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平生最懒得写信,同时也最害怕写信,许多亲爱的朋友,虽然时常在一起工作或谈天,可是一旦分手后,鼓不起劲头来写信了。理由是:别离的时间太短,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好报告;别离的时间太长,可说的事情实在太多,不知道从何说起。

说来真奇怪,自己对于写信既然这么懒,这么怕,可是我却希望朋友时常给我写信。明知单程交通,有来无往,不是办法,但积习太深,一时还改不过来。

我不但喜欢朋友的来信,而且酷爱名作家的信札。无论传记或小说,里边所登载的一些长信短札,我总要反复玩味。从《左传·吕相绝秦》、司马迁报任安书》、李陵《答苏武书》、杨恽《报孙会宗书》、魏文帝《与吴质书》、丘迟《与陈伯之书》、韩愈《与李翊书》、白居易《与元缜书》、史可法《与多尔衮书》、孙中山《与李鸿章书》、林觉民《与妻书》……每封信都像核子武器一样,可以粉碎收信人的神经,可以震动读者的心弦,千年万代后,还有一读的价值。

自己是个不学无术的人,而且对文字的锻炼不够火候,所以一看中外的文人所写的意味深长的信札后,自己更吓得不敢轻易动笔。唯一可以自慰的,就是我有一片热诚,光靠这一片热诚,也许可以把我的一切缺点掩盖起来。

至于写作本书的动机,这并没有什么大道理,主要的是给报纸副刊做补白。自《闲人杂记》出版后,蒙读者的爱护,时常来信慰勉,并且希望我继续写下去;但我觉得一种工作既然告一段落,最好另找个题目来做努力的目标。我知道我的朋友以青年占大多数,为什么不用书信的体裁,跟他们恳恳深谈?

主意一定,我就决定每星期发表一篇,并且用“子云”的笔名,开个“新户口”。可是自第一封信刊出后,各地的朋友便写信来讨论各种问题,其中有些才高学博的国文教师指导学生将拙作拿来作课外读物。这种精神上的鼓励,使我增加了不少勇气,不得不努力向前。

第一封信是去年1月24日写的,以后每星期写一篇,写到22篇的时候,我刚好有一个月的假期。我趁机会请医生检查我的身体,医生说,健康欠佳,需要休养,于是把写作的念头暂时收拾起来。

谁料一停就是几个月,到了去年年底,才下个决心,把它继续写完。其中有十天工夫,每天写一篇,越写越起劲。结果,能够按期交卷,虽然文字的工拙,我是不暇计较的。

本书的对象,大部分是在学的青年,小部分是给我所仰慕的作家学者。为避免标榜的嫌疑,收信人一贯不署名,不过信后的署名,本来想有所区别,对于师友用大名,对于一般青年用别号;后来为着避免麻烦,所以一律用笔名“子云”。

排列的次序,按写作时间的先后而定,这种方式比较简便,因为时间是最公平的审判官,善、恶、真、伪、美、丑的事实,喜、怒、哀、乐、爱、憎的心理,在无情的时间的面前,全部表现出来。

记得两年前的今天,我动身赴印度,来回仅一个月,可是回来后,却卧病三个月。以后差不多还有一年工夫,一直拖着病躯去办公。在这期间,我的成绩等于零,稍微值得保留下来,供自己参考的,仅有这么寒伧的小册子。现在健康逐渐恢复,工作的劲头又慢慢提高,这是可告慰朋友的。

没有经过大病的人,不知道健康的可贵;没有动手写作的人,不知道知识的贫乏。因此,当我们身体康健,精力充沛的时候,应该及时努力,尽量吸收前人的遗产,化为自己的血液;同是,须充分发挥我们的善良的本性,写些有益于人类的东西。只有这样,才不至辜负我们的宝贵的生命。

平生最懒得写信,同时也最害怕写信的我,现在居然写了一本书信集,这是自己意料不到的。欠人钱债,迟早必须偿还;欠人信债,迟早也应该偿还。这么一本小册子就算是偿还多年来闷在心头、压在肩头、缠在手头的信债罢!

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复活节连士升志于新加坡

××:

一别八年,连片言只字也没有给你,虽草木那么无情,也不至如此。

其实,我没有给你写信,主要的是懒于动笔,并不是什么无情或有情。你我都靠笔杆来谋生,整天要动笔,不动就没有饭吃,这是再现实不过的事情。因此,在整天动笔的余暇,谁也想把神经松弛一下。神经一松弛,再也提不起笔来了。慢说写信,连日记也懒得记呢。

据说,做厨子的人,一天到晚给顾客预备好菜,自己反而不想吃。从前我以为这句话是“车大炮”,后来我看见每次家里请客的时候,太太总是忙得满头大汗,等到大家就席,吃得很痛快的时候,她却像病鸡一样,坐在旁边,看我陪客人吃。我偷偷地问她为什么吃不下。她很坦白地答道:“做累了,再也吃不下去了。”这儿证明编辑先生、教书先生,以及职业作家虽然整天跟笔墨打交道,但要他们提起笔来写信,并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

老实说,过去八年间我没有跟你通信,但是我闭起眼睛来,细数平生的新交旧识,你的影子老是呈露在我的面前。的确,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你知道我的缺点,你也明白我的优点,假如我真是有优点。我们自小在一起读书,在一起玩耍,等到负笈京华的时候,大家又时常碰头。这是我们俩的友谊的黄金时代。我们的抱负似乎比天还高,我们的意志也好像白虹贯日。我们喜欢读书,我们更立志要改革社会。不幸大学毕业那一年,遇着“九一八事变”;接着,我病倒了。等到健康恢复时,我忽然显着十分消沉,于是从十字街头,跑进了象牙之塔。假如不是卢沟桥的炮声,警醒我的好梦,恐怕此刻我还是在北京图书馆或政治学会图书馆里埋首用功呢。

二十年的宝贵的光阴,完全虚度了。我风尘碌碌,一事无成。你却驰骋天南地北,足迹到处,你总以英勇的斗士的姿态,活跃于文坛上。比起我这个能说不能行的书生,许多事情我都要甘拜下风。我佩服你的意志的坚决,我敬仰你的认识的正确。仗着一枝犀利的笔锋,你曾经横扫万军。假如普通人处在你的地位,恐怕要自我陶醉一番,认为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了。

然而你吃苦越多,你越觉得视苦如饴。人世的功名、利禄、权位,完全不能打动你的心弦。古人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像这种崇高的标准,只有你当之无愧!

据你给H兄的信说,你有意遣送三个儿子回国读书,这事情我很赞同。记得太平洋战事爆发前,我们曾在香港会过几次面,在半山的花园道、坚道,边走边谈,非到深夜绝不会分手。那时,你还没有结婚,现在却儿女成行,虽然在数量上我的还比你的多了一倍。

我总觉得你不妨送孩子回到国内去读书,你本人和太太最好还是逗留在南洋。一来你的太太是道地的“娘惹”,在热带住惯了,回国反而不大习惯;二来你现在逗留的地方,很难找到第二枝像你那样的大笔;你一走,文化界无形中成个真空

我固然知道,在南洋,无论哪个角落,文化舞台实在小得可怜,不但第一流的名角请不到,姑定请到,也没有适当的场合让他们充分发挥;而倾轧、陷害、造谣、诬蔑等手段,却无所不用其极。为个人的前途着想,当然是回去为妙。

话又说回来。人固然是环境的动物,而环境却是人造的。目前比较富庶的美国,它的祖先十九都是欧洲各国的亡命客。现在相当安定的澳洲,它的祖先十九都来自英格兰。在国内接受先人的遗产是个办法;到了新环境去掀天揭地,创业垂统,也是个办法。

你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同时,天赋你刻苦耐劳的精神,不求闻达的态度,这正是开发南洋的英雄最重要的条件。因为这缘故,我主张你把孩子送回国读书,你本人仍须在南洋继续服务,或者像季候鸟一样,两方面来来去去,这对于你的文章事业,不但没有妨碍,说不定还能够时常找到新的兴奋剂。

有空望你回信。

顺祝

为时珍重!

子云(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

今天是旧历除夕,家家户户,燃放爆竹。起初我还想硬着心肠,不闻不问;可是到了薄暮时分,爆竹的声音越来越密;这时我万感交集,而第一个使我最关心的就是远在京华的你。

屈指算来,你已经四年没有在家过除夕了。照中国的古例,一个远行的游子,无论事务多么忙碌,责任多么繁重,总要抽空回家过年。这是指农业社会来说。若论现在工业社会,一家大小都要到社会去谋生,天南地北,并没有一定。我有个朋友,他有四个弟弟:老二在北京、老三在台北、老四在莫斯科、老五在华盛顿。各人只顾自己的前程,谁也管不了谁,这正合杜甫所说:“有弟皆分散”呢!

平心而论,我对于农历新年很有兴趣。一年有52星期,年尾年头各抽出一星期来打扫庭院,添置衣服,购买用具和食品,然后大吃大玩一顿,向比较亲密的亲友拜拜年。做生意的打打算盘,看看今年的盈虚得失;种田的衡量谷仓,看看今年的收获是否达到水准;干文化工作的整理稿件,看看今年是否写过几篇比较满意的作品。这种一年一度的自我清算,自我批评,倒是很有意思。

新年对大人很伤脑筋,对小孩却是天大的好事。除穿新衣服、着新鞋袜、大吃大喝、大玩大笑外,最重要的是“红包”。不瞒你说,过去三年间,我没有给你“红包”了,可是T先生和T太太,每次拿“红包”给弟妹的时候,总有你一份。像考虑这么周到的朋友,我还没有遇着第二个。

从给“红包”我忽然想到“阖第光临”。中国旧家庭办喜事,发请柬通知亲友的时候,请柬上照例有“阖第光临”四字。事实上,在农村里,大家还保存着我国光荣的传统,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家里如办理喜事,亲友全家人都来凑热闹。一到工业化的都市,这种传统却被人抛弃脑后了。邻居搬进搬出,好像旅馆一样,谁也不认识谁。一个人的关系,除亲戚外,应算同乡、同宗、同学、同事、同党、同志。其中同志一项,硬是要得,因为它指两人的结交,由于志同道合,并非由于地缘血缘的决定。

老实说,真正的朋友实在太少了。大多数都是泛泛之交,或酒肉朋友。你得意,他妒忌你;你倒霉,他讥笑你。要找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作上下古今谈;当面能够规劝,背后绝不说闲话,这实在不大容易。大概一辈子中能够找到两三个,就算是莫大的幸福。

现在我要谈T先生。十年前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就和他相识。我看他说话痛快,为人豪爽,心坎里留着一个极好的印象。以后我工作忙碌,没有机会和他谈天,但是每次在公共场合会面时,他总是和蔼可亲地和我攀谈。过后又因为事情忙碌,同时,每天由办公室回家后,衣衫一脱,拖鞋一穿,俨然是个南面王,谁哪里有闲工夫去看朋友?因此,一天挨一天,一年过一年,始终没有去看他,直到四年前的冬天,他约我们全家人到他家里去过圣诞,这才领略“阖第光临”的滋味。

四年了。每年圣诞节,T先生老是约两三个朋友及其家属到他家里过圣诞,另外还叫他的儿女们各请几个同学来玩。上月过圣诞那天,弟妹们跟他的儿女及一般小朋友们玩得很高兴,我因为大家都很高兴,自己也更见开心,竟破例喝了一杯香槟酒呢!

你知道,由于职务关系,我认识的人颇多。虽然各社团大规模的应酬我尽量避免,但少数比较相熟的朋友的宴会我是逃不了的。不过这种场合,十九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姑姑偶然参加一两次,弟妹永远没有机会露面。在熙熙攘攘的十里洋场里,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阖第光临”,为的是那一天全家大小可以尽情欢乐。

大人们的辛苦,为的是换回儿童的幸福。儿童的幸福越被重视,国家前途越有希望。我觉得宁愿大人少吃一碗,不愿小孩少吃一口,所以今后请客应该采用“阖第光临”的办法。

门外的爆竹的声音还没有停止,我心乱如麻,不能再写了。

顺祝

学业猛进!

子云(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农历除夕)

××:

几年来,时常接到你的手札和著作。照礼貌,我应该老早给你写信才行。然而一天拖一天,结果,连一封也写不成功,虽然每次接到你的信件的时候,我曾下个决心,说明天就要写回信。

西洋有个俗语,说“明天永远不会来的”。因此,我现在改变方针,任何事情要干马上就干,不要延迟到明天,为的是明天还有新事情。

刚才收到1月29日来信,这是你看我的第一篇“海滨寄简”后所写的。蒙你费了那么大的工夫,读过我的许多不像样的习作,弄得我不动笔则已,一动笔你就知道,不论我用什么笔名,或者根本没有署名。

本来在阳光底下,没有两件东西完全相同的。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从声音笑貌到一举手一投足的姿态,都有他的独特的作风。作家的可贵,就是他具备独特的作风,所以你看他的片言只字,马上会辨别出它的来源。虽然如此,读者的鉴赏力必须相当高明,这才能够分别真、伪、美、丑、善、恶。不然,就难免有淆乱是非的危险。

今年1月10日,是我到新加坡十周年纪念日。友人T先生夫妇特地请我到咏春园吃饭。吃饭是小事,但里边所包含的浓厚的友谊,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我是个不爱热闹的人,在热闹场合中,我反而觉得十分寂寞。因此,任何盛大的宴会,我能够避免出席就不出席。另一方面,在一望无际的沙滩,或树木邃密的深山,我的身子好像突然高了三寸一样,从外表到内心都很轻松。我可以毫无拘束地大声呼号,我可以像小孩子一样乱跑乱跳。至于我的书房,这更是陶情养性的所在。书房里有的是古今中外第一流的人才。这儿有孔、孟、老、庄,那儿有马、班、施、曹;东厢有莎士比亚、斯威夫特、狄更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莫泊桑、丘吉尔,西厢有甘地、泰戈尔、尼赫鲁、潘迪迦。这些老师都是学而不厌,诲而不倦,同时,又极健谈。可惜因为环境关系,许多眼光犀利的思想家不让我请来谈天。不然,我的生活将更见丰富呢!

来信说,你是个26岁的青年,现在任教于某中学,足见你的才干相当大。然而你不以目前的成就而自我陶醉,你还想辞去现有的职务,跑到大学去进修。关于升学的计划,我最表同情。假如我的经济比较充裕,我还想给你以实际的支持呢。

看来信,知道你的兴趣在于文史,对于这两门学问,北京有的是第一流的学者专家给你指导,有的是庋藏丰富的图书馆让你参考。在我过去的生命史上,旅食京华的十年间是我最值得回忆的时代。那时,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读书和访问师友。书籍能够启迪我的胸襟,师友能够给我以新的刺激。当每次我从师友处接到他们的新的作品的时候,我总有几天没有好睡。我羡慕人家的进步,我痛恨自己的落后。为避免过分落伍,我只好加倍用功。就在师友夹持下,我觉得天天有新的境界,新的气象。这种读书的乐趣,绝不是孤陋寡闻的南洋社会所能够享受得到。

你在婆罗洲住了相当时间,对于当地情形一定很熟悉。假如你能够分门别类搜集资料,加上外国旅行家的游记,当地政府的报告书和年鉴,然后加以排比、分析、归纳,以便整理成专书,这将成为无价之宝。尤其是国内,一般学者或要人对于南洋问题都很隔膜。假如你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那么你就有一笔很大的资本,仰首伸眉,跟当代名儒畅论专门问题了。

顺便告诉你一个消息:现任英国驻印度最高专员麦唐纳氏(Malcolm MacDonald)最近曾出版了一部关于沙捞越的游记。麦唐纳在新加坡做了好几年官,和一般文人画师时有往来。他的谈锋很健,演讲尤其拿手。几年前他曾到婆罗洲去参观,并且和当地的半裸体的少女照过相。这本来是平淡无奇的事情,可是伦敦的头脑顽固的分子却大事攻击。好在麦唐纳素养很深,笑骂由他们笑骂,个人的私生活却不让任何人干涉。在风尘俗吏中,能够找到这么一个人,正是鹤立鸡群,倒是不错。余俟续谈。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

××:

去春蒙你惠赐朱自清、冰心、郁达夫茅盾等作家的选集四册,谢谢!我本来准备给你写一编书评,可是公私猬集,致搁笔而又搁笔不止一次。现在决定日内写一篇《朱自清选集评介》的文字,以就正于高明;其他各集暂时搁置,希原谅!

昨天接到你的信,说你已于去年辞去一切职务,专心著述,慰甚!当大战期间,我就有这意思;可是衣食劳人,战后12年来,我仍旧东奔西走,生活不够安定,一切著述计划都落了空,蓝图变成白纸。此刻我的心情,正是“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呢!

本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用文章来讨人喜欢,已经够可怜;靠文章来卖钱,这办法迹近打秋风,可算是文人的末路。须知大块文章是无价之宝,它不能以铜臭来衡量它的轻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寥寥15字,可使侠士的气派活灵活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区区22字,使陈子昂的大名流传千古。假如按字数来算稿费,靠稿费来解决生活,恐怕古代的文人在他们没有成名之前,个个都要饿死牖下了。

像好的文章是无价之宝一样,坏的文章根本是一文不值。自印刷术发达后,坏的文章日见充斥。试翻一份报纸、一本杂志、一册新书,请问里边到底有几篇文章值得一看?有时翻阅了半天,连半句可以传诵的文字也找不到。这没有别的解释,毛病全在于准备工夫太浅,出货太滥,白纸填黑字,填好就拉倒。高明的人还多看两本书,找些材料来填充;下流的简直不知所云,连谋篇、布局、遣辞、用字一点也不讲究。作者粗率如此,怎么能希望读者细心欣赏?作者的主张连自己也不敢相信,怎么能说服素昧生平的读者?

30年来,我一直在大都市里鬼混,但我总觉得大都市的生活远不如农村。在农村里,谁都有几间木屋或茅楼,“住”不成问题;多数人都有些田园,另外家里可以养猪、养鸡,“食”也不成问题;农村至多不过有一两条街,走几步就到,“行”也不成问题;农村没有什么应酬,一年到底有两三套蓝布衫就够应付,“衣”更不成问题。“衣、食、住、行”四大问题可以毫不费力地解决掉,这才有闲时间、闲心情来研究学问、著述文章。文成之后,不必急急拿去发表,它可放在书房里,供亲友传观,等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后才拿去问世。作者的态度严肃而又慎重到这地步,无怪每种书都成为必传之作。

自都市发达后,文人的生活也跟着改观。在大都市里,人和人的关系,比较棉纸还薄,开口是钱,闭口还是钱;没有钱,六亲不认。因此,一个有良心的作家在大都市里生活,许多事情都看不过眼。

因为作家须靠稿费为生,所以工商业发达的国家不得不提高稿费,使文人能够过活。据报纸和通讯社的报道,现在中国的作家入息很不错,较好的书能够通销几十万册,这倒是文人的福音。

目前你最好找个轻松的工作来做,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好把生活安定下来。事实上,只要生活安定,一个人才能够过着有恒的生活,而有恒的生活正是一切事业成功之母呢!

当你的生活问题解决后,你才可以从容不迫地研究学问,著述文章,绝不会急急要什么稿费了。偶尔有一笔稿费寄来,这可算是意外收获,你不妨利用它来请一般落魄的文友喝茶喝酒。要风雅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风雅,要痛快也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痛快。另一方面,你要等稿费来买米下锅,这可苦了太太,而自己所受的精神上的压迫根本没法子估计。

此间各报的副刊篇幅有限,而投稿的人又非常踊跃,供过于求,发表大成问题。因为编辑先生的职务相当繁重,谁也不能怪他没有回信。

老实说,在你没有得到科学院的院士,或作家协会的基本会员,或大报的专栏作家的职务和待遇之前,我绝对不敢劝你辞去任何职务,专门从事写作。

专此布复,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

××:

你离校十年后,居然能够下个决心再到大学读书,这种精神和魄力,实在值得人同情。

真是时光不待人,四年的大学课程一下子就修完了。现在你以煤矿专家的身份,为社会服务,替国家采掘地下的宝藏,这种工作是富有意义的,可惜我对于地质学完全外行,不能和你讨论煤矿有关的问题,歉甚!歉甚!

前信说,你现在虽参加矿山的工作,但你对于研究语文这事情仍念念不忘。你的英文已经有相当基础,现在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种计划迟早一定能够实现。

据我的观察,过去中国的学生读英文,多患了两种毛病:第一,课本太深,消化不了,一天忙着查生字,读得满头大汗,对于原文的兴趣反而冲淡;第二,费了太多时间去搞文法,死读条例,到了应用的时候,却四顾茫然。因此,他们学习英文十年八年,多数都没有什么心得,更谈不到要自由写作会话了。

其实,研究外国语文,像研究本国语文一样,最重要的是精读。大多数英国文豪,都得力于一部《圣经》;其次,是斯威夫特、笛福、高斯密、奥斯汀、狄更斯(狄更斯本人就得力于笛福和高斯密)等名家的著作。他们把这些名著挑选一二种来反复诵读,读到“不啻若自其口出”的时候,火候已经达到纯青的地步了。具备这种切实的基础,以后无论看读写作,真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做一天有一天的成绩。

一间大规模的酒楼,可做好几百种菜肴,但是顶出名的仅两三味。事实上,有一味菜做得真正出色,这间酒楼就可以站得住了。北京的全聚德,卖的仅烤鸭一味;白肉居,卖的仅猪肉一项。新加坡的瑞记,以海南鸡饭出名;梅林以烧鸡饭得利。到了招牌流行的时候,顾客如云,门庭若市,老板和伙计越做越起劲。假如在利润方面再打低,在薪金方面再提高,使所有工友加倍卖力来干,这种生意大可维持得很长久呢。

从前我还佩服人家的聪明,现在我却看重人家的工夫。所谓工夫,它是精力、时间、环境的结晶,缺一也不行。无论学术和艺术,如要“出艺”,起码须三五年工夫;如要出色当行,至少须十年二十年工夫。没有下过大工夫去研究、观摩,成绩终究有限。充其量,仅能以业余的票友的身份玩一两套罢了,要博得全场喝采,并不容易。

日前H先生请我到京华酒家吃饭。那天刚好是欧美同学会的春节联欢,主持人特地请个太极拳专家W先生来表演。其中最精彩的一幕,就是让一个嘉宾以全副精力来推,一连推了十几下,W先生不动声色。到了后来,W先生竟以金鸡独立的姿态,把右脚跷起来,仅站在左脚上,让嘉宾来推,结果,还是推不动。这时,全场掌声雷动,响个不停。

散会后,我问这位高头大马的嘉宾,他推手的劲头有多大力量。他答道:大约有五百磅重。我听了之后,不禁瞠目结舌。据嘉宾说,像W先生的本事,马来亚还找不到第二个人。

这儿我可以下个结论,要做真学问,须下死工夫。

你知道,新加坡是以种植胡姬出名的。所谓胡姬,就是兰花的一种。它的花,由于配种关系,各种各色都有。到如今,至少有好几千种。每一新种配合成后,花主可向国际胡姬学会去登记学名,好像新生的小孩须向报生处去注册一样。年来新加坡曾举行了好几次花卉展览会,参加的人不少,参观的人更多。

T先生夫妇对于胡姬的种植,最有兴趣。T先生到处搜购佳种,T太太朝夕培植爱护。他们的花至少有一二千盆。日前我到他们家里去看花,只见奇花异卉,陈列整个花园,我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觉得什么都好。那时夜幕已经低垂,T先生特地带我到花架下去看一种新出的名花。他用打火机在花前晃一晃,只见这花瓣的形状和颜色,无一不惹人喜欢。回头我走到客厅,看见那些本来顶好看的万紫千红,不知不觉地认为它们有点黯然失色。

这儿我再下一个结论,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余不一一,此问

近好!

子云(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

接来信,知道你到唐山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慰甚!

中国过去的教育,最注重人格的修养,所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无非说明道德虽不比文章重要,至少二者须等量齐观。

据我的观察,许多人的失败,一半由于能力太低,知识太浅;一半由于待人接物太过随便。孔子说得好:“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你知道,孔子是最佩服周公的。以周公那样的大才,假如他患着骄傲和鄙吝这些过失,恐怕他会和社会格格不入,没有一条路走得通。

古诗说:“毋道人之短,毋说己之长。”这两句话虽很浅白,但意味却极深长。你知道,头上长着癞痢的人,最怕人家揭开他的帽子,因为人家所做的刚好是他所忌讳的东西。这样一来,他难免会老羞成怒;到了肝火上来的时候,一切金玉良言,他都听不进去了。

本来“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人类的常情。假如你真正发觉你的朋友有什么过失,你最好私下告诉他,不要公开批评他,更不宜背后议论他。私下告诉他,他将感激涕零,有过便改;公开批评他,面子不好过,马上改不过来;背后议论他,他将觉得你不够朋友,说不定会和你绝交,甚至结怨怀恨。到了怨恨生根的时候,朋友已经变成仇人了。

话又说回来,我并不是要你做个乡愿。我要你运用最灵活的手段,达到最高的目的。

须知公开指摘跟公开坦白不同,前者是被动,后者是自动;自动做事,心安理得;被动做事,心里多少不大舒服。

简单说一句,规劝朋友,是你的任务,但千万不要背地批评。

人类是个怪东西,十九都认为自己是最优秀。你记得从前我们住在香港清风台的时候,有个女佣长得丑陋不堪。头大、面麻、嘴阔、眼小、身短、臀肥。可是她一点也没有自知之明,她总觉得她是再美不过;除西施外,差不多没有一个女人赶得上她。像她那么丑陋的女人还不认输,还不肯让人一步,其他五官稍微端正的女人更不用说了。

老实说,假如你没有什么绝技,这根本不值得一提。假如你真有本事,谁也会赏识你,所差的仅是时间的问题。俗语说得好:“有麝自然香,何必当风扬?”具备真才实学的人,迟早会被人赏识,甚至生前没有人知道,死后也会给知音发掘出来。像清朝的崔东壁先生,他虽著作等身,可是生前没有人认识,到了死后二百年,才让顾颉刚先生把他的遗著整理成专集,比较他自己所期望的产品还漂亮整齐得多。根据这实例,一个人又何必自吹自擂?

照心理的分析,自吹自擂的人,十九都是因为自己发现货色不足,不得不加油加醋,增加自己的分量。但是世界上盲从的人固多,真正内行的人也不少。你越自吹自擂,人家越看出你的浅陋;到头来,还是说老实话更能够博得人家的同情。

“毋道人之短,毋说己之长。”这些标准能够达到,那么谁也不会说你骄傲了。

现在再跟你讨论鄙吝。

普通人多是自私的。只因自私,所以最爱贪小便宜。因为贪小便宜,结果要吃大亏。

真正聪明的人,绝不贪小便宜,相反的,他们尽可能给人以方便。他们自奉菲薄,可是朋友如要请他们帮忙,他们却很大方地尽量接济。历史上的大人物如此,小说里的假想的人物也是如此。

你是熟读《水浒》的。《水浒》里边的宋江,他的行为是“疏财仗义”,他的绰号是“及时雨”。其实,以武艺而论,宋江在那一百零八将中,是毫无地位的,只因他“疏财仗义”,所以在武艺上,他虽略逊人家一筹;在统筹大局上,他却领袖群伦。人家只能将兵,他却能将将;人家只能出卖自己的力气,较量十八般武艺;他却能采纳众善,运用人家的特长。两相比较,鄙吝远不如大方。有空望来信。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

××:

去冬接到你从长春寄来的信,谢谢!那时塞外正是万物蛰伏,白雪飘飘。你说:“屋外的气温已经降到零下20度,但汽车厂里的工友的热情一点也没有减低”。寥寥数语,足见工友们的建国的情绪之高,绝非奉行事故,只为面包的人所能想象得到。

人类最可爱的是热情。同时,一切事情的成功,十九都靠热情。有了热情全身都有力量,连一根细微的毛发似乎也会发生作用。

你是美国老留学生,前后在美国住了十年以上。你知道那几个大名鼎鼎的大富翁之所以成为大富翁,为的是他们有发财的热情。从早晨到午夜,从年头到年底,从生到死,只要他们的脉搏还在跳动,呼吸还没有停止,他们总是念念不忘发财,连做梦也没有例外。日思夜想,到了时来运到的时候,他们便抓住机会,一下子立定事业的基础;到了基础巩固,机构健全的时候,金钱便像流水一样,继续不断地流到他们的宝库了。

当他们的热情奔放的时候,他们是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的。事实上,为着达到寤寐追求的目的,他们可以运用任何手段;英文所谓By hook or by crook,就是这些热心发财的人的口头禅。

但是,这种只求个人的飞黄腾达,不顾大众的利益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现在是人民的世纪,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住。假如有人昧于时势,任意开倒车,势非没顶不可。

你知道,新加坡是个转口贸易的商埠,这儿铜臭的浓厚,使人要起恶心。说来真奇怪,自前年举行大选以来,一向对于政治不闻不问的新加坡市民,忽然对于政治十分热情,这情形好像在修道院受过长期禁欲生活的修道士或修道女,一旦跳到笙歌达旦的大都市,忽而堤闸大开,感情控制不住那样,实行纵欲的生活。

你知道,目前新加坡有三个大政党:人民行动党、劳工阵线、自由社会党。这三个党的班底不同,背景也不同,可是它们却异口同声地说要实行社会主义。

你知道,社会主义派别很多,极左和极右的社会主义者,无论从文字到精神,从理论到实践,相去有若霄壤。虽然如此,新加坡的三个大政党,个个都撑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这至少证明谁也承认社会主义是个正确的道路,虽然它们没有明言它们详细的货色。

平心而论,现在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它们的调子,比较40年前俄国革命时代低得多。当俄国革命的初期,它恨不得一脚踢翻旧世界,两手制造新国家。只因持法太急,弄得它陷于内外夹攻的局面。列强把它当做洪水猛兽,尽力封锁它;国内富农联合起来反抗,使政府当局疲于奔命。经过40年的惨痛的经验,它的目的仍旧,但手段却考究得多。它懂得怎样适应国际的环境,同时,它也注意人民的要求。

你知道,社会主义的一个动人的口号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际上,这事情不容易办得到。因此,现在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把“各取所需”的“需”字改为“值”字。这样一来,许多无谓的纠纷可以平息了。

在人类争取自由平等的过程中,1776年美国革命时代的《独立宣言》是个重要的文献。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宣称:“人类生来是平等的”。这句话好像氢气弹一样,震动全球,谁反对它,便算落伍。

经过180年的经验,在理论上,一般人仍赞成“人类生来是平等的”;可是在实际生活上,至多可以做到“机会均等”这地步。在健全的社会里,政府造成“机会均等”的环境,让所有公民发挥他们的技能知识,以便达到最高的标准。那些成绩最好的人,无疑地仍受社会的崇拜。所谓“斯塔哈诺夫”,所谓“劳模”,照字面翻译出来,是“劳动英雄”。这儿所争的,就是过去英雄主义,是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做出发点;现在的英雄主义,是从社会的立场做出发点。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是多么有趣味。

专此布复,顺请著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

××:

你在南洋几年,郁郁不得志,我除表示同情外,对你的遭遇毫无帮忙,说来非常惭愧!

在拙著《南行集》里,我曾有一篇短文《悼念郁达夫》。我说:“南洋这个地方,对于商人固然是个利薮,对于文人未免太残酷了。”把这些话移来赠你,还是用得着。

为什么真正的文人到南洋来都没有办法呢?因为南洋的学校和文化机构一向是由富商巨贾“创办”的,可是他们本人的事业很多,不暇兼顾这些额外的工作。因此,他们出钱“创办”的学校或文化机构,只好托“财库”来代拆代行。“财库”的知识水准虽然比较他们高些,但他们的权力不是产生于学识上,而是寄托于人事关系上。外来的文人,既没有血缘,又没有乡缘,和学校或文化机构的“创办者”永远格格不入。他们须看“财库”的脸色吃饭,“财库”这一关打不通,他们迟早就要栽筋斗。这正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短期内不会有很大的变动。

你从美国学成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学担任教职30年,这种经验就是一笔大资本。照规矩,这笔大资本投在南洋的教育界和文化界上,至少会发生相当的作用;可是事实上,你却到处受牵制,使你不能够很痛快地发挥你的怀抱,命运如此,这还有什么好说?

现在你离开马来亚,跑到美国去做事,这对于马来亚的华人社团,不消说是个大损失,因为马来亚最需要的就是像你这样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人。

平心而论,目前的美国,除政治的偏见使人不敢恭维外,它的工商业的发达,教育的普及,文化的提高,无一不处于领导的地位。本来富强和文化是有连带关系的,这事情我自小由《论语》里得到一点模糊的印象。《论语》说:“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寥寥数语,可见富强对于文教的影响。后来我撰述《各国国民性》,当我写到荷兰的时候,我发觉17世纪的荷兰,是最富强的时代,同时,又是文化发达到最高峰的时代。哲学家斯宾诺莎,法学家格劳秀斯,美术家伦勃朗,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岗位,发出万丈的光芒,把荷兰的历史点缀得有声有色。

二三十年来,美国的国力逐渐上升,这对于它的文化教育的水准的提高,不消说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自1933年以来,德国籍的犹太人,因为受不了希特勒的暴政,个个间关跑到美国。这些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初到新大陆,真是如鱼得水。他们感恩知己,把平生的造诣,全部贡献出来。美国凭空得到这些新血液,如虎添翼,进步更见神速。难怪英国著名学者拉斯基,在他去世前,就极力称赞美国的法学比较欧洲各国有更辉煌的成就。

你是教育界的老前辈,以你的长期的训练和素养,跑到美国去考察教育,自有左右逢源的乐趣。

照我的浅见,中等教育这一阶段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这阶段的基础如打得结实,将来受用无穷。小学生年纪太轻,智慧未开,吸收和同化的能力都有限;大学已经分系,底子太差的人,永远是落后。只有中学,它是承前启后,同时,又是智慧初开的时期,在生理上、心理上,一天一个样子,发育和进步的快速,远非小学时期所能赶得上。

我们知道,现在教育最重要的是方法和工具。方法新颖,工具完备,这至少会比人家占了三分便宜。希望你对于美国中小学最新教学的方法和教材,多多注意,同时,在可能的范围内,时常为文介绍,这对于马来亚的教育将有莫大的裨益。

这儿一般民众对于独立后的贪污问题十分关心。日前中国学会聚餐时,有不少会员对于这问题发表一些宝贵的意见。我们知道贪污和无能,是有逻辑的关系。假如官员忙着贪污,那么正经的事情都被耽搁了。从前南京政府的失败在此,现在东南亚一些新兴的国家的混乱也在此。

信纸已经写了好几张,我要说的话还没有说完。纸短情长,就此带住。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

接3月17日信,知道近来你很注意营养和健康,慰甚!

老实说,健康是我们的最大本钱。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一天比较别人多做一倍工夫,久而久之,自著成效。

除营养外,你也应该注意户外运动,多呼吸新鲜的空气。再进一步,你需要永远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这样,才能够保持长期的健康。

今天早晨,我起来洗汽车,在洗汽车的时候,我忽然觉悟以毒攻毒的道理。

当晨光熹微的时候,汽车的车身及前后左右的玻璃上早已罩着一层小小的露珠。这些露珠和尘埃混在一起,经过太阳晒了一天后,很可能使车上的油漆褪色或者变成很肮脏。因此,家里有汽车的人,不是雇车夫,便是自己动手洗刷。薄薄的露水,经过力量更大的水龙头的冲洗后,早已消灭得无影无踪。这时候,用柔软的毛巾往车身及前后左右的玻璃一擦,只见污点尽去,清光尽来。假如水里再加上一点洗汽车专用的油,并且加意洗刷,结果是光可鉴人。

南洋的水果中,有一种叫做榴梿,初到南洋的人,一闻着榴梿的浓得化不开的味道,很容易起了恶心。我来南洋十年,还没有养成吃榴梿的习惯。因此,朋友笑我不会留连忘返,迟早会离开此间,而那些喜欢吃榴梿的峇峇或娘惹,简直把榴梿当做无价之宝,遇必要时,贪吃榴梿的娘惹宁愿拿纱笼去押当,借以满足顿时口腹的欲望呢。

榴梿的味道既然浓得化不开,无论用什么来洗,它的味道仍旧存在。要完全除掉榴梿的味道,只好用清水放在榴梿壳里,一洗就干干净净,连半点气味也没有。你说奇怪不奇怪?

住在南洋的人最爱家乡风味。这儿的闽粤侨胞,谈到夏门的蚝煎、薄饼,广州的点心、面食,简直会垂涎欲滴。这些东西都是物美价廉,可说是大众化的食品。又如潮州的咸菜或菜脯,这些也是大众化的食品,不过有人嫌它太咸,食之而不能下咽。普通人要冲淡咸菜的咸味,多用清水;只有内行人,才懂得用盐水,因为盐水很咸,咸菜经盐水一洗,它的味道马上清淡起来。

在从前中国的乡下,医药不大发达,医院的设备也不完善。一般人遇着头痛、肚痛、胸部烦闷等症候的时候,他们当然不会花钱去看医生。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刮痧”。病人的亲友把病人的上衣脱下来,然后用瓷制的汤匙或酒杯,蘸着一点酒或水,很用力地往病人的背部和胸部“刮”;“刮”得全身一条痕一条痕,有的通红,有的红得发紫。普通各种小病,经过这么大力的“刮”后,早已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据我的朋友H医生说,这叫做“以痛止痛”。用我们常用的话来说,这正是“以毒攻毒”。

昨天在老巴刹吃福建面和清蒸鱼的时候,我把上述几个例子跟朋友们说明。同事C先生马上插嘴道,一个人如在冰天雪地里冻得死去活来的时候,看护千万不宜用热水来救急,一用热水,马上一命呜呼。相反的,他应该用雪块往冻僵的人的身上磨擦,这样也许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他说得头头是道,我可听呆了。

据我从前在北方的经验,当万里冰封的时期,我坐着人力车从北京西直门回学校,短短15华里的行程,已够使我的双脚失了知觉。刚下车的时候,走路万分困难,好像有成百成千根针子往脚底下乱刺一样。那时,我当然不会傻到这地步,赶紧用热水来烫。我只好静悄悄地安坐在温暖的客厅,让周遭的较高的温度把双脚的感觉恢复过来。

我常觉得,任何语文里都有警句、格言、成语。这些警句、格言、成语,是每个民族文化的精华。一个人读了一辈子书,能够从知识和经验里创造一两个警句、格言、成语,他的大名就可以永垂不朽了。

别的问题改天再谈。

此问

近好!

子云(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〇

××:

听说你将来拟到剑桥大学去研究数学和物理,我听了之后,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我常觉得,马来亚的华校学生,多少是继承中国教育的光荣的传统,所以气魄大,眼光远。中国近代的教育,起初受日本的影响,后来受美国的鼓励,最后又得到苏联的指导。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因此,中国的学生,自小就有很大的决心和志愿,要做什么学者专家,什么社会领袖。太史公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就是这道理。

谈到剑桥大学,它是近代英国文化的摇篮。剑桥和牛津,堪称难兄难弟。牛津以古典文学、语文学、政治学著名,剑桥以数学、物理、化学、史学称雄。你对于数学和物理既然有深厚的兴趣,当然以进剑桥为佳。

假如你要打官司,那么你须选择最著名的律师,因为著名的律师比较普通律师占了三分便宜,虽然他的费用也许会高些,可是你如能胜诉,一切费用将由对方负责。假如你要医病,那么你应该选择最著名的医生,因为著名的医生比较普通医生多了三分经验,虽然他的费用也许会高些,可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健康复元后,你很快可以弥补一切的损失。

同样的,假如你想研究学问,你须选择世界上第一流的教授,因为第一流的教授,学问渊博,方法新颖,加以他的名望高、地位隆。他处理问题的时候,态度非常严肃,一点也不敢马虎。你从那种环境中孕育出来,正如古人所说“时雨春风”,自己天天长进而不自觉呢!

像牛津、剑桥那样的大学,每个学系都有众望所归的大教授,年轻人一登龙门,声价十倍。除教授本身有许多东西可以给你学习和模仿外,他本人所结交的师友也能够增益你的见闻。

一般说来,学近人易,学古人难。专学一人易,兼收并蓄难。法国的大文豪巴尔扎克,一生最崇拜拿破仑,他的座右铭是:“拿破仑未竟之志,我将以笔锋来完成。”这种志气是多么高尚!尼赫鲁的案头上,仅陈列着一个半裸体的甘地像,无论公开演讲,或普通谈话,他差不多是念念不忘甘地。因为他一心一意追随甘地,所以他这才能够不断地充实自己,履行他应负的使命。

还有一层,著名的大学有它的一套健全的学风,这种学风是:(一)打破沙锅问到底,绝不作捕风捉影,或浮光掠影的言论;(二)一心希圣希贤,绝不会得一小善,而沾沾自喜。假如你有机会到剑桥研读四五年,那么你的学问的基础将打得很切实,以后无论治学或办事,你将无往而不自得了。

除教授外,图书、仪器的设备,可说是近代学术进步的原动力。具备丰富的图书和精良的仪器,连中等天资的学生也可以成为大才。相反的,图书缺之,仪器参差,要一个人暗中摸索,这离成功之路将越来越远。

牛津、剑桥,像各国第一流大学那样,拥有庋藏丰富的图书馆,设备精良的实验室。喜欢研究学问的学生,经常埋头于图书馆或实验室里,自然而然地会找出门路。这比较普通人永远站在万仞宫墙的外边,大言不惭地自夸为专家能手强胜万倍。

广东的朋友们,把正在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叫做“拍拖”,我觉得这个名词很有意思。用英文来翻译,“拍拖”可译为pull and push,一个人前面有人提携,后面有人鼓励,他只好努力向前了。

在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里,青年人们所追求的是想做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是想做屈原、司马迁、施耐庵;是想做莫里哀、雨果、罗曼·罗兰;是想做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列宁;……而这儿环境所鼓励的目标,是钱、钱、钱。事实上,追求半生,仅得了一点金钱,可是钱到手后,又不懂得好好享受。除多娶几个女人,多买两座屋子,多置几亩树胶园外,试问他们什么叫做人生?恐怕所有答案都是零分。

天气炎热,我在挥汗如雨中给你写信,恕不多谈。

此祝

进步!

子云(一九五七年四月二日)

一一

××:

别后一个多月,仅见你寄来两封信,因为不知道你的地址,无从答复,幸原谅!

其实,你年纪太轻,凡事仅看一面,不懂得看背后,所以年来才有许多幼稚的行动。我现在不想批评你,我仅希望你赶快回去见你妈咪,因为她是望眼欲穿地欢迎你,并且要心平气和地跟你讨论一切问题呢。

须知凡事看表面和背后,是截然不同。以云为例。在地下看云,只见平滑的云面;在高空中看云,才可透视参差不齐的背后。老实说,云的正面好像是平坦的,云的背后却似峰峦起伏的山陵,或白浪滔天的海洋。

同样的,许多男人或女人,表面上似乎是衣冠楚楚,可是你从他或她的反面一看,这正像一具骷髅,或衣冠禽兽呢!

本来幻想是好事,尤其是年轻人,有了一些幻想,这多少可以增加勇气,努力向前。不过幻想不要过分,一过分就会离现实太远,结果,要吃大亏。到了那时,幻想毁灭,那悲惨的情形,绝不是任何大文学家所能形容出来。

今天中午,H教授请我到北京酒家吃饭,同席有马大工学院H教授,医生兼作家C女士等人。席间,C女士说,中国人有时不大负责,平时拍胸膛,说有事会帮忙,可是你别信以为真,许多人是说完就算了。假如你要他照数兑现,恐怕他会老羞成怒,大家弄到不欢而散呢。

在这纸醉金迷的社会里,大多数人都是要钱不要命的。有些人口头上也许说不要钱,要白尽义务,这仅能算是一种广告术,其目的是想赚更多的钱,不然,他就要吃西北风;饿死拉倒,谁会对他表同情?

在南洋,你时常会听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些口号,现在须加上一个口号“有名出名”;有些社团在创办的时期,需要人出钱出力,但也需要人出名来拉拢、来号召。不过这种有名出名的人,是既不出钱,又不出力的。假如你要按票面价值来收账,恐怕你会上当。

年轻人刚到万花筒似的社会,只见五光十色,应接不暇。起初什么都相信,等到吃了几次大亏后,什么都不相信了。这两种极端的办法都不对,为的是偏差太厉害。

年轻人十九都有恋爱的经验,当一个少女接到稍微相熟的男朋友一封信说“你比天还高,比海还深,比太阳还热,比月亮还美,比花还香,比虹还多彩多姿”的时候,她的心里总会觉得怦怦地跳跃。但是,别忙。感情是会变的。今年他看见一个少女,他会给她写一封相当肉麻的信;明年他遇着另一个少女,他照样也会给她写一封更肉麻的信。“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世间负心汉实在太多。当年海誓山盟,恨不得把心肝剖出来给对方看;等到另有新欢的时候,过去一切诺言,完全不认账,你又有什么办法。

记得几年前,C要进大学的时候,我给她的临别赠言,就是在学业还没有完成前,千万不要结婚,不然,一辈就要向生活投降。丈夫不本事,根本不必说;丈夫很本事,他看着这么一个只有负担、毫无贡献的妻子,心里不消说十分不高兴;虽然他嘴里不说什么,但生活的不协调,步骤的不一致,貌合神离,那种痛苦才够受的呢!

我想,什么解放都是有限度的,只有经济的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要经济完全解放,除加强意志,充实知识,锻炼技能,努力工作外,实在毫无办法。至亲如父母兄弟姐妹,谁也帮不了谁。

话又说回来,我要你具备独立的人格,培养工作的能力,并不是叫你离群索居,不跟任何人来往。我更不希望你一受打击,不受亲友劝告,乱发脾气,甚至不顾一切,便自愿放弃如花似锦的前程。

“小不忍则乱大谋。”望你永远记住这句话。

顺问

近好!

子云(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

一二

××:

日前接读手教,今天又蒙惠寄郭沫若、叶绍钧、老舍丁玲等作家的选集,谢谢!

记得两月前,我曾许下诺言,说最近的将来要写一篇短文,介绍《朱自清选集》;可是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的诺言还没有实现。今天接到你所寄的新书,心里固然很惭愧,脸部也红得像火鸡一样,这儿可见“内疚”比较被人指摘更难受。同时,我也知道任何空头支票开不得,万一遇着意外的阻碍,支票不能兑现,岂不是把脸儿丢光?

提起朱自清,我觉得他是个很可爱的学者和作家。他年轻时写诗,后来写散文,最后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及国文课本的编纂工作,一步紧接一步,而在他写作的二十多年间,他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除抗战时间比较奔波劳碌,战后头几年吃了通货膨胀的亏外,在一般文人学者中,他的生活可说是相当安定,和他的文士式的风格颇相称。

平心而论,朱自清的散文写得很谨严,这种谨严的工夫做得到家,就达到“一字不苟”的境界。因为态度严谨,所以文字越来越简练,而简炼的文字无疑地是第一流的文字。

在我所认识的许多文人学者中,文字漂亮的倒不少,可是要他们写大块文章,马上出了岔子。原因是,他们不大注意剪裁,把自己所知道的材料完全拉进去。真珠宝贝和破铜烂铁陈列在一起,结果,搅成三不像的东西。

我们知道,著名的服装公司的头手,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度量。身裁量好,问题已经解决了大半,以后剪裁、缝纫、钉扣、熨烫等工作,尽可由二三流的角色来担任。因为身材的高低、肥瘦、曲直不同,所以它需要专家来度量。当专家着手度量的时候,他只注意身段和线条,他绝不考虑材料是否会浪费。只要适合美学的条件,他就要把整件布料七剪八裁,然后配合成一件很称身的服装。换句话说,称身的服装是目的,剪裁、缝纫、钉扣、熨烫是手段,而度量又是手段中的手段。度量的尺寸错误,剪裁、缝纫、钉扣、熨烫等工夫等于虚掷;绫罗绸缎等美好材料,也是白白糟塌掉了。

朱自清是个旧学很有根底的人。旧文学有几千年的历史,其间敷衍成篇的固多,意境超脱、训诂精确、声调铿锵的也不少,尤其是先秦两汉的代表作,无论命意、谋篇、布局、造句、用字,无一不考究,无一不合文学的规律。朱自清是从那种环境中陶冶出来的人,所以他不知不觉地养成那么良好的习惯,那么优美的作风。我们读他三十年来的作品,只觉得他在着笔之前,一定费了很大的工夫从事设计;既动笔之后,又字斟句酌,总期达到清新可诵的地步。

我曾说“做拿手戏,说内行话”是成功的首要的条件。人文荟萃的北京,一向就鼓励人“做拿手戏,说内行话”。在北京,任何一行业,都有出类拔萃的人才。在那种环境中,无论一个人的脸皮比轮胎还厚,他也不敢强不知以为知。不然,他就要使人笑破肚皮。

朱自清的拿手戏,是散文,是游记。虽然初期他曾写新诗,后期写过学术论文,但是散文却占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而他受世人尊重的也是他的散文。

散文根深器厚,源远流长,而内容又无所不包;天地之大,苍蝇之细,只要用心点染,便可成篇。虽然如此,写散文的人大多数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只因他懂得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所以他才能够时常发出独到的由衷的言论。文成之后,拿给朋友传观,彼此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这种乐趣绝不是冠冕堂皇的代天行道的文字所能够想象得到。

你抓住这重点,所以在《朱自清选集》里,先介绍他的散文,然后辑录他的游记,再后编纂他的学术论文,最后才提到他的论诗的文字。论分量,他的散文占全书的一半。编者这么细心,能够体贴入微地了解作者的灵魂深处,煞是难得。我特地在这儿向你致敬意。

香港夏季已到。太平山上,浅水湾中,游人一定不少。写到这儿,恨不得马上飞到香港去逛逛几星期。不过我摸一摸口袋,看一看米缸,什么游兴都给它冲淡了。

专此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

一三

××:

日前到贵校演讲,蒙你殷勤招待,不胜感激!

我的最小的女儿——萧思——说贵校的风景很优美,既能够看到山,又能够望到海,将来周围的树木花草长大了,这简直是世外桃源,一个人宁愿经常住在里边,不想出来呢。

承赠大著《童年记趣》(Ancient Melodies),谢谢!这几天来,新加坡热得要命,屋内平均92度,屋外更不用说。关在办公室里,未免太闷,不如到海边去把你这本书一气看完;一来可以忘记炎热,二来还可以享受书里的一幕一幕的好戏。

我常觉得,文学最宝贵的部分,就是情调、风趣、韵味。同样一个故事,给普通人说来,是平淡无奇,不过给文学家点染一下,马上见得情调丰富,风趣横生,韵味盎然。

《童年记趣》就具备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里边所记载的事实,是“五四运动”的前夜的中国大家庭普通的现象,尤其做过一官半职的仕宦的家庭,家长以多娶几个姨太太为光荣,以抽大烟、大排场为最大的享受。人多口杂,争风吃醋,“可是父亲一离开家里,马上显出风平流静”。这两句话可证明你的观察多么深刻。

书中写三妈和五妈的对骂,真是生动极了。须知骂人是一种艺术,又是一种本领。只要这事情和你没有直接关系,你尽可以隔岸观火的态度来欣赏人家对骂的本事,其间唇枪舌剑、妙语如珠,比起诸葛亮舌战群儒来,我觉得中国旧家庭的妇女的对骂是更见精彩呢!

就情调而论,我最爱读第十三章《干爸妈》。一来你的干爸爸是个很有才干的人,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而且是弹七弦琴的能手。二来你的干妈妈是个绝代佳人,而且深通乐理。她懂得情深意真,才能够把美妙的音乐表现出来。她会告诉你伯牙绝弦于钟期的故事,她会教你想象到平沙孤雁的情调。的确,“碧云天,红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这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背景。你的干妈妈会培植你的想象力,这是她的聪明过人的地方。英国大文豪高尔华斯曾说:“所谓天才,就是丰富的想象力的表现。”你自小就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难怪你长大后,毫不费力地成为文学家。

当你要到日本去之前,你曾和干妈妈道别,那种依依不舍的情调,谁也会表同情。你说,你要大哭一场,但又把眼泪抑制下去。你坐在干妈妈的身边,紧紧地拉着她的手,并且听她高唱《阳关三叠》。接着,你还能够体会到这个曲的意义。第一部,描写离别的地点,音乐是悲愁幽静。第二部,描写歌者没法子忍受离别的痛苦,他的心乱如麻,所以音乐也越来越复杂,感情也极旺盛。第三部,双弦同时奏出,声音悲怨而强烈,只有曲而没有词;事实上,强烈的情感往往非语言所能表达出来。最后,回到现实的世界,歌者知道他一定要和他的朋友分别,这儿的音乐很微弱,然后慢慢地告个结束。

你在童年时期,就能够了解音乐的妙处,这是个福气。据我知道,萧伯纳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文豪,这和他的精通乐理,爱弹钢琴不无关系。你对于音乐和绘画,自小就打下这么好的基础,所以你能够成为文学家,自是必然的趋势。

从前我看赛珍珠的作品,我惊叹她能够运用那么浅白的文字来描述中国的风土人情。现在我读到你的大作,我觉得就文论文,你也赶得上她,而情调丰富,风趣横生,韵味盎然,这更非赛珍珠所能望其项背。

我希望你于教书的余暇,抽一点时间,把北伐前后,抗战期间,战后的世界等阶段,继续写成四部曲。由个人的立场来观察世变,这倒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这些书写成后,我虽不敢说它们可以与丘吉尔的《世界的危机》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量齐观,但是对于研究过去五六十年间的中国史,是有相当的贡献的。

我的太太时常听我提出你的大名,不胜钦佩!她决定请你吃一顿,不过她有个条件,就是请你给她画一幅彩色的梅花,点缀点缀她的闺房。不知你能效劳否。

专此顺颂

撰祺!

子云(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一四

××:

别后快要两个月,除工作和睡觉外,一有闲工夫就想到你,不知道你是否有同感?

从你寄来的信里,知道你身体健康,生活严肃,慰甚!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紧握学习的目标,一步也不能放松。俗语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就是指任何研究工作,一点也不能放松或间断;因为一放松,一间断,以后就接不上,学起来觉得生疏,兴趣将冲淡了许多。

我常觉得,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在于“恕”字。“恕”字是“如”“心”,也就是“谅心比心”。一个人能够谅心比心,或者设身处地,那么他就懂得“既往不咎”,就会领略什么叫做“宽容”。只因一般中国人都知道“宽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没有那种无谓而又无聊的宗教战争。反正每个人的个性、嗜好、脾气不尽同,事实上,我们也没法子使它尽同。因此,我们至多仅能做到“我行我素”的地步,不能强迫人家和我们相同。

上星期日,我们到奥迪安去看《战争与和平》,这是今年上演的名片,非常叫座。我因为工作忙碌,平时抽不出时间来看戏,但是由著名的文艺作品改编的名片,我不但一次不漏,有时还可以看到两三次呢。

那天看戏看了一大半,就赶到北京酒家,应C院长之约,同席有S教授及P教授等人。S和P教授两人都是黄季刚先生的高足,而黄季刚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入室弟子,现在他们都在南大任教;九泉有知,章老先生也许会落出会心的微笑,说了一声“吾道其南”呢。

C院长很识趣,他知道我和P教授是新相识,所以他把我们两人的座位排在一起。P教授是安徽婺源人,朱熹的同乡。过去三百年间,安徽是出人才的地方;文有桐城,武有合肥。除江浙外,很少省份可以和它相匹敌,地位是在湖南、四川、广东、福建之间。

你知道,中国文化一直往南流,起初是黄河流域,后来是长江流域,到了海禁大开后的百年间,闽江流域及珠江流域,大有后来居上之概。文化南移的原因,主要的是经济条件。古代的北方比较富庶,“关中沃野千里”,人们费最少的力量,得到最大的报酬。因为家给人足,这才有闲时间、闲心情从事学术艺术的探讨。到了后来,黄河一再决口,洪水泛滥,民不聊生,老弱饿死于沟壑,少壮跑到四方去谋生。在过去,南方是个文化落后地区,土地没有开垦,这种原始的土地,是很肥沃的,一经开垦,马上有很大的收获。因为粮食充足,所以一般壮丁就在南方落籍,成为南方人,同时,他们力求上进,把当地的文化水准提高。

你知道,孔子诞生到现在,已经有2058年,他的嫡系的孙子,已经达到73世。可是我们这一家是从山西上党郡搬来,到了我这一代,才是24世。由于交通困难,没法子跑到原籍去找家谱,大家至多仅能追溯到祖宗三代,再远的只好一笔勾销。

因为这缘故,中国人对于乡缘、血缘,非常重视。一般华侨能够在南洋各地成家立业,一半是靠个人的克勤克俭,忠信笃敬,一半是靠“隆帮”的精神;而“隆帮”的精神,主要的是靠乡缘、血缘;到了现在,才谈到学谊、党谊。

由于中国人的看重乡缘,所以从大处着想,大家一喊出“保卫我们的家乡”,谁也可以牺牲一切;从小处着眼,一个人一提到家乡的风土人情,马上可以感动对方。现在把古文上最有名的丘迟《与陈伯之书》默写一段给你看,便知端的。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能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

任你是铁石心肠,读了这种文章,绝对不能无动于衷。

今天是旧历初二,晚上满天漆黑。我听了远处传来一阵钢琴的声音,差不多要双泪俱下。见字望即往见W先生,他会帮忙你解决一切问题。事实上,你所提出的问题,经过时间的洗礼淘汰,早已烟消云散,不成问题了。

此问

平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

一五

××:

昨天收到你的信,知道流行性感冒症曾波及你的学校,弄到几千名同学都受累,惦甚!

这两星期来,流行性感冒症已经侵入新加坡,中央医院和私人医院的病人顿增三四倍,各大药房也挤满了顾客。日前文思也染着这病,体温高到103度,吓得我魂不附体,只好暗中焦急。幸亏H医生给她打了一针,喝了一瓶药水,另外吃了几粒橙,休息了两天,就没事了。

我常觉得,学术没有国界,疾病也没有国界,尤其是交通这么方便的时代,万里行程,朝发夕至。长江既不是“天堑”,海洋也没法子把各国隔开。别的不用说,光是国际卫生机构,国际气象报告,假如没有中国参加,这等于搓麻将,三缺一,打不成功。

可是人类的傲慢与偏见,有时使他们会做出非常愚蠢的事情。他们要感情用事,不肯正视现实。结果,将错就错,并且接二连三地做了许多更愚蠢的事情出来。

目前的世界缩小到这田地,有志气有魄力的青年,应该泯除一切狭窄的国家主义,以服务人类为目的。再进一步,他们应该向星球斗争,向太空宣战,把自然界的宝藏,化为人类的富源。事实上,只要各国的军政界的领袖同意,把现有的武器自动毁掉,把原子能改为和平的用途,那么本来每天做得半死还不够饱的同胞,今后只须工作一两个钟头,便可享受丰衣足食的生活了。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学术和艺术的探讨;既不为利,又不为名,只为最浓厚的兴趣,最纯洁的目标,将来的成就一定是妙绝千古呢!

你现在研究生物学,这是个很有趣味而又可以应用的科学。孔子教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在《诗经》和《楚辞》上,花草的名堂也特别多。远在明朝,中国的药物专家李时珍已经懂得几千种药名及其性能。到了现在,因为“接枝”和“配种”的关系,无论动物或植物的范围,天天在扩展中,关于这一类的专著及工具书也是层出不穷。你须就性情所近,选择一两个小题目,做深入的研究。这是毕生的工作,不得见异思迁,不可一曝十寒。因为一间断,一跳槽,前功将尽废了。

孔子说得好:“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孟子也说:“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这几句话虽很浅白,但它却包含很深奥的道理。它说明一般人做事多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只因一般人多患着这毛病,所以少数能够坚持到底的有魄力的人物,就成为当然的胜利者。

你天资颖悟,魄力过人,而且恬淡寡欲,这正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假如你在健康方面也特别注意,多吃一些营养的东西,多喝一些开水,多做一些运动,尤其是冬季的溜冰和夏季的游泳,相信这对于健康很有裨益。

就文治和武功而论,清朝的曾国藩和当代英国的丘吉尔,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两个人所担任的事务虽然繁重,但他们得力处在于一天有一两次假寐。曾国藩最爱午睡,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也闭着眼睛,稍憇一会儿。这样一来,晚上做工夫的时候,精神百倍。丘吉尔每天一早醒来,躺在床上,翻阅所有报纸,白天又忙着读书、写作、开会、接见客人。可是他一有闲工夫,或者工作告一段落,便坐而假寐。因此,每次醒来时,他的脑筋总是十分清新。以清新的脑筋来治学或办事,自然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乐趣。

你有志于学问,所以你应该及早养成假寐的习惯。我知道你们现在有时间作午睡,这是健康的象征。假如在晚饭前后再休息十五分钟,并且持之以恒,相信你的工作效率将加强。

现在科学最讲究效率。一天假寐两三次,这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培养精神,加强健康,增进效率的好办法。说穿了,这就是“接力赛跑”的办法,这就是工人运砖的方法。费力少而收效多,你不妨试一试。

有空望时常来信。

此问

平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

一六

××:

妈咪告诉我说,你年纪虽小,但是家里的事情你做得最多,而且做得有条不紊,慰甚!

一般人以为自己不用做事情,把一切责任往别人身上推,是个上策。其实,归根究底,这是最下流的行径,大丈夫绝不会这么做。因为你不做事情,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人家也如法炮制,再往另一个人身上推;推来推去,最后还要是轮到你来干。这真是何苦来!

旧时代的中国人最缺乏公民的训练。远在二十多年前,中国曾来个“新生活运动”,顾名思义,这倒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不过那次运动,法西斯蒂、纳粹的意味太重,弄到爱好民主人士不敢恭维;同时,那次运动不但进行得不够彻底,而且主持运动的核心人物,变成最剧烈的破坏者;结果,“新生活运动”,仅留下一个空洞的名词,不能发生积极的作用。

上星期,我和同事C先生坐车到报馆,途经独立桥,突然看见一大批人围着海滨的人行道上。我们也下车,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只见一位身材高大、体魄雄伟的欧籍人士,忙着脱衫、裤、鞋子、手表,准备下海救人。那时毛毛雨下个不停,海上风浪大作,我亲眼看见这位英雄穿着袜子,由斜度很陡的海岸的石堤,一步一步走下去,经过五分钟的摸索,居然把一个20岁的少女从海龙王的大门口抢回来。当这位少女被拉到岸上的时候,她早已有气无力,口流白沫。接着,救伤车来临,连忙把她送到医院治疗。到了精神复元后,她再也不想自杀,要努力做个新人了。

当我们回到报馆后,即刻通知外勤记者去采访这项新闻,经过详细调查,这才知道那位英雄好汉原来是个有名的大医生。照一般人的看法,医生在社会上多少有些地位,他尽可不必多管闲事,赶快回到办公室,多看几个病人,多赚一点钱,才是道理。不过这位医生是个受过公民训练的人,他知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至少这比较烧香祷告更有实效。

记得五六年前,新加坡有个公务员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行刺,弄得流血满车。当时同车的中国人,深怕一身惹着无妄之灾,个个抱头鼠窜,可是同车有个欧籍的妇人,她没有跑开,反而不慌不忙地实行救急的办法,把受伤者的衬衣撕下来,将伤口包好,然后急电救伤车,送他到中央医院去治疗,不久便恢复原状。假如这位欧籍妇人不懂得初步的救急法,同时,她太会替自己打算,不肯为人家牺牲一点时间和精力,恐怕那位公务员早已与世长辞了。

又记得有一次,我的朋友的家里的汽车被小偷光顾。主人还在睡梦中,可是他的邻居的欧籍人士,一听见有人偷汽车,马上起来穷追。偷车贼看见来势汹汹,只好弃车而逃。假如那位欧籍人士抱着“明哲保身”的观念,假装听不见,那么我的朋友的汽车一定遗失无疑。

听说,你已经学会游泳,我很高兴。我希望你于课余之暇,须学习“救急”的方法,这对于个人,对于社会都有益处。在家里,如有人受刀伤、火伤,你马上懂得怎样救护;在社会上,如有人遇着意外,你也应该当仁不让地替人家服务。

生活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许多人都见利忘义,这是很可惜的。将来社会主义变成全世界普遍的制度后,金钱的势力将逐渐减退,人人急公好义,只求服务,不问报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那时一般的人性将大大改观,而“明哲保身”的哲学将被运到博物院里去了。

还有一层,在国际法上,俘虏是要加以特别优待的。在战场上,双方虽然会打个你死我活,一旦对方竖起白旗,或者不敌被捕,那么他应该得到像无辜的平民那样的待遇。不然,虐待俘虏的罪名一成立,这将受举世的谴责了。

春秋时代的宋襄公跟人家打仗的时候,他定了一个规矩:“不重伤,不擒二毛。”人家都笑他迂腐,我却认为这是尊重人道主义。本来战争是蛮性的遗留,你既然有能力把对方打倒,这已经够威风。假如你还不满足,硬要把对方来个五马分尸,甚至掘墓鞭尸,这可以说是完全不识幽默。要我伸手和不懂幽默的人做朋友,那才怪呢!

专此祝你

近好!

子云(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一七

××:

上星期日我和你到海滨去玩耍。当我们的车经过南顺别墅,快到勿洛的时候,只见海面是一幅彩色的图画,由黄到绿,由绿到青。太阳的辐射,配着起伏不定的波浪,形成万丈的光芒。我看了那种景色,不禁失口说了一声:Wonderful(妙极!)你年纪还轻,这个英文字当然没有读过,可是你却体会我的意思,所以跟着说一声:Twoderful。起初我莫名其妙;后来我再说一遍,你也跟着说一遍。我这才知道,你正在“铸造”新词。因为你误会Won为One;我既然可用Wonderful这个字来形容当前美妙的景象,那么你说Twoderful来加强语调,岂不是很恰当么?

过了两天,在中午吃饭时分,我把这故事告诉S先生,他非常高兴。他说你口齿伶俐,为人机警,将来可做政治家,像尼赫鲁先生的妹子潘迪夫人那样。我笑而不答,但心里却很舒服。因为历史是前进的,绝不会倒退的;下一代的人,照规矩,应该发扬光大,比较上一代的人更聪明能干才行。

人类是政治的动物,每个人应该注意政治,了解政治,但每个人不一定要空谈政治。不然,坐而论道的人太多,起而实行的人太少,社会上任何事情都被耽搁了。

其实,政治这东西是不容易玩的。政治好比骏马,假如你年青力壮,眼明手快,你尽可以把骏马弄得团团转。另一方面,假如你毛手毛脚,对于驾驭术丝毫没有把握,你很可能随时给骏马摔下来。

我常觉得,政治的领袖多是不满现状,只因不满现状,所以他们才能够提出具体的革命的主张。但是,另一方面,吃教的人却个个维护现状,只因维护现状,所以他们才能够得到统治者的青睐。立场不同,意见互异。古人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这意思。

还有一层,假如你有机会做政治领袖,那么你往左走是对;往右走也对;例如列宁、孙中山,他们都是革命历史上的成功者,所以他们一生所做的事情,对的固然有人赞成,错的也有人替他们辩护。换句话说,天下无不是的领袖;领袖既然样样都行,那么做党员的人难免啼笑皆非,自认晦气。

我有个朋友,他的身份是华侨。当抗日时期,他以万分的热情,冒着万苦千辛,回到祖国参加抗战。那时,国共是合作的,因此,当政府给他以相当的名义,请他参加某种机密的任务的时候,他丝毫不加考虑地接受下来。由于他为人足智多谋,所以他所担任的工作做得还不错。论功行赏,他应该得到社会的赞许。

但是,战后的局面来个180度的转变。南京政府天天走下坡路,一举一动都是天怒民怨。我的朋友,像战后一般有良心有能力的知识分子一样,起初和南京政府脱离关系,后来又开始直接攻击。这样一来,那些忠贞之士,就抓着他过去和南京政府的关系,作反唇相稽的谩骂,甚至把他个人的私生活,也加油加醋地纠缠不清。这种办法是不对的。

据一般浅薄的人的意见,你既然参加一个党,那么你必须拥护领袖到底。领袖的行动光明磊落,你固然要支持;领袖的行为落伍乖张,你应该照样支持。这简直是专制时代驾驭奴才的思想。这完全是“臣罪当诛,天子圣明”的荒唐的主意。具备这种思想的人,他的脑筋早已成问题,更不用说要清算人家了。

须知政治领袖不过是个平凡的人。人谁无过?所以领袖之有过失,这也是再平凡不过的事情。现在大家都发现过去的政治领袖陷于严重的错误,但有人还要替他曲为辩护,并且自称为“忠贞”之士,这真是其愚不可及。

据我知道,国共合作已经有三次的经验,每次合作都有意想不到的大收获。照一般迹象看来,第四次合作,仅是时间问题。到了那时,我一定把家里收藏几十年的几樽香槟酒打开,大家尽醉一场。

专此布达,顺问

平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

一八

××:

最近台北因美国军曹雷诺杀死刘自然,被美国军事法庭宣判无罪,致掀起严重的反美风潮。当这事件发生后,各地报章一致谴责美国,不是说美国根本不应该在台湾设立军事法庭,便是说美国派到远东来的人员的才干很成问题。老实说,无论左翼或右翼的报纸,对于美国这种横行霸道的行为,没有一个敢替它辩护;因为雷诺的两颗子弹真是威力无比,它可以把战后美国在各地区所投下的百亿元的“美援”的效果一笔勾销。

关于这次事件的本末,你在报纸上早已看到详细的报道,用不着我多说。我最注意的却是中文的妙用。你瞧,刘自然的太太在台北美国大使馆前告地状时,以悲愤沉默的态度,站在标语的木牌边;标语说:“杀人者无罪?我控诉!我抗议!”寥寥11字,比较洋洋大观的万言书更见有力!更有分量!

台北某报所发表的读者来函,其中有两句:“杀人无罪!无罪该杀!”写这封信的人,不愧为第一流的宣传家。第一句是指军事法庭审判不公道,把蓄意行凶的人,随便开释。照规矩,“杀人者死”,现在竟可无罪开释,这无非说明美国仗着自己的武力,到处可以为非作歹,不受神圣法律的制裁。凡是看到“杀人无罪”这句话的人,心里没有不替美国惋惜!

至于第二句“无罪该杀”!这显然是要鼓励人采取报复的行动。因为刘自然是个无辜的平民,他既然可以格杀勿赦,其他平民迟早难免要陷于同样的命运。谁不爱惜生命?现在处于暗无天日的环境中,有罪固死,无罪也该杀;不如拼将老命,跟对方来个你死我活。难怪在20分钟内,马上会聚集整万人,包围使馆,捣毁家俬,连整天荷枪实弹维护治安的警察也来不及救援。

刚才说过:“杀人无罪!无罪该杀!”同样四个字,只须文字上稍微更动一下,马上见出分量的高低。上一句,至多只能说明事实;下一句,却鼓励人同仇敌忾。文字的妙用,非老于此道的人不容易体会得到。

你知道,这次台北美国军曹雷诺杀人的事件,第一要看他是“谋杀”(Murder)还是“误杀”(Manslaughter)?现在事实证明雷诺的浴房没有滴水,同时,子弹是从死者的背后穿入,这显然是“谋杀”。事实昭彰,无论多么雄辩的律师也没法子帮忙,所以台北比较冷静的官员也要求美方重审。

须知“谋杀”和“误杀”,相差不过一个字,可是后果有天渊之别。“谋杀”应该判定死刑,“误杀”至多是有期徒刑。

记得从前有个杀人的案件,原告律师控告被告“用刀杀人”,但是被告的律师却轻描淡写地把“用”改为“甩”字,即“甩刀杀人”。区区一个字,把“谋杀”改为“误杀”。这儿可见刀笔吏的厉害,虽然现代的审判法,人证物证比较文字更重要。

从前曾国藩和洪秀全打仗的时候,他的军队“屡战屡败”。假如照这样报告,他的脑袋恐怕要搬家。可是他把这四个字的位置对调一下,意义就完全不同。“屡败屡战”,这是多么英勇!原来血战疆场的人,只要英勇无比,生死置于度外,那么胜利固然受人颂扬,失败也情有可原。为着把“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曾国藩这才能够博得清廷的信任,终于在军事上赢得胜利。

相传我们的家乡发生抢劫的事件。原告的律师控告嫌疑犯的呈文上有“从大门入”这几个字,可是被告的律师却在“大”字右上边再加了一点,成为“犬”字。这样一来,分量就完全不同;因为“从大门入”,这当然是强盗。事实上,只有强盗,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模大样地“从大门入”。现在把“大门”改为“犬门”,这当然是小偷;因为小偷胆子不够,他绝对不敢那么跋扈,破门而入。

拉杂写来,不知不觉地已经写了好几张稿纸。我现在要去开会,恕不多谈。

此祝

健康!

子云(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

一九

××:

上星期日到府上参观,蒙你惠赐盛宴,谢谢!厨房里,四大名手,各显绝技;客厅里,几位先生在高谈阔论,坐享其成。到了吃饭时分,我的几个小孩,每个人端了一张藤椅到草场上,一面欣赏名山胜水,一面吃饭谈天。因为大家高兴,所以我的胃口也不错,饭量比较平时多了一倍。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一星期,可是回想起来,还是齿颊留香呢。

承赠内子梅竹二友图,典雅秀逸,飘飘欲仙。回家后,马上送到裱画店,请它赶快给我裱出来,好让我挂在客厅,经常浏览赏玩,把俗气减少三分。

记得我初到南洋的时候,我曾到各地逛了两三个月。我的结论是:论财力,南洋一千多万侨胞比较国内同胞充实十倍;论风雅,却不到十分之一。习俗移人,毫无办法。要作移风易俗的工作,一面须具备极大的魄力,一面还需要相当时间,短期内难望有什么大收获。

自南洋大学创立后,各方名士逐渐集中于新加坡。今年的阵容,比较去年更整齐;明年的局面,应该比较今年更进步。只要大家都肯脚踏实地,稳扎稳打,再过十年二十年,前途大可乐观。退一万步讲,那时南洋所出的人才,将车载斗量。人才一多,一般风尚将大受影响。文化水准自然会提高;文化水准一提高,不谈风雅,自然而然地会趋向风雅。这一点我敢作斩钉截铁的断语。

现在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他姓H,原籍南安,落籍福州,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及南洋各地。现在虽年近古稀,但他的兴趣酷似青年。他平生任侠好客,广交当代名士。从前徐悲鸿和刘海粟到南洋来举行展览会的时候,就是住在他的家里。他收藏名家的真迹很多,别的不用说,光是悲鸿的字画,他就有六七十幅,笔飞墨舞,痛快淋漓。我到他家里去闲谈的时候,面对许多精致的艺术品,真是低徊留连,舍不得离开。

除字画外,他又是个收藏扇面的专家。你瞧,他的书斋号为“百扇斋”,便知他的收藏的丰富。此外,他还喜欢集邮、种花,一举一动,一谈一吐,无一不高标绝俗。在这铜臭十分浓厚的南洋社会,要找一个像他这么样的雅人,颇不容易呢。

昨天我到他家里去谈天。他知道我和你相识,所以特地约我转托你给他画一个扇面。这只扇硕大无比,每边分为四段,字画相间。他希望你画个花卉或蕉叶,不知道你肯赏脸否?

我还有个朋友,他姓C,是个大实业家。战后十年间,他的事业一帆风顺,产业也很可观。这个人和普通南洋伯不同;普通南洋伯用血汗来换回财富后,就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以俱乐部为家庭,以家庭为旅馆,非至更深人静,绝不会回家。

我的朋友C先生却不然,他在工作的余暇,就搜集书画、金石,光是任伯年的手迹,他就搜罗了一百多幅,其他名家的大作也是应有尽有。年来他曾影印任伯年的画谱一册,齐白石的印章二册,印好之后,分赠各亲友及图书馆。此外,他也养鱼种花,不时邀请文化界的朋友到他的别墅去玩耍。像他这么洁身自好的人,在十里洋场的社会里真是不可多得呢。

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努力工作,可是工作的态度,人人不同。大多数人是做生活的奴隶,碌碌一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有极少数人,他们对于工作本身发生浓厚的兴趣,例如赴汤蹈火的革命家,苦口婆心的宗教家,发愤忘食的学问家,他们把事业和娱乐打成一片,从事业中得到最大的快乐;因为心里快乐,所以什么事情都干得很起劲。这种人是最幸福的。

其次,就是白天忙着谋生,公余之暇,才随心所欲地干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如看书、作文、习字、学画、弹琴、唱歌、种花、养鸟……从这些高尚的嗜好中,培养自己的兴趣,并且广交同道,互相切磋琢磨。到了相当时候,自能成一风格,生活也跟着充实。

正牌的革命家、宗教家、学问家本来不多,而且是可遇而不可求。因此,凡有高尚的嗜好的人,我都愿意跟他们做朋友。至少,这种人的生命是有所寄托的;有所寄托,就不会太空虚。此外,我们还有什么要求?容俟面谈。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

二〇

××:

你近来长得很高大,功课也做得很不错,我看了十分高兴。

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子和幼子得到家长更多的照顾,排列在中间的反而被人忽视。长子不但父母爱他,假如有公公婆婆,那么老人家抱孙心切,他们的疼爱的程度将超过父母。至于幼子,他当然是父母的掌上珠。你读过《战国策》,你该记住老夫爱怜少子那句名言罢。

但是,反过来说,小时被父母钟爱的儿女,到了长大成人后,往往要吃大亏。一来他们娇生惯养,受不了人家的气,反而要拿气给人家受;结果,他们所做的事情多是有始无终,不欢而散。二来他们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受不了挫折,不知道从前在家里,任何困难都由父母代劳,自己没有受过什么风险,因为缺乏经验,所以大难临头,他们简直招架不来。

至于排列在中间的儿女,因为自小得不到家长更多的照顾,他们往往会养成独立的习惯。劳作既多,不但身体康健,而且学到许多本事。谋深虑远,小心翼翼,将来成就的机会往往比长子和幼子多。假如你有闲工夫,我倒望你找出一百种名人传记来做个统计;除独生子外,看看成功的人是长子和幼子占多数呢?还是排列在中间的占多数呢?

在家里,你排列第四。小时,拳头不如哥哥姐姐那么大;到了长大后,有时又要受小妹妹的气。因此,你无形中变成非常孤独,不但脾气古怪,而且,照我看来,你似乎太过爱惜自己,保卫自己。只因你太过爱惜自己,保卫自己,结果,你更陷于孤立的状态。须知“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你越闭关自守,不跟人家往来,人家也越对你退避三舍,不敢和你亲近。这样一来,无论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你将显得孤单。

论你的年龄,你应该天真活泼,笑容可掬;但是,事实上,你却毫无笑容,并且时常绷着脸孔。这种冷若冰霜的态度,将拒人于千里之外,使人不敢伸出温暖的手,跟你做朋友。

托尔斯泰形容他的母亲的漂亮的时候,他特地指出“微笑”的重要。他说:

假如在人生艰难困苦的时期,我能够瞧见那种微笑,我一定不知道什么叫做悲痛。我觉得,所谓漂亮,主要的在于微笑;假如微笑能提高脸部的风韵,那种脸就算是漂亮;假如微笑对风韵不发生作用,那种脸就算是平淡无奇;假如微笑能破坏风韵,那种脸就算是很丑了。

的确,“微笑”对于人生,有无限的价值。古人所谓“会心的微笑”,这是象征高贵的灵魂,伟大的人格,稀有的知己。

记得我在巴黎的时候,一有闲工夫,就到卢浮宫博物院去参观。这间博物院所收藏的油画,真是集天下的奇观;稀世之宝,尽收眼底。其中有一幅名叫“蒙娜丽莎”,这幅画是出自达芬奇的手笔。你瞧,她的蓬松的头发,圆大的眼睛,樱桃的口腔,油而不腻、干而不燥的皮肤,已够你崇拜为仙女;但她的如痴似嗔、承欢带喜的微笑,简直像个天人。面对这么有风韵的女人,你真愿意叫她一声:“妈咪”或“姐姐”呢!

用达芬奇的名画来证明托尔斯泰的名文,更可见“微笑”的意义。它能够给人以温暖,使生活更有风趣。有了温暖和风趣,做人便不会寂寞了。

听说,你对书本很有兴趣,尤其小说和戏剧的书籍,你抓来就看,将来成个准文人,大概不成问题。然而我总觉得做人比较做文更为重要。古人所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无非教人先搞通思想,养成正确的认识,然后可就兴趣和环境所近,选择一两门学问,作终身研究的目标。不然,思想没有搞通,认识一点也不清楚,凡事善自为谋,不替任何人设想,结果,将遭社会唾弃,将受群众白眼。在那种情形下,你将觉得满途荆棘,四面楚歌,到处都是敌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倾吐胸中的积愫;这岂不是天下最苦恼的事情?

写到这儿,迎面吹来一阵清凉的海风,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暑假转眼就到,届时将时常带你到海滨,让海阔天空的环境来陶冶你的性情。你赞成吗?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

二一

××:

自去秋接到手札后,就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虽然我时常想念你,关怀你,恨不得和你促膝畅谈三天三夜,可是要我提起笔来写信,这比较要挑起千钧的重担还困难万分呢!

新加坡的海滨真好,尤其是我常到的海景酒店,它所给我的恩惠比较香港浅水湾大酒店还大。这间酒店,面临大海,抬头一看,对面一列青翠的山陵,就是印尼三千多个岛屿里的一小部分。海上大大小小的轮船,来来往往,从东边出入的是来往香港、印尼、中国、日本的船只,往西边出入的是来往槟城、苏岛、锡兰、印度,以及欧洲各国的船只。我看轮船上冒出的一缕一缕的青烟,马上会联想到万里外的亲爱的朋友们。我虽然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但大文豪苏东坡的名句:“望美人兮天一方”,倒能领略一二。

离开学校26年了。这26年中,世界经过很大的变化,人事上的变幻更是没法子推测或估计。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我总觉得你一点也没有变。你还那么年轻,你还那么热诚,你还那么天真。我时常对梅说,你是个最幸福的人,因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一个人能够永远保持着“赤子之心”,他才能够做超凡入圣的工作。宗教家这样,革命家这样,学问家也是这样。

关于做人的态度,你和我截然不同。我的态度是:可以交谈的朋友,不妨多说几句;不可以交谈的朋友,必须少说几句;至于根本谈不拢的人,只好敬而远之,不必多费唇舌。

你的态度是:可以交谈的朋友,你固然会滔滔不绝地出肺肝以相视;不可以交谈的朋友,你还是侃侃而谈地说个不停;至于根本谈不拢的人,你还会面红耳赤地要说服人家,不管对方接受不接受。

换句话说,你所走的是宗教家说教的路线,因为宗教家具备无限的热诚,光靠这种热情,多少会说服冥顽不灵的异教徒,何况思想、学问、经验的距离相去不会太远的朋友?

话又说回来,过分热诚,有时难免要碰钉,有时还会白费精力。我因为害怕碰钉和白费精力,所以凡事我总有个保留;往坏的方面着想,我是绝交不出恶声;往好的方面观察,我绝对不敢对人有太大的奢望;反正自己所定的良好的计划,十九都不能顺利进行,你怎么能够随便指摘人家?

报载,南越的局面紊乱不堪,成千成万的华侨因为受不了苛政的压迫,不得不往前途没有什么把握的地方逃难。他们的处境是值得我们同情的,但是,除同情外,我们对于南越的一般朋友到底有什么帮忙呢?

我在南越前后逗留七年,除中间有两年工夫到各地旅行外,在那儿足足住了五年。南越虽没有高山,但多彩多姿的湄公河,已够我念念不忘,尤其美荻、芹苴等处的轮渡,前面有个大江,隔岸在晓风残月下,露出几十盏贩卖饭菜饮料的小摊子的灯火,火光明明灭灭,人影隐隐约约,偶尔从远处传来一阵盲目的琴师所奏的三弦,那种闲愁万种,怨恨忧郁的表情,真使闻者酸鼻,甚至会澘然下泪呢。

越南真是个鱼米之乡。河内的香米,西贡的雪白的珍珠米不必说;光是南越的鱼虾之多,简直使人垂涎三尺。当大战期间,我隐居茶荣省,朋友和学生们时常送大虾给我吃,一来就是一大箩。用大虾往火炭里烤熟,剥了壳就吃,香甜爽滑,其味无穷,一连吃了六七只,就不必再吃饭了。光从饮食这方面着想,我觉得那几年的隐居生活,是个大享受;至少这比较在大都市忙忙碌碌,没有什么机会让我们毫无拘束地大吃大玩好得多。

在南越,你我共同的朋友颇不少,其中有几位倒使我时常悬念!尤其那位报人,不但常识丰富,而且下笔十分敏捷。假如有机会让他到香港和新加坡,我相信他会发生更大的作用。可惜他的家累太重,一时走不开,只好让大好时光不知不觉地消逝了。

你的近况怎样?血压症已经除根否?家里人都平安否?念念!有空希望时常来信。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

二二

××:

昨天一连收到三封信,不胜喜慰!二妹说,她希望每次收信时,都有这么一大堆,真是爽快。我反问她:“你有没有这么勤力写信呢?”她含笑地说了一声:“谁都这么希望人家来信,虽然自己是懒得写信。”

我常觉得,你对于时间的分配,没有十分把握。你也承认这次考试,“先松后紧”,弄得手忙脚乱,成绩不够理想。好在你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愿意努力改正,慰甚!

中国圣贤教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我幼时读这种至理名言,口头背得滚瓜烂熟,心里并没有特殊的感觉。等到后来看见建筑工人盖屋子的时候,这才明白此中的奥妙。你瞧,工人盖屋子时,先打地基,然后竖立栋梁;然后铺砖砌瓦;然后安置门户;然后粉刷油漆,一步紧接一步,一点也不零乱。到了拆屋的时候,他们刚好是反其道而行,从上层的陈设拆到坚固的地基。这种本末、终始、先后的次序,不但可应用于建筑屋子,也可应用于著述工作,甚至可应用于国家的经济建设。

除工作要有一定的计划外,时间和机会的充分利用,也是成功的重要条件。19世纪英国著名的首相格莱斯顿,他前后做过四任首相,给维多利亚王朝点缀得有声有色。后代给他写传记的人,多指出他最会利用零碎的时间。因为像他那么重要的人物,每天光是开会、宴会、接客、写信等工作已经够他忙得满头大汗,剩下七零八碎的时间,假如他不懂得好好的利用,不但他没法子发挥他的大才,而且连当前的事物也不能很顺利的应付过去。

你现在还是一个大学生,除上课外,全部时间得让你自由分配。假如不趁这机会养成支配时间的好习惯,恐怕将来到社会去服务的时候,不愿意接见的人要接见,不喜欢参加的会也要参加,整天忙、忙、忙,身不由己,那才苦恼呢。

你在大学里还有三年工夫,可是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到了。在这期间,你须来个三年计划,很合理地分配你每天工作休息的时间。你须锻炼雄伟的体魄;你须打好学问的基础;你须懂得辨别那些和你接近的同学的品格的高低,程度的优劣,性情的善恶。只要这三年计划能够顺利进行,以后你不难找个机会到外国去深造,到了学成之后,你将永远处于领导的地位,给人家做模范。

从一般人的眼光看来,你算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事实上,从高中二年级起,你在全班里老是名列前茅。但是,为责备求全起见,你还没有达到我的期望。

平心而论,现代学校那些课程,一面嫌太杂,一面嫌太多,贪多嚼不烂,每门学科似乎都懂一点,可是细心检讨一下,未免太过空虚。一般学生,费了那么大的工夫,那么多的时间去预备功课,到了考试完毕的时候,所学到的东西往往随卷子交回给老师了。

这毛病在那儿的呢?这毛病在于没有复习的机会。

记得你少时,我曾教你一句英语“熟能生巧”(Practice makes perfect)这句话的确是翻过大筋斗的人的心得语。16年来,你没有停过学,你也时常看书,但是,读过三遍、五遍、十遍的书,你自己暗自计算一下,到底有几本?很可能连一本也没有。这种像看电影一样,随看随忘的毛病,是现在一般青年的通病,不知道你注意到否?

你的学校有的是海内知名的学者专家。我想你在假期或星期日,找个工夫到他们的家里去拜访。他们的家里到处是满目琳琅的书架。但是,你不要给那些线装、平装、精装的书籍吓倒:你须很诚恳地请教你的老师或者其他教授,问问他们平生最得力的是哪几部书。除那些不入流的蠢才外,真正有学问的教授,不外告诉你三五种,至多也不会超过十种。

凭着几种精读的书,两三个专题,就够你忙碌一生;而将来的成功全靠“精熟”二字。

见字,须花一年工夫,把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反复研读十遍。在阅读期间,你须以原作者自命,并且时常学习写作。在多读多写的条件下,你将不期然而然地进步了。

此问

近好!

子云(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二三

××:

日前和你散步的时候,你问我读书和做人的方法。这两个问题,古今中外的读书人,不知道已经写过多少书;就我自己而论,在《回首四十年》里的一篇《谈治学方法》,而《给新青年》一书,主要的也就是谈读书和做人这些问题。

但是你现在已经是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不久之后,你就要到外地去升学了。舐犊情深,对你自然不能没有一点交代。

谈到读书的方法,我有个口诀:精、恒、熟。

宋朝有个理学大师朱熹,他写过一本《朱子读书法》。这本书的菁华,不过两句话:“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这是最省时省事的方法;同时,也是最容易见效的方法。

过去几年间,我对于中等学校的语文非常注意。无论中文和英文,我各搜集了五六套,每套都一字不漏地从初中一读到高中三。我觉得那些课本所选的文字都够标准。除内容提要、作者介绍外,还有简明的注释;虽然注释错误的地方有时也难免,但大体上是过得去。至少这比较30年前我读中学的时代所用的课本好得多。

假如用功的学生,能够把这些课本充分了解,整个读完;然后就性能所近,专攻一两个作家的全集或代表作,那么他的语文的基础已经相当结实,以后他无论研究那一门科学,他绝不会发生语文上的困难。看得快,写得好,了解得透彻;请问他还有什么要求?

一般高中毕业生,能够自由运用中英文的,不到十分之一。问题不是课本不好,而是先生教一半,剩一半,先打个五折;自己明白一半,不明白一半,仅乘了四分之一;记得一半,忘记了一半,仅剩了八分之一。到了大考过去,这本书就成为永别,以后再也不敢问津了。

名义上,一般高中毕业生至少都读过中英文课本各十二册,可是大多数学生仍是胸无点墨,以后在大学听讲或自修,时常觉得困难。有名无实的毛病,一到社会服务的时候,更是马上露出来。

要精通语文,必须抱定非常认真的态度;只要认真,这才能够充分了解。另一方面,稍微躐等,稍微马虎,底子就不够实在,印象也就难免十分模糊,以后读书如雾里看花,兴味索然,连上进的能气都消失了。

专精和有恒是互相关系的。古人所谓“学而时习之”,“旦旦而伐之”,这种复习的工夫,全靠有恒。既专精,又有恒,自能达到纯熟的地步。换句话说,专精有恒是手段,纯熟是目的。“技来无过熟”,这话是千真万确的道理。

关于做人的方法,我也有个口决:恭、宽、信。

恭是谦恭或谦虚。古人说:“满招损,谦受益。”这真是至理名言。真正有学问的人,像真正有本事的人那样,总觉得自己懂得太少,做得太少,只有“半桶吊”才沾沾自喜地盛气凌人。这儿是商业化的都市,有钱交学费,就可以进学校;可是在从前农业社会里,生活的鞭子不太厉害,少数有学问的人如要传道授业,他们必须找个专诚向学的青年,学费多少全不在乎;只有像张良那样谦恭有礼的青年,才博得“孺子可教”的美名;那些自命不凡的青年,连做学生的资格也没有。将来你到外地,你须抱万里求师的至诚,这样才能够结交良师益友;不然,人家的特长和绝技,你一点也学不到。

宽是宽大。宁愿自己吃亏,绝不找人便宜。世间的事物都是相对的,肯尽义务的,迟早也有权利;肯受眼前的牺牲的,迟早将得到报酬。人和人相处,最重要的是多负责任,少谈功劳。经常检讨自己的过失,不要随便批评人家。假如手头再松些,度量再宽些,你无疑地会交到一些朋友。

对自己非常严格,对人家相当宽大,久而久之,自然会得到朋友的信任了。

办公时间快到,恕不多谈。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七日)

二四

××:

经过一年的考察和几次的长谈,我知道你是个有热烈的情感,又有高度的理智的青年。

你在家庭孝顺父母,在学校敬重师长,在社会照顾朋友;这些美德,是做人的起码条件。可惜目前一般学校,只用“填鸭式”的方法来教导青年,硬绑绑地把书本的知识灌进去,对于待人接物的态度丝毫不讲究。结果,这种人充其量仅算是会说话的鹦鹉,或者留声机、录音机;在社会上不但不会起带头作用,而且很可能会成为有才无德,专做损人利己的勾当。

比起一般同学来,你应该值得自豪,因为他们只懂得读书,你除了读书外,还懂得做人。

我不否认,在科学技术方面,欧美各国的确比较中国先走一步;但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这方面,中国却有长期的经验。由那些经验所得到的教训,虽然不敢说完全可应用于今天,但其中大部分却值得人参考。

你告诉我说,为着尊重你的父亲的意见,你打算高中毕业后,不再升学。起初我很不以为然,但经过仔细考虑后,我并不反对你这么干。

从最肤浅的方面来观察,不进大学,将来就少了一张文凭;没有文凭,手里就少了一块敲门砖。在初进社会时固然要蒙受很大的损失,在努力奋斗的过程中,时间很可能比较那些拥有文凭的人拉长。例如普通中学毕业生,没有大学毕业文凭。因此,当那些以留学生的资格获得教授地位人,每月可以拿到三百元薪水的时候,他仅得到几十元的工资。几十元和三百元的区别,对于物质的享受,不消说是天壤之别。

但是,没有大学文凭,并不就说没有学问。有人估计,普通大学毕业生,至多是读了二三十本书。区区二三十本书,中等资质的学生,至多两年可以读完。难怪采取学分制度的美国大学生,每学期可以多读几学分,暑假期间又多读几学分,四年的课程,二年半时间可以修完。等到文凭已经到手,连课本都卖掉,此后见书如见虎,再也不敢问津了。

老实说,像这种拿文凭、混资格、找敲门砖的学生,到处都是。你说这些人领有文凭,谁也不否认;但是,文凭是一回事,真正学问又是一回事。

真正学问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自己长期努力得来的。只要你肯用功,一个月读两本书,绝对不成问题。一年24本,十年240本,二十年之后,你有500本左右完全消化的充分了解的书籍供你差遣,要什么,有什么;谁说你不是个大学问家,我就替你打不平。

德国的大哲学家黑格尔,他常用的书籍,不过60种。清朝的词章家曾国藩,他所崇拜的文豪学者不过32家。事实上,当学问基础打好后,你如能专攻一两个问题,精研一两个作家,熟读一两本书;以后千变万化,其妙无穷。这种例子有的是,用不着我多讲了。

没有进大学,使你少了一张文凭,这是事实;没有进大学,你照样能够研究学问,这也是事实。

在自修的过程中,你须注意三事:(一)多多运用工具书。字典、辞典、仪器,尤其是你最近新买到的《大英百科全书》,须充分利用。这部书是最新知识的总汇,只要你的语文和各门科学的基础好,你就有很大的胃口来吸收它的菁华。(二)时常请教师友。在研究的时候,你难免会发生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如没有解决,继续研究就觉得困难,同时,因为困难太多,很可能减少你的兴趣和信心。因此,你须时常请教师友,把一切问题提出来讨论。假如当地找不到适当的人才,你不妨写信到外国去请教专家。(三)须勤作笔记、报告、通信。一有新见解,须记载下来,积少成多,十年二十年之后,你自然而然地有了新的发现。

假如你照我的办法做去,你虽然没有进大学,仍不失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另一方面,由于你通达人情,勇于负责,这更能培植你的领导的才干,因为领导的才干主要的是由充实的社会生活锻炼出来的。

今天下雨,我在勿洛的海滨,欣赏雨景;忽然心血来潮,顺便给你写这封信。

专此祇候

学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八日)

二五

××:

30年前的今天,我和你相识;30年后的今天,我才给你写信。人生原是如此!

1927年的新秋,我到了燕京大学。因为燕京和清华近在咫尺,所以一到周末,我时常到清华去玩。

由K兄的介绍,我得和你相识。那时,他专攻曹子建的诗,你却时常撰述诗篇和散文。从《清华周刊》上,我读过你的好几篇文章,那字句的洗炼,手法的纯熟,使我暗中惊奇。我觉得当时你的文学的素养已经超过一般专家和教授,虽然那时你仅是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

后来因为工作忙碌,我不常到清华。到了“七七事变”后,我就匆匆离开北京。别后我虽然没有和你通信,但我知道你一直在清华教书,很可能是从助教、讲师,一直做到教授。

过去两三年间,我曾读到你的四本著作:(一)《汉魏六朝诗论丛》;(二)《乐府诗选》;(三)《三曹诗选》;(四)《诗经选译》。这些辉煌的成绩使我相信,当30年前我刚和你相识的时候,你和K兄都沉浸于建安父子的作品。

从你的作品里,我对你有深一层的认识。我知道你以建安父子的研究做中心,然后把魏晋南北朝作一网打尽的探讨;再后,上溯《诗经》、《楚辞》,下及唐、宋、元、明、清,以至现代。这是科学的史学的方法,这是由许多专题的研究联系起来,做洋洋大观的通史的方法。

我很高兴,你把握住正确的研究的方法;同时,我更钦佩,你以诗史为毕生努力的对象。

在任何一国的语文里,诗一直占着最重要的地位。由于用字的经济,句子的简练,起初用文字来记载事物,表现感情的,最好是用诗。记忆最容易,流传最长久,传播最广泛的,还是要用诗。其他文学的作品,无论小说、戏剧、散文,虽然都有鸿篇巨著出现,只因它们的卷帙繁重,记忆困难,久而久之,一般专家学者也只能对于一些人物和故事有简略模糊的印象,对于书中的词句很难说得上口。难怪剧圣莎士比亚,像中国的《牡丹亭》、《琵琶记》、《西厢》的作者一样,著述剧本还要用诗的体裁,为的是诗的用字最经济。

诗可以朗诵,又可以微吟。无论朗诵或微吟,这都和音乐接近。音乐最讲究节奏,最注重旋律,最关心脚韵。由于抑扬顿挫,高低疾徐的参差错落,这才能够谱出非常优美的音调。除诗歌本身可以朗诵或微吟外,中外的声乐所用的词句,主要的还是诗的句子。

诗起源于歌谣,歌谣最接近口语,而口语是内容充实,意义深远,虎虎有生气的语言。樊哙所说:“臣死且不避,杯酒安足辞?”这是标准的口语,把这种口语搬来做诗句也未尝不可,而且富有力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也是标准的口语,同时,它又透露将进酒的时候的情绪。只因感情丰富,所以诗歌是最有力量。

在《乐府诗选》里,你说:

中国诗史上有两个突出的时代,一是建安到黄初,二是天宝到元和。也就是曹植王粲的时代和杜甫、白居易的时代。董卓之乱和安史之乱使这两个时代的人饱经忧患。在文学上这两个时代有各自的特色,也有共同的特色。一个主要的共同特色就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

由这个正确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诗,你很容易找到各家的特点,无论自铸新词的创作也好,或者用旧调旧题来写新内容也好,你对于“批评政治,叙写现实”的诗特别注意。这种踏实的工作,是过去无病呻吟的诗人所不能了解,也是过去只懂得抄书的学者所不得其门而入。

至于《诗经》的选择,你注意格律、风格,这已经高人一等,而译文要“读得上口,听得顺耳”两点,刚好和我的主张相吻合。因为艺术是得心应手的东西。假如读得不上口,听得不顺耳,看得不顺眼;这简直不成为艺术,更不成为艺术的艺术——诗。

万里投荒,空令岁月自蹉跎。拜读大著,心里有无限兴奋。最近如有新著出版,请示书名,以便先睹为快。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八日)

二六

××:

我自己一向懒得写信,我当然不会怪你不写信。但是,你离家万里,孑然一身,你的健康怎样?学业又怎样?时常使我担心。因此,我倒希望你能够不断地给我写信。

据我的观察,你似乎太过神经质,一举一动未免过分紧张。例如你会搭错了火车,跑过了车站,填错了日期。这虽然是小事,但你的紧张状态却活灵活现。这一点须赶紧纠正。

我平生最喜欢阅读从容不迫的文字,过着优游涵泳的生活。凡是杀气腾腾的文字,万分紧张的生活,我都受不了。因此,我不爱趁热闹,凡是万头攒动的场合,我都自动地竖起白旗,不想参加。本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精神,星期日或其他大日子,我绝不会到公共场合去乱挤。相反的,当无人问津的时候,我倒可以优哉游哉地享受一番。

陶渊明真是个最懂得生活艺术的人。别的不用说,光是那两句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便可体会到他的意境多么超脱,思路多么深远。可惜渊明不复生,不然,我真愿意替他磨墨,假如他兴会来时,要把笔写诗。

的确,从容不迫,优游涵泳,是生活的真谛;同时,也是学习一切艺术学术的秘诀。

我曾学过游泳。我的游泳老师给我的第一课训练,是“放松”。他一开头就把我带到游泳池的深处;他说,只要我懂得放松、不紧张,我绝对不会沉下去。因为我对他有极大的信任,所以我接受他的劝告,一下子就软绵绵地躺在水面上,果然,不出他所料,我马上能够浮起来。这样一来,我就有勇气学习游泳了。

我也曾学过跳舞。我的跳舞老师给我的第一课训练,又是“放松”。他一开头把我拉到舞池;他说,只要我能够尽量放松,一点也不紧张,我的脚步才能够稳定而又灵活。不然,紧张万分,步伐错乱,难免会把伴侣乱踏一顿。因为我相信他是个很有资格的舞蹈的教师,所以我接受他的指导,不久就学会了几套。

我曾检讨我们的日常生活。我发觉在家庭和办公厅里,每天浪费时间东找西找的人可不少。在找寻东西的时候,不但损失时间,浪费精神,而且把工作的情绪打消了。

假如我们能够养成一个好习惯,把每个东西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用完之后,马上放回原处,将来再要用时,手到拿来,这是多么方便!

图书馆有个格言:“放错了一本书,等于丢掉一本书。”这话似乎太过夸大,其实不然。因为图书馆的书籍是供人参考的,平时尽可束之高阁,一旦需要参考,须马上找到,这样才符合参考的意义。假如乱放一场,要用时,须从头找起,这岂不是等于丢掉了一本书?

为避免生活的紧张,为实现放松的状态,我觉得一个人应该过着有计划的生活。一生固然有终身努力的目标,每五年或每一年都应该有工作的计划。先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环境的需要,定了一个工作进度表,然后按照这进度表,风雨不移地继续前进。到了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就来个结算,看看已得的成绩跟预定的计划相差多少?或者和原定的计划相反?

我承认,有时因为健康欠佳,或环境变动,致预定的计划大受影响,但是,有计划究竟比没有计划好得多,一来不会见异思迁;二来不会乱搅一场,弄到永远达不到目的地。

为实现放松的状态,我劝你多多利用日记、笔记、卡片,每年的工作进度表固然要预先写下来,每天应办的事情,也应该记在日记簿上,以便严格地分配时间,按部就班地实施。

有计划,有准备,你就不会紧张。不紧张,你这才能够心安理得地朝着目的地进行。聪明人和笨人的分别,就是前者是优哉游哉,行若所无事;后者是手忙脚乱,慌慌张张;到了方寸一乱,失败已经注定了。

顺便介绍你看一本书。这本书主要的是讨论放松的技术,对于你,可说是对症下药。

日来写作的情绪颇浓,今天写完社论,还能够给你写这么一封长信,你应该为我的健康的恢复而高兴罢!

子云(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日)

二七

××:

昨天看见你买了一大堆数学和物理的书籍,我心里只有无限的羡慕。其中如《量子力学》、《曲线运动》、《三角函数》、《微积分》等书,我都是瞠目结舌,莫名其妙,连看一看的勇气都没有;可是你却废寝忘食地看得津津有味,越看胃口越大。这儿我祝福你将来能够做个数理学家,弥补我的缺陷。

我承认,各人的兴趣不尽同,每个人都有他的偏爱。20世纪最伟大的数理学家爱因斯坦,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不喜欢各种强迫训练及形式主义的功课;但当他读成到几何学时,立刻发生浓厚的兴趣,使他不能放下书本来。此外,他自小学习小提琴,爱好古典音乐。这样一来,数理和音乐便成为他的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孔子的确是个大学者。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一个学者只要从工作里得到浓厚的兴趣,这才乐此不疲。他从工作中得到最大的安慰。工作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工作。只有快乐,绝不厌倦。这样才能够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罗素在他的新著《人物志》里说,许多学者都享长寿。他是指他的一班好朋友而说的,如萧伯纳、韦伯夫妇,都活到八九十岁。就是他自己,今年已经83岁,可是他还能够照常读书写作,绝没有老态龙钟。这儿可见浓厚的兴趣是原因,不厌不倦才是必然的结果。

远在三四十年前,一般读书人的最高目的就是做官,而做官的终南捷径,莫如学习政治、法律。这样一来,进可以夤缘幸进,找到一官半职,骑在人民的身上;退可以做个讼棍,鱼肉良善的人民。到了后来,研究政治和法律的固然要做官,专攻造船、纺织、机械的也要做官。在那种环境下,科学的落后,自在意料中。

现在可不然了。现在整个世界的潮流,都倾向科学,尤其是自今年10月4日、11月3日,苏联一连发射两颗人造卫星后,全世界人士都觉得惊奇。就在过去两个月间,美国各大学的负责人对于这问题曾作全面的检讨。他们所得的结论是,美国的外国文和数理课程不如苏联那么充实,美国教授的待遇不如苏联那么优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形势,非把这些课程全盘改革不成。

平心而论,美国的科学设备并不落后,所差的是学术空气。在苏联,一个出类拔萃的科学家,在社会上占了极重要的地位,受了万人崇拜,连妇孺都知道他的大名。在美国,一个科学家如和一个电影明星摆在一起,前者难免黯然失色。须知人类是不甘寂寞的。在一般社会风气不大尊重科学家的时候,除了极少数以科学为生命的专家外,普通人谁愿意向科学进军?

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对于各国学术界是个警钟。它告诉世人,科学的进步,已经到了可以探讨宇宙的秘密;前人所幻想的,现在却一一成为事实了。它又昭示世人,地球越来越小,有志气的人应该向太空发展;不要为着种族、肤色、国籍、思想的差异,彼此打得头破血流。

记得爱因斯坦死前,曾一再发表言论,呼吁各大国牺牲一部分主权,成立世界政府来管理原子武器,使它不能成为人类的威胁。最近,罗素曾给美苏二巨头的公开信,要他们舍异求同,互相尊重;言辞恳切,使我大受感动,所以我顺便把它译成中文。同时,我最钦佩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他对于世界和平又有新方案。他呼吁列强尽量忍让,不要谋动干戈,因为核子武器和洲际飞弹这么厉害,战争一发动,谁都要遭毁灭的危险,没有一国能够幸免。

我很高兴,你这么小的年纪,对于数理已经生发极深厚的兴趣,此后须继续不断地朝这正确的目标进展。人家花了三五年时间能够研究出来的,自己用了加倍的时间和精力当然也能够研究出来。具备这种高度的自信心和百折不挠的魄力,前途一定大有希望。

听说,你已经找到一两个良好的老师给你指导;同时,你准备长期订阅两三种著名的数理杂志,这事情我完全赞成。可惜我对于数理完全外行,不能跟你作详细的讨论。但是,运用科学来造福人类,并且促进世界和平,却是我的一贯的主张。说来话长,就此带住。此候

学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二八

××:

由你的谈话中,我知道你倾向文学。虽然目前各国受人造卫星的影响后,从政府到人民都知道自然科学的重要;但是,读书仍看兴趣,我绝不勉强你去读你不喜欢读的东西。

年来你曾看过不少文学名著,无论创作或翻译,小说或戏剧,你抓起来就看。由于素养关系,你看的只限于白话文;古文或外文的书籍,你还不能自由阅读。我希望你在高中的三年间,多研究一些古文和外文。这样一来,你的语文的基础比较雄厚,可以自由自在地探讨原著,用不着光看翻译的书。

平心而论,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做。换句话说,单纯吸收人家的特长还不够,最重要的是自己动手或动口。作文、写字、绘画、雕刻,以及各种技术要自己动手,唱歌、演讲要自己动口。无论怎样耳聪目明的人,假如不勤力动手动口,至多做到眼高手低,浮光掠影的地位,永远不能深入堂奥。

你也许会说,你现在读书不多,没有什么东西好写,等你再读十年书之后,动笔来写不迟。这种慎重的态度固然值得嘉许,但是你现在不学写,恐怕再读十年之后也不会写。

问题在这儿。许多青年把写作和发表连在一起。写作是一回事。发表又是一回事。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同样的,只有经过长期学习写作,将来才有拿优异的成绩出来的一天。

提到学习写作,日记和笔记是入门的一个方法。日记和笔记等于绘画的素描,耳闻目见,一一写出来,先看剪裁,后看手法。日积月累,自然会写出好文章。

除日记、笔记这种“我手写我口”的创作外,你可以作临模的练习。你的国文课本的后边,都有“本文要旨”,把一篇文字的大意,用自己的话,提纲挈领地写出来。漫说这工作很容易,可是真正干起来,马上显出手法的高低。有的写得简明扼要,有的说得噜噜苏苏;有的标得眉清目秀,有的弄得糊里糊涂。假如你要练习写提要,你不妨叫你的兄弟或同学把报纸新闻栏的标题用纸条盖住,自己先看完整段新闻,写了一个标准,然后翻开纸条,看看你的标题和报纸的标题一比较,谁高谁低。接着,你可以把其他报纸关于同类新闻的标题,再来个比较,便可看出分量的大小。

报馆的新闻的编辑的工作,就是怎样处理新闻,什么东西应该登,什么东西不应该登。假如要登,这新闻应该放在什么版位。这些都属于报馆的立场和政策问题。但是,标题的典雅或笨拙却属于编辑的程度问题。

标题做得好,进一步你可做摘录。一代文豪梁任公,他起初曾做过《宋元学案》的节录工作。现在美国最畅销的杂志《读者文摘》,干的也是节录工夫。它把每篇文字,去其芜杂,存其菁华,读起来非常顺口悦目,所以它大受读者的爱护。此外,《世界文学名著摘录》,把每部名著摘成两三千字,五百部名著的摘录,就是洋洋大观一厚册。这种工作,中国学者早就做过,你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便知端的。

此外,从白话文译成古文,过了两星期后,再译成白话文。或者,从中文译成外文,过了相当时候,再译成中文。这种双重的翻译,也是严格锻炼文字的一个方法。18世纪英国名史家吉本,曾经这么训练过。

说了半天,仅说到文字的技巧。这虽然是基本工作,使你有资格教书或编辑,但不能使你变成文学家。

真正的文学家,须有正确的认识,真挚的情感,丰富的生活。只有丰富的生活,才能够使作品有内容;只有真挚的情感,才能够使读者受感动;只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够使文章有生命。会写漂亮的文字的人可不少,但文学家却寥寥可数。假如你细心研究这问题,使知真正的文学家不容易做,而空头的文学家又做不得。

要说的话还很多,改天再谈。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二九

××:

昨天承你到报馆来看我,因为那时我正忙着发稿,连茶也没有请你喝一杯,实在对不起。

你告诉我说,你们一班朋友们要组织一个出版社,编辑刊物。我除表示赞成外,还要表示极大的敬意。

目前新加坡的出版界十分沉闷,中看的读物真是少得可怜。三月前,C先生曾刊行一册《九月的风》,内容充实,文字优美,编排新颖,的是不可多得的东西。不过他是孤军奋斗,艰苦备尝;同时,这儿可看出,旷野的呼声,喊的人未免太过吃力了。

你们居然在万般困难的环境中,成立出版社,发行刊物。这种尝试的成功和失败,暂且不说,但你们能够鼓起勇气来尝试,这一点就值得人钦佩。

我常觉得,偷生畏死,争权夺利的人太多,这个社会一定暮气沉沉。另一方面,知书识字,急公好义的人日增,这个社会一定朝气勃勃。当今的急务,就是倡导善的风气,培植优秀的人才。风气良好,人才众多,彼此互相鼓励慰藉,大家时相切磋琢磨;十年之后,整个社会的风貌将完全改观。

其实,归根究底,这还是环境问题。在空气恶劣的环境里,大部分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于无聊而又无赖的生活中。为着保持地盘,又不能不浪费时间和精力,从事送往迎来的应酬。为着扩张权力,又不能不浪费时间和精力,从事勾心斗角的行动。地盘保持了,权力扩张了,时间和精力也斵丧无遗了。有钱不买书,买了书也不见得会心平气和地去阅读。出版界、著作界、文化界,生也好,死也好,反正他们是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形下,文化要进步,实在谈何容易。

假如你相信“由量的变到质的变”,那么出版界的进步,自然而然地会提高读者的兴趣。读者的兴趣一提高,他们当然会把节食缩衣所剩下的钱来“买书”。到了那时,书籍流通的数量增加,作家的待遇不消说会跟着提高。从前瞧不起作家的人,将来会以羡慕的态度来常识,恨不得自己日夜开工,迎头赶上。写作的人一增加,程度的优劣,手法的高低,马上显露出来;恶劣的作品被淘汰,高明的产物被颂扬;一浮一沉,一文一野,社会的风气日趋淳朴,人民的趣味日见高尚;这样的生活才有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日两国宣告失败,可是在学术文化上它们却屹立不动。它们的工业复兴的迅速不用说,光是它们的出版界、著作界的努力,就值得人佩服到五体投地。外国新出一种名著,它们在两三个月内,可以译完印好,而且销路也不错。至于新出的字典、辞典,以及大部头的丛书,都是洋洋大观。精神食粮这么充足,迟早将会发生辉煌的成绩。

你这么年轻,但对于写作和出版事业竟有这么大的信心,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现在就我所知,给你一点建议。

第一,你须相信团体的力量大于个人。我们固然不应该菲薄自己,放弃自己应尽的责任,但是光靠个人的力量,连芝麻大的事情也干不成功。我们的首要工作在于分别群众的能力和情绪,先把最积极的分子挑选出来,让他们共同负责领导不大积极的人;到了不大积极的人也成为最积极的分子的时候,剩下不关痛痒的人也望风而靡了。

第二,你可以组织座谈会,将文艺创作、翻译,以及社会问题都提出来讨论。每次有一个人主讲,另外有几个人发表意见,然后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一个具体的结论。这种结论可说是比较正确的舆论,至少它可以代表大多数青年的意向。

从前法国的大作家巴尔扎克,自小就想做出版家,开印刷所。虽然在营业上他算失败了,但在创作方面,他却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从前商务印书馆初创办时,资本仅四百元,到了全盛时代,成为中国出版界的冠军。南洋这块文化沙漠,正需要你们不断播种、耕耘、灌溉。只要肯努力,将来定有收获。

此问

近好!

子云(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三〇

××:

昨天有个校长来谈,他说他的学生用功的固多,但“思想复杂,头脑简单”的也不少。我听了他的话,不禁哈哈大笑;同时,我一想到你的情感这么丰富,而行动又那么幼稚,不知不觉又愁眉不展,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承认,中年人不应该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尺度来衡量青年,因为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就是二三十年。二三十年前非常进步的人,二三十年后很可能成为时代的落伍者。除非一个人继续不断地用功,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头;他难免和青年格格不入。

我并不赞成,青年只须埋头读书什么活动也不要参加。相反的,我倒赞成在德高望重的老师的指导下,从事各种活动。例如音乐会、美术会、辩论会,戏剧研究会,以及体育有关各部门的竞赛,每个人可就性情所近,积极参加。自己长期的努力,加上老师的指点,很快就会打好基础。将来离校后,如要继续自修,绝对不至茫无头绪。

妈妈比较我更宽大,她的要求一点也不苛。她说,只要一个学生的功课好,行有余力,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事实上,目前中学的课程这么复杂,课业这么繁重,除非一间学校滥收学生,并且在分数上可以随便通融,剩下可以自由活动的时间并不太多。

你知道,无论学术或艺术,每一部门都有它的纪律。纪律也可以叫做训练。事实上,每一部门的学术或艺术如要精通,必须先受过长期严格的训练。因为学问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长期经验的结晶品。因此,在学习的时候,每个学生必须费了很大工夫,接受前人的遗产。这是初步的而又基本的工作。再进一步,自己必须有新的发明或新的发现,这样才算有了新的贡献。新的贡献一出来,又成为文化上的新遗产,后来者得到一大笔旧遗产,又加上新的遗产,自然会更见进步。

你自幼对于音乐有兴趣,这是个幸福。新加坡的几位著名的琴师,在家里收门徒,工作既清闲,收入又优裕;公余之暇,看看书,谈谈天,生活写意不过。假如要找个自由职业,我宁愿舍弃医生或律师,宁可做琴师或画师;虽然医生或律师的待遇很不坏,但伤脑筋的事情也特别多,不如琴师或画师落得清闲自在。

说来怪寒伧。自我发现你对于音乐有浓厚的兴趣之后,我便立志给你买一架较好的新钢琴。你的琴师说你很聪明,我看你有时也会弹得很优美的曲调,但是,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遇不如意的事情,一听不入耳的谈话,首先受牺牲的,就是你的钢琴;有一度竟有两个月连看也不多看它一下。像你这么任性,连你的钢琴也会发出不平之鸣。

中国第一艺人梅兰芳先生,今年63岁,还能够登台表演。人家都说他有天才,我独说他底子打得切实。50年来他没有一天停止训练,一面复习旧业,一面吸收新知识,所以在京剧界一直站在前头,绝对不会落后。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又有一种人,少时了了,以后不是自满自足,便是自暴自弃。自满自足的人是欺骗自己,自暴自弃的人是毁灭自己。假如你不想欺骗自己,毁灭自己,那么你应该时常亲近你的钢琴,把钢琴当做爱人,把钢琴当做生命;只有这样,将来才有光辉灿烂的前途。

年来你的性情变成很暴躁,行动又极乖张,你不把钢琴当做朋友,仅把它当做路人;偶尔弹一会儿,你不会演奏文雅高贵的古典音乐,仅是玩弄庸俗无聊的流行小调。我听了怪难受。最使我痛心的,就是你对于民主自由等名辞仅是一知半解。你嘴里喊民主,行为却是十分独裁。你知道,权威最大的莫如一国的元首或政府的总理,可是元首或总理如要到外国访问,他必须预先有所安排,沿途须报告消息,而你却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毫无商量的余地。感情无法控制,行动又那么幼稚,难怪我听到某校长说“思想复杂,头脑简单”这两句话,不禁替你流泪。

迷途未远,回头是岸;有空望即来信。

此候

近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三一

××:

7年前拙著《欧洲纪行》出版后,曾奉寄一套,请你教正!几星期后,我就收到你的回信,内容除尽量鼓励一番外,还告诉我一些师友的消息。这封信我现在还珍重保存着,等到将来我们晤面的时候,再拿出来阅读,看看我是否能够达到你的期望于万一。

回想起来,旅食京华的十年,是我的生命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我有机会博览群书,我也有机会结交师友。在求学期间,我们同住在一间房子,茶余饭后,高谈阔论;那种乐趣,绝非笔墨所能形容出来。

毕业后,你赴哈佛求学,直到1935年夏,你才从美国回来。以后两年间,我们见面的机会又增加。大家除经常在几间著名的报章杂志上发表文字外,每逢星期日,不是你来约我,便是我去看你。中山公园的古柏树下,北海公园的漪澜堂前,甚至致美楼、同和居、全聚德、东来顺,都是我们常到的地方。那时,我们讨论范围逐渐扩大,除纯粹学术问题外,还加上国际问题。

你是从历史到理论,我是从理论到历史;殊途同归,谈起来怪有趣味。在文学上,我们又有共同的爱好,庄子、司马迁、陶渊明、杜甫、苏东坡、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都是我们常谈的几个作家。为着研读骈文,你还特地到书铺里买一部《骈文笺注》送我呢。

别后一下子就过了20年。抗战八年间的奔波劳碌,战后12年间的心神不定,弄得我极少和你通讯。我知道,你主编过《燕京学报》,我也知道你对于中国农业史、封建制度史,下过很大的工夫。但因交通关系,你寄来的书籍,连一本也没有收到。

去年《标点资治通鉴》出版,我一知道你曾参与这个伟大的工作,马上买一部来,穷一日之力,写了一篇书评。北京是各部门专家学者集中的地方,尤其是中国史,不但资料丰富,而且可以互相讨论的朋友实在多得很。你现在一面当教授,一而从事古代史的整理,教学相长,这工作倒是极有意义。

在古代,无论中国或西洋,文学和史学老是分不开;文豪多兼做史家,史家本身就是文豪。事实上,只有文豪才有资格做良史。从司马迁、班固,到欧阳修司马光,他们都以文豪。做史家,虽然在资料方面可以补充的很多,在观点方面还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但他们的史书自成一家言,读起来琅琅顺口,印象也比较深刻。

在英国,从吉本、麦考莱,到特里维扬、克拉潘,他们也是对文学有极深厚的素养,然后专门著述史书。因此,他们的名著,至少在文体上自成一家言,不至有前后矛盾的毛病。

二三十年来,科学的史学逐渐抬头,题目越来越小,注解越来越多,翻开史学杂志,除编辑外,很少人能够把整本书看完。这种求真的态度,像清代的朴学大师那样,固然会把某个问题得到比较正确的结论,但文字的干燥无味,布局的支离破碎,似乎是美中不足。

年来我时常研读尼赫鲁和罗素的著作。他们的大胆的论断,有时也使我的勇气提高。尼赫鲁在《世界史一瞥》里积极提倡通史的重要,罗素在他的新著《人物志》里,有一篇专论史学的文章,他也慨叹现代的史书越来越难读。他极力称赞国际问题权威汤因比教授有勇气写他的杰作《历史研究》。

20年前,当我还在北京的时候,汤因比的大作已经出版了一部分,我曾向政治学会图书馆借来阅读。这部书十厚册现已出齐,我的书房也备了一套,是我的朋友Y先生惠赠的。

你从事史学的研究,已经有30年工夫。过去30年间,你曾写过不少专题研究,我认为你不妨花了十年时间来写中国通史。这种工作非常重要,因为截至现在止,我们还没有一部比较可读的中国通史,可应专家及普通读者共同的要求。

从前梁任公既有治通史的才具,又有撰述通史的决心,可惜有志不逮,中国通史还是个空白。你是个有心人,今后十年大可向这方面努力。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三二

××:

昨蒙赐宴,感甚!

你请的是道地的潮州菜。潮州菜以鱼类著名,其中如红烧鱼翅、清蒸鱼、红焖鳗鱼,没有一样不香滑清甜,过了三天,恐怕还是齿颊留香呢。

吃完饭后,你请我们欣赏你亲自拍制的电影。你所拍的风景线,大部分我都见过,但是细心玩味起来,实际的风景远不如电影那么美妙。虽然如此,你的摄影技术的高明,我早就领教过,昨晚不过有更具体的认识罢了。

30年来,我所见的优秀的女性相当多,但像你这样多才多艺的却是屈指可数。你长于办事,勇于负责,语文既然很有根底,教育心理尤其内行。你做过校长,当过教授,足迹踏遍天南地北。你的见闻的广博,经验的丰富,绝不是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所能比得上。

据我的观察,在男女同学的过程中,小学校里,女生占优势;中学校里,男女互不上下;一到大学,男生一直占上风。这一面是由于生理心理的关系,一面是受环境的影响。

在生理上,女性比较男性较早成熟,至少会早二三年;可是一到成人后,女性的社会顾虑太大,畏首畏尾,把勇气消磨了一大半。普通男人可以东冲冲,西撞撞,碰钉丢脸毫不在乎。女性可不然。她害怕人家背后批评,所以许多事情,她都采取消极的无抵抗的办法,不敢从事积极的进攻。久而久之,她便落伍了。

还有一层,女性的母爱较浓厚。我们承认母爱是一切生物能够延续生命的主要原因,但母爱太过浓厚,这将使做母亲的女人受了很大的损失。男人在事业上比较专心,所以成绩当然优越;女人在办公厅里,有时会想到家里的小宝宝肚子饿,有时会愁丈夫回家没有好菜吃;一遇狂风暴雨的来临,她往往会想念她的亲爱的人。精神涣散,力量不集中,这对于她的事业的进取有很大的妨碍。当地政府规定男女同工不同酬,恐怕就根据这理由罢。

但是,你是个少数的例外。不过你之所以出类拔萃,并不是没有理由。

你有坚强的气魄。由于身体壮健,你一天可以工作16小时也不觉得疲倦。旧式的女性以弱不禁风为袅娜,新式的女性以矫健雄伟为健全。事实上,壮健的美才算真美,涂脂抹粉的美一来就要打个七折八扣。

你有乐观的态度。由于身体壮健,你自然而然地会养成大无畏的精神。只因你不怕困难,所以一切困难问题都向你投降,都被你克服。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谁不敢努力尝试,谁就永远不知个中滋味;谁肯埋头苦干,结果是苦尽甘来。可惜许多人都作茧自缚,连尝试的勇气也失掉了。

你有丰富的常识。自学校颁发学位以来,从事学问的人必须专攻一科,这本来没有可以非议的地方。不过许多人急功近利,为着专攻一科,赶快得到学位,他一来就走到牛角尖,连日常生活的常识也成问题。

你自大学毕业后,曾经过十几年广泛的社会经验,到了你再度上讲堂做学生的时候,你才从事深入的研究,所以底子就比一般人厚实广大得多。专门问题不用说,任何部门的常识你都说得头头是道。这并不是我当面恭维,凡是和你接近的朋友,都知道你健谈,而健谈是丰富的常识的充分表现。

具备坚强的气魄,乐观的态度,丰富的常识,你这才能够只身遍游万里,无论新交旧识,对你只有尊敬。做人如此,实在可以自豪了。

我的太太是你的信徒之一。她要时常亲近你,跟你学习东西;无论读书或办事,你的确有许多东西可以给她借镜。

在马来亚,我的熟人不算少,但可以作上下古今谈的朋友实在少得可怜。得暇望来谈。先给我一个电话,我一定泡壶新出的龙井茶招待你。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三三

××:

日前你的级任告诉我说,你们毕业班同学,恐怕有一部分要到外国去升学。这是个好消息,因为多跑一些地方,多见一些世面,这总比井底蛙那样困处一个地方的人,增加不少见闻。

但是,我对于你们毕业班同学的外国语文的水准,不能不有所忧虑,因为名义上,你们似乎读过十年的英文,但了解的程度又怎样?运用的程度又怎样?连你们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

最近我有个朋友从英美考察回来,他告诉我说,东方国家的留学生,外国语文大多数不及格,极少人能够在大庭广众中高谈阔论。人家如发表幽默的论调,他们往往瞠目结舌,莫名其妙,至多仅有招架的份儿,没有还击的能力;久而久之,便养成严重的自卑感。

对外国人有严重的自卑感,这并不是好事情,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外国人什么都高明。另一方面,他们对于自己的同胞或同文同种的人,却有极大的优越感,有机会欺负自己人就欺负。在近百年的历史上,卖友求荣的是这些人,叛国求官的也是这些人。

我常觉得,每个留学生,必须在出国前精通本国语文。不然,到了外国后,很容易把本国语文忘记,甚至不能自由运用;以后东不东,西不西,落得做个半番。外国朋友见面时虽不说什么,但背后的批评一定逃不了。

至于外国语文,最好是从中学做起,因为中学的课程吃紧,一点也不能马虎,经过两年的埋头苦干,而且天天跟没有代用语的同学混在一块儿,从日常生活到风俗习惯一古脑儿学来。这样一来,外国语文绝对不成问题。

据我的观察,中国过去的留日学生,成绩较好的都是从东京一高出身。一高毕业后,再进帝大,十九都能成器。其中最显著的例子,莫如创造社诸君子。那些日文毫无把握,一来就进野鸡大学的人,很可能混了几年回来,连一封简单的便条也不会写。

同样的,到法国留学的人,假如有机会到它的高中洗个礼,经过二三年非常严格的训练,以后进大学时,他无疑地可以跟法国学生较量高低。

我的主张是,在坏的大学混了一张文凭,不如在好的大学好好的读了两年书而没有得到文凭。因为基础打得好,以后随时可以继续进修;基础弄坏了,以后将不三不四,成为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我有个朋友,他自幼在外国人主办的教会学校读书,从小学到中学,整天跟外国人在一起生活,可是当他到外国去读书的时候,第一学期,他还觉得外国语文不够用,听讲只得七八成,没法子做完整的笔记。情急计生,他时常到戏院去看新闻片。那些片子是没头没尾的,一天演到晚;他一有工夫就去看看,一连听了半年,他的外国语文的程度就提高了。

目前有的是收音机、录音机,学习外国语文的机会比较从前好得多。名教授的公开演讲尽可全盘记录下来,然后反复往来地慢慢收听,大约有一年半载的工夫便能够驾驭自如了。

谁也知道,语文不过是治学的工具,不是学问的本身。但是,话又说回来,语文这种工具欠佳的人,一辈子都吃了大亏。在外国几年,连稍微有意义的演讲辞也不能即席说了一篇,这未免辜负留学生的令誉。

在外国,进研究院比较进大学容易,进大学又比较进高中容易;因为班数越高,外国教授所讨论的仅是课程的内容,根本不涉及语文;同时,谁也没有工夫替你改正语文。你看,中国和南洋有许多拿到学位而又碌碌无所表现的人,便知此中的关键了。

假如你有机会到外国,我希望你在外国语文方面须从头做起,从发音到造句,从演讲到作文,从写信、做报告到长篇大论,样样都要来得。写成之后,须时常请教名师,让他尽量删改。此外,多多接近群众,并且时常到议会去旁听,持之以恒,语文的困难一定可以克服。

语文困难克服了之后,你这才能够心平气和地永远站在前头,领导同学研究各门功课,老师喜欢你,同学也爱护你;既没有自卑感,又没有优越感;这才算是正常的学人。

此问

近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三四

××:

过去一二十天,这儿差不多没有一天没有下雨。昨天圣诞节,好容易雨过天晴,让大人和小孩一起大吃、大喝、大玩。可是今天气压很低,吃过早餐,毛毛雨又下个不停了。

来信提到知识分子下乡问题,我觉得很有兴趣。

自农业社会蜕变为工业社会后,农村逐渐崩溃,都市慢慢发展。都市发展的结果,就是人口集中,四面八方的人物都跑到都市来找生活。的确,都市有种种便利。这儿有川流不息的海、陆、空交通,有形形色色的百货商店,有各种行业的专家。但是,由于人才和职业的供求关系,吃得消、兜得转的人,一身兼任几个职务;落落寡合的人,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成问题。假如你有机会到香港去参观,你很容易找到,在这北风凛冽的隆冬,大街小巷的骑楼下,有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在那儿睡觉,用旧报纸做席子,用败絮旧衣做被盖;而附近的高楼大厦的酒楼舞厅,却不断地播送出悠扬的音乐呢。

为什么许多人愿意在都市吃苦,不想回到农村去吸收一点新鲜的自由空气呢?这小半是由于生活习惯问题,大半是由于思想问题。

百年前,上海是一片荒地,香港是个荒岛,新加坡是个渔村。现在上海却有6百万人,香港三百几十万人,新加坡150万人;但是把几个大城和整个国家或整个地区的人口相较,仍算是小数。

农村的老百姓,辛辛苦苦地积聚了一些钱,把子弟送到大都市去读书。那些读书能够成功的青年,就一直在大都市住下去,至多从一个都市迁移到另一个都市,迁来移去,老是在都市里滚,只有极少数人肯低首下心地回到农村。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农村送了一个子弟到都市,等于丢掉一个子弟。这真是个大悲剧!

这个悲剧的产生,是由于过去中国教育不发达,文盲太多;在许许多多的文盲中,知书识字的人就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即士大夫阶级。读书人俨然自成一个阶级,放在四民之首。历时久远,这个观念牢不可破,谁也觉得是天公地道。

但是,这种观念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在现代化的国家,农、工、商业,不但在大学里设有专科,而且成立研究院,颁发学位,地位跟其他各部门的科学毫无二致。这样一来,读书人根本不能成为独立的阶级了。读书人既然不能成为独立的阶级,所以知识阶级一词,就说不过去,至多可以说是知识分子。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姑定有少数来自贫苦的家庭,但是笔挺的洋服一着,漂亮的皮鞋一穿,花花绿绿的领带一结;他们仿佛会飘飘然,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们不爱体力劳动,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劳工神圣。学位越高的人,和实际的社会的距离也越远。

30年前,中国的一些先知先觉,知道这种作风是不足为训的。他们提倡知识分子须下乡,好让他们过着农村的生活,知道劳动的可贵,认识农民的伟大。

但是,喊空洞的口号容易,干实际的工作困难。30年来,知识分子下乡的口号喊得很响亮,直到最近几年间,大学教授、学者、专家才自动地成群结队地下乡。

移风易俗是个十分重要的工作,不过初干起来非常吃力。因此,先知先觉的人必须以身作则地负起领导的责任,等到一件事情成为风气后,继起的人只须依样画葫芦,毫不费力了。

的确,“学问当思胜己者,环境当思不如己者”。农村的质朴的健康的生活,最能矫正都市的知识分子的奢华虚伪的毛病。印度圣雄甘地先生之所以伟大,为的是他能够舍弃安逸的律师生活,深入印度每个角落,跟农民做朋友。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认识印度问题的真相,然后对症下药,替人民解决一切问题。

读书的目的在于为人群服务。你明白这一点,可以说是思过半了。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三五

××:

今天你向我提出会考问题,问我有什么意见。这问题对于高中三的同学实在大伤脑筋,师长和父兄不能不注意。

据我知道,你们的一班同学,今年至少要经过大小几十次考试。段考、期考、大考,这是每年应有的考试,不必多说。毕业班同学须加上会考、剑桥考试、大学入学考试。假如一个学生身心不够健全,作息的时间分配不均,功课准备不充分,运动和营养不大注意,经过这么一年考试后,不但功课丝毫没有进步,身体很可能吃不消。

平心而论,考试制度有利也有弊。

先说它的优点。一个国家的大学虽然集中于几个大城市,但中学却散布于全国每一个角落。各中学的课本相同,不过教师的资格的高低,教导是否得法,学生是否用功;却相去天壤。同年毕业的小学生,好坏相差一年;初中就要两年;高中很可能是三年。以后时间越久,彼此的距离就越大。

教育当局为甄别人才,大学当局为遴选高材生,他们不能不来个考试,看看同等学历的学生是否有同等的学力,至少也应该达到相当的水准。一般说来,最优秀的同学占极少数,最笨拙的学生也占极少数。这些学生,会考是这样,不会考还是这样。孔子所谓“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就是这意思。

问题在于普通的学生。这些学生占了绝大多数。学校管教得严格,他们的功课就好些;学校稍微放松,他们的功课就差些。为着考试吃紧,他们也会硬着头皮,多看几本书。因此,古今中外的学校还没有废除考试制度,为的是应付这大多数普通的学生。

现在再说它的缺点。考试当然不能没有范围,一有了范围,学生的精神活动就受了极大的束缚。先生问你什么叫做“十三经”和“四史”?那些能够把书名一字不漏地默写出来的学生得100分;那些把《诗经》、《左传》、《史记》读得滚瓜烂热,可是书名却记得一半,忘记一半的学生仅得50分。先生问“五口通商”是指什么都市?那些能够把地名正确地默写下来的学生得满格;那些经常旅行,可是地名开得不完全的学生却不及格。

为着应付考试,《会考指南》、《数学三百题》、《物理问答》等书就成为畅销书。不了解书籍的内容,专门背诵答案,舍本求末,弄得学生不能自动地看书,甚至忙得连报也没有时间看。那些求名心切的学生,很可能会想法做弊,偷题目、偷看书、跑马、夹带,奇形怪状,无一不有。这到底是学生的错误呢?还是考试制度给学生布下这么一个陷阱呢?

中国经过两千年的科举制度,凡是能够考得上的人才,都有升官发财的希望。从一方面看来,这是封建制度下,让穷乡僻壤的寒士也有飞黄腾达的机会;从另一方面看来,两千年的科举制度,把全国的第一流人才的时间和精力,只限制于“四书”、“五经”、八股文、试帖诗,以及一笔绳头正楷。除此之外,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学问值得他们研究了。

谈到考试,我不能不联想到《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所描写的周进、范进,充分说明考试的流毒。现在引用范进中举一段如下:

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忙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

今年是你的考试年,你只须照常预备功课,不慌不忙,不厌不倦,尤其中、英、算三科,你须特别加工,用不着投机取巧。假如考得不顺利,我绝对不会说你闲话。

此问

近佳!

子云(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三六

××:

别后忽已一年。从你的通信里,我知道你的行踪,同时也知道你的感想;用笔谈当面谈,倒也不坏。

其实,在大城市里讨生活的人,彼此见面的机会不算太多。漫说不同行业的朋友,甚至在同一大机关里工作的同事,因为值班的时间不同,一年之间也很难见到一面。

今天是新年。这儿的几家大报都出版洋洋大观的特刊。从天文、地理到篮球比赛,从国际问题到私会党活动,应有尽有。其中,大部分有价值的文章,可以留到将来慢慢参考。我最高兴的还是先看你的大作。

我曾说,写游记的文章,不熟不能写,太熟不肯写。你已经旅行一年,看了不少东西,逛了不少地方,遇了不少新交旧识。加以一年来你不断地写作;为着写作,你必须经常搜集材料,整理思想,积聚既久,自能达到正确的结论。因此,大作虽标题为《点滴》;其实,这正是一年来考察的结晶品。

研究古文的人,都知道有“小中见大”这么一种笔法。大作共分七节,光是第一节里所提出的问题——小账不用付,价钱不用讲,熟人不用找——就值得任何政治制度的负责人的注意。

在没有去巴黎前,我对于法国的文明有极大的敬意。到了巴黎后,那伟大的建筑,文雅的人物,精美的酒食,更加强我对法国的爱护。但是,另一方面,小账制度却使我憎恶了。起初,我到饭馆吃饭。每顿饭必须给小账,有时饭费付完了,口袋里没有零钱,那全身穿着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漂漂亮亮的侍役说了一声:“先生,小账不计在内。”那时我的尴尬的样子,实在没法子形容。

有一次,我雇了一辆汽车去看戏。下车时,大门外的侍应生给我开门,我付了一笔小账;在门口,抢着买票,我付了一笔小账;一进门,把大衣、帽子、围巾交给储藏室的管理人,我又付了一笔小账;到了楼上,要找座位,年青貌美的女侍应生彬彬有礼地给我带路,我又付了一笔小账;休息时间,到厢房的酒吧去喝一杯咖啡,我不消说更要付小账。看了一场戏,所付的小账竟达五次之多,我不由得把多年来对法国文明的好感变成恶感。

老实说,小账等于敲竹杠。被敲的人,既受金钱的损失,又受精神上的虐待。据我多年来到处旅行所得的结论,为着给小账,一个人所得的反响和待遇,跟数目高低而显着天渊之别;由背后批评到“冷笑”、“苦笑”、“大笑”等脸孔,随处都可见到。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为着一点小账,要找许多麻烦?因此,在新加坡,我不大愿意上大酒楼;我宁愿到瑞记去吃鸡饭,或者到老巴刹去吃炒面,吃完拉倒,不必另付小账,多方便!

你说:“中国的工人已组织起来而隶属于某工会。工会除了照顾工人的福利外,还经常发出通知,号召学习,进行教育。这些使到工人们觉悟到今日中国,无论在宪法上抑实际上,是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工人是这新国家的主人翁。主人翁可以接受国家给他按其劳力计算的工资,但不能接受酬劳以外的‘嗟来之食’。在这工人自尊心及互相监督下,小账便在6亿人中突然地绝了迹,不可谓非20世纪的奇迹之一。”

“工人应该接受国家给他按其劳力计算的工资,但不能接受酬劳以外的嗟来之食。”这是天公地道的办法。我希望新加坡各政党领袖,很虚心地研究你的报道,替工人争取一切合理的待遇,同时,各行业的工友应该自爱,宁愿饿肚子,绝不贪小账。这样一来,劳工神圣的目标才可以达到。

从前美国有个社会学家说,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实行揩油主义。自工人不收小账后,这个罪名我们可完全洗刷干净了。工人不收小账,商人当然也用不着讨价还价;再进一步,各机关的公务员也是公事公办,认事不认人;所以谁也用不着浪费时间、精神、金钱去找熟人,搞关系了。

专此布复,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

三七

××:

前信发后,却迟迟未见你的复信,这不由得不使我加倍相念、关怀、担心。

年轻人有的是丰富的感情,这是一笔很大的本钱。有了热情,无论多么困难的大事业也能够干得出来。

但是,单纯的热情是很危险的。说得好听一点,这是天真;说得难听一点,这简直是大傻瓜。年轻人应该保持天真,不过由天真一进为大傻瓜,那就后悔无及了。

谁也知道热情的可贵,不过热情之外,还需要一点机智。譬如一架大机器,它是由几十几百种零件配合成功的。这个零件和那个零件之间,时常免不了会发生磨擦;磨擦既久,连真纯的铜铁也会磨光。为减少各零件互相推动时所发生的摩擦和损失,聪明的机械师,经常要给整架大机器加上滑机油,同样的,处理人和人间的矛盾冲突,也需要一点滑机油。这种滑机油就是机智。

爱的所在,就是弱点的所在。普通人多是爱虚名,贪小利。假如你能够满足他的虚名和小利,那么大门敞开,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下去。相反的,大门堵住,或者根本不得其门而入,那么你虽然有天大的本领也没有机会让你表现。

在我所认识的朋友中,有不少才学出众的人物。其中仅有少部分能够应世,其余大多数都是落落寡合,怀才不遇。这一面固然由于社会环境太坏,使个人和社会脱了节;一面实由于个人太缺少机智,弄得人家不敢跟他接近。

平心而论,喜欢任性的人,凡事仅求快意于一时,前途如何,根本不加考虑。这种人也许可以做朋友,但绝不是好公务员。一个优秀的公务员,高兴的事情要干,不喜欢的事情也要干,这样才不至耽误公事。不然,他的理智控制不住感情,一言不合,马上发脾气;痛快固然痛快,无奈事情办不通,这又有什么用处?

熟悉近代史的人,应该知道30年前的今天,正是北伐胜利后,中国政治上左右两派分裂。那时,左派的领导者不熟悉中国的国情,一味抄袭西洋的办法,说革命高潮到了,大家应该有积极的表现;于是天天游行示威。结果,一批一批可敬可爱的热血的青年,多数给旧统治者连毛带血地吞下去了。幸亏当时中国出了一位洞悉世界形势,同时又深知国内情形的领袖,他坦白地指出,中国是个农业的国家,80%以上的人口都是农民,要救中国须从组织农民、教育农民、指导农民着手。这样一来,中国才从万劫不复的危机的边缘挽救过来。

我常说,左倾的幼稚病,跟右倾的顽固病一样的误事。谁不爱痛快?可是太过痛快的结果,一定有说不出的苦恼。

说来还是和风细雨够味儿。和风绝不是熏人欲醉的暖风,又不是侵肤刺骨的北风,它仅是像慈母抚摸幼子时的舒舒服服温温柔柔那样的微微风。细雨绝不是倾盆大雨,更不是鸡蛋那么大的雹,它仅是依稀可见地落地无声的毛毛雨。不过和风细雨,它们所给人的实际利益比较狂风暴雨好得多。

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学者和艺术家都是感情和理智平衡发展的人。只因平衡,所以他们才能够物理通达,心平气和。学问和品性涵养到这地步,这才能够负起承先启后的重任。不然,理智或感情作片面的发展,势必陷于偏枯或偏差。偏枯或偏差,是不足为训的。

目前马来亚各地为着超龄生问题闹得天翻地覆,而你却是个标准的适龄生,不必为这问题操心,这真是幸福。目前科学这么进步,谁都应该努力用功,有书不读,这简直是其愚不可及。

辜鸿铭说:“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你是个聪明的青年,相信你能够接受我的劝告:要做感情的主宰,千万不要做感情的奴隶。

此祝

康健!

子云(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

三八

××:

接1月6日信,知道你阅读书报非常小心。你不但看过我所出版的一部分作品,而且连我没有署名的文字,你也能够分辨出来,这充分证明你对我的关怀。

其实,有学问和没有学问的人的分别,全在于明辨和鉴赏。程度越高的人,辨别和鉴赏的能力也越高。萧伯纳在他的名著《卖花女》里说,聪明的语音学家能够把这条街和那条街的不同的语音分别得清清楚楚。辨别和鉴赏的能力达到这么高的程度,这当然非专家不行。

来信说,你所受的学校的教育不多,这一点用不着灰心。只要你肯努力自修,同时,在可能范围内,利用工余的闲暇到夜学或专门学校去补习;学完一科,再学一科,一连干了三五年,你就有相当基础。

在补习期间,你必须养成极大的忍耐性。不明白的字眼、名词、典故,须一一从字典辞典检查出来。假如你还有不大明白的地方,你应该在书上做个记号,或者写在笔记簿上,等有适当机会,就向名师求教。事实上,高明的老师最喜欢找个聪明而又努力的学生来传道授业,报酬的高低还是次要的事情。

你说,当你读到“三月不读书,落后一世纪”之后,你觉得非常兴奋。这种发愤向学的心情,是一切学问家、艺术家成功的关键。

我喜欢你看完文章后,会觉得羞耻。根据“知耻近乎勇”的说法,懂得羞耻的人,迟早一定能雪耻;而读书人的雪耻的方法,就是努力读书,此外没有第二条路。

你说,你恨自己的记忆力太差,这种要求似乎有点过分。照生理心理发展的过程,年龄越大的人,记忆力越差,这是自然的趋势,谁也没有例外。

为加强记忆起见,你不妨采用下列两个办法:

第一,时常复习。假如你把看书当做商场的放债,那么复习显然是讨债。记忆力薄弱的人,好比赖债的人那样,索债一次绝对没有收回账目的希望,必须时催刻催,行催坐催,催收得紧,收账的可能性越大,相反的,货款放出之后,永远没有催索,十九恐怕要落空。

我并不希望你把所看的书一一记住。事实上,这事情谁也做不到。聪明的读者,懂得选择,有的必须精读,有的只须选读,有的仅须翻阅一二章、一二页,把自己所需要或所喜欢的材料抽出来阅览,其余的让人家去读。譬如杂志,每期有一二十篇文章,除编辑和校对外,很少人会把全本读完,至多把个人所需要或所喜欢的材料和作者抽出来研读,看完就拉倒,不必再费心了。

第二,多作笔记。俗语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看书如有心得,固然要随时笔记下来;心里如有新意见,也应该随时笔记下来。至于自己所购置的书,那更方便,读时须把重要的见解,新鲜的材料,美妙的文章,用红蓝笔做记号,或者在眉头批注;将来复习的时候,仅须把那些做过记号,或有批注的地方拿来温习,一目了解。这样一来,任何记性好的人,恐怕都比不上你。

你知道,外国书的正文的后边总有“索引”或“引得”,你所需要的资料或作者,只须仔细检查“索引”或“引得”,马上就知道在第几页,这是多么方便!假如你肯用功,你应该把自己在看书时所用的记号或批注的地方,另编一“索引”或“引得”,将来参考时,实在再便利不过。

最后,你须时常逛书店,参观图书馆。大部头的书可到图书馆去参考;经常要复习的书籍,最好是自己购置。好在新加坡各大书局都有邮购部,并且服务得很周到;你可以就近和一二书局往来,相信它们不至使你失望。

近来工作很忙,因为我知道你这么发愤向学,所以刚吃完饭,连茶也没有喝一杯,就执笔给你写回信。

此祝

进步!

子云(一九五八年一月八日)

三九

××:

今晚蒙赐盛宴,异乡情调,家乡风味,边吃边谈,实在很有趣味。这儿谨向大家道谢!

怀念家乡,本是人之常情。从前刘邦做了皇帝,他还说,他时常做梦回到故乡(沛县)去玩耍。的确,童年的记忆力很强,印象特别深刻;一代文豪鲁迅先生,他所作的短篇小说,主要的以他的故乡(绍兴县)做背景。长期的怀念,往往有发酵的功用,由发酵到酝酿成美酒,这仅是时间问题。

但是,“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大家既然离乡一二十年,而且在这儿成家立业,这儿就算是大家永久的家乡。尤其是最近登记为公民后,谁都应该以主人翁自居,不要把自己当做过路的旅客。过路的旅客,对于当地的政治制度的良窳,各种行业的兴衰,一切设施的好坏,仅可不必管,同时也管不着,不过主人翁却是责无旁贷,为的是个人的生命、财产、事业、名誉早已与当地的繁荣和萧条、快乐和痛苦、健康和死亡结不解缘。

过去两三千年的中国教育,主要的是人格教育。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仅学得怎样做人;而做人的关键,不外“气节”二字。只因读过书的人,彼此以“气节”相勉励,所以过去百年间中国虽然积弱不振,但是谁也不敢进外国籍,不然,就要遭“清议”(即舆论)的制裁。

自大战结束后,世界形势来个180度的转变。从前华侨和祖国的联系十分密切,只要有钱买船票,谁都可以自由自在地来来往往。战后交通工具越便利,但出入口的手续却越麻烦。华侨大多数是安分守己的人,谁也不想自寻烦恼。因此,平素不大喜欢旅行的华侨,现在更像大家闺秀一样,连大门外也不敢多走一步。但是,他们在这儿仅有纳税的义务,没有选择和被选择的权利。针对这问题,12年来各界领袖曾力竭声嘶地据理力争,到了去年才得到最后的胜利,凡是居留8年以上的人,都可登记为公民。

老实说,多年来许多华侨和印侨都为着双重国籍问题烦恼。幸亏1955年万隆会议的时候,中国总理周恩来先生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对于这问题有正确的指示。周、尼二位知道中印两国的侨民长期散处于南洋各地,他们应在原有的国籍和居留地的国籍之间选择一种。假如他们仍保持侨民的地位,他们便没有资格参加当地政治;相反之,假如他们已经成为当地的公民,他们应该名正言顺地积极参加当地的政治。

万隆会议给大家以精神上的准备,从去年公民登记起,大家才心安理得地成为公民。

公民必须效忠本邦,而效忠的一个办法,就是对公共事业,社会利益发生兴趣。

在旧社会里,做官的人是骑在人民的身上,说官话、打官腔,摆官架,所追求的无非个人的声色利禄。

现在可不然了。现在是人民的世纪,议员和官吏都是由人民选出来的。因此,眼睛雪亮的人民,必须在政党里发生积极的作用。他们的神圣的选举票绝对不能随便乱投,因为选民投错了票,等于女人嫁错了郎,以后吵架退党,不胜麻烦。

在殖民地政权时代,人民是不准谈政治的。高高在上的官吏可以乱搅一场,人民连哼也不准哼一声,不然,这就算是造反。自治独立后的马来亚,一切由人民自己当家,所以有主张、有才干、有操守的人,应该挺身出来替社会服务,为国家尽职。这并非争权夺利,这仅是找个更适当的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才能,把个人的生命贡献给国家罢了。

在献身社会之前,大家应该努力充实自己的学识,锻炼自己的技能。因为将来的政治是“人才政治”,各行业的优秀人才集中在一起,替人民服务,谁干得好,谁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戴,不然,迟早就要沉下去,永远抬不起头了。

过去三四年间,新马的变动实在太快了。我以观察家的身份静观世变,有时因为变化得太厉害,弄得头昏眼花,但就一般趋势而论,一切变化都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走。因此,大家应该保持乐观的态度。

专此顺候

平安!

子云(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

四〇

××:

接来信,知道你是个很用功的青年。你既喜欢看报,又喜欢自己动手剪报。在这铜臭相当浓厚的南洋,你居然不受环境的熏染,一心一意地以学问为前提,这实在是难能可贵。

报纸是每个人的精神食粮,它的重要性和饮食相等。生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只要一个月不看报,整个世界不知道已经发生多大的变化。因此,我曾说,现代人宁可早晨少喝一杯咖啡,不可不多买一份报纸来看。

其实,中外古今的大学者、大文豪、大政治家十九都是报迷。他们不但喜欢看报,而且是直接间接地和报纸发生关系。孔子的《春秋》,别号叫做《断烂朝报》,把他耳闻目见的大事情,用最简明扼要的句子记下来,那些句子等于现代报纸的“标题”,字数虽不多,但下笔时一字不苟的精神,使乱臣贼子个个不寒而栗。

古代和外国的事情,暂且不必多举,光就过去几十年间的中国而论,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梁启超到张季鸾;哪个匡时救世的志士,不是以报纸做生命?尤其是在专制时代,报纸得不到法律上应有的保障,封闭报馆,逮捕记者的事情,等于家常便饭。可是他们不灰心,他们办了一间又一间,因为有话没处说,这实在是再痛苦不过;至于其他文人或政论家,报纸办不成功,至少也要办个杂志;姑定连杂志也办不起,他们也要转弯抹角地在人家的报纸杂志上借一角篇幅,一吐个人的怀抱,发表个人的主张。

平心而论,办报固然很伤脑筋,看报却是极舒服的事情;一纸在手,天下事了如指掌。硬性的数字也好,软性的读物也好,越看越有兴趣,越有兴趣越爱看。

由于篇幅太多,一般人看报,都是随看随忘。聪明的读者却懂得剪报,把其中有关的言论和新闻一一剪下来贴好,以便将来参考。

谈到剪报,全世界上最完备的可算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院通过各地的新闻处,搜购各种语文的报纸两份;有的剪存,有的装为合订本,稍有遗漏,即刻想法补上,那规模之大,卷帙之多,目前还没有别的机构可以和它抗衡。

《纽约时报》每月出一册索引。这种索引极为完备,任何言论、新闻、照片、地图、漫画,都有标题,然后按标题的字母的先后来定次序,后边附着年、月、日,及页数的字样;只要你订阅《纽约时报》,并且把它完全保存起来,那么你可以随时利用这册索引,从事按图索骥的工作。从前我在北京的时候,政治学会图书馆就有这么设备,所以参考的时候,左右逢源,不知道可以节省多少时间。

至于各国的大研究所、大报馆,它们除设备自用的图书馆外,资料室的设备也很可观。老实说,图书馆和资料室是研究学问及从事写作的人的灵魂。无论一个人的记忆力多么强,他所能记忆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而且有些东西,如数字、地名、人名、生卒年表,根本没法子记忆;姑定勉强记忆一二,也难免挂一漏万。何况有些问题,平时是漫不经心,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一旦发生大事变,成为头条新闻的时候,负责写评论的人不能不给读者提供意见。这时候,除乞灵资料室外,还有谁可以帮他的忙?

你现在的剪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性质。你须先拟定剪报的范围,看看哪几个地区,哪几个问题,哪几个人物是属于你的研究范围之内,然后继续不断地从事剪贴。

从前中国的学者见闻有限,他们多用记流水账的方法,把什么东西都记在一起,把什么材料都贴在一起。贴的时候似乎很方便,将来要参考的时候可麻烦了。

现在做学术的人,都用活页的卡片或纸夹,一张卡片或一张纸仅贴一种材料,上边须注明资料的来源及日期;将来参考起来,真是方便之至!

本报自搬到新厦后,我们就有一间资料室。资料室有个主任,两三位助理员,各种材料整理得有条不紊,对于经常写作而又慎重从事的同仁,我们的资料室可说是个大恩惠。

写文章最怕没资料,剪报工作干得好,写文章,再也不成问题了。

专此布复,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

四一

××:

日前和你到一间国术研究社去参观。那天各位拳师和学员都有极精彩的表演。我的印象是,无论打什么拳,归缩点往往和出发点相符。

这是谁也知道的事情,不过我觉得这事情和研究学问的方法没有两样。

在一切读物中,报纸不消说占了最重要的地位。英国的人口5千多万,它的报纸的销路的总数也达5千多万份;平均每个人都有一份,每个家庭有好几份。但是,这么重要的东西,隔了24小时后,就成为明日黄花,大家弃旧怜新,老是争先恐后地抢着当天的报纸来看。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其中99.9%的读者差不多都是随看随丢,一点也不爱惜,积了相当时候,这些本来是无价之宝的报纸,便以“旧报纸”的身份论斤计两卖给人家包东西,或者整批卖给工厂做纸浆了。

杂志和报纸稍微不同,杂志最多的是周刊,其次,才是半月刊、月刊、季刊、年刊。出版的时间的距离越久的,销路反而越差,但是,保存起来却越容易。

根据报纸杂志的材料写成的书籍,它的分量小得多,可是携带或保留起来又更容易。就书籍而论,销路最大的莫如课本,不过寿命最短的又莫如课本。课本平均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二三十年后的课本和二三十年前的课本,面貌截然不同。这儿可以看出课本变化的迅速。除课本外,红极一时的小说,过了相当时间恐怕也无人问津。《雪鸿泪史》和《玉梨魂》,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例子。那些内容结实而销路并不很大的书籍,倒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淘汰。

由于印刷术的发达,书籍的数量越来越多,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绝对不够分配,他仅能选择个性所接近和环境所需要的一两门学科,然后专心一志地、有恒不懈地干了一辈子;其余的书籍,他只好读选本。因此,李杜的诗篇虽然光熖万丈,但一般读者只能从《唐诗三百首》里尝到一脔。韩苏的文章虽然不废江河万古流,但一般读者只能从《古文观止》里得到一鳞半爪。他如《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名义上虽算选本,事实上因为卷帙繁重,很少人会从头到尾读完。至于一个作家的全集,除专家学者外,普通人恐怕连摸也不肯多摸一下。

但是,你喜欢看不喜欢看是一回事,著作界出版界不能不大量搜罗又是一回事。譬如说,普通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能够看完“四史”的已经不多,能够看完“二十四史”的更是凤毛麟角。若论记载一省、一府、一县的地方志,除作专题研究的学者,偶尔会翻阅参考外,一般读书人根本不感兴趣。事实上,一小部门的书籍目录,就够你忙几十年。在这种情形下,谁敢自夸满腹经纶,我除老实不客气地赏他一个耳光外,还要骂他一句“没出息的东西”!

说来还是班固聪明。现在各专家学者的入手工作,必须先检查目录,编订目录;把前人的遗产接受过来,看看什么东西应该保留,什么东西应该忽略,然后避实就虚,这才能够有新的发现,这才算是读书得间。可是这么重要的读书方法,《汉书》的作者早就倡导了。《汉书·艺文志》可算是现代的目录学的开端,今后我们无论研究任何学问,必须从目录学做起。

照目录所开的书目,按图索骥地到图书馆去找,从选本找到全集,从全集找到杂志、报纸所发表的、还没有被选入的东西。最后,如能找到原稿本、日记、笔记、信札、碑板,那么在资料方面才算是一网打尽。

报纸本来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过了24小时后,已经不大新鲜了。起初由报纸、杂志,缩小到书籍、选本、目录,后来又由目录、选本、书籍,追溯到杂志、报纸。归缩点和出发点相符,谁说做学问和国术不是同一道理?

现在学术上的新发明、新发现,老是在报纸杂志上先发表;报纸刊登消息,杂志记载全文。因此,立志做学问的青年,除经常看报纸外,对于本行有关的第一流的杂志应该订阅两三种。这样一来,他才能彻底明瞭国际学术界的新趋势,而不至落伍。

余容再谈,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四二

××:

好几天未见了,想你一定忙着预备功课。的确,优秀的教师应该利用假期来自修,把平时应读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读的书籍杂志,尽量读个痛快。到了第二学期开学后,教师又有新货色拿给学生看。对个人、对学生;假期的进修,可说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像作家一样,教师的能力的高低,成绩的优劣,全靠准备的工夫。平时因为工作忙碌,整天过着例行公事的生活,只有假期才有一段完整的时间。在这阶段里,旅行固好,自修更佳。事实上,许多名教授的代表作多是在假期中完成的。

谈到学会,我觉得这是现代学术研究的中心机构。古人早就有“以文会友”的说法,由这句话推想下去,于是“文会”或“学派”应运而生。不过古人的“文会”或“学派”,主要的以经学或艺术为主,范围非常窄狭。现在的学会多到数不清,其中主要的分为三大部门:(一)按科目来分,(二)按地域来分,(三)按人物来分。

科学起源于分类;分类越细密,这证明学术越进步。院里有系,系里有科,科里有组。因此,在学术上有高度成就的国家里,各种学会林立,差不多大学里每一科目都有一学会。例如社会科学研究会,它的范围较大;进一步,我们有经济学会;再进一步,我们有经济史学会;更进一步,我们有农业史学会、工业史学会、商业史学会。虽然各部门的学科可以会通,而且必须和其他学科合作,但专精一科比较容易见成绩。

两年前我曾写一篇社论《南洋大学与南洋研究》。我主张南洋大学应该负起南洋问题研究的责任。这篇文字发表后,C先生就来找我详谈。不久之后,南洋研究室就应运而生。

俗语说得好:“恐龙最怕地头蛇。”研究当时当地问题,可说是“地头蛇”的工作,事半功倍。远道的学者无论多么用功,充其量仅能从书籍里得到一鳞半爪;他们所见的杂志已经不多,报纸更不用说。至于风俗习惯,社会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的情调,只有经常在一个地方活动的人,才能够尝到这滋味。这种滋味是什么呢?这是一言难尽,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

自1942年我从香港逃难到越南的时候起,我心里就想组织一个“中南学会”专门研究中国和南洋的关系。凑巧那时战争方殷,大家忙着打发眼前的生活问题,不暇顾及学术工作。1949年我从欧洲考察回来的时候,曾发表《文化的交流》一文(见《南行集》)。现在时间又过了八九年,我所憧憬的学会,还是个空中楼阁;深夜扪心,不胜愧怍!

一般说来,截至1941年止,南洋每一地区的文化,等于中、印、阿(古代文化)加上殖民地宗主国的近代文化。法国之于越南,英国之于缅甸、马来亚、婆罗洲,荷兰之于印度尼西亚,西班牙、美国之于菲律宾,英法之于暹罗,走的都是同一的路线。新旧文化的交流加上原有居民的意识,便成为某一地区的文化。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一口吞尽长江水,把整个南洋据为己有。在军事上,日本不能不说达到暂时的成功;在文化上,日本自己没有特出的东西,因为它本身又是中国的旧文化和西洋的新文化的结晶品。因此,打从1942年起,中国的文化又开始吃香,虽然那时离中国统一的局面(1949年)还差八年。

战后,西欧各国在南洋的殖民地纷纷宣告独立,同时,代表西欧各国的近代文化都给“友邦”美国取而代之。吃人酒肉,替人消灾,“美援”所到之处,即美国文化深入之处。

接着,中国大统一的局面成功。新中国和旧中国不同,旧中国只有精神文明出卖,新中国除加强精神食粮外,连生果、青菜、鱼、肉,也可以运到这儿来找市场。这种市场原先仅有代表近代文化的欧美以及澳洲、新西兰可以垄断,现在中国不但可以插足,而且物美价廉。这样一来,代表上层建筑的中国文化也跟着吃香。别的不用说,光是各地的中文补习班也有人满之患。假如把历史倒退20年,一个人要在南洋办中文补习班,恐怕连米汤也没得喝。

刚才说得很兴奋,可是我的办公时间已经到了,明天当继续再谈下去。

专此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八日)

四三

××:

昨函意有未尽,今天只好继续再谈下去。

在战前,国际上对于中国和南洋问题的研究有两个中心,一个是法国,一个是日本。

法国的学者以北越河内远东博古学院做根据地。许多法国学者在巴黎受完大学教育后,便到河内来做研究工作。从河内经滇越铁路而达云南,再由云南分散到全国各地,这是一条路线。从河内沿海而下,直抵南洋各地,这又是一条路线。别地不用说,光是伯希和、沙畹、伯乐等人的研究工作已经把巴黎在中南的文化史的研究上点缀得有声有色。

日本的学者以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经济研究所做中心。南满铁路赚了大把钱,然后拿了小部分利润来做文化事业,资助学者作专题的研究。他们在中国和南洋做广泛而深入的调查,无论政治活动、经济统计、教育制度、人物动态,以及各地区的字典辞典的编纂,他们都有惊人的成就。

至于美国,战前它老是坚持“欧洲第一”的主张,对于中南问题不大注意。直到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加入东南亚的战场后,它才认识这地区的重要性。

战后的13年间,美国对于中南的事情,急急要了解。因此,各著名大学多设远东学院,加强研究工作。为避免工作的重复和偏枯。它们曾成立了一个“互相观摩委员会”,会员有16间大学,而主持人又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老大学。

自这计划展开后,美国对于中南的研究,俨然凌驾法国和日本,而前年出版的《马来亚经济的发展》一书,仅是初步的收获。以后马来亚,甚至南洋各地区的各种问题,恐怕要请美国的学者专家替我们解答。自家事要请教外人,世间痛心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厉害。

中国和南洋唇齿相依,而南洋之所以有今天的进步,中国人所尽的力量,谁也不能一笔抹杀。但是关于南洋问题的研究,我们实在落后得多。为急起直追起见,我对于南洋大学有很大的期望。

第一,充实设备。现代的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资料。“没有资料,没有历史”。这句话已经成为不刊之典。事实上,现代的学术工作,应该以图书馆、实验室做中心,然后辅以实际的调查统计。这是二三十年来西洋第一流学者所倡导的“历史兼统计法”。运用这方法来治中南这地区的问题,正是“瓮里捉鳖,手到拿来”。

我们最觉得吃亏的,就是图书馆、资料室的设备太差。无论任何人如要做一点研究工作,须靠个人的力量来支撑。个人的力量有限,资料的来源无穷,两相比较,难免相形见绌。

第二,集中人才。欧美的研究机关,不是有专任的研究员,便是有兼任的研究教授。因为事有专责,他们绝对不能偷懒。号称为研究员或研究教授的人,必须经常注意他们所研究的问题;到了每学年结束的时候,必须有成绩报告书;而这种成绩报告书,是由小册子或杂志发表出来。积了十年八年,成绩大有可观。

过去我们的学校穷得要命,研究工作不是由专人负责,而是由少数辛勤的学者于授课的余暇,在精疲力尽的时候,勉强从事。老牛拉破车,还要在漆黑一团的三更半夜赶泥路,工作的环境如此,成绩不问可知。

我觉得南大教授里,对于南洋问题有兴趣而且研究有成绩的人,学校当局不妨改聘为研究教授,一半时间教书,一半时间研究。这样一来,那些好学的教授,每年将有具体的成绩表现。集个人为团体,十个八个研究教授的成绩,将使南大的大名广播于国际学术界。

跟着研究而来的是出版事业。出版部可干几种工作:(一)编纂大学课本,(二)印行专题的册子,(三)编辑学报,(四)编纂各种字典、辞典。这些工作如能顺利地干得成功,南大不怕没有地位了。

至于研究费用,可按经费多少而定。所谓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就是这意思。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九日)

四四

××:

接1月26日信,知道你有意到大学去读书。慰甚!慰甚!

由于科学的进展,一般的文化水准逐渐提高,同时,社会对学人的要求也跟着提高。30年前的南洋,中文有小学毕业,英文有四五号程度,便算“学贯东西”的人才。15年前,中文有高中毕业,英文有剑桥文凭的程度,又算“学贯中西”的人才。现在起码须马大、南大毕业,才算摸着治学的门径。假如真正要“学贯中西”,至少还须继续埋头研究二三十年,才算有所成就。

你现在有固定的职业,而且有发表文章的机会,但你一点也不自满,这是你的聪明处。

关于进大学后的选科问题,这主要的须先看个人的兴趣,再看环境的需要。

你既然毕业高师,对于教育已经有相当心得,所以你最好是研究教育问题。

像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一样,教育学的研究,应该从下列三大门径入手。

第一,理论。大学教育普通专门学校不同的地方,就是后者仅注重技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前者却重视理论,不计本地。穷源究流。俗语说:“打破砂锅问到底。”理论的训练,就是训练学者凡事须有“问到底”的精神。

本来大学教育是“高等普通教育”(liberal education)。受大学教育的人,不要急功近利,只须很认真地探讨原理罢了。不过一个学者如能把握原理,他就成为“通儒”或“鸿儒”,对于物理人情的表里精粗都有正确而又彻底的认识了。

我希望你对于教育原理这门功课,有深入的研究。除课本外,在可能范围内,须请你最佩服的教授给你开个简明的书单,把重要的名著细心研究一番,相信一生将受用不尽。

第二,历史。像自然科学的学者须以数学为中心一样,文科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应有切实的史学基础。须知社会的进化不是走直线的,而是经过弯弯曲曲的路径,通过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有时是进一步,退两步;有时却一帆风顺地往前跑。普通人只看“票面价值”(face value),只有专家才知道“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

当你研究教育史的时候,我须注意政府的法令,各种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书,舆论对政府的法令及报告书的反应,更重要的是街谈巷议。因为法律的设立,是要把混乱的行为整理出一些规则;可是法立弊生,于是政府又要补充一些条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历史就在这种相反相成的力量中产生出来。

第三,工具。过去我们所谓治学的工具,光指本国语文。现在范围稍微扩大,除本国语文外,还须懂得一两种外国语文。再进一步,统计学、调查测验的方法,都是专门学者应备的才具,不然,就无法深入,更无法作体大思精的研究工作了。

理论、历史、工具,这三大部门学问,是研究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最重要的武器。这些武器越磨越精良,越用越灵活。

读书的目的,在于解决现在和将来的问题。只因我们要解决现在和将来的问题,所以我们才费了那么大的劲头,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吸收已有的理论,了解过去的背景,锻炼有关的工具。这些准备工作,无非帮助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至手忙脚乱,慌慌张张罢了。

将来你学成之后,你不是担任教育行政,便是专门教书,这些都是极有意义的工作。无论做教育行政人员也好,当教授也好,最重要的是随时留心问题,搜集资料,然后运用已知的知识来解决未知的难题。只要你能够解决若干问题,那么你在学术上便算有所贡献。

具备这态度去升学,你才能够领略读书的真正趣味,你才会发现自己天天在进步。过了十年八年之后,你会觉得你所最佩服的教授也不过如此,说不定你已经超越他们的成就了。

这封信我本来不应该写,不过来信说得那么恳切,所以我不得不把我的浅薄的见解写出来供你参考。

此复,顺问

学安!

子云(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四五

××:

上星期六,你哥哥结婚,蒙你送我一张请帖,请我喝喜酒。我本来应该参加这种盛宴,不过多年来养成早眠早起的习惯,一到9点多钟,双眼就睁不开,我犯不着在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一个人偷偷的离开,弄得影响大家的情绪,所以那天我就没有去成。请原谅!

结婚的确是终身大事。夫妻情投意合,百年偕老,两个人有四个眼睛、两只手,干起事来当然比单身汉便利得多。中国人把妻子叫做“内助”,意思是说丈夫向外发展,妻子在家做押寨夫人,夫妻分工合作,既没有内顾之忧,又不怕没柴没米,这真是再理想不过。

自女子跟男子受着同等教育后,夫妻的关系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单纯了。从前男子对外,女子对内,这差不多等于天经地义。现在女子结了婚,照样能够出来社会担任工作。假如在同一机关服务,夫妻二人好像打篮球那样,同进同出;假如分在两处办公,那么彼此离家回家的时间往往不同,一天能够会面的机会并不很多。

一个人结了婚后,少不了要生男育女,不过从人口问题这角度来考察,生育问题似乎太过严重了。

据英国大学者赫胥黎的估计,大约纪元前8千年,人类懂得农业,那时全世界的人口约100万。由于农业、工业、商业、交通、医药逐渐发达,世界人口一年比一年增加。这种增加是加速度的;到了1950年,世界人口已经达到22亿。

问题不在于现有的人数,而在于这些人数还不断地增加,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

目前1万人中,每年添丁的百分率为1.16。换句话说,每天添丁7万名,每年多了2500万人,照这比率推算下去,100年后的世界人口为54亿;200年后,为145亿;300年后,为450亿。比目前约增25倍。

这是多么可怕的数目!

目前新加坡的人口仅150万,可是粮食、住宅、交通、教育、卫生已经成问题。假如三百年后加上25倍,这数目将达到3750万人;请问这么一个小岛怎么吃得消?

我认为没有限制的生育,是个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能生不能养,能养不能教,让自己的儿女做流氓的后备军,这不但是不道德,而且也算是不人道。

从前节育的办法不够水准,许多人不要孩子,可是孩子却一个一个生产下来。母亲因为生产过多,健康大受影响;父亲因为负担过重,把骨头也累坏了。

我不反对人类生男育女来延续生命,不过生育也应该有限度。从前医药不发达,公共卫生的水准太低,婴儿死亡率极高。因此,一般人不得不多生几个孩子,准备给那些夭折的婴儿做替身。现在医药这么发达,公共卫生的水准又很高,婴儿的死亡率已经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由于营养的充足,人类的寿命已经逐渐加长。在这种情形下,一对夫妻应该在生产两胎后,就实行节育。

战后新加坡有个家庭计划协会。我的太太曾到该会去请教医生。他的方法很简便。此后,我们就不再生育了。不然,这8年间至少还要多生4个,那可苦死我们了!

我们亲受家庭计划协会的实惠,所以先后写了几篇文字来鼓吹。到了去年,该会曾得到政府的经济上的支持;虽然在议案没有通过前,各位立法议员曾展开一场舌战。

你我都是受薪阶级。“耗子尾巴生疖子,出浓也不多。”收入这么微少,无论怎样节衣缩食,能够节省下来的金钱也极有限。假如不厉行节育,那么寅吃卯粮的现象就摆在眼前。

照中国传统的办法,一个人结婚的时候,亲友应该说几句吉利话。现在我一来就提到节育问题,这似乎太煞风景。不过我是尝够儿女之累的人,所以一听见你哥哥要准备制造新国民之前,便自动地提出一点意见。唐突之处,幸勿介意!此祝

快乐!

子云(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日)

四六

××:

听说你近来对于演讲很有兴趣,并且准备参加演讲比赛,这倒是一宗很有意义的事情。

本来说话是一种艺术。长于此道的人,说得娓娓动听;口才较差的人,谁也没法子忍受。假如你注意那些娴于辞令的人之所以能够风靡一时,使所有听众个个受他的催眠,那么你不难发现他的成功的原因。

一般说来,优秀的政治家、传教士,十九都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因为口才是他们的最大本钱之一;口才不行,满肚子的计划没法子表达出来,无论听众多么耐心,他们总觉得不过瘾。

演讲是一种艺术。像任何艺术一样,擅长演讲的人,不但需要天才,而且须努力学习。

说来你也许不相信,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讲家德摩斯梯尼,偏偏有先天的缺陷;他发音不清楚,表情极难看。为着克服这些毛病,他很耐心地用小石子放在嘴里,一字不苟地改正发音;同时,他又很用心地面对着镜子演讲,把一切丑态改正过来。这还不够,他时常跑到海边,在惊涛骇浪汹涌澎湃的环境中,独自演讲;以沙滩为礼堂,以波浪为听众;抑扬顿挫,自成风格。经过长期的训练后,他的发音清楚了,元气充沛了。此后,无论在庄严肃穆的议会,或万头攒动的街头,他都能够侃侃而谈。那金声玉振的声音,热情洋溢的语调,层次分明的辞令,无一不使听众佩服到五体投地,谁都承认他在演讲学术上是个开山祖师。

2200多年来,历代出了不少雄辩家,其中如西塞罗、柏克、庇特、林肯、列宁、罗斯福、丘吉尔、维辛斯基、尼赫鲁等人的名字将永垂不朽。

据我的观察,著名的演讲家,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第一,把握内容。演讲家的最大目的,就是说服别人。为着说服别人,必须说服自己。假如自己所提出的问题,毫无真知灼见,恐怕效果刚好相反。因此,在没有演讲前,须细心研究有关各问题的详细情形,把来龙去脉,是非得失,完全了解;然后,以如数家珍的姿态,要什么,有什么。演讲者对于他所讲的问题有这么准备,那么他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认清对象。俗语说得好:“语不投机半句多”。演讲者必须认清听众的一般年龄、程度、嗜好,这才发言,不然,他虽然准备了一篇优美的演讲辞,这无非对牛弹琴,一点也不发生作用。

事实上,不但演讲要注意听众,连戏院也非常注意观众。我们只看新加坡的两个电影机构,除市中心区的戏院映首轮片外,一谈到二轮三轮,马上注意各该戏院所在地的观众的风尚;牛车水一带多映国片、粤片,东陵、加东一带多映西片,就知道他们的生意经了。

第三,保持镇定。在把握内容,认清对象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并且必须怎么说。到了这时候,你已经跑到最前线,准备开火了。在这当儿,最重要的就是保持镇定。只要你能够镇定,这才能够保持平衡,无论语音的高低,内容的深浅,间或酌量穿插故事,表演手势,都能够达到炉火纯青,极自然、极成熟的状态。在那种情形下,漫说你的演讲辞毫无破绽,姑定你临时想不出某些人名、地名、数字,你也不至慌慌张张,丑态百出了。

以上三点,不用说你也知道。此外,演讲辞应该预先写出来呢?还是即席说出来呢?

关于学术演讲,这等于宣读论文,最好是事先预备好稿子,因为学术演讲,多少要引经据典,字句稍微有些出入,难免贻笑大方。关于通俗演讲,尤其政治性的演讲,最好仅备纲领,然后有条不紊地逐步说明。只有这样,才能够随机应变。不然,自己先预备好一篇演讲辞,忽然政敌提出极难应付的问题;这时手忙脚乱,所答非所问,那狼狈的状态是够受了。

你现在既然喜欢演讲,那么你应该时常参加有名的演讲会,细心研究人家的音调、态度、手势。最重要的是时常学习,越学习越成熟;熟能生巧,你自然而然地会控制听众了。

想说的话到这儿为止。

专此布达,祝你

康健!

子云(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四日)

四七

××:

昨天忙得要命。当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蒙你在约定的时间到我家里来谈天。我除佩服你守时外,还对你有深一层的认识。

记得两年前,在一个公共场合里,听你用马来语演讲。我问坐在附近的马来朋友对你的马来语有什么意见。他翘起拇指,说你的马来语顶呱呱,够得上第一流的水准。起初我以为你是在印尼或马来联邦生长的,直到昨天,才知道你是自学成功的。

本来,学习外国语不难,难在于浓厚的兴趣、有恒不懈的努力。一般成年人多数鼓不起兴趣,同时,又太害羞,一遇困难,马上放弃,或者改说代用语。因此,外国语永远不会学得到家。

一般说来,学习外国语的难易,和年龄成反比例。年纪越轻越容易,年纪越大越困难。一来,年轻人记忆力强,过目成诵;二来,胆子大,学一句说一句;三来,没有代用语,非学好不成。在外国的环境里,一个16岁以下的孩子,不用一两年工夫,一定能够说得一口标准语。

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成年人也可以学习外国语。相反的,成年人学习外国语也有种种便利。他们的记忆力差,理解力却极强;舌头硬,心思却极灵活。此外,他们已经专精一两种语文,思路通,材料富,只要他们能够储蓄相当多的字汇和句子,他们一下子便可从事著译的工作了。中外的语文学家所走的往往是这条路子。

平心而论,欧美人士对于南洋各地的语文的研究,除极少数学者外,都不如华人。这并不是他们笨,而是因为他们瞧不起南洋的文化。另一方面,华人能够深入南洋的腹地,和当地人士搅得水乳交融,彼此以朋友的地位同等待遇,所以在对话上很难找到破绽。

年来我不断主张,新马的华人应该多多学习巫文。这事情现在已经逐渐成为风气,而巫文补习班的数目天天在增加中。

从前我们是过路客,至多只须学些普通应酬话,便可打发眼前的事物。现在我们是当地的公民,公民须熟悉当地的语文。尤其重要的是,新马迟早要合并,到了那时,华文和巫文将等量齐观,每个华人须精通巫文,每个巫人也要精通华文,这两种文化的交流,将使马来亚的文化表现得有声有色。

据我知道,过去马来亚,连巫文中学也不容易找到几间。几年前所创办的巴生巫文学院,可说是马来兄弟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提倡巫文的创举。当时华人领袖曾很慷慨地捐出巨款来资助它,华文报章也努力代为鼓吹,这可以说是很有意义的行动。

现在大家都知道巫文的重要,各学校、各社团都要成立巫文班,可是巫文的教员供不应求。在这当儿,对于语文比较有兴趣有根底的人,应该自动地起来负起这责任。

你既有语文的天才,同时,又有研究的兴趣,现在课余之暇,兼授巫文,而且自己还动笔编讲义、写论文。这种努力上进的精神,实在值得人尊敬!

我觉得,在目前这么一种环境下,研究巫文运动已经抬头,对于巫文比较有成就的学人,不妨组织一个巫文学会,或巫文编译社、出版社,专门从事研究、编译、出版的工作。除普通教科书、字典、辞典、地图外,中文和巫文的对译,实在是急不容缓的工作。

真正聪明的人,不但要认识自己,而且要了解别人。中巫两种文字的对译,就具备这种使命。到了文化交流成为普遍的风气后,人家如要挑拨离间,将徒劳无功。

历史是一直往前进展的,无论顽固分子怎样想法开倒车,历史仍是毫不留情地前进。现在南大和马大的学生,再过几年都将成为新马社会的中坚分子。只要你们认清目标,手携手地共同向建设马来亚光荣的前途进军,那么一些不尽惬人意的事情都可以取得彻底谅解了。

读历史固然有趣味,创造历史尤其有趣。青年多是创造历史的人,任重道远,顺祝为时

珍重!

子云(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

四八

××:

日前接到来信,知道你有意做新闻记者。承你的好意,要我对你的准备工作有所指示,这可当不起。好在大家都是熟人,有话便说,说得不对的还请你原谅!

要学做记者,最好是到报馆去工作。事实上,各国第一流的新闻学院多附设一间小型的报馆,让学生边学边做,无形中把学生带上正牌记者的道路。假如单纯学习而没有实验的地方,这多少是纸上谈兵,不切实用。

但是,新闻学院和报馆有一点不同。学院是学习的机构,学生交学费,教授有指导的责任。报馆是营业的机构,工作人员有薪水可拿。因此,在学院里,功课做得不好,至多是分数低,不能上班;在报馆里,工作不够水准,就会当场出丑,编辑先生没有那么耐心替你一一改正。

为稳健计,有机会多受几年教育,把知识的基础扩大,把工作的能力加强,把社会的关系搞好,真是再理想不过。将来你一进报馆,马上可脱颖而出,受同事和读者的尊重。

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过的是文字生涯,一天到晚和文字结不解缘。因为记者以笔代口,假如他的文字不够轻灵生动,他的前途已经去了一半;假如连通顺的水准也没法子达到,那么他最好不要走这条路。不然,这对于他个人是活受罪,对于读者也增加讨厌的心理,因而影响到报馆的销路。

精通本国的语文还不够,一个记者必须兼通一两种外国语文。因为时局瞬息万变,不懂外国文,便没法子直接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阅读外国书籍、报纸、杂志,跟外国的朋友交游。见闻既有限,眼光自会短浅,这对于新闻工作本身很有妨碍。

做文章固然注重剪裁取舍,找材料却需要细大不捐。因此,有志从事新闻工作的青年,应该学习速记,尤其是法庭记者,须原原本本地把法官及原告被告的律师的谈话记载下来,免得遗漏、错误,另生枝节。以上所说,仅是工具问题。要做名记者,须把工具锻炼得很精良。这还不够,他应该在学术上摸到门径。

“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将来的历史。”中外古今的名史家和名记者,差不多是二而一,一而二。须知任何事件不是凭空发生的,它都有前因后果。只有熟读历史,才能够把来龙去脉弄得清楚。因此,新闻记者在就业之前固然要读历史,甚至工作的余暇,也应该多浏览史书。除通史外,某一专门问题的历史也应该时常阅览。这样一来,无论写新闻,写评论,绝对不至茫无头绪。

翻开报纸,什么问题都有,但主要的是国与国间,人与人间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因此,关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基本课程(相当于大学一二年级的课程),做记者的人应该有所认识,不然,他写评论的时候,仅能平铺直叙,没法子分析;或者写新闻的时候,乱用名词,下笔便错。

自人造卫星发射后,与自然科学有关的新闻时常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这些问题,除专家学者外,普通人士并没有什么认识。但是,记者的天职在于报道新闻,所以将来各报馆迟早都将有科学记者专门负责这些消息;这对于理科有根底,同时对于文字又有兴趣的青年,又多了一条生路。

新闻事业是个大天地,里边可学可做的事情实在多。刚才说了半天,仅提到我个人多年来工作有关的一小部分。其他如营业、广告、印刷、电版、机械等部门,每种工作都需要长期虚心学习,实地工作,才能够应付裕如。

你是个有志气而又很聪明的青年。我希望你找个机会到报馆去学习。假如暂时还没有适当机会,你不妨把上文我所提出的几门课程,勤加学习;将来不怕没有表现的地方。祝你

努力!

子云(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后记

一连校对两次之后,眼也花了,手也累了,可是错误还是免不了。这儿可见校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古人说:“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要整本书校到一点错误也没有,这只有集体的力量也许可以办得到。

儿女逐渐大了;可是他们长大后,就会个个离开了。

说来还是妻子可贵,因为她是帮忙我最多的人。病时的日夜奔走、照顾、忧虑不必说,健康恢复后,最关心我的写作生活的还是她。我的不成样子的文字写完时,第一个读者又是她。虽然她很谦恭,不表示意见,但是长期精神上的鼓励,连顽石也会点头,何况能够运用心思的人类?

现值本书出版的前夕,谨向妻子罗梅女士致谢。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连士升志于海景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