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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电影艺术》复刊并从中国电影的过去展望将来
被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禁锢了十二年之久的《电影艺术》终于复刊了，我感到非常高兴。编辑部要我写文章，并给我出了一大串题目。除了对于刊物的复刊表示祝贺之外，我想谈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只有几句话：就是，希望《电影艺术》和所有电影工作者紧密团结，大胆创新，制作出更多更好的、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电影，为建国三十周年献礼，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第二个问题要讲得多一些。我认为，电影工作当务之急有二：一是继续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的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二是总结过去电影工作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从中吸取教训，改进今后的工作。前者，是拨乱反正的问题，就是整顿电影的纲；后者是正本清源的问题，就是必须从中国电影的历史来看我们的过去和今天。对于前一个问题，人们谈得很多了，我不再多说；对于后一个问题，目前还缺少认真的探讨。
在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上，我曾说过中国电影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话。先天不足，指的是解放之前；后天失调，指的是解放以后。先天不足，就是中国电影根基浅，底子薄。根基浅，因为中国电影和其他姐妹艺术不同，它不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那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独有的民族风格；底子薄，因为中国电影也和昆曲、京剧不同，它没有一支科班出身的、血统师徒相传的基本队伍。有传统和无传统是大不相同的。我国的诗词有悠久的传统，因此，五四以后也还有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所创作的优秀格律诗；而新诗则因为是新创，所以五四以来近六十年，正如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论诗的信中所说，新诗的成就不大。所以从队伍的角度来看，底子厚和底子薄，也是不大相同的。戏曲艺术底子厚，有一支受过严格基本训练的队伍。像昆曲这一剧种，抗战前后销声匿迹了近二十年，解放后恢复过来，还能演出像《十五贯》那样的好戏。由于老艺人“幼工”好，像古稀之年的俞振飞、李万春在“文化大革命”中停演停唱了十多年，现在重上舞台，依然风采不减当年。而缺乏基本训练的话剧、电影演员，就很不相同了。中国电影历史很短，从第一个故事影片（1913年郑正秋导演的《难夫难妻》）算起，只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从初步具有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文艺工作者参加电影工作算起，也只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有人对30年代电影做了较高的评价，而林彪、“四人帮”却把30年代电影说成是电影黑线的根源。其实，所谓30年代电影，只有短短的七年多时间（1930—1937年）。抗战一开始，几乎所有电影工作者都离开了上海，奔赴战地和大后方，从事抗敌宣传工作。除了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同志在香港拍了几部电影外，国民党有两家国营电影公司，却没有拍出一部像样的影片。抗战八年，除了延安电影团拍了一些新闻电影之外，中国电影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私营昆仑电影公司，在上海拍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万家灯火》等较好的影片，金山同志拍了《松花江上》。而国民党接收了“满映”和上海的一些私营电影公司之后，只拍了一些像《十三号凶宅》那样的坏影片。当然，对30年代的电影，应该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我认为，党领导的电影小组在30年代只做了三件事：一是介绍了一些苏联电影理论，如普多夫金的电影论著（鲁迅先生也翻译了日本岩崎昶的电影论文）；二是改变了过去拍电影只有梗概和“幕表”的方式，开始有了电影文学剧本和摄制台本：三是通过电影批评和座谈会等形式，团结了一批进步电影工作者和批评家。但这些也都做得很不充分。底子薄，指的是在队伍方面。20年代以前，从事电影工作的人主要是章回小说家和文明戏演员；30年代以后，不论编剧、导演、演员，几乎全是业余话剧工作者和电影爱好者，真正有过基本训练的编剧、导演是很少的。因此，说中国电影先天不足，是并不过分的。
解放以后，中国电影得到了新生，开始建立了国营电影制片厂，有了一支专业电影队伍。但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建国初期只能向苏联电影学习。从1953年第一批苏联电影专家到来以后，我国电影生产的经营管理和规章制度完全袭用了苏联的一套办法。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有章可循总比无章可循更好一些。我们的缺点是一切照搬，而没有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适合于中国实际的电影生产机构和制度。特别在电影的队伍方面，我们也创办了电影学院，但由于师资和教材的不足，成就不如理想。当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中国电影确实也有了迅速的进步和发展。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们也生产了不少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优秀影片，出现了不少优秀的电影编剧、导演和演员。可惜的是，到60年代中，和其他姐妹艺术一样，中国电影也受到了来自右的和“左”的干扰。回顾解放后近三十年的历史，我觉得，有来自右的干扰，但更严重的是来自极“左”的干扰。打倒“四人帮”以后，大家都说电影阵地是一个重灾区。但是我想，电影事业的受灾可以说在1966年以前就开始了。例如，从1958年起，一个后来当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司令部的总顾问 〔2〕 的人，看了长影、北影、上影的一些影片之后，在文化部作报告，点名把《梁山伯与祝英台》、《青春的脚步》、《花好月圆》、《牧人之子》、《地下尖兵》、《球场风波》等影片说成是银幕上的白旗，而予以批判。这不仅造成了文化部和省市制片厂之间、中央和省市委之间的矛盾，而且迫使一批反映所有制改革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剧本下马和改作。尽管在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中产生了不少受到国内外好评的优秀影片，但是，到1964年以后，这个人利用他的权势，变本加厉地“枪毙”了已经公映受到群众欢迎的、和尚未公映的大批影片，例如《怒潮》、《红河激浪》、《北国江南》、《逆风千里》、《革命家庭》、《早春二月》、《阿诗玛》、《烈火中永生》，以及京剧戏曲片《尤三姐》和《秦香莲》，等等。
后天失调，还有其他原因。1951年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对《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的批评，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和关怀下，主要批判了影片的错误和缺点，并没有给编剧、导演扣帽子，也没有追究他们的政治责任。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情况就有所不同。这次运动时间短，波及面大，工作粗糙。不少人就因为把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而造成不少错案，挫伤了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直到今天还成为一个难以解脱的“包袱”。这之后，文艺界、电影界的运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特别是前面说过的，1958年和1964年那两次所谓拔“白旗”和批“毒草”的运动，波及面就更广，不仅造成了错案，而且造成了冤案。经过1960年的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和影协代表大会，周恩来同志对电影工作者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鼓励大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并决定重新放映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指为“毒草”而禁映的影片。这样，1962年以后，我们的电影在质量上又有了新的提高。但是，来自极“左”的干扰继续不断。到1966年，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把电影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第一个突破口，进行了大砍大杀，连周恩来同志亲自审定的好影片，如《红日》、《兵临城下》、《聂耳》、《战上海》、《抓壮丁》、《东进序曲》等等，也作为公开批判的“毒草”片而被禁映。这样，使已经缩短了的中国电影和外国电影之间的差距又重新拉大。在林彪、“四人帮”肆虐时期，有经验的、对中国电影做出过贡献的老一辈电影工作者无一幸免地遭到了残酷迫害。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本来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年编剧、导演也几乎全部被迫停止了他们的创作活动，刚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应当比他们的前辈做出更多建树的青年一代则整整十年荒废了他们的专业。
中国电影的先天不足，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后天失调，则像我这样从解放后就长期主管电影工作的人应负有很大的责任。对这个问题，在我与世隔绝的十年间，想得很多。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应负的责任有以下几点。第一，由于我们未能准确地完整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头脑里既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又有奴隶主义，因此顶不住来自右的、特别是“左”的干扰，以至在电影创作方面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清规戒律，写电影剧本被认为有“触电”的危险。第二，我们在掌握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等方面片面性严重。长期以来，就没有认真地、理直气壮地抓影片质量和创作人员的艺术技巧问题。尽管我也不止一次地传达过周恩来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指示，例如1960年12月，我曾对在京的电影工作者传达过周恩来同志的一次讲话：“我们的艺术品不能老是粗糙下去。业余的可以，对专业文艺工作者，我们就有权利要求你们提高水平，提高艺术质量。一个表演艺术家、演员，必须有一定的基本训练。现在，舞蹈演员、戏曲演员比较好一些，有一定的基本训练。但话剧演员、电影演员就很差，缺乏基本训练。这个问题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话剧、电影演员台词说不清，咬字不准，许多电影演员缺乏基本训练，因此许多事情干不了。”周恩来同志关于提高电影质量问题不止讲过一次，我都传达过，但是，既没有具体措施，又没有定期考核，也就是“抓而不紧，等于不抓”。特别是运动一来，质量、技巧就无从说起。第三，对于队伍培养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办了电影学院，起初是按照苏联专家那一套来培养学生，苏联专家走了以后，又没有提供足够的合格的有实践经验的师资。电影学院的教材也是残缺不全、质量不高的。这就是周恩来同志所批评的许多电影工作者缺乏基本训练的原因。第四，特别严重的是我们还没有从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制定出一套电影生产（主要是电影制片厂）的管理制度。50年代初，我们照抄了苏联电影生产的体制和规章制度。1956年后，我们已经感到这种体制和中国电影生产实际情况的矛盾，也曾派出过一个以蔡楚生、司徒慧敏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到东、西欧和南斯拉夫去考察。根据他们的调查报告，1957年初，草拟了一个《关于改进电影制片工作若干问题》和附件《国外电影事业中可供参考改进的一些做法及对我国电影事业的一些建议》。但是，这个文件尚未下达试行，就被反右派斗争给冲掉了（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蔑为“资本主义复辟”典型例子的所谓“舍饭寺黑会”）。1962年，我们又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拟定的“文艺八条”，重新提出了电影生产体制改革的方案（即“电影三十二条”），同样也被1964年的来自极“左”方面的干扰所扼杀。接着，就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对电影事业的疯狂破坏。这个问题现在就成了我们电影事业前进的最大障碍。积二十多年的经验，从正反两方面来看，深感电影事业的发展，也和其他事业一样，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电影生产是既要按艺术规律办事，又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一种事业。我们的电影生产，机构庞大，人员臃肿（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失当），生产周期长，成本高，也许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文化大革命”之前，摄制一部重点影片，最多也不过一年时间，少的五六个月就可以了。而1966年以来，一个剧本定稿之后，谁也掌握不住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拍摄出来。成本高这个问题，我们也抓过，同样是抓得不紧。1962年，我曾在上海讲过，一个制片厂一天不拍戏，等于把成把的金条丢进黄浦江。而近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破坏了电影生产必需的一些规章制度，上面讲的这种情况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了。电影要讲质量，我们当然不赞成粗制滥造。但是，讲求质量并不就等于要浪费国家资金。为什么在欧洲、美国、日本，一部重点影片只要花几个月时间（据说在香港拍一部影片只要几十天），而我们就不能学习一些人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呢？我们要有懂业务又有事业心的厂长、经理和制片人，要有科学的管理方法、考核和奖惩制度。现在的情况是“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非专业人员怕“触电”，而专业人员则捧着一个“铁饭碗”。最近工业生产方面强调质量，实行了考核奖惩制度。对于产品质量低、经营管理差而又长期不改观的工厂，采取了停产整顿的措施。我认为，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了提高中国电影的产量和质量，电影生产也到了必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1979年是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周年。一个学习、掌握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热潮正在蓬勃兴起。放眼全国，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各方面都出现了捷报频传、人才辈出的可喜局面。我们电影工作者肩负着用电影这一最富群众性的艺术武器，为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为极大地提高中华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高速度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庄严任务，我们不能停滞不前，也不能缓步前进。最近我重温了周恩来同志1959年11月在庆祝国庆十周年献礼片茶话会上、1960年11月对首都文艺界、1961年7月在香山招待影协代表午餐会上的讲话，真是思绪万端。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他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言犹在耳，我深以未能贯彻他的指示而感到内疚。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奋发图强，很好地总结过去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肯定成绩，克服缺点，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那么我们的电影事业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大步前进，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好作品的。
1979年2月
注 释
〔1〕 原载《电影艺术》1979年第1期，收入《夏衍杂文随笔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出版）、《夏衍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劫后影谈》（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出版）、《夏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夏衍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
〔2〕 总顾问，即康生，“文化大革命”中曾任“中央文革小组”总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