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中国剧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想谈两个问题。一是十七年的问题，也是总结经验的问题。二是谈谈培养戏剧专业人才的问题。
一
谈到总结经验，我想其中主要是政治和艺术的关系的问题。我们这些30年代过来的人，对于艺术为政治服务以及艺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之类的问题，在当时了解得是很不清楚的。因此，今天来讨论这类问题，应该说我们这些人是有一定责任的。因为，这些问题在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时就已经提出来了，这和当时的斗争形势是有密切关系的。
左联是1929年筹备，1930年成立的，那时的情况，年轻的同志可能不了解。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遇到了空前未有的经济危机，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最高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当时统治的是李立三路线，接下来是王明路线，都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时期，苏联和日本也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全盛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左联提出了无产阶级文艺的口号。这口号并没有错，是我国五四以后第一次提出的无产阶级文艺的口号。当时太阳社、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南国社、艺术剧社等文艺团体联合起来组成左联也没有错。左联在历史上起了很大作用，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这组织带有“左”的倾向，和一些过去留下来的宗派情绪。当时很多进步的中间的作家如叶圣陶、郑振铎、巴金等都没有团结在内。我最近又看了一遍左联的纲领，感到也是有“左”倾色彩的。当时为什么没有把这些进步的作家，包括中间、落后的作家也统一在内？一是由于当时正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被破坏，白色恐怖最严重之时，小资产阶级鉴于白色恐怖产生了一种急躁、报复的情绪。左翼的同志对中间的作家有些不同的看法。另是当时党的领导是李立三、王明“左”倾路线，他们不重视统一战线。因此，现在谈到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党对文艺的领导，这些问题在我国有着相当深远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要把这事情讲清楚，单怪一个人或一批人是不行的，因为这是一种时代思潮。当然也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这就是我们这些人都很年轻，政治水平低，缺乏经验。30年代文艺和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在领导、创作方法上，确实是有不可分的关系的就是我们继承着一种“左”的倾向。解放后，左联的大部分干部（包括后来去延安及在国统区的）会师了，主要负责人大部分还是30年代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可作为历史问题来研究，乘我们这些老人还在，可以一起把30年代的问题谈清楚，一起总结经验教训，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在十七年间，我被批判过不止一次。刚解放时，第一次就是对《武训传》的批判，其实当时编导要拍这部电影时我就曾说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话。以后，当然我也批过别人。1957年在反右时也有我的账，今天对错划右派的同志应赔礼道歉。1959年以后，我又处于挨整的地位。这些事每个人经历的是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具体情况，原因是复杂的，不能归咎一个人。如反右时，搞了扩大化，我们这些人都要负责，不能讲是因为某一个人要整人造成的。在座的有许多戏曲界的同志，当时在戏曲界打击面是很大的。在此以前，文化部曾作过决定开放禁戏，连《马寡妇开店》、《杀子报》等都开放了。反右时再拿这条整下面的人，这理讲得通吗？文化部应负责，我是党组副书记之一，也要负责。这些问题要在这次文代会上讲清楚是不可能的，有些问题可由剧协常务理事会研究。好在大部分已平反昭雪了，只是有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死，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使我感到很悲痛。这类事我赞成胡耀邦同志在文代会前讲的话，最好把个人的恩怨一律抛到东洋大海中去！我们要团结一致，为文艺的繁荣而奋斗，不应纠缠于个人的恩怨。至于十七年的情况，我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有干扰，特别严重的是“左”倾的干扰，十七年几乎没有中断过，但也有右的干扰，如1957年演坏戏等就是，时间不久。最近出版社要把我的杂文整理出版，我看了一下，感到，解放前我写的文章还有点生气，解放后规矩多了，小心多了，顾虑很多。对此，我们上年纪的同志都有共同的感觉。有一回韩素音同曹禺同志说，你的《雷雨》、《日出》第一稿很好嘛，不要改。解放后改了，就不好了。解放后，我们处于执政党的地位，过分强调了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不少人认为过去写的东西就不一定恰当了。总之，希望不要再挂念个人的恩怨，闹得不愉快。有意见写在书面上，摆在桌面上，不记在心里，不搞小动作，这样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
安定团结的问题很多同志都讲了，大家都很清楚。中国再不安定团结就有亡国的危险呵！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曾面临崩溃的边缘。这几年也还有不少困难，在工农业战线要落实党的方针政策还有许多障碍，如何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还有很多问题待解决。因此，我感到，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是重大的。我同意领导同志的意见，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不表现在写一篇小说，写一个剧本就可以多生产几吨钢，几斤粮食。文艺可以培养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可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思想境界和审美观点。这就是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嘛！我们写一个戏，确实要考虑到作品的目的，究竟对国家、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是不是利于安定团结？去年讨论禁区问题时，我讲过，文艺创作从题材、创作方法讲，应该没有任何禁区，但是，作为共产党员作家，作为一个爱国的进步作家，他心中应该有个“禁区”，就是：不要让“亲者痛，仇者快”。我当时这样讲，可能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有些东西的确是我们感受很深的，要放开写的话，会比过去写的东西要深刻些的。我被关了八年，逼供信可以以千次计算，挨打和人身侮辱更不用提了。外国朋友曾对我讲过，你可以写。我，作为一个爱国的人，作为共产党员，觉得不应该写。中国的法西斯还是很厉害的，写出来会耸人听闻。我们不要学苏联某些作家专写政治犯的集中营之类的题材，到西方国家去发表。这对我们中华民族，对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都是没有好处的。
二
打倒“四人帮”后，在各种文艺样式中戏剧是走在前面的，话剧的成就很大。其中如《于无声处》、《未来在召唤》、《权与法》、《报春花》都很好，特别是《报春花》，写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时的问题，敢于批评那些因循守旧的凡是派、官僚主义者。这些戏在思想上、政治上都没有什么可批评的。但我感到在艺术上还不能尽如人意，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特别是在语言、人物性格的刻画、表演艺术等方面都有不足之处。
我看了《于无声处》，一方面高兴，这个戏在全国演，起了很大作用；一方面感到惋惜，作者如能把人物性格写得更深一些，把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改一改，这个戏就可以成为很好的戏。类似的情况不少，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受了“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四人帮”的流毒在戏剧界是很厉害的。1975年，我回家后，听了新排的《万水千山》的广播，听了五分钟，一片嘈杂声，一直在喊，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人讲话有高音和低音，同朋友讲话及同家人讲话应该有区别吧？我在“四人帮”垮台后写过一篇文章说，现在看话剧等于看打架，戏里尽是吵架、喊口号。对此，电影界、戏剧界的同志是知道得颇多的。关于斯坦尼的问题我们应该好好讨论一下，“四人帮”把斯坦尼讲得一塌糊涂，我们应澄清是非。如十月革命后斯坦尼到国外去演出就有两种说法。“四人帮”说是他害怕革命，逃到国外去了，一说是他到国外去募捐，以解决国内革命后的困难，这是政治性质的问题，应搞清楚。另外，关于斯氏体系有无可学习的地方，他的“最高任务”、“内心活动”等等理论可否学习，我们现在演出的话剧大都没有内心的表演，什么都讲出来。在生活中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即使对妻子、孩子也不会把自己心里的话都讲出来，心里没有任何秘密。难道作为父母会和儿子讲他年轻时的恋爱故事吗？我不相信。现在话剧已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这个，我们也要负责的，解放后，我只写过一个剧本，这是我写得最坏的一个剧本，总是考虑这句话会不会违反政策等等。在座有许多剧作家比我有经验。有一条我认为是重要的，话剧总要合乎情理，总要使观众相信嘛！要使观众感到讲到他们的心里去了，讲了他们想讲又讲不出来的话。我看过许多外国剧本和演出，确是18世纪里染缸染过的，只是染得还不够深，如再深一些，我写的东西会好一些的。我们现在的话剧都是用嘴讲的，不是用表情，用动作的，不用暗示，没有内心独白……我希望今后注意一下这个问题。解放初期，我们曾请过苏联专家来我国办过一个导演训练班，他们用斯坦尼的学说，几年里也的确培养了一些导演和演员。以后我们反斯坦尼，把不应该反的、好的东西也反掉了。我认为导演是很重要的，一个本来是好的剧本，一个没有经验的导演去排，可能把好戏演坏；相反，一个并不太好的戏经过一个有经验的导演的创造，可以演成好戏。这个道理在座的都知道。现在我们演员是青黄不接，导演也是青黄不接。但演员还比导演容易找，我们培养演员，只要有好的导演，让他多实践，多加指导，可以较快培养出来。从30年代起的袁牧之、赵丹、金山等都没有进过戏剧学院，都是草台班子里演出来的。他们都是在导演的帮助下，经过较多的艺术实践，成为好演员的。我问过胡蝶、阮玲玉，她们也是这样演出来的。培养一个导演就比较不容易。导演要有一定的学问，要懂得一定的人情世故。他应有丰富的社会知识，不仅要懂得我国的东西，也要懂得外国的东西，完全不懂外国的东西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搞闭关自守，17、18世纪时还可以，现在是20世纪70年代，还闭关自守怎么行呢？所以，我希望话剧界、戏曲界要注意培养导演的问题。
我还主张读点古书，我中学时学过一点古文，背得出几十篇《古文观止》及不少唐诗，但在十九岁时赶上五四运动，那时搞全盘西化，我扔掉了古文又去学西欧的文学。我所认识的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等这些名演员都是读了很多书的，周信芳读书是出名的，他的房子里全摆着书，各种书都念。我真正下决心学习古籍，还是在解放后，当时文化部的业务工作迫使我去读，觉得不读不行了，才下决心努力读，每天办公完了之后就读书。当然，我和郭老、茅盾同志比，就差得很远了，茅盾同志十九岁进商务印书馆当一名小编辑时，就已读了先秦诸子，能写很好的骈文，能将英文译成中文。我感到，现在二三十岁的青年人比我们二三十岁时，在政治、思想上要高明得多，但在学问上，在文化底子上是要差一些的。有一次，我们请演员念陈白尘同志写的《大风歌》，演员有许多词念不下去，因为是文言文，念了也不懂。这很值得我们深思，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古代的文艺不懂是不行的。我年轻时读过一些外国的东西，戏剧理论方面拉辛的《汉堡剧评》之类的书我都读过。但是，解放后读了李渔、焦循的戏曲理论后，觉得他们的理论比外国的理论亲切得多，使我得益匪浅。这一点我希望年轻的同志注意。新文化是从旧文化来的，我们不能割断民族传统。我国30年代一些电影演员动作很别扭，是因为他们是从外国电影中模仿来的，不符合中国的人情。总之，我们要学传统是为了使我们的戏剧更繁荣发展，水平更高。
我曾经碰到过一些外国人，他们常问：你们解放三十年了，为什么没有出现像鲁迅、茅盾，或是曹禺这样的大作家呢？我仔细想想是有道理的，现在五六十岁的人，解放前只有二三十岁，那时正应是学业长进的时候，但却处于打仗动乱的年代，大都不能安心读书。“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今后我们应加倍努力，迎头赶上。马克思到了六十岁还学俄文，后来能读俄文书；徐特立老同志四十三岁开始学法文，到五十岁就能读法文书。“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也有这感觉，年轻时读书太少，现在感到不够用了。希望还来得及的同志多读些，每天读一两个钟头的书。我听说现在有些搞文艺工作的同志专门在外面跑，不看书，连报也不看，这样的人是很危险的，发展下去对文艺事业是很不利的。
要看到，我国生产力还比较落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吸取外国的经验，迎头赶上去。我们要抓紧人才的培养，以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建国初期，我们曾培养了一批青年电影导演，如谢晋、郭维、谢铁骊等，现在都是各电影制片厂的骨干，可惜培养得太少了！我想如果建国初我们能培养一百个导演，以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损失了三十个，剩下来的力量也是可观的。当时抓得不紧，责任在我们这一辈。周总理曾不断跟我讲，要培养导演，培养演员。他常谈起现在演员基本功差，不会唱歌，叫别人配音，也不会骑马、游泳，其他行当专业都不懂。指示我们要多方面地培养、锻炼演员。有一次拍一部歌剧，导演觉得演员形象不好，准备换另一演员演，让原来的演员配音，总理知道了很生气，批评了我们。
总之，我们如果再不抓紧学，松松垮垮下去，再过十年二十年就不得了。我在电影家代表大会上讲，我国科学落后世界先进水平约二三十年，相比之下，电影差距还没有那么大，落后了十年到十五年左右，我希望电影在80年代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把这个希望也寄托于诸位戏剧界的同志们，希望你们大家努力，在80年代赶上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注 释
〔1〕 原载《人民戏剧》1979年12期，收入《夏衍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