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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演剧队的一些史实
今年3月5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八十诞辰，在这时候，所有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过来的人，谁都会心潮澎湃，追想起总理对我们这些人的亲切关怀和细致而又严格的教育。前几天，从电视中看了北京电影学院演出的《最后一幕》，很受感动，抗敌演剧队的建成、壮大，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斗争的历史，正是周总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和抚育青年文艺工作者的一个光辉的范例。
抗敌演剧队在国民党统治区艰苦奋斗了十多年，可是他们却被万恶的“四人帮”诬陷迫害了十多年，不少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在迫害中牺牲了，不少队员和他们的家属都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了残酷的摧残。但是，这一长达十年的冤案，终于在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得到了昭雪。是非黑白，是不容混淆的，我认为有必要说明一下周总理领导和关怀抗战演剧队的一些史实。
抗敌演剧队是怎样成长和战斗过来的呢？
1937年抗战开始之前，上海文化艺术界和广大的爱国青年纷纷要求组织演剧队、歌咏队、服务队等，到前线去参加抗日宣传工作。经过党组织讨论，同年9月，得到当时刚刚建立起来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同意，组织了十二个“救亡演剧队”（它的全名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救亡演剧队）。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是在“西安事变”后开始筹备，到1937年夏郭沫若同志回到上海后正式成立的一个文化艺术界的统一战线组织。由于当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因此这个协会有一些国民党和与国民党有关的人参加，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员是党领导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和民主同盟的前身救国会领导下的爱国青年。我参加了这些演剧队的筹备、建队的讨论，并和一些演剧队的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但由于当时我已经担任了以郭沫若同志为社长的《救亡日报》的工作，因此具体的筹备、建队工作主要由原左翼戏剧界联盟党团负责人于伶同志负责。这十二个队从10月开始就陆续离开上海，奔赴前线。
上海沦陷后，我于1937年底奉命离开上海到广州，进行《救亡日报》的复刊工作。这些演剧队在江、浙、皖、鄂一带工作，到1938年，陆续到达武汉。在这一段时间内，这些演剧队都是通过留在上海的于伶同志与上海党组织保持联系的。
我在1938年4月下旬到武汉，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救亡日报》的工作。第二天，总理约我在昙花林第三厅谈话，问起救亡演剧队组成前后的情况，并说这些演剧队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的民间团体，所以，在国民党区域活动不仅经费上有困难，在演出上也遇到不少麻烦。有一个队因为唱了一首反“摩擦”的歌，就几乎被迫解散。现在已经有了第三厅，所以我和郭沫若等同志商量后，打算把这些演剧队改组为第三厅直属的抗敌演剧队。总理说，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国共两党都有庄严的责任，可是国民党对抗敌宣传消极怠工，那么这份工作只能由我们担负起来了。让这些演剧队有一块“政治部第三厅”的招牌，用他们的钱，演我们的戏，唱我们的歌，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接着，我又从杜国庠、冯乃超等同志了解到，这些演剧队从上海到武汉的途中，又吸收了许多新的成员，各队队长也有了改动（原来的队长中，一些人已经参加了第三厅的工作，一些人已经去了解放区）。各队的队长绝大多数是党员，由非党员担任队长的队里面，也有党员参加，各队都已建立了秘密的党的支部或者小组。我离开武汉的时候，周总理要我和到广东工作的各队保持联系。同年9月，八路军广州办事处通知我，这些救亡演剧队已正式列入三厅的编制，改名为“抗敌演剧队”。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我和《救亡日报》同人在战火纷飞中离开广州，于同年11月到达桂林，筹办《救亡日报》桂林版复刊。当时郭沫若同志和第三厅已经转移到长沙，我就于11月10日从桂林到长沙，向周总理和郭沫若同志请示《救亡日报》今后的工作方针。当时长沙的情况已经极端混乱。11日我向周总理和郭沫若同志汇报了广州失守后《救亡日报》的情况。由于前两天，岳阳失守，长沙震动，周总理工作很忙，约我第二天下午四时到水风井第三厅再谈。可是这一天，就是长沙大火的日子，因此我到水风井的时候，总理就来不及谈《救亡日报》的事了。指示说，《救亡日报》的事，到桂林后再给你联系，现在先交你两个任务：第一，给你一辆汽车，由你和孙师毅、马彦祥护送于立群等同志到桂林，然后，立即自筹经费，赶快恢复《救亡日报》，建立宣传据点；第二，目前战事紧张，散在各地的演剧队不可能和三厅保持联系了，在桂林的《救亡日报》是一个公开合法的报纸，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由你和各演剧队保持联系，我已通知各演剧队，有必要时到桂林和你联系，你能解决的就帮他们解决，不能解决的，通过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向南方局请示。这时第三厅已经开始撤退，临别时，总理再一次和我说，这两件事归你负责。下午六时左右，我在暮色朦胧中匆忙地离开长沙。当晚，汽车到下摄司的时候，长沙就发生了大火。当时，沿途车辆、伤兵、难民拥挤。我们好不容易到18（或19）日才到达衡阳，这时候才知道周恩来同志已经从衡山赶回长沙，并指定由洪深同志率领各演剧队日夜兼程赶回长沙，担任大火后的救护和善后工作。事后洪深同志告诉我，在长沙大火之后，演剧队的一切活动都由周总理亲自领导，从方针政策、具体行动、对国民党人员的既有团结又有斗争的策略，一直到队员们的生活细节，总理都作了细致周密的指示，并逐日进行了检查、汇报。
1939年秋，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各地的演剧队都受到了严重的压迫，许多队有被迫加入国民党的危险。九队队长吕复曾于九十月间到桂林和我谈到这个问题，我请示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李克农同志，李克农同志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听取了吕复同志的情况汇报，并对吕复同志传达了南方局的指示。主要内容是演剧队当前的主要任务还是长期隐蔽，保全实力，团结一切要求进步和爱国的人，反对国民党的顽固分子。各地情况不同，必须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国民党内也有不同派别，余汉谋和张发奎不同，李宗仁和白崇禧也不完全一样，所以应该利用这些矛盾保全自己。要广交朋友，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但一定要坚持原则，不演一出反共戏，不唱一支反共歌，又要谨慎小心，不要冲动急躁，不要自己戴上红帽子。如有遇到被强迫入党时，可拖则拖，拖不下去的时候，可以集体加入，但有三点必须注意：一、必须向全队讲清楚，使大家有个思想准备，取得队内的意见一致；二、个别队员坚决不愿参加和已被国民党监视有危险的人，应设法保护他们安全离队；三、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弄假成真”。之后，我从吕复同志详细了解了各队情况，并要他想方设法让各队队长了解南方局的指示。此后，在这一年冬，李克农同志曾和我说，周恩来同志曾两次电询过东南各省的演剧队的情况。我也曾通过各种途径和在湖南、广西、广东的演剧队联系，了解他们的情况，并把这些情况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
1941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因为桂系的白崇禧是这一反革命事件的主谋者之一，因此在桂林也掀起了反共高潮。这时，在《救亡日报》因为拒登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的诬陷新四军的消息而遭到了当天报纸全部被扣的事件之后，周总理通过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通知我立即离开桂林赴香港，和从重庆撤退的文化工作者合作，建立对外宣传据点。我离开桂林时，请李克农同志电告周总理。我离开桂林以后如何与各演剧队联系，请予指示。我到香港后不久，就接到周总理的回电，内容是今后在白区的演剧队，可与重庆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冯乃超同志联系，假如有人到香港的话，也可与他们接触，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我记得演剧八队的刘斐章同志曾到香港和我联系过一次。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我经过澳门、台山回到桂林。在桂林，又向新中国剧社的杜宣、严恭等同志了解了一下大后方各演剧队的情况。1942年4月间，我到了重庆，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文化界人士由廖承志同志领导，分途撤出的情况以后，又把我在桂林了解到的演剧队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周恩来同志对各演剧队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下来，不演一个反动戏，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表示非常高兴。接着，当于伶、宋之的等同志从香港回到重庆之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指示，要组织一个话剧团，使在重庆的话剧工作者有演出的机会，同时也可以吸收一些到重庆的演剧队的成员参加。
从1942年到抗战胜利的三年时间内，周总理还是继续通过文化工作委员会和散处各地的演剧队保持联系，并不止一次地亲自接见到重庆来请示的演剧队同志。甚至当我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奉命赴上海恢复《救亡日报》时，在临行前的深夜，周总理还派专人带口信给我，指示我到上海后立即告知刘晓、刘长胜同志，要他们迅速通知东南各地的演剧队：抗战胜利了，但斗争还没有结束，要求他们不要忙于“复员”，一定要坚持下来，等候党中央的统一安排。
以上事实说明，从救亡演剧队到抗敌演剧队一直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和战斗过来的。他们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地区内坚持战斗，宣传党的团结、抗日、进步的方针的轻骑队，是党在国统区的一支重要的战斗队伍，而绝不是“四人帮”诬蔑的所谓“反革命别动队”。我对演剧队的工作做过一段时期的联系工作（主要是在东南地区），因此，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深感到根据亲身经历的史实，说明事实真相，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是我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
注 释
〔1〕 原载《人民戏剧》1978年第3期，收入《夏衍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