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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最近比较忙，不能按时参加会议。听了几位同志的讲话，看了一些简报，因此，只能讲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第一，曹禺同志提出要为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恢复名誉，这个提议我赞成，也确有必要。但是，我认为，为了推倒林彪、“四人帮”强加于广州会议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让文艺界——特别是戏剧界认清林彪、“四人帮”把这次座谈会叫做广州黑会，是为了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反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反对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的一个恶毒的阴谋，那么，发一条消息，写几篇文章，都是比较容易的。可是要在戏剧界肃清“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流毒在政策、思想、创作方法等方面拨乱反正，真正落实党的文艺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使戏剧工作者心情舒畅，敢于解放思想，大胆创作，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则还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广州会议距今已经过了十六年，我看有些参加和列席过这次会议的同志，对于这次会议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下召开的，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恐怕已经不大清楚了。据我了解，那次会议是在戏剧界经历了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有一批反映这个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遭到了不应有的批判，和轻率地被认为是毒草，剧作者和文艺部门的领导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某些矛盾的情况下，为了对这一时期的戏剧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总结经验，统一认识，调整关系，团结队伍而召开的。那时，我正从参加在开罗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之后回到广州，只参加了一次周恩来总理召开的预备会议，听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讲话，在广州停留了三天，没有继续参加会议。但是在这三天内，我也听到了不少戏剧工作者对剧院、剧团和更高一级领导人的尖锐的批评。针对这种情况，敬爱的周总理在会议开幕的那一天，十分精辟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正确地评价了建国十三年来，革命知识分子在文艺领域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以及还存在的缺点，殷切地期望戏剧工作者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发扬民主，互谅互助，加强团结，既要大胆创作，又要谦虚谨慎，为反修防修，为繁荣舞台艺术，写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戏剧作品。在回京途中，周总理还对我说，对创作人员来说，既要大胆创作，又要谦虚谨慎；对文艺领导人员来说，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善意平等。当时，我在文化部工作，因此这一重要指示，至今记忆犹新。
回忆往事，我认为戏剧界当务之急，一方面必须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认真严肃地总结一下建国以来特别是广州会议前后那一个时期戏剧创作和戏剧领导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现在召开的这次会议上，不少同志谈到“心有余悸”的问题。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心有余悸”的关键问题，在于文艺部门的各级领导。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正式写进了新的宪法，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报告中也十分明确地强调了这一方针。为什么还会“心有余悸”呢？不少剧作家在会上或私人谈话中，讲了不少和广州会议类似的问题。我问一位参加过广州会议的同志，林彪、“四人帮”粉碎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正在深入发展，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三不”方针得到党中央的支持，你还怕什么？回答说：“不怕官，只怕‘管’。”还有一位业余剧作家和我谈了不少“管”文艺创作的情况。一是作为任务号召作家写，可是写了之后，有的领导或者不看，或者看了之后既不点头，又不摇头。二是领导看了或听了，可是不从实际出发，好大喜功，求全责备，要求“一炮打响”，为本单位或本地区争光。三是领导看了，讨论了，也发表了意见，可是一切以他的意见为主，“一言堂”作风严重。四是今天肯定了，明天听到一些“风声”，又要求大改，或全盘否定。除此之外，当然也还有“土政策”、“土条文”的流毒。这种情况广州会议前后就有，至林彪、“四人帮”肆虐时期更变本加厉。是不是一切责任都在领导呢？我看创作人员在思想作风上也还有不少问题。在这里也有一些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思想不解放，不敢碰所谓“禁区”；二是听了各种不同意见，觉得者有道理，自己拿不定主意；三是写过一两个剧本就骄傲自满，什么话也听不进，连一个细节，一句对话也不能改动，不仅对领导，而且对导演，也闹别扭，不合作。有一位文艺单位的负责人对我说，我们这儿有的是“骄兵悍将”。我想，在抓纲治文艺的今天，让上述的这些情况继续下去，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是不利的，有害的。我希望所有戏剧工作者重温周总理在广州会议上的指示，领导工作者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努力使自己成为戏剧艺术的内行，从把剧本搞好的愿望出发，要有平等的态度、民主的作风，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发号施令的作风，来帮助剧作者提高思想、艺术水平；创作人员既要谦虚谨慎，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艺术技巧，又要解放思想，接触实际，联系群众，大胆创新，写出对人民群众有教育意义又喜闻乐见的作品。
我认为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不足。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的殖民主义的影响。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我们身上在思想作风等方面都还包藏着许多封建主义的东西，这种封建残余的思想一有机会就会如鲁迅所说的“沉渣泛起”。林彪、“四人帮”所用的手法就是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结合，因此我认为在文艺界大力宣传和发扬民主作风，肃清封建流毒，依旧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第二，谈到广州会议，我想参加过那次会议的人都会想起陈毅同志的讲话。他对建国十三年间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戏剧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所作出的贡献作了很高的评价，表示经过了十三年——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考验，可以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同时他在讲话的最后一段风趣地讲了他自己经历了在赣闽粤边区三年游击战争之后，在抗战前夕，为了号召在敌人包围中苦斗了三年多的各游击部队集合起来，联合抗战，而被一位革命农民领袖逮捕、捆打，最后还是耐心说服了这位革命农民领袖，使这支部队参加了新四军行列的故事。这个故事，1951年他在上海曾和宋之的同志讲过，后来又亲笔写信给宋之的同志要他不要发表和引用，那么，为什么又在与三年游击战争看来毫无关系的广州会议上讲一遍呢？可能在当时听了这次讲话的人也不一定能体会到他讲这个故事的深意。同年七八月间，我在北戴河问过陈毅同志，他回答我说：“‘七大’之前毛主席不是在延安也讲过‘古城会’的故事吗？”一句话就把他讲这个故事的深意讲明白了。他看到了戏剧界内部的矛盾，也就是文艺领导和创作人员之间的矛盾、误解和对立，因此他讲这个故事希望同在革命阵营内的同志都应该互谅互助，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大局为重，团结为重，消除误会，尽释前嫌。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不择手段地破坏我党半个世纪以来的优良传统，抄袭蒋介石的“制造矛盾，利用矛盾”的手法，拉帮结派，既破坏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又破坏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他们肆虐的十年中，在文艺界戏剧界制造了各色各样的小帮派、小团体。林彪、“四人帮”打倒了，参加他们反党阴谋的帮派体系已经大致查清了，但是文艺界戏剧界的派性还远远没有肃清。我希望这个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得到解决。党中央的方针是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除了林彪、“四人帮”的死党骨干，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打、砸、抢的首要分子之外，犯过错误甚至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讲过错话，写过“表态”文章的人，只要他们愿意悔改，肯老实地讲清问题，都应该给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回到革命队伍来的机会。另一方面，在十多年的时间内，不少人蒙了不白之冤，遭到了诽谤、诬陷，因此那些受害者对诬陷他、打他骂他的人，以及和他打过派仗的人，心中有气，不愿和这些人共事、合作，这些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抓纲治国，安定团结，为了戏剧工作也能“三年大见成效”，我希望已经得到平反、恢复名誉的受害者，还是高风格、高姿态，不咎既往，不记前愆为好。总之，我们要记住华主席的话，要团结团结再团结。干革命，人还是多一点好。
第三个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就是题材问题。对此，我想讲三点意见：其一，我认为，题材的广度可以依照“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应以现代题材为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题材、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题材、历史题材、外国题材、民间传说、童话、神话等等题材全面发展。这当然要有领导、有界限、有主次的，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而且各个时期的题材也是十分广泛的，可以写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等等。而且只要作者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对待和分析事物，也不排斥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其二，写现代题材，不仅要写“现在”的题材，而且要看得远一些，从现在起就要创造条件，努力去写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新人新事。也就是说，写20世纪最后二十二年新长征中的英雄人物。这二十二年是我国八亿人民极大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期。就是每个作家从今天起就应该考虑到新的时期、新的条件、新的对象。对这个问题，我打算在即将召开的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上讲一讲，这里就不多说了。其三，写任何一个时期的任何题材，都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现在剧坛上老调子唱得太久了，老程式太多了，老框框（包括创作和表导演）束缚得太紧了。我衷心希望戏剧艺术能有一批新人写出有新意的作品。简单地说，就是要去陈规、出新意，这也可以说是推陈出新。现在的戏剧创作和表演艺术上的大病是套套太多、太旧，在写别人已经写过十遍八遍的故事，在写别人，已经写过十遍八遍的人物，有什么意思呢？怎能得到群众的欢迎呢？已故的剧作家和导演洪深同志常讲的一句话，要Something new，就是要有一点新东西，这是当前戏剧创作、表演艺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戏剧（主要指话剧）的特征问题。这个问题对在座的有经验的剧作家来说，分明是班门弄斧，但是这次会议邀请了不少业余的年轻作者参加，所以我还想讲几句。大家知道，话剧（我指的是易卜生以来的话剧形式），是一种受时间和舞台限制得很严的艺术形式。时间，一出戏最多只能演两三个小时，这不同于元曲、昆曲和连台本戏。舞台，现在上演的舞台，还受到三面墙的限制。由于有这种限制，所以话剧有既不同于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又不同于电影的特点。有些缺乏经验的作家，写一个多幕剧多达十二三万字，那是一个下午、一个晚上无法演完的。毛病是情节多，人物多，特别是对话多。总之是不精练，太拖沓，不考虑到时间的限制。其次是不了解话剧和长篇小说、电影是不同的。不从舞台的实际出发，一出戏分成十几场，零碎、松散，前无伏笔，后无交待。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其毛病在于不考虑到舞台的实际限制，不讲究结构，不讲究“叙述法”。我认为写话剧之难，难在第一幕。第一幕不写好，整个戏、整个剧本是写不好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各自一定的“章法”，而话剧尤然。我希望初学写剧本的同志，认真地精读一些中外古典剧作，从外国的易卜生到中国的曹禺，不是泛读，而是精读。学习他们的匠心的结构、细致的刻画、精练的语言等等。戏剧是最富有群众性的艺术，但它要受到广大群众的检验。单有好的主题，单有勇气是不够的。所有写作的人，第一要有正确的思想，其次是要有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要下决心学技巧，而学技巧则要下苦功。多读、多想、多练。我想引用一句华主席的话来结束我的讲话，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再团结”。
注 释
〔1〕 原载《人民戏剧》1978年第8期，收入《夏衍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