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故乡有个俗语：“做木怕做凳，读书怕写信。”木匠是否怕做凳，我可不知道；就我们一般读过多年书的朋友们而论，大多数都怕写信，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想大家怕写信的原因，可归纳为几种：
第一，离别的时间太短，没有什么话可说；离别的时间太长，可说的话实在太多，不知道从何处说起。《水浒》里的强人，于久别重逢的时候，开头总要说了几句：“自从某处别后，……”接着，把多年的经过，作个简明扼要的叙述。最后，才把目前的遭遇，来个坦白。我觉得那些对话，篇篇都是很好的信札，为的是它们能够把个人的生活的轮廓，用最经济的文字表达给朋友听，并且博得对方的同情。
第二，中国历代的文字狱，实在使一般读书人吓得屁滚尿流。为着写信，执笔的时候，感情不易控制，所以对那些不满现状的事情，大发牢骚。其实，所谓牢骚，等于横阻在喉咙的骨鲠，一经吐出，本人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可是这种信札一落到别有居心的人的手里，他很可能用深文周纳的方法，组织成一个天大的罪名，然后把各种各式的帽子套上，轻则坐监，重则丧命。因此，从前比较小心的人，多数都是莫谈国事，而信札的尾巴，多数要写些“纸短言长，书不尽意”等套语。
第三，一个人的感情是随环境的动荡而时常变迁的，只因变迁得厉害，往往会前言不对后语。在这种情形下，口头说说还没有什么，假如用信札来表达，那么白纸写黑字，有书为证，要怎样洗雪也毫无办法。例如男女之间的情书，在当初恩恩爱爱、卿卿我我的时期，说的是一套；到了反目之后，说的又是一套。假如双方少写情书，事后岂不是会省却许多烦恼和困扰？
虽然如此，写信还是表情达意最好的工具，所以历代文人总有几篇很出名的信札。例如韩愈《三上宰相书》、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孙中山《上李鸿章书》……每一封信，等于一篇博大精深的政治论文。但是，论文是公开的，信札是秘密的；只因信札是秘密的，所以收信的人便非常重视，进一步会发生积极的作用。
你瞧，旷古诗人李太白，当他写信给韩荆州的时候，他开头便说：“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你想韩荆州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会不会感激涕零，尽力替他推荐，为他奔走？
我常觉得，一个人在社会上做事，一半靠自己的技能知识，一半靠朋友的指导帮忙。在朋友往来中，写信是免不了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些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更需要消息灵通，联络密切。在这当儿，写信可算是他们日常的课题。从曾国藩到孙中山，从列宁到尼赫鲁，他们不知道写过多少封信。不然，这将使党的组织和宣传大受影响。
据说，美国总统每天至少要写一两百封信，虽然那些例行公事的信件，多数是由总统的私人秘书执笔，不过，光是校阅和签字已经够他伤脑筋。
除讨论问题的信札外，普通往来的信，当以简练为主。在过去，中国最注重八行书，这是说，每封信仅写八行，除称呼和套语外，真正要说的话，不过三言两语。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写法，未免太过简略，后来看外国文人写信，多数都是那么短小精悍，觉得这倒是很有道理。
顺便说个故事。
从前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家里很穷，到了十二三岁，他就给人家做学徒。他爱好读书，可是老板不许他看书。但是，好学成性的他，就把《庄子》和《楚辞》拿来细心研究，每篇读到滚瓜烂熟。后来他有机会进了中学、大学，在写作方面，老是得到师友的器重，现在已成为英国最著名的一间大学的中文教授了。
读者如要问，看什么尺牍最好？我认为《文选》和《经史百家杂钞》里的书牍的部分，是个打基础的好书。此外，各大名家的文集里，多数都收集一些书札，可供参考。他如尼赫鲁的《旧信一束》，拿破仑的情书、林肯的信札、《世界著名书信选集》等，都值得一看。我是个喜欢看信，而又最懒得写信的人，为着这种坏习惯，我不知道得罪了多少朋友。我怎么也想不到，像我这么懒得动笔的人，居然写了一部《海滨寄简》之后，又来个续集，难怪有个朋友说：“你每星期写了一封长信，为什么还说懒得写信？”
今天日暖风和。我在海滨看看水，望望天，在水天相接的地方，到处有我的新交旧识，心里觉得特别兴奋。想起写信多少会增进朋友们的温暖的人情味，所以我决定在本书出版之后，把《海滨寄简》继续写下去。
一九六〇年三月七日志于新加坡云海楼
一
××：
几个月没有见面，心里无时不挂念你。蒙你先后寄来两封信，惠赠一本《布伦德·莎乐蒂传》，谢谢！我本来应该提前写回信，可是整天在呆想，不肯动笔，积习如此，这又有什么办法？
日前蒙S教授赐宴，我得有机会跟你详谈，把几个月来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像滂沱的大雨那样，一下子倾泻得精光，真是痛快！
那天谈话的时候，我觉得你容光焕发，精神充沛，慰甚！
老实说，像我们这班卖脑汁、卖心血的朋友，跟普通卖力气的码头工友，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的最宝贵的财产就是健康。有了健康，然后才能够埋头苦干，而大学问、大事业都从千锤百炼中得来。不然，健康欠佳，心有余而力不足，哪怕芝麻大的事情，也难免能说不能行。
自从上月报纸宣布C女士的新著卖到一大笔版税后，马来亚社会各阶层曾引为茶余酒后的谈话资料。有一天，我和她在一起吃饭谈天，她说马来亚的人对于金钱这么有兴趣，难怪文章写不好。这真是一语破的。
我常觉得，赤道边缘的城市，它的气候的炎热，还有办法可解决，只有铜臭的气味这么浓厚，简直会使人作三日呕。
但是，年轻的一代却不同了。这儿的青年既富有热情，又肯努力向上。明知这种作风跟一般社会格格不入，不过他们仍一往无前地跟环境奋斗。光是这种精神和魄力，就使人相信他们的前途是如花似锦，大有作为。
举一个例。最近南大学生接二连三地出了好几种刊物。虽然稿件的来源包括了老师和社会人士，但实际的编辑和出版的任务却由他们一手干起来。据我知道，他们并不是有钱的子弟，但他们有的是热诚，有的是办法，所以在一般过分随遇而安的中年人认为毫无办法的事情，他们却干得多彩多姿，有声有色。
蒙他们的好意，最近送我一本新书《夏天的街》。外型采取书籍的形式，内容却是一本杂志，在目录上，论文、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分门别类；在排版上，彼此却错综复杂地互相穿插，这种作风倒是相当新鲜别致。
就我个人的读后感而论。李延辉的《我的文学老师》写得相当利落干净。普通人以为写文章必须装腔作势，故意写得弯弯曲曲，忸忸怩怩，那是大错特错。须知好文字应该明白如话，用笔谈代替口谈，虽然字里行间尽可加些幽默的笔调。但是，幽默须出于自然，一点也不可以矫揉造作，不然，生吞活剥地乱搅一场，那只会损害文字的美，不能增加文章的效果。
龙榆生的《谈谈词的艺术特征》，是个大块文章。他教读者“仍得向它的声律上体会，得向各个不同的曲调的结构上去体会”，这实在是很有见地。姚姬传论文，特地标出阳刚和阴柔。前者是豪放，后者是婉约；前者指气魄，后者指风韵。此中关键，全在声律和曲调上做工夫，积聚既久，自能达到豁然贯通的乐趣。
赵心的《苗秀论》，倒给当地作家出出气。曹丕曾说：“常人多贵古而贱今。”越古越远的东西越受尊重，越新越近的人物越不吃香。苗秀是当地有数的作家之一，他做过记者，也教过书，只因和大家太熟悉了，反而被人忘记。赵心特地从苗秀的作品中，分析他的风格和态度，详征博引，好像一位谨严的法官。他指出：“作家对于题材并不是有闻必录，他要有所抉择。”这句话是任何作家应守的规矩准绳。因为题材有的是，只有在选择的角度上，才可显出作家的手法的高低。
几年没见苗秀，他的散文竟写得这么成熟老练了。像《美丽麻河日夜流》的文字，不但南洋少见，就是国内名作家也不见得比他好了多少。
威北华的散文、剑庸的杂文、骆宾岩的译文、抗抗和钟祺的诗都有相当分量，而且会打动读者的心弦。其他文字，也各有千秋，恕我不一一赘述了。
现在我有一个月的例假，我在琴韵涛声交织的环境中，一气读完这本杂志，实在再写意不过。对于文学，我是门外汉，说得不对的地方，望来信多多指教！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
二
××：
接7月11日信，知道你对于健康非常注意，慰甚！你说，现在你每天早上锻炼15分钟，下午锻炼一小时，因为体力足，所以工作效率提高，并且能持久。
对于我，这的确是个好消息。
在科举时代，文人和武人分别得一清二楚。文人长得文绉绉，弱不禁风，整天和药炉病榻结不解缘。武人长得魁梧奇伟，力能扛鼎，声如洪钟。偶尔有些文人看了几部兵书，懂得带兵，他便被人称为“儒将”。同样的，偶尔有些武人能够写几个斗大的方块字，或者哼了几句打油诗，他便被人称为文武全才。从一般情形看来，在科举时代，文或武偏枯的畸形的发展，社会多是熟视无睹。
自新式学校成立后，它就有体育一门功课。不幸一般办学的人，深中科举时代的毒，不懂得普遍锻炼全体学生的体魄，仅选择一些运动员来做学校的“活动广告”；运动员求名心切，运动过度，上课时没有心情听讲，一到晚上，更是筋疲力尽，不想用功了。学校为维持“活动广告”的地位，学费可以商量，分数也可以商量。结果，这些新式的运动员却成为旧式的武夫。有的甚至精神蹧跶得厉害，未老先衰，这是很可惜的。
新时代则不然。新时代的人应该体育和智育并重。像每个人天天要饮食一样，他也天天需要锻炼体魄，充实学问，无论男女老幼都应该如此，谁也不能例外。
现在有人提出“为社会服务五十年”的口号，对于青年，这正是一服强心剂。在从前文或武偏枯的畸形发展的时代，许多好学深思的青年，都吃了不健康的亏。就我个人而论，大学刚毕业那年，就患慢性的肠胃病，辗转药炉病榻两年，体重减轻到九十磅。前年到印度跑一趟，回来后就患严重的黄疸病。接着，又患糖尿病，前后共花了两年工夫，才恢复健康。
回顾半生，一共患了三次大病，牵涉到肠、胃、肝、胆、脾等机能，幸亏我的恢复健康的观念特别强，不然，早就给病魔战胜，跑到鬼门关去报到了。
在新加坡的友人中，有三位的年龄都在75岁左右。他们一点也没有露出老态龙钟的样子。其中一位照常教书作文，一天到晚毫无倦容；一位交游很广，在公共场合里能够高谈阔论，一气长谈两三个钟头也毫无关系；一位富商，头发黝黑，外表好像三四十岁的人，现在还能够照常游泳、打网球。
我细心研究他们的寿而康的原因，得到下列的结论：
第一，每天必须运动。无论散步也好，打球也好，游水也好，甚至种花养鱼也无不可，每天至少要在户外锻炼一小时以上。在锻炼时间，如能注意深呼吸，把肺部或丹田弄得很健全，让血液循环得很快脆，这样一来，神经系消化系都是无懈可击；新陈代谢，保持适当的程序；身体当然会健康，精力当然很充沛。
第二，饮食须特别注意。过去一般中国人以饭量大自豪，现在我们须改变观念，多吃不如少吃，至少不要吃得过饱，免得肠、胃、肝、胆等机能的负担太重。此外，过去我们所指的饭量，主要的是指米面；现在我们的食物当以菜蔬、水果、鱼类为主体，以米、面、肉类为辅，多得营养料，减轻消化系的负担，这才是保健的办法。
第三，保持旷达的胸襟。世间不如意的事情很多，人和人的矛盾，国和国的冲突，在在使人烦恼。现在你们这班新青年，思想正确，大公无私，把人和人的矛盾，减低到零度，但国际风云的变化莫测，有时也会使你们关心到废寝忘食。在这当儿，你们应该养成中国的道家，尤其是庄子、陶渊明等人的达观的态度，不但把个人的穷通利达看透，而且把国际问题也作如是观。不要吹毛求疪，专门找寻人家的错误，应该积极地研究补救的方法。只有这样，你才会坦荡荡地按照固定的计划进行，不至为着小事情而觉得烦恼了。
照目前的生活状况和工作的情绪，自信为社会服务的时间应该相当长。英国大学者大文豪罗素，现在已经达到86岁高龄，他仍下笔有神，健步如飞。你能够从他的表现上找出衰老的象征吗？此祝
康健！
子云（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
三
××：
日前L教授从伦敦来，把你所赠的一条领带面交给我。远在迢迢万里外的朋友，不但没有把我忘记，而且还送我这么一条又漂亮、又大方的领带，这怎么不使人觉得温暖的人情味的可贵呢！
屈指算来，我已经有九年工夫没有和你们见面了。九年前的今天，我旅居伦敦的时候，蒙你们俩热诚招待，友情乡谊，使我不觉作客他乡的苦恼。
可是一别之后，除偶尔给你们寄贺年片外，信也没有多写一封，疏懒的罪名固然没有法子洗雪，但是，朋友，请你们相信我的确时常挂念着你们。
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往往要我们忘记过去，仅聚精会神地一味往前干。但是，我是个幻想多于实际活动的人，许多事情，我早就想到；可是当人家已经干完，享受劳动的果实的时候，我还停留在幻想的阶段。幸亏社会上像我这么喜欢幻想的人并不太多，不然，一切计划都胎死腹中，社会一点也不进步了。
我们结交已经30年，请你恕我说句老实话，旅食京华的十年，该算是我们最幸福的日子罢。有人问我说，北京可爱的地方在哪儿，这句话可把我问倒了。像初学写作的人那样，材料太少，没法子发挥；材料太多，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北京可爱的地方实在多，一气说不上来。要勉强作客观的分析，我觉得北京得力于气候、历史、山水、人情。欧洲许多名城，伦敦天气太坏，瑞士历史太短，罗马山水平淡，巴黎人情浮躁。要兼收并蓄各大名城的优点，真是谈何容易。北京兼备这些优点，难怪足迹踏遍天涯海角的人，多异口同声地要喊一声“好”！
谈到北京，你们俩的回忆，恐怕比较一般人更为深刻。那时，你们正沉溺于甜蜜的爱河中，未名湖畔的丝丝的杨柳，溜冰场上的旖旎风光，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西山的景色，你们固然尽情享受；常三饭馆的伊府面、红烧虾，成府一带的小摊所卖的良乡栗子、亚梨、葡萄、冻柿子、莲花白，无一不使人留恋。这些东西，又好又便宜，尤其是冻柿子，这恐怕任何牛奶公司所出产的冰激凌，都没法子比得上，至少我是这么想。
自我到新加坡后，一下子就过了12年。这12年间，新加坡的进步实在惊人。在教育上，这儿有两间相当像样的大学，而中小学的普遍，可以说是有口皆碑。在交通上，这儿的海、陆、空旅行都十分便利。最突出的是公路天天在延长、扩大、改进中，坐在新式的流线型的有冷气设备的汽车里，从新加坡一直往槟城跑，五百多英里的路程，朝发夕至。在住宅上，这儿以前多是亚答屋，偶尔有人建筑一间“吃风楼”，简直是天大的事情。现在各大新村的新式洋房，星罗棋布，而9层到14层的高楼大厦，却让中产以下的人士长期居住。这种情形，战前的人绝对梦想不到。
谈到政治，这儿是相当安定。无论左翼也好，右翼也好，大家都承认社会主义是最正确的路线，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富有崇高的理想，具备无比的热诚。他们立志要把新加坡发展为东方的乐园——瑞士，无偏无倚，不左不右，让东西两大集团的人士得畅所欲言。的确，有话没处说，大家闷在肚子里，结果，难免会出乱子。你瞧，年来世界第一流的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无一不赞成召集极峰会议，其目的是要让各巨头开诚布公地把维护世界和平的方案说出来。
关于极峰会议的地点，一般人都赞成日内瓦。新加坡既然以东方的瑞士自命，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国际的重要会议，能够在新加坡举行。这不但使新加坡不至仅成为地理上的名词，而且使当地人士能够大开眼界。
据说，你已经离开原来的职务。我很诚恳地建议，你们俩不妨找个机会到这儿来服务。你的中文精，英文熟，国际问题更是内行。像新加坡这么朝气蓬勃的城市，最需要你的学识和经验。
你们的儿女已经进大学了，这是可喜的事情。我的大女儿虽然也在大学读书，可是剩下还有一群在中小学肄业。要把他们个个培养成才，起码还须十几年工夫。养子方知做父难，这事情恐怕当年做学生时代也没有想到罢。
此请
俪安！
子云（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
四
××：
接8月1日来信，知道你和一般同学们利用暑假期间，参加劳动，这的确是一宗可以欣慰的事情。
过去中国的文人，深中孟子的毒，以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为大家都想“治人”，所以神圣的劳动被人当做贱役，一念之差，劳心者和劳力者俨然成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其实，任何劳心者必须劳力，任何劳力者也必须劳心。二者之间的差别，不是性质上的问题，仅是程度上的问题。
随着时间上的消逝，不久之后，你便要离开学校，参加社会的实际工作了。今天我特地就工作的态度问题，提出来跟你讨论。
第一流人物多是为信仰而工作。古今中外的宗教家、革命家、学问家，他们的生存是为着崇高而伟大的信仰。只因他们认定信仰高于一切，他们这才能够牺牲家庭、财产、生命，为自己的信仰服务。你瞧，从容就义的志士，他们绝对不为眼前的艰难困苦的状况，流了一滴眼泪。相反的，他们永远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情，迎接一切艰难困苦。佛祖释迦牟尼，他尽可无忧无虑地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但是，他为着救世救民，宁愿舍弃温暖而又甜蜜的家庭，苦行修道。为什么佛祖以及其他宗教家、革命家、学问家都能够心甘情愿地过着茹苦含辛的生活，干着赴汤蹈火的事业呢？答案是：他们老是觉得救世救民，才使生命富有意义。
任何人都懂得利己，只有眼界高人一等的人懂得利他。常人都知道自私，只有超人知道大公。事实上，真正明瞭大公的人，才会体味到他并没有虚度一生。
报纸上时常记载，某富翁死后，送殡的达几千人，这就算是“生荣死哀”。其实，那些送殡的行列中，多半是他的雇员、食客、债户，甚至临时出钱硬拉来的仪仗队、乐队。真正推心置腹的朋友，恐怕连半个也找不到。至于他的儿女，恨不得老头子越早死越妙。
另一方面，你看甘地死后，送殡的行列达200万人。全国举哀，整个世界爱好和平正义人士，都同声一哭。两相比较，请问利己好呢，还是利人好呢？自私好呢，还是大公好呢？
古人曾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目标。普通人无疑地把这种话当做迂腐，但是，就从功利的观点来考察，大义所在，就是大利所在；大道所在，也就是大功所在。超人和常人的区别，全在于前者要改造整个环境和制度，后者仅希望改善个人的物质生活。
话又说回来，当整个环境和制度还没有改造之前，个人如想改善物质生活的享受，这简直是不可能。同样的，当世界和平没法子确保之前，个人如想苟且偷生，这也是离题万丈，永远没有实现的机会。
我是个亲尝战争的痛苦的人。自抗战以来，我一直过着奔波劳碌的生活，心里没有片刻宁静。21年的光阴，大半都在恐怖、逃难、被侮辱、被迫害中过去了。
你是个最了解我的人。你知道我之所以念念不忘世界和平，为的是自己曾饱受战争的摧残。
月前中东局面危急万分，是和是战，间不容发。当时我和一位朋友说，过去有战事，我们还有路可逃。就我个人而论，从北京逃香港，从香港逃到越南，从越南逃到新加坡。现在则不然，核子武器破坏的力量，远非一二十年前的大炮所能比拟。诚如克鲁晓夫所说：“炮声一响，火箭发出，要后悔也来不及了。”
换句话说，从前还有前方和后方的区别，交战国和中立国的分野。现在到处是前方，因为在航空时代，海陆一视同仁，任你逃到山隈海角，也没有法子逃避战争的威胁。加以原子微尘，随风飘荡，不但我们自身，而且连我们的子孙也将大受影响。
根据这信念，我将以毕生的精力促进世界和平。你别笑我是蚊蚁负山，太不自量，但我却坚决地相信，只要全世界善良的人一条心，彻底反对战争，迟早可化干戈为玉帛。
这是个伟大怀抱，这也是最崇高的理想，在正确的信仰下，无论求学治事，都能造福人群。不然，学问越进步，受害的人将更多。区区之见，不知你以为然否？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
五
××：
今天我以万分宁静的心情，在海滨喝了一壶茶，闲看孤云，静看远山，到了看书的情调再也没有法子抑压下去的时候，才打开书包，把大著《在甘地先生左右》一气读完。眼睛一闭，我好像已经缥缥缈缈地飞到印度，在“阿须蓝”里欣赏当年你和甘地先生朝夕过从的生活的乐趣。
无疑地，甘地是20世纪的大圣人。对于“巴布兹”，我仅有私淑的机会，不像你有亲炙的福分。这是由于我自己根器浅薄，缘分不够；不然，当1937年“七七事变”后，自己既然离开古色古香的北京，为什么不趁那个机会，干脆跑到印度去学道，却在纸醉金迷的香港停留下来，整天纷纷扰扰地过着庸俗不堪的生活呢？
大著出版于1943年，那时太平洋战事正达到高潮，我隐居越南的乡下，一面翻译经济史名著，一面研讨庄子、陶渊明、白居易、苏东坡等大师的大块文章。课余之暇，便拖着破鞋在田陇树荫下乱跑。那时，不但没有机会拜读大著，连书名也没有听过。凭着一部《西游记》，我可以想象到苦行修道的人所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我羡慕玄奘，我崇拜玄奘，我更以沟通文化，寻求世界和平自命。那种天真而热烈的心情虽可贵，但自己学识的谫陋，有时使我急得要举起巴掌，记自己几个耳光。
我认真注意印度的国魂，是从我到了新加坡后才开始。这12年来，我一有机会，便研读甘地、泰戈尔、尼赫鲁、普拉萨、拉达屈里斯特南、潘迪迦等人的著作，以及时人关于他们的记载。前年到印度跑了一趟，在新德里的甘地火葬场低徊留连了一两个钟头，由衷地向他的英灵致最大的敬礼。但我仍万感交集，自愧不在他的生前，亲自跑到印度，给他做个学徒，假如他真是愿意收留我。
年来关于甘地的著作，陆续出版，但多数是搔不着痒处，尤其是甘地的私生活，非像你那样亲炙多年的人，实在没法子作详细的描写。
尼赫鲁先生说过，甘地先生的言论，仅代表他的政治哲学，不能表现他的为人。换句话说，甘地先生是热情的，天真的，并不是道貌岸然，拒人于千里外的道学先生。现在仔细玩味你的著作，字里行间，无处不透露出他的人格的伟大。他对你的招呼，近似父兄；他对你的督促，好像严师；他给你和其他同志命名的时候，又像个教主。
我常说，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全在于人情味。把人情味冲淡到极点，那么生活一定兴味索然。甘地先生之所以反抗外族统治，仅反对那些不合理的吃人的制度，对于英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他绝对没有半点芥蒂。这话说来很容易，但是认真干起来，非有光风霁月的襟怀，悲天悯人的态度的人，绝对办不到。
除《阿须兰中》及《巴布兹起居注》两章是大著的特色外，那章《谈绝食和静默》的经验，对我是个新启迪。30年前，我早就知道饥饿治疗的好处，但我干的全是贼去关门的工作；平时乱吃一场，等到病倒之后，才开始忌口戒食，不过还没有达到绝食的程度。虽然如此，一个人如患病，第一，须完全休息，不许下床；第二，须忌口、戒食，至少也要吃那些最容易消化的东西；第三，才谈到医药的治疗。我想人类的内脏，大概像家里的水沟一样，水沟不通，须一面想法排水，一面停止再灌水，等到水沟比较干燥后，才加以修补，这才能够见效。
诚如大著的启示，绝食之难，难在于开头的几天，以后习惯了，也不过如此。过来人和局外人的分别，就在于前者懂得“不过如此”；后者不敢尝试，永远不了解“不过如此”。
至于静默，我曾得到实际的好处。从前少年好胜，开会时老是争着发言，后来忽然觉悟多嘴会使人讨厌，尤其是在聚餐的时候，一席十人，应该让每人都有说话的机会。假如其中有一两个人特别爱发议论，滔滔不绝，这似乎不应该。为着这事情，我还写了一篇散文《是非只为争开口》以自警呢。
大著文字优美异常，一看便知道你在唐诗和元曲下过工夫。本来诗歌是人类的心声，而诗歌所追求的又是永恒的真理。你具备诗人的气质，难怪你会写出优美的文章。
令弟才气洋溢，将来定有成就，谨先道喜。近来有什么新著？得暇乞惠寄一二，以开眼界。
专此敬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八年八月廿一日）
六
××：
先后蒙你寄来两封信，并蒙惠赠大著日记的副本，谢谢！
日记和书信一样，是学习文学的人应有的基本训练。从前科举时代，一般老学究教导学生做文，一开头是“汉高祖斩丁公论”，“敏于事而慎于言说”。漫说学生搜索枯肠，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来，连题目应该怎样解释还成个问题。现在比较新的教学法，都是从浅近处着手，如“我的家庭”、“海滨一日游”、“我为什么要进这间学校？”文章写得好坏暂且不提，学生对于这题材十分熟悉，心里有许多话要说却是事实。
现在学校做文，平均每学期仅做四五篇，至多也不过七八篇。国文教员的工作本来很繁重，他面对一班四十多篇的卷子，不禁要摇头。负责的人也许会选择一些比较聪明而又用功的学生的卷子，替它细心修饰润色；不大负责的人只好走马看花地校阅一遍，红笔一勾，评定甲乙，就算功德圆满。
为着弥补学校的功课的不足，脚踏实地的教员多数会指导学生写日记或周记。
日记这东西，顾名思义，是记载一天的见闻、行动、学习、感想。它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倒合写实的原则。本来做文是思想的整理，把杂乱无章的事情，整理成有条不紊的东西。因此，记载身边琐事的见闻、行动、学习、感想的日记，在没有动笔之前，仍需要好好的整理一番，断不能像流水账一样，把油、盐、酱、醋、米、柴、茶，一字不漏地记进去。
写日记似乎很容易，其实，困难万端。平居无事，生活像一湖死水那样，连一点波澜也没有，天天如此，月月如此，不但读者不耐烦看，连自己写得也有点腻烦。另一方面，假如一天老是遇着大事情，手忙脚乱，上气接不着下气，谁哪里有闲工夫写日记？
古今以写日记出名的，内容多以游记为基础，例如《徐霞客游记》，顾颉刚的《辛未考古日记》，内容是记载作者为某种目的去旅行的时候，把沿途的见闻、行动、学习、感想一一描写出来。因为生活充实，材料新鲜，再加上轻灵生动的笔调，很容易引人入胜。在作者看来，这是生命的痕迹，旅途的脚印；在读者看来，他们可以从这儿享受到“卧游”的乐趣。
清朝有几部著名的日记，写得很不错，如《曾国藩日记》、《曾纪泽日记》、《吴汝纶日记》、《越缦堂日记》，都是文情并茂，尤其《曾国藩日记》，它对于治学、治军、待人，接物等事情，无所不包。在白话文还没有普遍化之前，这部日记流行很广，影响也极大。
除长篇累牍，连绵不断的日记，多是每天动笔，养成有恒的习惯外，那些关于某一事件的日记，或描写某些名山胜水的日记，起初也许像画家一样，先来个速写，画成轮廓，摘录许多特点；等到事过境迁之后，才来个“反刍”作用，写成洋洋洒洒的文章。这种游记式的日记，其实每种都是一篇完整的散文，清新可诵，印象也特别深刻。
你这次寄来的日记副本，内容主要的是以教员生活为主，其间穿插着董教的关系，以及社会上的形形色色。在字数上，每篇长短适中，倒容易使人一气看完。
老实说，你这本日记是个良好的开头，但好戏还在后头。只要你能够照目前的生活方式继续不断地写作和读书，同时，尽量充实生活的种种经验，将来一定有光荣灿烂的前途。
你的日记写得很整齐，但我不劝你急急出书。老实说，目前印刷十分便利，随时随地都有出版的机会。马来亚的青年作家，年来已经出了很多种新书，我想贵处也没有例外。
世间最容易的东西往往是最困难。初学写作的人多从日记入手，但大名鼎鼎的作家，最后才印行日记，平时却讳莫如深，从来不肯把日记交给人家看，除了几个知己以外。
韩退之论文，其中有个警句，就是“唯陈言之务去”。在创作的过程中，须多创新词，多写警句，陈腔烂调，须一律打扫精光；这样读起来，才能够耐人寻味。
专此布复，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七
××：
日前中华书局的S先生给我一个好机会，让我得和别后21年的老朋友C先生见面；同时，因为座位的便利，得和你恳恳深谈，慰甚！
你生长于齐鲁，就业于印度；你的达玲生长于南洋，就学于东北。一个由北往南跑，一个由南往北跑，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两股洪流，合并于一道，二人一见倾心，佳耦天成，这种福分，不知道要几生才能够修到？
我常觉得，西方文化注重训练专家，东方文化重视培养通人。因为长期训练专家，所以西方的学者能够精益求精，把握细微；因为一向培养通人，所以东方的学者能够领略大体，触类旁通。
其实，这种分法似乎有些勉强，因为在西方的文化史上，体大思精的通人也有的是。例如文艺复兴时代的达芬奇，美国独立时期的富兰克林，他们的天分那么高明，精力又那么充沛，干一行，像一行，到如今还是极少人能够跟他们媲美。
就英国费边社的几个大台柱而论，他们都是某一部门学术或艺术的权威；同时，他们又能够贾其余勇，撰述优美犀利的时论，给一般读者指示迷津。专家兼通人，通人兼专家，文质彬彬，真是难能可贵。
自海禁大开后，中国的学者和文人的最大的鹄的，莫过于“学贯中西”。百年来，一般知识分子都朝着这目标进行，而他们所采取的最适当的办法，当推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这两个警句，曾风行一时；到了20多年前，中国的学者阵营又来个大分裂，有一部分人主张“中国文化本位”，另有一部分人却大胆提倡“全盘西化”。针锋相对，旗鼓相当，双方似乎是格格不入。
事实上，生在这时代，谁也不能闭关自守。科学技术的进步，早已把人类推进到太空时代，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的万里长城，仅能够供骚人墨客作凭吊的资料罢了。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文化本位”的理论，根本说不通。
至于“全盘西化”的理论，这似乎也操之过激。不错，西方固然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细心学习，但是我们不能盲目地把人家的东西全盘抄袭过来。那是削足适履的办法，在任何国家里都走不通。
说来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些警句，比较有道理。所谓“体”，就是“原则”（principles）；所谓“用”，就是“实践”（application）。“体”“用”兼顾，理论和实践并重。这样，才能够萌芽生根；这样，才能够繁荣滋长。
目前你和你的达玲都在这儿的最高学府任教，这是再好不过的工作。以你们的学历和经历而论，马来亚最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大人才。
一般说来，我们需要几套学问。
第一，我们须精通中文，尤其是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只有这样，才不会给西方的汉学家轻视。因为过去几十年间，西方的汉学家，人数虽不多，个个却有出类拔萃的贡献。假如标榜维护中华文化的人，对于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没有下过很大的工夫，手忙脚乱，茫无头绪，我们将失掉应有的立场。
第二，我们须精通一种外文。无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意文，我们至少要精通一种，以期达到自由阅读写作的地步，尤其是在新加坡这么一个国际大都市，不通外文的人，处处要吃亏。就文化领导者的地位来说，他的外文的程度最好能够和外国的大学者并驾齐驱，这样，才能够使他们心悦诚服。
第三，专门的研究。你们一个专攻教育学，一个精研英文学，根底雄厚，随时随地都可发生作用，这已经使你们立于不败之地。其实，过去四五十年间，中国比较有成就的学者，多是运用西洋的方法来解决当地的实际的问题。例如马来亚的两种语文的教学问题，文学创作问题，文化路线问题，都值得我们细心研究。你们在这方面已经下了很大工夫，望你们起来领导，我一定以学生的资格，为你们摇旗呐喊。
听说，贵校的图书馆的书籍天天增加，不胜羡慕！老舍先生说，他所需要的就是时间和饭碗。目前我饭有得吃，不过时间老是不够分配，深夜自思，忧心如捣。写到这儿，我真想拿两块钱去买马票，不过买马票好像海底摸针，毫无把握，不如把这两块钱省下来，请你到海景酒店喝喝茶，消磨了大半天。
专此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廿八日）
八
××：
印度一别，快要三年。
前年蒙你写信来慰问，不胜感激！我早就想写信向你道谢，可是一天过一天，老是提不起笔来写信。有时想到信债未还，心里非常不好受，不过这种内疚的心情，好像身上有些小毛病一样，使自己要时加警惕，不要再大意。
过去中国的大人才都集中于沿海和沿江各大城。其中山东人往关外拓殖，福建广东人到南洋开发，江浙人得到上海的便利。湖南虽远在内地，交通不大便利，但湖南人刻苦耐劳的精神，倔强爽直的态度，沉着刚毅的气魄，使他们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屈宋文章，曾左事业不必说，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军事、学术、艺术上，湖南人都有极辉煌的成就。
就南洋各地的教育而论，初期的教育行政当局，以湖南人占多数。据一位朋友说，30年前，他到教育局去登记的时候，曾冒充湖南人，希望在手续上占一点便宜。
30年前，你也是马来亚的教员。虽然30年来，马来亚的教育突飞猛进，学生人数大大增加，教员的待遇也改善了不少，但南洋究竟是商、工、农占优势的地方，读书人不被社会重视，却是事实。有钱有势的人，可以做政治家、教育家、社会事业家；纯粹以读书为终身职业的人，至多仅处于帮闲的地位，什么家也做不成。
30年前的今天，你离开马来亚，跑到印度去学道，恐怕是由于看不惯马来亚的文化教育的现象罢。
据我三年前匆匆参观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印象，我敢说马来亚大学和南洋大学的物质上的设备，并不比那边差了一丝半厘，但是，国家没有钱，可以向外国借贷，同时，也可以向人民发行公债，独有文化源泉的一代大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请问，20世纪全世界的文坛宗匠，有几个人可以和诗圣泰戈尔抗衡？
30年前，你毅然决然地脱离物质生活的引诱，心甘情愿地追随诗圣泰戈尔，那种决心和魄力，真够人羡慕。
圣蒂尼克坦是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偏僻的农村，道路梗阻崎岖，生活简朴，除非醉心东方精神文明的人，恐怕不容易长期住下去。
然而我看你那种淡泊宁静的环境，虽南面王也不过如此。
在你的领导下，一些研究员得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他们的精神集中于学问和真理的探讨。“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中外的伟大的诗人、学者、高僧，他们之所以能够干出惊人的成绩来，我想并没有别的原因，主要的是由于专心一志；要长期维持专心一志，淡泊宁静的环境正是个关键。
现代的学术研究，首重图书设备。这方面，我希望印度政府能够给你以全力支持。事实上，帮忙文化教育机构，培养学人，是最聪明的一种工作。唐太宗的文治武功，早已被人忘记，但他给中印文化交流的大使玄奘以种种便利，使他能够训练一批最优秀的僧人，从事研究、翻译、著述的工作，这种功绩就远在中国历代帝王之上。到了清代，康熙才懂得继承唐太宗的伟业，而《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三大类书，却成为研究中国学问的人必备的参考书。
谈到古代文明，中国、印度、阿拉伯、希腊是四个大台柱。现在中国和印度已经新生，它们将以全力来追踪美、苏、英最新的科学发明，相信将来一定有新的收获。
听说，你的大小姐荣获孟加拉文论文比赛冠军，慰甚！诗圣泰戈尔的大作，多数是用孟加拉文写成的。多年来，中国虽有人翻译泰戈尔的诗集，不过都是由英文转译过来。将来如能用孟加拉文重新校订一番，成为定本，这对于中印文化的交流，将更有裨益。
日前拜读嫂夫人所著的《印度的食品》，知道她对于乳类食品很有研究，佩甚！圣雄甘地一生实行素食主义，主食仅有乳类、枣类、水果等东西。节饮节食，肠胃通畅，所以他才能够神志清明，延长每天的工作时间。你久居印度，经常和那几位出类拔萃的人才接触，从生活到精神，都达到共通点。谁说你还没有登堂入室，我一定替你辩护。
有空再谈。
专此敬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一月三日）
九
××：
日前蒙惠寄圣诞卡片，谢谢！
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我对于一年一度的圣诞，非常有兴趣。除随俗寄赠卡片外，到了圣诞节的前夜，我一定要率领一家大小到当地最大的教堂去听音乐。那悠扬的歌声，和谐的气氛，愉快的情调，使我的精神十分兴奋；同时，又使我下个决心，要为世界和平效命。
去年的圣诞，情形刚好两样。因为报馆的事情忙碌，连圣诞卡片也忘记印了。到了冬至那天，匆匆吃完家里给我特制的汤丸，才赶到书店里去买了几十份来，回答朋友，其中有一位“忘年交”伍连德博士，他今年已经81岁，年高德劭，精力充沛，他早在12月初就寄来圣诞卡片。老人家这么关怀着佳节良辰，不禁使我年轻了三十多年，恢复了中学时代的生活和心情呢。
因为白天非常忙碌，到了十点钟，眼睛就睁不开了。一觉醒来，家里静得连针儿落地的声音，也可以听得到。原来全家人，趁着我睡觉的时候，都跑到大教堂去听音乐了。我独自在院子里徘徊，那时星光闪烁，夜色深沉，忽然广播电台传来“平安夜，圣善夜”的歌声，我兴奋得差不多要滴下泪水来。我以极虔诚的态度，祈求许多亡友的灵魂得到宁静，不要再像人间那样，整天纷纷扰扰，倾倾轧轧；我也以最诚恳的声调，自言自语地，恭祝各地的朋友身体康健，精神快乐。
其实，任何佳节，都是儿童的大日子，大人只是做陪衬。各大百货公司的应时物品，主要的是卖给妇女和儿童，大人没有什么份儿。喜欢喝酒的朋友，面对美景良辰，也许会喝得酩酊大醉，对于杯中物早就不感兴趣的人，有酒或无酒，倒没有什么关系。
我对于一切宗教家，都表示无限的敬意。我觉得他们那种杀身成仁的精神，悲天悯人的态度，摩顶放踵的行为，没有一点不值得我们效法。他们的志愿，就是救苦救难；为着超渡众生，他们才能够成为“永生”。这是最合逻辑的事情。
但是，一般“吃教”的人却是两样。名义上，他们是代天行道；事实上，他们干的就是“经纪”的工作。除极少数传教士精通教义外，大多数人对经典只是似通非通，半通不通，而误解曲解的地方，更是在所不免。
最使人没法子忍受的，就是他们挂着“出世”的招牌，干着“入世”的工作，那种庸俗的嘴脸，有时会使人喷饭。
记得三年前，我卧病中央医院的时候，有一天，有个穿着白衣的欧籍传教士，匆匆跑到医院来探问亲友。他开头便说：“昨天我真高兴，因为有个部长到我们的教堂来做礼拜。”他讲得口沫横飞，我听了非常不耐烦。耶稣坦白地告诉人，“富人要进天国，比较骆驼穿针孔还难。”他在“八福”里，分明指出：“清心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国。”但他从来不替富人祝福，或者替总司令或部长祈祷。宗教家的可爱、可敬、可信，因为他是大众的朋友，社会的导师，根本不把荣华富贵看在眼内。
说来真可气，任何宗教的经典都蕴藏着颠扑不破的真理，可是代天行道的传教士，却把真理的部分掩盖起来，然后故弄玄虚，把宗教神秘化、迷信化，难怪头脑比较清楚的人多少要咀咒了一声：“宗教是麻醉剂。”不过这事情，宗教家是无懈可击的，传教士须负全部责任。
为什么传教士一定要把宗教蒙上一套神秘的外衣，不让人家去直接了解宗教的经典呢？因为芸芸众生对于宗教都模模糊糊，所以少数略通教义的人，才可以尽量误解曲解，甚至以“经纪”的身份，替人做功德；要替人做功德，自不免要收一些香油或月捐，而中外古今的庙宇和教堂的富庶，凡是对历史有认识的人，大约都能领略一二。
从前晋国想假虞灭虢，宫之奇劝告虞公不要接受晋国的要求，虞公不听，并且很天真地说，他一向拜神很诚恳，香油也花了不少，老天爷一定会特别保护他。宫之奇听了之后，不禁又好气，又好笑，于是很坦白地答道：“假如晋国征服虞国，然后预备了三牲福礼去酬神，难道神明会把这些东西吐出来吗？”这几句话，真是妙绝千古！到了晋国灭虢之后，它便顺手牵羊，把拜神很诚心的虞国也吃掉了。
因此，我主张大家应该好好地研究经典，并且要身体力行，但传教士的话须加以保留，不知尊见如何？此请
大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七日清晨）
一〇
××：
今天我独自跑到海滨来，说用功也好，说享受也好，说寓游戏于工作之中也无不好。反正我们这班拿笔杆的人，整天脑筋没有片刻闲下来，不是看，便是想，而写作仅是多看、多想、多经验必然的结果。
早晨给一个恶梦惊醒。我梦见我的书架上的书给人偷去一半，而这被偷的部分，都是我常用的书。为着这事情，我气得要命。就在一气之下，我惊醒过来；但是，在半睡眠的状态中，梦境仍恍恍惚惚，是梦是醒，是真是假，似乎不容易辨认。
到了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我睁开眼睛，看看我的书架，知道许多伟大的灵魂的结晶品还是平平安安地陈列在那边。它们有的赏识我多情，时常会亲承它们的香泽；有的责怪我薄幸，一年没有照顾它们一两次；尤其是旧杂志，大多数都是满腹牢骚，因为它们像秋扇一样，一去不回头。在众目睽睽下，我又兴奋、又惭愧；又感激、又悔恨；各种各式的心理交织于胸中，不知道怎样处置才行。
提起买书、藏书、看书，我想任何知识分子都有许多故事可说。有一次跟朋友闲谈，我说平生曾破产了两次。姑姑以开玩笑的态度，马上插嘴道：“你根本是个穷光蛋，谈不上什么破产。”我很坦白地答道：“书籍就是我的财产，书籍丢光，岂不是破产？”
当“七七事变”的前夕，我已经有十书架书。到了8月初，日军占领华北，和蔼可亲的北京的警察垂头丧气地跑到家里来说：“先生，请你把时下流行的书籍通通烧掉罢，免得多找麻烦。”说完，他不见了。
那时你才三岁。虽然妈妈已经教你读完杜甫的《秋兴》八首，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以及唐人的一些清新隽逸的绝句，但你对于人间的苦楚并没有一点认识。那晚你照常是8点睡觉，等你睡觉后，我才和妈妈开始在院子里焚书。凡是新出的有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艺的书籍，一本一本从书架上检出来，放在院子照墙内的大铁锅里燃烧。一时火焰冲天，纸灰遍地，整个院子照得通红。我想象许多书籍的作者要向我控诉，有的骂我胆小如鼠，不敢跟侵略者拼命；有的却夸张我快人快事，烧掉拉倒，免得它们的圣洁的身躯给浪人侮辱而又伤害。记得那天晚上，烧了几个钟头，才把一些有时代意义的书籍烧完。因为疲倦不堪，倒头便睡，梦里还是依稀听见各种书籍的作者的评论的声音，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到了东方才露出鱼肚白的时候，我又醒来了。
已经烧掉的书，倒也一干两净，不必牵挂，最难过的是那些不肯烧掉，同时，又不能带走的古书和外国书。为着安置那些书，我足足忙了一星期，才把它们安置在友人朱士嘉教授的家里。
自我到了香港后，经过半年的挣扎，生活又比较安定下来，我的首要工作，还是买书、藏书、看书。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又仓皇亡命。临走的前几天，全副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收拾书籍，托友人郑绍麟先生代为保管。
现在朱士嘉教授，据说在武汉大学任职；郑绍麟先生远在美国经商。这两批书籍，不知道是否已经散失。假如它们仍平安无恙，又不知道何年何日才能够和它们重新会面。
自我到新加坡后，不觉又过了12个年头。在这期间内，买书、藏书、看书的习惯仍没有更改。偶尔口袋里有一点零钱，便全部送给书店老板，不但我这样，连家里各弟妹也是这样。难怪我到各大书店的时候，特别受老板欢迎，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好主顾。
现在家里的藏书又天天增加。工余之暇，时常亲近它们，钻研它们，自有一番风味。古人说得好：“开卷有益。”书籍无疑地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它们只会使我开心，使我增进智慧，许多困难的问题，都是有求必应，绝不会使我空手回来。
老实说，年轻时代，经济拮据，买书困难，可是看书的时间和精力却非常充裕。到了社会做事后，收入相当固定，每月节省几十块钱来买书并不算太困难，可是因为工作和人事关系，时间和精力却大受限制。许多好书买进来，只是准备将来参考，要狼吞虎咽地大量看书，颇不容易。
最近尼赫鲁出了一本《旧信一束》，很有风趣。我除准备写书评外，特地另寄一本给你做新年的礼物。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一
××：
听说你近来对于文艺发生极浓厚的兴趣，不胜喜慰！
过去几年间，我对于中学的国文读本，曾细心研读了几种。我深切地觉得，在那么多的选文中，还是以《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为上选。鲁迅和茅盾的小说，有几篇很像《儒林外史》那么犀利，可是要找到一部像《红楼梦》、《水浒》的文章，并不容易。
一般道学先生，对于文学毫无认识，他们还以为《红楼梦》是诲淫，《水浒》是诲盗的书。这种冬烘的头脑，实在不值识者一笑。
撇开《水浒》不谈，先说《红楼梦》。
《红楼梦》的立场很坚定，它是反滥调、反黄色。现在抄录一段给你看：
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况且那野史中，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涉淫滥。
换句话说，《红楼梦》的立场，是我手写我口，只想把自己亲见、亲闻、亲经验的事体情理写出来，绝不模仿他人。再进一步，书中虽以宝黛的风流韵事做主干，但是乐而不淫，深得纯文艺的主旨。
其实，文学的精华在于创造，有创造才有生命、有血肉、有灵魂。相反的，单纯模仿这个，抄袭那个，结果是渣滓、是糟粕、是骷髅。曹雪芹很深刻地了解这一点，所以他尽量增进自己的学问，充实自己的生活，加强自己的想象，不依附任何人，而自成家数。
其实，一代大师多是集大成。专家有深度，而没有广度；作家有广度，而没有深度；既深且广，又精又博，才算是通人。
曹雪芹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师。他的地位仅有庄子、孟子、司马迁、苏轼等人可以和他抗衡。在世界文化史上，仅有荷马、亚里士多德、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富兰克林、歌德、狄更斯、托尔斯泰和他颉颃。他的作品，正是包罗万象，有美皆备，无善不臻。有了这部《红楼梦》，中国人大可以自豪了。
我常觉得，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日新月异。在战后短短的十几年间，杀人的武器越来越凶猛，可是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大有“江郎才尽”的感觉。40年来新文艺的播种、耕耘、培植，到如今，还没有产生一种像《红楼梦》那样的作品。尽管现在的科学技术人才，胆敢讥笑30年、20年、甚至10年前的专家为幼稚，但是，还没有一个文艺工作者可以拿出一部作品来跟二百年前的《红楼梦》较量高低。
创作的难能可贵，完全在于它有生命、有血肉、有灵魂。此中关键，不外三个大字“反滥调”。
回头再论“反黄色”。
过去几年间，马来亚的知识分子，对于“反黄色”这问题，曾展开热烈的运动，不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黄色运动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这几年来，泛滥于整个马来亚的黄色浪潮，主要的有两件事。
第一，摇摆舞。许多歌台舞榭，多以摇摆舞来吸引。那淫荡的姿态，靡靡的音乐，使人看了全身肉麻。有一次，有个朋友结婚，在云宫酒楼大开筵席。酒过三巡，几个欧籍女郎轮流表演她们的摇摆舞，在座的大家闺秀，个个相顾失色，可是一些外国兵却围观甚快，而且时常发出怪叫和鼓掌的声音。
第二，呼拉圈。过去几个月间，呼拉圈的流行，比较小儿麻痹症更普通而又深入。许多戏院以呼拉圈为号召，而且美其名为“健康比赛”，弄得街头巷尾，家家户户，都大买特买呼拉圈。因为来货如潮涌，它的价钱已经作直线下降了。
有个美国学者告诉我说，他在美国的时候，既没有看过摇摆舞，又没有见过呼拉圈，为什么美国专门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输出落后国家呢？这一点连他也不大明白。
你有意学习文艺，你的首要工作须抓紧“反滥调”“反黄色”这两根绳子。心志一定，这才能够顺利发展。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日）
一二
××：
今天是农历新年，一家大小欢聚一堂。当二姐弹琴，全体合唱“祝你快乐的诞辰”的时候，独少了大姐和你。这时我万感交集，喉咙好像给什么东西塞住一样，要唱也唱不出来。
自幼娇生惯养的你，老是显着鹄形菜色。平时饭量不大，多走两步就觉得肚子痛。去年H医生断定你的肠胃有问题，把你送到医院去治疗，医院也断定你有慢性盲肠炎的嫌疑，并再三叮嘱，此后如遇肚痛，须马上送到医院。
过去半年间，你还是照样没有胃口，饭量比较小猫还小。我一直主张送你到医院去施手术，但你一看打针就怕，更不用说施手术了。
除夕前二天，当家里忙着预备过年的时候，你忽然整晚肚痛，一连吐了四次。第二天你还想抱病去上课，可是你实在支持不下，这才再去请教H医生。医生断定你的盲肠炎已经发作，即刻送你到医院去施手术，不用半个钟头，手术完毕，虽然你一直睡到天亮才醒。
现在难关已过，此后你尽可努力加餐，把健康完全恢复后，才来用功不迟。
当医药还没有十分发达的时候，一般人不但对于天花、霍乱、鼠疫毫无办法，连这最简单不过的盲肠炎也是束手无策。乡下人把盲肠炎叫做“吊肠痧”，患者肚痛得要命，抢地呼天，眼巴巴地让病魔把生命夺去。
现在医药非常发达，普通流行症或时疫固然很容易控制，就是施手术也好像乡下人阉猪一样，并没有什么危险。
自文明进步后，落后地区流行的原始的病症差不多要绝迹，但近代都市所带来的“文明病”却天天增加。
老实说，人类越文明，安全感越成问题。慢说苏联的洲际飞弹可以直射到西半球，美国的巨型轰炸机在一天之内可以直抵地球上任何角落，光是汽车、霓虹灯、电影、收音机所带来的灾祸已经很可观。
翻开报纸，天天都看到车祸的新闻。车祸的次数差不多跟车辆的数目成正比例。平时还没有什么，一遇良辰佳节，如圣诞节、复活节，车祸更是迅速增加，那些因伤势严重，当场毙命的也不少。
车祸不必说。光是每天从汽车的屁股吐出来的浓烟，时时刻刻把空气弄得龌龊不堪。每天洗脸的时候，很可能从鼻孔里掏出一大堆由烟尘所积成的污垢。
车祸发生后，受害的人也许还可以哼两声；飞机出事后，简直像雷打电触一样，连说句遗嘱也没有机会。从前的人老是说什么“海阔天空”，但是，在目前的交通状况下，海既不阔，天又不空。不然，在公海上两船相撞，在天空上两机互碰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昨晚到娱乐场里去溜了一趟。那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把我弄得头昏眼花。接着，参加一间大酒楼的宴会。酒过三巡，那些半裸体的欧籍女郎表演乱七八糟的舞蹈。除扭腰肢、翻筋斗外，什么美感也没有。
至于电影，全世界一年出了几千片，不过好片子实在寥寥可数。好在社会上吃饱了饭没事做的人相当多，他们只求刺激，只寻开心，能够把时间消磨掉就行，电影有没有意义，他们可管不着。
至于收音机，它的益处固多，害处也不少。无聊的广告不用说，那些靡靡之音的流行歌曲，使人听了浑身肉麻。娱乐场里嘈嘈杂杂，吵吵闹闹；邻里左右也从天空传播来许多不想听的声音，使你的耳根得不到片刻的安静。
由于生活没有保障，前途相当渺茫，所以现代的“文明人”，夜以继日地忙着赚钱；钱赚到手后，便拼命找寻刺激。工作既紧张，刺激又过度，于是心脏病、血压高、神经衰弱、肠胃衰弱、癌症等“文明病”都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因为“文明病”太普遍，所以各种特效药便应运而生。其实，各种药品都有副作用，要延年益寿，绝对不能靠药品，最重要的还是从改良生活方式入手。
的确，“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在娱乐场里玩到三更半夜回家，五官失了敏感，内脏大受损伤，凭空把生命缩短了几年。
你还年幼，望你记住简单的生活是最健康的生活。
此祝
健康！
子云（一九五九年二月八日）
一三
××：
接来信，知道你有意做文学家，我听了很高兴。你问我文章应该怎么写，这简直是问道于盲，把我问倒了。
一般说来，初学写作的人，最怕没有材料，言之无物；写得满头大汗，还是写不出什么东西来。这时候，做老师的人应该提出比较熟悉的题目，如自传、游记、生活的断片那类的东西，材料俯拾即是，写的人当然不会那么艰苦了。
经过相当训练后，写作的人已经有了经验，他大可畅所欲言了。
有什么，说什么，这仅是初步的训练，但这并不是终极的目标。譬如缝衣，首先要选择最好的材料，但裁缝师父不能够把所有的材料一古脑儿缝上。他要度量身段，然后根据身段的尺寸来剪裁，长短适中，宽窄合度；再进一步，便从事细密的缝纫的工作了。
材料太少写不出来，材料太多又驾驭不来，普通写作的人多患着这种毛病。
老实说，材料太少，至多仅写得太简略；材料太多，杂拼乱凑在一起，很可能使读者越看越糊涂。
说来还是宝钗聪明，当探春奉命要画大观园的时候，劳心苦思，不知道怎样下笔。宝钗很坦白给她指出门径。她说道：
这园子却是像画儿一般，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这样。你若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该添，该藏该减的要藏要减，该露的要露。这一起了稿子，要端详斟酌，方成一幅图样。
明瞭多少、宾主、添减、藏露的手法之后，这才有资格谈到创造，不然，这是抄写、是膳录、是复制、是模仿，谈不上创造。
我常觉得，文学的可贵，完全在于思想的深刻，感情的真挚，文字的巧妙，三者缺一不可。要思想、感情、文字三者兼收并蓄，必须在学问上和生活上大下苦工夫。这样一来，源远流长，浩浩荡荡；文成之后，不但有气势，而且有情韵，聪明的读者一看便击节赞赏。
撇开根底浅薄的人不谈，那些比较用功的学者，时常患着卖弄学问的毛病。“卖弄”就是“炫学”，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全盘吐露出来，一点也没有含蓄。这种人至多仅懂得说笑话，不知道什么叫做幽默，因为笑话说完就算了，幽默却可以慢慢地回味，越想越有风趣，在深度上比较单纯的笑话高明得多。
第一流的文学家，绝对不卖弄学问。他所描写的东西是要恰到好处，多一分太浓，少一分太淡，施朱既太赤，敷纷又太白。要做到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非有很丰富的经验不行。不然，渲染得过火，读者马上会起了反感，而文学的效果将等于零。
文学家的好处，就是由于他懂得“割爱”。能够“割爱”，肯下工夫，自能够达到得心应手，文从字顺的乐趣。
文字素养不够的人，他的驾驭的能力大成问题。一遇他所明白的事理，下笔不能自休，结果，错误百出，矛盾万分，连自己也不能相信，怎样能够说服他人？
一般说来，文章的生命在于题旨；有了好意思，才有好文章；尤其是从甲国文字译成乙国文字的时候，文字的巧妙完全失了光彩，剩下仅有赤裸裸的意思。假如意境平凡庸俗，那么译成外国文后，更是味同嚼蜡，谁也不想硬着头皮来看那种东西。
聪明的作者，在他的大著完成后，不会急急拿去发表。相反的，在推敲这方面，他也要煞费苦心。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曾由他的太太抄录七次，改了又删，删了又改，直到无懈可击，才成为定本。
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经过再三删改后，这才能够达到纯正成熟的境地。
记住，美玉是由璞石雕琢出来的，但是，璞石绝对不是美玉。从璞石变成美玉，中间须经过一大段工程。谁肯专心地有恒地往前干，谁才可稳操胜算。
文学的美名是值得羡慕的，不过它的代价是长期的心血和精力的结晶。你愿意付出这种代价吗？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八日）
一四
××：
你的信已经收到两个多月，因为俗务缠身，迟迟没有给你复信，幸原谅。
一别八年，现在你已经学有专长，而且结了婚，生了小孩，不胜喜慰！
听说你生个小孩，名叫“小钢”，我觉得这个名字比较什么都有意思。以前的人给小孩取名字，男的不是国维、国强，便是国栋、国梁。女的不是爱梅、爱菱，便是爱松、爱菊。年来醉心西洋文明的摩登人物，男的不是约翰、乔治，便是詹美、威廉。女的不是莉莉、玛丽，便是南丝、凯罗莲。千篇一律，怪腻烦的。
说来还是小钢最有意思，它代表刚强，又代表实用。在机械文明时代，它是产生机械的机械。从一百多层的摩天大楼到八万吨的豪华邮船，从横渡长江的大桥到超越驼峰的飞机，从万分准确的手表到非常精细的仪器，请问哪一种东西可以缺少了钢？
小钢已经六七个月大了，望你好好的照顾他，鱼肝油、牛奶、豆腐浆、水果，一天也不可断，周末必须多带他到公园去玩耍。只要小时的基础打得好，以后才有雄厚的气魄，担任繁重的事情。
从前的人把读书人自成一阶级，这是最不通的事情，现在我们知道，谁也需要读书，谁也需要劳动；读书和劳动，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互相帮忙的。读完书后，跑到农场去拿锄头畚箕，或者跑到工厂去炼钢锯木，不但脑筋可以舒散一下，而且使体力增进。另一方面，假如已经离开学校的人，在公余之暇，能够再上各种补习班，不断参加学术演讲，时常加入函授学校，这时候进步的迅速，恐怕会超过从前做学生时代。
一般说来，一向没有劳动的读书人，初拿锄头畚箕，或者炼钢锯木，双手难免要起泡，不过任何新经验，只有头几天不大好受，熬过一两个星期，什么都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再也不怕起泡了。
幼时在家乡的时候，我曾上山砍柴，下园种菜，而养鸡、饲猪等事情，无一不亲自动手，尤其是冬天收成的时期，晒谷和挑谷，样样都要做，而且做得很起劲。
谁料在城里住了几十年，手软了，脚也酸了，肩膀也没有什么力气了。坐板凳的机会越多，亲闻土气的机会越少。号称读书人，实等于无用的废人。
古代的中国人爱讲“五行”，古代的希腊人爱谈“四元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成分，就是土。《圣经》说，人从土里来，回到土里去，可见土和人的关系的密切。
但是，现代都市的生活，把人和土隔开了。慢说在高楼大厦的办公室里，经年看不到阳光，闻不到土气，甚至办完公事后，大家都忙着搭车回家，连走两步的机会也没有。
常见弱不禁风的贵妇，或者收入并不多但喜欢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打字员、售货员，穿着三寸的高跟鞋，走起路来摇摇欲坠。我看了很不耐烦。五六十年前中国的进步分子，冒天下的不韪，提倡天足，谁想五六十年后的今天，一般高贵的妇女都用高跟鞋来代替裹脚布，不但不合卫生，而且实在太浪费金钱。
真正懂得理家的人们，多知道“穿蓝布衫，吃咸菜头”的益处。的确，只要一个人肯把自己的生活水准降低，至少，要量入为出，那么谁也没有法子控制得他，海阔天空，多么快乐！
相反的，一个人不知道天高地厚，没命地往上爬，想说话而不敢大声，想走路而脚跟不敢落地，偷偷摸摸，状同扒手，实在怪可怜。失意的不必说，得意的迟早也有爬得高、跌得重的危险。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天天要锻炼身体，充实学问，把学习和劳动打成一片，这样一来，生活才有意义。
再进一步，须时常准备脱下外套，解除领带，卷起袖子，扎紧裤管，参加体力劳动。只要安心吃苦，这才能够视苦如饴。
C到你家过年，参加煤矿工作，博得“能文能武的大学生”的美誉，这比较中马票更值得自豪。须知金钱是身外浮物，不值得过分重视，因为一个人存在的价值，主要的是看人格和学问，你同意吗？
近来读书写作的趣味极浓，得慰远念！
专此，顺问
俪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一五
××：
一周前兴会来时，穷一日之力，写了一篇《新加坡十景》。当我写到海峡泛舟的时候，我忽然会想起“隔”和“不隔”这问题。接着，我又联想到《西厢记》的“隔帘花影动”那个名句，并且稍加解释。
这篇文字发表后，我细心一想，觉得《西厢记》那首诗，从头到尾都形容一“隔”字。且看原文：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帘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第一句写“待月”，这分明说月亮还没有出来；第二句写“户半开”，这不用说窗户还没有全开；第三句提到“隔帘”、“花影”，这更加强“隔”的意思，所以最后的结论“疑是”，又归结到一个“隔”字。
换句话说，这首诗造成极完整的气氛，一举一动，一景一物，样样都是隔；从思想到文字，从感情到理智，它都保持着一贯的作风。这是神来之笔，是诗人最得意的作品，一生不过能够写几首。
我常觉得，“隔”的意境完全在于神秘性。巴黎有许多美女，脸部老是罩着蝉翼轻纱。这种面纱，大多数是黑色的，有时也用粉红色的，只因这么一罩，美人就无形中加强她的美的成分，而得力处就在一个“隔”字。
中国旧式结婚的时候，新娘不但用珠帘盖着脸部，而且外边还加上一层红缎的面罩。为着两重隔，所以到了结婚的佳期，万人争看新娘。现在男女平等，新娘满街跑；没有结婚前早已一双双、一对对，到处“拍拖”，因为不隔，所以“看新娘”这个名词，将成为罕用语了。
西洋建筑术的发达，谁也不能否认，可是我总觉得，西洋的园林多是开门见山，一览无遗，缺少含蓄蕴藏的美感。中国著名的园林，都有小桥、流水、假山、游廊，小径既弯弯曲曲，景象又处处不同。雄浑伟大、冠冕堂皇的有北京颐和园、北海公园；纤巧细腻、恬淡雅洁的有苏州拙政园、沧浪亭。但是，大也罢，小也罢，一般都脱离不了一个“隔”字，甚至一个大院子、大客厅，不是用扇形的小门把它隔开，便是用屏风把它围住，谁能够领略含蓄藏的美感，谁就有资格谈中国的美术了。
从“隔”的境界，不禁会联想到“禁”的效用。
中外古今统治者，老是记得“一朝权在手，将把令来行”。他忘记权威如被滥用，结果，将失掉弹性，或者像澳洲的“飞去来器”一样，把那个武器反射到原来抛掷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圣经贤传，有时走好运，有时也会走恶运。走好运的时候，它们成为帝王钦定的必读书；走恶运的时候，它当然不许民间阅读了。
但是，禁者自禁，流传还是照旧流传。
其实，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莫如雪夜闭门读禁书。
一般说来，自己亲手买来的新旧书籍，认真从头读到尾的究竟不多。从图书馆或朋友处借来的书，多少都要翻阅一遍，不然，谁也不想多找麻烦，开口向人借书。至于禁书，要是根本不看，不然，就要一字不漏地反复诵读，直至读到精通而后止。
法国大文豪都德所写的《最后一课》，真是刻画入微地反映出读者的心理。在平时，那位小学生对于法文文法，一点也不觉得兴趣，读到下页，忘记上页，甚至随读随忘。可是，当教师穿着最隆重的礼服，以严肃的态度，悲壮的语调，正式宣布这是“最后一课”，以后永远没有机会再读法文的时候，这位小学生不禁感愧交并，同时，自己也一下子变成十分聪明，一字一句，都直叩心弦，恍惚他就是法国的国魂，非把法文读得精通不行。
禁书固然走不通，禁运也不易实行。近代的一些强国，为着争取霸权起见，凡是持相反的意见的国家，它们便认为敌国。对付敌国的一个重要的法宝，就是禁运。政府负责人整天忙着开列名单，多至一千几百种，通知有关友邦，实行禁运。
谁知世间的事情，往往出人意料之外。禁运的结果，不是禁者自禁，运者自运；便是通过中立国家，间接卖给准备灭此朝食的敌国。
这是最微妙的交易法。希腊时代的寓言家伊索早就替愚蠢的人写过生动的故事，叫做掩耳盗铃。
这儿我得个结论：要鼓励人看书，最好先行禁书；要促进贸易，最好是先行禁运。
专此顺问
近好！
子云（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
一六
××：
日前你问我，世间有没有秘密的事情，我可以肯定地答一句：“没有。”
譬如说贿赂罢，一面有人行贿，一面有人受贿，没有第三者在场，这正是椰子壳舀水，点滴不漏。谁敢说，这还不够秘密？
然而世间所谓极机密的事情，结果多成为公开的秘密，要骗骗自己还可以，要欺负人家却未必能够达到目的。
原因很简单，行贿的人，一定对你有所要求，不是求财，便是求色。在追求的时候，他千方百计，一再转托人代为介绍，代为说项，你要多少，他便给多少，而且是诚惶诚恐地只怕你不要。到了目的已经达到后，首先揭露秘密的就是他。自己行贿，自己揭露秘密，说得口沫横飞，头头是道，不由得人不相信。
另一方面，受贿的人因为忽然得到一笔横财，免不了要尽量挥霍。自己得意洋洋，以为是天之骄子，不知道首先看破秘密的就是自己的老婆；其次，是邻里乡党；再次，是一般同事、同学、同党。你不用开口，人家早已替你盘算。因为天天佳节，夜夜元宵，这绝不是仅靠固定的收入的人所能够维持。
其实，你自己是个最好的证人，除你的一举一动会暴露出你的行为失检外，当你得意忘形的时候，你会自动地一五一十说给人家听。你自己倒没有什么，人家可听得很刺耳，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所谓秘密，早已不成为秘密了。
杨震究竟是个聪明绝顶人。当人家在月黑风高的深夜，跑到他家里去行贿的时候，他马上严辞厉色地说道：“要不得！”那位行贿的人，以和蔼的态度，委婉的语调，恳求他说：“现在是三更半夜，没有半个人知道，你为什么不敢收？”杨震也很幽默地答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是谓四知。为什么你还说没有人知道？”
俗语说得好：“举头三尺有神明。”所谓神明，其实就是自己的心灵的反应。无论做好事，做坏事，你也许能够瞒骗人家于一时，但你绝不能够瞒骗自己的眼睛于片刻。当你坦荡荡的时候，你的神色很自然；到了你做过什么亏心事的时候，你往往会觉得六神无主，魂不守舍，不用人家开口，你的一双眼睛，便会自动地替你坦白了。根据这原则，各国的海关之所以能够破案，缉获私枭，这大半是靠线人，小半是靠为非作歹的人自己的一双眼睛。
本来穷究人家的秘密，这是人类的天性。那些暴露在路旁的东西，谁也不会注意；任何“秘密”的东西，人家难免要动念头了。可是一般人唯恐人家不知道他的秘密，于是特地刻了“机密”“极机密”的图章印在卷宗或抽屉的上边，这么一来，那些文件便引人注意，迟早便会泄漏出来。
藏钱的人怕人知道，特地在门上写着：“此地无银三十两。”偷钱的人也怕人知道，也特地在大门上再加上一句：“对门小二未曾偷。”这叫做不打自招，真是其愚不可及。
我们花了两毛钱，买了一分报纸，里边各种消息都有，要花了半天工夫才可以看完。只因这些消息已经公开，谁也不大注意。可是通讯社把整份报纸摘录了几条新闻，用电报打出去，它的价值已经无形提高。最后，有关各国的情报机关，再断章取义地摘录了片段，用密电发出，收电的主管人员，珍同拱璧，偶尔在少数亲信的面前，透漏了一两句，以示特殊的恩惠。那些得到一点消息的人，不禁踌躇满志地要说了一声：“相公爱我！”这些庸人自扰的事情，普天下都是，并不限于一国一人。
老实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因此，古今中外伟大的宗教家、思想家、政治家，多严守“正大光明”四字，他们极少运用教条，他们只是以身作则地牺牲自己来拯救国家，来爱护人类。“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他们的光明磊落的行动，就是一座巍峨的没字碑，谁看了就会肃然起敬，哪还需要你自吹自擂？自欺欺人？
须知过失谁都免不了的，最重要的是自己会检讨错误，或者接受人家的批评。不然，文过饰非，整天走下坡路，以为人家不会发觉，迟早将自食不良的后果。
望你时常保持光风霁月的襟怀，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享受人生的乐趣。
此问
近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一七
××：
这几年来你时常郁郁不乐。据我知道，除家庭的纠纷外，最重要的是收入减少。
“清宫难判家庭事”，你的家事我不想插嘴。我现在想说的是贫和富的问题。
中外圣贤的经典和文学作品里，关于贫富的对照的问题，简直是汗牛充栋。说来说去，还是孔子说的“贫而乐，富而好礼”那两句话，最能够搔着痒处。
固然穷到整天饿肚子，露宿街头，是不大容易忍受的事情，但是，只要日常必需品够用，儿女有书可读，亲友起码的酬酢可以应付得过去，那么多余的钱的价值，并不会随数量的增加作正比例的增加。
其实，世间极穷和极富，外表虽不同，本质却极相似。穷人的口袋里没有钱，富人的口袋根本用不着放钱。例如到大酒楼、大百货公司去光顾，穷人把口袋里的布毛磨光了，找不出几块钱；普通顾客，量入为出，买多少，付现多少；殷实的商家，买完东西后，在账单上签了一个字就跑；真正有钱的，连签一个字，点一个头还算是多余，什么事情自有管家或总务替他办理得妥妥帖帖。因此，我们可以说，极贫和极富的人都没有见过钱面。
目前交通便利，但手续十分困难。为着一张护照或签证手续，多的费了几个月，少的也费几天。进出境手续虽然这么麻烦，不过有两种人却完全用不着护照或者签证手续；一种是友邦的总统、总理或其他国宾，一种是和当地的环境不相容，被配出境的囚犯。
但是，天道好还，物极必反。“昔日阶下囚，今为座上客”，这种情形在近代史上是相当普遍。在过去几十年间，亚非的民族运动的先锋，多数都坐过长期的监狱，挨打侮辱，等于家常便饭。到了革命成功后，他们却成为“新贵”，支配全国的命运。“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当年威风凛凛，神气十足的大员现在却成为阶下囚或亡命客。
贫和富、贵和贱、荣和辱都是相对的。普通人多是“贫贱慑于饥寒，富贵流于逸乐。”整天以心为形役，钻钻营营，过的完全是灯蛾扑火的生活。到头来，还不是白欢喜一场，连半分钱也带不去。
这也许是出于天性罢。我自小看不起钱，虽然遇着急用的时候，也吃了钱的亏。当我还没有远离家乡以前，我当然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汽车大王、煤油大王、钢铁大王，但是，我却知道晋朝有个大富翁石崇。你猜富甲王侯的石崇快乐吗？一点也不快乐。这事情从“石崇豪富嫌家贫”那句话便可反映出来。
我并不否认金钱的重要，因为它和个人的生活及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就个人而论，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这算是体力；学问渊博，识见高超，这算是智力；柴米无忧，买书和旅行不发生问题，这就算是财力。由贫苦出身，终于成为一代伟人的富兰克林，他一生早眠早起，所追求的无非——to be healthy, wealthy and wise，这正是一语中的。
其实，个人需要体力、智力、财力，国家何曾是例外。现代国家的组织，大同小异，由全体人民所选出来的代表，算是国会议员，其中票数较多的便成为执政党。执政党负责组织内阁，阁员多达二三十人。这二三十名部长中，最关重要的仅有三部，这就是：内政、外交、财政。这三部相当于个人的体力、智力、财力。只要它们站得住，不但内阁不会倒台，而且国家会呈露蓬蓬勃勃的气象。
话又说回来。你是个商人，商人所追求的是财富、财富、更多的财富。做生意而不能发财，这好像做戏而没有人捧场一样的难受，但你也不应该忘记《红楼梦》里的好了歌：“终身只恨积无多，等到多时身没了！”
就我们干文化教育的人而论，我们虽然也需要钱，但胃口一点也不大。事实上，我曾经下个结论：要安心读书写作，太穷不行，太富也不行；饿肚子不行，吃太饱也不行；千愁万虑，不行，欢天喜地也不行。最理想的环境，就是每月有相当固定的收入，工作又不要太忙，公余之暇，仍可从事精神上的探讨。
外国著名大学及研究所，无非培养这些人才，这笔钱花得很有意义。不知道新加坡的读书人到了什么时候才有这种机会呢？
专此顺颂
时绥！
子云（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一八
××：
早晨4时醒来，比较平时早了一个钟头，我想在床上多休息一会儿，等到5时才起身。在那时间里，我一直想念你，同时，也追思着Y女士。到了5时，孩子的房间的闹钟响了，我反而精疲力尽地不能够起身，迷迷糊糊地睡去，一觉醒来，已经7时30分。
当我们同学的时代，你是我所认识的侨生子弟的第一人。你富有热情，你认清正义，你更具备伟大的同情心。因此，我们一相熟，便成为知交。
由于你的热情洋溢，所以你一开头便写诗。你写了不少新诗，你还动手翻译幽丽毕底的名著。可惜20年来的动乱不安的生活，使我不能够和你时常在一起，使我没法子做你的第一个读者；每一念及，心里老是不大好过。
记得在学生时代，你曾眷恋着未名湖畔的一位女诗人。你为她颠倒，你也为她陶醉。假如我是造物的主宰，我一定使你实现金玉良缘的美梦。可惜我是庸夫俗物，无权无势，不但不能支配人家的命运，而且时常在荆棘满途的环境里讨生活，稍微不小心，便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后果。
因为自小饱经忧患，所以抵抗性和适应力逐渐加强。对于物质生活的环境，我不敢有更大的希望，只要最低限度的生活过得去，我就心安理得地读我所爱读的书，写我所爱写的东西了。
其实，所谓吃苦，难在吃的那一刹那，过后却回味无穷。假如一生是止水无波，平平淡淡地过去，不但经历太少，缺少回味的资料，而且对于人生的了解不够深刻。
就读书写作的生活而论，当我离校后，我曾在北京图书馆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右邻租了一个院子，家里的书房固然窗明几净，雅雀无声；图书馆的特别研究室更是一尘不杂，寂静无人。因为环境太优美了，反而懒得动笔，有时要写一篇短文，第一页总要更换几次，写完几行不满意，即刻把它搓成一团，扔在字纸簏里；一连更换了几张稿纸，到了第二页以下，才相当顺利地完成。
战后正式到报馆服务，同时，由于到处旅行的关系，环境逼得我必须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工作。无论人声鼎沸的茶楼，电话和打字机响个不停的办公室，我都能够心平气和地继续工作。这儿可见不如意的环境，有时反会使人抖擞精神，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你目前在南京训练师资，所教的又是中文的课程。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据我知道。巴黎和东京的高等师范学校都办理得不错，设备既良好，训练又严格，所以它们所培养的人才，布满全国，专门从事传道授业的工作。
其实，任何人才都是训练出来的，虽然有的人得力于师承，有的人得力于私淑，尤其是在出版事业、广播电视事业这么发达的时代，人才的培养并不限于学校，良好的图书馆和电影院，也是训练人才的机关。只要学生肯用功，他们随时随地都能够有所成就。
根据我多年密切的观察和亲身的体验，我觉得“不怕慢，只怕站”这两句话真是至理名言。一个中等以上的写作家或翻译家，只要立定志愿，每天花两三个钟头，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东西，计日不足，计月有余。就算一天写一千字罢，一年也有三十六万字出品。像《红楼梦》、《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巨著，有三四年工夫也可以干得成功。姑定用了加倍的时间去修饰润色，七八年工夫准行。可惜世界上急功近利的人太多，有远大的计划的人太少，所以最大的锦标仅归于那少数人。
过去的南洋，中文不被重视，年来它却成为热门的课程。一向不授中文的英校，年来都增加中文这门功课；大学入学考试，中文和英文取到同等地位；至于中文夜学或成人补习班也办得有声有色。
最近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 K. Fairbank）发表了一篇谈话，主张美国各小学校应该开办中文这门课程。他的真正用意如何，我们不知道，但中文到处吃香却是事实。
你多年来专门教授中文，相信迟早会得到桃李满天下的乐趣。
紫金山、秦淮河、玄武湖常去玩否？念念！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愚人节）
一九
××：
前信意有未尽，今天只好继续写下去。
提起Y女士，我觉得她是个女英雄，比较普通文人至少高明百倍。她的思想深刻，感情真挚，加以平生手不释卷，所以她无论作文或演讲，都能够畅所欲言。
她是湖北人。父亲得过功名，可算是书香之家。当四五十年前，女权还没有完全解放的时候，她只好待在家里研读群经诸子。到了18岁，她的家长硬要把她许配给当地的富商，她忍无可忍，于是漏夜逃到江西南昌，进了保灵女学校。
这间女学校是教会办的，主要的科目为英文。中文已经很有根底的她，理解力非常强，所以在保灵女中的短短几年间，她便能够自由运用英文来演讲写作。
1927年，北伐军直捣武汉，她的父亲以土豪劣绅的罪名，被当时的革命政府监禁起来。但是，知父莫如女，她眼看年老的父亲无辜受累，所以毅然决然地咬破指头，写了一封血书，为父亲请命。政府当局权衡法理和人情，结果，判他无罪释放。
1928年，她进了燕京大学英文系，和该系的主要教授宝荫顿女士（Boynton）过从极密。本来努力异常的她，加上良师的指点，学业进步很快。到了学年行将结束的时候，她居然能够登台表演英文话剧，赢得全体同学的敬慕。
自北伐成功后，南京政府干的是一连串开倒车的工作。对内排除异己，如非裙带关系，休想在政府部门里找个职务；对外阿谀成性，看见外国人就低头。那些皇亲国戚的大员，多是买办出身，什么国计民生，他们根本不问；他们所注意的就是佣金。只因政治不修明，所以引起日本军阀得寸进尺的野心。到了“七七事变”，政府的腐败情形，全盘暴露出来。别的不用说，光是大炮就有好几个大员争着经手，甲买英国货，乙买美国货，丙买德国货，丁买意国货。结果，才有炮弹装不入炮身的笑话。
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有志气、有胆量、有才干的青年，当然以救亡为己任。Y女士没有例外。她一面努力文艺的素养，翻译英国名作家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一面从事社会活动。有一次，她参加游行示威，被特务抓去关了两个月才释放出来。但是，监狱的恐怖，只坚定她的信心，并不会摧残她的意志。此后的20多年间，她一直严守她的岗位，直到逝世为止。
自香港沦陷后，17年来我没有和她见面，同时，因为自己一向懒得写信，所以始终也没有给她去信，虽然当我的工作比较轻松的时候，我时常会想到她。
从朋友处知道，香港沦陷后，她便间关前往重庆，积极从事抗日工作。战事结束前后，她曾到美国侨居4年，努力读书写作。到了新政府成立后，她便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大报的负责人之一，多年怀抱的志愿，终于能够实现。
因为个性关系，我对于红得发紫的朋友，往往是敬而远之，除非他们肯屈尊纡贵来迁就我。相反的，对于初出茅庐的青年，或者已经过时的红人，我却一本浓厚的同情心，时相慰问。明知这种作风是不识时务，但为尊重个性起见，我绝对不想更改。
她一向患着严重的胃病，每次病发，叫苦连天，病得仅剩一把骨头。20多年前，我曾为她的健康担忧，谁料她不死于胃病，却死于无法医治的癌症。
去年L女士从伦敦来。告诉我说，她是患癌症而死，当时我听了这消息，宛若晴天霹雳，双眼完全暗下来。我想写信到她的家里去慰问，但我不知道家里还剩了什么人。我想为文哀悼，但我所知道的仅是17年以前的资料，得不到半点新消息。因此，执笔而搁笔，不止一次。
日前接来信，蒙你告诉我说，她死于车祸。这更加重我的悲痛。原因是：她的丈夫郑侃先生给日本的飞机炸死，现在她本人又横遭车祸，为什么造物主竟这样残忍，手下毫不留情地突然夺去这一对恩爱夫妇的生命？
然而L女士的消息又是千真万确的。她郑重地说，Y女士的确死于癌症。无论如何，她的死已经成为事实，谁也没法子挽回，但我总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搜集充分的资料，给她写个小传。此复，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四月七日）
二〇
××：
南京一别，不觉已过了12年。在这么悠长的时间里，世界闹得天翻地覆，而我个人也经过了一场大病，回首前尘，宛若隔世。
日前接到旧同学C先生一封信，说Y女士已经去世。未名湖畔的才女又折了一人，想起来，好不令人伤心！
你出身于四川的名门望族。你的父亲是新旧两时代交替的人物。在旧时代里，他得过功名，荣膺国会议员；在新时代里，他又是现代话剧的先驱者。光是他那一手好字，就使人对他表示敬意。
北京真是人文荟萃的大都市，各省各县的一表人才，都要跑到北京来表现他们的绝技，一面跟名师益友观摩，一面把自己的心得公诸社会。随时学习，随时表演，只要一个人肯专心地有恒地努力，迟早就有脱颖的机会。
北京和上海有个大区别。第一，北京是道地的中国文化的中心；上海是华洋杂处的商业社会。第二，北京对于学术艺术的造诣，只求尽美至善，上海却急功近利，出门不认账。
虽然真正的北京人和上海人少得可怜，但是环境移人，无论哪一省哪一县的人到了上述两地后，不用三年工夫，就学会那一套派头。
北京人说上海人太轻佻，上海人说北京人太古板。虽然最理想的人物，是聪明而不轻佻，诚实而不古板，但二者不可得兼，我宁愿舍轻佻而取古板。
过去几十年，在中国学术艺术上极负盛名的人物，如王国维（浙江人）、梁启超（广东人）、严复（福建人）、齐白石（湖南人）、梅兰芳（江苏人），他们都是南方人，只因在北京住久了后，环境的熏陶，师友的夹持，使他们欲罢不能，非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誓不甘休。至于“五四运动”时代的领导人物，十九也是南方人，只因大家都抱着“莫问收获，只问耕耘”的决心，结果，才有卓越的成绩贡献给社会。
我常觉得，研究学术艺术最大的敌人，莫过于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太浓厚的人，他们往往要投机取巧。投机取巧的恶习惯一染上，终身将走下坡路，要补救也来不及了。
翻开世界文化史，我们可得个结论，就是文明生于闲暇，因为任何精心结构的作品，都是由于长期不断的努力，才做得成功。可是在商业都市里，生活的负担那么繁重，许多人整天为生活奔走，有时好容易得到几天假期，可是人闲心不闲，精力不能贯注，随作随辍，任何事情都不肯用全副精力去探讨，只求应付得过去，就算了事。自己既然缺乏了信心，怎么能希望人家对你有信心？自己既然不重视作品，怎么能希望人家重视你的作品？
贾岛真不愧为一个诗人。他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照目前新加坡的稿费来计算，散文1千字5元至7元，两句10字，可得5分至7分钱。新诗一行两毛，旧诗的行情较佳，按首计算，绝句一首3元，律诗5元。像贾岛那样苦吟3年，写了两句诗，至多可得到一块半钱，慢说不够吃饭，连喝井水也成问题。
真是万事莫如吃饭难。一般职业作家，因为等米下锅，经常要按期交货，把构思和阅览的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底。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倒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
在未来的社会里，作家应该由国家养活，他们只须读书写作，不愁柴米油盐。在那种环境下，也许有更多名著出现。
在那种理想的社会还没有实现之前，有心做学问的人，只有“安贫乐道”这条正路。把生活水准降低，把学习的时间延长。学问和经济与日俱增，积了相当时日，兴趣来时，写了一篇，文成之后，先来个茶会，约三五同好来欣赏、推敲、检讨、批评。这样一来，作品一定不会太坏。
据说，你目前住在华盛顿，改行做生意。美京寸金尺土，整天只有忙迫，很难享受半天喝莲花白的闲适的乐趣。相信你回想当年在朗润园的湖畔散步、谈天，吃青岛葡萄，剥良乡栗子的景象，也许免不了惆怅。
你的两个小宝宝，恐怕已经长大成人。近来常看书否？假如你看到什么称心的名著，请你写一两篇书评来介绍。先此致谢，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四日）
二一
××：
好久没有见面，想近况清胜，至以为慰！
听说你要参加竞选，为着竞选，你须到处宣传，说你将来当选后，会替人民服务。
从个人的友谊看来，我当然希望你中选。但是我最担心的，不是你是否能够中选，而是你中选后，你所允许的诺言是否能够一一实现。
中国人有个美德，就是谦恭，连江湖上使枪卖棒的人，他们一开头便鞠躬作揖，请诸位观众指教。江湖术士如此，素养高深的文人学士不问可知。
1922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到中国参观。他在北京中央公园遇着一个人，跟他谈得非常投机，但始终不露出身份。后来仔细一打听，原来那位先生是个很有名望的人。哲学家究竟是个哲学家，他能够举一反三，小中见大，由于那次的奇遇，他对于中国人的性格便有进一步的认识。
但是，橘踰淮为积，许多人到了南洋后，把中国的光荣的传统，忘记得一干二净，西洋的糟粕和渣滓却全盘接受过来。譬如说，拜访朋友时所用的名片罢，有的人竟胪列了二三十个衔头，其中包括某氏公会董事、某处会馆董事，某某体育会总务、某某音乐社财政、某某慈善团体稽核、某某学校董事会秘书。远远看去，好像三四流的小商店的广告。庸俗如此，简直使人作三日呕。
亡友C先生，他是新加坡没有民选政府以前的华人社会领袖。因此，初到新加坡的人都和他相识。有一次，他很幽默地说道：“由中国来的人，都是教授；由美国来的人，都是博士。”这话近乎挖苦，但事实上多少是如此。
英文有个俗语：“空盒子，响大声。”（Empty box makes big noies.）真正有学问、有才干的人，并不需要什么衔头来点缀。请问萧伯纳、威尔斯、罗素、丘吉尔、毛姆，还需要什么博士或教授的衔头来增加他们的身价吗？一代诗圣泰戈尔，当他不赞成英国对印度的政策的时候，他很客气地把爵士的荣衔奉还英廷。其实，上述这些人物，他们的名字早已用金子写在历史上边，人世的虚荣，他们正是视若敝屣。
其实，真正的价值是“内在的价值”（intrinsic value）。内在的价值，是历久不变的。借助外来的力量，也许会使人得到暂时的便利，可是外来的力量一去，连那种便利也会失掉。
你读过《论语》，里边有一章说：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
寥寥几句话，把人生的大道理发挥得淋漓尽致。
根据这个大原则，我主张你努力地充实学问，积极替人民服务，最好是少开空头支票为妙。古人说：“知之匪艰，行之维艰。”孙中山先生虽然写了翻案文章，说知难行易，但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说一句：“开空头支票容易，要兑现很难。”除主观的力量不够强，使人陷于能说不能行的境地外，有时环境的恶劣，很容易把你原来的计划一笔勾销。
我常觉得，一般人把名利的念头看得太重，只求速成，不从根本着想，结果，身外浮物也许会得到一些，但精神上的损失却是没法子衡量。我们固然不是不吃人间烟火的神仙，但是，身外浮物的享受如太注意，将使天真斲丧净尽，再也得不到人生的乐趣；虚度一生，这又有什么意义？
甘地自献身社会活动后，除身上一条白布，脚上一双破鞋外，仅有一个小包袱，安置随身换洗的旧衣。他的样子酷似行乞僧，但是，请问谁的力量比他更强大？泰戈尔到了晚年，留了胳腮胡，样子跟普通看门的孟加里差不多，但他的耿耿有光的眼睛的背后，却蕴藏着世间最崇高的智慧，最圣洁的灵魂。
当今之世，没有灵魂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一想到那些特立独行之士，往往要表示无限的敬意。
要达到这目的，只有归真返璞这条康庄大道。事实上，只有归真返璞，才能够存诚，才不会说谎，才不至开空头支票。因为欺人者罪小，自欺者罪大。你是聪明人，难道你愿干自欺欺人的勾当吗？
此问
近好！
子云（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二二
××：
前后四度上山，其中三次都蒙你热诚招待，隆情高谊，使我永远不会忘记。
这次上山，收获更多。一来我可以细心翻阅你的藏书，一面看，一面把我想购买的新书的书单开列下来，希望最近能够一一买到，看个痛快。二来我可以看到张大千所影印的《大风堂藏赵文敏九歌书画册》和巴黎近代美术博物馆替他印行的画集。赵子昂的书法我看过不少，去年友人H兄还特地送我整册影印本，让我朝夕把玩。大千的画，我曾零零星星地看过一二十幅，这次得完整地欣赏他的画集，使我对他有进一层的认识。他的山水的雄奇峭拔，香蕉熊猫的维妙维肖，已经够人羡慕；而他本人以居士式的扮相，独立于苍老遒劲的孤松下的景象，更使人认为这是他的代表作。
老实说，大千所画的人物，受敦煌壁画的影响独深。那线条、神韵、风趣，俨然有汉人的风尚。自悲鸿、白石相继去世后，海内艺坛，应推大千为祭酒了。
大千那幅《自绘像》，可以和悲鸿的《田横五百士》抗衡，所不同的是时代背景问题。悲鸿画田横五百士的时候，正值他旅居桂林时代。那时，全国上下，一致抗日，头可断，身可戮，此志不可辱。就在那种义愤填膺的状态下，悲鸿执笔画田横，而他本人就是义士的化身，爱国情绪，溢于眉宇，而旁观的许多群众，个个为之动容。
大千一向生活很优裕，他所注意的是游山玩水，考究饮食。听说年来他还制了一顶东坡居士式的帽子，宽衣博带，盘桓于闲云野鹤之间，所以他用孤松来配衬自己，更显着飘飘欲仙的隐士的姿态。
悲鸿志在兼善天下，大千仅望独善其身，虽然从世俗的穷通利达来说，大千的遭遇比较悲鸿好得多。
现在让我谈一谈汉梁武祠的榻本。中国究竟是文明古国，在两千年前，就有那么优秀的艺术作品。它具备古拙、质朴、雄浑、隽逸等基本条件。谁能够把握住那些基本条件，谁就有资格成为艺坛宗匠。你现在收藏了那么多精美的榻本，课余之暇，时常揣摩、研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又有新的作品出现。
昨天因为看了许多新奇的东西，精神兴奋异常，弄得晚上没有好睡。这儿我联想着一件事情，现在顺便说给你听。
当我离开学校，我就搬到北京图书馆附近去住，谢绝人事，闭户念书。大约每个月我总要抽出一天，到效外去访问燕京和清华的一些师友。师友见面的时候，老是把他们新近购置的好书，研究的心得，一五一十地向我坦白。这些新事物、新作品，使我看了之后，精神大受刺激。回家之后，彻夜失眠，从第二天起，我便加紧鞭策自己，督促自己，准备跟师友竞赛。就这样快马加鞭地努力一般，学境似乎有些进境。到了第二次再到郊外去访问师友的时候，又看见他们的许多新事物、新作品，精神又大受刺激。回家之后，又彻夜失眠。而失眠却是加紧努力的前奏曲。
自离开北京后，22年来失眠的机会较少了。这并不是身体健康，而是神经麻木，周遭刺激的力量不够大，神经反应的程度也微少得可怜。想当年，孔子叹息了一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便知自己多么落伍！
原来孔子以周公为模范人物，同时，也可以说是以周公为自己的“假想敌”。他每次梦见周公之后，总要发愤振作一番，而他的学业也与日俱进。从他一旦发觉好久没有梦见周公后，这表明他自己既没有受什么刺激，又没有什么反应，悠悠忽忽，一天过了一天，这似乎有日趋下流的危险。因此，他才要长吁短叹，说自己实在不行。
先后到府上请教三次，这次收获最多，所受的刺激也最大，难怪多年麻木的神经，已经有些反应，所以昨晚不能安眠。在我看来，这是进步的象征，一点也不觉得痛苦。
顺便告诉你一件事情。严几道先生的整套手稿及家书，由南洋学会会长黄曼士先生向严氏家属索到。现在南洋学会已与福州会馆取得联系，共同主持出版事宜。严先生的书法珠圆玉润，一字不苟，越看越使我钦佩。有空可前往参观。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二三
××：
昨天是星期日，独自到海滨研读老舍先生的新著《福星集》，心里非常愉快。这比较挤在名为娱乐，其实是活受罪的娱乐场里强胜万倍。
我常觉得，要文章写得好，除平时多看书、多观察、多讨论外，到了题目选定后，事前须细心结构，下笔时须一丝不苟；写完之后，须尽量删削推敲，直到全篇没有一字一句是多余的时候，才算完成一件作品。
老舍先生这部新著《福星集》，走的就是我想走，但还没有走到的一条大路。
普通研究文法和修辞的专家，多是运用科学的方法，搜集材料，归纳为若干类型，然后以法学家的谨严的态度，定为若干条例。谁的文字能够适合这些条例，便算不错；不然，便是错。
其实，除了死文字外，现行的文字天天都在长成中，时常有新名词、新术语、新成语、新句法出现。起初读者看了很碍眼，听了很刺耳；到了相当时候，看惯了，看熟了，便成为通用的字眼和句法了。那时，文法家必须根据成例，再定了若干条法则，给人家去遵守。
换句话说，文法和修词搞的是追认既成事实，把既成事实加以合理化。它们可以指导作家减少错误，它们也可以帮忙教书先生讲解词句，但它们并不能使读者变成作家。
读过莎士比亚的人，谁都知道莎翁有多少句子不合文法。读过杜诗的人，谁也知道少陵有多少句子不合平仄。但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主要的是靠高超的思想、真挚的情感，风趣横生、兴味盎然的辞句，谁还有那么闲工夫去斤斤计较文法修辞的正误？
一般说来，不但诗人有他的方便（poetical license），任何作家都有他的方便。因为诗人和作家干的是创业的工作，而文法家和修辞家站的是守成的岗位。没有创作，还谈什么守成？没有收入，还谈什么储蓄？
现在举出大家都爱读的《佳人》做例子。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罗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全首诗120字，一气呵成，既反对战争，又藐视官吏，用恶劣的环境来反映自己的身世，缠绵婉转，妙句层出不穷。假如你按照普通平仄的规矩，把它更改了一个字，这简直是大煞风景。
回头再说老舍先生这本书。
老舍先生不敢以语文学家自居。在这本书里，他却到处以老作家的身分，把自己的心得，向读者坦白。用行家的术语来说，这是他的秘诀，值得年青人重视。
老舍先生说：“一个作家必须会运用他的本国的语言，而且会从语言中创造出精美的散文来。”这种主张，我大有同感。目前有许多半文不白，半新不旧，非中非西的杂乱文字，使读者看了头痛。因为文字是衣冠，衣冠能够维持得洁净、合身、舒适的水准，这才算是有风格、有个性，不然，这就算是人云亦云，没有风格、没有个性。
在新社会里，一般作家以为用工农的口语来写作，一定更到家。因此，有些青年作家会拿了笔记簿到工厂或农场去记录。老舍先生认为这办法不对。他坚决地主张，文学作品必须“加工”，必须运用想象力和创造力，不能像照相那样，轻易把当前的景物，原封不动地写下来。
鲁迅先生曾说过，他的小说的造型的过程，并不一定专指一人，而是把几个人合并成一个人，所以在个性上更见突出。
简单说一句，“好文章都是真有话可说，而说得一针见血，不拖泥带水”。这才是有血肉、有灵魂。
你现在有意学习做文，我劝你一面要认真生活，培养观察力；一面须多读各名家的代表作，多做一些“简练以为揣摩”的工夫。此外，平时须勤作笔记，笔记积了相当成数，你自然而然有话可说，而下一步工作，只须把最经济、最简练的文字，把你的思想和情感表达出来便行。
此祝
康健！
子云（一九五九年五月四日）
二四
××：
接5月7日手教，真是高兴得要命。
自到新加坡后，口福倒不浅，平均每星期至少有一次尝到佳肴。一年52次，13年的积累，肚子的负担，实在很可观。另一方面，讨论学术的信件，却绝无仅有。你这封信可以说是开个新纪录。
有一位刚到新加坡不久的朋友说，新加坡的文化界教育界人士，有些钱的倒不少，脚踏实地做学问的却不多。这位朋友是个新客，比较敏感，同时，他是快人快语，看得到，说得出，毫不顾忌，我觉得他的按语和事实相去不远。
当20多年前，我还旅食京华的时候，除极少数学阀外，文化界教育界人士，有汽车洋房的，屈指可数；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有丰富的藏书。这儿的情形刚相反。一般文人多有汽车洋房，但精神粮食却少得可怜。
南大的创办，对于这个商业城市的新加坡是个大刺激。年来从各地聘请来的大批教授，他们都带来相当多的书籍。虽然在质量上，远不如人文荟萃的北京和东京，伦敦和巴黎，但是，比起南大没有创办前，的确好得多。
关心新加坡文化的前途的朋友，说此地是面临歧路；将来是否会像历史上许多小国堙没无闻呢？还是像希腊那样光辉灿烂呢？
这是个大问题。这问题的答案，应该由我们这班从事文化教育的人负较大的责任，不能指望铜臭十分浓厚的头家。
在从前，报纸没有成为近代工业化的大企业时代，一般喜欢谈政治和文化的朋友，不用多大力量，便可创办一间报馆或印刷所。现在因为报纸变成近代都市的大企业之一，它需要庞大的资本，最新式的设备，各部门的科学和技术人才，尤其是需要很健全的组织。这样推演下去，掮着“文人论政”的招牌来办报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只因报纸是近代都市的大企业之一，它既要博得读者的支持，又不能和广告定户的利益相冲突，所以言论和新闻的方针，多少要迁就环境，一迁就环境，文化的意味就要冲淡了。
我常觉得，在目前的环境下，手无斧柯的文人要办报，恐怕一辈子也没有希望；不得已求其次，办个很有风格、很有意义的杂志，倒是很需要。
就中国而论，康有为的《不忍杂志》、梁任公的《新民丛报》、陈独秀的《新青年》、郭沫若的《创造》、徐志摩的《新月》、鲁迅的《语丝》、韬奋的《生活》……都给他们打过天下，在文化界教育界发生巨大的影响。
这儿的文人本来不多，而且是星散四方，力量不大集中，要创办比较出色的杂志也相当困难。至于实力方面，一般有钱人宁愿花了五万十万去创办寿命仅几个月的“大报”，甚至也愿意化了三千五千去支持一家“小报”，要他们大大方方地拿了一笔钱来创办一种很有意义的杂志，恐怕不大容易。
还有一层，过去中国的文人老是爱唱独脚戏，不大喜欢跟人家合作。结果，光靠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来支持，不用一年半载工夫，便自生自灭了。
另一方面，我们看英国的几个权威的杂志，都已经有一百几十年的历史。每个杂志有它固定的立场，独特的作风，不投机、不取巧，久而久之，自然会发生无比的力量。
我们这班朋友，目前个个都有职业。有了职业，吃饭不成问题，但时间却大受限制。假如公余之暇，抽出一点时间，创办一种大规模的杂志，集10人至20人做基本的台柱，相信这事情可以办得成功。
你和C女士，在文坛久负盛誉，那么就请你们来带头罢。
南大的学生非常活泼，其中大部分也很用功，只要文化界教育界的先进，能够给他们带路，将来他们的成就，真是未可限量。
四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长江后浪推前浪》，准备作拙著《给新青年》的续集。后来因为忙着写《尼赫鲁传》，所以这部续集便搁置下来。
的确，多数老作家早已心满意足，不再上进了。对于那些人，我们不必害怕。要注意和培养的还是一般青年，因为他们有的是崇高的理想，有的是充沛的精力；理想配合精力，什么事情会做不成功？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这种感想，最能够加强我们的警惕性。有空望时常来信。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
二五
××：
别后24年，但你给我的印象仍时常留在我的脑海中。
你以德国人的脑力，加上美国的财力，30年来继续不断地专攻中国问题，尤其中国经济史问题，你的成就的优越，不问可知。
从学术的观点看来，你在希特勒的压迫下，毅然决然离开德国，前往美国，这对你的生命是个转机。不然，当你的大著还没有出版之前，恐怕你已经惨遭纳粹的毒手了。
站在反纳粹、反法西斯蒂的立场，我一看到你，便表示万分的同情。接着，我们合作研究一年，我每周按时供给你以中国经济史的资料。就在每次茶叙中，我暗中也学到你不少东西。
那时，你大约三十八九岁。由于你的《中国经济问题》的出版，你在学术界已经有相当名气，一般专家给你的评价颇高。为着进一步认识中国，你特地到北京来研究中文。我看你整天忙着记忆中文的生字和成语。我看你不耻下问地到处请教，便知你是“志不在小”。果然不用一年工夫，你已经认识五千个汉字，普通的书报已经能够看得明白了。
当时你经常用德文和英文两种文字演讲写作。我问你的英文是怎样学来的。你说，你在伦敦的短期间内，正经的工作一做完，就拼命研读英文侦探小说，因为内容引人入胜，所以你进步得很快。虽然你说话的时候，还带着浓重的德国音，但英文的成语和句子的运用却十分纯熟。这儿可见，只要拼命学习，任何困难问题都可以克服。
我知道你那时已经懂得法文和俄文。现在远隔了二十多年，相信你至少又多通几种语文了。
的确，专门的研究，必须多看原始的材料，及各国学者有关这一类问题的论著。你懂得那么多种语文，这种基本的训练已经使你立于不败的地位。
我知道你看书的速率极高，消化力又很强，一见新材料、新意见，便振笔直书，然后把各种标题另编一个引得。我曾按照你的办法来实行，阅读时须多费一些时间和精力，但以后参考时却非常便利。
德国的著名学者多以体大思精闻名，你也没有例外。当你一到中国，你一来就要搜集经“二十五史”的经济史料。接着，你又注意各大学者的文集。你会提供各种问题，根据这些问题去找答案。书本的资料不够，益以博采旁询，实地调查。看你的态度和精神，恨不得把所需要的资料，细大不捐地搜集起来，然后加以分析、归纳，一一找个正确的答案。
这种办法，也许有牵强附会的地方，不过有意见总比没有意见好得多。
其实，一个学人在学问上奠定相当基础，在方法上受过相当训练后，应该很大胆地提出自己的主张，然后慢慢地找材料来证明，这才算是机杼一家。不然，他就难免会人云亦云，把宝贵的头脑来储藏前人或时人的残渣剩滓，那实在不值得。
记得当代英国最著名的史学家兼哲学家汤因比教授说过：
事实是脑筋制造出来的。同时，经过选择之后，脑筋才能得到事实。你不能像在海边捡石头那样去找事实。哲学家这种方法是最初步的办法。
汤因比运用这种方法，在30年的时间里，完成他的大著《历史研究》。你也运用你的一套方法，花了20年工夫，完成你的大著《东方的专制政治制度》（Oriental Despotism）。
老实说，你这部大著，我只听见朋友提一提，自己还没有看过。但就你的才具和方法而论，我相信你的书大概能够自成一家言。
从前你在北京所认识的中国朋友，大多数仍留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少数分散于欧、美、日本、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各地。假如你有机会再到东方来逛一逛，这倒不坏。
新加坡是个新兴的国家，年来进步相当迅速。无论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这儿显然是东南亚的中心。假如你有机会东来，千万不要忘记到这儿来盘桓几天。
华盛顿大学教授史彼得博士，现在新加坡。他对于中国史的研究甚勤。他所著的《李鸿章传》不久可出版。
专此布达，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七日）
二六
××：
拙著《尼赫鲁传》出版的前夕，蒙你来信指教，并蒙惠赠尼赫鲁亲笔信一封，谢谢！谢谢！
在南洋做文化工作，好像石沉大海那样，杳无踪迹。社会不给作家学者以应有的鼓励，这事情很容易使人气馁。
在欧美，比较有分量的新书一出版，报纸杂志照例为文介绍、批评、补正。第一流的报纸，天天有书评；第一流的杂志，期期也有书评。这还不够，一年四季，它们还出了“特大号”，把书评及新书广告尽量登出。此外，社会上还有“每月新书会”的组织，很严格地选出每月最佳的读物。报纸杂志这样替读者服务，读者无形中受报纸杂志的指导，尽量选购它们所推荐的书。结果，书店的门庭如市，新书广告源源不绝地往报纸杂志上刊登，同时，因为新书畅销的关系，比较优秀的作家大可靠一枝笔杆来谋生，用不着看任何人的嘴脸了。
当代英国怪杰丘吉尔，从事政治活动六十多年，其中荣膺两任首相，好几次部长，但他从做官所得到的薪俸，远不如他做作家所得到的稿费和版税那么多。因此，现在丘翁到了84岁高龄，还可以优哉游哉地经常到地中海之滨去欣赏自然的美景，而最近还到西半球去逛了一顿，和艾森豪威尔及朝野名士恳恳深谈。
欧美太远不必说，请看当地的情形。某西报的主笔，他的收入和新加坡总督相等；总经理的薪俸兼红利，就比总督多了几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每个有才干、有魄力的人，尽可凭个性所近及环境的需要，选择一种行业，作终身努力的目标，用不着个个往做官那条窄狭的路上跑。
记得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英美的舆论界对于本国的教育制度大肆攻击。后来各著名的大学的校长一连开了几个月会议，会议的结果，大家公认苏联的教授比较英美的教授待遇高，苏联的科学技术人才，宛若美国的电影明星，能够得到最高的报酬，受了社会最大的敬重。
人往高处攀，水往低处流，科学技术人才的数量天天增加，那么特出的人才当然会照比例增加。
从前苏秦拜六国相印回来，他的嫂子给他大献殷勤，体贴到无微不至。苏秦很幽默地问嫂子说：“为什么从前那么高傲，现在又这么客气呢？”嫂子羞答答地说道：“畏季子之多金！”苏秦听了之后，不禁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人生于世，金钱其可忽乎哉？”
我不是拜金主义者。事实上，从中国的乡下打出来的人，困苦艰难的生活，早已尝惯，就是把目前的生活水准再降低一半，我也毫不在乎。
这儿我联想到一个问题，即个人和社会制度问题，而这问题又涉及印度的两位民族英雄——甘地与尼赫鲁。
甘地走的完全是中国古代的大宗教家、大学者、大诗人的路子。你瞧，屈原既放，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这无异每次绝食后，瘦得仅剩一把骨头的甘地，腰肢包了一条破布，脚上拖了一双破鞋。只因他对于国家的前途有极大的信心，所以他才能够“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绝对不会变节。
根据这种信念，他是“我行我素”地往前冲，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失败拉倒；假如成功，他将被万人景仰。
尼赫鲁走的是现代化的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企业家的路子。他不单靠个人，他还要讲究组织；他不仅从事耕耘，他还要问收获。
根据这种信念，他在监狱里，已经胸有成竹地拟定世界和平及印度建设的蓝图。换句话说，要建设新印度，必须厉行五年计划；要奠定世界和平，必须实行和平五原则，沟通两集团。这是最合逻辑的科学办法。事实上，这种办法更适合于这时代——工业化时代——的作风，而甘地所采取的办法，无疑地是旧时代——农业时代——的产物。
我的书房里仅悬挂尼赫鲁总理及蒲拉萨总统惠赠的亲自签字的照片。现在蒙你厚赐尼赫鲁的亲笔文件，这给我增光不少。他所讨论的问题，等我写尼赫鲁的《旧信一束》那篇书评的时候，当顺提一提。
专此布复。
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二七
××：
前天正忙着发稿的时间，忽然邮局退回一封信，上边载明“无法投递”字样。当时心跳得厉害，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故。我恨不得马上打电报给你，并要你立刻回电。等到我拆开信封，看看日期，这才知道那封信寄到你的住址的时候，你刚好到唐山舅舅家里去过年。
我平生懒得写信，又懒得走动，许多新交旧识，不但没有时间去信问侯，而且人家的信寄来后，老是慢慢欣赏，然后放在口袋里，带进带出，直到原信丢掉了，我的回信还没有发出。假如有些事情使我“内疚”，那么头一件应推懒写信。
真是想不到，我的懒写信的习惯，竟遗传到你，以及弟弟妹妹。你每次有信来，他们个个抢着看，可是我叫他们回信，个个又摇头，一天推一天，最后，还是由文思执笔，因为她说写就写，绝不拖延。
在中国和南洋，我有几个朋友，多是来信必复。我非常羡慕而又佩服他们。我觉得他们这种办法，才是做人的起码条件，不然，就算是失责。天呀，我不知道从哪天起，才能够履行我的应尽的责任。
话又说回来，懒写信也有懒写信的好处。例如青年男女在求偶时期，难免要互相通信，恩恩爱爱，怪亲热的。假如双方一拍即合，那是最好不过；万一中途变卦，那么以前所写的信件无形中变成笑柄。
同样的，搞政治工作的同志，有时也会互相通信，讨论各种重要问题。在共同的信仰与共同的主张下，大家兴高采烈的发表各种意见和资料，可是万一有一方面改变主张，更换立场，那么以前的信件，就给人家拿来作攻击的证据。我们只看各国的政治斗争史，便知这些事情并非罕见。
原来人类是理智的动物，又是感情的动物。理智只问是非，感情却重爱憎。当一个人的理智被感情控制的时候，是非分别不清，爱憎变本加厉。“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当然是极愚蠢的事情。
韩非子的确是个聪明人。他那篇著名的《说难》，就是很正确地分析说话的不容易。同样一句话，这个人说了得到重赏，那个人说了受了怀疑。同样一种行为，从前得到信任，后来又被处罚。这没有别的理由，这完全是爱憎的心理作祟。
在过去，我曾见过许多人，满腹经纶，但是，一到社会上做事情的时候，便到处碰钉。姑定他能够因缘时会，找到一官半职，他老是跟人家格格不入，结果，许多事情都办不通。
我曾研究那些人失败的原因，不是自负太高，恃才傲物；便是一意孤行，不通人情。须知事情是人干出来的。假如一个人完全不通达人情，不细心考察对方的爱憎的心理，滥用权威，乱发脾气，结果，是自讨没趣。
要充分了解人情，除细心察言观色外，便是多看书报。
一般宗教家哲学家，多是板起脸孔，背诵教条。这些东西，许多人都不大看得入眼，听得入耳。事实上，这些东西也太过干燥无味。要引人入胜，而且能够体贴入微的，必须多看下列三种书：（一）历史、（二）传记、（三）小说。
中国的史籍有个特色，就是它们以“列传”做中心。虽然格式太过呆板，但有时也穿插一些渗透人情的故事，尤其《史记》，里边的《项羽本纪》、《游侠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都是怪有趣味的。
正史的列传，每篇至多不过几千字，真正的长篇传记，可说是绝无仅有。算起来，还是梁任公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写得有声有色。在西洋，传记非常发达，不但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有人替他们写长篇传记，连商人、实业家也有人替他写长篇传记了。
其次，中国的几部著名的旧小说，思想上比较落伍，结构上比较松懈，但是，在描写人物的性格上，它们却有很大的本领。假如你阅读的时候，很认真地注意它们的主人翁的对话和动作，便知一言一动，都有一定的反应，然后归纳为几点原则，作待人接物的指标。
据我知道，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领袖，多数都得力于《史记》、《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等书。假如你在专门研究生物化学的余暇，把这四部书拿来细心研读，简练以为揣摩，将来是受用不浅。
有空望即来信，此问
近好！
子云（一九五九年六月三日）
二八
××：
6月3日的信，延迟到8日才发出，当晚就接到你的信，里边有三个不同的日期，细看之后，这才知道前后写了一个月，想不到你怎么也会忙碌到这地步。
其实，你这种忙里偷闲的写信办法，我并不反对。以后就按照这办法，有空的时候，写了一两段，到了月底或月初，就封好寄回，也未尝不可。
过去两个月间，新加坡举行第一次民选政府选举。150万市民，有投票权的达60万人。竞选前，各党派提出候选人，除三四政党有党纲、有组织外，其余十几个政党，都是没有党纲、没有组织。另外还有35人，以独立人士的资格去参加。选举的结果，人民行动党得到压倒多数的席位，成为执政党，其余各党各派的八席联合起来作反对党。
这次新加坡的选举，让大家第一次看到竞选的大场面。自立法会议解散到投票那一天止，中间还空了五星期。在那阶段里，各政党展开热烈的宣传战。每天中午和晚上，到处的广场上都有人演讲。就在竞选期中，各党的成败已经露出端倪。
先说独立人士罢。这35位中也有不少翻过筋斗，见过世面的人，只因他们是毫无组织，没有群众，所以每次举行群众大会的时候，多是自拉自唱，听众寥寥可数。失败不必说，姑定胜利，他们也没有组阁的希望。
那些竞选失利的三四政党，平时对于组织和宣传也是漠不关心。到了竞选的前夕，才临时招兵买马，到处找人，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很难请得到，所提出来的候选者，多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难怪每次举行群众大会的时候，听众一点也不踊跃。
另一方面，这次得到大胜利的人民行动党，他的一二十名核心人物，多是有理想、有才干、有操守的人。其中有的是学者、作家，有的是律师、医生，有的是企业家、会计师。当他们还是个在野党的时候，他们早已拟定建国纲领、经济计划，所以在竞选时期，个个候选人能够掉三寸不烂之舌，发挥言论，切中时弊。每次举行群众大会的时候，听众很多，所以一般敏锐的观察家早就知道，行动党处在必胜的地位。
原来街头巷尾的群众大会，最能够测验民意的倾向，这办法早在希腊时代已经实行。
希腊时代有个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主张国家应该由知识分子来统治。他最重视街头演讲。他的办法是，先集中少数朋友，提出不易解决的问题，例如“真小人是否好过伪君子”。他提出问题后，自己假装十分愚蠢，不懂得怎样答复，然后让听众尽量发表意见。接着，他便分析大家的意见，并且举出类似的例子来考验这些意见。经过一再讨论后，才达到普遍性的定义或问题的核心，而这种辩论的方法，现在通称为“苏格拉底的方法”。
你知道，我是最爱到茶楼和咖啡店的人。在茶楼和咖啡店里，我可以考察各阶层的民众的心声。我知道他们的好恶爱憎的心理，我也了解他们的是非曲直的判断。这些街谈巷议，有时很能够代表民意。过去我写当地问题的评论，很得力于他们所提供的意见，虽然关于国际问题，他们的见识有限，非多看书报，尤其是权威的定期刊物，不易作正确的判断。
回头再谈到这次选举。自行动党执政后，它的九名阁员，都是广孚众望的人物，所以各国的舆论多另眼相看，甚至比较保守的伦敦《泰晤士报》，它的社论也认为在知识水准上，新加坡的新内阁可以和东南亚任何国家相抗衡。
政党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的信仰上。假如人民对某政党有信仰，它将无往而不利；相反的，人民对它没有信仰，它将无往而不败。
政治好像拔河戏，它完全是力量的比赛。所谓力量，包括下列几种：（一）领导阶层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人格，使人心悦诚服；（二）中级干部的不同名利，埋头苦干；（三）广大的民众的热烈支持。这三个要素是互为因果，而且缺一不可。
我一向不问政治。最近因当地的竞选引起我的兴趣，所以略述所感，给你作参考。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六月十日端午节）
二九
××：
去年五月拙著《海滨寄简》出版后，蒙你来信奖励，盛情可感！
我老早就想写信向你道谢，可是一天推一天，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了一年。如今，在我准备将新著两种——《尼赫鲁传》及《名山胜水》——寄给你之前，我应该先给你一封信。
年来我常在报纸副刊上读到你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你的散文像一泓春水那样，晶莹雅洁，绝无拖泥带水的毛病。小说总有一两段可爱的情节，使人读了不忍释手。希望你照这条路子走下去，期之以年，自有很大的收获。
我常觉得，一个人在学术或艺术上的成功，聪明和努力算一半，模范和训练又算一半。假如一个人能够“取法乎上”，找个最好的模范，受了严格的训练，那么他已经有个很切实的底子。假如再加个人的天分的高明，辛勤的劳动，那么他就立于不败之地。
韩文公之所以能够“文起八代之衰”，主要的是由于他自己早就有坚定不拔的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读”。假如韩文公是胸无所主，把什么书抓来乱读一场，那么他的满肚子恐怕只储藏古人的一些残渣剩滓，很难发生净化的作用。
苏东坡应该算是聪明绝顶的人。他在古文、诗、词、书法上，都有辉煌的成绩表现。除天赋的聪明外，他还具备过人的努力。他每天读书读到深夜，天天这样，乐此不疲。另一方面，每部门学问，他都严格地师法古人，尤其得力于庄子、孟子、班固、陶渊明。他是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接受前人的丰富的遗产，然后加以发扬光大。结果，他所发表出来的，是机杼一家的作品，绝无抄袭模仿的痕迹。成就如东坡，真正可以说是懂得读书的乐趣。他做了主人翁。古人的典范，仅供他参考；周遭的环境，仅供他驱使。他写的《超然台记》、《赤壁赋》、《念奴娇》、《水调歌头》，的确是千古杰作。只要中文一天存在，他的代表作总有人百读不厌。
自“五四运动”以来，转眼之间，已经过了40年，在这期间，成就较大的是散文，表现较差的是新诗。
三十年前，我也学写新诗，可是我的老师给我的评语是：“分行写的散文。”此后，我吓得不敢再尝试了。就一般情形来看，一般写新诗的人，不是因袭中国旧诗的音节、脚韵；便是采取西洋诗的格律、思想。把二者融会贯通，造成独特的风格的新诗，到如今，还不可多得。我认为诗和歌唱是分不开的。读过中国旧书的人，起码可以毫不费力地背诵几百首以上的旧诗。请问，截到现在止，有多少新诗能够使人一看便像烙铁一样，很深刻地印入读者的心灵，同时，又能够使人继续不断地反复诵读？
散文则不然。散文是根深器厚，源远流长。远在“五四运动”前两千年，已经有标准的散文存在，尤其是《水浒》、《红楼梦》两书，它们正是“不废江河万古流”。不但在中外的小说史上，它们应该占了最崇高的地位，而且就文论文，它们早已做到雅俗共赏，老幼感宜的境地。
40年了。中国的一般优秀的散文家，多数都逃不了《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的影响。受影响较深的人，成就也是较大。相反的，单纯从外国的小说和散文入手的人，他们也许在结构和思想上能够独立蹊径，但是，那些过分欧化的文章，一句长达几十字，读到下半句，已经使人忘记上半句。因此，它们的作用也等于零。
另一方面，那些半文不白的改组派的文字，尤其周作人先生的文章，使人看了非常不舒服。我的朋友中有几位非常赞赏周作人先生的作品，但我却不敢苟同。周先生初期所写的东西，如《自己的园地》，还有几篇读得下，后来越写越枯燥晦涩。那些文章，站在考据家的立场，似乎是挂一漏万，太过肤浅；站在散文家的立场，又好像是太过矫揉造作，不够净化。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看法，不知道高见如何？得暇乞见示。
的确，“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们随便品评文章，说起来头头是道，不过真正动笔写作，恐怕又是眼高手低，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容易。
12年没有到过香港，想它的风貌早已改变。得暇请到般含道基督教坟场去探先室的坟墓，存殁均感！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七日）
三〇
××：
今天中午，正要出门的时候，大雨倾盆而下。我从大门到车上，前后跑了两趟，半截裤子都给雨淋湿了。车外的雨越来越大，车开得非常慢；再过半个钟头，云消雨霁，和煦的阳光，晒得人怪舒服。这时，我后悔刚才太急性，不懂得多忍耐半个钟头，在家里多享受些清福。
由中国的大家庭出身的人，谁都知道“忍”字的可贵。在大家庭里，几个兄弟的妯娌从各阶层的社会而来，大家的经验各异，生活习惯不同。在那种情形下，许多看不顺眼、听不顺耳的事情，除忍气吞声外，实在毫无办法。
为着顾全大体，一般构成分子都要忍受一点闲气，不能随便使性子，说什么就什么。长期的涵养使人学到这么一种“忍让”的工夫。
苏东坡写《留侯论》，开头便说：天下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者，乃能为人之所不能为。这两句话实在很有意思。事实上，古今中外的成功者，无论事业或学问，主要的是得力于一个“忍”字。
和“忍”字同一意义，不过看起来只有积极的作用，而没有消极的作用的一个字，就是“耐”字。因为我爱看《水浒》，所以爱屋及乌，自然而然地喜欢它的作者施耐庵。我觉得“耐庵”这两个字非常够味儿。假如老施没有先用这么一个名字，我一定毫不客气地用它来给自己命名。
本来名者实之宾，实至名归。与其名为“耐庵”，其实一点也不够忍耐，不如先加紧做忍耐的工夫，等到涵养到家，就是用什么字眼来命名，也是无关重要。
才华盖世的李太白，他十分深刻地指出“自古圣贤皆寂寞”。的确，假如一个人希望得到高度的成就，那么他必须经过寂寞的阶段。颜子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就是颜子的过人的地方。范仲淹能够在从政的余暇，写出《岳阳楼记》那种意境高超、结构严密、声调铿锵的大块文章，因为他曾有一度过着穷愁潦倒的生活，每天仅靠半冷不熟的米汤过日子。当代叱咜风云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他的几部大著，都是在监狱里完成的。
谁也知道，监狱是再寂寞不过的。有一度，尼赫鲁夫妻两人，分别被拘留于两个监狱，仅靠一个十几岁的爱女英德拉按期传达消息。又有一度，他怕家人麻烦，一连好几个月见不到亲人。普通人处在他的地位，只好整天咒骂这个，埋怨那个，自暴自弃，大发牢骚。尼赫鲁明白自己的处境，他知道咒骂无益，发牢骚也是多余，不如充分利用那种闲暇来充实学问。到了每一问题研究到一个段落的时候，便不假思索地信笔写下来。从努力工作里得到真正的乐趣，这比较到花天酒地去寻开心，实在强胜万倍。
一般说来，同党的人恭维你，一点也不奇怪；最值得惊奇的，就是你的成就须达到这地步，连你的敌人也不能不佩服你到五体投地。
卡尔·马克思可以说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人物，他的不朽的名著已经使赞成者和反对者予以最高的评价。翻开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社会思想史，他所占的篇幅比较其他思想家多得多，他所发生的影响也远非其他思想家所能望其项背。但是，你须知道，当卡尔在伦敦博物院图书馆里埋头苦干的时候，他不但要忍得住长期的寂寞，而且须熬过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生活。
据马克思的太太写给朋友的一封信说：
因为我们没法子马上偿还这笔款（按：欠屋租5磅），所以两位经纪便闯进我们的屋子，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铺盖、衣服、各种东西，以及婴儿的摇篮、小女孩的玩具——都拿去，弄得小孩们痛哭一场。他们以威胁的态度，扬言在两个钟头里，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假如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只好躺在地板上，让冰冻的孩子们靠在我的身边，让我的胸部酸痛。……
真是祸不单行。当他们的朋友赶紧想法替他们奔走的时候，他坐上一辆马车，不料马仰人翻，结果，这位朋友血淋淋地空手回来。大家相对无言，静待屋主来大发雷霆。
寂寞是难当的。饥寒痛苦也不容易忍受的。但是，假如你要活得更有意义，假如你想在学术上艺术上有高度的成就，还是从“忍耐”二字着手罢。
此问
近好！
子云（一九五九年六月廿一日）
三一
××：
昨天接到6月26日的信，知道近况清胜，至以为慰！
伦敦是我旧游之地，可惜当时因时间关系，不能久事逗留，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儿真是不错。我现在准备再缩紧腰带，储蓄一些旅费，希望三年之后，到那儿去从头学起。
我常觉得，英国人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处理国家大事和国际问题上，是个万应药。
一般说来，英国人是保守的，同时，又是进步的。保守和进步的折衷，就是道地的“进化”。所谓“进化”，是留其所应留，去其所应去，剩下的是一脉相承的精华。
自伊丽莎白女皇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起，三百年来，英国的势力一直在进展中。一般英国人，最爱用激昂的语调，说出“大英帝国”（British Empire）这个名词。牛津大学曾出版一厚本以“大英帝国”为书名的专著。
到了战后，亚非的殖民地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每个殖民地的志士所反对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英国人眼看“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殖民地制度已经没有存在的可能，所以咬紧牙龈，纷纷让各处的殖民地独立或自治。
须知殖民地和帝国主义是有联带关系的。殖民地既然不存在，帝国的系统就应该自动解体。因此，自战后以来，“大英帝国”这个名词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代之而起的是“英共和联合邦”（British Commonwealth），把从前的“自治领”（Dominions），“殖民地”（Colonies）一古脑儿包括进来做会员，英国还是个老大哥。这种顺天理、识时务的改革，使英国的威望、地位、实力不至有什么大损失，这不能不归功于主持大计者的学识的渊博，经验的丰富。
英国自有国会以来，就采取两党互相“制裁和平衡”（Check and Balance）的办法。起初，这两党的名字，叫做托利党（Tory）和辉格党（Whig），后来又改为保守党（Conservaives）和自由党（Liberals）。自1917年苏联的大革命后，英国的一班有识之士，深知自由主义已经没落。在内心里，英国是痛恨共产主义；在整个世界思潮上，英国又不能否定共产制度的存在。权衡轻重，它要在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产生一个新政党，这就是工党。
1929年麦唐纳的工党内阁，不过是牛刀小试。1945年的艾德礼的工党内阁，才是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采取不流血革命的方式，实行民主的社会主义政策。1949年，保守党卷土重来，但工党政府所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仍被重视。到如今，英国的一般平民能够享受战前梦想不到的安定的生活。
在国际问题上，英国对于一切新兴势力的抬头，当然要采取连根带蒂地拔起来的手段。但是，当新兴的势力已经造成“既成事实”之后，它不但不反对，而且会首先承认。非难英国的人，说它是老奸巨猾；赞成英国的人，却说它洞识时务。
本来军事、政治、经济，是最现实不过的东西。在战场里，你死我活，一点也不客气；在政坛上，兴者为王，败者为寇，一点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在商场上，得意的是面团团作富家翁，失败的只好宣告破产，埋名匿姓地跑到异乡去做浪人了。
因为英国面对现实，一点也不幻想，所以它在西方集团中，成为最能够了解东方集团的一个国家。它不但从来不闭着眼睛乱喊乱叫，相反，它要时时刻刻地注意时局的发展。凡是“既成事实”，它一定首先承认它，虽然心里高兴或痛恨，那另是一回事。
平心而论，人究竟是有理智而又有感情的动物。理智辨别利害，感情重视爱憎，把感情和理智保持到平衡的地步，实在不大容易。
这需要高度的常识和丰富的经验。光钻牛角尖的专家，他们的手忙脚乱的作风，是往往不知通变。他们只重感情，不重视理智；只懂得一意孤行，不知道迎头赶上。到头来，既成事实，不容你否定，你还是乖乖地要跟人家的尾巴跑。
你今后要在英国工作相当时期，希望你从这方面细心考察，充分采取他们的特长，补救我们的缺陷。
此祝
健康！
子云（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
三二
××：
昨天T先生夫妇来谈。蒙T先生的盛意，替我们一家人照相，在极短的时间内。一连照了二三十张。T先生是我的老同学，对于摄影的技术已经有三十多年的经验。他曾著《摄影入门》一书，内行人对他的评价很高。
记得几年前，美国最著名的一家画报的摄影记者到报馆来给编辑部同仁拍照。在极短的时间内，一连照了四五十张。他从各种角度来取景，等到洗出来之后，才把最满意的几张选出来问世，其余的都是弃而不用。
从那次的经验，我得了一次教训。
我曾把这事情告诉一个富翁。这位富翁是个纨袴子弟，对于饮食很考究。据说，当他全盛时期，他家里设宴会，光是鲜鱼一味，他照例要厨子预备三条鱼，太老的不要，太生的也不要，只把烹调恰到好处的一条鱼，端出来请客。这是小事，但其中却有大道理。
根据达尔文的学说，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彼此互相竞争，其中只有最适合一切条件的东西，才能够生存。用严几道先生的标准的文言来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儿须注意“天择”二字，它是指自然的淘汰，人为的选择。在“淘汰”和“选择”的时候，造物的主宰一点也不客气，谁不能适合它所要求的条件，谁就要被滚蛋。
为着避免自然的淘汰，适应人为的选择，我们更要加强警惕。对于任何事情，须步步提防，不要造成笑柄，给人家作谈话的资料。
记得1933年的暑假，我和大妈同时研读“四史”，83天的工夫，把“四史”一字不漏地读完。当大妈读到《汉书》的时候，她把里边一段警句抄下来送我。
“汝大器，当晚成，良工不示人以璞。”这几句话很有意思。
你现在喜欢买书，同时，又爱好写文章，这是个良好的开端。
但是，据我多年的经验，书应该多买，不过看书须加以严格的选择。老实说，书是看不完的。慢说庞大的图书馆的书看不完，就是我们家里所藏的书，起码也要二三十年工夫，才可以看个梗概。因此，“选择”二字，你须牢牢地记住，并且要严格实行。不然，漫无系统地抓着书就看，这等于滥交朋友一样，到头来，是白费精力。
韩愈和柳宗元，算是古文大家，他们所服膺的名著，不过十二三种。怪杰金圣叹，他把自己所爱好的名著，标为“才子书”，终他的一生，不过评点了六种。曾国藩的规模较大，他既擅长文辞，又关心学问，他所选的古代圣哲，也不过32人。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他常用的名著，不过60种。大学者、大文豪如此，我们普通人更不用说了。
在海禁未开以前，中国的文人学士，一辈子仅做文字的功夫。范围虽那么窄狭，但很少人能够兼通数艺。除苏东坡外，一般长于散文的人，便短于韵文；雄于诗歌的人，便弱于论著。韩愈的诗篇味同嚼蜡，杜甫的散文极少传世。才难，才难，成大才实在不容易！
你现在学习写作和翻译，这对你将来的表现方面，当然有很大的裨益。我固然赞成青年人多看、多写、多修改，但我却不主张他们多发表。在你未发表之前，你应该很虚心地请教良师益友，请他们多多指正，经过一改、再改、三改之后，你的作品才会达到纯熟的地步。
谈到纯熟，这完全是艺术和学术最高的境界。这不是急就章，这更不是现蒸现卖，这需要长期的孕育。像母亲怀孕一样，从胚胎到成形、需要十个月工夫。到了胎儿成形后，喷薄而出，多么有趣！
一般说来，新闻记者的笔下多数比较流畅，可惜因时间关系，许多事情在他们没有作细心研究之前，便一知半解地发表出来。另一方面，专家学者比较慎重，由一种材料牵引到几种至几十种材料，由一个问题连带到许多问题。谈起来，头头是道；写起来，却支离破碎，杂乱无章。
新闻记者的病症是“小产”，专家学者的症候是“难产”。前者很容易流于肤浅，后者很容易患着晦涩。要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这需要长期不断的努力，短期内是没有多大希望的。
容再谈，祝你
及时努力！
子云（一九五九年七月六日）
三三
××：
据说你最近已经离开校长的岗位，另图发展，我听了之后，心里表示无限的同情。
在人生的过程中，有时更换职业的岗位，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政治舞台上的人物不必说，他们有时坐监挨打，有时却紧握整个国家的大权，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计划来实施。前后的地位和际遇，相去霄壤。至于我们普通市民，有时在这机构做事，有时在那公司服务，“瘫子掉在井里，捞起也是坐”。按时办公，按时告退，用血汗和劳力去换回升斗的米粮，然后拿升斗的米粮来养活一家大小，前后相差的幅度，并不会太大。
在政治没有上轨道的国家里，个人有幕府，机关没有专家。社会上比较活跃的红人，他们兜得转、吃得开，家里经常培养了一些清客。到了机会来临，扶摇直上，他们做了大头目。为培植亲信起见，机要秘书、财政、总务这三项工作，非亲信不行。到了转移阵地的时候，这些亲信，必须跟他们同时辞职，静待机会，有饭大家吃，有祸大家当。等到第二次机会来临，那些亲信便跟着做新机构的机要秘书、财政总务。
在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政党有组织，机关有专家。机关是永久性的，政党是暂时性的。政党领袖可以上台，也可以下台，但机关是永久存在。政党的领袖负责制定国家政策，机关的专家负责办理例行公务，政策变动的幅度很大，例行公务变动的幅度极小。在这种环境下，有志趣、有抱负的人，大可组织或参加政党；爱安居、爱乐业的人，大可终身做公务员，虽然有时公务员可以退出文官的职务，加入政党；党员也可退出政党的关系，正式申请为公务员。
就报业而论，自文人论政的时代消逝后，社会上现有的报纸，主要的可分为两大门类：一、政党的报纸，二、商业的报纸。政党的报纸，有坚定的政纲，显明的立场，题目没有出来，文章的内容已经可以猜出十之八九。它们以利害来决定是非，以爱憎来分别友敌，旗帜分明，斩钉截铁，中间没有周旋的余地。
商业的报纸则不然。它们是站在政府和人民之间。人民的迫切的要求不能不顾，政府的既定的政策不能不尊重。在风平浪静的日子，它们大可不慌不忙地说些风凉话，提出建设性的批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了双方的对立尖锐化的时候，它们将面临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困境，稍微不小心，便有没顶的危险。
还有一层，政党的报纸，绝对不怕亏本。在野的时代，党报有党员自动捐助；到了在朝的时期，党报可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成为全国最有力的报纸，地位远在任何报纸之上，连纯粹政府的报纸也没法子跟它比拟。苏联的《真理报》（党报）和《消息报》（政府报）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商业的报纸则不然，它的老板是：一、万千的读者；二、全体的工作人员；三、拥有雄厚股票的资本家。读者越拥护，销路和广告将越增加，报纸的经济的来源将越见稳定。全体工作人员如肯努力，新闻将达到迅速翔实的地步，将成为最公允最有力的舆论权威。最后，资本家如比较开明，不希望把所有利润归于私囊，而准备拿一部分利润来作全体职员的福利，或者资助学校和医院，这将得到社会更大的同情。
回头再谈到离开岗位的问题。在旧时代里，那些思想落伍的人，以为自己一离开岗位，最好把原有的机构搅得一塌糊涂，连寸草片钉也不留，使接任者摸不着头绪。在新时代里，无论高级或低级的职员一离开岗位，其他人员，好像战场上的队伍一样，马上可以补充，而不至脱节，东洋人早就学到这一点，我们也应该做得到。
其实，中国的传统的美德，真是值得我们重视。中国的机关请人做事的时候，措辞上要用“屈就”，辞退人家的时候，又用“另有高就”；自己上台的时候，很谦恭地说“绠短汲深，深虞陨越”；到了卷铺盖的前夜，又很谦恭地请原有的机构去“另选贤能”。雇主和雇员，双方客客气气，用不着翻脸，这是多么有趣！
须知中国人最注意面子问题。凡事给人家留些面子，不要拉破人家的面子，那么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得通。你是聪明人，而且阅世很深，我的一点愚见，想你大概会赞同。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三日夜）
三四
××：
昨天你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黄色？反黄运动是否反对一切文艺和音乐涉及两性之间的事情？
这两个问题提得很合时。相信目前闷在胸里的，不止你一个人。现在就我所知，提出来和你讨论。
《大英百科全书》，关于黄色问题，并未见片言只字。较大的英文字典，仅说黄色刊物就是指“刺激性的”（sensational）的报道。这儿“刺激性的”一辞最关重要，因为它的目的在于煽动感情，把读者“从正路导入邪途”（perversive）。
在严守法律秩序的社会里“颠覆活动”（subversive）是不容于政府；同样的，在爱好健康文娱的社会里，“从正路导入邪途”的活动也得不到人民的谅解。前者是扰乱社会秩序，后者是伤风败俗；前者是显而易见的急性病，后者是贻害无穷的慢性病。二者都是要不得的。
《圣经》里所说的亚当夏娃的故事，就算是神话罢，不过这种神话制造得很近情近理。须知历史是人创造的。在创造的过程中，男男女女都应该尽他们的本分，不然，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功。
谁也知道，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在社会活动里，男女关系也占着极重要的部分。翻开著名的小说、戏剧、诗歌，差不多没有一部不涉及男女之间的悲欢离合的事情。
中国的《诗经》，分为“风”、“雅”、“颂”。其中“风”这部分，是采集各国的民歌。《周南》第一首“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分明是描写青年男女在求爱期间，想得发疯，整夜失眠，非吃安眠药，是毫无办法。本来恋爱是人生常事，可是后来的注释家，板着道学先生的脸孔，硬要作不同的解释，不说还可以，越说越糊涂。
又如《卫风》第三首《硕人》第二节：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这分明是作者运用艺术的手腕，描写健康美的女性。读者只觉得它的美，不会有非分的思想。
又如陶渊明的《闲情赋》，里边所表示的十愿，说得体贴入微，表示升华的爱情，读者只觉得作者的创造力的高明，不会谴责他有什么黄色思想。
简单说一句，高尚的文艺所描写的爱情的故事，是和孔子所提出的标准“乐而不淫”，不谋而合。
另一方面，黄色的刊物，主要的以挑拨性感为能事。为着挑拨性感，它不惜尽量暴露、暗示、诱惑，使读者慢慢误入歧途。起初，天真无邪的读者，为着好奇心，想尝试一下，等到成了瘾后，非刺激的东西就看不下了。
俗语说：“学坏三天，学好三年。”天真无邪的读者，受黄色刊物的引导，很快会忘记他做人的使命，于是花天酒地，尽情纵欲。须知欲海是无底的，但精神是有限的，金钱也有限的。以有限的精神和金钱去追求无限的物欲，势必像泥牛入海，无影无踪，将来得不到什么好结果。
本来物质和精神，灵魂和肉体是分不开的，问题在于怎样提高精神的享受，避免物质的追求；注意灵魂的爱护，避免肉体的放纵。事实上，物质和肉感，老是张开海口，怎样也填不满的。
还有一层，黄色和反黄的一个巨大分别，在于动机。在学校的游艺会里，在民众俱乐部的交际场中，假如你的目的在于联络感情，交换知识，这是再好不过。相反的，假如你想在大庭广众中实行混水摸鱼，那就会受到社会的责罚和制裁了。
自新政府成立以来，它已经吊销了31家黄色刊物的执照，免得一般读者受它们的熏染，这种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大家都表示同情。
问题在这儿，黄色刊物被禁止后，我们应该拿出思想正确，内容丰富的作品来，让读者共同欣赏。不然，他们将是饥不择食，抓着什么东西就看，结果，将使反黄运动得不到它应得的效果。
你还年轻，为着社会的前途，为着个人的造诣，你应该多看第一流的文艺作品，多听著名的古典音乐和朴素的民歌。因为这些东西是通过艺术的手法的净化，姑定它们也谈爱情，但我相信它们没有反作用。
此问
近好！
子云（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三五
××：
接7月25日手书，蒙你很坦白的提出职业的选择的问题跟我讨论，谢谢！
万事莫如吃饭难。芸芸众生，一天忙到晚，还不是为着一口饭？除极少数幸运儿，于谋生之余，还有相当的闲暇、精力、心情，让他们作精神上的活动，普通人一离开校门，很少有那种闲暇、精力、心情，作进一步的发展了。
首先让我分别职业和事业的关系。
为着谋生，谁都要找一分职业（occupation），但极少人有什么事业（career）。职业多数是适应社会的需要，事业却凭个人的兴趣。
世间最快乐的人，就是把事业和职业打成一片的人。例如革命家、宗教家、著作家、艺术家，他们的生命寄托于他们的事业，同时，他们的事业等于他们的职业。当他们的事业没有被人认识之前，他们须吃尽苦头，坐监、挨打、挨饿，等于家常便饭。到了革命成功，或者他们的伟大的杰作被世人赏识的时候，无论远近亲疏的人，都以一见为荣。我们不要羡慕他们成功后的享受，我们须同情他们当初的埋头苦干的牺牲精神。反正世间的快乐和痛苦是相对的，快乐几分，痛苦也几分。他们既然愿意付出极大的代价，后来应该会得到相当的成果。
其次，把大部分的时间去做职业，把剩下的闲暇来搞“业余的兴趣”（hobbies）。这种人永远不必冒着什么风险，他们不至坐监、挨打、挨饿，他们可长享家庭的清福。在旧时代里，他们可做绅士或者荣封各种衔头，让一般俗人羡慕。他们的成功固然有限，失败也不至太厉害。
再次，把全副时间、精神投到职业上去，所得的代价，仅是一口饭。为着一口饭，除要献出吃奶的力量外，还要奉承上司，连络同事，稍微不小心，饭碗就要跳舞。假如你对他们谈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这无异讥讽，并不是同情。
就我们这班朋友而论，大家的兴趣都接近于文化教育，对于做生意毫无门路。最理想的职业是研究员，一面生活无忧，一面天天可以进修，到了相当时候，还可以拿出成绩，跟世人见面。不过这种机会，英美较多，南洋根本找不到。许多富翁家里办喜事，一来就大张筵席，几天的开销，总够我们过活几年。可惜我和他们没有交情，不然，我真想向他们开口，请他们把筵席的费用节省下来，给我们一般喜欢读书的朋友做研究费，期之三五年，总有比较切实的成绩，贡献给社会。
我们虽不敢说南洋是遍地黄金，但我们敢说这儿的中上家庭的浪费实在惊人。假如他们稍微重视文化教育，把那笔浪费的钱节省下来资助文化教育界的志士，相信这儿的文化教育水准，至少可以提高百分之一百。
C先生本来有职业，可惜他那种职业和他的兴趣不大相近，这是个遗憾。
个人的兴趣和环境的需要，时常会发生冲突。当你面临抉择的时候，你便要动脑筋。干呢，还是不干呢？干下去，心里实在不甘愿；不干呢，马上有失业的危险。假如你是个单身汉，问题比较简单，一个人到处可以找到安身的地方，不过家庭的负累，有时会使人志馁了。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论，我自小对钱不感兴趣，当我小学毕业后，我无力升学，宁愿在家跟老师学习古文辞，不愿到我的舅父的公司去做学徒。当我中学毕业后，我宁愿向朋友借钱去升学，不愿接受英国校长的推荐，去做邮政或海关。当我大学毕业后，我宁愿节食缩衣，到北京图书馆和政治学会图书馆去研读，不愿轻易接受不称心的职务。好在我的先室和继室对我的读书的兴趣，只有鼓励，绝不摧残，所以在颠沛流离之中，仍能够享受读书的乐趣。
最后，谈到你个人的职业问题。你说，报载某文化机关拟聘用几位职员，所以你想去尝试。据我知道，该文化机关仅用男性，不再用女性，理由怎样，我可不知道。反正在这重男轻女的社会，女性恐怕到处要吃亏，直到女权天天提高，跟男性争到同样的地位而后止。
我本来想给你打一个电话，但我恐怕电话讲不清楚，结果，才动笔写这封信。不过这封信仅表示我个人的意见，可供你参考，对于你亟待解决的问题，丝毫没有帮助，说了等于没说。死罪！死罪！
专此布复，顺问
学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日）
三六
××：
日前X先生来谈，说你在学校的表现很不错。在集体生活中，凡是你能够做到的事情，你总是以埋头苦干的精神，负起重任。从早晨到晚上，你可以毫无休息地一直干下去。同学们看你这一股干劲，他们也不敢落后，于是在劳动的竞赛的气氛下，美术展览会的工作能够顺利地做得成功。
当我听到人家恭维你的时候，我是喜惧参半。喜的是在家里比懒惰猫还懒惰的你，一到学校，居然会干得这么起劲，害则居先，利则居后，这种精神实在是值得推许。惧的是你太过任性，凡事只求痛快，只选高兴的事情去做，一点委屈也受不了。看你的样子，大有一言不合，便要拂袖而去之概。
其实，人生的过程，并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生活有时是波澜起伏，有时是迂回曲折；有时是止水无波，有时是奔腾澎湃。真正有本事的人，就是要怎样适应环境，同时，又不要给环境压倒。这句话，说来颇爽快，干起来却大伤脑筋呢。
想当初华人到海外谋生，赤手空拳，既没有政治的背景，又没有特殊的技术，他们之所以能够站得住，完全是靠适应的能力。
其实，任何生物的生存，全靠适应的能力，不然，就没法子活下去。你瞧，我们家里的木瓜树，本来是枝叶茂密，欣欣向荣，可是一经移植，它便枯萎脱叶，再过几天，就死了。在同一花园里，天时和地利，完全相同，只因移植的时候，也许会伤到它的根，同时，因为水分太多或太少，所以它就活不下去。
记得少年时代，故乡的父老时常告诉我说，某某先生到了福州或上海，因为水土不服，结果，客死他乡。在同一国度里，移居还这么困难，从中国各地跑到南洋各城市和乡村来谋生的华人，他们所遭遇的切身的痛苦，不问可知。
中国是个名教的国家，一般人对于“正名”的工作非常重视，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名堂错误，事情会办得一塌糊涂。可是华人南来后，为着求生存，他们不能不委曲求全。在主观方面，“呼我为马者，应之为马；呼我为牛者，应之为牛。”这并不是示弱，这是适应环境的一个办法。在客观方面，人家需要我们怎样称呼，我们就怎样称呼。前一个例子，是南洋大学必需用“有限公司”的名义去注册，不然，初期就没法子创办；后一个例子，是现在已成历史陈迹的“华民政务署”，通称“大人衙”，这机关的重要职员，普通市民一律称之为“大人”。多聪明！
你喜欢辩论，一句也不肯让人家，这事情我不赞成。
这也许是个性关系罢，和我谈得来的朋友，我就多说两句；谈不拢的人，就少说两句，或者干脆借故走开，免得多费唇舌。
话又说回来，假如你将来要参加立法会议的竞选，或者有机会中选为立法议员，那么你大可掉三寸不烂之舌，尽量发挥你的高见。不然，还是三缄其口，少说为妙。
但是，我又不希望你做个应声虫，凡事唯唯否否，不表示意见。相反的，我希望你对于你所参加讨论的问题，先有充分的准备，把来龙去脉，研究得一清二楚，尤其理论的根据，历史的背景，须很有把握。这样一来，理直气壮，说起话来，自然是振振有辞。
最后，我要谈一谈态度问题。有些人的论据很充分，常识很丰富，判断也很公正，只因盛气凌人，瞧不起人家，结果，引起对方的极大反感，甚至逼得对方要联络党羽，群起而攻之。到了那时，他只好自认晦气，宣告失败。
据我多年的观察，“棉里藏针”的办法，最能够适应环境。针是南针，或固定的方针。但是，有时环境不够理想，非采取迂回的战略，永远达不到目的。在这当儿，假如你懂得运用棉花的手段，毫无阻碍地配合当时当地的环境，事情一定办得通。不然，柄凿不相入，冰炭不相投，自己惹了一身麻烦，而真正的目的却不能实现，这岂不是冤枉？
热诚是好的，任性是坏的。最稳健的方法，就是你应该严守固定的目标，然后运用一切正当的手段去实现你的目标。甘地和尼赫鲁走的是这条康庄大道，望你努力尝试。
此问
近好！
子云（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
三七
××：
西贡的朋友来信说，去年的生意很兴隆，发了一笔财，数目达30万元。从我们这班安贫乐道的朋友们看来，漫说三十万元不会打动我们的心，就是三百万元，三千万元，也不过如此。
我并不是说风凉话，我是说发财必须有机缘，空想无益。假如空想会发生效力，那么我一定马上停止一切工作，白天想，晚上想，连做梦也在想，甚至想得发疯，也心甘情愿，绝不后悔。假如空想不发生效力，那么我行我素，一杯清茶，一本“陶诗”，尽可把时光打发得更有意义。
据说，自你发了大财后，你决定拨出20万元，创办一间“正气模范小学”。在华文教育障碍重重的今天，你能够拨出巨款来办学，我不能不替你馨香祷祝，希望你年年发财，自己用了小半，把大半拿来办学。
提到校名，“正气”二字用得很恰当。自烈士文天祥的《正气歌》发表后，一般读书人大受感动，彼此以气节互相勉励。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学的就是做人的大道理。所以你用“正气”二字来做校名，我非常赞成。
但是“模范”二字，似乎太不客气。一来你的学校是初办，谈不上模范不模范。二来所谓模范，是将来社会或国际人士给你的评价，千万不可自吹自擂，因为自吹自擂马上会贬值了。
根据上述的分析，你的学校干脆定名为“正气小学”，等到将来办得有成绩后，让教育部来颁给奖状，题赠“模范小学”四字，同时，也让各地舆论界来替你宣扬，使你的功德永垂不朽。
你愿意出钱办学，这是好事，不过我要给你一个建议，你出了钱后，必须退避三舍，把整个学校交给专家来主持，你只好从旁观察，不得直接干预。
我是中国的教会学校出身的人，在霞浦汉英学校的时候，校长是高德祁会督（Bishop Curtis）；在福州英华书院的时候，校长是黄安素会督（Bishop Ward）；在燕京大学的时候，校长是司徒雷登博士（Dr．J．L．Stuart）。这三位传教士都是非常热心办学的人，他们把生命献给教育和宗教事业。他们的信托部，有的在爱尔兰，有的在美国，信托部从来不干涉校政，好让这几位校长得全权办理。他们得到信托部的信任，感恩知已，倾全力来办学；学校办得有成绩，信托部向人募捐也比较容易。事实上，主要的募捐工作，校长往往也要参加。司徒雷登曾对我说，他是个“职业的叫花子”，为的是他时常要向人募捐。
由于校长的德高望重，而且知人善任，他们大可聘请大批学有专长的人才来担任各部门职务，学校办得有声有色，首先受惠的是全体学生。今天是学生，明天是校友。一间学校办得好不好，全看校友将来在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及他们对母校的支持是否努力而定。
去年美国有个教育统计，美国的名人所出身的学校，以哈佛、耶鲁占大多数。学校办得好不好，空口无凭，校友是最好的证明。
谁也知道，现代科学的进步，得力于分工合作。分工越细密，合作越圆滑，进步将越迅速。首先提出分工和合作的益处的，是经济学开山祖师亚当·斯密。斯密的大著《富国论》，出版于1776年，经过183年的考验，他的理论还站得住。现在不但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等大问题，须请教专家，连吃饭也要请教专家。各大医院里的规定饮食的专家，他们的地位等于医生，每天须看病况的轻重来规定饮食的种类及质量。
写到这儿，不禁联想到童年时代在故乡背诵《左传·子产论尹何为邑》那篇文章。
原来子皮准备派尹何做县长，子产说，他年纪太轻，恐怕干不来。子皮说，他非常喜欢尹何，所以想给尹何去尝试。子产不听则可，听了之后，就发表一篇大议论。他说：
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子于郑国，栋也，栋折榱崩，侨将厌焉，敢不尽言。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
现在是专家时代，望你多多出钱，钱交出之后，须请专家替你办学，多么省事！此请
大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
三八
××：
昨天到贵校参观，看到一般同学们个个天真活泼，真是高兴。我恨不得把时间倒退30年，再回到大学里读书，整天无忧无虑地过着神仙的生活。
今年年底，你们同学中差不多有四百人要离校了。你们算是南大第一批产品。你们在社会的表现怎样，将成为人家对南大的评价最重要的证据。
我们知道，过去华校毕业生，多数前往北京、南京、上海、厦门、广州、福州等大城去升学。自1949年政局大变动后，当地的移民条例一年紧似一年，凡是到中国各城市去升学的青年，当地政府不许重来。其间，少数家道富有的中学毕业生，得负笈欧、美、澳州；大多数却走投无路，眼巴巴地看似水的年华一天一天地过去。
南大就在那种情势下产生。在南大没有出世前，某中学曾试办了一年“深造班”，既没有固定的经费，又没有足够的师资，一切因陋就简；不久之后，深造班就无疾而终。
由于万千莘莘学子迫切的要求，南大便应运而生。
我们知道，华人社会对于宗教并不怎样坚持，对于政治也不大热心，唯独文化教育问题，谁都觉得有很大的兴趣。说好也罢，说坏也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两句诗，还是很深切地铭刻于每个华人的心灵。因为大家有共同的倾向，所以在精神上已经有良好的准备。
1955年，聘请林语堂博士担任首届校长，这在当时可算是上策。因为那时是殖民地时代，一般风尚以为不识英文，连做人也没有资格。虽然林氏的中文是半路出家，但他在英文论坛上已经享誉二三十年；南大聘请林氏来担任校长，无形中可以把当时仅受英文教育的人的嘴儿堵住。
就林语堂个人而论，他也把南大校长的职务视为无比的光荣。虽然他在没有正式上台之前已经倒台，但是，今年出版的《国际名人传略》里，他还大书特书“1954年至1955年担任南洋大学校长”。从此可见他对于大学校长一职的重视。
林语堂在南大的失败，一来吃亏于路过伦敦时的一席谈话，要把南大成为政治堡垒；二来因为他目中无人，瞧不起当地的文化教育界；三来他和南大当局的意见完全相左。
撇开头两点不谈，第三点倒有商榷的余地。
南大执行委员会代表赴美邀请林语堂的时候，曾答应他说，南大可筹募基金2千万元。林氏以为南大既然有这么雄厚的资本，他就可拟定计划，保留1千万元作大学基金，年产利息60万元，以便补充经常费；其余1千万元分别作建筑物、仪器、图书馆等设备。这倒合欧美人士创办大学的原则，即凡事有个预算，我们不应该对林语堂的思想和言论有问题，便否定他所有的意见。
另一方面，南大当局是按照当地华人的传统的作风。漫说教育事业，没法子先定个比较长久的计划，然后按照计划一一实施，甚至私人经营的商业，也是“走一步，算一步”。这种作风是否适合潮流，又当别论，但一般华校的情形都是如此，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因为双方的距离太大，结果，弄得不欢而散，而南大几至一蹶不振。
但是，时代迫切的要求，终于使南大诞生了。这几年来，南大实在是惨淡经营。因为这是一间私立大学，得不到旧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经费的支绌，自是意中事。加以校址远在郊外，教职员和学生，十九都需要住在校内，这么一大笔建筑费，实在不容易筹措。
还有一层，南大教职员，当地应征者较少，大多数都来自台湾，小数来自香港。为着移民厅的手续的繁琐，往返接洽，煞费时间。有些教授，须等到应聘书发出几个月后才就职；那些已经就职的教授，每半年须重新申请延长居留证一次。此外，教授的聘约仅有一年，明年是否续聘，谁都没有十分把握。
这种权宜的办法，是有它的背景。原来林语堂及其他教职员应聘的时候，他们曾与南大签订三年合约。不料中途发生变卦，林氏及全体教职员同时解聘，南大须履行诺言，一次付清三年的薪金。痛定思痛，南大才来这么一个不得已的办法。
但是，“因噎废食”，究竟不是办法，所以这问题须重新考虑。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
三九
××：
前信意有未尽，现在继续跟你们详谈。
你们知道我是个喜欢做梦的人。在梦境里，我可以回忆过去，我也可以幻想未来，至于现实的事情，只好留给那些腰包硬、嗓子大、拳头粗的人去打理，你我都用不着多管；事实上，也轮不到我们去管。
我深切地觉得，南大的前途，完全靠你们这些同学。你们的成绩优越，那么你们到处将受人欢迎，敏感的人即刻会连想到你们所出身的学校。到了那时，南大的大名将不胫而走，谁都觉得和南大发生关系是一宗极光荣的事情。
我希望你们能够给南大增加分量，不要成为南大的负担。
我想你们毕业后，继续在南大做助理二年，一面温习四年来所学习的全部课程，一面在良师指导下，准备一篇专题研究的论文。前一种是“反刍”的工作，它能够使你们奠定切实的学问基础；后一种是将来往外国深造的准备。这比较你们现在匆匆出国，匆匆回来更切实得多。
我知道，过去几年间，有的功课你们没有搞好，有的课本先生没有教完；时光不待人，一年一年堆积下来，许多你们应该读而没有认真地读过的书，可不在少数。现在趁这两年的闲暇，重理旧业，益以新知，将来你们自然会觉得有左右逢源的乐趣。
在温习旧课的过程中，你们各自准备一篇专题研究，这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一来，你们的论文题目，最好以当地问题为对象；二来，你们就地找材料，比较到外国后，写信来请教师友，方便得多。
经过两年准备后，你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到外国第一流大学去读研究院了。在名师的诱掖下，在设备完美的图书馆或实验室里熏陶了四年，你们自然而然地会成为某一部门的专家。
当你们学成归来之后，你们不怕没有出路。
第一，南大需要你们做讲师。由于现代科学有惊人的进步，二三十年前的老教授，除非他们是风雨无间地继续进修，恐怕早已被时代抛到后头去了。在这当儿，你们这些刚从外国归来的青年学者，可算是南大的生力军。本来基础不大巩固的南大，得到你们的新血液的灌溉后，自然会欣欣向荣，它迟早会开出灿烂的鲜花，结了累累的果实。
第二，现代的政治是人才政治、专家政治。当你们成为学有专长的人才之后，新马恐怕就要合并了。届时，凡百事业，都以崭新的姿态，呈现于人民之前。从政府各部门，到民间各大企业，都有你们的分儿。你们所怕的是自己的水准不够高，不怕没有献身的机会。这儿，你们应该记住孟子的名言：“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的确，第一等人多数会创造机会，第二等人会把握和利用机会，第三等以下的人物，机会摆在面前，既把握不住，又不能充分利用，只好眼巴巴地让它溜掉了。
你们都是有志气、有素养、有才干的青年，相信你们纵使不能创造机会，至少也应该把握和利用现有的机会。
当你们在学问上、事业上有所建树的时候，南大将顾盼自豪地觉得有无限的光荣。须知“黄金助富不助贫”，你们的成功，等于南大的成功。到了功成名遂，政府的援助，社会的捐款，国际人士的赠与，自然会像雪片飞来。有钱有人，有人有钱，移山倒海的大事业也可以做得成功，何况创办一间大学？
今年年底，你们将有四百多人毕业。在这么多优秀的同学里，如能出了四十多个，甚至仅十个八个特立独行、才高学博的青年，南大就不算虚度四个年头了。我并不是故意危言耸听，我是说培养人才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名满天下的北京大学，现在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请问，六十年来北大出身的优秀人才，会不会达到六百个？恐怕连这个数目也要打个极大的折扣罢。
真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政治上，流氓出身的刘邦，得了三杰的支持，就能够做皇帝。意大利出了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三杰，终于完成全国统一的大业。再进一步说，欧洲文化史上最值得夸耀的文艺复兴，还不是由罗马三画圣把它点缀得有声有色？
才难，才难，望你们个个
为时珍重！
子云（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四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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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给你们写了几封信，话越说越多。今天趁记者节这机会，继续跟你们谈下去。
南大创办了四年，到如今，还没有请到一位校长。从近处着想，这似乎是权宜的一个办法；从远处着眼，这对于大学的发展是个大阻碍。
新加坡舆论界，早已指出行政委员会的费时失事；最近一般教育界也发表类似的意见，足见大家对于校长一职的重视。
一般说来，大学校长的任务，主要的在于人格的陶冶。担任校长这职务的人，须有冰清玉洁的人格，光风霁月的襟怀，一举一动，须着重大学发展的前途。他要知人善任，但是绝对不肯而又不敢结党营私。因为内心稍微有所偏爱，他难免要失掉均衡，陷于进退失据的地步了。
自来成功的行政人才，须有定见而没有成见。所谓定见，是指他处理事务的时候，有固定的目标和步骤。他须有本领，有胆量，有果断，能够解决问题，而不为问题所困惑。他需要一个极健全的“智囊团”。“智囊团”的人数不必多，人多口杂，意见纷歧，不如三五名得力的高级干部已经足够打发眼前的一切问题了。
大学校长，等于行政的首长，须过着清教徒式的严肃的生活。生活一严肃，开支自然减少；开支一减少，正式薪俸已经有剩余，用不着巧立名目，揩油公帑了。
我曾说，贪污和无能是亲兄弟，廉洁和效能是表姐妹。因为洁身自好的行政人才，不见得效能很高；贪婪无厌的行政人才，可断定效能极低。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都很有限，假如他把全副精力和时间都用来巧立名目，揩油公帑，他那儿还有多大能耐来处理要公？
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有三位著名的大学校长：蔡元培、司徒雷登、张伯苓。这三位广孚众望的校长，都是身无长物。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的丰富，却是任何人都比不上。校园内的一花一草、一桌一椅、百万册图书、几十间实验室，都是他们的心血的结晶品。再进一步，散处海外的万千校友，都也是他们的儿女。
大学行政是全国行政的缩影。一间大学办得好，将来改任大总统也不过如此。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艾森豪威尔，还不是从校长办公室，一步跨进白宫？
像校长是全校行政的主脑一样，各系教授是全校的学术的重镇。最优秀的教授，须体大思精，见高识远，对于本行的学问，应该穷源究流，触类旁通。他多少有所发明或发现，然后著书立说，与当代学人争一日的短长，这种人才实在不可多得，不然，“举世皆圣人，则孔孟亦不足贵”。过去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每个学院的名教授至多也不过三五人，新办的大学很可能要打个折扣。
普通教授干的是讲解的功夫，例如学生的外国语文欠通，教授可以利用那机会给学生翻译，又如学生的古文程度不够水准，教授整天在黑板上抄写注释，或者抄录课外教材的片段，借以消磨时间。其实，这种工作，只要学生的语文程度有相当根底，大可埋头图书馆用功，用不着教授在黑板上抄得满头大汗了。
据我自己的经验，大学四年的课堂上的生活所给我的印象一点也不深刻。我所得到的治学的方法，主要的是靠图书馆、旧书摊、学术演讲，以及三五同学的经常讨论、二三前辈所给的精神上的鼓励。事实上，那些精神上的鼓励，不是来自课堂里的，而是得自书房、客厅和茶楼。
记得林语堂在新加坡发表演讲，他时常劝学生用熏火腿的方法来治学。就事论事，这话说得很不错。古人谈良师益友，老是爱用“时雨春风”的字眼，所谓“时雨春风”，指的是熏陶的工夫。又如“鸡伏蛋”，只要有耐性，肯花时间，没有学不成功的道理。
林语堂平素爱好李榷的散文《我所见的牛津大学》。在那篇文章里，作者极羡慕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度。他说，一个中等资质以上的学生，如能经常和富有学问的导师在一起高谈阔论，迟早会成为一个很有素养的人。
南大是一间新创办的大学，要采用导师制度，恐怕还需要相当时间。
须知文化教育是最费钱的东西，尤其著名的教授，他们须得到优渥的待遇，让他们以全副精力和时间来治学。教授树立规模，学生亦步亦趋，先接受现有的知识和方法，然后进一步，作青出于蓝的表现。活到老、学到老，请问世间有哪一件事情比较做学问更有趣味？此祝
康健！
子云（1959年9月1日）
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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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来研读一部新书，《印度的文化和艺术》，颇有所得。当我读到第十章《佛教大学的生活和学术的水准》的时候，不禁感慨万千。现在趁印象很新的时候，顺便把它写出来，供你们参考。
远在唐太宗时代，印度的佛学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的高僧玄奘，为着追求真理，宣扬圣教，不惜涉水跋山，远游印度。“乘危远迈，策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步；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玄奘备尝艰苦，终于抵达圣坛。
玄奘所进的一间大学，名叫那烂陀大学。这间大学招收了一万名学生，聘请了1510名教授。教授和学生的比例为1对6.6。因为学生少，先生多，所以学生和先生接触的机会增加，耳濡目染，融会贯通，自然会造就了许多人才。
原来做学问不外两种办法：一种是新的刺激，一种是旧的琢磨。在那烂陀大学的1510名教授里，至少有几十名已经达到国际学术水准的高僧。那种高僧把毕生呕尽心血的作品轮流向全体同学作公开演讲，每次演讲是个新刺激、新门径。优秀的学生，找到新门径后，须一往无前地继续钻研。但是，自己暗中摸索，难免要走许多冤枉路，他需要良师益友的切磋琢磨，这种工作全靠小组的讨论会，在讨论会里，假如有导师起来作带头作用，随时加以指点和纠正，那么他将得到切实的益处。
那烂陀大学办得举世闻名后，捐款便源源而来，全体师生可以无忧无虑地、专心一志地献身学问。每个学生经过初步的训练后，就开始研究各种高深的课程。分门别类，共有五大部门：（一）文法和字典、（二）艺术、（三）医学、（四）逻辑、（五）哲学。文化和逻辑，是治学的工具和方法，医学是济世的良术，艺术和哲学是精神上的表现。提纲挈领，不蔓不枝；既不是钻牛角尖，又不至泛滥无归，这是多么理想！
大学的日常生活，一以简朴勤劳为生。早晨吃稀粥，中午吃米饭、牛油、牛奶、水果、甜瓜，晚餐又是清茶谈饭，随随便便地吃了一点东西就算数。
这种清心寡欲的生活，已经给有志治学的青年，铺了一条极平坦的大路。他们是夜以继日地专心学习和讨论：高级和初级的同学都相亲相爱，互相鼓励规劝，以求达到尽美至善的地步。
那烂陀大学是自由的乐园。左的、右的、新的、旧的、雅的、俗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兼收并蓄，细大不捐。从那时候起，那烂陀大学就遵守自由讨论的最高原则，这不能不说是印度对世界文化教育的一大贡献。
说来似乎有些矛盾，那烂陀大学既然那么注重自由讨论，但一般师生须严守纪律，而执行纪律的责任，却落在学生的肩膀上。
这事情可以这么理解。一来学生天真活泼，只问是非曲直，不怕威迫利诱；二来学生负起执行纪律的责任后，无形中要提高警惕性，不然，自身不正，怎么能够说服人家；三来那些云游万里的高僧，行踪不定，而学生至少要住校五年。在这期间，他们对学校的了解，恐怕比较一般老师还深刻，同时，他们对学校的兴趣，恐怕比一般高僧更深厚。
玄奘在那烂陀大学专攻五年，到了学成之后，便漫游整个印度。他一面教书，一面继续研究，这种教学相长的生活，使他的学问的基础一天比一天巩固。经过长期的训练和素养，使他不但能够精通教义，而且使他能够发扬光大。到了他满载佛经，回到中国后，他大受唐太宗的赏识，开辟译学馆，专门翻译著述，终于把佛教研究的中心，从印度那烂陀大学，移到长安。
随着佛教的发展，中国各地的佛殿和石窟的精美绝伦的建筑、雕刻、绘画、书法，蔚为大观，而唐朝文化之盛，便成为举世称道的资料。
几年前，我曾写了一篇社论《南洋大学与南洋研究》，我强调南大除讲授普通大学课程外，应以南洋研究为中心。只要学校当局或社会人士每年能够资助巨款，聘请几位专任研究员和十几位助理员来做这项工作，同时，添置图书，鼓励实地调查，相信干一年有一年的收获。十年之后，南大无形中成为南洋研究的中心。世界各地的学者，不谈南洋问题则已，要谈南洋问题，必须到南大来问津，这岂非文林盛事？此祝
康健！
子云（一九五八年九月七日）
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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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例假，转眼又快要结束了。
当假期还没有开始之前，我曾计划着看这个，写那个，同时，我曾答应带着小妹妹们到波得申、马六甲、麻坡等地去玩。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看的书和写的文章，不到预期十之一二；联合邦之行，终于告吹，弄得小妹妹们空欢喜一场。早知如此，以后任何计划都不宣布，等到计划实现之后，才来写报告，免得时常有开空头支票的危险。
今天报载，苏联放射到月球去的宇宙火箭，每秒钟7英里，即每小时飞行25200英里。像新加坡到槟城的长程，一分钟内就能够到达，这简直是人类的奇迹。
战后14年间，各先进国的科学技术上的进步，实在惊人。由于分工的细密，合作的圆滑，科学技术人员竟巧夺天工，能够窥宇宙的奥妙，与星月一决雌雄。在他们的心目中，地球不过是太空里的一粟。他们准备到其他行星和月球去。他们说得出，做得到，相信十年二十年之后，目前认为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将一一实现了。
但是，另一方面，文学和哲学却依然故我，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孔、孟、老、庄、李、杜、韩、苏还是高踞他们的宝座，没有人跟他们颉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莫里哀、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仍稳坐他们的王朝，没有人向他们问鼎。
40年来，大家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提倡白话文，但是40年的宝贵的光阴过去了，我们何曾产生一部小说，可以跟《水浒》、《红楼梦》比重？
这是时代的悲剧。
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科学技术进步得太快了，把文学和哲学抛到后头。
因为印刷机器的进步，坏的作品充斥市场，一般读者看惯坏东西，鉴赏的能力变成十分迟钝。等到他们动手写作的时候，他们也依样画葫芦，以讹传讹，把肉麻当有趣，底子打坏了，以后要脱胎换骨，恐怕很困难。
现在每天所出的报纸，数量多得可怕。姑定一个人每天看两三份当地的报纸，两三份国际水准的报纸，就够使他看得头昏脑胀。别的不用说，一份《纽约时报星期刊》，假如要一字不漏地看下去，恐怕要几星期才能够看完。
报纸如此，杂志不问可知，周刊、月刊、季刊，一抓就是一大堆。投机的商人，知道读者的胃口有限，于是想出摘要的办法，替读者选择和阅读，平均一本杂志可以选载二三十篇文章。目前市场上流行的“文摘”，至少也有好几种。这些“文摘”所选的都是通俗性的文章，而各部门的专门性质的杂志还没有包括在内。
除报纸杂志外，电影是个大诱惑，花了两三块钱，可以看风景线、听故事、听音乐、欣赏模特儿，一幕紧接一幕，两三个钟头内，看个不停，可是，一出电影院，好像做了一场恶梦一样，全身不舒服，眼睛睁不开，腰儿也没法子伸直。
年青力壮的好事者，他们看一场电影不过瘾，往往要一连看了两场。白天或傍晚去看电影还不够，非看半夜场，不能特别显出他们对于“首轮电影”的兴趣。
谋生忙，吃饭忙，连娱乐也要忙。于是忙呀，忙呀，整天忙来忙去，归根究底，多数是无事忙。
我常想，与其整天忙着看报和杂志，不如抽出一小时或30分钟来朗诵著名的诗篇。与其夜以继日地忙着看电影，不如利用同一的时间来探讨哲学的名著。
须知伟大的文学和哲学，都是时代的产品，他们是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这种代表作，一生不过一两部。因此，我们须抱虔诚的态度，反复诵读，低徊留连而不忍释手。假如一个人能够时常跟伟大的灵魂保持密切的关系，熏陶既久，得益自然不少。
最近弟弟学习开车，前后一共16个钟头，已经考取及格，领到驾车执照。二妹不甘示弱，她也要学习，进步很快，我相信至多30个钟头，也可以考取及格。但是，伟大的文学和哲学作品，就是继续不断地用功16至30年，谁也没有把握保证成功。
“文章本天成，妙手自得之。”世间的事情，只有难能才算可贵。
容再谈，此祝
康健！
子云（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三日）
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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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看报，惊悉华盛顿大学远东问题教授史彼得博士的秘书林女士遇害。
去年此日，史彼得博士重来新加坡。陈育崧兄设宴欢迎，并约南洋学会几位理事作陪。席间认识林女士。她长得亭亭玉立，秀外慧中，既具东方妇女的静穆淑雅，又有西方妇女的活泼天真。经过介绍后，我这才知道她已得到硕士学位。她这次东来，一面是襄助史彼得教授，一面是自己搜集资料，准备撰述博士论文。
后来我曾介绍我的太太和他们相识，先后曾在家里设宴款待。据说，林女士不但博学多能，而且做得一手好菜。
太太对于烹调相当考究，她把林女士当做同道，经常跟她学习英文，交换烹调的意见；事后啧啧称道，同时，还介绍几位女友和林女士相识。
接着，大家事忙，不常见面。虽然我知道今年8月间，史彼得教授一家人及林女士都要回到美国，但是，我实在忙不过来，没有给他们饯行。等到我想起这事情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新加坡了。
据说，史彼得教授一家人和林女士是坐船回国，他本人却要飞往东欧观光。当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马上有着这么一种感想。
自战后以来。美苏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化。世界各国人士，必须加入这个阵营，或那个阵营，非杨即墨，非友即敌，中间没有立足的余地。凡是主张中立主义的人，不是被人骂为投机取巧，便被人当做无足轻重，至多仅想利用中立主义者做踏板，做传声筒，等到过了河后，便要拆桥，彼此漠不相干。
印度总理尼赫鲁，十几年来坚持中立主义，不依附任何阵营。随着时间的进展，他的主张已经得到各阶层人士的普遍支持。
须知美苏的对立，仅是暂时的现象，局外人用不着做帮凶。事实上，当美苏两国再度携手合作的时候，首先被摔掉的，便是那些帮凶。
想不到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美苏两国已经互相在对方的最大城市举行展览会了，接着，苏联的元首成为美国最光荣的国宾了。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的元首也要到苏联报聘了。美苏的携手合作，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的趋势。到了那时，那些张牙舞爪、摩拳擦掌的帮凶，将自讨没趣。
史彼得教授之所以能够大摇大摆地径赴东欧，这虽是私人小事，然而以小喻大，这正说明整个国际形势的好转。
我在宁静的海滨默祝史彼得教授的家属和他的秘书林女士平安地回家，谁料船抵波士顿的时候，林女士却无缘无故地遇害。
据我猜测，林女士的死，绝对不是自杀，而是被人谋杀。
她长得那么漂亮、那么聪明，她的前途正是如花似锦，充满无限的希望。再经过几年的训练和素养，她将成为远东问题专家之一。各大学用得着她，国务院也可能借重她。在这种环境下，她当然不会厌世。
另一方面，只因她长得太漂亮、太聪明了，许多垂涎欲滴的色狼，难免会向她动念头。谁也知道，邮船是现代都市的缩影。里边有酒吧、舞厅、游泳池、阅览室。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社交场中，很容易被大家重视。
本来情场如战场，那些有机会亲承芳泽的人，固然会高兴得眉开眼笑；那些没有机会接近的人，难免会大发醋味，造谣诬蔑还不够，非置之死地誓不甘休。
据通讯社的最后消息，她的死是和拒绝参加某走私组织有关。又说，她恐怕是不慎失足坠海。这么一来，我倒弄到有点糊涂了。
林女士今年才23岁。她的年纪虽然很轻，人生经验可不浅。她会抽烟，也会喝酒，她曾经和一位律师结过婚，而又离过婚，所以新加坡一般朋友有的叫她林女士，有的称她为科斯曼夫人。
半年前，我写下一个题目：《美人自古如名将》，准备写一篇散文，后来事忙，一直把它搁置，没有写成功。
今天听到林女士中途被害的消息，更催促我要提前写那篇文字。
你和她很熟悉，对于她的不幸的遭遇，大概也会一掬同情之泪。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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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你对我说，成功在于固执，失败也在于固执。这话说得很对，但仍有补充的余地。
自来成功的人，多是“专心一志”（single-minded），只要他认为正确的路线，他便以全力来进行，百折不挠，誓死不屈。当他的最后的呼吸还没有停止前，他总有成功的希望。
问题不在于单纯的固执，而在于“择善而固执之”。假如我们把“固执”当做勇敢、魄力、毅力，那么“择善”却需要高度的常识、智慧、机变。智勇兼备，缺一不可。不然，这就陷于有勇无谋的境地，结果，还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文绉绉的书生，知天文，识地理，旁及巫医星相。坐下来闲聊天，说得头头是道；到社会去办事情，却手忙脚乱，茫无头绪。读书越多，胆量越小，优柔寡断，坐失良机。这种人命该做书记、秘书、参谋、参议，把各种意见胪列出来，让那些有魄力的人去实行。
土头土脑的武夫，读书虽不多，天赋的聪明却很高。专门的知识很缺乏，应付人事的手腕却相当圆滑。凭着这些胆量和手腕，他们往往敢作敢为。本来“失败是成功之母”，任何事业都经过千锤百炼，才有成功的一线曙光。俗语说：“吃了一次亏，学了一次乖。”真正肯干的人，也许会成功，也许会失败；畏首畏尾，什么事情都不敢干的人，却永远没有成功的道理。
中外历史上的大人物，多是“文能抚众，武能威敌”。既有胆量，又有谋略。他能够采纳众议，然后“择善而固执之”。具备这种胸襟，离成功的目标，大概不会太远。
一般大人物，多出身于农村。少年时代的山崖、海滨、旷野、田园的大自然的生活，使他们养成矫健的身体，伟大的怀抱，坚决的意志，良好的习惯。到了20左右，然后以如饥如渴的求知的精神，跑到大都市来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因为机会难得，他们须以极谦虚的态度，吸收一切。用力既多，消化自然比较一般人旺盛，耳濡目染，熟读精思，无一不是“尊德性而道学问”的事情。积一二十年的辛勤，这些来自农村的青年，迟早会在社会上显露头角了。
现代中国第一画家，应推已故齐白石老人。他本是湖南的一个木匠，只因他对绘画有特殊的兴趣，无倦无怠地继续钻研，这才得到文人学士如王闿运、林琴南、樊增祥的赏识，而同行徐悲鸿的极力颂扬，也给他以无比的鼓励。
自齐白石到了北京后，他仿佛蛟龙得云雨，充分发挥他的才智。他博采古人的笔法，化为自己的血液，手不释卷，笔不停挥，长期的努力，造成自己的极崇高的地位。
须知艺术和学术的地位，跟政治地位完全不同。政治人物得势的时候，炙手可热，一举一动，都成为重要新闻。到了失势之后，好像失踪的小猫一样，永远不会出头了。
说来还是研究艺术和学术更有趣味。真正喜欢艺术和学术的人，他们能够从工作里得到极大的乐趣，身外的浮名薄利，完全不放在眼内。孔子说得好：“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寐，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你瞧，孔子时常发愤忘食，也时常辗转反侧，整夜失眠。他毕生所追求的就是学问，难怪他能够成为博雅的君子。
你又说，做学问必须有“系统”、有“源流”，这话一点也不错。所谓“系统”，就是“理论的体系”；所谓源流，就是“历史的背景”。任何部门的学问，都脱离不了理论的体系，历史的背景。谁能够把握理论，自成系统；谁能够通时达变，洞悉源流；这才算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具备这些条件，离通才或鸿儒的标准不会太远了。
这种登峰造极的人才，实在不可多得。在当代的第一流人才中，据我的浅见，罗素可算一个，汤因比可算一个，尼赫鲁也可算一个。
的确，学海是茫无际涯，一个人所知道的实在太少了。要达到博大精深的境界，不但需要天赋的聪明，长期的努力，而且需要良好的环境，适当的机会。
近来你阅读什么书？有没有新的发现？念念！得空拟约几位文友，到郊外去作上下古今谈。你们可以尽量发挥高见，我不妨附庸风雅，聊充听众。肚子空的时候，一盘炒面，几碟点心，我是请得起的。
专此顺颂
撰祺！
子云（一九五九年十月二日）
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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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到维多利亚戏院听钢琴独奏。表演者为国际著名的钢琴家柴卡斯基。他今年48岁，头发全秃，仅剩了稀疏的两鬓。他的身材短小，背部稍微弯曲，这样更显出他的脑袋的庞大。
在演奏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只见他的十指在键盘上跳跃。急躁处如狂风暴雨，大发雷霆；温柔处如含情的少女，低声软语地诉说相思。他好像总司令，他的手指又好像万马千军，完全听从他的指挥。有时全部出发，有时仅剩一名哨兵，在他的岗位上巡逻。他的小指在键盘上一按，仿佛在无声有声之间，表现他的深沉的思想。
初学弹琴的人，仅用手指；再进一步，才懂得用腕力；到了最高峰的时候，琴师好像把全身的力量，都放在键盘一样。这还不够，他的人格，他的灵魂，一切的一切，都和钢琴融化为一体。就在那时候，我为他的高深美妙的艺术暗中叫好。
日前和Y先生谈美的问题。我说，明眸皓齿，粉堆玉琢的女人固然是美；争妍斗艳，万紫千红的花卉也是美；人格高尚，学艺超群的人物才是美中美。
例如柴卡斯基，凭着他的秃头和五短身材，谁也不敢说他是个什么美男子。但他在艺术上最高度的成就，把他整个人美化了。普通人只知道，他所表现的是手指，其实，当他演奏的时候，手、脚、头、颈，以至全身的细胞都在一致活动呢。
柴卡斯基原籍苏联，自小到美国去求学和就业，现在已归化为美国人了。据说，明年他将重返他的故国去参观和表演。
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得好：“我不是雅典人，我不是希腊人，我是世界的公民。”第一流的艺术家，像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学者一样，他们不折不扣地算是世界的公民。何况学术艺术本来没有国界，把人格高尚、学艺超群的人才当做一国的私产，似乎不大公平。
多年来，我一直想着一个问题，这是说，无论艺术或学术，必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才算是成功。与其敷衍凑数，不如很认真地拿出最好的东西来，给读者以极深刻的印象。
德国大诗人歌德说：
有许多事物你也许可以写得很好，而未曾充分研究和不熟悉的事物却不容易写得出色。即使写渔夫是成功，而写猎人却也许失败。假如在全体中的什么地方失败，那么部分无论写得多么巧妙，大体总有瑕疵的东西，却没有写成了完美的作品。
广州有个俗语：“不熟不做。”换句话说，与其献丑，不如藏拙。
但是，普通人的想法刚好两样。
自郑板桥以“诗、书、画”三绝出了名后，一般好名而不求实的人，多步他的后尘，个个抬出“诗、书、画”三绝的招牌。其实，艺术作品并不是百货陈列所，有了一个绝技已经可以名家。假如样样都要通，势必一窍不通。
就书法而论，真正到家的人，仅有自己一体，用不着标榜“百体”。虽然他的一体也许是融会贯通了百体千体，自成一家，使读者看了他写一个字，或一行书，便可认出这是谁的笔法，但是，他绝对不把那些还没有脱离了模临的阶段的书法也拿出来展览。这种作风似乎不值得提倡。
二千年来，中国最大的史家司马迁，他的诗篇我们并没有见过。千年来，中国的诗圣杜甫，他的散文仅占全集里的极小部分。其实，一种拿手好戏，已经有资格流传千古，用不着乱拼乱凑，成为“三绝”或“百体”了。
兼通数艺，而且样样出色当行的，中国只出过一个苏东坡，欧洲只出过一个达芬奇。这儿我可以得个结论，有苏东坡和达芬奇兼通数艺的大才的人，不妨一试；否则还是就个人的特长，环境的便利，专攻一艺一技，比较有成功的希望。
昨晚听了柴卡斯基的钢琴独奏后，因为领略治学的一点道理，所以一夜安眠。今天醒来，琴音仿佛环绕耳边，所以赶紧把这点意见写出来，供你参考。
此问
健好！
子云（一九五九年十月九日）
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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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10月1日来信，知道你懂得利用假期的好机会，到各地去旅行。在访问期间，你可以欣赏平时想看而看不到的风景，认识平时想见而见不到的人物，尤其是各地的新交旧识所给你的种种便利和热烈的欢迎，使你不但领略一点人情味，而且学会怎样待人接物。
俗语说得好，“在家不接客，出外无主人”。人和人的关系，全靠这一片热诚。你瞧，一个人初到一个地方，人地生疏，什么都不习惯。假如东道主不费一些时间、精力、金钱来招待客人，他将会觉得十分寂寞。相反的，将来他到外地去旅行的时候，人家也以这么冷酷的面孔来对待他，岂不是会觉得索然寡欢？
上月间，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到美国去旅行，在短短的两星期内，美国政府费了15万元，比较普通国宾的招待费多了15倍。除设国宴来款待上宾外，还特约他到戴维营去恳恳深谈。虽然美国政府防卫的周到，使赫鲁晓夫似乎有“被软禁”（house arrest）的感觉，但在礼貌上却是无以复加。
经过克鲁晓夫亲身访问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决定于明春报聘。届时苏联政府，恐怕也会设盛大的宴会，作热烈的欢迎。
中国人最懂得“礼尚往来”。朋友间，平时固然要来来往往，一遇吉凶大事，必须上门庆吊。这不是繁文缛节，这是温暖的人情味。
谈到参观汽车厂时，你说：
我们参观厂房的许多近代化设备和精密的操作。我们最感兴奋是装配间。本来是不成形的汽车架子，安上一个个零件、发动机、车头、车轮，最后就成一辆汽车呜呜开出去了。其中每段工作程序只须4分钟。工人都坚守自己的岗位工作，动作迅速，精神集中，其中如果谁出了错，将影响整个生产。从此可以理解工人会有什么集体主义、有组织性、有纪律性。
这段文字写得极精彩，同时，又毫不费力。假如你没有亲自参观，那么让你搜索枯肠来描写，不但十分吃力，而且一点也不逼真。
的确，百闻不如一见。希望你今后多多利用假期的机会，到处参观，使你的见识天天增加，精神愉快。
现在我要跟你谈谈写信的方法。
这次你用日记的体裁来写信，把沿途的见闻和感想，随便摘录点点滴滴，到了积聚相当分量，便投邮寄出。你写的时候，一点也不费力；我读的时候，却津津有味。多好！
我知道你的工作忙碌，要找个较长的时间来写信，恐怕一年也写不了几封。唯一补救的方法，就是充分利用零碎的时间，片段片段地写下去；用了分期付款的办法，许多大块文章也可以写得成功，何况写信？
记得我在大学毕业后的三四年间，天天到图书馆读书，同时，也努力做笔记，但我极少下笔为文。多读一本好书，眼界越高一层，但胆量又越小一点，结果，弄到眼底有神，腕底有鬼；心里满是文章，手头却十分沉重，连一篇也不敢写出来。
多谢顾颉刚先生，他鼓励我写作，限期交卷，等到文章写成后，他还替我出邮票，寄到《东方杂志》去发表。这么一来，我的“怯台病”才打消，不然，恐怕到现在连一篇文章也不会写成。
诚如歌德所说：“假如诗人每天抓住现在，只把呈现于眼前的东西时常以清新的心境来处理，那么无论何时，定能作成很好的作品，纵使偶尔失败，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的。”
须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许多大学问、大事业家的成功的关键，全在于他们会利用零碎的时间，驾驭琐屑的资料，积少成多，到了相当成数，他们才找个适当的环境，聚精会神地一气呵成。假如平时没有积聚资料，平时不勤力做日记、笔记，等到机会来临，也是眼巴巴地让它过去，一点也没有收获。
你的性情沉着浑厚，工作专心有恒，正是可造之才。假如在时间的运用上能够安排得很恰当，预定计划，按期实施，并且勤作笔记，相信离成功的大道不会太远了。
此祝
健康！
子云（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一日）
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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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接到你及一般和你的环境相似的青年们的信件。你们有的非常客气地尊称我为“老师”，要我指导你们研究文史有关的问题；有的很谦恭地把我当作“导师”，要我很坦白跟你们讨论恋爱、求职等现实问题。你们对我的信任和关怀，我十分感激；不过我自己还是个超龄生，永远处于学习的阶段，“老师”或“导师”等名称，我实在当不起，这儿只好原封不动地奉还。
谈到读书，最重要的是自己要用心去读，读到不大明白的时候，便查字典、辞典、百科全书，以及其他有关的专著。到了一切工具书都没法子帮你的忙的时候，才去请教先生或朋友；这样一来，得益会更多。
假如自己不用功，光从讲堂上听老师做留声机，一出校门，恐怕已经忘去了大半；此后一去不回头，等到考试的前夜，才匆匆忙忙地开夜车。为着提神，不惜喝了大量咖啡，等到考试完毕，日前付了很大的代价所换回的一些知识，便随考卷全盘交还老师了。
这种为考试而读书的人，永远得不到书中的真滋味，既没有仔细的咀嚼，又没有好好的消化，随读随忘，一点营养的东西也吸收不到，一点读书的乐趣也没法子享受。这种人虽然读完大学，甚至到国外去留学，我们不敢轻易说他有什么学问。
真是“开卷有益”。一个人只要受过中等教育，以后无论有机会上学或没有机会上学，他大可自修成功。这个例子，古今中外有的是，用不着我一一举例。
我常说，现代学校的课程，一来患太多，二来患太杂。各种功课，样样俱全。可是大多数课本都没有好好的读完；到了第二年，旧的课程便一笔勾销，另来新的科目；可是到了年底，各种课本又多数没有读完。课本越压越多，同时，又没有一种读得精通，结果，难免患了食古不化的毛病。
最近重读丘吉尔的《我的幼年》。他承认自己对于拉丁文毫无兴趣，不过他对于英国文学却有极浓厚的趣味。他曾一字不漏的背诵英文豪麦考莱的诗篇一千二百行，他也曾反复玩味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儿“玩味”二字极关重要。只要读者对于二三名著体会出它们的味道，看得出神，那么他一定有长足的进步。至于哪些书该读，哪些书不应该读，每个人的看法不同，最后的抉择，还靠自己。
在英文方面，那一套《自学丛书》，的确编得好。读了一本，可以知道某一部门科目的梗概，不至误入歧途。假如你能够进一步把书后所介绍的分类书目，按图索骥地作进一步的研讨，三四年之后，你很有把握成为这部门科目的专家了。
你不怕无书可读，只怕立志不坚；你不怕不会成为专家，只怕半途而废。林肯说得好：“一个人如能抱定必胜的决心，可以说是思过半了。”
你们说，为什么我时常跟你们谈读书问题及治学方法，对于青年人有同等重要的恋爱问题及职业问题偏一字不提。这是否逃避现实？
我承认恋爱问题和职业问题，像读书问题一样的重要。但是，就我个人而论，现在年过半百，儿女多数长大成人，关于恋爱的问题，应该让青年的一代去谈，我实在没有插嘴的勇气。
还有一层，30年算是一代。过去30年间，社会制度发生剧变，全世界也发生剧变，许多观点都有修正的余地。我绝对不能以30年前的恋爱观来限制30年后的今天的青年。因此，关于这问题，恕我不敢多谈。
至于职业问题，这是每个人所关心的，不过我始终认定，职业问题和读书问题有联带关系。
撇开一字不识，居然成为千万富翁的幸运儿不谈，在政府部门做事的人，学位的高低，马上显着薪水的多寡。此外，那些担任翻译工作的人，多懂一种语文或方言，便多得一些津贴。因此，就事论事，还是多读书，多学本领为妙。
真是“学而后知不足”。四十多年来，我几乎是手不释卷，可是我刚摸到一点皮毛，又发现底下有一个深坑；刚接近大门，又发现里面有个大洞。以有涯随无涯，因然很吃力；但是，对学问有浓厚兴趣的人，谁都有欲罢不能的感觉。
此请
大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日）
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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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别廿二年。起初还时通音问，后来因公私猬集，实在忙不过来给你写信。偶尔在海滨喝茶，近听水声，远看云影，想起李白“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的句子，心里马上显着空虚寂寞的感觉。
自别之后，我曾经飘飘荡荡地东跑西走，到头来，还是在赤道的边缘长住下去。
朋友，二三十年的黄金时代虚度过去了。当时和你在未名湖畔谈天下事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极大的怀抱，可是经过二三十年无情的岁月的严格考验后，我恐怕要交白卷了。我想干的事业还没有开头，著述计划也没有实现十之一二。回想当年，大家在一起评论当代名公巨卿的时候，谁都瞧不起这个，看不惯那个；但是，现在我们又应该怎样交代的呢？
过去的让它过去，现在让我们从头做起。
我深切地觉得，我们一般做学问的朋友，须特别注意健康。过去的文人，多数染着名士气，对于起居饮食，营养卫生，一点也不关怀。年未40，未老先衰，这是多么可惜！
你瞧，当代英国的几个巨人，罗素87岁，丘吉尔85岁，毛姆85岁。印度的几个巨头，普拉萨总统75岁，拉达屈里斯南副总统71岁，尼赫鲁总理70岁。用中国的成语“年高德劭”四字来奉赠他们，实在再恰当不过。
真是“美成在久”。许多大部头著作，绝对不是短期间所能完成的。记得十几年前，我到英国参观的时候，我对于费边社几个巨头的印象，是“精且博，寿而康”。现代科学这么进步，一个人应该具备的起码的知识这么高深，在社会上可以独树一帜的人物，大多数都在40岁以上。假如身体不够健康，精力不够饱满，那么许多事情他们本来能够做，却没法子推动；整天长吁短叹，空令岁月自蹉跎，这对于个人，对于社会，都是个大损失。
为着维持高度的健康，我觉得乡居是个最好的办法。在城里，一天要接见那么多人物，要吸收那么多烟尘，要遭遇许多烦恼的事情，难怪世界的大都市，癌症和神经病都是那么普遍。
一到乡下，事情便两样。除飞鸟、游鱼、小桥，流水、野草、闲花、白云、绿树能够充实生命外，光是清静的环境，已够你忘怀得失。假如无谓的应酬再尽量减少，那么可以充分自由运用的时间便相对增加。“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诸葛亮的教训，实在值得我们玩味。
许多体大思精的著作，需要长久的计划才能够实现。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完成他的千古不朽的《红楼梦》。司马光费了十六寒暑，才完成一部《资治通鉴》。吉本费了12年时间，写成《罗马帝国衰亡史》。已故剑桥大学克拉潘教授和现任伦敦大学汤因比教授，各自费了30年的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才完成一部《现代英国经济史》，一部《历史研究》。
10年至30年的时间，说长似乎很长，说短其实很短。自我们品评人物的时候算起，还不是转眼之间，便过了30年？
我承认，八年的抗战及战后初期的通货膨胀和社会不安的状态，使我们这一代的学人受了很大的牺牲。但是，已往不谏，来者可追，我们应该趁这机会订定比较容易实行的计划，限期实施，不然，到了年老力衰，要挣扎也来不及了。
今年二三月间，洪煨莲老师到新加坡来参加南洋大学评议会，蒙他惠赠新著《杜甫》及几篇专论。22年未见，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不过精神仍极饱满，谈锋还很矫健。他这部《杜甫》，是长期工作的结晶品，关于老杜的生平的考证工作，洪老师恐怕可稳坐第一把交椅了。
最近我收到耶鲁大学寄来的一部新书，《东方的专制制度》（oriental Despotism），是我们的老朋友魏特夫博士的大著。24年没有见面，他的相片也显着十分苍老。据说，他这部著作费了半生精力才能够完成。著书立说，实在不大容易。
近来忙得要命，下月内，当抽暇写两篇书评，请教正！
1960年快要到了。本报循例要出版新年特刊。得暇请一挥大笔，写一篇有关史学研究方法的文字。20多年来，你一直做史学教授，并担任二三学报总编辑，关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如数家珍，写起来当不费力。
夜深如水，群星乱飞。缅怀故人，倍增怅惘。什么时候才能促膝畅论天下事呢？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后记
本书是拙著《海滨寄简》的续集。时间是从1958年7月16日起，到1959年10月23日止。除中间有三个月时间，我忙着整理《尼赫鲁传》，需要暂时搁笔外，平均每星期发表一篇，积少成多，居然成了这么一个小集子。
时间是思想发展最好的证明。本书的编排的次序，仍按照时间的先后，我想这多少能证明我个人在某阶段里对于某事物的反应。
写信的对象，有的是朋友，有的是青年，有的是我家里的几个小宝贝。我是个“事无不可对人言”的人，因此，有些被人认为“机密”、“极机密”的事情，我也随着一时兴趣的驱策，一一发表了。
在写作的时间，我时常接到各地青年朋友们鼓励的信。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我偶尔也在《海滨寄简》里提出来讨论，此外，十九都没有另外答复。疏懒的罪名，自然逃避不了，但愿读者原谅我的时间实在不够分配，不然，谁不愿意享受个别通信的乐趣？
一九六〇年三月七日志于云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