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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艺术在中国有很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传统，而易卜生式的话剧，则传到中国还只有七八十年的时间。1907年欧阳予倩和曾孝谷等在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一般都说这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创始。但这出戏是外国小说的改编，内容是美国黑人反抗种族歧视的问题。因此，中国人自己创作的话剧，最早是1915年洪深写的《卖梨》和与差不多同时欧阳予倩写的《运动力》，以及《五四》之后胡适写的《终身大事》。所以我说，从1915年算起，中国人自己创作和演出的话剧，还只有七十四年的历史。
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七十周年。中国话剧是开始于五四运动前夕，而在五四之后才迅速地发展和成长起来的。在这不满八十年的历史中，中国话剧经历了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话剧是一种从外国引进的新的艺术样式。要让它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必然要经过一个探索、尝试、融合，也就是中国化的过程。而作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戏曲艺术，即使从元曲算起，也已经有了近千年的历史。中国戏曲艺术的特点，一是它有“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传统，二是它和音乐、舞蹈紧密结合，是一种载歌载舞、寓教化于娱乐的艺术。远的不说，从元曲到明清传奇，一直到京剧、昆曲的唱做念打，它已经有了相当完美，也可以说凝固了的艺术程式，和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由于此，话剧这种既不唱又不舞的外来艺术，要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民文化素质不高、方言差别很大的国家独树一帜，发展成长，话剧工作者一定要经历一条艰辛的道路；一定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就是不言而喻的事了。像我们这一辈人都知道，从本世纪初到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话剧运动还局限于上海、北平、广州这一类大中城市，话剧的观众也还没有走出知识分子——学生、职员和少数进步工人这样一个狭小的范围。我认为，中国话剧真正面向群众，真正争取到千百万工人、农民、士兵的欢迎，那是从抗战初期在上海组织起来的救亡演剧队和30年代中期在中央苏区的文工团开始的。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光荣传统，同时又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和欣赏水平，开辟了一条既不排斥歌舞同时也运用了方言，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蹊径。中国话剧从都市走向农村、部队、工人；从知识阶层发展到市民和工农群众，应该说是中央苏区的红军文工团和救亡演剧队的活报剧、街头剧逐渐发展起来的。
把一种全新的外国艺术引进到中国，有一点像把外来的植物新品种引进、移植或嫁接到土壤、气候不同的新的土地，既不要“桔逾淮而成枳”，又要保持原来品种的特色，那么，中与西、新与旧、外来形式与民族传统的碰撞和冲突，看来是难以避免的，引进或移植一种外来的品种，目的是为了给中国的大地上增添一种奇葩；为了让这种新花能在中国结出营养而又美味的果实。五四以来，在文艺这个大系统中，有新诗与旧体诗之争，有西洋画与中国画之争，有洋嗓子与土嗓子之争，但是回顾一下话剧从本世纪初到现在的七八十年中，话剧和戏曲、话剧工作者和戏曲艺人之间，都很少有门户之见和意气之争。原因何在？我以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话剧运动的三位杰出的先驱者——欧阳予倩、洪深和田汉，他们既是新文艺的勇敢的探索者和改革家，又对中国历史和传统艺术有很深的造诣和理解。欧阳予倩京昆不挡，20年代就有“北梅南欧”之誉，洪深和田汉都酷爱京剧，周信芳、高百岁是他们的患难之交。从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都为京剧和地方戏的继承和改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话剧界不论从南到北，从海到京，从欧阳予倩、洪深、田汉到曹禺、焦菊隐、熊佛西、马彦祥、陈白尘、于伶、吴祖光，直到现在，中国话剧界不仅没有“和传统彻底决裂”，而且一直和京剧和地方戏曲工作者团结合作，互相借鉴，为传统戏曲的推陈出新做了很多的工作。我认为这也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个值得自豪、值得铭记的优良传统。
中国话剧还只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在开放改革的大潮中，话剧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振兴话剧，提高质量，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一下过去的历史，总结一下成功和挫折的经验，对后来者是有益的。会林同志给我看了这本书的编目，写了这一点个人意见，作为代序。
1989年3月，时年八十有九
注 释
〔1〕 《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略》，黄会林（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