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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这么一个会，总结一下经验，对今后的电影工作很有好处。我在1979年写过一篇文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最近，我在《世界博览》写了一篇关于三十五周年电影回顾文章；11月在《大众电影》写的一篇短文章，也是讲的三十五周年。这个会议是个学术讨论会，从拿来的材料看，大家的发言都涉及很有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
一
这三十五年是我们亲身经历过来的。笼统地讲，三十五年来是有成就的，但是道路也并不平坦。我想这个三十五年应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是十七年；第二个阶段从1966年到1976年，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第三个阶段是从1976年到1979年；第四个阶段是从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五年多。
第一个阶段应该充分肯定成绩，许多事情都是解放以前不能想像的，我们建立了几个老厂，部队有了八一厂，还建立了科教片厂、美术片厂、新闻片厂，成立了电影家协会，办了杂志，还有一些基本建设，包括翻译片厂、洗印厂，自己能够制造机器。过去我们一寸胶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什么都没有，更不用说自己制造摄影机。这十七年做了很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也应该讲拍了一些好片子。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个空白，从1967年开始三年完全没有拍戏，以后是一年拍那么几部，几乎是空白。拍的也是样板戏什么的，不去讲它了。这是对电影大破坏的十年，电影界人死得最多，受打击的最多，破坏也最厉害。
打倒“四人帮”以后的三年，是徘徊的三年，步履艰难的三年，从政治上说是“凡是派”的三年，“按既定方针办”的三年。这三年情况比较复杂，电影方面有一些好的现象，也拍了一些比较好的影片，但是没有太大的起色。
最后这五年，就是从三中全会以来到现在，这是一个大发展时期、大飞跃时期，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最近《经济日报》在展开一个讨论：电影质量不高，经济效益很低。
电影方面三十五年来走过的这个四阶段的道路，现在回想一下，也可以说是崎岖不平的道路，曲折坎坷的道路。具体地讲，包括建国以后的十七年，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每次运动都是电影首当其冲。今年11月份的《大众电影》上有个表，是关于建国三十五年来故事片（包括戏曲片、舞台纪录片）的。这个表虽然是些枯燥的数目字，但是很能说明问题。举一个例子：1950年我们拍了二十六部影片，到1951年降到八部，三分之一都不到。这是什么道理，今天在座的同志都清楚，就是对《武训传》的批判。当时没有搞成整个运动，但用现在的话来讲，也是以大批判开路，人人过关。当然我首当其冲，因为这个片子出在上海，当时我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兼文化局长，所以首先在《人民日报》做检讨的是我。人人过关，不仅包括孙瑜、赵丹，还包括写过推荐《武训传》文章的每一个人。实际上对电影的批判，1950年就开始批评了《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接下来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反右派斗争是全国性的，不单是对电影界，但它的起因是从钟惦棐同志的《电影的锣鼓》和上海梅朵同志写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这两篇文章开始的。一开始就是运动，群众性运动，波及的面非常大。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电影界划右派的人不多，创作人员中上海的吴永刚、吴茵、石挥；其他主要划的是写电影评论的，如钟惦棐、梅朵这些。
解放以来，从1951年的八部逐渐回升，每年递增十部，1959年达到七十六部，是“文化大革命”前产量最高的一年。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确有几部比较好的影片，就在这以后，由于反右倾斗争，文化部都是重点帮助单位，实际上是重点批判。离经叛道嘛！就是我讲的：题材应该广阔。反右倾斗争虽然并不像反右派斗争那样搞群众运动，但是批了一部分影片，如《上海姑娘》就是那个时期的影片。1959年以后，产量比七十六部下跌，徘徊在五十部、六十部，一直到1963年又有所回升，质量有所提高，其主要原因是1961年北京故事片创作会、1962年广州会议，周总理讲了知识分子问题，陈毅同志讲了脱帽和加冕的问题。之后，周总理又对电影界讲了几次话。但影片的产量始终没有再超过1959年的七十六部。1963年以后又开始下降，因为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下来了，文联和文化部开始整风：文化部改组，文联撤换，接下来就是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十七年中可以看得出来，影片的主要生产数量和质量，跟当时的政治运动有很直接关系，而且电影是首当其冲的。
打倒“四人帮”初期，整个文艺界情况都是比较好的，出了一批好的作品，但这三年的路也不好走。当时党中央的负责人是所谓“凡是派”嘛。“按既定方针办”嘛！因此思想也不能解放，“文化大革命”中，以及过去受迫害的都还没有平反，那时荒煤还在重庆图书馆，1978年才回来。这三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呢？首先还是意识形态方面开始的一场辩论，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在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动。实际上这个话是过去早就讲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在那个时候成为一个问题。“凡是派”是反对这个的，要批的，的确也批过。到什么时候情况开始变了呢？第一是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四人帮”被打倒以后一个时期不是还批邓嘛！第二是1978年耀邦同志当组织部长；还有万里同志在安徽搞农业改革，接下来就是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党中央领导的方针路线起了个变化。这三年的路是这么走过来的。打倒“四人帮”以后，电影界是很有声势的，有些老的电影工作者恢复了工作，很想搞点戏，也写了一些剧本。那时候跟我有点关系的有两部影片，一部叫《法庭内外》，讲法制的；一部叫《柳暗花明》，鲁彦周等人写的，写安徽的农业改革，这个改革还是初步的，只反对“以粮为纲”，农民可以搞副业，接触到反对顽固派。这样一些题材的路也难走哇，《法庭内外》差一点被枪毙。反对武斗的《枫》，也经过许多曲折的。这一段路不平坦，电影界许多人没有恢复名誉，组织问题都没解决，没作结论。“四人帮”时受迫害的人真正平反昭雪，是耀邦同志到了组织部以后才开始的，我们这些人都是那个时候开始才作了结论的，专案组才撤销，中组部才改组。同样也是在耀邦同志到了中组部以后才开始对1957年反右时的右派平反，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着，在经济方面是农业改革开始，万里同志在安徽开始搞农业改革，鲁彦周等人写的《柳暗花明》我参加过改剧本，参加过意见。那时候只是还没有敢讲包产到户，更谈不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只开这么一点口：就是特别贫困的地方或者边远地区可以少量地包产到户。但这个事情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从安徽开始之后，就像野火一样，全国农业经济改革起来了。
三中全会以后这五年期间，我们电影界也起了很大变化，1978年不到四十部，以后逐年上升，到去年有一百二十七部。这跟“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革”后三年来比，那是很大的差别。这说明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小平同志一再讲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党的方针的重要性。六中全会通过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下来就是1982年的“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指出：我们在思想上坚决冲破了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束缚，重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一个大变化。在党的领导方面，一方面是拨乱反正争取安定团结，对过去的错误平反昭雪，作出正确的结论；其次就是农业经济改革。到今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好是五年十个月。
这五年十个月中，我们电影界起了很大的变化。从1979年的七十六部到去年的一百二十七部，这是在数量上。质量上也有很大提高，拍了很多好影片，得到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和“金鸡奖”的影片，那是拿得出去的、质量比较好的影片。昨天，我碰到我们驻日本的大使宋之光同志，他讲，这一次在日本举行中国电影周，拿出去的《大桥下面》、《寒夜》等相当受欢迎，特别是《大桥下面》，曾担心日本人不接受，但在东京、大阪都是卖站票。所以这五年多时间里中国电影的确起了很大变化。这个重要变化就是反对了教条主义束缚，解放思想，发挥了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最近国家体委有个材料，建国三十五年来我们获得的奖牌有三分之二是三中全会以后的五年中得到的，这跟我们电影方面的情况差不多，从数量上讲，每年拍一百二十多部是没有问题的。
回顾三十五年来的情况可以看出，电影事业能不能发展，电影质量能不能提高，主要看政治上是否安定团结，看党的政策符合不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要反掉教条主义，反掉条条框框的东西。1978年、1979年作家协会开会时候我曾讲过，“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电影里是没有什么讲恋爱的，记得长影拍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是讲恋爱的。其他讲恋爱的当然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但那是讲古代恋爱的，而现代题材是不能讲恋爱的。我总记得，《青年鲁班》这个戏拍出来以后，其中有一段恋爱的情节还是我剪掉的。这不是条条框框吗？粉碎“四人帮”以后就不可收拾了，1981年和1982年每一部戏没有恋爱简直不成了。这也是一个“物极必反”的情况。但总而言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挥电影工作者积极性的时候，党的政策对头、人民群众拥护的时候，我们电影事业的潜力就可以得到大大的发挥。
二
我们的经济改革，我在外事工作中所接触到的外国人，不管是日本人、美国人、欧洲人，没有一个不讲中国农业问题解决了、十亿人口能够吃饱饭是个奇迹。我们今年生产粮食四亿吨，八千亿斤，这个数字是了不起的。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十月革命到现在六十七年了，它的粮食问题没解决，它只有两亿多人口，今年向美国、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进口粮食是四千五百万吨，六十亿美元，占它出口贸易额收入的四分之一。“文化大革命”中尽管老吹“以粮为纲”，但粮食不能解决，而现在粮票作用不大了。为什么农业方面起了这么大变化？还不是冲破了旧的框框吗？过去一个农民要种什么东西，不光是集体所有的土地，连个人三分两分自留地都要管着的，管死的。1965年，我在山西搞“四清”的时候，我住的农民家里在自留地种西瓜，生产队长来制止，而且后来把他已经种上的西瓜全拔掉了。这个农民还有什么积极性呢？自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积极性增加了，副业起来了。更进一步的一个大创造，就是乡镇企业。农民离开土地到乡镇办工厂。乡镇企业办一得最好的是江苏。我今年到苏州、常州、南京看了一下，那个地方一个乡的乡镇企业收入上亿，甚至两亿。农民办家庭工厂、办集体工厂、办旅馆、办交通、办文化馆、办放映队的很多。使八亿农民富起来这是一条；第二条是农民富起来以后，离土不离乡，到乡镇去办企业，这就达到了我们过去老讲的但是空讲没有实践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缩小。今天从报上看到，河北两个农民办的工厂的厂长到北京举行答谢宴会，请知识分子。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改革说得很清楚，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从农民开始的，农民先富起来了，逼着城市非搞经济改革不可。这次城市经济改革当然困难一点，大概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开始见成效。“十二大”讲到本世纪末翻两番时提到，只要我们在政治上不犯错误，翻两番是可能做到的。因为从1982年到本世纪末还有十八年，如果翻两番的话，工农业总产值每年要增加百分之七点二。而工业发达国家像日本和西德，每年最多增长百分之九到百分之十。我们要在十八年内每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二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从“十二大”到现在只有两年，今年年底就可以提前两年完成六五计划。我们现在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是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九多，今年大概是百分之十，是很好的年成，历来所没有的。这个势头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明年还可以更好。所以，今年国庆小平同志明确地提出，我们现在可以说，可以做到翻两番。这个数字不小嘞！1982年开“十二大”时，国民经济总产值两千五百亿美元，翻一番是五千亿，翻两番是一万亿。与世界先进国家比比，美国是二万亿，日本不到一万亿，苏联是一万亿多一点，我们中国到本世纪末达到一万亿，那么已经跟先进国家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只能达到小康水平，因为日本只有一亿人口，一万亿的话，每人平均一万美元。我们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每个人，不分男女老少，年收入八百到一千美元。争取再用三十年至五十年，到2050年，我们人民平均收入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小平同志说翻两番不算我们伟大的雄心壮志，我们的雄心壮志是在下一世纪五十年（2050年）赶上或接近世界水平。对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应该有认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增加我们对党和国家前途的信心，对于我们事业的信心。三中全会以后，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农业改革或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面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的突破。这个话不是我们单独讲的。罗马尼亚的报纸、南斯拉夫的报纸，甚至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都是这样讲的。中国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农业改革所出现的景象，美国报纸认为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不露声色，不搞运动。假如保持这样一种势头，我们国家的前途，我们的电影事业的前途是完全可以改观的。今年10月4日，中央领导同志跟香港来观礼的英籍华人的一次谈话中讲到：我们中国有句话，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是孔夫子讲的，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因为我们中国到了建国三十周年，就是1979年，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四十而不惑，今后十年里，我们这条路不会有什么改变了。这个小平同志讲过不止一次了，我们“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这个政策，不是不会变，而是不能变。这条路线对了，人民拥护，那要变也不可能。过去不是农民穷吗？农民穷了几千年，从中国第一次农民革命，陈胜、吴广起义，每次换朝代都是农民革命，农民穷了几千年，如今在短短不到六年的时间里，中国八亿农民开始生活好转了，富起来了，特别是沿江沿海一带的农民，不是万元户，五万元户，十万元户都有吗？不是湖南有两户农民开了个旅游车到北京来旅游吗？这个事情中国历史上有过吗？没有吧！这样的例子外国有没有哇？没有吧。苏联搞了六十七年，农业部长不知换了多少，农业始终没有办法。他们尽管和美国搞得很坏，但也非要向美国买粮食不可。因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就是美国。所以有这点认识，我们电影事业只要真正地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十二大”的方针政策来做，那我们的前途是很可观的。现在整个国家形势很好，比我们预想的要好，甚至于好得多。而回到我们本行来讲，我们电影的情况怎么样呢？不仅跟农业不能比，跟工业也不能比。我们电影是落后了，这一点是应该承认的，假如不承认这一点那是不行的。尽管我们电影的部数到了一百二十七部，但是质量不高，这是我们每年都要讲的。一百多部中真正拿得出来的，三十部到三十五部顶多了。绝大多数是平平庸庸的，甚至有些是不好的，勉强通过，政治上没问题，可以放映，但实际上片子质量很低。质量不高，经济效益很低。《经济日报》登的是每年以两千万次的人数下降，电影的发行拷贝数增加了，经济效益下降，这为什么？现在文教口四个部门，教育、卫生、体育、文化，走在最前面的是体育。我们今年奥运会得了那么多金牌，全国人民都振奋。为什么体育进步得这么快，这就是一个搞活的问题，一个对外开放的问题。女排三连冠，早在1965年，周总理请了大松博文来当女排教练。我们的球队，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大量到国外去比赛，他们比较开放。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还有领导重视。每次参加比赛回来，各个省市委都要发奖的，工资上升一级，当三八突击手，当劳动模范，这在我们文艺界没有吧？我今年8月在烟台看了奥运会比赛后，我用化名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我说，为什么体育健儿回来以后，体委领导同志到飞机场去接，甚至国家领导人到飞机场去欢迎，回来后各省、市都要给他提高工资一级，给予劳动模范称号？为什么我们文艺界对得奖的没有这样？文艺界胡晓平唱《绣花女》在匈牙利得奖，今年张建一、詹曼华都得奖，为什么也没有领导重视？为什么体育是这样的？当然后来文化部也给了一点奖，但是省、市好像没有。我们浙江给张建一提升了一级工资。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可能是低薪里面的低薪吧？我去年问过电影演员刘晓庆一月工资多少钱，还是五十几呀？她说：现在加了一点，六十多元。我们电影在国外得了奖，国内有没有奖啊？文化部有奖，给几千块，但还是平均主义的，大家分到一点。这次女排三连冠，国家体委给袁伟民一万五千块，给郎平、张蓉芳一万三千块，其他各队员根据功绩大小、贡献大小都有奖金。这个文艺界有没有？更重要的还有这么一条，在我们文艺界里，为什么歌唱家、钢琴、小提琴、芭蕾舞在外国可以得奖，为什么电影真正要得到大奖是很难的？我们得到一些特别奖，是有点照顾性质的。《光明日报》今年11月1日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座谈会文章，他们讲到古典音乐、体育可以上去，而其他方面上去慢，主要因为这些跟实际没有关系，跟改革也没有关系。其他的就管住了，管得最厉害的大概是电影跟话剧，当然短篇小说也经常挨批评，长篇小说挨批评就比较少，因为长篇小说究竟没有什么人去看，没有被发现。我最近看了一篇长篇小说，山西的柯云路写的，叫《新星》，二十三万字。我看了这样的东西，感到如果拍电影准通不过。因为他是写一个三十多岁的县委书记，到一个最保守的县里单枪匹马与各种势力作斗争。三中全会以后，文艺工作者是不是真做到思想解放了？领导上是不是真正想把文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我想远远没做到。为什么没做到？就是“十二大”提到的那个“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文艺界还没有完成。因为要破这个东西必须要清算“四人帮”，要彻底否定“文革”。我们文艺界，至少我们全国文联整党里面根本没提彻底否定“文革”，当然更没查“三种人”。现在第一期整党已经结束了，如果不彻底否定“文革”，必然还有“大批判开路，人人过关”这东西，一部小说有点毛病，一部电影有点毛病，就东推西挡。上海《电影新作》的一位记者访问我，我说，电影没有好剧本这个问题是有的，但是有了好的剧本不敢拍也是个问题呀。《人到中年》不是几个厂推来推去，结果长影拿去了，得了“金鸡奖”。这样的事情很多呀！这个问题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叫做领导上要放权，政企分开，让厂有独立自主权，拍哪种片子，哪个人来导演，选哪个剧本，要有这点权，这就是农民的自由种植，愿种什么就种什么。第二，创作人员自我松绑，创作人员自己把自己捆死了，要自我松绑，创作人员不敢放手，这也是有的。有的戏照逻辑发展下去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是这样改了。为什么呢？还是一句老话：心有余悸。现在创作人员，包括导演、厂长，心有余悸，怕，怕出问题。还是那个“但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今后运动是不搞了，也搞不起来了，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但是大批判开路是可以的，组织几个报纸来批，这可以的。我与刘晓庆只见过一两面，刘晓庆写了一篇《我的路》，要批。我问《中国青年报》是什么理由，说是批两条，一条是个人奋斗，第二条叫做自我吹嘘。于是我就很奇怪了。我认为现在的青年人不管他自我奋斗也好，集体奋斗也好，他肯奋斗还是好的。现在怕消沉，不奋斗，这就麻烦了。一方面反对个人奋斗，一方面又鼓励自学成才，这到底怎么讲法？这自学成才不是个人奋斗吗？自学成才你没人帮助啊，这就要批，后来又说可以不批。究竟怎么一回事啊？
这个事情如果不改变，怎么能使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起来？我在30年代就开始搞文艺工作了，我可以讲，今天的青年人、青年的文艺工作者，比30年代强得多。现在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一方面可以说是最不幸的三十年。现在三十五岁的青年，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他六岁时碰到反右派，可能是爸爸、妈妈挨上了；他到十岁左右碰到大跃进、大炼钢铁，搞得饭吃不够；正要进大学的时候，碰着“文化大革命”，插队落户到黑龙江，到内蒙。这么一些青年人，他们还有这么大的劲头来探索，来努力地搞。当然有个别坏的了，刑事犯罪也有，但绝大多数都很好。现在三十来岁的作家写出来的作品，比我们30年代强得多，不管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强得多。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农业可以上去，工业可以上去，为什么文艺不能上去？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就是我们没有彻底否定“文革”，还有这么一股可怕的东西，还是害怕，厂长也是明知这个片子好，但是不敢拍，这有的吧？明明有个好剧本，导演也不敢拿来，也有这种情况。究竟什么原因？我们现在搞“四化”，可以拿《西游记》唐僧取经来比一比。唐僧带了个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去取经。猪八戒品质并不好，沙和尚能力并不强，最能干的就是孙行者。而这个唐僧对猪八戒、沙和尚不太管，他就管这个孙行者。孙行者当然有时候也发脾气，也不听话，唐僧有一个办法就是念紧箍咒。那个紧箍咒偶尔念一遍也可以，真到孙行者不听话的时候念，但你天天念这个，孙行者的积极性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发挥的。孙行者的积极性不能发挥，唐僧也不可能到西天，因为唐僧主要依靠孙行者。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如果起不来，四化是没有希望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讲：城市经济改革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起来就是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人才。对知识分子如果东一棍西一棍地打，不采取完全与人为善的、帮助的方法来诱导、来帮助，而老是用这种大批判开路的方法，组织那些个报社来批，用这个方法，文艺方面是上不去的。对贾平凹的确当地已经批了，但是他最近写了三篇短篇小说，写农村改革的，我看都写得很好。这样的青年不应该爱护、不应该尊重吗？犯一点错误就不行啊！电影界情况应该比过去好，这是肯定的。但是要真正符合耀邦同志最近的要求，要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这个恐怕不行。因为这一类问题我们实际上吃的苦头够多了。你们这次看了《关连长》、《上海姑娘》，你们都还觉得很好嘛，为什么那个时候会被打成“毒草”的呢？康生不是要“拔白旗”吗？这就是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材。现在回过头来看，瞿白音已经死了，他提出的“皮包公司”确实有道理，他承包一个摄制组为什么不可以呢？自由选材，自负盈亏为什么不可以呢？完全可以嘛！有人同我开玩笑，说你敢不敢承包？我说假使我年轻二十岁，我准包一个厂，现在没有人敢出来承包，因为牵扯很多。五六十年前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他在这篇文章里讲：作家、知识分子，一般比较敏感，他常常会讲得早一点，别人没有感觉到他先感觉到，先感觉到了先讲，讲了就会挨骂。这篇文章在《集外集》里。他举了个例子，小孩练体操，体操教员叫“举——枪”，一定要等“枪”这个字出来举起来才对，你如果在喊“举——”的时候举起来就会挨骂，早一点就不行，但是文艺工作者常常早一点。《我们夫妇之间》是1950年拍的，讲的是农村干部到城市，对城市里面的生活一切看不惯，发生矛盾，以致造成夫妻之间的矛盾。这么一个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种信息，就是在农村里没有知识可以，到了城市里就不行。现在看这个问题没有错啊，现在连工人都要补习，要提高到中学水平，农民也要办学校。1957年王蒙因为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划了右派，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我看也是一个信息。它反映一个工程师和一个队长两人在桥梁工地上发生的矛盾。队长是什么事情都要请示，上面没有话他不办，所以当洪水到来、桥梁要冲垮的时候，他拼命打电话问上面，上面好容易接通了，桥已经冲垮了。工程师没有请示，根据实际情况非要抢救不可，他抢救，结果保全了。就是写这么个东西：究竟以上面的意志为准呢，还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好呢？这就是一个官僚主义问题吧。1957年不是提出要反官僚主义吗？那么这样一个作品为什么要批判，就是讲得早了点。这个报告文学今天发表不会划右派了，不会成问题的。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现在我们搞城市经济改革是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1984年的事情。但是城市经济改革在文学里表现得很早，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不是讲的城市经济改革吗？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可是受到压力不小，我替她抱些不平，还换来一些流言飞语，现在叫闲言碎语。这不是讲城市改革的吗？当党没有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她早了两年写了这个东西，就会引起问题。蒋子龙在天津也引起问题的。农村经济改革开头，鲁彦周等人写了《柳暗花明》，就是1978年万里下去的时候。文学艺术工作者一定要早一点，他感觉得快，他觉得这个问题快来了，他先向广大人民群众报个信息。现在信息这个话是很值钱了，信息有价值了，农民专门派人到各地去收集信息。但是信息这个话早几年讲是根本没人理会的。我在四次文代会闭幕时就讲了这个问题。我在1977年度文联全国委员会上就讲了80年代是信息时代。这一类问题假如不是从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采取帮助的态度疏导，诱导，而东打一棍，西打一棍，像马戏团里的鞭子“啪”响一下，吓你一下，这种办法不行。马戏团里那个鞭子不一定真打这个马，但“啪”一下，马就吓得要死。这个也不行，它只能按你的意志办事，不能有创造性。所以我希望文艺工作者能够认识我们现在新的形势，认识我们现在这个好的势头，我们党和国家这么好的形势，真正地解放思想，真正地认真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我们电影方面也是有前途的。
三
电影质量问题，我认为还是一个思想解放问题，还有“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这种思想。这个问题说起来话长。我也说过很多次，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学习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一点历史。至于现在电影卖座不佳，经济效益不高，这个原因很复杂。最近《经济日报》登了谢晋同志的讲话，还有几家厂长讲了，大概都讲了发行问题，发行公司一家专办独营，这个问题我看现在已经打开，快打破了。你们上海请了各地的发行公司经理，把《花环》 〔2〕 拷贝卖出去三百多个。将来别的省也要这样搞。最近新华书店的发行问题也打破了，各家自己搞门市部卖书。不单是这个问题，当然还有电影艺术质量不高的影响。我们电影不卖座的原因还有个电视。电视真正妨碍我们电影发行的，大概是这么几个，香港的《霍元甲》、日本的《血疑》。那几天放的时候的确是电影观众减少。我问过，演《霍元甲》的那几天电影观众少，他看电视去了。其他电视真正抢我们生意的不怎么大，当然有影响。谈到发行问题，当然这是一个问题，但不是全部问题。问题还在于制片厂的消费。摄制时间长，浪费大，人员臃肿，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影片也上不去。首钢在钢铁工业里是改革最好的一个典型，最近他精简了一万几千人出来。我们这个电影厂，开支大，人头费大，两千人，尽管低薪，那也相当多哇，机器还有折旧费，一天不拍戏也要花这么多钱。现在拍一部戏，可以组织编剧到厂里来写剧本，写几个月；一个导演出去看外景，从南到北，可以北到黑龙江、内蒙古，南到海南岛去跑，带了一批人；挑演员可以走很多地方。当然你也不能说他精益求精不对，但是把这种浪费算在内的话，我们这个电影要赔本。经济效益低这个问题，我不知讲了多少年，人员臃肿，后勤不好，常常为一件道具等着不拍戏。海盐衬衫厂讲“时间就是金钱”，香港一个月拍一部戏，二十天拍一部戏。最近，我在日本问德间 〔3〕 ，我说：你们究竟多少时间拍一部戏？他说，也就是个把月吧。前天我还问了杉村春子，这个老的戏剧家，她现在还在拍电影。我说，你这个电影到底拍多长时间，她说：假如我主演的话，个把月吧。我们现在起码四个月、五个月是平常的，还有半年、一年的。我们经营管理是有问题，有的是要上面决定改的，比如发行方面，此属必然，非改不可。但是制片厂本身的人员臃肿是一个问题吧，时间拍得长是一个问题吧，消费大是一个问题吧，消费不好是一个问题吧。还有，这个问题很奇怪：海盐衬衫厂步鑫生，他一个小厂子就几百人，有厂旗，有厂歌，他自己指挥唱，有厂标，我们电影厂没个商标。最近我看了珠影厂的《残月》，一开头就是珠江电影制片厂。就没有片头，没有商标。三中全会以后，报纸也起了变化，“文化大革命”以前，报纸上没广告的，现在是整版整版登了广告，但电影没有广告。没有广告，电影广告就登在路旁的广告牌子上，只有个片名，没有演员名。我看了不只一个。你懂得个扬长避短吧。比如《寒夜》，我最近看了的，《寒夜》应该有长处吧，巴金，中国第一啊，中国最有名的作家了。潘虹是“金鸡奖”得奖者，你这个长处你扬一下，你推销嘛，你厂要有个招牌。过去电影厂，比如像米高梅有个狮子，“哇”叫一声。这个东西年纪大的人大概都看过，每个厂都有个商标。而我们有的厂连个商标都没有。主要演员是可以引人来看的，你不登广告，人家不知道。别的都有广告，为什么电影不能登广告。“四人帮”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名字的，新闻署名是本报记者，本报讯。现在变了吧，新华社记者某某人，本报记者某某人，广播也讲了这个节目是某某人广播的。电影没有，要么就在电视里面搞个电影简介。你要有经济效益，但没有经济打算，不会做生意，轻商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这不光是电影界，从解放以后我们报纸上就没有广告了，这说明重生产轻流通，重产业轻服务，所以我们没有第三产业，都是一家包的，银行、邮政，都是一家统死地吃大锅饭，反正你赚钱不赚钱跟我厂长没关系，花了钱国家补贴，赔了本也没问题，这个就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城市经济改革里提出的：没有竞争，而没有流通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这是明摆着的。连一个衬衫厂都有个商标，可是我们现在有些制片厂还没有个厂标。现在我们的人就不愿做生意，厂长就应该是个企业家，既能够选择好的本子、好的导演、好的演员来拍这部戏，又愿意把这部片子推广出去，让更多的群众看，你不在这个方面去下工夫，这是不行的。要提高经济效益，一方面是精简。最近邓小平同志在军委讲了一个老年化的问题，新旧交班的问题；第二个讲了一个消肿，就是精简嘛；第三个是军地两用人才的问题。消肿问题，我们电影界也是有的。由于人太多，真正生产第一线的人少，非生产人员和老弱残兵多，结果经济效益不高。前年，我就写过文章说，假如我们现在一部片子以花钱花得多、人多才取胜，这是不行的，艺术质量提不高的。我看了《残月》，这个片子拍得不错，演员表演也比较好，但是有的地方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一个灯会要来这么多人啊！我看大可不必。我看了以后以为是三中全会以后的元宵节闹灯会，原来是抗战前。没有这么多人！乡下哪有这么多人，哪有这么多花费呀！现在我们的编制扩大，实在不单是电影，电影当然很突出，京戏也是这个样子。京戏过去龙套两个人，包公出来，两个旗牌。现在我们拍的《徐九经升官记》，一出来宫女四个，老爷一出来四个旗牌，编制扩大一倍。这个对艺术是不是有好处呢？没有好处。现在还有一种严重的浪费，就是这个戏拍完了，这一套衣服下个戏就不能用了，重新再做一套，好像国家的钱，人民的钱，根本不考虑在内。这种经营管理上的问题多得很。我认为人事臃肿，后勤不好，管理不善，浪费大，这几个问题实在是应该考虑一下。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现在的胶片全部是彩色片，全部要用美金去买，要用国家外汇去买得来。当然在这方面我们规定很死：1比3.5。外国这一关比我们宽，不计较这个数目，胶片便宜。但我们应该节省的地方没节省。特别是有的戏可以不用那么多人。用这么多人去搞，不仅对影片的质量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处。我看了《残月》，肯定这个片子不错，但是我跟曹征讲了，我也跟石方禹讲了，今后你们看片，这些看起来是小节，但是也要跟他们讲，他们没有经验。这些问题今后要讲，不要怕碰痛自己，碰伤自己。因为“十二大”的报告里明确讲，要彻底清理“文革”及其以前的“左”的思想影响。这个“文革”前的“左”的思想，我们这些人都有份。大跃进的时候，不是我也大跃进过！我也“左”过！你不要看我老右，我也“左”过的。过去犯了错误，你承认了，这没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以为应该很好地分析一下，真正认真地学习一下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这个决定有些地方比较难懂，你不搞政治经济的比较难懂，但是用小平同志的话讲，这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跟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部新的政治经济学，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一方面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同时马克思主义根据实际情况也要发展。因为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都写在19世纪中叶，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力，所以我在四次文代会闭幕时讲到：列宁宣布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想列宁现在还活着的话，一定要讲苏维埃制度加电子计算机，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子计算机，现在电子计算机威力多大啊！牵扯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人。最近文联派了个代表团到英国、荷兰走了一下，那地方美术学院有专门一课叫做电子美术，把色彩、线条、图样都储存在电子计算机里，一个一个打出来，拼合起来，看好了，就定下来，叫电子美术。现在发展到第五代计算机，日本人在搞，与美国人竞争。第五代计算机是一种智能计算机，不仅能计算，能控制，而且能思维，日本的机器人已经能讲话。将来科学还要继续发展。我们假使不学一学新的政治经济学，将来是不行的。我们这些年纪的人当然已经完成历史任务了，但今天要过渡到21世纪的人应当很好地根据中国的特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拍出有中国特色的新的中国电影，应该很好地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着你中国。前天耀邦同志会见一个日本人，这个日本人问：你们现在物价问题、工资问题怎么样？他们比我们关心得多。耀邦同志回答他：我们《决定》里面讲了，工资、物价不合理的部分确实要调整，但不让人民生活有所降低，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这不是随便讲的，现在党中央是成熟的，小平同志讲现在的党是成熟的党，办事情是妥善的，是按实事求是原则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来办事的。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么一个思想情况下，很好地学习一下三中全会的决定，把它同我们中国电影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我讲三十五年分几个阶段，只是供大家参考，我也是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电影不是没出路，我在这一点上是乐观的。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现在电视机有四千万台。我们的电影放映里还有个问题：只算35毫米的，16毫米的没算，现在农民自己办放映队，办文化馆，将来不愁没有观众。电视终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得到，所以只要我们片子好了，能够动人，能够教育人民，而且能够使人感兴趣，那不怕没有人看。但是问题是，一定要改变过去那一套做法，过去那种吃大锅饭、独家经营、没有人来跟我竞争的，那种情况要变，今后一定要竞争。我是看了《霍元甲》以后深有所感。因为演《霍元甲》的时候，据说是马路上的人都少了，看电视去了。为什么道理呢？《霍元甲》片子并不算好啊。为什么？除去武打之外，主要的还是它的情节。他一集看完还想看第二集。我们电影里从30年代以来都不大讲情节，情节不动人不能吸引人，电影也是这个问题。国庆十周年的时候，我讲电影演员要漂亮一点，不是到全国去挑电影演员吗？而“文化大革命”受批判的一条——选美人，这个对不对呢？我看对嘛！昨天宋大使给我讲，我们这次六位电影演员出去 〔4〕 ，把日本电影演员压倒了，比他们漂亮得多。很漂亮，这也不算错啊！我以为今后要让观众看好看的。欢喜看，愿意看下去，吸引人，要有情节，要有适当的娱乐性。过去不讲娱乐性，也是“左”的倾向。你这个电影究竟不是上课，不是听报告，它是靠娱乐，寓教育于娱乐嘛！你没有娱乐性，有什么办法？
今天我把我所看到的、我所想到的一些问题，讲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最后，我还有个建议：你们是不是把1956年舍饭寺会议讨论的方案找出来再看一看。那个时候我们派了代表团，司徒慧敏、蔡楚生到南斯拉夫、意大利走了一下，回来以后搞了一个方案，那个东西基本上是“三自一包”：自由选题，自由结合，自负盈亏，导演中心。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摄制组。这个方案要找出来看一看。我认为这个方案还是可以做的。
注 释
〔1〕 本文是夏衍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举办的“新中国三十五周年电影回顾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未公开发表。
〔2〕 《花环》，即《高山下的花环》，上海电影制片厂1984年出品，李存葆原作，李準、李存葆改编，谢晋导演。
〔3〕 德间，即德间康快，日本电影制片人。
〔4〕 “六位电影演员出去”，指刘晓庆、张金玲、陈冲等人组成的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