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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局召开的创作人员影片观摩学习会上的讲话
在这次电影观摩学习会上，每个厂都拿一部影片来，相互观摩、学习，同时也看点外国影片，以资借鉴、参考，这个办法很好。关于质量问题，我看的影片很少，发言权不多。你们带来的国产片，我只看了四部：《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枫》和《法庭内外》。我认为这几部影片都是好的，甚至可以说很好，尽管对这些影片也有争论。比如《枫》，听说不仅有争论，而且有人认为不能映。但我看了觉得这部影片还是好的，对我个人说来，它还给了我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现实”。有人说这部片子主题不清楚，我以为它的主题是让观众看了之后得到一个教训，就是这样的蠢事、惨事今后千万不要再干了。因为我想，人们看了这部影片之后，决不会模仿他们再搞文攻武卫了吧。人们可以看出，这种武斗是林、江反革命集团用革命词句欺骗青年、制造派性所造成的，它对青年一代造成了空前的灾难，今后绝不能再干这种蠢事了，我相信这样的社会效果是会有的。
谈到电影的质量问题，报刊上、观众口碑中都谈得不少。中国电影质量不高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从1956年康生提出“拔白旗”的时候算起，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从那时起，我国电影的质量一直随着政治运动的起起落落而上上下下。可以说，电影界一直处在一种风风雨雨、阴晴不定的气候之中，没有人敢理直气壮地谈技巧，当然也没有人离开政治去谈质量。我是1955年秋到文化部分管电影工作的，当时，群众对我也有不少意见，说国产片的质量比解放前还不如。我对司徒慧敏同志讲过，我们准备挨骂五年，力求在1960年前恢复名誉。可是，结果，在恩来同志的关怀指导和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到1959年，也就是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就出了一批好影片，不论国内外，对中国电影都做了新的评价。不幸的是这之后，又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灾难。那么，1976年之后的情况又怎样呢？我个人认为，同其他文学艺术作品比较起来，电影还是落后了。一方面是“四人帮”对电影的破坏特别大，电影界形成了很坏的风气，既有派性，又有余毒，创作人员还是心有余悸。直到1978年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领导上加劲抓了一下，庆祝建国三十周年时总算出了一些质量过得去的作品。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这支电影队伍，尽管创痛巨深，但是只要领导上关切，电影工作者团结奋斗，我们要提高电影质量还是有希望的。今年春节影协举办的电影联欢会上，我曾当着许多领导同志面叫了一声，说：我认为和世界上的尖端科学技术比较，可能电影赶上先进水平的时间会快一些。因为有些尖端科学技术，如信息科学、航天技术等等，我们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也许要花二三十年，但电影方面，尽管目前还存在着青黄不接的情况，只要我们敢于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那么，少则五年、七年，多则十年，我看，在世界影坛占得应有地位是可能的。从1979年电影创作的情况来看，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1980年生产的影片，我看得很少，但我听到不少反映，一般认为1980年的影片不及1979年，不仅文艺界，连一般观众也对某些影片做出了严厉的批评。不过，就我看到的这四部影片，质量并不像一般所讲的那么差。正如刚才贺敬之同志说，他看《巴山夜雨》就流了眼泪。和我一起去看《巴山夜雨》的几个人中，有人看到剧中的那位老妈妈在船上默默地把枣子抛到江里祭悼惨死于武斗中的儿子那场戏，也流了眼泪。《天云山传奇》、《法庭内外》也都是好片子。但是，在年产八十部中，这样的片子还是少数。这个估计是否正确，我不敢说，但是，一般说来，我们的电影不论在创作思想、题材选择或导演、表演艺术等方面，确实还存在着一些需要克服的毛病和有待解决的问题。据我听到的电影界——特别是影评界的看法，都说1980年的电影“数量上多了一点，质量却下降了不少”。
电影质量为什么不能稳定下来、不能继续提高？现在有许多不一定恰当的说法。有的说1978年、1979年是“放”，所以成绩好；后来又有了“收”的迹象，并且有人提出了作家要考虑到作品的社会效果，于是作家又有了顾虑……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收”了，《枫》、《天云山传奇》为什么还能拍，还能映，还能受到影评界的欢迎呢？事实恰恰相反，据我个人的经验，解放三十年来，文艺领导上从来没有这样放手过，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用平等的态度，让作家和批评家自由讨论的办法来领导电影创作。为了帮助作家（而且主要是青年作家）把剧本修改得更好，中央宣传部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进行细致而善意的讨论，我认为这是“史无前例”的做法。如果把这样耐心地、平等地用自由讨论的方法来探讨创作问题，居然还看作是“变相禁戏”，那就未免太过分了。我们不能否认，在文艺领导和文艺创作方面都还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宣部专为这个问题发过一个文件，但是下面领导文艺的干部仍有横加干涉的情况，有的地方甚至“横”得出奇，“一言堂”还起作用。此外，“外行领导内行”也还有人认为“理所当然”。看来，十年浩劫和长期的“左”倾思潮以及用行政命令来领导文艺，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因之，要彻底改变这种不正之风、鼓励领导文艺的干部尽可能快地变外行为内行，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的祝辞、胡耀邦同志的讲话，都反复强调了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对第四次文代大会，中央还专门发了一个文件，我看这也是建国三十一年来不曾有过的，这是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重视的具体表现。现在社会上风气不好，有人散布小道消息或者制造谣言，妄图破坏文艺界的团结，对此，我们应该有必要的警惕。
昨天我看了《法庭内外》，据说这个剧本开始有几个厂不敢拍，后来峨眉厂决定拍了，但又遭到了说来非常可笑的干涉，结果是把剧本中的“省委书记”改成了“市革委主任”，才拍摄成功。我看了这部影片之后，感到这是一部“歌德片”。歌颂了一个执法不阿、敢于和坏人作斗争的法官，这有什么不好？我们不正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么？剧中有一些暴露，也批评了一位老干部在恢复工作之后头脑僵化，庇护一个犯罪的儿子，犯了错误。但总的来说，法官还是依法治罪，把犯人处了死刑。这不是表现了我们这个被“四人帮”搞成无法无天的国家已经开始恢复了法制了么？有人看了这部片子感慨地说：“这片子是理想主义，不是现实主义，因为这样刚正不阿的法官现在还不多。”
对于影片质量问题，除了上述一些客观原因之外，我认为我们创作人员也应该冷静地省察一下我们自己在这一段时期内的创作思想。我听到不少反映，据说最近放映的某些新片，有的放映了几十分钟就有人开始“抽签”，散场看到底的观众不到一半。为什么影片质量不能稳定，不能提高？我认为从领导到创作人员都值得深思。我看的影片不多，但是通过数不清的各地的电影杂志和报刊，从中知道那些不受观众欢迎的片名和故事情节。在“文化大革命”前，我曾讲过我们电影的毛病是四个字，即：直、露、多、粗。现在看来，似乎这四弊之外，还得加一个“假”字。所谓假，就是不从实际生活出发，而硬编硬凑出来的东西。“文革”前有部较好的影片《女篮5号》，拍得很好，但我写影评中曾指出过一个缺点，就是布景和人物的处境有矛盾，就是剧中女主角的房间陈设布置得太漂亮了。因为这个女主角离家之后当了小学教员，不说旧社会，就是在今天，小学教师的生活也是最艰苦的，影片中让她住在一座豪华的房间里，显然是不现实的，人们就会问：解放前上海的小学教员，能住这样的房子吗？我看了《法庭内外》之后，我也曾对导演提过这个意见，可是他的回答是：我们已经尽可能简朴了，事实上，那些书记们的住宅比影片所表现的要豪华得多！我想在某些地方这也可能是事实。即使这样，也不要搞自然主义。现在看来，近来作品中虚假的现象还很严重，有些剧作者没有实际生活，生编硬造。例如，由于我和中日友好协会有关，我看过一些写中日友好的剧本，可以说，这些剧本的作者大多数不了解日本，不懂得日本人的风俗习惯，也没有同日本人打过交道，这就很难避免概念化，想当然。在这类题材中，我还看到过美化侵略军的作品。同样，写中美友好，假如对美国的概况、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等等都不去了解，那么，我想也是写不好的。据我个人经验，写不熟悉的事，实在困难。解放后我没有写过电影剧本，我只搞改编。比如，《祝福》、《林家铺子》，题材和人物，写的都是我的家乡浙江的事，那种生活我比较熟悉。我也改编过《革命家庭》，写的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我比较了解；但其中一段写的是湖南的事，我虽多次去过湖南，对以前湖南的情况——特别是当时当地的结婚仪式，我就没有见过，因此，这个场面落笔时就很困难，拍出来之后湖南人看了也说不真实。这说明对不熟悉的东西单凭想像和概念去写，就难写好，就会显得虚假。而且不要忘记，现在观众的水平提高了，当他们看到不合理的情节、不符分寸的表演时，他们是很快就会察觉的。
创作上的另一种不良倾向是“一窝蜂”。爱情题材过去不敢写，现在却“一拥而上”。有些剧本中的恋爱情节，显然是硬加上去的。我不反对“情节片”，相反，我国观众的欣赏习惯（特别是农民）是欢喜“情节曲折”的故事的。但是，这里也有一个情理和分寸的问题。不要追求奇巧，故弄玄虚，在80年代的故事里运用二三十年代的“情节”和人物。我们要创新，要探求，但创新和探求一定要向明天，而不要向过去。《火烧红莲寺》式的故事，“武侠片”、“传奇片”、“功夫片”，都是不值得仿效的。
作家的视野要广阔，题材也要多样。有人把《天云山传奇》、《法庭内外》都叫做“伤痕”影片。十年浩劫，外伤内伤都很严重，因此我想，要作家避开“伤痕”不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希望的是写“伤痕文学”的目的在于愈合伤痕，而不是展览“伤痕”，或使“伤痕”扩大。对这个问题，我很同意钱钟书同志的意见，他说：从文学历史的眼光看来，历代文学的主流，都是伤痕文学。成功的、重要的作品，都是作者身心受到创伤、苦闷发愤之下的产品（大意）。当然，任何事情都不要走极端，不要绝对化，把我们的文学作品一律写“伤痕”，观众和读者都会有意见的。我们一定要坚持：题材要广阔、多样。对这个问题，胡耀邦同志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讲得很详尽，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事情，使有些同志感到同曹营里的事情差不多，有点难办。说不定有些同志要说，你看，还不是要‘收’了，……因此我要把我们的题材为什么宽阔，有些什么题目，罗列出来。”接着，他罗列了四个方面的题材：第一方面，反映当前全国人民如何同心同德搞四化，这是最值得大写特写的题材；第二方面，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已有将近六十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内容多么丰富，我们的经历多么动人；第三方面，1840年到1919年，八十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第四方面，我们有几千年古老的历史，有多少劳动人民斗争的故事。这样说，不是够宽阔了么？特别是1981年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我党建党六十周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现在看来，有关这些方面的题材还是不多，或者很少。我曾劝过几位青年作家去改编鲁迅、茅盾、叶圣陶等人五四以来的作品。他们说，对当时的历史不熟悉，难搞。这就接触到文艺工作者学习、修养和积累知识的问题。文艺工作者是脑力劳动者，他和其他专业的体力劳动者不同，一般工人懂得和学会一门专业，就可以工作了；而文艺工作者要学习、要体验、要熟悉的却是整个人类社会。也就是说，古今中外、文史哲理，都要懂得一点。世界上的知识是无穷尽的，而且是不断发展的，要作家成为各项业务的专家，这是不切实际的苛求；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对我们祖国的历史、地理、人情、世故，以及更重要的当前的国家大事，总该有一定的基本知识吧。60年代初，我在厂长会议上提出，一是要多写点农业题材、工业题材的作品，二是也可以写一点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作品。当时我具体地提了可以写孙中山，可以写黄花岗起义，可以写辛亥革命至五四前后的题材，但是响应者寥寥。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剧作者不太注意这些方面的史实和知识。60年代尚且如此，经过十年浩劫，使一代人失去了求知和学习的机会，于是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时候再把这些题目提出来，自然更显得困难了。现在的中青年导演，有一些人连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失败的教训，也知道得不多了。有一位影评人在香港报纸上批评我们的电影，说中国影片中的古代人物、国民党军官、资本家，乃至社会底层的三教九流……大部分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产物，这些人物一开口，就可以看出作家对这些人物缺乏感性知识。我认为这种话讲得尽管不好听，但是听一下还是有好处的。上面所说这些人物，现在要“体验”、要“亲身接触”一下，的确是不可能了，但是读一些本世纪初到五四前后的书（历史、小说、笔记）总还可以吧。我在这里要再一次强调一下知识的重要性，尽管我为了强调作家要积累知识而受到过不止一次的批评。但“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对文艺工作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个问题和题材不宽广、人物概念化都有密切的关系。
不久前，《体育报》和《北京日报》都登了一篇号召“苦练基本功”的文章。看来“苦练基本功”不仅是体育方面的问题，文艺创作方面也有这个问题，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周总理不止一次讲过，我们的演员口齿不清，既不能唱歌，又不会游泳……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周总理还说，外国的演员能演喜剧，也能演悲剧，又能骑马、游泳、开车……我们行不行？甚至有的演员，唱个歌还得找人配音，这说明我们演员的基本功差。导演也有练基本功的问题，在这方面我认为任何风格、流派都可以搞，就是搞点“意识流”也不要怕，也不必大惊小怪。“意识流”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也不要给它扣帽子，三四十年代英国女作家维·沃尔夫和詹姆斯·乔依斯，就是以“意识流”见长，而且他们都不是反动作家。中国作家因为种种原因，闭塞得太久了，感到自己的作品“旧”了，要探索一下，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但是，要探索，要创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总还得冒点风险。这种风险，我们年轻时也冒过，有的冒对了，有的冒错了。电影，本来就是“舶来品”。电影中的所谓“蒙太奇”以及倒叙、叠印等等，我看也有“意识流”的成分在内，这种手法，最初也是有许多人看不懂的。
在这里，我们要态度鲜明，就是说：第一，我们不仅不反对作家在创作方法上作各种探索、创新，而且要善意地鼓励他有辨别地去进行探索；第二，我们要记住，电影是最大众化的艺术，而在我们中国，最大众的是八亿农民。因此，在探索新手法上，也不要“一窝蜂”。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主张踩着石子过河，“稳步前进”的。在这里我还想讲一下前几天看到的那部美国影片《猎鹿人》。这部影片为什么会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大奖和各项最佳奖？我真不懂。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我的水平太低，“不识货”；另一个可能是由于美国的政治上的原因。这部片子反映的是60年代的美国侵越战争，把越南人写得非常残暴、野蛮、愚蠢，特别是用自杀的方法来赌博的几场戏，真使人看了不舒服。在抗日战争中和解放后，我去过越南六七次，尽管现在越南党和政府在黎氏家族控制下侵柬反华，但我一直相信越南人民是善良的，绝不像这部影片中描写的那样残暴。与此对比，那三个到越南去打仗的工人，又都写成是俄罗斯人后裔。这三个工人都是“好人”，打仗勇敢，对同僚又是那样仁爱，这不是为美国当前的政治服务么？因此，这个编剧主题思想是不值得我们借鉴的，编剧也算不得高明。例如，一个工人在出征前夕结婚，举行俄罗斯式婚礼的舞蹈场面，大概用了两千多呎胶片吧，这跟主题、人物有什么关系？能起什么作用？从整部片子的结构上来看，也是一个赘瘤。当然，我并不是说这部影片一无是处，例如摄影、特技，都很出色，有几个演员也演得很好。我提一下这部得“大奖”的片子，只是想引起同志们注意，外国片，包括得“大奖”的影片，也不是都值得学习的，也要防止对“奥斯卡金像奖”的迷信。最近，我看了日本片《华丽家族》、《野麦岭》、《动乱》、《幸福的黄手帕》和美国片《猜一猜谁来吃晚餐》，这几部影片都不错，其中《野麦岭》更好，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再想一下，我看，像这样水平的影片，我们现在的编剧和导演只要下点工夫，通力合作地努一把力，也还是可以赶得上的。昨天，一位对中国电影颇有研究的意大利人对我说，中国电影是可以拿到国际市场上去的，但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去映，一定要做好宣传。他说，中国人太不注意宣传了。他认为像《青春之歌》、《舞台姐妹》、《林家铺子》、《林则徐》等，拿到国外去是会受到欢迎的。因此，我们既不要闭关自守，更不要妄自菲薄。我们今天的电影和外国比，的确还有相当的差距，外国片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包括编剧、导演、演技、摄影、特技等等。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学习鲁迅的一篇文章：《拿来主义》。
1980年过去了，我们认真地总结一下这一年的经验。这一年出了一些好影片，但也出了不少使人看了很不愉快的影片。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有不少人追求票房价值，迎合低级趣味，有些影片甚至倒退到了20年代的武侠片、香港的“功夫片”。看到了电影的广告：《情天恨海》这个片名，就使我仿佛回到了20年代。我没有看过这部片子，也许内容是好的，但这个名字太庸俗了。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考虑到电影对青少年影响很大，现在孩子们的精神食粮很贫乏，希望今后多拍点儿童片。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一下，中国福利会的《儿童时代》杂志，最近搞了一次儿童独幕剧评奖，有四十多个得奖的剧本即将出版。我作为评奖人之一，也看了一些剧本，发现其中有不少很好的题材。不久前有人提出“救救孩子”的口号，我们电影工作者应该担当起这个责任。今年9月，我在相隔半世纪后重新访问了日本，一位日本朋友对我说：“请恕我坦率，我以为你们的四个现代化，似乎还该加上一个教育现代化，而且要从小学教育做起。”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是战败国，四五十年代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为什么从60年代起，很快地从废墟上建立起了繁荣富强的国家呢？日本在工业、技术、经济管理上赶上了西欧，有些方面已超过了美国，它的原因当然是很多的，但不要忘记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明治维新”后的一百多年，在教育问题上花了很大力量。日本的教育，是从幼儿园做起的。他们拥有一支强大的科技队伍、一支强大的熟练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队伍，因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就很快地形成了生产力量。中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古话在日本真的实现了，中国应该接受这个经验，花大气力加强我们的教育工作。而对儿童和青年的教育（不论是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道德……），我们电影工作者是可以——也应该做出贡献的。我真诚地希望，1981年能够生产出一批优秀的、为青年、儿童欢迎的影片。
1980年12月18日
注 释
〔1〕 原载《电影通讯》1981年第20期，收入《夏衍谈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