讓給日本，慢慢地有些臺灣人士改當日本和尚，有的人轉而信仰日本佛教，如日本的東海夷成在南部廣結善緣，爲日本佛教攝受了不少臺灣佛教信徒。當時也有一些臺灣人反日，如餘清芳、羅俊、江定等人，他們結合宗教信仰的力量，大舉進行抗日行動，史稱“西來庵事件”，雖然死傷慘烈，犧牲很大，但也因此掀起一股極大的抗日風潮。
後來對日抗戰結束，臺灣光復了，大陸的和尚紛紛到臺灣，如大醒、南亭、慈航、東初、章嘉活佛、白聖等，乃至後來我們僧侶救護隊的數十名年輕人也一擁而來。最初大家投靠無門，後來爲了生存，只有各奔前程，各自尋找安身之處了。
我在僧侶救護隊紛紛離散之後，心想自己也得找一個棲身之處，這時在臺中寶覺寺擔任監院的大同法師是我的學長，因此想去投靠他。但是當我到達臺中時，他已經因爲被指有匪諜之嫌而遠赴香港了。之後我找過白聖、大醒、慈航法師等人，但都因緣不具。
後來到了中壢圓光寺，遇到妙果老和尚，他不失爲臺灣佛教界的一位長者，滿面笑容，滿口和氣，承他收留我，我就這樣跟隨了他。但因爲我沒有臺灣的入境證，無法報戶口，所幸吳伯雄先生的尊翁吳鴻麟老先生，當時是臺灣“省參議會”的“參議員”，也是“警民協會”的會長，由他出面具保，幫我報了戶口，我因此得以在臺灣立足，所以我和吳伯雄一家世代就這樣結了深厚的因緣。如果沒有當時這一段因緣，真不知道自己現在會在世界上的哪個角落漂泊，或者在陰間的哪個閻羅殿裏往來。
我住在圓光寺，每天忙於打掃環境、清洗廁所、司水、採購等，以勞役作務來服務大衆，終能獲得暫時的安頓。只是妙果老和尚雖然讓我生活無憂，卻不能保障我安全無虞。因爲陳辭修先生主持的臺灣“省政府”，有一天忽然下令，全面逮捕由大陸到臺灣的出家人，慈航、律航法師等人都因此入獄，我也被關了二十三天，這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牢獄之災。
由於我被警察逮捕，因此纔剛編了一期的《覺羣》雜誌就此夭折了。《覺羣》是上海市佛教會所發行，旨在宣揚太虛大師革新佛教的思想，後來祕書大同法師把它帶到臺灣，一時無人編輯，就由我上陣主編，沒想到才編了一期就無疾而終了。
說到太虛大師，當一九四五年對日抗戰勝利後，太虛大師隨“政府”還都南京，在焦山舉辦“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當時我有幸參加，恭逢其盛，知道佛教要革新，應該從佛教會開始整頓起。而這時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也預備在南京成立第一屆大會，擬推選太虛大師擔任會長。只是很不幸的，太虛大師竟在這個時候於上海圓寂。消息傳來，我感到“人天眼滅”，好像佛教的末法時代來臨一般，覺得世界暗淡無光。
本來我覺得太虛大師有條件當領袖，我也願意追隨他，沒想到忽然之間希望幻滅，因此多日裏我茶不飲，飯不思，整個人失魂落魄，真是“如喪考妣”一般。後來覺得佛教也不能只靠太虛大師一人，便把希望轉寄到在斯里蘭卡大學教書的法舫法師身上。
當時我已經到了臺灣，雖然並不認識法舫法師，但憑着一點熱情，我不斷地以函電催請他到臺灣，希望他能擔任“中國佛教會”的會長，由他來挽救佛教。然而遺憾的是，不久之後聽說他被人暗殺了，死在教室的走廊上。其時我人在中壢圓光寺，得知消息，再一次感到如天崩地裂一般，三天裏粒米未進，鬱鬱寡歡，自己躲在一個小房間裏哭泣，我爲佛教今後不知道要靠誰來領導而感到憂傷。
法舫法師出身閩南及武昌佛學院，留學過印度，是太虛大師座下第一弟子。他的溘然去逝，給我感覺就如過去皇朝時代找不到繼承人一樣，覺得是佛教的一大不幸。而當時的臺灣佛教界，除了慈航法師有新意、東初法師有理想之外，其他大都是佛教的保守派。尤其這時臺灣的神道教盛行，很多人根本分不清神與佛，平時只知道拜媽祖、王爺，根本不知道佛是何名，教是何義！
因此，當我出獄之後，所謂“江山易改，稟性難移”，我仍然不改原有的志向，繼續編輯雜誌，並且寫文章投稿到各報章雜誌，也爲電臺撰寫廣播稿。尤其一九五〇年，妙果老和尚擔任新竹佛教會理事長，管轄桃、竹、苗三區的佛教事務。當時整個臺灣佛教界幾乎找不到一個會寫公文的人，妙果老和尚要我擔任他的祕書，後來又奉他指示，住到苗栗的山林裏，在深山野外與竹林爲伍，整整三個月之久。
這時臺灣民間盛行“拜拜”，“政府”當局未能深入瞭解民情，只是一味地嚴格取締拜拜。對此我期期以爲不可，因爲拜拜不僅是民間信仰的基礎，也是過去農業社會遺留下來的風俗，許多人利用這一天的集會慶祝，互相聯誼，藉以擺脫工作壓力，使身心得到紓解，自有其存在價值。
再說，當時一些高官大員，他們上舞廳跳舞、喝酒、玩樂，這跟“拜拜”有什麼不同？民間拜拜的風俗雖然不符道德建設的範疇，不是純正的宗教信仰，但是一次拜拜過後，人民可以爲了明年，甚至爲了來生更幸福而辛勤努力；如今只准高官喫喝，不準百姓拜拜，我深感不以爲然，所以爲文呼籲，建請以“改良”來代替“取締”拜拜。這個提議承蒙主政當局接受，我想對於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也不無貢獻。
另外，京劇名伶顧正秋女士，她主演的戲劇有辱佛教，我在雜誌上發表文章衛教；臺大的林曉峯先生譏評佛教是神道教，我也爲文駁斥。甚至當時社會上常有一些人批評佛教是消極、出世、不事生產等不符事實的毀謗，我也經常跟他們打筆戰。我總是盡己所能地通過文字來弘揚佛法、護持佛教。
直到一九五一年，我應大醒法師之邀，到新竹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爲了加強講習會的師資陣容，我邀請“中國石油公司”苗栗出礦坑研究所的幾位科學家，如李衡鉞、程道餘、許魏文等大學教授，利用週日到講習會上課。我和這些知識分子因此相交往來，故而得以涉獵一些現代的科學知識。甚至當中有一位新竹師範學校的關凱圖老師，到講習會教授理化和歷史。授課之暇，他教了我六個月的日文文法；因爲這個因緣，後來我把日本森下大圓教授所著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翻譯成了中文。
除了教書、寫作之外，在當時的大環境下，事實上也不容許我們有多大的作爲。據說在我掛單中壢圓光寺期間，每天上街採購都有人跟蹤；後來我到新竹，偶爾外出弘法，也必須事先到派出所報告、備案。基本上，來自政治的壓力，讓佛教毫無喘息的空間，很多由大陸來臺的優秀出家人，不得不被迫還俗，另謀出路，甚至更多人最後投靠香港的豐道山，這是基督教成立的，專門用來吸收佛教僧侶的機構。
當時佛教的社會地位低落，出家人不受尊重，一般商家只要見到出家人，總認爲是來化緣的，都是說：“老闆不在家！”出家人在社會上難以立足，到處被人瞧不起。我們眼看着佛教的處境堪慮，內心的苦悶無處宣泄，真不知伊于胡底，哪裏還能對新佛教有什麼想法呢？
所幸這種情況到了一九五二年的冬天，我應邀到宜蘭雷音寺弘法時，終於開始有了轉機。當時雖然政治氛圍依舊濃厚，佛教的發展仍屬嚴冬季節，不過我的新佛教運動總算有了伸展的空間。
初到宜蘭時，我除了每期爲《覺羣》與《菩提樹》雜誌各寫兩篇文章以外，其他大部分時間都是應邀到臺中、雲林、虎尾、嘉義等地的城隍廟、媽祖宮佈教。後來慢慢地，我通過成立國語補習班、文藝寫作班、青年團、組織佛教歌詠隊等方式，接引了一批有理念、有熱情的年輕人到雷音寺學佛，如心平、慈莊、慈惠、慈容、慈嘉等，他們跟着我下鄉弘法，到電臺、監獄佈教，以及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等。後來他們甚至出家，幫我創建佛光山，並在佛光山“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的四大宗旨下，辦理佛教學院、重編《大藏經》、出版各種佛書，以及從事養老、育幼、恤貧、醫療、賑災等慈善工作，開始推動各種弘法事業，舉辦各種弘法活動。
當時我的想法是：佛教一定要創辦各種事業，有事業才能接引青年進入佛門，才能留住人才；有了人才，佛教才能發展，才能福利社會，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同。所以我喊出“佛教需要青年，青年需要佛教”的口號，我認爲彼此是相需相成的。
果真，這批優秀的青年並沒有辜負我的期望，他們加入佛教的弘法行列，成爲佛教的中堅幹部後，志氣昂揚地跟着我展開各種弘法活動，大大地拓展了弘法空間，並且接引愈來愈多的社會人士信仰佛教。慢慢地，有了廣大的信衆作爲後盾，我的新佛教運動終於得以一步一步地實現，終於能夠逐步改革舊有佛教的陋習，而讓佛教走上年輕化、知識化、現代化、人間化，甚至成爲國際化的佛教。
只是這個過程說似簡單，實行起來卻是阻礙重重，例如，最初我主張佛法要下鄉去，要讓佛教走入工廠、學校、機關團體裏，因此經常帶領青年到街頭佈教、到鄉村弘法。當時舉凡媽祖宮、城隍廟的廣場，以及鄉下人家的曬穀場，我們只要把汽油桶往場中一擺，上面放兩塊木板，就是弘法的舞臺。
但是這麼單純的佈教活動，卻經常遭到警察的阻撓，以及教界的杯葛，可以說每回出外佈教都不容易，不但要跟警察捉迷藏，還要排除種種的障礙。因此每次弘法前，團員們開着廣播車到街上宣傳，我聽到他們熱情地呼着口號：“咱們的佛教來了！”都會從內心裏湧現出一股莫名的感動。
在當時的客觀環境下，一方面因爲政府實施戒嚴，加上基督教的打壓，佛教的弘傳空間可以說是微乎其微，但是爲了新佛教的實現，也只能一一去突破。例如，最初我想在電視臺製播弘法節目，卻因當局一句“和尚不能上電視”而夭折。可是我並未因此而氣餒，我相信“只要有佛法，就會有辦法”，於是幾經再接再厲，最後終於在一九七九年首開電視弘法之先河，於“中華電視臺”製播了佛教史上第一個電視弘法節目《甘露》。
之後，我又陸續在“中國電視公司”及臺灣電視公司，製作《信心門》《星雲禪話》《星雲法語》《星雲說偈》等節目。我不但成爲第一位進入電視臺弘法的出家人，而且打破當時三臺的默契，首開遊走三家無線電視臺製播節目的紀錄。後來佛教界紛紛跟進，利用電視弘法。直到現在，海內外的各電視臺都有佛教的節目播出。
其實，不僅電視弘法的路一路走來辛苦，校園弘法也是幾經努力才得以突破封鎖。記得一九五五年，我應臺灣大學之邀準備前往講演，但是到了當天卻臨時被通知：講演取消！理由是：佛教不可以進入大學校園！
但是我也沒有因此灰心喪志，我轉而邀請日本的水野弘元教授到臺灣各校園上課，並且陸續到各大學成立佛學社團等。經過我以各種權巧方便來排除各種阻力後，時至今日，不但臺灣的各大學經常邀請我到校講演，世界各大名校，如美國的康奈爾、耶魯、哈佛、柏克萊、夏威夷、加州等大學，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義安理工學院，澳洲黃金海岸邦德大學，香港中文、理工大學等，也都曾邀我前往講學。一九八九年我到大陸弘法探親，應邀在北京大學公開講演，成爲在中國大陸講學的第一個出家比丘。
另外，在當年同樣屬於佛教禁地的軍隊，在郝柏村先生擔任“參謀總長”任內，便曾邀請我到軍中佈教，不但掀起一股軍人學佛的熱潮，尤其一九八八年起，我更陸續應邀到金門、馬祖主持佛學講座及皈依典禮。之後又受“國防部”之邀，在一個月的時間內，連續巡迴海、陸、空三軍官校和憲兵部隊、軍事院校、管訓中心等單位弘法，足跡踏遍臺灣本島及金門、馬祖、東沙羣島、澎湖、綠島、蘭嶼、小琉球等地。一路上更承軍方禮遇，讓我搭乘各種軍車、軍機、軍艦。想我一介和尚，竟能獲此殊榮，這都是仗佛光明，也可見佛法的尊貴。
爲了弘傳佛教，普及佛法，我不但首開電視、學校、軍中佈教之先例，甚至到監獄舉辦短期出家修道會。此外，還針對社會各種不同的對象，舉辦各種活動，開辦各種課程，諸如成立兒童班、婦女法座會、青年會等，同時舉辦大專、兒童、老人、教師等各種夏令營，以及創辦“人間衛視”，發行《人間福報》，設立“佛光緣美術館”及“佛光緣滴水坊”，乃至舉辦“世界佛學會考”，鼓勵讀書，打造書香社會。尤其首創“素齋談禪”，藉着餐會談法論道，數年來也度化了不少社會人士學佛。
我在創辦各種佛教事業、舉辦各種弘法活動的同時，也針對佛教的一些陋習，一一加以改革。首先我感於佛教最大的弊端，就是沒有制度，佛教徒像一盤散沙，彼此各自爲政，不但服裝不統一，出家、剃度、傳戒、教育等也都沒有嚴密的制度，因而弊病叢生。
有鑑於此，我在一九六七年開創佛光山的同時，就恪遵佛制，根據“六和敬”的戒律和叢林清規，着手爲佛光山訂定各項組織章程，建立各種制度，包括人事管理方面，我訂定“序列有等級、獎懲有制度、職務有調動”，以及“集體創作、制度領導、非佛不作、唯法所依”的運作準則。
我從早期太虛大師提出的“三革”：教制、教產、教義改革，以及印光大師的“三濫”：濫傳戒法、濫收徒弟、濫掛海單，瞭解到佛教的一些現象，也有了革新佛教的理念，所以建設佛光山之後，我撰寫了一系列的《怎樣做個佛光人》，並提出“不違期剃染，不夜宿俗家，不共財往來，不染污僧倫，不私收徒衆，不私蓄金錢，不私建道場，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募化，不私自請託，不私置產業，不私造飲食”等十二條門規，作爲佛光山徒衆的行事準則，並且隨着佛光山的發展，陸續制定“師姑制度”、“教士制度”、“員工制度”、“親屬制度”等。
除了制定規矩、制度之外，我覺得這樣還不夠，佛教應該從消極的“否定”到積極的“肯定”，從“不可”到主動的“給”，所以又提出“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作爲佛光人的工作信條。
我覺得佛教要從“四攝法”、從“給”來接引信徒，從建設各項事業來發展佛教，因此早期從印度到佛光山參學的桑加仙達法師，在學成回印度弘法後，佛光山特別到印度爲他們修築道路、裝設水管、創建女衆道場等。另外有一些男衆在家居士，他們從佛光山學道後回印度開設旅行社，生意十分興隆，事業都發展得相當成功。佛光山造就他們，並不希望得到他們任何的回饋，只希望能對印度佛教的再興有所幫助。
此外，我也曾幾次到拉達克弘法，在那高海拔的地方，雖因罹患高山症，連講話都喘不過氣來，但爲了弘揚佛法，我還是在那裏停留數日，每天行程排得滿滿的，不但跟他們說法，還爲他們皈依三寶等。現在有很多拉達克的青年到佛光山就讀佛學院，都是那時播下的種子。
我覺得教育、文化是佛教的根本，重視文教才能提升佛教，所以佛光山在國內外，除了先後創辦了西來、南華、佛光，以及在澳洲籌建中的南天大學之外，同時發行《人間福報》、開設“人間衛視”、成立“佛光文化公司”等，乃至養老育幼、恤貧救急等慈善事業也不偏廢，通過各種弘法活動及佛教事業的推展，慢慢讓佛教走入人羣、走進家庭、走向人間、走上國際，這就是所謂的“人間佛教”。
過去的佛教只有在寺院而已，現在佛教能普及到家庭、社會、生活中，這都要歸於“人間佛教”的提倡。“人間佛教”就是要與生活結合，要利益大衆，要能給人受用；佛教要走向社會，便要從事生產，所以我主張出家人要有三張執照，也就是至少要具備三種專長，包括住持、當家、策劃、行政、說法、寫作、建築、駕駛、電腦等。尤其住持不能做一輩子，要交棒，要世代交替，所以我在一九八五年從佛光山住持退位，傳法給心平法師，就是想爲佛教民主化樹立典範。
另外，我看到過去佛教界各寺院之間常有互相爭搶信徒的現象，乃至有的廟產被在家信衆把持，所以提出“把信徒還給佛教，把寺產歸還教會”的主張。我認爲信徒皈依不是拜師父，而是皈依佛法僧三寶，成爲正信佛弟子，所以舉行皈依典禮是爲佛教增加信徒，而不是替個人收徒弟。
甚至我看到有些寺院裏，師兄弟各自收徒納衆，導致徒弟爲了各護其師，因而爭端迭起；爲了避免教團的分裂，我主張“所有出家人都是師父”，因此在佛光山，所有第二代僧衆都是第三代的師父，所以沒有師父、師伯、師叔之別，也就不會有分門別派的情形發生。
在佛光山，我尤其提倡“男女平等”，反對“八敬法”。我看到今日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優秀女衆，常礙於“八敬法”而不敢進入佛門，實在是佛教的一大損失。爲了提升比丘尼的地位，我特地讓佛光山第一代的女衆慈莊、慈惠、慈容、慈怡法師等人主編《佛光大辭典》。這套歷經十年完成，被喻爲“佛教百科全書”的大辭典，是研究佛學的最佳工具書，一九八九年曾榮獲臺灣優良圖書“金鼎獎”，尤其在兩岸開始交流時，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第一個就跟我要《佛光大辭典》在大陸發行的版權，可見佛教界對這套書的看重。
另外，第二代的如常法師現在正着手編輯《世界佛教美術圖典》，這是爲了便於讀者瞭解世界佛教美術之全貌而編輯。全書按美術學科分類，計有建築、石窟、雕塑、繪畫、書法篆刻、工藝、人物等二十冊，每冊約有五十萬字。內容有收錄自世界五大洲的兩萬多張圖片，以及詞條一萬條以上，採用中英文解說一文一圖或多圖的形式編排，必要時並加上輔助圖片予以說明，是一部研究世界佛教美術的最佳寶典。
我不但提倡“男女平等”，而且主張“四衆共有”，因此在一九九一年創辦“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翌年“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在美國成立，從此爲廣大的在家信衆提供了一個爲佛教奉獻的舞臺。
尤其我爲佛光會建立“檀講師”制度，可以說是佛教的一大改革與創新。因爲過去佛教都只樹立出家人的權威，在家信衆永遠只能當弟子。但我認爲，佛法的弘揚應該僧、信二衆大家一起來，佛教並非僧衆所專有，尤其中國有大乘佛教的性格，大乘佛教的四大菩薩，除了地藏菩薩現出家相以外，觀音、文殊、普賢都是在家相，甚至維摩居士、勝鬘夫人等都能說法，爲何現在的信徒不能弘法？爲什麼他們不能當維摩居士呢？難怪《維摩經》不能普遍通行。因此，我在創建佛光山僧團之後，就極思成立佛光會教團，希望兩者能如“車之雙輪、鳥之雙翼”，並行不悖地弘揚佛教。
除此之外，我改革寺院建築，不但有大殿供信徒拜佛，還增設客堂、會議室、談話室、圖書館，甚至研究室、電腦教室等，臺灣的第一間講堂“雷音寺”，就是我所創建的。
我感於佛教徒平時只知道唸經，卻不懂得要讀經、講經，因此把過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只念《楞嚴咒》的傳統早課內容，改成一天誦一部經，之後再花兩小時的時間，輪流由一個人主講，如此一來，一年不就可以研讀一千部經典了嗎？
我對寺院儀制的改良，還包括延後早課時間，以及把水陸內壇佛事一律改在白天進行，乃至開會唱“三寶頌”、三餐念“四句偈”等。尤其我一生致力於三寶節的推動，也就是定四月八日爲“佛誕節”、七月十五日爲“僧寶節”、十二月八日爲“法寶節”。
甚至爲了建請當局明定佛誕節爲法定假日，幾經聯合教界努力奔走，終於在一九九九年，經“立法院”通過。十年後，也就是二〇〇九年的五月十日，國際佛光會更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辦“佛誕節暨母親節慶祝大會”。當天有十萬人蔘加，馬英九先生親臨現場致辭，此舉可以說再度爲佛教的歷史樹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此外，我發現過去佛教都很重視“五明”，但現在的佛教只能“以佛法解釋佛法”，而不能弘通應世。我想，如果能以世間法來融合佛法，不是更好嗎？所以我主張改良論文寫作方式，並提倡佛教藝文化。雖然我自己並不具備撰寫文藝小說的條件，但爲了弘法，不得已只有用白話散文體，把偉大佛陀的行誼寫成《釋迦牟尼佛傳》；我以物語的筆法，把自己化身爲大鐘、木魚、海青、袈裟等，寫出《無聲息的歌唱》等。
除了散文，我還以自己的名字“星雲”，寫了一首新詩：
夜晚，我愛天空點點明星，
白天，我愛天空飄飄白雲；
無論什麼夜晚，天空總會出現了星；
無論什麼白天，天空總會飄浮着雲。
星不怕黑暗，雲不怕天陰；
點點的星，能擴大了人生。
片片的雲，能象徵着自由。
花兒雖好，但不能常開；
月兒雖美，但不能常圓。
唯有星呀！則嬌姿常豔，萬古長新；
藍天雖青，但不會長現，
太陽雖暖，但不能自由。
唯有云呀！則萬山不能阻隔，任意飄遊；
夜晚，有美麗的星星，
白天，有飄動的白雲。
我首開在“大座講經”中安排獻供、節目表演等內容，希望達到“解行並重”的效果。乃至“偈語教唱”、“說唱弘法”等，都是希望呈現多樣化的風貌，以接引不同層面的信徒。
我推動佛誕餐、製作佛誕卡、舉辦佛誕節花車遊行、發行佛教小叢書、組織佛教歌詠隊、錄製佛教音樂唱片、推動佛教紀念品等。當年一串小小的念珠，曾在臺灣流通幾千、幾萬條，乃至一張小佛卡、一尊小佛像，都把佛教帶到社會，帶到家庭，帶到每個人心裏去。
爲了弘揚人間佛教，爲了實現我的新佛教理想，多年來我不但走遍臺灣及所有離島，甚至遍及五大洲，即連非洲的斯威士蘭我也曾經去過。承蒙天下文化遠見事業羣創辦人高希均教授謬讚說：“星雲大師的一生，改革了佛教、改善了人心、改變了世界。”其實我只是希望學習佛陀，替佛陀把佛法弘遍五大洲，所以曾自許“身似法海不繫舟，心懷度衆慈悲願，問我生平何所願，佛光普照五大洲”。
如今走過一甲子的出家歲月，幸能完成“弘化五大洲”的心願，回首自己在十二歲出家之後，就一直想要革新佛教，至於爲什麼要革新，甚至怎樣革新，坦白說，我並不知道！我也不懂。但總覺得有機會出家，就要好好弘揚佛法，對於佛教的一些陋習、弊端，凡有礙佛教發展的問題，就應該一一改革。所以綜合多年來所做，我的確在制度、教育、文化、弘法、觀念、儀軌、事業等方面，作了一些革新，包括：
在制度改革方面：以民主選舉方式產生住持、制定僧衆序級考覈、成立“親屬會”與“功德主會”、制定“檀講師”制度、倡導寺院功能多元化、不由“中國佛教會”發戒牒而徑行傳授三壇大戒，以及改變“中國佛教會”“不團結、收紅包、趕經懺”等陋習。
在教育改革方面：創辦了第一所連續四十五年來招生不間斷的佛學院，並且五大洲均有分部。另外，創辦西來、佛光、南華、南天等多所社會大學，以及成立都市佛學院、勝鬘書院、社區大學等。
在文化改革方面：成立多所美術館，編撰佛教文學書籍、重編《大藏經》等。
在弘法改革方面：以歌舞傳教、通過電視弘法、發行《人間福報》、成立雲水書車，乃至首創婦女法座會、採用遠程教學等。
在觀念改革方面：以“行佛”代替“拜佛”、提倡“身做好事、口說好話、意存好念”等三好運動、提出“你大我小、你對我錯、你有我無、你樂我苦”爲處世準則，並以“忙就是營養”、“爲信徒添油香”、“儲財於信徒”、“當義工的義工”、“學佛不是個人清修，而是要爲大衆服務”等理念，作爲僧衆的修行準則。尤其提出“五戒就是不侵犯”、“我是佛”、“建立心中的本尊”、“業是生命的密碼”、“行善不造惡就是基因改良”、“做自己的貴人”等佛法新詮。
在儀軌改革方面：舉辦短期出家、佛化婚禮、菩提眷屬、青少年成年禮，以及兩天一夜傳授在家五戒、菩薩戒。
在福利改革方面：爲僧衆訂定休假、醫療、進修等福利辦法，以及成立公益信託基金，從事各種社會公益等。
說起對佛教的改革，其實我並不是一味地打倒舊有，我認爲改革並非打倒別人來樹立自己，而是應該相互融合，因此我雖然主張佛教要革新，但也不排斥傳統。例如，過去的信徒只在初一、十五纔到廟裏拜拜，我則提倡“週六唸佛共修”；舉凡全臺灣的別、分院，甚至全世界的佛光山道場，每週六晚間都會同時舉行唸佛共修。過去一般信徒的往生佛事，都要拜懺誦經，甚至放焰口，我則以“隨堂超薦”來代替。我覺得不一定要由個人獨力出錢，如此負擔太重，可以改在共修時，讓有緣人一起來爲父母、祖先隨堂超薦。
我一生不趕經懺，我重視文化弘法，但在來臺之初就提倡“藥師法會”及“光明燈法會”等，因爲我覺得佛教的信仰儀式也很重要。何況衆生根機不同，各有得度的因緣，因此我自己不做的，也不一定就要排斥他人。
我想到當初釋迦牟尼佛的革命，他是向心內而不是向心外，是向自己而不是向他人，是本着慈悲爲人而不是嗔心恨人，是用真理服人而不是以暴力討伐。因此，我願效法佛陀，永遠以佛法爲衆生祝福，祈願能把功德留給人間，把佛法留給大衆，把一切用以莊嚴佛教。我個人並不想要任何一個名義，只願做一名雲水僧；我不要擁有任何一樣東西，只想孤僧萬里遊；我也不希望多少師友隨侍，只希望獨自遨遊天下。
我一向奉行“以無爲有、以退爲進、以衆爲我、以空爲樂”的人生觀，我擁有了空無，不帶走一片雲彩，不管走到哪裏，都本着“掛一單”的精神，哪一個人要我，我就“在一家保一家，在一國保一國”。我但願以禪心悟道來伴隨生命，到處隨緣放曠、逍遙自在，做到來去自如，生死都不牽掛，也不拖累別人。
至於未來，走不盡的世界，我要勇往向前；走不盡的人生，還要繼續前去。對於還沒有因緣接觸佛教的人，也希望都能跟他們結個善緣；只要能讓佛法落實在人間，此生於願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