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和《鲁迅传》摄制组的几次谈话
一
历史背景问题
《鲁迅传》上集的内容描写了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三·一八”事件和1927年大革命。现在写在背景里的，国内大事提到的比较多，国际大事反映得比较少，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青岛、“二十一条”，等等。国际大事和国内大事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因为，在文学剧本中，各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混战是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在中国的具体反应。因此，在剧本中，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做出相应的反映。这个时期的国内外形势，集中反映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六单元。我认为，以此作为这部影片的政治背景是很重要、很适合的。辛亥革命，是当时有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忧国亡之无日”而激起的，五四运动，也是“二十一条”引起的，“二十一条”又与欧战有关。剧本中对于十月革命以前的国际形势缺少反映，这样，以后的重要事件就会显得来得突然前后脉搏不贯穿了。由于提到国内大事多，写国际大事少，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两个主要任务之一的反帝这一面就显得不足了。现在看来，鲁迅反封建一面写得比较突出，反帝一面就很不足。这样，时代面貌就不全面了。建议在背景中带到这个方面。当然，可以虚提，不一定实写。
性格的成长
我看，沙汀同志对这个文学剧本的意见是对的，他说，“作者们是以崇敬的心情写鲁迅的”，因此，对鲁迅的性格形成和思想发展的起点提得高了一些，也许是不愿或者不敢去接触早期鲁迅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本子里写鲁迅的由进化论者转变为阶级论者的成长，似乎还不够清楚。对鲁迅寻找道路的彷徨苦闷写得不足。实际上，鲁迅自己也一再引用屈原的话来比喻自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找到革命的道路，特别是找到社会主义道路，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
对这个问题特别是表现在对农民的问题上。问题有二：其一，是鲁迅与农民的关系；其二，是鲁迅当时对农民的看法和估价问题。那时鲁迅所看到的农民，是处于十分可悲的境况之下，当时，他还是把农民看成死水一般的没有行动。鲁迅对农民的态度，他自己说过，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当时还不能理解到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农民。按照现在这样写，似乎鲁迅早就发现了农民的力量，似乎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有了这种预见，这样，鲁迅以后的转变就成为不需要了。总之，把辛亥革命时期鲁迅的思想觉悟和对事物的认识写得稍高了一点，这样，后面就没有转折了。
这个问题是革命依靠谁的问题，也是知识分子最难解决的问题。早期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农民群众是愚昧的，“不幸”而又“不争”，似乎革命的责任必然要落在先进的知识分子身上，大有“舍我其谁”之概。所以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之初，总以领导者自居。这一定要到后来认识到工农的力量和自己的阶级弱点之后，才有可能转为“俯首甘为孺子牛”。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谁都免不了有探索、彷徨、苦闷，甚至颠踬，这是一点也无损于鲁迅的伟大，相反，假如把鲁迅找到革命的道路写得太容易，——把思想发展的起点写得太高，把历史人物写得过分革命化，这就会反而显得不真实、不可信了。
减头绪·立主脑
出场人物似乎多了一些。反面人物要写，但我以为不必花太多的笔墨，也不宜写得太实。例如王金发，我就觉得写多了。写了王金发与章介眉等喝酒，又写黄副官与黄竟白是叔侄关系，写实了，就跳不出来。五四时期，胡适周围的人物似乎也写多了。除胡适以外，其他人物，如傅斯年等，都可以不用真名真姓。胡适也写得浅了一些，太外露了一些。胡适这个人是十分狡猾而虚伪的，他有各种外衣掩盖住他的本质，他当时很有欺骗性。太露了，他就骗不了人，这一类人的害处就不大了。应该把胡适写得深沉些，更狡猾些。事件也似乎有些枝蔓，如对无政府主义者、辜鸿铭、林琴南等的描写。写这些事件，一则现在的青年不一定能理解，而且写了就要评价，就愈花笔墨了。辜鸿铭、林琴南有功有过，我看是过多功少，但既写了就要评价，对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要评价，就得花许多笔墨才能讲清楚。当马列主义传到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青年中也曾起过一些作用，过去许多学校都演出过《夜未央》等戏剧，不少同志都曾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这些问题索性不碰也许还要好些，碰了，就得讲清楚，笔墨就多了，篇幅就长了。
影片的风格与鲁迅的风格
鲁迅是外冷内热的现实主义者，他没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不是表面上轰轰烈烈，而是踏踏实实的。由于社会经历丰富和经受过多次理想的幻灭，所以他不轻信，常常从反面来考虑问题，因此他的工作方法细致而坚实。这部片子的整个调子，我以为应该是谨严的现实主义的。
语言方面，有些地方不太像鲁迅的话，主要是把他文章中的话搬来了，这改一下问题不大。其他人物，尤其是反面人物，如胡适、朱家骅等，我以为都写得太露。辛亥革命时期一般不呼口号，游行集会也不拿红绿小旗，在我记忆中，拿红绿小旗已是追悼黄兴、蔡锷大会的那一年了。剧本中写辛亥革命时期学生唱着歌、呼着口号。这个歌，就得考证一下，要力求真实可信。整个说来，鲁迅的演讲太多了些，好像是个煽动家。鲁迅只有在很必要的时候才作演讲，讲话也很简练，很冷隽，很幽默。左联时期我们要请他作一次演讲很不容易。剧中在中山大学的一场演讲，语言是鲁迅的。鲁迅是冷静而怀疑的。他总是默默地工作，坚韧地完成它。如木刻研究，开始是他一个人默默地搞，甚至不惜与平时经常挨他批评的人合作，后来我们知道他研究木刻，请他作报告，也劝说了不止一次才答应。
二
演员与角色
听了演员同志们的意见，很高兴，这证明大家确实已经钻进去了。
剧本是集体创作，执笔者又是忙里抽闲赶出来的，搞到这样，应该说很不容易了。这里还有集体创作者的想法和执笔者的个人的风格问题，剧本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当然也还有一些不够统一的地方。
上集是从辛亥革命写到1927年大革命，从鲁迅三十岁写到四十六岁，有十六年的时间，这当中经历了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北伐等等国内外大事。
我个人的看法，上集的鲁迅主要是“横眉冷对”为主，下集，才是达到“俯首甘为”。因为“俯首甘为孺子牛”是解决了立场问题之后才能完成的。只有在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变之后才有的态度。上集，更多是对旧社会看不惯，忧国忧民，找道路，找方向，反对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因而同情反帝反封建的青年学生，同情社会上的被压迫者，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道路还没有完全找到。一直要到下集，他阅读和研究了马列主义的著作，参加“左联”之后，才自称甘为“革命马前卒”，听党的话，写“遵命文学”的。他是从同情农民，同情被压迫、受作践的人，然后进一步而认识到工农大众是革命的主力，最后，才心甘情愿地为他们服务的。
凡是出身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常常是从同情被压迫者成为革命的同路人，然后才慢慢地、曲折地找到马克思主义的。从自发到自觉，这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鲁迅自己说过，对农民，起先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时，他是革命的同路人，甚至在“左联”初期也还是作为革命的同路人，直到“左联”成立之后，他读译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逐渐成为马列主义的斗士，才是自称甘为革命马前卒、写遵命文学的。
现在，从辛亥革命时代起，似乎就把鲁迅的起点写得高了一些。他完全可以同情阿冬、闰土，但当时，他还认识不到将来会是闰土们的天下的。
剧本基本上可以了。我个人看法，现在的本子，似乎鲁迅的认识提“早”了一点；他在斗争中的地位站“前”了一些；他的性格“热”了一些；他的动作“大”了一些。这几个方面注意一下，做一些必要的加工，就可以了。
从剧本的结构来看，也许还会发现一些可省的枝蔓。可考虑再精练一些，这样，主干就会更清楚、更突出。精练一下，就可以留出一些篇幅用来刻画时代风貌、政治脉搏。设计图已经定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塑造主要人物的性格。剧本也只能写到一定程度，导演、演员可以再做一些创造。只要导演、演员对人物性格、调子，有统一的认识，这就好处理了。电影里的一个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等等，开头的时候先得定一个调子。这个起点很重要，一个人物的思想、性格的起点，一开始就要定下来，过高、过低都不好，正如一个歌唱家开始歌唱之前就一定要“定调”一样。开始定得太高了，以后就“上”不去了。举一个例，我看电影《关汉卿》中的性格，也似乎起点的调子定得太高了，影片一开场，他就像是一个地下党，好像随时准备革命似的。他实际上是一个文人，有一点民族主义思想和正义感就是了。这部片子只强调了他反抗的、斗争的一面，忽略了他风趣、冷嘲的一面，这样，一则性格变了，不合时代真实了，二则后面他的性格、思想就没有发展了。
鲁迅是平易近人的，富于正义感、富于幽默感的。但有时候，他很执拗。他自己说过，和坏人坏事作斗争，要“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但是，写这种性格，不宜太露。
有些同志说：“剧本中动的太多，可以有些静的场面，如抄古碑、抽烟徘徊的场面。”这个意见是好的，老是紧张的节奏，观众看了不舒服。
三
关于第二章
五四时代的人物中，李大钊、陈独秀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陈独秀后来成为机会主义者，有人说他晚节不终，其实，他开始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投机家。但在当时，在全国青年人心目中的影响，陈独秀似乎超过了李大钊。尽管李大钊也免不了有一定的历史限制，但他是一个革命家，一个真革命家，今天提起他，大家都有崇敬之感。这是盖棺论定后的看法。现在在戏中，要适当注意历史真实，也要还他一个历史真实的面目。在当时，陈独秀和胡适之都是青年的偶像，他的原形未露，所以在这一章中，不宜将他漫画化而写成一个丑角。
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里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线索要写清楚。五四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民族民主革命，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当时知识分子希望免于亡国惨祸，激起了辛亥革命。当时《波兰亡国恨》等书很流行，民族感情很强烈。辛亥革命以后，依旧存在着亡国危机，帝国主义继续要瓜分中国，并嗾使、支持他们的走狗进行军阀混战，接着是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因此，不论写历史或者写剧本，强调爱国主义这条线、反帝这条线是十分重要的。当然，当时青年知识分子是反封建的，但为什么要反对封建？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当时的社会中官僚、封建军阀统治实在太落后、太腐败了，亡国危机在加深，是他们在妨碍着民族民主革命，所以要反封建；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对于封建礼教、宗法压迫、以及吃人的筵席等等不合理现象，感到极大的愤慨和不满，所以他要打倒这种制度。反帝是五四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事实上，没有“二十一条”，就不会激起五四运动。这个背景在这一章中一定要写清楚。当然，反对宗法礼教，反对奴隶制度，反对男女不平等、婚姻不自由，反对科举和假道学，那是还要早得多，在这方面，也许可以追溯到曹雪芹、李卓吾……
鲁迅对自己懂的事、有把握的事，坚定得很。对于认识不明确、不太了解的事，决不轻易发言立说，这是很可贵的科学精神的态度，五四前经历了彷徨苦闷，接着就写出了《狂人日记》。当时他没有写工农革命，也没有正面写反帝。为了使思想脉络明确，是否可把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青岛、国内军阀混乱、段祺瑞媚外卖国等等……触发了广大群众、特别是知识青年的激愤，作为五四前的衬景。起先，许多青年对反封建的真实意义，也还是不很清楚的，这些青年大多是地主家庭出身，他们感到封建压迫最直接最厉害的宗法礼教问题、婚姻不自由问题，特别是门第观念、封建礼教等等妨碍了他们的自由恋爱，于是他们要反封建，但是这种反封建还没有真正反到封建制度的老根子——土地问题。这个时候，正当鲁迅彷徨、苦闷，写出《狂人日记》的时候，青年们感到社会不平等、家庭不自由、国家有灭亡的危险，于是引起了许多苦闷，其中议论得最多的是救国问题。可以设想一下：用一种对比办法，一方面教育部在谈论烈妇孝女，一方面青年学生对日本侵略中国感到忧愤，向鲁迅请教。这里可以表示鲁迅的情绪，鲁迅当时是愤世嫉俗，但对五四这个运动能否起来，运动起来后将对整个革命起划时代的作用这一重大意义等等，也还可能是认识不足的。但可以这样写他：当运动起来后，来势不可挡，鲁迅激于义愤，为青年的热情所激动，也终于卷进去了。别的人在《新青年》上都在介绍什么主义……而鲁迅还是在反封建、反礼教吃人，他对于自己看准了的问题、熟悉的事情是坚定不移的。这也和别人不同，别人在提倡什么主义，而他在反封建，参加文言白话之争，他没有提倡什么主义，但这无损于鲁迅的伟大。火烧赵家楼可以插在这里，作为背景。
五四反帝这条线不能没有，一定要有相当分量，把人民群众的爱国、愤怒的情绪写出来，当然不必花太多的篇幅。
整个运动中总会有两方面的人，一些人在冲锋陷阵；一些人是默默地工作，为运动做打基础的工作。鲁迅在五四前是在默默地工作，后来终于卷进运动中去了。在这一章中，有些地方似乎还可以精简，如教育部的事，辜鸿铭的插曲，马路上看到拉壮丁……这些地方似乎可以适当压缩，有些场次可省。抄古碑的一场应该有，他在苦闷，也看不惯周围（教育部）的人和事，抄古碑也正和他常常讲冷隽的幽默话和反语一样，也是他不甘随波逐流的一种抵抗。他在教育部里，看不惯，听不惯，也不必一定要写他拂袖而去，他采取的是一种“不入耳之言，智者有所不闻”的居高临下的蔑视的态度。
五四那一年，我十九岁，也参加了学生运动，在学校里算是“先进分子”，但是老实说，自己并不知道十月革命内容，更不知道它的影响和意义有多么大。我朦胧地知道十月革命的意义，是在五四以后的事了。只有很少数先行者才知道十月革命的巨大意义。据我回忆，当时青年学生们只知道青岛被人家夺去了，国家要亡了，一定要起来反对而已。
当时青年中，对十月革命的认识是不清楚的，甚至不知道，不关心。大知识分子也只能从西方报刊上得到一点关于苏俄的一些辗转传来的消息。当时我们都很幼稚，这是时代局限性，我们要注意此点，不能把当时的人写得像现在这样地有较清楚的认识。假如当时人就像现在一样地了解十月革命，那么中国革命早就该成功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找到马列主义这条路，是曲折的、艰苦的、困难的，决不是一帆风顺的，把“找到路”写得太容易，把当时的人写得太高明，是不真实的，不符合历史的。
五四这一章也似乎还有一些枝蔓。有两个地方可以考虑删减：一是过多的反面人物可删，可把同类型的捻合在一起；二是可以并掉一些后景，可以删掉一些场面。抄古碑这静的场面是好的，但如果放在教育部里抄古碑则似乎不妥，当时鲁迅在教育部里，四顾荒凉，尽是些牛鬼蛇神、滑稽角色，在这种场面，是静不下来的，会破坏这场戏的严肃气氛，我估计，对今天的观众来说，剧中一有人讲什么烈妇孝女之类，可能就引起人的滑稽之感的。
李大钊和鲁迅会见，如果戏能动人，观众欢迎，也许还是需要的，但这里有一个历史真实性的问题。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谈的是什么？假如写了，就必须要有站得住脚的事实根据，决不可“创造”历史。
可以有一个钱玄同，这个人历史上也不怎么坏。写了这么一个中间分子，可以省掉几个反面人物。中间人物在戏中也要的，钱玄同在当时也还是进步人物，可以写进去，不一定要避开。
有人谈到鲁迅的天真或者世故的问题，鲁迅决不是庸俗的世故老人，他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有更丰富的阅历和社会经验，但有经验的人也不一定不上当。鲁迅也许以为自己不曾上当，其实，他也还是会上当的。他不止一次上过青年人的当。他寄托希望于青年是完全对的，但他当时还不善于阶级分析。青年中也确有很多好青年，如柔石等人。当时，阶级斗争很剧烈，我们这些人既没有经验，又可能有一点关门主义，这一点鲁迅反对我们是对的，但他当时也有太轻信“青年人”之处。他也上过同辈人的当，如林语堂，原来感情不坏，到厦门是应林语堂之邀而去的，当时有一个满口洋文、油头粉面的人和鲁迅交往，我们告诉他此人很不好，鲁迅也很不以为然。编《申报》“自由谈”的黎烈文，人也极坏，鲁迅对他很好，当然，黎烈文发表鲁迅文章，保守了秘密，也做了一些好事。此外，荆有麟是特务，还有向培良、高长虹之类，在鲁迅面前，都是以进步青年的姿态出现的。鲁迅上了青年的当，也不必一定要避开，这正是他真诚待人、天真浑厚的一面。
人物最要紧的是典型性格和典型动作。胡适这个人是反派，不过是相当高明的反派；这个人的浅薄是肯定的，“我是胡适”这句话还是可以讲的。他是安徽绩溪人，胡开文墨店的本家，从他的出身家系来说，不仅集地主、官僚、商人于一身，而且是留美学生，杜威的“高足”，又是十足的知识分子买办，他有洋气，又有市侩习气。五四运动之后，我和他有过几次接触，我的印象是他有迷惑人的一面，也有容易被人看破的一面，在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群众运动——游行示威、罢课等等，他真可以说得上是惟恐沾上，怕得要死。四十几年后的今天，我还清楚记得和他谈话之后的一句愤激语，我说，“这个人真是又霸又怕”。对这个人，当然不必美化他，但也不要过分夸张把他写成漫画化的滑稽角色。要着重写内在的东西，不要从形象、动作、语言上来滑稽化。任何一个反面人物，都有他一套迷惑人、欺骗人的外衣，如进步的外衣，博学的外衣等等。这些外衣，他们是决不会在人前轻易脱下的。写反面人物，也要写得真实可信。谩骂不是战斗，表面的丑化不一定能打中反面人物的要害，最重要的，是要刻画出这些人物的历史的真实。
对历史上的人物，要承认他的局限性。历史上的先进人物，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我们今天所崇敬的人，也不必一定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当然，也不一定要从他们身上去找不必要的缺点。总之，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四
典型环境的细节真实
拍《鲁迅传》这样一部影片，摄影、美工、化装、造型……方面的工作很重要，能和这方面的同志座谈，我觉得很高兴。
戏剧、电影中的真实性，一方面是人物性格、思想感情上的真实，另一方面是布景、服装、道具、造型上的真实。假如剧本是真实的，演员表演上是真实的，而布景、服装、道具、造型等即使是细节方面不真实，观众看了也会感到不可信，由此可见，这一方面工作是十分重要的。这方面的问题也要及早研究。
剧本方面的事，上次已经谈了，今天再看剧本，又想起了一点，这就是辛亥当时绍兴地主绅士们的逃难。绍兴是浙东学派的发源地，出了许多学者、作家、画家，但据我所知，当时这地方的大财主并不多，在绍兴这个人口稠密的地方，有“三千亩”土地的地主，似乎很少。做官的，也都是幕僚、师爷为多。辛亥革命爆发，绍兴城里逃难的并不太多，最多是到乡下暂时避一避而已。我看，章介眉到杭州去的目的，找关系的成分较多，再，绍兴人不常骑马。还有，辛亥革命10月10日武昌起义，那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的阴历八月十九日，浙江光复在阴历重阳前后，当时的天气正是“桂花蒸”，所以鲁迅第一次出场，是不会穿夹大衣的。这些都是细节问题，但和服装、置景、美工都有一些关系。
今天在座的是负责美工、摄影、服装等工作的同志，要做的是搞“典型环境”方面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和典型性格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也一定要做到真实可信。恩格斯一再强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和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影片的政治气氛与时代脉搏有许多要通过背景等等来体现的。辛亥、五四这些典型环境要与当时的典型人物相适合。若二者不相符合就不可信，就会有滑稽之感，而破坏整部片子的真实性。这件事，不妨举一件常见的事来做比喻。一进锦江饭店，就可以看见一大箱热带鱼。热带鱼的玻璃箱，箱内的水草、沙底、温度表……只适合于热带鱼，若用这种箱子来养金鱼，就有点不适应之感了。反过来若拿金鱼缸来养热带鱼，亦会感到不妥当。要形成和描绘出一个典型环境，必须注意布景、服装、色调、音乐，甚至后景的音响效果乃至叫卖声等等，这些都有重要意义。现在拍的几部历史影片，已开始重视了这个问题。如《革命家庭》中周莲等到上海后，后景“长锭要 ！”的画外音，上海观众觉得很亲切，造成了当时的气氛和地方色彩。
刚才大家说正在广泛阅读材料，这很重要。现在应该博览群书，但应明确这些工作是为戏服务、为人物服务、为主题服务的。任何一项工作都应有宾主之分，要相得益彰，但不能喧宾夺主。在座的可以说都是无名英雄，虽然布景、道具等等在电影的片头上也有名字，但究竟是无名英雄的工作。这些工作是为衬托情节、衬托人物而用。所以收集资料一定要广，用时可能不多。要用得典型而又经济。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要认真讲究。我们花了很大力量才能得到的东西，在银幕上可能是昙花一现，甚至是昙花不现。例如一张报纸的特写，虽然仅仅一现，若不真实，看到的人就会感到整个影片不真实。有的东西虽然是仅仅一现，因此也有人认为广泛地阅读资料和搜集照片等等，花力多，用处少，说什么“这是无效劳动”，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不管搜集了用不用得上，这工作可不能随便，因为现在每部影片有上千万的人在看，有一破绽，千万人中总会有若干人看出毛病来。戏曲、话剧的舞台美术、灯光、音乐等，过去常常有自己“露一手”的思想。这样就是“抢戏”。一部影片，需要整体好，才完整，任何一点细节都不能马虎。在电影方面，“露一手”的思想，或多或少也还是存在的。
色彩方面，刚才有一位同志谈到，刚开始拍彩色片的时候，不管什么内容，颜色都弄得大红大绿，现在已经意识到色彩应服从戏的内容了，这很好。在北京的一位外国顾问看了《革命家庭》以后，就曾说：看了《革命家庭》后，看出了你们拍彩色片有进步，过去拍《梁山伯与祝英台》时好像小孩子玩颜色，总喜欢用大红大绿，不管适合不适合，把什么颜色都用上。
音乐问题。事先要考虑好，我不反对用西洋音乐，现在我国的西洋音乐也在开始走向民族化，写出了《梁祝协奏曲》和《穆桂英交响曲》，很受群众欢迎。《鲁迅传》的音乐，我不反对请从事西洋音乐的作曲家来作曲，但务必要注意民族化。影片《聂耳》送展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时，一些西方影评家和有修正主义思想的评委不满意这部影片的主题思想，但是《聂耳》的音乐，却站住了，人人都说有中国风格。这个问题要重视，要研究。例如剧本上辛亥革命时期有学生唱歌，就要研究唱的是什么歌，当时有军歌，也有洋学生唱的歌，这些歌曲，高龄七十的黎锦晖先生可能知道一些。音乐问题要早些决定，先组织一二人收集资料。
市声，过去不甚注意，以后应该录一些资料。市声对气氛很有帮助。若是拍江南夏天的戏，花瓶里插着荷花，桌上放着西瓜等饮料，如能配以叫蝈蝈的声音，观众就会感到亲切，产生一种的确像夏天的气氛。现在可以录些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市声，北京可以找侯宝林。上海擅长模仿叫卖声的还较多，可请滑稽剧团的姚慕双、杨华生等录一些。现在不搞些资料保存，将来就困难了。
季节感问题过去不甚注意，季节问题对服装、道具、以至演员动作都有关联，我们某些片子里，常常有季节感混乱的毛病。我建议作家写剧本时，每一场戏都要注上年代、季节、上下午，晴雨等等，这样，大家就容易掌握。现在鲁迅第一场戏辛亥革命时期，当年是农历八月十九日，又是“桂花蒸”，决不能穿夹大衣。季节问题必须弄清楚，否则会造成混乱，会使观众觉得不真。
为了拍好一部片子，一定要善用后景、服装、道具、音响等等来烘托出特定历史时期的脉搏和气氛，因为，细节的真实性必须十分重视，花一分气力，得一分效果，这也许有人认为不是大事，但在影片中，小事常常会影响到整个影片的艺术效果。
五
长度问题
我不赞成再把上集分为两部戏。也许我说得武断一些，上集分为两集就不成段落了。我不赞成拍上、中、下三集。问题不在拍两集还是三集，而在于鲁迅思想的发展阶段。若到五四，思想发展可以成为一个阶段，但戏太简单局促，不能成章。到“三·一八”告一段落，戏倒还可煞住，但鲁迅的思想发展又不在此处告一段落。鲤庭的发言有一定的道理，问题是以人物思想发展为经，还是以时代为经。看北京座谈会的意见，也还是以人物思想为经的好。
鲁迅在到上海以前是在党的影响下工作，当时的党也还在年轻时期，鲁迅自己，也还是同路人。直到1927年以后他到上海后，才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他在辛亥时期是找路，五四时期是摸索时期，当然，这时候已经有了党的影响，“三·一八”的时候，他是赤膊上阵，战斗了一场，这之后对国民革命发生了期望，可是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又一次幻灭，他心情十分沉重，又一次新的探索，到上海碰上了和“创造社”的论争，读了和译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籍，心情才起了变化，从这样看，思想脉络到1927年时期告一段落就比较妥当。对上集我不太担心长度问题，假如能下决心删节一些枝蔓，大力把人力“叠印”在后景上，那么，我看作为“一集”，也还是可以容纳得下的。
我估计四大段戏全长少则一万二三千呎，最多到一万四千呎。辛亥革命一本半到两本作为序幕，五四时期，四本，最多到四本半，“三·一八”事件四本半也差不多了，1927年大革命时期，两本，最多到三本，所以少则十二本，比《青春之歌》稍短；多则十四本，则比《青春之歌》稍长。按你们估计，五四及“三·一八”成为一部约九本左右，加上头两本、尾三本，我看完全可以容纳的，因此，我认为长度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关于枝蔓问题我还想说几句。例如一幅图画，假如主要是要画松树，那当然也可以有梅竹来衬托，所以写鲁迅，也可带上写李大钊、陈延年等；其次，这幅画上也可以有野藤杂草。但如果不分轻重前后，把松树、梅竹和野藤杂草并列起来，那么，画面乱了，主题就不突出了。所以要砍掉一些枝蔓，杂草与藤可以少些，可以推后一些。现在有的东西可以删节，有的则要丰富，但丰富并不等于增加篇幅，搞得好，反而可以更精练。有的同志希望表现出鲁迅的幽默感，但增加幽默感可以在对话中、动作中来体现。现在中国电影有的画面上只写时代，有的画面上只写人物，若是叠起来写，则既有人物，又有背景，篇幅就省了。现在看来冗长的是“三·一八”，但是中间一段可以容许长一些。我看，二—四—五—三也可以了。
1961年3月于上海、杭州
注 释
〔1〕 原载《电影艺术参考资料》1961年第4期，标题为《夏衍同志和〈鲁迅传〉摄制组创作人员的谈话》，收入《电影论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出版，题目改为现标题）、《夏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