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滨寄简三

自　序

这本集子，开始于1960年5月5日，结束于1961年11月19日。其中除了8个月时间，让我一气呵成地把《泰戈尔传》写完外，其余的时间，平均每星期写了一封信。积少成多，现在居然又编成一集，聊当生命的脚印的纪念。

我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缩小。每天从家里到办公室，从办公室回家，好像磨坊里的驴子一样，老是走着同样的行程。但是，我的思想的范围却越来越扩大。我神交古人，私淑古人。他们的躯壳，早在几千年、几百年前变成粪壤，但他们的思想、学问、文章，仍像光辉灿烂的明灯一样，使我这么一个在暗中摸索的人，逐渐找到门路。我对他们的指导，表示由衷的感谢；我对他们的启迪，表示无限的尊敬。

在这人事万分复杂的社会里，许多事情越弄越糟，不如关了大门，不闻不问。假如袋里有些闲钱，何妨到海滨或公园去喝一壶茶，望望云，看看海，欣赏欣赏万紫千红，把玩把玩奇花异卉。自然的景物，只会使你欢欣鼓舞，绝不会使你垂头丧气。

像《海滨寄简》初集、二集那样，本书的对象还是我所敬爱的师友和我所关怀的青年。写信的内容，无非报告我所阅读的书籍的感想，或者把我所得的一些经验和真理传达给他们。除了三两篇是写给我不曾认识的读者外，其余大多数都是写给我所熟识和关怀的人物。

本来这些信件，算是私人的信件，照理应该藏之秘笈，不让第三者知道。但是我不搅政治，不懂得阴谋，我只觉得“事无不可封人言”，所以我把它们公开了。为着避免散失，我还费些时间把它们编成一集子。

我常觉得，在校求学期间，是一个人的黄金时代。除每天可以吸收新知识，得至良师益友的指导和鼓励外，还可以结交一些心心相印的朋友。一到社会谋生，每天所接触的人也许很多，但是真正的知心却不可多得。有的是貌合神离；有的是当面恭维，背后指摘。只因知心难得，所以有时遇着一两个可以倾吐肺腑，可以增进智能的朋友，那种乐趣只有“空谷足音”四字可以形容于万一。

我很荣幸，在这赤道边缘，居然也找到几个很有学问的朋友。他们的成就，使我惊奇；他们的努力，使我佩服。到了最近，我又找到几位散处于中国、香港、英国、美国的老朋友的下落，大家通信的时候，又异口同声地说，求学时代是给人最甜蜜的回忆的资料。

近来心平气和，研究圣雄甘地的生平及其著作的时候，时常有会心的微笑。我想在著述《甘地传》的余暇，继续写几封信给新交旧识。虽然秀才人情纸半张，但是文字因缘也许会比酒肉之交更能持久。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六日志于新加坡云海楼

一

××：

窗外潺潺的雨声，惊破清晨的好梦。一会儿，风停雨止，可是邻居的大叶梧桐上的积水，仍滴答滴答地响个不停，那单调的无聊的声音，使人非常腻烦，于是我把被单蒙着头，预备好好的休息一下，谁料一觉醒来，已经超过经常起床的时间。

念时光的易逝，悲学业的无成，有时未免会心灰意懒。古人形容时间，说它是“白驹过隙”，又说它是“朝露”，这些辞句很有意思。为着生命的短促，有人主张行乐须及时，有人又主张少壮须努力。

我是个笨人，我不敢作非分的奢望。我只相信“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的道理。这是最简单不过的因果律，用力是“因”，“豁然贯通”是果。朋友，让我们继续不断地努力罢，努力到相当时候，总有“豁然贯通”的一天。

其实，从个人的观点看来，生命是渺小的，是短促的。从历史的观点看来，生命是无尽的，是永生的。苏东坡说得好：“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假如你领略这些道理，那么你将会觉得生命很充实，一点也用不着烦恼。

一粒一粒的土壤是很轻微的，不过土壤积聚的结果，可造成上接云霄的山岳；一滴一滴的水流是很细小的，不过水流积聚的结果，可造成一望无际的海洋。一个人的生命是很短促的，不过亿万人的生命积聚的结果，排山倒海的事业，也可以建树起来。

为着相信积聚的力量，人类把愿望寄托给儿女，把理想寄托于团体。不错，儿女是生命的延长，团体是生命的扩大；既延长，又扩大，所以我们才敢说生命是无尽的，是永生的。

但是，要人类历史有价值，还须从个人入手。换句话说，个人须严守岗位，各尽各的本分。人人如此，代代如此，这样，把生命延长起来，扩大下去，才有成就的希望。不然，个人不负责任，把责任推到下一代，或者把责任推给团体，结果是零加零，或者是零乘零，到头还是等于零。

我常觉得，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熬得住寂寞。李白说：“自古圣贤皆寂寞。”这句话很有道理。现在政府对于劳工条例定得很严厉，每星期工作四十四小时，剩下的时间，完全由个人支配。谁能够熬得住寂寞，多做些工夫，他便有多一些收获，谁沉不住气，要出无谓的风头，他的根底就比较浅薄；一遇狂风暴雨的侵袭，他很可能连根带蒂地被拔出来。

不过寂寞是难熬的。当人家往灯红酒绿的场合去狂欢的时候，你一个人却株守在斗室里边，青灯黄卷，像蚕吃叶一样，一点一滴地慢慢咀嚼，一字一句地慢慢推敲。除非你有很大的信心，愿意牺牲一切来完成你的工作，那么报纸上的广告大吹特擂，霓虹灯的光焰一闪一烁，电话铃又响个不停，你很难拒绝外欲的诱惑的。

说来很惭愧，在大都市里生活三十多年，我始终没有看过“半夜场”的电影。我知道自己身体不够结实，精力有限，非万不得已不敢透支。反正今天狂欢到下半夜才睡觉，明天精力不继，不但不能早起，连坐着打盹也很辛苦。名为享乐，其实是受苦，何必多此一举？

陶渊明是个懂得寂寞的乐趣的人。你瞧，他“闲静少言”，便知他要充分利用时间和精力来潜思默想，或者阅览自己心爱的书籍。在那种情形下，他哪里有闲工夫跟人家作无聊的虚伪的应酬，更哪里有多余的精力，品评东家长、西家短？

罗曼·罗兰也是个懂得寂寞的人。他立志放弃繁华香艳的巴黎，心甘情愿跑到瑞士的莱蒙湖滨、阿尔卑斯山麓来居住。他整天埋头于音乐和文学里，过的是梦境的生活。他写信告诉泰戈尔说，只有退出人类的漩涡，他这才能够接近人类的心灵。为着维持清静，他宁愿与松涛、波光、浮云、朝露为伍。只因他能够保持长期的寂寞，所以他的成就也特别伟大。别的不用说，光是他的一部《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个明证。

你生长于南洋。南洋的青年，有的是热情，这是你们的长处。可惜你们多数都忍不住寂寞，沉不住气，稍微受了外欲的诱惑，便见异思迁。什么叫做含蓄，什么叫做积聚，什么叫做素养，根本谈不到。开头便错，前途不问可知。

你有志做学问，所以你对于“寂寞”二字须再三留意，幸勿以为这是小事而看得无足轻重。

专此顺祝

健好！

子云（一九六〇年五月五日）

二

××：

昨天你告诉我说，我们一个乡亲做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赢了许多钱。你说得很高兴，我听了却无动于中。你是个很机警的人，你看我的态度那样，所以不再说下去，便静悄悄地离开，免得大家争论。但是，我的话还没有说完，闷在胸里，实在不舒服，所以今天特地用笔谈来代替面谈。

开头我先说我的结论：凡是带投机或赌博性质的事情，我都不感什么兴趣。世间任何事物，都是“无往不复”，有赢一定有输，有得当然有失。赢的效果越大，输的机会就越多。譬如说，买马票，你花了一块钱，有中几十万块钱的希望，不过那种希望，好像海底摸针一样，万分渺茫；买了一辈子马票，恐怕也没有一次中奖的希望。

退一步说，万字票、千字票、十二支、番摊、色宝，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假如你要必胜，你只好像“地毡式的轰炸”（carpet bombing）那样，不分皂白地全盘压下去。这样一来，你每场都中彩，其实，每场都输钱，不然，做庄家的人个个都要吃西北风。

谈到麻将和四色，有人也许会夸张自己的技术非常高明。事实上，这也是痴人说梦的办法。假如搓麻将和打四色的人，个个能够凭技术来取胜，那么他尽可不必担任什么职务，便以搓麻将打四色为职业就够了。为什么喜欢赌钱的人，到头都是一贫如洗呢？

大抵喜欢投机或赌博的人，都有这么一种阿Q的精神。赢钱的时候，自夸技术高明；到了输钱的时候，便自怨运气不好。只因任何不如意的事情都可用“运气”来解释，所以喜欢投机或赌博的人，永远是执迷不悟。

其实，几个人长期在一起赌博，到了最后，谁都输钱，只有庄家赢钱。当你拿一块钱去买马票的时候，你的钱的价值即刻去掉四毛钱，经营马票的人，就把各买主剩下的六毛钱集拢起来，用跑马的方式来决定中奖的号码；一百万张票里，中头奖的仅一人，其余九十九万九千九百张票都落了空，剩下还有几十张票中了二奖、三奖及什么入围奖、安慰奖。

我曾到过蒙特卡罗最大的赌场去参观赌博。那赌场像皇宫一样堂皇壮丽，里边分为好几等级，赌注由小及大。到了最后的一个大厅，周遭金碧辉煌，地毡厚达二寸，赌台四周坐着许多百万富翁。男的穿着燕尾服，女的全身珠光宝气，另外还有一些像统计学教授的人物，凝神苦思地用心来填表格，然后决定到底应该把赌注压在那一边。我以好奇心询问一二赌徒，是否有人会赢钱。他们含笑地答道：“极少数会赢钱。大多数是满载而往，空手而归，不然，摩纳哥政府哪里有钱来开销？”

我也曾到越南堤岸去参观几间“娱乐场”或“俱乐部”。当时最出名的娱乐场是“大世界”和“金钟”。这些是大众化的赌场，大大小小的赌摊不下几十摊，其中有一间专供大赌的豪客，作享乐的处所，男男女女多数都携带整箱钞票来作赌注，因赌破产或自杀的人，已经不成为新闻了。

另外还有一家大俱乐部，会员多数是当地的百万富翁或准富翁，里边嫖赌饮吹，一应俱全。那些小侨领要和大侨领发生联系，不得不找机会到这种俱乐部去“进贡”。为什么我把赌钱叫做“进贡”呢？因为大鱼吃小鱼，大侨领吃小侨领，这已经成为弱肉强食的定例。那些“技术”参差的人固然包输，假定“技术”比较高明，大侨领尽可派出一些赌博专家做代表，结果，非把小侨领的口袋扫光不行。

根据我长期的观察，凡是带投机或赌博性质的事情，输钱固然是输，赢钱还是输。因为赌博的人的心理多少有一点变态。当他赢钱的时候，他自己也觉得这是侥幸，得来太过容易，所以他不得不乱花一场。

记得少年在故乡，邻居有个远亲，嗜赌如命。他时常到外边去赌博，非到天亮不回家。他回家敲门有三个方式：赢钱的时候，双手携满鸡鸭鱼肉及其他食品，所以他用屁股推门；不赢不输的时候，他还保持平衡，所以用手敲门；到了输到片甲不留的时候，他怒火冲天，只好用鞋尖来乱踢了。

不错，好赌是人类的天性，同时，参加任何带投机或赌博性质的事情的人，没有一个不抱绝大的信心。你瞧，各国的政治冒险家，当他们要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的时候，他们何曾没有必胜的信念，但是，结果是怎样的呢？

善战者服上刑，爱投机或赌博者多数吃亏。这是我一贯的看法，不知道你赞成否？

专此顺祝

康健！

子云（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二日）

三

××：

前天接到你的信，知道你是个好学深思的人，慰甚！

你受了人家的批评后，不会埋怨这个，痛恨那个，反而非常小心地检讨自己。这种作风，就是进步的前秦曲。只要你继续保持这种作风，你的过失便天天减少，成绩日日增加，因祸得福，问题全看你会不会了解自己，督促自己。

你问我：“有的人”和“有些人”有什么分别？

据我的看法，白话文的“这个”和“那个”，等于英文的This和That。“这些”和“那些”等于These和Those。前者单数，后者多数。同样的，“有的人”是单数，“有些人”是多数，至少习惯上我们都这样用法。

你说，有人批评你的中文不是道地中文，而是广府文。这事情你用不着担忧，你听我慢慢道来。

中国的文字统一，口语除南部两三省份外，也大部分统一，所差的仅是南腔北调这问题。自文言改为白话后，北京话定为全国的正音，其他各省各县的人一律采用。在采用北京话为国语的过程中，南方人因为要从头学起，他们利用国音符号，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咬，结果，多数会说标准的普通话。年来在新加坡专门教人说普通话的黄孟圭老先生，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福建南安人，落籍福州，受业于北洋大学和美国，但他说普通话的时候，谁也听不出有点福州腔或南安腔。另一方面，接近都门的天津人，大多数的口腔却改不过来。

谈到白话文的写作，许多江南人都写得一手白话文，丝毫没有露出各自的省份的特色，如茅盾、冰心、朱自清、叶圣陶，他们籍隶浙江、福建、江苏，但他们的白话文都很到家。

真正以写北京话著名的，仅有一位老舍。起初我看他的小说时，每页总有几个字不大明瞭，后来看惯了，也不过如此。年来老舍的作风稍微有点改变。去年看了他的一部新著《福星集》，里边已经减少北京的土话，气氛上越来越近纯粹的普通话了。

去年从朋友处借到一本狄更斯小说的中译本，译者林汉达，运用纯粹的大众语来写作，那文字的浅白，远非三四十年前的初期解放的作家所能比得上。写序者陆志韦，他是个心理学教授、诗人，不过最近二三十年来，专门研究语言。由他的序文里，我知道他们一般朋友在大众语上曾下过很大的工夫，现在是到收获的时期了。

这也许是广州距离中原太远罢；中国的国语运动，在广州进展得较慢。在抗战的前夕，广州的各级学校多数还采用广府话为教学的媒介语。此外，广州、香港、澳门的报纸，时常渗杂当地的方言及特殊的字汇。这事情我初到香港的时候，非常刺眼；后来中国的一两家大报搬到香港，旧友重逢，倍增情谊。此后，我就很少阅读省、港、澳的报纸，免得根底浅薄的我，不知不觉间会受了不良的影响。

谈到翻译，我倒愿意发表一些意见。翻译要搅得好，译者至少要具备几个条件：

（一）兼通两国文字。译者必须有作家的资格，译出来的东西，琅琅可诵，断不至使读者要硬着头皮来看，甚至有曲解、误解的危险。

（二）有专门的学识。譬如翻译医学的专门著作，这只有读医科的人能够胜任；翻译法律的条文，这只有长期研究法科的人能够应付裕如。须知隔行如隔山，每行都有它的特有的术语，而每个术语都有极深刻的含义。专门学者花了几十年工夫，才摸到头绪；到了习惯成自然的时候，所谓专门术语，已经变为他们的日常用语。假如外行人单纯靠一部普通字典，一部专门辞典来翻译，结果，时常会闹出笑话。

（三）有丰富的常识。要增进常识，只有多看书报这一条路。学问好像河流一样，积聚到了相当分量，便有触类旁通的乐趣。谁能够作不间断的努力，而且多思索、多发问、多参考，迟早有水到渠成的希望。

为着检讨自己的翻译是否够水准，最好把已经成名的翻译家的译文拿来和原文对照，看看名家的译文是怎样，自己的译文又是怎样。在细心对照的过程中，你很快会发现自己的缺点到底在哪儿，人家的特长又在哪儿。一面照照镜子，一面逐渐改善，期之以恒，我保证你的译文能够登堂入室。

英国最特出的史学家吉本，自谓他的文字得力于双重翻译的训练。你现在有意研究翻译，所以我希望你也步着吉本的后尘。

此问

近好！

子云（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六日）

四

××：

早晨一场大雨，雨后气候清凉，我从家里慢慢走到嘉宾酒店的楼头，在靠海一面的窗下喝喝茶。抬头一看，只见嘉东公园的花草树木越来越漂亮。四周的杂树已经绿叶成荫，中间横的一排是红白相间的桃树，竖的一排是遒劲刚强的棕树，尤其是棕树，它和清高绝俗的椰树算是表兄弟，最能代表南洋的景物。十年前我看园丁刚刚把棕树苗种下，现在已经长大成林了。

公园面临大海，海上大大小小的船只，多得数不清。海给新加坡带来进出口贸易，海也给新加坡带来富庶和繁荣。假如有一天气候突变，新加坡的海水完全冻结为五尺厚的坚冰，我真不知道新加坡的人民将靠什么来生活。

中外的名城，大多数都紧靠河边或海角，仅有少数座落平原。潮水的高低起伏，最能激发人类的思想。起初他们仅知制造独木舟在河海的边缘行驶，到了他们懂得制造大船的时候，他们便想漂洋过海了。

不错，航海是个冒险的生涯，当风平浪静的时候，旅客也许会尝到“春水船如天上坐”的乐趣。大家看书下棋，谈谈笑笑。可是当彤云密布，风雨骤来，雷电交作的时候，你每分钟都会觉得海龙王嬉皮笑脸地开着大门在欢迎。只因海上的变化太大了，所以航海的人经常得到很大的刺激，而每次刺激都使他们大动脑筋来应付。多了一次冒险，长了一番见识。到如今，航海术和邮船的设备等已经发展到这地步，头舱里的旅客，过的是海上行宫的生活，极尽豪华舒适的能事。

世界文化的四大源泉（中国、印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四大河流（黄河、恒河、尼罗河、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有密切的关系。假如没有这些河流，那四个古国只能困守于一隅，很难产生光辉灿烂的文化，也难产生支配人类心灵的伟大哲学家和宗教家。由于河流的便利，它们在经济上能够互通有无，在思想上能够时常交流。吸收各国的精华，化成自己的血液，到了文化生根以后，它们自然而然地会达到繁枝茂叶，开花结子的地步了。

谈到河流与文化，我不禁会联想到几个名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它和威尼斯、佛罗伦萨不无关系。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的入口处，背山面海，它的S字型的河道，前后左右穿插着177条运河，四百多座桥梁；比起诗人笔下的扬州二十四桥更多彩多姿。别的不用说，光是横贯皇宫和监狱的“叹息桥”（Bridge of Sighs），已经够你神游物外了。

因为交通的便利，威尼斯的对外贸易特别发达，一般人民以向外发展为无比的光荣。元朝到中国来做官，而且写了一部著名的游记的马可·波罗，就是威尼斯人。

莎士比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没有到过威尼斯，可是他所创造的《威尼斯商人》，却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位女扮男装的律师所提出的割掉一磅肉，不许多出一分，不准流下一滴血的雄辩，使人相信在海边生长的人，究竟是与众不同。

佛罗伦萨又是意大利的一个名城。它座落于阿尔诺河的两岸。阿尔诺河好像小家碧玉，娇小玲珑。它的宁静的气氛；最适宜于艺术的创作。它的几间博物院，收罗了很多艺术的珍品。此外，河流使它的土壤非常肥沃，满山满谷，无处不是奇花异卉。倾国的名花，配上崇高的艺术品，使这坐名城成为各国旅行家必经的胜地。

花都的巴黎，可以没有铁塔，也可以没有凯旋门，但是假如天公把澄清雅洁的塞纳河化为沙漠，恐怕举世文人都要同声一哭。因为没有塞纳河，就没有那几十座精巧的桥梁，而河边桥下所具备的罗曼谛克的环境，正是诗人、画师、音乐家的创造力的源泉。

泰晤士河的气魄的宏伟，使巨型的轮船，能够直叩市中心区。三百年来英国的工商业的发达，这多少是受赐于这条河。最近英国公主玛格丽特和她的夫婿坐着游艇，从伦敦桥下经过；夹岸市民的欢呼，使这一对满面春风的新人，频添几分乐趣。

我曾说，鸦片战争，虽然给中国带来耻辱，但是五口通商的后果并不算太坏。不然，中国还是闭关自守，不愿意跟各国往来，形势越孤立，进步自然越迟慢。

作为岛国的新加坡，它的生命线完全依靠一望无际的海洋。门前的海港局，后门的军港，经常给市民以固定的职业。虽然新加坡河并不怎么漂亮，但是每天由这条河道进进出出的舯舡，却是一般人民的生活的来源。

海和新加坡有这么深厚的因缘，所以我很希望你在这方面做工夫。到了贸易充分发达的一天，便是生活程度提高的日子。

此问

近安！

子云（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五

××：

日前和你畅谈曹雪芹的身世的问题，非常有趣。他死时不过40多岁，但他遗留下这部《红楼梦》，将与天地同休。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较世界上任何小说家都更伟大。

曹雪芹的朋友敦诚生前赠他的一首长诗的最后四句，真是使人伤心下泪。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曹雪芹一到中年，便遇着家道中落，一个人静悄悄地隐居于北京西郊，即现在北京大学理学院的附近。因为穷惊九眷六亲，当年称兄道弟的朋友，早已不知道跑到那儿去了。他时常挨饿，每天仅喝了一些米汤来提提神。偶尔找到二两白干或者莲花白，他简直会兴奋得要命。就在那“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环境里，他一字一泪地写成这部稀世之宝的大书，使他高踞世界文学的巅峰。

以曹雪芹的生花妙笔，他尽可以厚着脸皮，给一些富人做清客。这样一来，不但衣食问题全盘解决，而且他可以像齐人一样，回到家里对妻妾夸耀一番。但是，视文学比生命更重要的曹雪芹，他的肚子可以挨饿，精神活动一点也不能够放松。他知道吃饭固然重要，创作更是重要。经过再三考虑后，他才斩钉截铁地下了一个结论：饿死事小，湮没无闻事大。因此，在饥肠辘辘的生活状况下，他还是手不释卷，笔不停挥，结果，腐化的是他的血肉，永生的是他的作品。

其实，做清客并不太容易。他要伺候主人的颜色，绝对不可以自我作主。他必须以主人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喜怒哀乐。什么意志、什么性灵、什么情感、什么见识，都要全部抑制下去。平居无事的时候，他要帮闲；万一出了什么岔子的时候，他又要帮凶。这种生活，起初他完全过不惯，等到习惯成自然的时候，他便成为没有灵魂的人，同时，他的文学生命就寿终正寝。

这是个生死关头的抉择，许多人都难逃避物欲的诱惑，乖乖地向富人叩头。

初到一个埠头的人，只见老客要欺负新客；初尝铁窗风味的人，只见老囚犯要麻烦新囚犯。同样的，富人家里的清客也不止一个，那些老清客看见主人家里来了一个新清客，简直像个眼中钉。你瞧，当冯煖高唱“弹铗归来兮”的时候，孟尝君倒不觉得怎样，可是他家里的一些老清客就表示满肚子不高兴。

其实，这问题倒容易解释。这还是经济学上的供求律问题。清客的人数少，他们才可以控制主人，肥肉多吃一块，美酒多喝一杯。清客的人数多，他们在主人的心目中自然会成为多余了。

马来亚各地的俱乐部林立。在俱乐部里，首屈一指的殷商，俨然是山寨的寨主，一呼百诺，好不威风。中等的商人，多少还可以取得小头目的地位。在这开口是钱，闭口还是钱的场合里，文人最好以少去为妙。不然，这是自讨没趣。

你说，文人到那种场合里，自己先要贬值。这话真是一针见血。因为文人的正当职业，多数是教员和记者，一个月的收入，不够山寨的寨主几分钟的大开销。本来是清雅绝俗、高傲王侯的文人，一旦遇着挥金如土的殷商，他的自卑感不禁油然而生；他会自怨自艾地说自己走错行。为什么当初南来的时候，不穿着短裤和拖鞋，偏要西装革履，一派斯文，弄得在商场里格格不入呢？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这情形到处都如此，并不限于此时此地。

但是，做清客并不是文人的本意，只因在生活鞭子的驱策下，他这才饥不择食地要找个糊口的地方。虽然如此，他有时难免会“技痒”，要表现表现自己的才情与学问。不过这事情在文化水准很高的地方容易实现，在土头土脑的文盲中很难找到知音。

从前英国约翰孙博士，在他没有成名之前，曾再三拜访柴斯斐德侯爵，希望后者给他做靠山。可是他的诚恳的要求，并未蒙侯爵接受。到了他所编著的第一部英文字典出版后，约翰孙博士的大名震动整个文坛，大家争先恐后地给他写书评、作介绍，连侯爵也亲自动笔写了两篇文章。谁料侯爵这种前倨后恭的作风，竟触着约翰孙博士的心灵深处的伤痕，所以他即刻回了一封非常生动的信，冷嘲热讽，使侯爵大有啼笑皆非之概。

的确，艺术的女神的醋味实在太大，它需要你尽心、尽意、尽力地为她服务。它不但要你九死未悔，而且要你吃尽苦头，这才心甘情愿。

曹雪芹是艺术的忠臣，论功行赏，他应该稳坐头把交椅。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〇年五月三十日）

六

××：

日前和你详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你的结论是，伯希和不是一个建筑师，而是砖匠、瓦匠，这话我完全同意。

清朝268年的天下，除出了一个空前的小说家曹雪芹外，在文学、史学、哲学上，它的贡献不算大。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倾全力来做考证工作。他们不能著述一部像《史记》、《资治通鉴》的历史，他们仅能考订一些地名、人名、版本以及有关的资料。他们不能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仅能给两千年前的经书做解释。他们也不能从事文学的创造，提供新题材，发表新作风，他们仅能做到“每个句子都有出处”。

我曾研究清代文人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受科举的遗毒。因为每个读书人在20岁以前，都要研究八股文、试帖诗、工整的书法。到了20岁以后，中试的平步上青云，以后就在官场里鬼混一生；失意的蛰居乡村，很潦倒地做老学究，什么新知识、新发明，他们都不闻不问。仅有极少数的特立独行之士，他们不问眼前的穷通得失，公余之暇，仍埋头读书著作。不幸他们的底子已经打坏，个个像从小脚解放出来的改组派那样，走起路来究竟不大自然。他们崇拜古人，藐视今人；他们只求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敢大胆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身如槁木，心似死灰，难怪在学术上没有很大的建树。

以伯希和为首的近代欧洲的汉学家，不幸走的也是清代朴学大师的路子。

我们承认“没有档案，没有历史”。但我们也应该明白，档案并不是历史。由档案到历史，中间还须经过一段加工。这种加工的工作，既需要天才，又注重理想，把理论和实践冶于一炉，有体有用，有质有文，这才算是一件价值连城的无瑕的白璧。

谈到研究学问，光是语文这头一关，就不大容易通过。就一般中国知识分子而论，光是中文，就费了半生工夫；外国文可以自由运用的，多数仅限英文一种，其他语文的基础都很浅薄，而且平常没有继续阅读，运用起来恐怕相当吃力。欧洲的汉学家多数费了几十年时间和精力，从事语文的研究；具备良好的语文基础，他们这才能够找到直接的材料。可惜材料是层出不穷的，看了一种新书，至少会引导你多看十种新书；发现了一种新资料，至少会鼓励你要多找十种新资料。牛角尖越钻越窄狭，到头来，他们只能见到一株一株的树木，而不能看见整个森林。

不错，做学问必须从笔记着手，不过笔记积聚到相当程度，必须加以整理，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的作品。不然，笔记越积越多，这将成为一种很大的负担。

你说，伯希和积聚了很多笔记，不过他的笔记谁也没法子利用，一来书法潦草，很难阅读；二来细大不捐，杂乱无章。因此，你下个断语，说他只能够制造砖儿、瓦儿、而不是一个建筑师。

顾颉刚先生常说，他自己所做的一部分考证的工作，不过是“下学”的事情，他还需要“上达”的人来完成。这是他的过分谦恭的说法。其实，学问是学问，本来没有什么上下的分别，但考证资料，并不算是一件完整的作品，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目前的趋势，就是史学分为科学的史学和文学的史学。科学的史学，只求资料正确，别的管不着。文学的史学，除根据正确的资料外，还需要琅琅可诵的文章。这两派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化。前者讥笑后者为空疏浅薄，后者批评前者为支离破碎。据我的看法，最好是学问渊博，资料翔实，而文字深入浅出，这才算是上乘的历史。

在《历史算是一门艺术》那篇文章里，英国大哲学家兼大文豪罗素说，吉本笔下的人物，个个都是活灵活现。反观《剑桥上古史》，他发现里边所描写的人物毫无生气，充其量仅能算是一本流水账，把有关的事实，按时间的发展，一一胪列出来罢了。

我常觉得，科学的历史家，最好是担任编辑的工作，因为他们所懂的语文既多，所搜集的资料也不少，让他们来干编辑的工作，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事校补。另一方面，那些文学的历史家，不妨尽量利用他人已经考证过的资料，按照自己的理论，描绘一幅又一幅动人的画面，使人读了之后，永远不会忘记。

从前剑桥大学教授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干的就是编而不写的工作。他所编的《剑桥近代史》算是成功了，但他满肚子的学问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特别可以纪念的名著。

改天再谈。

专此顺请

撰安！

子云（一九六〇年六月六日）

七

××：

每天到报馆去办公的时候，书桌上照例放着一大堆信件。这些信件多数是从许多还未相识的青年朋友寄来的，其中有的托我介绍职业，有的要我刊登稿件，有的闭着眼睛恭维，有的也曾破口大骂。这些信件我照例一一看完，其中我的确能够做得到的事情，我马上就办；那些超过我的能力的，或者我根本不需要理会的事情，我就把它们搁置下来。这些七零八碎的事务，大约耽误了我二三十分钟工夫。接着，我又心平气和地从事我的业务了。

开头我要向那些托我介绍职业的朋友敬致万分的歉意。在这人浮于事的社会里，要找个适当的职业，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据我知道，报上“征职”的广告一刊出，每个职务至少要有几十个人逐鹿。那些履历齐全，经验丰富，人品端庄的人，无疑地会得到较多的中选的机会。此外，在冷战还没有停止之前，一个候选人的思想和行动也在有关当局考虑之列。七除八抹，被录取的机会并不算太多。

另一方面，那少数真正学有专长的人，尤其是教授、医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他们刚从英国或澳洲回到马来亚，公私各机关，都争先恐后地要罗致他们。

这儿我们可以下个结论，失业问题，一面是由于产业不大发达，没有许多位置可以安插；一面也由于自己准备不够充分，没法子争取主动。

谈到刊登稿件问题，我和一般同事都觉得大伤脑筋。由于新闻和广告的拥挤，副刊的篇幅越来越缩小了。那些内容隽永，长短适中的稿件，编辑先生恨不得它们会源源而来。那些内容枯燥，篇幅浩繁，或者触犯禁令的文章，编辑先生难免要摇摇头。此外，每个作者把自己心爱的作品寄到报馆后，恨不得马上登出，稍微迟缓一点，便怨声载道。谁也承认，编辑先生有取舍删改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使他们结交一些文友，也可以使他们得罪更多的撰稿人。

今天你们又以非常动听的名义，给我写一封相当诚恳的长信。你们对我的恭维，我原封不动，全数奉还。你们对我的批评，我倒想趁这机会解释一下。

你们说，我的《海滨寄简》，主要的是讨论“治学与治事”的问题，对于社会上的现实问题完全撇开，这未免太过于偏见。其实，这并不是我逃避现实，又不是我的偏见，而是我有我的苦衷。

太平洋战争前，我写了将近十年最现实的问题，即国际问题和社会问题。到了战争爆发后，那些文字变成了我很大的负担。战后我一直在报馆写了15年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国际问题和社会问题。那些文字给我吐露一些见解，同时，也时常给我带来无限的麻烦。

还有一层，现实问题的文字，今天很新鲜，不久便成为明日黄花，没有保存的必要了。因此，战后我下个志愿，公余之暇，我要凭我个人的兴趣和素养，学写一些游记、传记、散文、杂文。积15年的辛勤，现在已写成几本不大成熟的小册子了。空闲的时候，自己拿来翻阅，倒也可以加强自己对某些事物的记忆。这比较每天在办公室里所写的许多最现实的文章，更合我个人的胃口。

你们说，我的作品毫无革命性，这种批评倒搔着痒处。我崇拜革命家，但我自己并不是革命家，这好像我佩服音乐家、雕刻家、美术家，而我自己并不是音乐家、雕刻家、美术家一样。事实如此，毫无办法。

其实，革命不过是人类活动中的一种，并不会包括一切。我承认自己至多仅能做到“和平的革命”；要我去冲锋陷阵，或者整天乱喊“杀！杀！杀！”我却做不到。

真正的历史家，除态度客观之外，还须有远见。从历史家的观点说来，左翼的列宁固然是个伟人，右翼的丘吉尔也是个伟人，而无偏无倚、坦坦荡荡的尼赫鲁何曾不是个伟人？假如站在任何一党的立场，这又当别论。赞成列宁的人，一定要咒死丘吉尔；支持丘吉尔的人，一定要痛骂列宁。至于尼赫鲁，因为他是中立而不倚，有时左右逢源，有时两面夹攻。高兴的时候，不妨和他打个招呼；不高兴的时候，简直不用理睬。见仁见智，就是这意思。

最后，谈到个人的享受问题。我想普通人所注意的享受，如喝酒、抽烟、跳舞、打牌，我一点也不感兴趣。除了几个月看一次电影外，主要的是空闲时间都是面对大自然，看看云、望望海、散散步、读读书。这种享受既不费钱，而且可以增进身心的健康。希望你们也多多接近大自然，尽量享受大自然的恩赐。

记住，摒除烦恼，才是最大的享受。

工作忙碌，时间实在不够分配。来信恕不能一一作复。

此祝

进步！

子云（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三日）

八

××：

刚才到了海滨，只见狂风大作，白浪滔天。那些愁云惨雾，密密层层地覆在头上，好像世纪末日快要来临，活活地把人吞下去一样。

作为人类先驱者的诗人，他老是“哀民生之多艰”。可是一般混世魔王，他们却表现最狰狞的脸孔，整天作大战爆发的美梦。假如祈祷会发生效力，那么我一定很虔诚地跪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真主面前，祷祝诗人长命万岁，咒骂混世魔王天诛地灭。

真是“暴雨不终朝”，不用一个钟头，又是云消雾散，雨过天晴了。人类究竟是很容易受环境的支配，环境一变动，心情也跟着变动。刚才愁眉不展，现在又心花怒放，好像前途有无限的光明一样。因此，我趁心情较好，兴趣较浓的时候，赶紧给你写一封信。

昨晚我参加一个熟人的宴会。他的家距离闹市不过半英哩，可是里边却另有一番世界。

这儿显然是个宁静的乡村，周遭都是简朴的木屋和亚答屋，道路也崎岖不平，不过一般居民仍保留着守望相助的古风。那位熟人的家座落于一排木屋的中间。为着庆祝结婚的大典，他免不了要张灯结彩，那五光十色的电灯，居然把整排九间屋子都悬挂起来。

这虽小事，但是在距离半英哩外的闹市绝对办不到。一来城里人的结合，基于利害的关系，彼此之间没有什么真挚的感情。住在隔壁或对面，甚至住在楼上或楼下的人，彼此漠不相干。一个家庭做喜事，其余各家一点也不关心，更不用说把整条街让你张灯结彩，大摆筵席了。

二来城里人和城里人之间，貌合神离，嘴里说的是一套，心里想的又是一套。每个人以自己的生活做中心，同时，也以自己的行为作批评人家的标准。人家穿得破破烂烂，他就讥笑无能；人家穿得衣冠楚楚，他就表示妒忌。反正人家都不对，对的只有他自己。

因为大家没有共同的兴趣，住在城里的人反而觉得十分寂寞。他们的交游很广，真正知心的朋友，反而找不到半个。他们破除寂寞的方法，就是赴宴会、逛娱乐场。其实，在宴会和娱乐场里，一晚上也许可以认识几十个人，可是结果像一把白米撒在墙壁上那样，一点也没有关系。

我曾参加过一个国际性的社团，会员总数达四五十万人，每个大城市差不多都有分会。各分会每周定期开一次聚餐会，席间还邀请“名人”演讲。起初我曾抱了个很大的期望，想在那个团体里结交两三个朋友，可是我一连缴过四五年的会费，聚餐了两百多次以后，除在公共场合，要多点几次头，多拉几次手外，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交到。

我在失望之余，决心不参加什么社团了。一有闲工夫，宁可拼命看书。虽然书中并没有什么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但书籍不会使你麻烦，却是事实。

“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个？”中外古今的文人，多少都有这种感觉。只因知心实在太少了，所以偶尔得了一个，不但本人引以为荣，连别人也羡慕不置。在历史上，我们知道两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的结合，往往会发生极大的力量，尤其是在思想界和文艺界。

的确，“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可是茫茫人海中，要找一两个知交，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回头再谈乡村的朴素的生活。

由奴隶出身的伊索，他也许是乌有子虚，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但他那部寓言，好像庄子一样，实在脍炙人口。光是那一篇《乡下的老鼠和城里的老鼠》，便可透露出他是拥护前者，反对后者。乡下的生活比较简单，不过谁都有安全感，自由自在地过活，不像城里人老是那么提心吊胆，随时都有毁灭的危险。

自都市发展后，农村简直没法子生活，谁都要赶到都市，希望找个立足点。因为粥少僧多，于是钩心斗角的事情，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得意的人，生活比较优裕；失意的人，只好卷起包袱，垂头丧气地再回到乡下了。

城里和乡下有这么大的差别，这的确是近代文明社会的悲剧。为着弥补这缺陷，许多人都是一早匆匆忙忙地跑到城里来办公，晚上又匆匆忙忙地赶回乡下去度一个清静的良宵。至于周末和假期，当然以在乡下闲居为得计。

听说你近来时常下乡，我很赞成。在乡下里，你不但会使身心健全，说不定你还可以结交一两个真挚的朋友。

此问

近好！

子云（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日）

九

××：

去年看见你做文十分艰苦，最近看见你做文却毫不费力。这儿证明这一年来你所下的工夫已经有相当的收获。

古人教人做文，不外“读书多，积理富”六个大字。旷代奇才如杜甫，他的得力处，不外“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假如你经常用功，多看书，多做笔记，积聚既久，你就像蚕儿和蜂儿一样，自然而然地会吐出万缕的青丝，酿成甜美的蜜汁了。

《红楼梦》你已经看过。你知道黛玉和香菱论诗的时候，曾说道：

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辞害意”）。

你知道，思想和意趣，即普通所谓“题旨”，是文章的灵魂。假如你具备高超的思想，正确的意趣，那么用什么体裁，什么形式，甚至什么语文，都能够发生很大的作用。相反的，假如你的思想庸俗，意趣平常，那么你就是运用生花的妙笔，也没法子增加一丝半厘的分量。假如把那种文字译成第二种语文，更是味同嚼蜡了。

西洋的《伊索寓言》和《圣经》，都是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可是现在读起来，还是津津有味。中国的先秦两汉的巨著，也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到如今，还是使人百读不厌。

我们研究古人成功的原因，可得下列的结论：

第一，命意不凡。《伊索寓言》，差不多每篇都有新意思。看了之后，谁都不禁要发出会心的微笑。那种微笑就是读者和作者的精神上的默契。换句话说，微笑等于默认，等于投作者一票。假如大多数读者都投作者一票，那么这种书就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纵使秦始皇复生，也没法子使它绝迹了。

第二，趣味盎然。从刚会说话的小孩，到白发满头的老翁，没有一个不爱好故事、寓言、童话的。聪明的小说家固然以隽永的故事做中心，甚至一本正经的教主，纵横捭阖的政论家，也要穿插许多故事、掌故、譬喻，使文章生动，直叩读者的心弦。到了读者和作者起了深切的共鸣的时候，文章就有效果了。

第三，句子简练。任何语文的诗篇，除音韵和谐，声调铿锵外，都以简练著名。的确，简单的生活，是最充实的生活；简练的文字，是最标准的文字。《圣经》有个最短的句子，“耶稣哭了”。而英文仅寥寥两字Jesus wept。这两字的力量，至少有万斤的分量。它给耶稣作心理的分析，可是它所包含的深刻的意义，却着墨无多，让读者慢慢咀嚼，仔细推敲。这种含蓄蕴藏的力量，比较尽情暴露的文字，更能够博得读者的同情。

第四，作风独特。初学走路的婴孩，固然需要大人扶持，可是到了相当时候，他必需独立走路，不然，这等于患着小儿麻痹症，算不得健康的生活。同样的，初学写作的人，也许会受这个作家的驱使，那个作家的影响，可是到了真正著书立说，把作品问世的时候，他必须有独立的作风，不然，这至多仅算是冒牌货。

古人说：“学我者病。”这话是千真万确。因为读者所要求的是原装货，不是冒牌货，所以作者必须培养独立的作风，使读者看他的一篇作品，甚至一段文字，便知这是出于名家的手笔，非普通人所能做得到。

模仿陶渊明的人，一定不如陶渊明；抄袭托尔斯泰的人，当然不如托尔斯泰。为什么呢？因为模仿抄袭的东西，多少有破绽和漏洞，明眼人即刻可以看得出。

老实说，标新立异，建树独特的作风，可以说是作者的最后关头。熬过此关，才算成功；不然，这还是没有成熟，非日夜加工，恐怕不易达到目的。

针对这一点，宝钗曾提出具体的意见。她说：

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

为着培养独特的作风，作者须“命意新奇，别开生面”。千万不可跟着人家的尾巴跑。

“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杜甫的这么大的魄力，不但命意不凡，趣味盎然，而且句子简练，作风独特，所以他才能够独往独来，空前绝后。

你的文字天天在进步中，这是个可喜的现象，不过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你还有相当的距离。祝你

努力！

子云（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

一〇

××：

由于文字姻缘，十几年来我经常接到各地读者的信札。我本来想一一答复，无奈工作忙碌，时间精神都不允许。除馨香祷祝各地读者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外，我只好在心里默记他们的名字，希望将来有机会相处一堂，喝喝茶、说说笑，畅论往古来今的事情。

日前接到来信，知道彼此神交已达十年以上。虽然到如今，我还没有机会和你相识，但是我所发表的文字，你所记得的恐怕比我自己还多。这种精神上的鼓励，比较赴一次山珍海错的盛宴强胜万倍。

你说，因为家庭经济关系，15岁小小的年纪已经到社会上谋生，不过公余之暇，你还继续不断地补习英文，积十年的经验，现在已经达到自由阅读写作的境地。这种崇高的意志和伟大的魄力，是一切自学成功的人必备的基本条件。你现在已经把握住这些基本条件，只要目标确定，不见异思迁，不一曝十寒，尽早总会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

由本国大学或者外国大学出身的人，固然会得到学问；一般认真自学的人，无疑地也会得到学问。百万富翁的儿孙，固然有本钱可以做大生意；白手成家的人，尽早也有机会做大生意。问题的关键，仅在“发达”的时间的快慢罢了。有文凭、有基础的人快些；没有文凭、没有基础的人慢些；至于最后的终点，谁也不会受限制。学有师承的可以达到最高峰，私淑大师的人也可以达到最高峰，而任何一门学问的开山祖师，好像白手成家的人一样，多数是毫无凭借。他们唯一的凭借，就是胆量、魄力、机警等可爱的品质罢了。

谈到富兰克林，他是我所敬爱的伟人之一。他不但是个美国的伟人，而且是个世界公民。

在政治上，他具备开明的思想。他起初仅希望美国逐渐富庶强大，到了相当时候，可以兵不血刃，脱离英国，得到完全的独立。老实说，他是个爱好和平的人。他不愿意见到流血的革命。他坚决地相信，只要美国人能够忍耐，他们尽早会达到目的。这种老成持重的态度，当然会成为不入耳之谈。

但是，当战争真正爆发的时候，他便不顾一切地毁家抒难，把所有财产来支持政府。他和英国的许多新交旧识断绝关系，他对国际问题的观点完全改变，从亲英改为亲法，这事情在他荣任驻法大使时期，更充分表现出来。

在哲学上他虽然没有发明什么新的理论，建树什么新的系统，但是，就文论文，他的文章明白如画，比较一般玄之又玄的哲学家的忸忸怩怩的作风好得多。他的文字简洁而不枯燥，谈话幽默而不伤害感情。简单说一句，他是个绝顶聪明而又有惊人的魄力的伟人。

普通人研究伟人的生平，多偏重他已经成名后的功绩，我却喜欢探讨儿童时代的家庭和社会背景，爱好的书籍，结交的朋友，生活的方式。老实说，已经成名后的人，一举一动多少有忌讳，同时，因为社会地位关系，很少机会让他真情流露，甚至许多伟大的建议和计划，也是由精明能干的秘书或顾问起草的。只有少年时代，谁也不会另眼相看，谁也用不着讨好他，所以那时的言论和行动，一点一滴都是自出心裁，最值得我们细心研究。

当富兰克林青年时代，他最爱读班扬的《天路历程》、哲学家洛克的《人类理解力》、阿狄生的《旁观者报》、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笛福的《论计划》。班扬和洛克的著作，给他铺好哲学和宗教的路子；阿狄生和笛福的作品，给他奠定文学的基础；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的英雄传，给他以精神上的鼓励和指导，使他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气概。

然而富兰克林最值得青年效法的，就是他很严格地管制自己。本来世间的事情是这样：能够管制自己的人，才能够管制人家；不然，他迟早须受法律和社会的管制。

在拙著《富兰克林》里，我曾举一个例。他不吃肉，他的哥哥觉得很不方便。他向哥哥提议，把他那一份伙食费用的半数按月发给他，让他自己去预备饭吃。这一点，哥哥当然同意。事实上，他因为吃素的关系，每个月倒可以节省一半伙食费用来买书。当哥哥及其他伙计跑到别人的家里去吃饭的时候，店里十分清静。他不慌不忙地随便吃了一块面包，一把葡萄干，或果酱蛋糕，一杯开水，就算一餐，剩下的时间仍用来读书。头脑清明，理解力又强，读书多有心得，据他说，这完全得力于节饮节食呢。

随函送上《富兰克林自传》一册，望你仔细地研读三遍。相信这对于读书和做人，都有明确的指导，而英文的进步特其余事。

此请

大安！

子云（一九六〇七月四日）

一一

××：

日前接到来信，觉得你非常天真可爱，可惜你目前正患着严重的“左倾幼稚病”。这种病，像“右倾顽固病”一样，是相当难医。在精神上，因为你带着有色的眼镜，成见很深，不是武断，便是盲从，毫无商榷的余地。在行动上，你既然这么积极，所以将来你不是做领袖，便是做工具；很少会心平气和地研究客观的事物，找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6月30日的那封信里，我说失业问题，一半是由于产业不发达，弄到许多人没法子安插；一半是由于个人准备不够，没法子适应新环境。这本来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奇，可是你一看到“个人准备不够”的句子，马上冒火，同时，还举出一批政治上的亡命客，说他们准备很够，为什么他们也找不到职业？

我说的是常情，你说的是例外。你应该知道搅政治工作的人，他们所付的代价，最高的是杀身成仁，其次才是坐监，至于逃亡到海外做记者或教员，这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算怎么一回事。只因他们所追求的不是普通人所谓“职业”，而是“夺取政权”，所以他们失败则已，假如有一天革命成功，那么他们将稳坐头把交椅，不是院长、部长，便是大使、公使。战后十几年来新兴国家的首长，大多数都坐过监，而他们的职位的高低，差不多和坐监的时间的久暂作正比例。最值得人惊奇的，就是加纳的恩克鲁玛，头一天还是个阶下囚，第二天却稳坐总理衙门的宝座呢。

我说过，站在任何一党的立场，赞成列宁的人，一定要骂死丘吉尔；支持丘吉尔的人，一定要痛骂列宁。至于尼赫鲁，因为他是中立而不倚，有时左右逢源，有时两面夹攻。想不到你竟站在党的立场，要坚持“绝对”的是非。

从中国哲学史的观点来看，主张性善的孟子和主张性恶的荀子，都有他们应得的地位。因为谈理论的时候，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著书立说的人便可告无罪。身后的是非，谁也管不着。

从中国政治史的观点看来，蜀、魏、吴三国的领袖，各有千秋。因此，《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很公平地把他的书划分为《魏志》、《蜀志》、《吴志》。《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惑于“正统”的理论，他不但扶蜀而抑魏吴，而且把诸葛亮捧得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最后，还能够呼风唤雨，俨若神仙。

其实，就文治或武功而论，魏武帝曹操，实在比同时代的几个政治领袖都高明，可是一般人不暇深究，他们听到诸葛亮的“先帝惧汉贼不两立”这句口号，先入为主，以后便把曹操当做奸臣贼子，什么功绩都一笔抹杀了。

年来中国已经有少数大学者做翻案文章，从三国的时代背景，政治形势，文学思潮里探讨曹操的本来面目，把《三国演义》所勾画、所描写的曹操的狰狞的脸孔，一扫精光，这倒是文坛盛事，值得我们细心研究。

谈到福建的人才，你仅提了两位政治红人，这充分证明你的阅读的范围太过狭窄，同时，你的批评的标准，无形中受某种读物的影响。

自宋代南渡以后，八百年来福建人才辈出。在理学上，一位集大成的朱子，他可以算是孟子后第一人。过去60年间，在中国文坛上，严复、林纾、辜鸿铭开导于先，许地山、郑振铎接踵于后。至于科学界、医学界、司法界、海军界的人物，更是车载斗量。可是这些人的著作，到如今，你恐怕没有读过多少，所以你才有这么大的勇气，任意品评甲乙，说某某比某某好过一万倍，某某又比某某强胜一万倍。这儿我除佩服你胆量过人外，我实在不了解你到底用什么尺度来衡量。

关于南大毕业生，你因为自己所接近的一两位的水准不够高，所以便表示满肚子不高兴。其实，任何学校都有高明的学生，也有低劣的学生。就我所认识的几位优秀的毕业生而论，他们不但思想成熟，而且能够在各种专门的学报上发表洋洋万言的大块文章，可惜这些学报你大概没有机会看到，而你所看到的不过是报屁股的几篇杂感的短文。像你这种武断的作风，我实在不敢恭维。

最后，我老实告诉你，知人论世，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古代，凡是写正史的，不但是全国第一流的文豪，而且是海内公认的最渊博的学者。史家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他对于典章、文物、人才、书籍的品评，须心平气和，批评恰到好处，而“恰到好处”四字是文章的最大的鹄的。

你应该保持勇气，不过你须加上集思广益的态度。须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只要胸怀坦坦荡荡，这才能够保持平衡，而不至说得过火。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一日）

一二

××：

接7月2日来信，知道你最近就要毕业，慰甚！

在没有举行毕业考试之前，你还要充分利用时间来加紧研究，希望达到最优异的成绩。这种认真求学的精神，就值得人羡慕。

本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只要一个人能够集中精神，专心向学，迟早总有惊人的成绩表现。

然而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不以目前的小就，便觉得心满意足。相反的，你会下最大的决心，以目前的成绩做基础，今后仍继续不断地钻研。到处都有资料，到处都有良师；资料层出不穷，良师又循循诱掖；学问一天一天进步，眼界一天一天扩大。再过十年二十年的切实的工夫，你不难和当代学人较量高低。

现代学问最注重严格的训练或纪律，即英文所谓Discipline。从前中国的书香之家，也最重视严格的训练或纪律。年轻的一辈，家学渊源，成绩自异常人，而且脱颖而出的时间比较老一辈提前。

中国如此，西洋也没有例外。19世纪英国的出类拔萃的经济学家、逻辑学家、文学家约翰·密尔，他在父亲一手教导之下，不用进什么学校，到了17岁，便可独立谋生，而且可以跟并世的第一流的学者分庭抗礼了。密尔说，他之所以能够比普通学人提早25年成名，主要的是得力于严格而又有系统的家教。

自中国设立新式的学校后，到如今已经有60年的历史，可是一般学人还脱离不了科举的余毒。他们以为得到文凭，好像得到功名一样，此后，便束书高阁，一直在社会上鬼混。有些饭桶的教授在大学教了几十年书，唯一值得自豪的，还是当年的一张文凭或毕业论文。

随着时代的加速度进展，旧的落后的观念应该完全被淘汰，代之而起的是精益求精的态度。

现代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我们暂且不必提到什么太空的研究，军火的改良，光是日常生活有关的汽车、收音机、录音机、雪柜，差不多是一年一个样子，而尼龙和塑胶产品的花样的翻新，使人大有应接不暇的样子。

为着迎头赶上新时代，每个学人在打好专门学问的基础后，须继续不断地订阅几种专门的杂志。因为各种新发明、新发现，都由专门学者以论文或报告书的姿态，在专门杂志上发表。此外，新书评介，文化简讯，也应该经常浏览，看看自己这一门有关的学问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

为着阅览学术杂志，除母语外，你至少要精通一种外国语，同时，还要略通一两种外国语。所谓“精通”，是指自由看读写作，一点也没有障碍；所谓“略通”，是指阅览时能够充分了解，至于会话或写作，大可不必太过用心。不然，研究学问便泛滥无归，旁枝繁茂，主干反而十分脆弱，结果，是得不偿失。

当大学课程告一结束的时候，最好是到研究机构做研究生，或者留在大学里当助理。因为现代科学的研究，离不开图书馆和实验室。假如一离开图书馆和实验室，这等于精神上全盘缴械。

在今天我所发表的一篇社论里，我曾说：

像商品有行情一样，文化也有中心。就一个国家而论，京都多数是文化的中心，住在穷乡僻壤的学者，非到京都，不能表现他的才华；非结交专家学者，也不能使他的学业有登堂入室的希望。你瞧，一代大儒荀卿，当他到了50岁之后，他还要仆仆风尘，跑到京都一显身手，其他才不出众、语不惊人的庸夫俗子更不必说了。

你的性情沉静，实事求是，不慕虚名，这是做学问的秘诀。我希望你再下三四年工夫，一面从头温习过去几年间所学的功课，温故知新，其味无穷。同时，把基础打得更切实些；一面进一步选修一两门高深而又专门的课程，使你开开眼界，增进知识，并且知道登上一山，还有一山，像剥笋那样，一层一层地剥进去，漫说新的香味会使你垂涎三尺，光是那种越来越接近目的物的乐趣，已经耐人寻味。

此间华人值得人称道不置的，倒不是那些住大楼、坐大车、吃大菜、说大话的家伙，而是已故林文庆博士。林博庆的儿子林可胜博士，孙子林国安博士，个个都是著名的医生兼教授，同时，在学术上都有相当贡献。可惜我目前忙着研究印度问题，不然，我真想给林文庆博士写个长传呢。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日）

一三

××：

昨天蒙你到我家里来闲谈，可惜我另有个约会，不能好好招呼，请原谅！

承询编辑和记者的工作有什么分别，这儿可以很简略地作个答复。

报纸最大的任务，在于报道新闻，没有新闻，读者何必花钱去买报纸？因为新闻既要翔实，又要迅速，所以各大报必需训练一大批精明干练的记者，到处采访新闻。由于长期的努力，记者早已养成特殊的警觉性和责任感。他们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社会上的各种动态，他们都能够比普通人更敏感，同时，由于洞悉人事上的种种关系，他们往往能够找到最翔实的材料，然后运用他们的轻松而又生动的笔调，有条不紊地写出来。读者看完这么一段新闻后，有的拍案叫绝，有的唏虚叹息；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成为大众茶余酒后谈论的资料。

但是，每间报馆都有它固定的立场，有的偏左，有的偏右，有的中立而不倚。编辑在处理新闻的时候，便运用各种手法，使读者一看，就知道这张报纸到底是有什么主张。从标题的重点，到编排的版位，甚至字体、台数、花边，无一不能表现一间报馆的倾向。

这还不够，新闻之外，还有社论。在文人论政的时代，新闻还处于次要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社论。主持笔政的人，趁这机会发表个人的主张，有时小题大做，有时借题发挥，希望读者和他共鸣，在社会上起了带头作用。

在现代各国的大报里，新闻和社论不但处于同等地位，而且要互相配合。News and Views，二者是难兄难弟。新闻既要翔实迅速，社论又要公平正直，这才能够发生极大的影响。

假如你把记者当做电影的主角，那么编者无疑地是导演。主角的声音笑貌，观众了若指掌；导演的设计和手法，只有熟悉幕后的活动的人，才能够充分了解。

就年龄而论，记者多数是年轻小伙子，他们年富力强，胆大志坚，要他们马不停蹄地到处采访新闻，他们固然十分胜任；要他们到枪林弹雨中作战地记者，他们也毫不在乎。从政府首长、政党领袖、名流学者，到普通市民，他们都兜得转，吃得开。只要他们发现有新闻价值的资料，他们好像训练有素的间谍一样，总会直接间接地弄到手，成为轰动一时的“独家新闻”（scoop）

当记者做过相当时间后，他的经验当然越来越丰富。这时候，报馆的主持人，很愿意升他做编辑，负起指导新进的记者的责任。目前报馆的人员较多，分工更细密，指导记者的事情，多数由采访主任负责；等到记者把新闻写成后，编辑才动手处理，从事取舍、编排的工作。

你问我，做记者和做编辑，哪种更有趣味？我答，二者都有趣味。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外勤，整天要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里找材料；后者是内勤，日日要把来源不同的材料，编成醒目美观的看版面。没有记者供给动人的新闻，编辑将全盘缴械；没有编辑在设计和编排上多下一番功夫，记者所用的心血等于白费。

其实，记者和编辑的分别，仅在于工作的性质。至于工作的态度，二者须一样的认真，丝毫含糊不得。

一般说来，任何记者或编辑，须继续不断地充实学问，锻炼文章。

现代的新知识、新学问，天天在增加中，稍微不注意，就要落伍了。因此，无论做记者或编辑，须就个性所近，或者环境的需要，多看一些新书。只要一个人肯用功，他不但能够接受前人或近人已有的发现，而且会读书得间，提出许多新的见解，给笃信好学的专家开个先河。

记者或编辑，都是用笔谈来代替面谈，在面谈的时候，你大可运用手势，或脸部的表情，来补充语言的不逮。到了笔谈的时候，你将觉得孤立无援，仅凭一支笔杆，诉于万千不相识的读者的理智；再进一步，还要控制他们的感情。除非笔锋磨练得十分犀利，把社论和新闻弄得样样轻灵生动；记者或编辑就算是没有履行应尽的义务。

提起新闻事业，我们已经有许多伟大的人物给我们作开路先锋。这些人有的是先做记者，后做政治家；有的是先做记者，后做文学家。例如英国的阿狄生、约翰孙、笛福、麦考莱、狄更斯、萨克雷、格兰斯吞、丘吉尔；美国的富兰克林、马克·吐温、惠特曼；他们不是身当记者或编辑，便是经常给报纸作撰述员。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德国的两位大文豪——歌德和席勒——也是新闻记者出身。

报纸具备光荣的传统，所以我们做后继的人，更应该竭尽驽钝，为人民服务。

此祝

进步！

子云（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一四

××：

昨天你问我说，为什么文学家以医生、律师、记者出身的比较多？我想这问题并不难答复。

首先我们要知道文学家和著作家的分别。那些专门研究各种作品和作家的人，叫做文学家；那些以写作来表现个人的学问思想和生活经验的人，叫做著作家。医生、律师、记者多数受过高深的教育，至少也自修到家，所以语文这一关早已打通。只要他们懂得充分运用他们生活上所接触的人物、景物、故事，那么资料将源源而来。医生、律师、记者之所以能够成为著作家，主要的是这个原因。

其次，在现实社会里，工作时间越长的人，收入越少。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完全耗费于例行公务中。回到家里，妻子噜噜苏苏，儿女哭哭啼啼；要工作既没有精力，要休息又没有机会；坐立不安，如困愁城。像这种人，一年到头恐怕看不到两本书，更谈不上什么写作了。

医生、律师、记者则不然。他们花了一部分时间，可以把生活上的必需品全盘解决，剩下的空闲时间，他们可以在温暖的家庭、庞大的图书馆，甚至名山古刹、竹楼茅舍，慢慢撰述他们的作品。只因他们不必急急等米下锅，所以他们的作品完成后，还可以一再推敲，直至无懈可击的时候，才拿出来问世。用力既深，气象自然不同；这一点，明眼人自然会看出来。

无论如何，要做学问，非有闲暇不可。只有闲暇，才能够鼓励人按照固定的目标，不慌不忙地前进。不然，生活太不安定，或者整天忙得喘不过气来，虽孔子、亚里士多德复生，恐怕也要交白卷。

谈到清闲，据我的分析，先要解决生活问题；生活无忧，一个人才可以心平气和地做学问。不然，人闲心不闲，结果，仍不能达到目的。

在古代，学而优则仕，读书人急急要做官。因为在产业落后的社会里，做官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它不但能够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而且也可以附带解决许多亲戚朋友的职业问题。王安石曾说，他有60人靠他吃饭，这事情只有他以宰相的地位才可以做得到。

孔子三个月没有官做，心里就焦急得要命。他的周游列国，代天行道倒是次要的事情；主要的目的，还是先要解决生活问题。

一代才子袁枚，他做过几任官后，囊有余积，他这才能够在西子湖滨，长享人间的清福。假如他们真是两袖清风，恐怕饿死于西湖也没有人理睬了。

假如官做不成，退一步是做清客。从前中国富商巨贾，照例要养一些清客。清客虽然吃不饱，饿不死，但是当大多数人都在饥饿线下讨生活的时候，清客便变成很可以羡慕的职业了。清客的好处，就是清闲；有了清闲，他才可以从事学问或艺术的素养了。

自文章可以卖钱后，读书人即用不着急急要做官，也用不着兜圈子做清客了。凭着一支笔锋，他可以稳拿大笔稿费。丘吉尔做了一辈子大官，可是他的薪俸所得，远不如他的一部巨著《第二次大战回忆录》。艾森豪威尔从联军总司令那么高的职位下台后，他的储蓄也寥寥可数，可是他的一部《欧洲十字军》，却给他带来百万元稿费。再过几个月，他退出白宫后，他还可以回到葛底斯堡的宁静的农场，过着优哉悠哉的生活，用不着仰赖养老金了。

像丘吉尔和艾森威尔的稿费之高，可算是例外。最正常的方法，就是各国的科学院、研究院都是养着一些院士或研究员。这些院士或研究员，衣食无忧，工作又很清闲。而图书馆和实验室的设备，他们又可以充分利用。专心一志，有恒不懈，所以他们的成就，往往会超过同时代的机会不太好的学者文人。

在马来亚，政府官员的工作相当繁重，多数人于下班后，仍要继续办公，所以他们可以利用的闲暇并不多。这儿的富商巨贾有的是，不过他们的学识有限，看不起读书人，没有一个能像犹太籍的富翁哈同那样，懂得培养一代学者王国维。他们充其量在三缺一的时候，拉个没落的文人来凑数；要他们培植读书种子，这简直是白天做梦。这儿出版事业不发达，稿费低得可怜。用稿费来喝茶，还可以勉强凑付；靠稿费来吃饭，恐怕全家都要吃西北风。至于院士或研究员，这儿根本没有这名堂。除马大教授的待遇高，工作轻外，其他教育文化机构的人，很少有足够的闲暇，让他们继续进修。

积极的路子既然走不通，这儿的文人学者只好采取颜回和陶渊明的消极的办法。安贫乐道，忘怀得失，这也许能够使他们少受一些烦恼，多享受一些闲暇的清福。

此祝

进步！

子云（一九六〇年八月三日）

一五

××：

阿萧的数学窍门已通，昨晚特地请她看了一场电影，演的是《西厢记》。当我看到“长亭送别”那一幕的时候，鼻子一酸，差一点儿要流下泪来。

回到家里，心中老是想念着这一对小夫妻。同时，《西厢记》那一段千古不朽的文字，不禁涌上心头，跑到笔头。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得倩疏林挂住斜晖。

中国的文学，最重含蓄。要含蓄，作者仅用暗示的手腕，便可达到目的，用不着赤裸裸地尽情暴露出来。你瞧，当秋高气爽的时期，黄叶已经铺了满地，周遭肃杀的气象，连季候鸟也要南归，希望过了一个隆冬，明春再北上。谁料在这当儿，自己心爱的人，偏要匆匆地离开。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眼泪自然而然地会从早晨流到晚上，从黑夜滴到天明。树叶上的露珠，凝结成的薄霜，这恐怕也是离人的眼泪点染而成罢。

本来聚少离多，已经相当难受，何况相见恨晚，分袂又很快，简直连说两句话的机会也不可多得。路旁苗条的柳丝，把它折一段来赠别，倒还不错。假如要用柳丝来羁縻骏马，这根本不济事。就在这时候，斜阳吐出万丈的光芒，天空也瞬息万变，为着多享受片刻无限好的黄昏，只好拜托疏林，把夕阳多留了一会儿。

看了上述的一段话，便知道什么叫做“烘托”，什么叫作“对照”，什么叫作“高潮”。

我常觉得，西洋男女的恋爱方式太过唐突，一来就是拍拖，再进一步，就是热烈的拥抱、接吻。在巴黎，无论咖啡店、戏院、地道车、桥头，你总可以看到成双整对的男女在表演狂欢的状态。他们的大胆的行动，好像旁若无人，只有他们是人间最幸福的鸳鸯，可是他们离婚的次数之多，也是东方人不敢相信。

其实，世间的事情是相对的，热烈多少，冷酷也多少。一般电影明星，当她们和异性接触的时候，她们何曾不是海誓山盟，相亲相爱。到了反目那天，有的对簿公庭，有的互相咒骂，而自杀和谋杀事件也层出不穷。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早知尽情暴露的无聊，不如稍加含蓄，保留一些神秘成分，好像吃橄榄那样，有苦尽甘来的回味。

老实说，从文学的观点看来，我爱《罗密欧与朱丽叶》，我更爱《西厢记》。除美妙的台词各有千秋外，深厚的含蓄、暗示、烘托的滋味，总比暴露、坦白、狂热好得多。

今晚无事，又请阿萧看《鲁班先师》

根据传说，鲁班算是木匠的始祖。他凭着一双手，大胆设计，细心执行，结果，土木工程上的许多困难的问题，都给他一手解决了。

普通人懒惰成性，既不肯用脑，又不愿出力。已经知道的事情，他们觉得太容易，再也不肯用心；未知的事物，他们又害怕得要命，束手无策。这两种态度都不对的。

鲁班先师则不然。他不相信什么天才不天才，他只会大胆假设，细心工作。他充分利用规矩准绳，把所有尺寸较量得十分精确。因此，那个不能合拢的石桥，经过他精细的计算和努力加工后，一下子便填补得天衣无缝了。同样的，短少六七尺的横梁，经过他的设计后，居然用两头木鱼衔接得很严密了。这不但是废物利用，而且也非常美观。

至于城墙上的堞楼，这项工程他本来没有什么经验，可是经过他的苦心焦思后，他居然把人命攸关的大问题，也轻易解决了。

当他每次在工程上表现神迹的时候，人家老是夸张他的大天才，可是他仍谦恭地说自己并没有什么天才，只会多用心思，喜欢研究罢了。

只因他所追求的是工程上巧夺天工的成绩，并不是人世所崇尚的虚名，所以他牢牢地坚守“功成、名遂、身退”的信条，连姓名也不让人知道，仅以“鱼日村”这么一个假名来搪塞，这还不是中国传统上的道家精神的表现？

简单说一句，“功成而不居”的人，是第一流人物，因为他不夸耀自己的功劳，所以永远不会自讨没趣。有功邀赏的是普通人，因为他出了多少力气，希望得到多少报酬。至于无功受禄，或者“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的人，那简直是奴才的奴才的奴才，不值得一笑。

假如《西厢记》是文学的杰作，那么《鲁班先师》无疑地是劳动者的模范人物。这两个片子都很有意义，望你抽暇去看一看。

此问

近好！

子云（一九六〇年八月十日）

一六

××：

在吉隆坡时，蒙你殷勤招待；抵槟城后，又蒙你预先向一般朋友报告我的行程。高谊隆情，这在铜臭很重的南洋社会里，实在不可多得。

这是我第三次漫游马来亚。在旅行的两星期间，到处蒙朋友招呼，整天游览名山胜水，然而我念念不忘的，还是你的书斋“尊明阁”。

老实说，在海外，私人所收藏的中国书籍，还没有第二个人比你更丰富，尤其是中国旧小说一门，你的书架已经琳琅满目，其中有许多明版书，真是价值连城。我很荣幸，能够参观你的书斋。区区两个钟头的上下古今谈，似乎把我久居南洋所染的俗气一洗精光。

我曾说，真正懂得欣赏中国文化的人，他在文学和艺术上的成就一定高人一等。你以荷兰人来研究中国文化，先在莱顿大学打个根底，然后在日本继续研究，最后，在中国服务的五年间，你已经水到渠成。耳濡目染，无一不是道地的中国文化；朝夕交游，也无一不是中国第一流的人物。

你曾从名师研究古琴。那个“古琴学会”的会员，都是文绉绉的中国书生，而你和他们的友谊搅得水乳交融。这充分证明你的道行多么深。

中国文化最光荣的传统，莫如尊师重道。须知一个人的成就，一半靠天分，一半靠训练。良师给人引导门径，指点迷津，经过长期的熏陶后，他自然而然地进步神速。古人为着追求名师，不惜跋山涉水，到处访问。那些身怀绝技的老师，他也不轻易招收学生。他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换句话说，他要考验来学的人，是否动机纯正，是否热诚向学，是否会不顾任何环境，坚持到底。经过一番很审慎的考虑后，他才招收学生，然后择定吉日良辰，焚香膜拜。从此师生俨然一家人，关系有如父兄对子弟。有无相通，患难与共。到了老师死后，学生还要“心丧”三年。比起现在的学店，学生随到随考，随考随收，学费先交，一切免论，这简直是霄壤之别。

你给古琴老师画像，同时，广约18位诗人来题跋。这种尊师重道的精神，一般南洋青年，应该向你虚心请教。

在你所收藏的古籍中，整套《水浒传图版》最引起我的注意。假如机会许可，我真想向你借来影印，以广流传。

在你的客厅的后房，壁上悬着你和你的夫人的祖宗三代的相片，每边六人，这比较13年前我到马六甲访问陈祯禄先生的府上时所得的印象更深。陈先生家里的厅堂，仅悬他自己的祖宗三代，而陈夫人的祖先却付阙如。“礼失求诸野”，中国古代所尊重的祖先崇拜的办法，一般中国人不如马六甲的侨生；而马六甲的侨生，又不如你——荷兰的汉学家。凭着祖先崇拜，一面会加强“慎终追远”的观念，一面给研究优生学的人以良好的资料。

今春蒙你惠赠稽康《琴赋》的英译本及其他著作，这次又蒙你惠赠《书画鉴赏汇编》；盛情可感！

《书画鉴赏汇编》，出版于1958年，是意大利远东研究院刊行的。当时仅印了900册，每册美金40元，现在坊间已经不容易找到。辱承割爱，更觉友情的可贵。

这部大著以中国传统的鉴赏标准做基础，然后运有现代的科学方法，详加分类，妥为分析，看看各部门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再进一步，你又根据这些基本条件来品评各种艺术品，因为胸有成竹，所以语多中肯，至少这不会离谱太远。

因为你既精通中文，又娴熟日文，两者互相对证，找到最合理的结论。此外，你对于图章有深入的研究，对于裱画的技术也如数家珍。因此，在鉴别古代书画的真伪美丑的时候，你比较普通鉴赏家实在高明得多。一般学人，假如能够运用你的大著作南针，进一步遍览各大博物院所收藏的珍品，久而久之，自然会摸到中国书画的门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真正的快乐，是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只有二三知己“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最能表达欣赏著名的书画时的心理状态。

年来有些人把政治和文化混为一谈。因此，一提到元气磅礴的中国文化的时候，他们便讳莫如深，在外人面前不敢大胆表扬。这种作风，似乎有一点矫枉过正。你以荷兰大使的地位，对于中国文化竟有这么高深的造诣，实在使人不能不加倍佩服！的确，真正的文化是超国界的，更是超功利主义的。马来亚人研究英文一二百年，但是以英文名家的寥寥可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英文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对于英国文化一点也不发生浓厚的兴趣。等到官升了，财发了，英文就不再继续研究了。假如他们能够像你治汉学的态度和方法来治英文，相信这儿的英文程度可能再提高。

南洋学会各理事，不但欢迎你做会员，而且要请你指定时间，作学术演讲。

专此布达，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〇年九月九日）

一七

××：

接9月6日信，真是高兴得连眼泪也要流出来。

30多年前，我曾梦想做科学家，可是文艺的女神硬是把我拉住。结果，我只好放弃研究科学的念头，心甘情愿地给文艺的女神料理杂务。现在你有机会从事微生物的研究；我的未完之志，由你来完成；这是多么使人欢欣鼓舞的事情。

对于自然科学，我是个门外汉，但是，就我几十年治学的经验，多少摸到研究的门径。现在把我的一得之愚，提供给你参考。

第一，把大学时代所读的功课，择要重温一遍。北京有一道很普遍的而又最受人欢迎的菜，名叫“回锅肉”。“回锅肉”是煮熟之后，再加上五味，重新烹调一番，所以其味无穷。同样的，真正做学问的人，不会以应付考试为目的。他应该找个机会，把旧书好好地温习一遍二遍，温故知新，所得比较初学时深入得多。

我有个“忘年交”伍连德博士，当他80岁高龄的时候，他还保存着60年前在大学读书时的两三种课本。就我个人而论，我手头老是保存十种八种心爱书。这些书成为我的“枕中鸿宝”，每次阅读，总有新发现，尤其《红楼梦》，最近又从头到尾重新研究一遍，对于它的中心人物之一——凤姐——的性格，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其他随身的书籍，也是百读不厌，而它们给我的鼓励和暗示，比较我的任何老师还得力。

第二，选定专题，作深入的研究。从前我刚离开大学的时候，我曾想到北京西山去潜修十年，然后开始著述。起初我以为这办法是再好不过，经过三四年的考验，这才觉得此路不通。后来才采用一面研究，一面著述的办法。这样一来，所学的东西有发表的希望，这更加强学习时的兴趣和信心。同时，因为著述的关系，我不得不细心研究，不然，我就没法子交卷。

目前你应该很虚心地请教你的导师，给你选定一个专题。题目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太大恐怕你驾驭不来，太小材料又嫌不够。好在你的导师是斲轮老手，他会给你指示途径。只要你很耐心地一连写了两三篇专门论文，此后你便能够自立门户，从事独立的研究了。

第三，做书目，抄卡片。中国的学者，早就注意“目录学”（bibliography）现在的西洋学者，一开始研究专门问题的时候，便着手搜集和这一门学问有关的书目。这是研究工作必经之道，谁也逃不了。除做书目外，你还须抄写卡片。书目以几种名著所开的书目做基础，然后每年继续加入一些新书。抄写卡片，须有恒不断。久而久之，你动手写作的时候，不怕手头没有材料了。

第四，订阅两三种专门杂志。现代研究学问的人，离不了专门杂志。除专门论文必须详加分析、研究外，最重要的是书评、新书简讯、文化动态。这些东西最能够鼓励人上进。有了新刺激，便有新反应。不然，自己蒙在鼓里，夜郎自大，对于人家的努力和成就，一点也不知道，这是大错特错。

我的研究科学的朋友，他们都自备两三种专门杂志，在可能范围内，你可以申请为会员。会员不但能够得到免费阅览专门杂志的便利，而且可以认识与本行有关的人物，时常互相切磋琢磨。这比较孤陋寡闻的人，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以上四点，想你早已知道，用不着多所赘述。但是，舐犊情深，我对你抱着很大的期望，所以不惮复述，望你留意。

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你的认识的清楚。在过去，一般人以文凭为敲门砖，文凭到手，书籍马上束诸高阁，此后就在社会上鬼混，一天到晚所追求的，无非个人的名和利；一生到死所过问的，无非个人的权与位。像这种人，学问越高，对社会越没有益处。相反的，这种人正是社会进化的绊脚石。

你对学问本身找到深厚的兴趣，这正是第一流的学人应有的怀抱。须知第一流的学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只求有益于社会，不顾个人的得失。事实上，真理只有一个。当你找到真理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地会得到无限的乐趣；当整个社会繁荣安定的时候，个人的生活也绝对不成问题。水涨船高，理由是太明显了。

记得大战期间，我避难越南。有一天，香港大学某教授来找我闲谈。他研究的是生物学，我顺便写了一副对联送他。原文如下：

研究室精神，小中见大。实行家本领，忙里偷闲。

你现在整天从事显微镜下的生活，同时，你又念念不忘替社会服务，因此，我特地把这副对联转送给你，希望你能够小中见大，忙里偷闲，在学问和事业上，天天有新进展。

此祝

健康！

子云（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五日）

一八

××：

接9月16日信及尊编《教与学》月刊，谢谢！

从前我编刊物的时候，约你惠赐鸿篇大著；现在你编刊物的时候，约我想法填补空白。礼尚往来，这本是很近情近理的事情。

记得上月我在槟城的时候，你约我给你的快要出世的刊物撰稿。那时心血来潮，我一口答应。可是这次旅行，体重轻了三磅，回家后公私猬集，差不多没有片刻清闲的工夫。除例行公务外，正经的文字没有写一篇。因此，两三个最高学府及研究机构约我演讲，我一一婉辞；同时，香港朋友约我写稿的事情，我连信也没有回一封。时间精力，样样都不够分配，这儿我只好向你告罪。

我常觉得，现代人最缺乏清闲的乐趣。从就学的年龄算起，整天忙呀，忙呀，忙得头昏脑胀，忙得耳鸣眼花，忙得天翻地覆。读小学，为着进中学；读中学，为着进大学；读完大学，为着谋差事。在就业的期间，未得患得，既得患失的心情，溢于言表。请问芸芸众生这种忙煞的生活，到底会得到什么乐趣，我想99.9％的答案是零分。

诸葛亮和陶渊明都是聪明人。诸葛亮懂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儿“淡泊”和“宁静”四字，是他毕生做人的秘诀。老实说，淡泊的生活，是最健康的生活；宁静的境界，是最幸福的境界。你知道，在家里吃葱汤麦饼，清淡固然清淡，但我敢保证这种食法，永远不会发生毛病。相反的，灯红酒绿的大宴会，把小小的肚子，装满许多不容易消化的油腻的东西；到了更阑人静，才拖着极疲倦的身躯，回到家里，除半夜的恶梦，使你增加精神上的负担外，请问还有什么意义？

陶渊明主张“闲静少言”，这倒是养气的入门工夫。我从前非常羡慕口齿伶俐，谈锋犀利的人。经过长期的考察后，这才觉得口齿伶俐，谈锋犀利的人，往往要吃大亏。一来说话太多，有时似乎会不知不觉地七重八复，在座中如有人时常见面，他难免会听得腻烦，表示讨厌。二来说话太多，胸中一泻无遗，一点也没有含蓄的余地，自己说得口沫横飞，而且随说随忘，听者恐怕会暗中窃笑。

老子是个饱经世故的老滑头。他教人“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称赞他最得意的高足颜回时，也说“回也不违，如愚”。这儿充分证明真正聪明的人，外表多是土头土脑，口才也期期艾艾，好像大傻瓜一样。其实，才华不外露，这才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更不会引起人家的妒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的工夫；等到同行发觉的时候，他已经跑在远远的前头，人家要妒忌也来不及了。

的确，闲静的功效，比较无事忙好得多。《大学》教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目标确定之后，他才能够心平气和；只有心平气和，他才能够把各种问题详加考虑；用力既久，才有意想不到的心得。

这种方法，用来读书固佳；用来治事，也是无往而不利。

在古今名人的别号中，我特别喜欢东都施耐庵，海宁王静庵。这儿的“耐”字和“静”字，可以说是进德修业的门径。凡是能够忍耐的人，他就能够沉得住气，吃得了苦。本来苦乐难易是相间的，世间没有全苦全难的事情，也没有全乐全易的事情。熬过难关，便是好汉。许多人因为沉不住气，吃不了苦，所以一遇难题，就心灰意懒。前途渺渺茫茫，自己又缺乏耐心，这还能够办得什么事情？做得什么学问？

就我个人而论，当我闲静的时候，我进步也比较快脆，心情也比较舒畅。相反的，当我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就淡不上什么成绩，同时，心情也坏到极点。

在办公室里，我只能料理例行公务；真正要研究什么问题，或者写作一点东西，最好是一个人跑到海滨。那儿周遭寂静，喝喝茶、看看书、望望云、观观海，等到兴趣浓得化不开的时候，才振笔直书。梁任公所谓“积思于数年，成文于半日”。这是最快乐的事情。

假如在家里，最好的时间，莫如清晨和深夜。从前我的身体比较结实，晚饭后，多喝一些茶，九时就寝，到了午夜醒来，周遭万籁俱寂，自己一个人拼命的熟读精思，许多难解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

自四年前大病之后，晚上强制休息，除散步外，便闲坐院子里，看天星，谈时事，重要的工作，只好摆到清晨来干。

为着多享受一些闲静的乐趣，所以一切应酬和演讲，都敬谢不敏了。

绕了一个大圈子，为的是避免写文章。幸原谅！幸原谅！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一九

××：

日前奉接大著数册及尊编《教育月刊》几期，谢谢！

我曾说，旅行是个快事，写游记是个苦差。对于所参观过的地方的情形，不熟不能写，太熟又不想写。既然动笔来写，又要别出心裁，与众不同；这倒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

自到马来亚后，你对于教育问题，曾两度得到理论上的训练，同时，又有实际的经验，光凭这个角度来考察，材料俯拾即是。因此，你的游记成为有骨有肉的文章，不是普通泛泛观光的人所能比得上。

《教育月刊》，自Y先生来新加坡后，主编的重任由你来负，这是再恰当不过。

平生交游满天下，但是最使我心折的是湖南人和山东人。这两省人，上智与下愚，智美和绝丑，各走极端。换句话说，他们多数不是平常人，而是非常人。他们有的是强烈的个性，雄厚的魄力，持之以恒，迟早会产生应有的果实。

你所编的《教育月刊》和S先生所编的《教与学》，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在形式上，前者是横排，后者是直排。在工具上，前者运用中、英、巫三种语文，后者仅用中文。在内容上，前者很广泛地讨论与教育有关的各种问题，后者却偏重于中文的教学方法。在作者上，前者限于新马教育文化工作者，后者却广邀香港的一部分作家。

在目前马来亚的文化界上，刊物少得可怜，所以这两份刊物能够同时共存，可以说是毫无疑义。

对于教育问题，我是个门外汉，不敢有什么标新立异的主张。但是，就我的肤浅的观察和经验而论，我觉得母语教育实在不可以忽视。

一个婴孩，从一岁半开始跟母亲学话起，到了四五岁进幼稚园以前为止，他差不多能够很熟练地运用母语来表情达意。以后各种字汇和资料，天天逐渐增加，学习起来，一点也不困难。

例如一个五岁的小孩，在他没有进学校之前，他早就知道哥哥和姐姐上学读书，在学校里有许多先生和同学。因此，当他开始识字的时候，他对于“上学”、“读书”、“先生”、“同学”等字汇，早忆胸有成竹。教师在台上口讲手划，学生在台下表示恍然大悟，原来“上学”、“读书”、“先生”、“同学”就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一读就上口，一写就顺手，事半功倍，没有什么语文比较母语更易学。此中关键，全在学习的环境。没有上学前，已经耳濡目染；既上学后，又随时随地有表现的机会。熟能生巧，任何学术艺术都如此，语文不过是一个最显明的例子。

事实上，母语学通之后，再学第二种、第三种语文，甚至第四、第五、第六种语文，一点也不困难。一来文章的格式，思想的方向，材料的来源，完全一样，所差的仅是表现的工具。因此，诚实的人，无论运用什么语文来表现，他还是说老实话。狡猾的人，无论运用什么语文来表现，他还是口蜜腹剑，笑里藏刀。

自中国人研究英文以来，曾经出了一位国际驰名的英文作家，即辜鸿铭先生。这位老先生，是先读通英文、拉丁文、法文、德文之后，回头再读中文、日文，然后运用英文的笔法，来撰述中国有关的问题。他在外国，比较受人重视，为的是他能够写出正确而流利的英文。中国读者，却不能够从他的著作里，找到新鲜的材料，特殊的意见。此外，他的中文，至多仅达到欣赏的程度，要他写出轻灵生动，洋洋洒洒的中文，恐怕还嫌火候不够。

辜鸿铭算是一个杰出的语文的天才，而且一生从事笔墨生涯，对于文字的运用，当然有许多心得。只因他先通外国语，然后学习母语，所以在母语的表现上，多少像由小脚放大脚的女人那样，走起路来，相当勉强。为着加强母语的文化的分量，辜鸿铭不得不留辫子，希望从外表的扮相，表现他在中国文化上也翻过筋斗。用心之苦，这儿可见一斑。

写到这儿，记得昨天的英文报上曾刊载路透社记者所写的哈马舍尔德的一篇特搞。哈马舍尔德是瑞典人，现任联合国秘书长，父亲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做过瑞典的首相，可以说是外交世家。他学过六种语文，其中瑞典文、英文、法文三种尤其娴熟。

一般说来，在语文的研究上，弱小的国家比较富强的国家容易，尤其是犹太人，当以色列还没有复国前，他们到处流浪，所以他们不得不虚心研究，委曲求全。多懂一种外国语，多得一些便利。此外，多旅行，多交际，把自己所学过的语言，充分运用，结果，自然会达到纯熟的境地。

真理永远不会磨灭的，让时间来作最后的证明。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二〇

××：

日前在睡觉前的15分钟，给你通个电话。上天下地，无所不谈。当你提出“朱晖——马来亚的国宝”这问题的时候，我即刻下个按语说：“朋友，今晚我可要兴奋得失眠了。”

像你一样，我对朱晖这位天才的指挥，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但凭报纸上的记载，加上我个人最近到处的访问，我对这位前途似锦的青年，多少有一点认识。

他是印尼棉兰的侨生，到了战后才来新加坡华侨中学高中部读书。课余之暇，他曾从当地名师吴顺畴先生学习小提琴。聪明和努力，指导和苦练，使他作加速度的进展。普通人至少要用五年工夫才能够得到的成绩，他只须用两年工夫，在皇家音乐学院海外考试上，得到八级及格。接着，他仍在新加坡继续苦练，把基础打得十分切实。

初步的成功，给朱晖带上胜利的途径。1951年7月，他进了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在当代各大名师的指导下，他的学业的进步，大有一日千里之概。到了毕业之后，他还想继续进修；于是他离开伦敦，前往比利时京城的比国皇家音乐学院。“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基础本来十分巩固的他，现在再加一番修饰润色的工夫，难怪他会一鸣惊人。

这三年来，他一直在欧洲各国首都，指挥过许多著名乐队的演奏，而最近的杰作，就是今年9月22日晚上八时，在伦敦皇家音乐厅指挥伦敦交响乐队，演奏乐圣贝多芬名曲。这样一来，他在国际乐坛上的地位，已经达到最高峰，大可和当代极少数出类拔萃的指挥分庭抗礼了。

这是马来亚的国宝朱晖的简史，而他今年不过27岁。

我细心分析朱晖的成功，可得下列几个因素：

第一，家庭的背景。他的父亲和母亲，酷爱音乐。良好的音乐环境，早就给这位青年铺下平坦坚固的道路，作未来进修的准备。此外，他的父亲把音乐历史上最负盛誉的六位大师的相片，悬挂于家中，让这位青年朝夕欣赏、崇拜、仰慕。用太史公的名言来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种心理上的准备工作，是任何艺术学术成功的人应走的途径。

第二，名师的指导。假如你一定要跟人家打官司，那么你必须请教当地最负时誉的律师，因为他胜诉的机会比较多。等到打赢官司，一切堂费、律师费，全部由被告负责。同样的，假如你要专攻一门艺术学术，那么你也必须追随当地首屈一指的老师，因为他是识途老马，稍加指点，便得益不少。

吴顺畴在当地小提琴界的地位，好像谢佩贞女士、黄晚成女士在钢琴界的地位一样，最受学生爱护；凡是敏而好学的青年，一经他的指导，迟早都会成器。这可以从历年他的学生考试的成绩得到证明。

第三，继续深造。古人说：“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研究艺术学术的人，必须到国际文化中心去洗礼。欧洲的一些国家，艺术气氛十分浓厚，每个国家有它特出的人才，同时，为着增加观摩的机会，它时常不惜耗费重金，礼聘外国的第一流的名手来演奏。例如朱晖这次在伦敦表演的时候，前一晚，以及后两晚，苏联列宁格勒交响乐队也在同一地点演奏。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较量彼此造诣的高低。这好像体育界的国手在世界运动会的最后决赛时的紧张局面，大家所争取的，仅是毫厘丝忽最微妙的地方。

第四，天才和努力。南洋的青年，热情奔放，精力充沛，加以观摩各国名家的机会比较多，所以他们在音乐、美术、文学上的兴趣早就养成。可惜一般青年，既没有朱晖的良好的家庭背景，又没有出国深造的机会，结果，他们的成就大受限制。

然而最后的因素，全看个人的努力。假如个人肯努力，那么他纵使没有亲炙名师的缘分，至少也有私淑古人的机会。人家用一倍工夫，我用十倍工夫；人家用十倍工夫，我用百倍、千倍工夫。水到渠成，殊途同归，真正有天才而又肯努力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出人头地。

巴黎音乐界说：“朱晖使乐队充满着生气，他教那些乐器为他而歌唱。”又说：“演奏节目，简直就是他个人的演奏节目。”这些评语，朱晖可当之而无愧。

诗人朗费罗说：“生活是短促的，艺术是无穷的。”我很高兴，朱晖这么年轻，而他的成就，已经得到国际艺坛一致的尊重。他给马来亚所带来的声誉，比较那些富商巨贾，达官显宦，不知道高了多少倍。

的确，朱晖是马来亚的国宝，望大家给这位艺苑的杰出人才以应有的重视和爱护。

此请

大安！

子云（一九六〇年十月五日）

二一

××：

槟城一别，不觉已经过了8个月。在这期间内，我因为忙着撰述《泰戈尔传》，弄得夜不安寝，食不甘味。亲友寄来的信件，堆积如山，我看完把它们放在一边，始终找不出时间来答复。熟人到家里来访问，我非常感激他们的盛意，但我也找不出时间去回拜。至于电影或文娱，我只好看看广告，聊解眼饴，要抽出时间去寻开心，似乎十分困难。

从撰述几种长篇传记的经验，我知道大部头的著作，到底和短篇的散文不同。写短篇的散文，只要兴奋和灵感一来，差不多可以援笔立就。至于大部头的著述，无论创作也罢，研究也罢，非有大魄力便不能交卷。

一部百万言的《红楼梦》，它需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然后才算是完璧。一部百万言的《战争与和平》，它要经过七次的删改抄写，然后才算是定本。一部《资治通鉴》，需要16年才杀青。当代英国克拉潘教授的《近代英国经济史》及汤因比教授的《历史研究》，各费30年的工夫才能够完成。小就与大成，小点和大菜，二者之间的差别，并不是普通人所能估计。

你知道，我在报馆的工作，主要的是写社论，虽然偶尔也编辑一些副刊或特刊。社论这东西，是和时间赛跑，越和新闻配合越好。只因时间性太重，所以过了不久，便成为明日黄花，连自己也掉头不顾，更不必说一般读者了。

为着保留一点生活的脚印，公余之暇，我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贯注于读书写作。以前所写的多是散文和游记，近年来却偏重传记，将来也许还会尝试长篇小说。

自五年前经过一场大病后，精神大为减退。从前是无限公司，日夜可以毫无限制地继续煎熬；现在已经改为有限公司，一切须量入为出，早眠早起，起居饮食，都受严格的管制。

承嘱为你的刊物写稿，本应如命，只因精力有限，不敢分心，更不敢任意透支，所以写稿这事情，恐怕要敬谢不敏了。方命之处，望你及其他约我写稿的朋友多多原谅！

闲居无事，细心思索中外历史上移风易俗的工作，主要的是落在两三个有心人的肩膀上。山东出了孔孟，居然成为礼义之邦。屈宋文章，曾左事业，使湖南人个个有光采。建安曹氏三父子，眉山苏氏三父子，都能够主持文运。欧洲的文艺复兴，无非得力于罗马三画圣。名噪一时的英国湖上诗人，他们的人数也是屈指可数。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领略移风易俗的工作，全在两三个有志之士肯负起带头的作用。这些人须动机纯洁，认识正确，既不为名，又不为利，只为负起历史所加的使命。起初，他们的行动也许像旷野的呼声，不为社会重视，但是，经过相当时间后，社会人士对他们的认识逐渐增加，等到一种运动蔚为风气的时候，他们便达到收获的阶段了。

年来研究印度问题，颇有所得。我觉得印度在2505年前出了一个佛祖释迦牟尼后，它的文化、艺术、政治、经济一直停滞不进，至少可以说是进步得不快。它几度被外族侵凌，尤其是独立前的150年间，曾受英国的统治，使它没法子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发展。

平心而论，英国这个老大的帝国，自有它的风度，比起西欧其他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相去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英国在印度所留下的光荣的传统，可归纳为下列几点：

第一，树立健全的文官制度。我们知道，政党可以上台，也可以下台，但文官制度须十分健全，使政府可以继续不断地办理要公。战后亚洲和非洲许多新兴国家在行政上搅得一塌糊涂，而印度却能够按照固定的方针，厉行第一次、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五年计划，主要的是得力于健全的文官制度。

第二，实施良好的英文教育。虽然尼赫鲁说，“殖民地教育是书记教育”，但在印度的英国文官中，曾产生了一位特出的史学家、政论家、诗人麦考莱。麦考莱在印度服务多年，除撰述一部巨著《英国史》外，还写了许多传记及诗篇。在印度没有独立以前，每个上流人物的书房，差不多个个都有一部《圣经》，一部《莎翁全集》，一部《麦考莱全集》。只因印度人懂得“简练以为揣摩”，所以印度的少数文人学者能够写出标准的英文，养成他们爱好文学的习惯。

第三，印度在短短三十年间，一连产生了三个大人物：泰戈尔、甘地、尼赫鲁。泰戈尔和甘地开路于先，尼赫鲁继承于后。这三个人的相互合作，相互照应，使印度在国际文坛政坛上发出万丈的光芒。相反的，假如这三个人不生于同一时代，甚至彼此互相指摘，互相抵消，恐怕世人对印度的看法又不同了。

简单说一句，我们须尽量接受先人的丰富的遗产，然后加以发扬光大，有多少热，发多少光。想起“无忝尔所生”这句话，我们实在不能不发愤用功了。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五月十日）

二二

××：

今天你由家里搬到马大的寄宿舍，这是你第一次离家，过着独立的生活，虽然经济上的完全独立还须等待你的学业告一段落之后。

由新加坡的华校出身的学生，要进马大读书，从前根本不可能。这几年来，新加坡教育当局，尤其是马大当局，知道这问题的重要性，所以从前年起，把大门开了半扇，让40名华校毕业生，进入先修班；去年增加到80名，今年又增加到120名。马大的逐渐开放门户，让华校高中毕业生多一进修的机会，这不但对这些青年是个鼓励，而且使那些一路来仅受英文教育的学生，更能够了解华校的状况。这对于不同教育源流的学生合并在一处，让他们在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工作，因而发生同舟共济的精神，是有很大的益处。

读书的目的，在于养成一个人的高尚的兴趣。把兴趣抽掉，读书等于苦差。

在我治学的过程中，燕京十年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那儿的学生，多数都有很大的抱负，自幼就想做这个家，那个家。将来能否达到这志愿，那是另一回事，不过他们那种朝向最高的鹄的进军的精神，是读书人应有的态度。

二三十年前，交通工具仅有电车和人力车，道路也崎岖不平。一般大学生都过着极贫苦的生活，把钱节省下来书店或旧书摊去买书。除在书店站着阅览几个钟头外，一上车就打开新书来看。至于图书馆阅览室，那更是座无虚席。

在伦敦，我仅逗留三星期，它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各阶层人士的常识都非常丰富。英国的报业最发达，价钱又便宜，因此，在电车、地道车、公共汽车上，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看报，同时，由于公共图书馆、出版事业的发达，借书或买书都十分便利，看书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经常阅读书报，不见得会使你成为一个专家，但至少会使你的常识丰富，成为一个谈吐不俗的人。这是做现代人的起码条件，望你养成深厚的阅读的兴趣和能力。

这也许是环境的关系罢。这儿的学生多数是急功近利，很少有纯粹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读文科的老早就预备做行政官，读医科或法科的老早就预备将来开药房、办律师馆。

人生衣食真难事，在求学时代就预备将来的谋生之道，这事情未可厚非，至少这比较那些纯粹会消费的人好得多。

但是，照我的看法，读文科的人，不一定个个要走行政官那条路，他大可以传道授业，著书立说为终身的志愿。读医科或法科的人，不一定个个要开药房、办律师馆，他大可在中央医院长期服务，或者做个贤明严正的法官。

假如我是个医生，我宁愿在中央医院或其他较大的医院服务。因为在大医院里，病人多、专家多、设备也比较充实，一个学有专长的医生，在大医院里服务，他的学识和经验将与日俱增。

须知学问是漫无止境的。一个专家不是继续进步，便是退步，断不能把10年、20年、30年前在学校里所学到的一些学问，便踌躇满志地说了一声：“道尽在是了。”

现代的学问虽然分工得很细密，但彼此是相互关联的。一种新学说的建立，一个新仪器的发明，使其他各部门学问都受影响。在这种环境下，除了少数根底雄厚，工具犀利，头脑敏捷的人外，多数都随时有落伍的危险。

由于医科课程的非常繁重，我不敢教你多看文学的书籍，致精神涣散。但课余之暇，朗诵几首诗篇，欣赏一两篇散文，看看一两幕剧本，并不碍事。

你知道19和20世纪交替期间，剑桥大学出了一位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他的专门知识是经济学和数学，但他对于文学也有高深的造诣。他曾说，他每次探索专门问题告一段落的时候，便阅览翁莎的剧本，以便调剂精神。经过长期的累积，他的文字也自成风格，不像一般学者那样，老是写出味同嚼蜡的东西。

你的书架上也有七八本诗圣泰戈尔的诗篇，得暇不妨细心玩味泰翁的作品。那种光风霁月的襟怀，一泓清水的风格，豁达开朗的境界，将使你养成“不忧不惧”的健全的心理；心理一健全，读书才能够深入，行为才不至越轨。

耶稣在旷野40天，禁食受试惑，可是他的意志坚定，无动于衷。至圣大贤和庸夫俗子的分别，全在于“动心”和“不动心”。这是修养的基本工夫，望你特别留意。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八日）

二三

××：

近来时常接到你的信，不胜喜慰！

离家万里的人，最重要的是保持健康。只要身体壮健，什么困难都容易克服，不然，精神萎靡不振，人生了无乐趣，还谈什么学问和事业？

除薄命诗人容易夭逝外，自来在学问和事业上有大成就的人，多数享受“精且博，寿而康”的乐趣。因为现代学问很复杂，一个学人从幼稚园训练到专家，差不多将达30岁。另外再加上10年的实际经验，从人事到行政，从教书到著作，样样都拿得起，在社会上可以独当一面，这时已经40岁。孔子说：“三十而立。”而现代人却说：“生命从四十开始。”照目前的情形看来，后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因为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上的中坚人物，大多数都过了40岁，而今年当选为美国35届总统的肯尼迪，博得最年轻的总统的美誉，因为他仅43岁。

我常觉得，空谈理论，往往有眼高手低的嫌疑。批评人家的人，他的理论也许是自出心裁，也许是拾人牙慧。表面看来，好像头头是道，其实，是人云亦云。只有实际的经验和阅历，才能够精通窍门，成为专家。

在当代伟人中，尼赫鲁、丘吉尔、罗素、毛姆等人，都有过人之处。撇开他们的天资和学识不谈，他们在学问、辞章、事业里，都有五六十年以上的经验，通今博古，如数家珍。假如他们没有雄伟的体魄，他们绝对当不起那样繁重的任务。

尼赫鲁对健康的重要性，曾有坦白的表示。在一篇题为《基本的教育》的演讲辞里，他说：

我可以算是很健康，我准备跟我同年的任何人从事比赛，无论体力或其他方面。假如他们要作百码赛跑，我一定跟他们赛跑；假如他们要游泳，我一定跟他们游泳；假如他们要跑马，我一定跟他们作骑马竞赛。我也许不如10年、20年、30年前那么活泼和敏捷；但是，假如我可以跟你们倾吐肺腑，我是时常得视健康。每个人都有保持健康和强壮的义务。我往往非常不喜欢疾病衰弱。我不同情任何人生病。我这样说，因为这儿有许多人以为疾病衰弱是贵族的派头。我要老幼同样健康、壮健、敏捷，我要他们在体魄上成为一等强国。假如我们没有良好的身体的基础，我不以为我们能够在知识上有长足的进步。

从来信里，我知道你已经养成早起的习惯，这是养生的起码工作。清晨新鲜空气，那百鸟争鸣，千花待放的环境，最能鼓励人们的意志。最难得的是朝阳初露曙光的刹那，它的热烘烘的心情，气昂昂的姿态，使人加强信心，鼓起干劲。俗语说：“早起三日当一天。”假如你经常早起，那么每周你就比普通人多了两天工作时间，一年就多了一百零四天，多好！

孟子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曾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所谓“预”，就是准备的工夫。谁的准备工夫做得很彻底，谁就稳操胜算。谁的准备工夫做得马马虎虎，谁就活该倒霉。

“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表演的时间不过片刻，训练的时间却无穷无尽。无论艺术家也罢，学者也罢，凡是能够站得住的作品，都是长期的血汗的结晶品。相反的，凡是潦草从事的东西，也许能够欺世盗名于一时，但结果有如敝屣，没有存在的价值。

来信说，中午时分，你有两小时的休息。这事情很重要。照现代卫生家的意见，中餐不妨很清淡，但午睡是万不可少。在竞技场中，你知道有“接力赛跑”在商业场中，你也知道有“分期付款”。中午稍微假寐15分钟，下午继续工作的时候，精力百倍，一点也不觉得疲倦。

丘吉尔这个老头子，他的思想如何，你暂且不问，但就养生而论，他很明瞭“假寐”的滋味。他一天“假寐”无数次。因此，从早晨到深夜，他老是保持精神充沛的状态。须知学问和事业完全是时间和精力换回来的。没有时间和精力，恐怕连芝麻大的事情也干不成功。

你现在继续不断地做实验，这是科学家应有的训练。由自己亲手经验所得的结果，才算是心得，到了工作告一个段落，把心得公开，这将使你的研究的成果，成为社会的公有物，同时，也算是一种贡献。

你的周遭，人才荟萃，是切磋琢磨最好的地方。在讨论时期，须心平气和地接受相反的意见，然后进一步再作一番检讨的工夫，千万不可武断，轻易抹煞人家的意见。

近来天气炎热异常。本月25日，新加坡河水山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1万5千多人无家可归，损失达1千万元以上。现在各界人士积极展开救灾工作，希望从一点温暖的人情味上，得减轻那些灾民精神上的痛苦。

暑假转眼就到，你何妨抽暇约二三朋友往杭州或庐山一游。

专此，顺问

学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二四

××：

先后连接几封信，知道近况清胜，慰甚！

承赠《中国文学史》四厚册，谢谢！这部书观点正确，材料丰富，而文字也琅琅可诵，可算是后来居上。我希望不久之后，能够看到一部《中国通史》，这种工作是吃力不讨好，专门学者不敢做，普通文人做不来。它需要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四者兼备的人，才可以动笔，光是阅览资料的准备工作，至少需要十年苦工夫。

从前梁任公既有这宏愿，又有一枝常带情感的笔锋，最适宜做这种工作；可惜他对政治太过热心，致精力分散，没法子完成他的志愿，这是很可惜的。

做人真是难事，没有名望，连吃饭也发生问题；有了名望，时间就要由社会去支配，自己没法子作主。难怪诗圣泰戈尔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后，在私人信件上很感慨地说道：“从今以后，我再也得不到片刻宁静了。”

谁也知道，真学问全是从寂寞中得来。那些显赫一时的政治显要、社会闻人，一天到晚忙着开会、接见、批阅文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连气也喘不过来。假如私生活再不检点，这简直是双斧伐孤树，连生命也保不住，哪里有闲工夫继续做学问？

我常觉得，搞政治的人，在某种环境下，坐监几年，强迫他休息，让他有多余的闲暇来检讨和写作，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尼赫鲁的三部大著《世界史一瞥》、《印度的发现》、《自传》是在长期监禁中写出来的；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也是在监狱中完成的。他如文学上的名著《天路历程》、《鲁滨孙飘流记》、《唐·吉诃德》，它们的作者也经过一度的囚犯生活。

思想这东西是最难捉摸的、稍纵即逝的东西。一个人受了新刺激，马上有反应。当印象还很新鲜的时候，须把它速记下来。速记积聚了相当时期，最好找个机会加以整理。这两部分工作，缺一不可。没有速记或笔记，将来无从问津。速记或笔记积得太多而不加以整理，这等于陈年烂账，将来一看就觉得头痛，不如干脆把它扔掉，还使精神上少了一层负担。

在新加坡期间，你要教导四百名学生，弄得你有“这不是教书，而是带兵”的感觉。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本来材料是现成的，问题全在选择的工夫。学问是多方面的，问题也全在选择的工夫。聪明的教育家，他会循循善诱地指导学生养成治学的兴趣和方法，由博返约，执简驭繁。到了这地步，学生将会觉得欲罢不能，非继续研究，不能满足他的治学的愿望。

一个学有根底的学生，当他进了大学之后，他应该以图书馆或实验室为生活的中心。只要他肯用功，埋头苦干，迟早便有丰富的收获。

至于教授，他应该处于指导的地位，让学生质疑问难。一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又有新问题；一连解决几个问题，学生便豁然贯通，以后他将以势如破竹的姿态，一往无前地穷源究流，用不着别人指导了。

在书籍这么方便的时代，尤其是指导入门的书籍很多的时代，一个人没有进大学也照样可以研究学问。所不同的是，大学里有图书馆、实验室的设备，有各种专家学者让你请教，最后，还有机会让你结交许多志同道合的青年，做将来社会活动的准备；而这些条件，是那些没有机会进大学的人可望而不可即的。

著名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分野很简单：前者取录学生非常严格，后者取录学生马马虎虎；前者聘请教授注重真才实学，后者聘请教授仅看人事关系；前者对于图书仪器的设备，力求充实，后者因陋就简，只要应付得过去，便算功德圆满。只因一念之差，前者和后者的出产品判若天壤。

但是，办大学是一宗极端困难的事情。它是整个国力的比赛。以文化高度发展的英国，到如今，还是以牛津、剑桥、伦敦三间大学驰誉国际，其他各大学也许有某些学系、某些教授闻名宇内，但要它们得到学术界的公认，还需要相当时间。美国大学多达一百多间，但举世闻名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华，独擅胜场的仅得北大和清华。文化最普及的日本，首屈一指的还是东京帝国大学。任何事业的成功，不外天时、地利、人和的适当的配合，同时，又靠时间、精力、金钱的累积。“莫问收获，只问耕耘。”这两句话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

来信一再垂询你的几个旧生，足见你的人格的伟大，堪为师表。据我的观察，世间最能帮忙同学的是同学，最能伤害同学的也是同学，“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是这意思。

近来有什么新著，得暇乞惠赐一二，以开眼界。

专此，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六月五日）

二五

××：

昨天和你闲谈办报的事情，很有趣味。现在趁印象还很新鲜的时候，把它记载下来，聊当将来参考的资料。

俗语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任何事业的成功，主要的是靠人才。有了人才，自然而然会找到资本；有了资本，不难添置一切必要的配备。人才、资本、配备三者俱全，连天大的事情都可以顺利完成，何况区区一间报馆？

报纸虽然是近代化的一种大企业，它需要有关各部门都很健全地平衡发展，但它的灵魂仍寄托于编辑部。读者花了钱去买报，主要的是希望看到几条重要的新闻，几篇可读的文章。此外，电影消息、经济行情、体育动态、赛马专栏、卫生常识，各就各的兴趣，抢先看个究竟。只要读者对某些问题，某些作家发生浓厚的兴趣，那么他们将予以大力支持，而报馆的地位将一天比一天巩固。

中国之有现代的报纸，少说也有80多年的历史。其中资格最老的应推上海《申报》（1873年创刊，1949年停刊），在国际地位最高的应推《大公报》（该报于抗战期间，曾得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奖金）。

《大公报》起初也没有什么苗头，自1926年改组后，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共同负责。吴鼎昌是盐业银行的董事长，后来又做贵州省长，让他来做经济的靠山，不怕资金周转不灵；张季鸾主持笔政，而且时常做政府当局的座上宾，对于政局的变化的消息，他往往比较别家报纸灵通；胡政之本来是个名记者，他曾到巴黎和会采访新闻，具备名记者的资格来主持业务，他这才能够独具只眼，遴选办报的长才。

起初《大公报》仅以社论闻名。每天晚上，几个巨头总要开会讨论，提供具体的意见，然后指定一个执笔。文成之后，仍要再三斟酌，成为一篇既有新风色，而又琅琅可诵的文章。

在态度上，《大公报》是采取“小骂大帮忙”的政策，平时尽量找漏洞，敢批评，读者看得很痛快；到了危急关头，它便站在国家民族的严正的立场来支持政府，结果，它的效力比较从头到尾地“诚惶诚恐，死罪死罪”的几十间党报，强胜万倍。

《大公报》在社论上发生很大的作用后，它便进一步特派记者到各地去采访，着重非常精彩的特写。

起初，他派了一位很能干的记者到西北去参观。中国是个庞大的国家，对于边疆的事情，大多数人都莫名其妙。自那位记者的特写在报纸上连载后，大家才大加赏识。他的旧学颇有根底，他懂得运用《读史方舆纪要》的方法来描写现实的环境，遇必要时，将历史地理的知识加以点缀，成为文情并茂的通讯。因此，他的《中国西北角》出版后，马上风行一时。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给《大公报》制造一个好机会。《大公报》里有个自学成功的编辑，他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料，编成一种《六十年的中国与日本》，每天在报纸上连哉，引起读者很大的兴趣；后来汇订成书，多达六厚册，这使各大学的西洋史或近代史教授瞠目结舌。因为后者仅能做外国学者的留声机，食古不化；而前者居然有胆量和魄力，担任这么艰巨的工作。

经过长期的努力后，《六十年的中国与日本》的编者不但成为“日本通”，而且可步张季鸾的后尘，成为一个著名的主笔了。

随着社论及国内通信网的成功，《大公报》开始布置外国通信网，而最初引起读者注意的是萧乾的伦敦通信。

那时欧战爆发，英国虽然不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Arsenal of Democracy，引用罗斯福总统的名言），但欧洲的许多流亡政府都以伦敦为根据地。萧乾运用他的轻松的笔调，从侧面来描写战争的进展；每篇通讯出版，读者都争相传诵，使读者对于国际问题有进一步的了解。

此外，《大公报》在东京、美国、新加坡都有特派员，他们的长篇通讯稿也受读者欢迎。

自1936年起，《大公报》曾创办“星期论文”一栏，广约学者专家轮流撰稿。这些专论多数都值得一读。第二年，上海《申报》也如法炮制，由它的负责人赵泰先生（现任马大中文系讲师）到北京去邀请十二人轮流执笔，召集人为顾颉刚教授，我也躬逢其盛，现在顺便带了一笔。

至于电讯版，欧美各大报，多用“本报专电”，仅有落后地区的报纸，才完全采用各大通讯社的电讯。为着节省篇幅，同时，使新闻更见有条不紊，我主张“综合报道”是个好办法，虽然编者要多费一些时间。

总之，读者既注重正确详尽的新闻，又崇拜卓著声誉的作者。假如报馆当局能够多方面网罗名士为它效命，那么读者将把看报当做日常生活的大事件，而报纸也会不胫而走了。

此外，朝野人士能够尊重新闻自由，给记者以种种便利，这在提高和普及文化上，将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以上所述，是二三十年前的掌故，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历史的镜子看。至于战后十几年的情形，我非常隔膜，恕不多谈。

此问

近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

二六

××：

前信意有未尽，今天打算和你继续谈下去。

谈到办报，除报馆内须多聘英明干练的记者外，它还须和广大的社会发生密切的关系。凡是有一艺之精，一技之长的人，报馆须多方面想法联络，以便随时咨询。因为个人的见识有限，社会问题却无尽无穷。假如报馆平时能够争取社会的合作，那么任何问题发生的时候，它便能够六辔在手，指挥若定，不至搅得满头大汗，而摸不着头绪。

至于一间独立的报馆的立场，前信曾指出“小骂大帮忙”。老实说，“小骂大帮忙”，妙不可言，对于政府，对于报馆都有益处。

先说政府。政府是由少数民选代表组织成功的。民选代表也是人，任何人都免不了有过失。只要他肯认输，肯坦白，不至把小过变成大错，这就是亿万生灵的幸福。

春秋时代的郑国，曾出了一位眼光远大的政治家——子产。郑国本来有一个民间的组织，名叫“乡校”。所谓“乡校”，等于马来亚各地的俱乐部、会馆、会堂或咖啡店。一般民众于茶余饭后，或工作的余暇，到这种公共场合去谈天说地。你知道，普通人一坐下来谈天，除嘘寒问暖外，便要说东家长、西家短。再进一步，他们便要批评时政的得失。

由于人类一向是不满现状，所以在批评时政的时候，往往贬多于褒。偶尔政府派出的情报员，在公共场合，听到不利于政府的批评，于是来个“小报告”，政府当局听了之后，怒不可遏，就在盛怒的姿态下，拍着桌子，大发雷霆，同时，要下令把“乡校”的牌照吊销。

子产是个很有涵养的人，他很幽默地说道：

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寥寥数语，成为千古美谈。

一间独立的报馆，等于所有“乡校”的总汇，它应该把民众不满的情绪，很巧妙地表达出来，至少它也要辟出“读者之声”或“读者投书”一栏，让民众来诉苦。一来民众满肚子的冤气，一经发泄，他们便觉得阿Q式的精神上的胜利；二来政府当局知道民众有不满的地方，马上想法改正，这比较一意孤行，将错就错好得多。

因为报馆平时敢怒敢言，这无形中造成报馆的无比的权威。到了国家民族危急的关头，报馆很微妙地把舵儿一转，给政府以全力支持，这才发生无限的力量。

另一方面，假如政府当局把独立的报纸当做御用的党报看待，只许捧场，不许批评；只许替要人文过饰非，不许揭发任何要人的罪行，这间报馆将信用扫地。到了国家民族危急的关头，它想由衷地发表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大块文章，谁也不敢相信了。

伊索是个聪明人，他的寓言里一则《狼来了，狼来了》的故事，寓意深长。这是个“太平门”，平时备而不用，等到真正要用它的时候，这才领略它的妙用。

除一党专政的国度外，在欧美各国里，在国际和国内发生最大功用的报纸，并非在任何党报，也不是销路最大的“大众报纸”（mass paper），而是“高级报纸”（quality paper）。

写到这儿，翻阅《1961年英国年鉴》。在“报纸”一栏下，它列了一个表，其中独立的《泰晤士报》的销路，不过26万份，而《每日镜报》多达456万份，《每日快报》也达414万份。至于星期日出版的《世界新闻》，竟达645万份。可是各通讯社及国际人士所信任的，却是独立的《泰晤士报》的社论和新闻。事实上，在言论自由的社会里，无偏无党的报纸，才能够不忧不惧；只因不忧不惧，这才能够独往独来，而它的言论才能够发生巨大的影响。

英国如此，美国、法国也没有两样。美法两国的高级报纸，当推《纽约时报》和《巴黎世界报》。它们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党，而是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来说话。在它们的心目中，政党可以上台，也可以下台，但国家民族却万古常春。

根据这观念，独立的报纸绝对不会给任何政党以无条件的帮忙；相反的，它仅给强有力的政府以有限度的支持。这是说，“小骂大帮忙”。

“小骂大帮忙”，等于十字街头的交通灯，一面给政府以较大的便利，一面也给人民有诉冤诉苦的余地。这是“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妙用，政治领袖不可不认识；不然，他们将自找麻烦。

最后，就报馆本身而论，“小骂大帮忙”也是一间独立的报馆生存之道。不然，它失了平衡，中心毫无把握，这就失掉独立的报纸的身份；到了政党没落了，报馆也就关门大吉了。

去年英国自由党的报纸，个个随着自由党的没落而全盘拍卖，便是个明证。

专此顺祝

康健！

子云（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八日）

二七

××：

接6月6日信，知道你身体健康，不胜喜慰！

今年是泰戈尔诞生百年纪念，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纪念会。就新加坡而论，我们除聘请专家演讲，编印特刊、电台广播外，还表演泰戈尔的戏剧、放映泰戈尔的电影、举行学生论文比赛。

你知道，1927年，泰戈尔曾到马来亚游历。他在新加坡、马六甲、吉隆坡、槟城、太平等处都有逗留。他的足迹到处，总有人夹道欢迎。除演讲赴宴外，马来亚的开明人士曾送一笔钱，资助他的国际大学。

在马来亚，大多数人的人生观都浅薄得可怜。许多白手成家的人，到了腰缠万贯的时候，只懂得酒色财气，子女玉帛。偶尔他们也做些社会公益的事情，但多数是没有目的，没有计划的。因此，他们把极大部分财产遗留给子孙。到了百年仙逝后，政府的遗产税局按照财产的票面价值，抽去60％，剩下的财产，由妻妾儿女去争抢。强有力的多抢一些，抢不到的就去请律师替他们打官司。等到官司了结的时候，剩下的数目已经小得可怜，于是下一代又要从头做起。

大人物和普通人的分别，就是前者看透名利关头，后者却死咬着不放。到头来，那些看透名利关头的人，并没有饿死；相反的，他们却尝到“既以与人己愈多”的后果。历史上的真实的大人物不必说，就小说上虚构的角色而论，《水浒》的宋江，一生博得“疏财仗义”的美名，结交三山五岳的英雄好汉，难道宋江一生所花的钱是从娘胎带来的不成？

回头再说泰戈尔。他所办的国际大学，是要实现他自己的理想。他的毁家兴学的故事，谁都知道。当1913年，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时候，那笔巨款，他又毫不吝惜地填到国际大学上边去了。以后，他漫游欧、美、中国、日本，他老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反复说明国际大学的使命。凡是能够同情他的主张的人，他都引为知己。

真是“至诚所至，金石为开”。许多一毛不拔的守财奴，震于泰戈尔的大名，往往会自动地捐款送给国际大学。

因为印度人公认泰戈尔为印度的国魂，所以1951年，国际大学便改为国立大学，一切经费由政府负担。九泉有知，泰戈尔应该觉得一生心血所寄托的机构，可以永远继续下去，而他也可以瞑目了。

今天报载，泰戈尔唯一活着的儿子——罗庭德拉纳特（Rathindranath Tagore），于本月3日病逝。至此，诗人泰戈尔身后的嫡系血统，已告断绝，因为罗庭德拉纳特没有儿女。

一位印度专栏作家，在泰戈尔的儿子罗庭德拉纳特去世以后，曾对他的一生，作下列的论断：

作为一个不平凡的人物的儿子，罗庭从一出生起，就得到他父亲的钟爱。他的为人谦恭有礼，在多方面都有助于他父亲的事业。假如说他的事业和德行，没法子和他的父亲相比，至少他是诗人的一个忠实信徒。他用孟加拉文写成的科学小品，以及从巴利文译出的古典作品，都得到读者的好评。几年前，他写了一本英文回忆录《在时间的边缘》，更显出了他的文学才能。

从这段消息里，我们要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从表面上看来，当诗人泰戈尔诞生百年纪念的时候，他已经宣告绝后。不过这仅从血统来说；假如从精神方面来看，那么泰戈尔正可以说是千子万孙，世代连绵。老实说，他不但是印度的大诗人，而且是世界的大诗人。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为许多种文字；爱读他的诗篇及其他文学作品的人，谁都觉得他是活在人间，“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第二，做平凡人的弟子容易，做不平凡人的儿女困难。当泰戈尔初创办国际大学的时候，学生仅三人，其中一个就是他的儿子。从泰戈尔本人的立场看来，这是心口一致，言行一致的光明磊落的行动。从他的儿子的立场看来，他仿佛被父亲拿去做试验品。须知初创办的学校，多数都是因陋就简，谈不上师资，说不到设备。假如他可以自由选择，他当然要进加尔各答比较著名的学校。

泰戈尔的儿子，甚至泰戈尔的几个亲兄弟和堂兄弟，在当地都有相当名气，可是和泰戈尔一比，难免小巫见大巫。在商业上，先人的遗产，可算是一种雄厚的基础；在学术和艺术上，家庭的遗传虽然也很重要，但最关重要的是自己能够立定脚跟，机杼一家，谁也不能依赖父兄和师友。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此祝

健康！

子云（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二八

××：

像教书是教授的职业和事业一样，写作是作家的职业和事业。无论教授也罢，作家也罢，二者都脱离不了书籍和人生经验。

书籍是中外古今的人物的心血的结晶品；书籍的本身就代表它们的作者所看的书籍和人生经验。我们阅读书籍，一面接受中外古今的人物已有的经验，一面再加上自己的经验，彼此互相印证，自然而然就有所心得。真正传道授业、著书立说的人，他们只发表自己的心得，绝对不会拾人牙慧。

书籍既然是教授和作家的生命的一个源泉，那么我们应该提出两个问题：读什么书？书怎么读？

先说读什么书？由于印刷的便利，学问的领域天天在扩大中，一个人应该读什么书，这颇成问题。苏、美、英、德、日等出版事业发达的国家，每年所产生的书籍，多达几万本。无论你怎样努力，一天埋头读书，结果也看不到亿万分之一。书籍之外，还有报纸杂志，数量也多得惊人。别的不用说，光是一份《纽约时报》星期刊，我相信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星期天的24小时内从头看到完的。

由于书籍的浩如烟海，我们就不能不加以严格的选择。一般说来，我们应该多读名著。所谓名著，是指那些经过时间的淘汰而仍旧能够站得住的书籍，即太史公所谓“识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书籍。无论你赞成也罢，反对也罢，非看个究竟不可。

譬如说，中国的第一部，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第一部小说的《红楼梦》，在白话文盛行的时代，它固然被人视为正宗；当科举还很得势的时候，它也广泛而深入地流传民间。目前许多青年诉说，没有什么书可看。我觉得，他们与其费了那么多的金钱和时间去阅读无聊的武侠小说、侦探小说，不如很认真地把《红楼梦》研究几遍。多看一次，有一次新收获。

又如狄更斯的《大卫·柯波菲尔》，这等于作者的自传，它告诉我们英国社会各方面的生活。假如你很耐心地把这部小说做底子，一连看上几遍，你的英文将有长足的进步。这比较眼巴巴地大声嚷着没书看，实在好得多。

美国名作家赛珍珠女士在她的自传里指出，她年幼时代，最得力于狄更斯的作品；而狄更斯本人，主要的是得力于笛福和高斯密的著作。至于一般英文作家，十九都受《圣经》和莎翁的影响。

根据上述，我主张青年至少要读几种名著，而这些书籍将使他们一生受用不浅。

除名著外，每个人应该专攻一两门技能。做工程师的多看工程的书，做医生的多看医药的书，这一点谁也知道。甚至业余消遣的玩艺儿，无论种花、养鱼、饲鸡、种菜，各有专门的著作供你参考。除非你不想进步则已，假如你想进步，那么你必须接受前人的经验，而书籍就是前人的经验的结晶品。

书籍的范围既然略有规定，现在须进一步解决书怎么读这一问题。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结果，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此中最大的关键，在于怎样利用你的时间和环境。

一般说来，青年学者应该养成略读的习惯。你瞧，有训练的图书馆的编目能手，他一天要看几本至几十本书，然后把书中的要旨告诉你。他的秘诀是翻阅目录、序文、结论，然后振笔直书。他虽然没有工夫一个字、一个字看下去，但从目录、序文、结论里，他已经知道梗概。这种略读的方法，青年学者应该及早养成。这样一来，他们就喜欢逛书店、旧书摊、公私图书馆。反正书籍是供人参考的，只要你懂得到什么地方去找参考资料，你的目的便算达到了。

除略读外，精读才是脚踏实地的不二法门。从前书籍不多，一般学童养成背诵的习惯，胸中牢记“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这种打基础的工作是研究中国文学、史学、哲学的人应走的步骤；但是，假如你要作专门研究，那么你必须勤作笔记。

俗语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勤作笔记是节省脑力最好的办法。

古人读书不多，他们做笔记的方法，多采用笔记簿，写的时候很方便，将来考查起来，好像查流水账一样，实在大伤脑筋。

现代学者多利用卡片，每个书名、人名，每种材料，仅抄在一张卡片上，然后按字母来分类，将来考查起来，易如反掌。

漫说学者要充分利用卡片，甚至公私各大机关，如移民厅、警察局、医院、银行、保险公司，它们个个都利用卡片制度。不然，材料搜集得那么多，而没法子充分利用，这等于前功尽废。

现在马来亚的书店林立，图书馆也逐渐扩充。假如你懂得读什么书，书怎样读；你的生活将有无穷的乐趣，再也不愁什么寂寞孤单，而另外花钱去找无聊的消遣了。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七月三日）

二九

××：

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凡是研究近代史的人，谁都知道1776年是个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美国革命，开现代各国革命的先河；有了美国革命，其他各国的革命也可以说是有例可援，干起来也顺理成章。

报载，今年美国独立纪念日，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举行大宴会，到有各国嘉宾1100人，其中苏联人占了800名。在宴会场中，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是最活跃的一位，他载歌载舞，谈笑风生，但没有一句涉及政治。就在那一天，赫鲁晓夫还发了一通电报致美国总统肯尼迪，一面表示庆贺，一面恭祝总统福躬康泰。

我看完报后，跟一位朋友说，赫鲁晓夫真会做戏；朋友同意我的意见，不过他加了一句：“做戏需要有本钱。”

“事如春梦了无痕。”人生本来像一场春梦。诗翁莎士比亚更肯定地说，“人生像舞台”。在舞台上，生旦净末，一应俱全，有的做主角，有的做配角，其余大多数的都是跑龙套。做戏是假的，但许多妇女的观众却是“假戏真做”，当台上表演悲剧到高峰的时候，她们在台下不是嘘唏叹息，便是涕泪交流，和舞台人物起了共鸣。

闲话休提。自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便分裂为两大阵营。非美即苏，非友即敌；其间几乎没有中立的余地。这是就整个世界形势来说。若论个别的国家，那么北韩和南韩、北越和南越、印度和巴基斯坦、东德和西德，不但彼此分疆而治，界限划得十分鲜明，而且同胞兄弟视若不共戴天之仇。

再进一步看，在同一阵营里，彼此的步伐也不大一致。表面上，大家高举香槟杯，互祝健康；事实上，甲方却希望乙方提早没落沉沦，让自己独享其成。再就接受美援的国家而论，政府多数是右倾的，人民却是左倾的。

例如日本。日本民间左翼的力量奔腾澎湃，但政权却落在亲西方人士的手里。这是事实。因此，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准备赴日之前，他的先遣部队便到东京去布置，东京民众即日举行盛大的示威运动，表示不欢迎，结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很聪明地取消日本之行。当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日本的报纸的本地新闻以极大的篇幅，绘声绘影，张大其辞，可是东京的八家大报的主笔们却很谨慎地出版“联合社论”（八家报纸同时登出一篇社论），说话隐隐约约、吞吞吐吐，谁也不敢推波助澜。

其实，东西两大集团的对立，是没有意义的。由对立而生的“冷战”，更是不可宽恕的。甲方控乙方为强盗，乙方就诉甲方为土匪；甲方詈乙方为娼妓，乙方就骂甲方为婊子。半斤八两，不值识者一笑。因此，当有人歌颂政治领袖“万岁”的时候，便有人暗中咒骂他“短命”。无往不复，世间的事情当作如是观。

就在东西两大集团对立的期间，印度产生了一位出类拔萃的政治家尼赫鲁。自尼赫鲁执政14年以来，他无时不以沟通两大集团为他最大的使命。他是个寻求和平共存的人。他也许不会“一面倒”。他到过苏联，他也到过美国。苏联政治首长到印度去访问，美国总统也到印度去观光。

你也可以说，“尼赫鲁很会做戏”；同时，你更可以再加一句：“尼赫鲁做戏有他的一笔雄厚的本钱。”

不错，尼赫鲁的和平共存的五大原则，虽然在1955年亚非会议时期正式提出来，但他在监狱期间，曾细心研究世界史和印度史，他所得的结论，就是只有和平共存，才有生路。

当14年前，尼赫鲁执政的初期，印度惨遭国土的四分五裂，人民的流离失所，加以列强虎视眈眈，恨不得火上加油，使印度永远没法子抬头。因此，当时尼赫鲁严守中立，不加入任何阵营的理论，曾受到列强的普遍的谴责。有的骂他是骑墙派，有的责他为机会主义者。“忠而见谤，信而见疑”，这是他处境最困难的时期。

但是，时间是最公正的审判官。经过长期的洗练淘汰，大家才恍然大悟，尼赫鲁的和平共存的主张，究竟值得仔细考虑的。虽然阳光底下没有两件东西完全相同，虽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但是，假如我们懂得去异求同，那么“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大同境界，迟早可以实现。

但是，尼赫鲁所具备的一笔雄厚的资本是不容我们忽视的。他拥有丰富而深刻的知识，具备伟大的人格，写得一手好文章，经过30年的革命生活，再加上14年的实际行政经验；读几万卷书，行几十万时路，素养如此，他才博得印度4万万人一致的拥护。在国内既然达到这么崇高的地位，所以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言，这才发生力量。

孟子说得好：“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换句话说，有本钱才可以说话，不然，等于废话，谁也不会洗耳恭听。

此问

近好！

子云（一九六一年七月十日）

三〇

××：

日来事忙，没有工夫跟你闲谈，怅甚！

在新加坡的朋友中，能够作上下古今谈的实在不可多得。的确，真正懂得饮食的人，多爱小食；真正会欣赏谈话的乐趣的人，只有闲谈。小食和闲谈是再风雅不过，至少这比较钟鸣鼎食的大宴会，长篇大论的演讲，更有风趣。

阅大著《珍重阁集外诗》，知道你对于苏东坡造诣很深，不胜喜慰！东坡景仰陶渊明，把陶诗一一和过；现在你敬慕苏东坡，也把他的诗篇择要步韵。通过文学的姻缘，我们可以神交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只有得益，绝不怕翻脸，多好！

东坡得儒释道三教的精华，在文章、书法、诗、词上都有登峰造极的表现。他考究吃、考究喝、考究玩；他也考究学术和艺术。换句话说，他无一不考究。为什么他有这么充沛的精力，使他成为全能的艺术家呢？答案是：他懂得择善而从。

在散文上，他专攻《庄子》、《孟子》、《史记》、《汉书》、“韩文”。在韵文上，他专攻《诗经》、《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在书法上他融会钟繇、王羲之、颜鲁公。在交友上，他得力于欧阳修、黄庭坚、秦少游。由博返约，执简驭繁，“以无厚入有间”，所以他的思想老是保持得那么锐利，绝无迟钝的感觉。

我曾说，东坡的《赤壁赋》、《超然台记》、《水调歌头》、《念奴娇》是他的代表作。光是这两篇文，两阕词，已够他名垂千古。

大著“本是乘槎行，权作归田计”。可说是先得我心。这首诗妙处全在“权作”二字，这是《红楼梦》“且认他乡作故乡”的办法，这是以退为进的办法，这是绝处逢生的办法。

现在谈政治的人，开口“立场”，闭口“观点”，而目前全世界之所以闹得纷纷扰扰，完全由于“立场”、“观点”的作祟。假如一般政治家都懂得“权作”二字的妙用，那么许多无谓的争执都可以涣然冰释了。

“邻国之贤，敌国之仇。”这是立场或观点问题。“邻之厚，君之薄。”这又是立场或观点问题。假如美国把苏联的太空研究的成就，“权作”美国的成就；假如苏联“且认”美国工商业的发达，“权作”苏联的发达，我相信许多战争贩子、军火商人、冷战专家都要吃西北风了。

沈三白究竟是个有风趣的人。他在蚊帐里抽烟，让蚊子“冲烟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泪云端，怡然称快”。他的太太亲自预备梅花盒的美点，一盒六色，二三知己，可以随意取食；而他们竟把小食“权作”大餐。只因他们懂得“权作”二字的真意义，所以他们的物质生活难穷愁潦倒，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过屠门而大嚼”，这在某种环境下，倒也会发生它的效果。

从前我向一位好朋友借钱，到了完璧归赵的时候，我给他多寄一块钱，同时，附了一封信说：“这一块钱聊当我送给你的礼物。你可以把它当做一辆流线型的大汽车，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杯热咖啡。反正这说明我领你的盛情，随时准备报答罢了。”

记得丘吉尔在他的自传里说过，他童年时代，他的父亲买了成千个泥人给他。他把这些泥人排列成队伍，自己发号施令，俨若三军统帅。这位乱世的能臣，战争的主角，他的得力处，恐怕是由于少年时代就喜欢带兵罢。

尼赫鲁一生的三大名著，都在印度各监狱里陆陆续续地完成。他曾写信给他的爱女英德拉说，现在“你在波拿上学，我也上学（这间学校名叫德拉洞监狱）”。因为他的自由既被剥夺，不能从事实际的活动，他只好以监狱为最好的学校，整天埋头读书著作，这才有辉煌的成就。

孔子教了一辈子书，学生多达三千，但他最赏识的只有一个颜回。由《论语》简单的记载，我们知道颜回最大的特点，在于领略“权作”的妙用。孔子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什么他会不改其乐呢？因为他懂得把艰难困苦的生活，“权作”最舒服闲适的生活，一念之差，他居然可以超凡入圣，比较司马牛高明得多。

老实说，人生不是走直线的。它需要经过千变万化的环境，它更需要亲历千锤百炼的经验。当失意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作不着边际的期望，因为无法实现的期望只会增加我们的痛苦。相反的，当我们遭遇恶劣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不妨退一步作塞翁失马的看法。这么一来，心安理得，而一切无谓的烦恼也可以一笔勾销。

最后，告诉你一个消息。昨晚梦见泰戈尔和甘地谈天，我站在旁边，凝神屏息地静听。听完，我拍案叫绝，就这样醒来，但梦境仍回味无穷。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六日）

三一

××：

你的信和大著中国侦探小说《红亭》已经收到了，谢谢！

你做了30年外交官，可是公余之暇，你老是努力读书写作，这种精神和魄力，实在值得人钦佩！

一般读书人，多数把学校当做敲门砖，他们是读文凭，不是研究学问。因此，文凭到手之后，他们便心满意足，再也不追求学问了。

只因他们懒惰成性，所以他们老是要找出种种口实来掩护自己。“贫贱慑于饥寒，富贵流于逸乐。”一天到晚，只打发眼前的事务，再也不求上进。比起一般风尘俗吏来，你真正可以说是人中之龙，鸟中之凤了。

50年来，西洋的汉学家，主要的是从事中国语言、历史、考古学的研究。他们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分析许多不易解决的难题。他们的成就相当可观，其中如伯希和、高本汉、戴文达等人的著作，更受中国学者的重视。

但是，这些著名的汉学家，对于中国的辞章还欠火候，而你在这方面的辉煌的贡献，刚好弥补他们的缺陷。

印度诗圣泰戈尔早就指出，许多人不能精通外国文，因为他们没有把语文和思想，教育和生活打成一片。同样的，许多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老是雾里看花，搔不着痒处。

你虽然是荷兰人，但你自幼生长于东方，到了20岁，进莱顿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专攻中、日、梵、藏文。后来你在中国和日本做了13年的外交官，这13年的逗留，使你深入民间，和中日人士共同生活。朝经暮史，昼子夜集，脑里所想象的，耳目所见闻的，日常生活所接触的，无一不是纯粹的中日文化。用力既久，这才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

从你的著作的过程中，我明白你所走的是雅俗共赏的正确的途径。一方面，你著述《书画鉴赏汇编》、《米海岳砚史考》、《中国七弦琴之研究》、《稽康琴赋考》，尤其《书画鉴赏汇编》，规模的宏大，条理的清晰，可说是洋洋巨著，是必传之作。另一方面，你喜欢著述中国的侦探小说，妥善运用中国现有的材料，“删其虚而存其实，傍摭《宣和遗事》以下诸书故事而编辑此书，一以唐朝显宦狄梁公仁杰为主，故名曰《狄仁杰奇案》”。

截至现在止，除中文《狄仁杰寄案》外，你还用英文发表了六部侦探小说，而新近所出的一部《红亭》，更是妙趣横生，使我要一口气读完。

诚如你所说：“中土往时贤明县尹，虽未有指纹摄影以及其他新学之技，其访案之细，破案之神，却不亚于福尔摩斯也。”我细心研读你的《红亭》，知道狄公侦察案情，得力处在于下列几点：

第一，狄公本人贤明公正。他的责任感很重，他一遇着困难的奇案，总要夜以继日地博访周询，非达到水落石出，绝不放手。

第二，他懂得访问的技巧。当红亭的刺杀案发生后，他就身先士卒，跑到红亭去住。先细心研究现场的环境，看看这事情到底是自杀或谋杀，然后找出一切有关的人物，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暗中考察。假如遇着什么漏洞，他便单刀直入，穷源究流。这么一来，他的判断才千真万确，绝对不会使人有冤屈的地方。

第三，他得力于一二亲信。他的手下马荣是个很能干的人物。狄公采取的是软工夫，马荣运用的是硬工夫，软硬兼施，九流三教并重，这样才能够在最短期间，找出案情的真相，使凶手无所遁其形。

大著描写马荣的朋友螃蟹和虾子与几个强徒大打出手的情形，非常有趣。现在试译如下：

螃蟹往前走，进了通达森林的小径，突然间，有断枝的声响，两个人从草丛中跳出来。一位抓住螃蟹的手臂，另一位用圆头棒向他的心坎猛击。他还想高举棒子，劈头打倒螃蟹的脑袋，但是马荣跳出来，给他的牙槽挥了一拳。当这位暴徒和正在呻吟中的螃蟹在地上打滚的时候，马荣回头迎接第二位暴徒，不过后者拔出一把长刀，马荣往后退，刚好免得受他当心一刺。那时，又有四位暴徒出现，其中三位手执利刃，第四位高举匕首，大声嚷道：“把他们包围起来，杀死他们！”

马荣知道情势不妙。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那位高个子的暴徒的手里的长矛抢夺过来。但是，他应该先使五短身材的驼子离开这地方，因为他不大相信自己能够和四位刀手支持得很长久，纵使他能够把长矛抢夺过来。

接着，你描写虾子运用他的杀手锏。这种武器是一条铁练，铁练的末端系着一只铁球，左右两手各执一条。当它们被挥舞的时候，宛若一道无懈可击的铁幕，持杀手锏的人可以丝毫不爽地打击别人，人家却没法子接近他。看了那一段的描写，好像看《水浒传》的花荣的箭，一丈青的石子一样有趣。

总之，你这部侦探小说写得很成功，希望继续写下去。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三二

××：

先后连接几封信，并大著《沙捞越散记》，谢谢！

近来工作实在忙，公余之暇，又有许多书报要看，许多杂务要办。因此，朋友来信或惠赠书籍，我收到了之后，只好心感他们的盛意，要我一一写信回复，恐怕不大容易。

近读《梁任公年谱》，知道他生平所写的信件而被亲友保留下来的，多达一万多封。这的确是个惊人的数量。他在文坛享誉三四十年，平均每星期至少要写七封信。像他这么耐心的人，实在不可多得。虽然美国的总统每天要签发一百几十封信，不过那些信件，多属于例行公务，主要的是秘书室起草的。

从你的信里，我知道你是个好学深思的青年。以沙捞越的图书设备的缺乏，你居然能够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经常剪报，不断写作。到如今，在沙捞越问题这方面，恐怕很少人会比你懂得更多。从此加工，再过相当期间，你不难成为沙捞越问题数一数二的专家了。

大著以《散记》为题，所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看起来很轻松。但是，假如你要再进一步把它变成一部专门的著作，那么在资料和体系方面，多少还有加工的余地。

在材料那方面，目前你所运用的，仅限于中文的著作，可是沙捞越的政府公报、年鉴，以及西方人对于这问题的研究，主要的是以英文来撰述。假如你能够充分运用英文的资料，相信收获一定更多。

当日本南进时期，它对于南洋问题曾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沙捞越也在它的注意之列。兼听则明，多看一些日本人的资料，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同一的问题，这更能够增加你的了解。

目前你的英文已经有相当的根底，在这期间，假如你能够花两年时间学习日文，这无形中会增益你的见闻。反正你还很年轻，工作又不繁重，可以自由运用的时间比较充实。只要你在外国文方面多用一点工夫，你将消受不尽。

在体系这方面，我觉得你如想写专著，那么在组织上，多少要严密些。每章字数在可能范围内，不要相差太多，免得畸轻畸重。

过去中国的文人，除那些专治辞章的人不计外，一般以崇尚学术为己任的人，多数喜欢写随笔、笔记或笔谈。他们把每篇为一单位，对于思想的体系，毫不在意。

《散记》多少是属于随笔、笔记或笔谈这一类，写一篇算一篇，上下章不一定有什么联络。

但是，你这部《散记》，显然有相当的联络。总题仅论沙捞越一地，其中大略可分为四部分：从第1章到第20章，可用小题目标出“沙捞越简史”；从第21到32章，可标明“沙捞越现状”；从第37章到42章，可标明“沙捞越风俗”；从第43章到50章，可标明“沙捞越垦殖”。这么一来，提纲挈领，更容易使读者有明确的概念。

假如再需要简洁洗炼，那么第28和29两章，可合并为《沙捞越的种植》；第30和31两章，也可合并为一章；因为鸟类是属于动物的范围内，不便分为两类。

以上所述，完全是吹毛求疵的说法。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到过沙捞越，同时，关于该地的文献，平时漫不经心，根本没有批评的资格。这儿仅就一般著述的体例及作家应注意的事项，稍微论列，聊供参考。

最后，我还说些与大著毫无关系的事情。

我常觉得，每个学人，应该多读一些世界名著，使他的胸襟阔大，知道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神奇美妙的文章，精深伟大的思想。这些名著无论治哪种学问或从事哪种事业的人，都应该读，同时，还须多读，因为它们是人类智慧的源泉，思想的总汇，共同的语言，读了之后，更能够了解人家。

还有一层，号称为名著的书籍，半数以上都是字字珠玑，除本身的价值外，在文学上占有极大的地位。古人说：“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源远流行的巨著，它之所以使人百读不厌，一代一代流传下去，主要的是靠文字的力量。

因此，我一再主张，每个学人须在文史哲三方面痛下工夫。哲学的训练，使人能够由博返约，执简驭繁，把思想整理为一体系。史学的训练，使人懂得甄别材料，运用材料，说话既有根据，立论又有证明，不至有无的放矢的危险。至于文学的训练，这是治学的最重要的工具。没有优良的工具，研究问题的时候，如雾里看花；发表意见的时候，往往引不起人家的注意。

这种议论，似乎在唱高调，但是我们立志做学问的人，应该悬着最高的鹄的，以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将来到底能够达到什么地步，走着瞧罢。

专此布复，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八月一日）

三三

××：

近来看你的文思源源而来，写完长信给大姐，又动笔翻译童话。我看你工作的兴趣那么深厚，心里觉得很高兴。

过去一年间，你们整天忙着考试，把读书的真正的乐趣减到最低限度，这是很可惜的。

现在华文中学已改为四二制。你除了预备功课外，还有充分的时间，让你自由阅读。只要多读健康而又有价值的名著，久而久之，你自然会养成良好的阅读的习惯和能力，将来无论早离校，晚离校，你都不失成为一个博雅的读书人。

事实告诉我们，吃东西是一回事，消化和吸收又是一回事。谁都能够吃东西，但是不见得谁都能够消化和吸收。阅览课外读物，这完全出于你的内心的爱好，因为内心有强烈的爱好，所以既容易消化，又容易吸收；中外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和科学家，他们的成功，主要的是靠深厚的兴趣——做他们所爱做的东西，写他们所爱写的东西。

孔子告诉我们：“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分明同样重视学问和思想。

你知道，学校里有些同学，整天用功，可是他们的成绩也是平平常常，毫无惊人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管吃，贪多嚼不烂，对于消化和吸收完全没有想到。因为他们一向不注意消化和吸收，所以他们不能化古人的菁华，为自己的血液。书是书，我是我，二者没有半点关系。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说：“写作使人变成精细正确的人。”（Writing makes an exact man.）这话一点也不错。在写作之前，你必须把可以利用的材料整理得有条不紊，然后按照逻辑的秩序，分别分量的轻重，次序的先后，呈现于读者之前。除内容充实而又正确外，表现的方法，还须娓娓动听。这些工作无一不需要精细的思想。

须知思想越用越精锐，越不用越迟钝。懂得运用思想的人，不但可成为大文豪，好像英国的萧伯纳和罗素那样，而且可享受寿而康的乐趣。此中的微妙，全在知识上的活动（intellectual activities）。

你们个个准备将来学医，这倒是救世救民的事业，我当然不会反对。但是，我倒希望你们年轻时代，多吸收文学、音乐、美术、舞蹈等知识和技能。这些东西将使你们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绝对不会觉得寂寞。

其实，文学、音乐、美术、舞蹈等知识和技能，算是打底子的东西，将来随时都用得着。譬如说，你大哥现在研究动物学和植物学，因为他的美术很有根底，所以他所作的标本的图表，条理井然。假如在中学时代，对于美术一点也不用心，现在他只有懊悔，得不到什么好处。

又如一个擅长数学和美术的学生，到了将来研究工程的时候，他就比别人占了三分便宜。这儿你须明白“殊途而同归”的道理。在研究学问的过程中，只要你肯努力打底子，将来总有“条条路通罗马”的一天。

至于文学，这是生命的盐、生命的光、生命的空气。一个人对于文学毫无素养，不论他坐什么大车、吃什么大菜、住什么大楼、讲什么大话，我总觉得他是面貌可憎，语言无味。

你们现在还是中学生，课程既多且杂，使人忙得连气也喘不过来。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功课逐年递减。就马大而论，第一年级，四门；第二年级，三门；第三年级，二门；第四年级，即所谓荣誉学位，一门。到了研究院，根本不必上课，全部时间都花在图书馆或实验室里找材料。除每周按时把工作的进展和导师讨论外，什么都由自己作主。

你知道，在中学里作文，老师站在旁边，搜索枯肠，限期交卷，多别扭！可是，一个作家或学者，他可以翻遍他所需要的书籍、杂志、报章，然后删其芜杂，存其菁华，把各种各式的资料，充分运用，谁也不干涉他，甚至还说他渊博。

这儿，你可以得个结论，真正的自由是由严格的训练中得来的，而严格的训练须从青年时代着手，因为青年时代记忆力极强，无论学习什么东西，都容易得心应手。只要基础打得广大而结实，以后从事上层的建筑，做什么，像什么，这才充分领略工作的乐趣。

暑假期间，不必太过用功，在可能范围内，每周可到游泳池去游水，或到植物园去玩耍。反正多接近自然的景物，将使你的身体健康，精神愉快，这比较到空气恶浊的娱乐场所好得多。此外，假如每周可抽出一些时间去逛书店，参观图书馆、博物馆、水族馆、大工厂，这无形中也会开开你的眼界。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八月七日）

三四

××：

今天是阳历8月13日。1937年的今天，刚好是星期五。13配着星期五，在西洋人的心目中，这是双重不吉利的日子。就在那一天，中国正式竖起抗战的大旗，全体人民都在这个大旗帜下，准备牺牲到底。

本来中日是同文同种，而日本的文化，又算是中国文化的旁支。自明治维新后，日本比较中国进步得迅速。这本来是好事，给东方人出了一口气，可是日本的军政领袖，像其他强国的军政领袖那样，以拓土开疆为能事，而首先遭殃的，就是近邻的中国。

明治维新是1867年。日本在短短的三五十年间，一战（1895年）打败中国，再战（1905年）打败俄国，三战（1914至1918年间的第一次大战）而名满天下，在列强中占了第三位，仅次于英美。因为日本的军人得寸进尺，强迫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二十一条件，结果，掀起“五四运动”。这是1919年的事情。

从那时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新政党也应时产生。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日本已准备蚕食鲸吞中国的姿势。

已故英国大文豪威尔斯指出，1931年为近代世界史的转捩点。不错，这年以前，中国算是睡狮；这年以后，中国算是醒狮。

平心而论，从1931年到1937年的六年间，是近代中国的一度黄金时代。凡百事业，欣欣向荣。武汉轮渡、钱塘江铁桥等大工程，都在那时期落成。至于中国文化教育的普遍发展，也以那时期算是成绩卓著。

小心眼的日本军政领袖，以为中国照那种速度发展下去，将来他们休想再问鼎中原。本着“先发制人，后则为人所制”的战略，日本决定于1937年7月7日，在卢沟桥发生事变。

卢沟桥的炮声，仿佛是风和日暖的天空突然现出一大霹雳。一般人民早就偃武修文，整天陶醉于歌舞升平的生活，谁也不会作战争的打算；甚至政府当局，那时才在庐山召集会议，讨论国事，虽然谈话的主题，逐渐集中于战争与和平的抉择。

那时，有个流行的口号，即“和平未到最后关头，不放弃和平”。更坦白说一句，大家都留恋和平，不愿意轻启兵戎。

但是，形势比人强；“八一三”的炮声，迫得人们无路可走，非起来抗战不可。“起来，不愿意该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首壮烈沉痛的《义勇军进行曲》，真是名副其实，因为日本的军队训练了几十年，阵容整齐，配备充足；中国的军队是临时拼凑成功，他们绝对不能打阵地战，只能打游击战。但是，当时他们“实偪处此”，除不顾成败利钝，拼将一死报国之外，实在找不出第二条路。

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间，中国的善良的老百姓不知道过了多久暗无天日的日子。灯火管制呀，水电中断呀，粮食不继呀，交通断绝呀，烽火连天呀，疾疫流行呀，……凡是可以折磨人民的生命，毁坏人民的财产的事情，都接二连三地发生。

就我们这个小家庭而论，我们曾足足过了十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从北京而香港，而越南，而新加坡。每次搬家，总要遭遇极大的物质上的损失、精神上的不安。

光阴荏苒，我们到了新加坡，前后已达15年。现在中日条约还没有签订，但战时及战后新生的小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战争的痛苦，谁也不会把日本当做敌国了。

日前在一个公共场合里，认识一位日本人，他在北京留学十年，说得一口北京话。他说：“中国人真好，因为当他们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他们对于留学中国的日本学生，还是相亲相爱。”我听了这一席话，觉得很高兴，同时，把十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的旧账也一笔勾销。

战争是最无聊、最愚蠢的事情。它仅是极少数喜欢穷兵黩武的军政领袖的拿手好戏，绝不是极大多数爱好和平的善良人民的本意。就中日两国人民而论，他们早已忘记战争的苦痛和恶感，他们仅想在文化、教育、工业、商业上从事密切的合作。

去年我的朋友的孩子到东京跑了一趟，逗留了几个月。就在那期间，他认识了一位日本女郎，于是二人由朋友而结为夫妇。这位新娘，贤慧异常，除加紧学习闽南话外，对于翁姑十分孝敬，对于家庭一切事务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假如因为战争关系，把邻邦当做敌国，使人民与人民之间，隔着一道鸿沟，漫说不能通婚，甚至聚首一堂的机会也不可多得。这岂非两国的大损失？

今天是“八一三”纪念日。24年前这个惨痛的经验，希望随时间的进展而慢慢淡忘，同时，我更希望这种惨痛的经验，今生不再遭遇。不知道我的一片心愿，和平的女神肯接受否？

此问

近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

三五

××：

一连忙了几天，今天才得到半天闲暇，所以特地跑到海滨来，享受了一些清福。遥看印尼的群岛，若隐若现；近听波涛的声音，有节有拍。至于渔夫，有的拼命捕鱼，有的划着一叶扁舟，双手老是忙个不停。

莎士比亚说，“人生像舞台”。其实，更正确一点说，“人生像战场”。

先说求学罢。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大小经过几百回考试，而小学会考、高中会考、大学毕业考，可以说是三个大关。那些聪明而又勤力的学生固然应付裕如；那些不大聪明，或者平时爱活动的学生，对于这重重的难关，简直是大伤脑筋。

小学会考不及格，就受了初步的淘汰；高中会考不及格，或者特别重要的科目得不到乙等以上的分数，就受了第二步的淘汰；至于大学毕业生，并不是人人都一帆风顺，除极少数高才捷足的人外，大多数都是潦倒一生，这显然是公认的事实。

再说求职罢。在这人浮于事的新加坡，正式登记失业的人数已达5万，而没有登记的更不知有多少。在号称“东方之珠”的香港，人口不过300万，可是每天晚上露宿街头的人，竟达20万。

年来新加坡政府时常登报聘请人才。它所需要的资格，普通仅限华校高中毕业生或英校剑桥文凭生。平均每个空额，至少有一百到一千人来报名。这些应征的青年，十九在没有得到口试的机会之前，因为这个条件不适合，那个资格有问题，已经被淘汰了。剩下极少数有机会参加口试的人，经过再度三度的淘汰，结果，才得到一个职务，而每月的报酬，不会超过二百元。在这百物昂贵的时代，用二百元来应付日常开支，大有捉襟见肘之概。

再说求爱罢。择偶是终身大事，任何人似乎都要来这么一套。但是，你应该记住古语，“不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男人固然要选择女人，女人也要选择男人。

目前电影非常流行，比较著名的电影明星，都风靡一时。但是，你要明白，电影明星多是三分之容貌七分装。从头发到眉目口鼻，全部靠化装；高耸的乳峰更不必说，有人过甚其辞，说某某电影明星，连屁股也用塑胶假装的。

在电影的影响下，一般青年男女也比较早熟。他们在求学时期，把书本放在一边，拼命谈情说爱。一觉醒来，功课比较人家落后，升学既不够水准，谋生又没有技能。这时候，他们才知道“爱情和面包”似乎有连带关系。面包没有把握，爱情多少要褪色。姑定对方肯勉强迁就，低首下心地结为夫妇，可是将来的生计怎么样？儿女的教育又怎么样？

这有一层，电影明星在表现爱情的时候，未免失之过火，甜蜜的接吻和热烈的拥抱，等于家常便饭。由于舞台上训练有素，有时假戏真做，一下子就变成夫妇。

孔子说得好：“其进锐者，其退速。”电影明星的拿手好戏，是闪电式结婚，闪电式离婚。他们正式结婚离婚五六次，十分平常。假如一般青年在择偶这方面，走着电影明星这一路，那简直是自讨苦受。

从前婚姻不自由，但结婚之后，妻子老是从一而终。现在婚姻非常自由，但白头偕老的却寥寥可数，这是历史的讽刺。

最后，让我们谈谈夺政权的政党。在殖民地时代，当地的第一流人才，仅做助理和翻译，组织政党这事情，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战后，政党政治逐渐抬头，在短短的十几年间，我们曾亲眼看见多少人上台，多少人下台。当他们炙手可热的时候，前呼后拥，一呼百诺；当他们下台之后，连亲戚朋友也敬而远之。本来早晚时价不同，但变化最厉害的莫过于政党人物。

日前我在一个公共场合，遇着一两位过气的政客。从前许多人蓄意奉承犹恐不及，现在落得冷冷清清，连鬼也不理睬。这就是政客的下场。

至于商人，普通人只注意极少数千万富翁，不知道他们也曾经翻过多少筋斗。那些白手成家的人，有的睡过柜台和地板，有的担任过极繁忙的体力劳动。由于两次大战的关系，有的全军覆没，有的须从头做起。这些惨痛的经验，只有身历其境的人知道得一清二楚，局外人根本不明白。

总之，在人生的旅途中，无时无刻不是在作战；除非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那么你应该有所准备。准备的门路，千头万绪，最重要的是健康的体魄，正确的思想，丰富的学问，组织的能力。此外，假如你能够养成恬淡寡欲的生活方式，忍劳耐苦的努力精神，这才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无往而不利。

人生是短促的，历史是无穷尽的。假如在你的生命中，能够对于人群有些贡献，那么任何牺牲的代价，都不算过高。

此问

近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八日）

三六

××：

昨晚T兄和你的长千金文燕来，大家闲谈了一个钟头，从T兄的谈话中，知道你这一年来的生活过得很写意，至以为慰！

今天拜读你写给新加坡的音乐同学的信，使我对你有深一层的认识。

记得1949年我从欧洲回来的时候，正值你和郑绍璋女士赴英研究音乐的日子。三年之后，你们两位联翩归来，一直为音乐界服务。

时间过得真快，去年你又重往欧美深造，而郑绍璋女士也于昨天赴美，专攻音乐治疗学了。我除自愧不长进外，只好以非常羡慕的眼光，恭祝你们万事如意。

自我到新加坡后，忽忽已经15年，这15年来，社会变化得很快。小孩变成大人，青年变成中年，中年变成老年。就音乐方面而论，谢佩贞女士、黄晚成女士仍严守岗位，教导青年。在新出的人才中，朱晖、郁君贻、张文婕等人已经引起社会的注意；而这三位青年，当我初到新加坡的时候，年纪不过在10岁左右。至圣如孔子，有时也难免会长叹一声：“后生可畏！”

来信有一段写得很精彩。你说：

本来打算趁这次欧美旅行结束后告老退休，自以为在音乐界工作了十多年，实在够了，应该回到厨房去，为七个孩子们及丈夫烧几样可口的小菜才是，可是自从这次的经验，看见许多比我年纪更大的朋友，干得这么起劲，像黎德博已经是77岁的老人家，每年至少有五十多次的音乐会由他指挥。我越想越惭愧。我决定今后非但不作退休想，还要再从头开始哩！

你这段话，可以说是先得我心。我自问天资不如人，健康不如人，环境不如人，机会不如人，但是一息尚存，我绝对不放弃我的责任。

名和利、权和势，这些事情我自幼看得很淡，但是，对于学问的兴趣，我却越来越浓厚。我现在过的还是学生的生活，每天鸡鸣而起，梳洗和散步后，就开始一天的工作。

你知道，我干的是写作生涯，时间多少可以自由分配。每天的课程，不外阅读、思维、写作。阅读和思维，缺一不可，到了阅读和思维告一段落的时候，水到渠成，拿起笔来，大可笔不停挥地写下去。

近来和友人谈天，大家公认日本人的知识水准很高而又很普遍，不过一般文人的生活都十分清苦。这儿的专家有限，书籍又非常贫乏，但物质生活倒过得去。为着避免做蛀米虫，只管消费，不事生产，志同道合的文人应该定期碰碰头，谈谈天，把自己研究的心得，贡献给大家。

我怀抱这志愿多年，但我究竟是个空想家，肚子满有计划，可是要我起来实行，我却懒得动。事实上，每天傍晚从办公室回来。衬衫一脱，拖鞋一穿，拿一张破藤椅迎风一躺，连南面王的高位也不能动我的心，还谈什么集会和结社？

我明知自己这种不管闲事、独善其身的办法很不对，但积习如此，这又有什么办法？

据T先生说，今年年底你就可以回来。届时，你大可发挥抱负，筹备音乐院、组织交响乐队了。我虽不敏，当以音乐欣赏家的身份，时常静听你所指挥的交响乐队的演奏了。

其实，任何团体，它的灵魂不外两三个人。假如这两三个人非常得力，那么他们便可起着极大的作用。相反的，一个团体连两三个主干也找不到，它恐怕不会维持得很长久。

谈起集体创作，我最佩服英国的《牛津新字典》、《剑桥史学丛书》，美国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这些书籍，至少要网罗三五千名学者专家。你知道，每个学者专家都有他们的怪脾气，不大容易应付。加以卷帙浩繁，非长期不断的努力，不会成功，尤其《牛津新字典》，前后达75年之久，总编辑换过4人。假如前人所定的凡例不够严密，假如后人不体贴前人的苦恼，一上台便推翻旧议案，凡事要从头做起，甚至已经聘定的特约撰稿人也一一解聘，恐怕再加上10倍时间，永远也没有成书的可能。

从英美学人举办大事业的成功，我们更应该下个决心，即“成功何必在我？”只要我对团体尽了应尽的本分，那么在谁的名义下主办成功，都是毫不在乎。像这种正确的观念，我们有提倡和实行的必要，不然，每个人仅能在街头唱独脚戏，自拉自唱，自笑自怜，所发生的影响当然不大。另一方面，假如要举办交响乐队，要出版大部头的丛书，除集思广益，而且加以协调外，恐怕不容易成功。

写到这儿，知道你已经到了威尼斯。威尼斯是我旧游之地，圣马可广场的鸽子，更使我念念不忘。得空望你买两毛钱玉蜀米，代我喂喂那群鸽子。

专此顺祝

旅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三七

××：

你的信和新书两册，已经收到了，谢谢！那部英文小说《外省生活景象》，行文流利，我一口气读完，得益颇多。新出版的英文《新约》，因为内容是讲道德、说仁义，须慢慢玩味，仔细体会，所以我把它列为日课，等全书读完后，再发表意见。

8月23日，我参加一个座谈会，讨论“四大源流教育平等”的问题。我的演讲稿，长达六千字，这是多年来我公开演讲最长的一篇文字。那两次在南洋大学演讲，是由我个人主讲，而这次座谈会一共有四个人发言，所以我更要谨慎些，虽然我明知道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当我还没有谈到正题之前，我曾提出两点声明：

第一，目前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东方阵营的领袖，据说代表半个世界；西方阵营的领袖，据说也代表半个世界。的确，他们的手里都拥有秘密武器，可以操纵全世界人类的合运。是和？是战？是生？是死？他们可作最后的决定，虽然他们不管一般人民同意不同意。

说来很惭愧，今晚我到这儿来演讲，我不但不能代表东方阵营，或西方阵营，我也不能代表新加坡。说得更彻底一点，连我所服务的一间报馆也代表不了。因为报馆同事有几百人，事前我并没有征求他们的高见，所以今晚我所说的话，只代表我个人。假如说错了，应由我自己负责。

第二，我的日常工作，就是阅读和写作，一天讲不到五句话。因此，要在我的讲台上发表长篇大论，实在很困难。在今晚的谈话中，假如有什么辞不达意的地方，请大家原谅！

那晚的会，一连开了三个钟头，全场鸦雀无声，静听四位主讲人轮流发言。到了10点30分，主持人征求我的意见，可否再延长半点钟。我知道一般听众已经相当疲倦，尤其是他们几个钟头没有水喝，喉咙干得要命，所以我提议散会。

过去几个月间，由于两次补选关系，政海上突然起了一点小风波。但是，就教育界而论，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华文中学三三制或四二制这问题。由这问题又牵涉到英校得到特殊的待遇，华校得到不平等的待遇等问题。这问题已经引起政府密切的注意，相信不久的将来，当会得到合理的解决。

我常觉得，三三制或四二制，这都是次要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却在于师资和设备。现在请听我慢慢道来。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韩文公这两句话，把师资的重要性说得一清二楚。高明的老师，不但比学生先走一两步，他很可能比学生先走五十步一百步。为了追随一两位名师，古人才不辞万水千山的跋涉，到处寻师。

本来大匠能予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巧”是从个人熟练得来的。但是，一个良好的老师，他能够指示新方法、新途径，使人缩短了不少艰险的行程，节省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精力、金钱。光是这一点，良师就值得人尊重。难怪古人初见老师时，要行拜师礼，到了老师死后，还要“心丧”三年，以示念念不忘的意思。

目前这儿缺乏的就是教授中国文史的人才，更缺乏的是研讨中国哲学的人才。一来大陆的学人根本不能进境。二来香港的学人，随着该地待遇的一再提高，也不想作南游的打算。至于这儿现有的学人，有的退休，有的转行，剩下的人才，寥寥可数。假如一间大学要创办像样的文学院，它还须从头做起，一面招兵买马，一面努力培养新人才。

像研究理科的人须以实验室为活动的中心一样，研究文科的人应以图书馆为工作的场所。虽然有了图书馆不见得就有学问，但是没有图书馆恐怕连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也写不成功。

新加坡的书籍的缺乏，凡是做专门研究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加以年来因为种种关系，中国出版的新书不容易进来，这似乎更增加学人的不方便。

最近我接到美国哈佛大学寄来一本新书《五四运动史》，著者为周策纵博士。这部书所搜集的材料的丰富，真使人钦佩不置。老实说，除北京外，目前要撰述有关中国学术问题的书籍，只有华盛顿、伦敦、东京。苏联的藏书情形我不知道，照一般情形来看，它很可能会超过其他各国。

从前人研究学问，光靠几本书籍，简练以为揣摩，到了融会贯通的时候，他们便可著书立说。现代人研究学问，离不开图书馆和实验室。这完全是国力的比赛。我们到各大学去参观，只须看看它们的教授的著作及图书馆和实验室的设备，便可断定它们的地位的高低。

近来有什么述作？长篇小说已经动笔否？念念！

新加坡苦旱，几个蓄水池濒于枯竭。从今天起，政府下令轮流制水，一星期轮到四次，每次六小时。一般市民，多抱大旱望云霓的心情，希望大雨滂沱而下，免得再受制水的麻烦。馀俟续谈。

专此敬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

三八

××：

因为时间关系，昨晚仅和你闲谈十分钟，今天你又匆匆回校，不得畅谈，怅甚！

生在工业化的社会里，至亲如父子兄弟，也是聚少离多。因此，在聚首的短促期间，须大谈特谈。虽然笔谈可以补充面谈，但笔谈绝对不能代替面谈。

过去一星期间，我又忙里偷闲地研读一部名著《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这部书是中华书局买来的，仅花我二元四角八分，但它所给我的愉快和鼓励，绝不是金钱所能衡量。

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兼文学家，并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他是负着承先启后的责任。托尔斯泰说：“我从普希金处学到很多东西。他是我的父亲；他也应该算是我的老师。”这一点像尼赫鲁把甘地和泰戈尔当做他的精神上的父亲一样的亲切。从前中国的读书人，努力争取道统；所谓道统，即正统思想的继承人；想不到苏联和印度的哲人，对于道统问题，和中国人也有同样的看法。

除普希金外，果戈里也得到他的重视。他喜欢朗诵，尤其在晚间，他要朗诵果戈里的《死灵魂》。当他每次朗诵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连针儿掷地的声音也可以听到。环坐他的周遭的听众，个个听得出神，恨不得时常有这么一个机会，亲聆他的朗诵。

在同辈中，他爱屠格涅夫和契诃夫。他认识他们的优点，他也了解他们的缺点。他说：“他（契诃夫）的职业害了他。假如他不做医生，他也许会写得更好。”

到于晚辈，高尔基无疑地是他的继承人，难怪他死后，高尔基要写一篇长达60页的论文来纪念他，而这篇文字，就算是本书的压轴戏。

像托尔斯泰这么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兼文学家，他的活动范围当然不限于他的国土。换句话说，他要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巨匠争一日的短长。他出身贵族阶级，英文和法文，自幼已经读通。到了43岁那年，他开始研读希腊文。他日夜用功，仿佛世界上没有第二件事情能够使他更高兴。他精研荷马的两部史诗，因为他相信自己用散文所作的小说，一定会继承荷马的史诗。

在思想方面，他崇拜叔本华和卢梭；在小说方面，他精研狄更斯；在戏剧方面，他钦佩莫里哀。取精用宏，所以他才有高度的成就。

像曾国藩手钞《经史百家杂钞》及《十八家诗钞》作简练以为揣摩的对象一样，托尔斯泰也编选一部《循环读本》，列为日课，甚至旅行或生病，每天总要抽出一些工夫来温习这个选本。这正合中国圣人的温故而知新的办法。

《循环读本》到底编选哪些名著，我可不知道。据他的长子叙述他70多岁后，曾教导儿女们多读一些对于儿童和成人都有益处的世界名著，如：《鲁滨孙飘流记》、《唐·吉诃德》、《格列佛游记》、《哀史》，大仲马和狄更斯的作品。至于俄国的名著，他特别推荐普希金和果戈里的散文，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笔记》。

他的写作的准备工夫，实在够切实。第一，他绝不会道听途说，现蒸现卖。他要等历史的事件沉下去几十年，然后才来重新估价。第二，他绝不凭空创作，他要先研究事件有关的地理及其生活状况，这样一来，描写背景的时候，才会正确。第三，他要深入民间，和农民共同生活，和农民把酒话桑麻，然后把每个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用写实的手法，一一记载下来，尤其重要的是，他最注重每个人物的对话，毫厘分两，一点也错不得。

由于勤作笔记，他的资料一天比一天充实，到了创作欲没法子抑制下去的时候，他才动手著作，这才达到“神来之笔”的乐趣。

一个著作家最重要的是精神。托尔斯泰是个最认真最严肃的作家。他的教条是：

假如你要干一件事情，你要干得好。假如你不能或不想干得好，那么就根本不要干。

这种追求十全十美的精神，对他的文学作品不消说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可苦死了他的夫人。他的稿件，都由他的夫人誊清，抄完一遍又一遍。最难堪的是，这种厌烦而又吃力的工作，是不停不息的。今天抄好的，明天又乱涂乱改一遍，直至一字一句都不可以移动，这才算是定稿。虽然如此，他的夫人仍说他的耐心和勤力，是值得人惊奇。

托尔斯泰每天研究和写作的时间，主要的是从上午10时到下午1时。那时，他闭户绞脑汁，一家大小知道这是他用功的时间，谁也不敢骚扰他，甚至不敢大声说话。

他接近自然，喜欢花木，爱好小孩，援助农民。为着要达到言行一致的地步，他特地脱离贵族的生活，与农民为伍。这种言行一致的精神，使圣雄甘地佩服到五体投地。因此，要彻底了解甘地思想，须从托尔斯泰着手。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

三九

××：

前信意有未尽，今天继续谈下去。

在《给新青年》那本书，我有一篇题名《专精一艺可成名》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我反复说明专精的可贵，得暇你不妨再看一遍。

这几天，我抽空研读一本《生活的智慧》。著者为法国名作家莫卢瓦（Andre Maurois）。莫卢瓦今年76岁，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英国驻法军队的联络员，写过几本关于英法历史的书。

然而他的成名的作品，却在于传记。他写过英国著名诗人《雪莱传》、《拜伦传》，英国大政治家《底斯拉里传》，法国女作家《乔治·桑传》。这些传记的作品，风行一时，极受各国人士的重视。

因为多写传记和历史的关系，他能够多举例子来证实他的理论。因此，他的文字很有风趣，不至枯燥无味。

我常觉得，《圣经》、《伊索寓言》、《天方夜谭》、《鲁滨孙飘流记》、《格列佛游记》，像中国的《左传》、《孟子》、《庄子》、《史记》、《水浒》一样，应该列为青年必读的书。这些名著，亦庄亦谐，夹叙夹议，作者近情近理，读者津津有味。只因趣味盎然，所以阅读的时候，会看得出神，不忍释卷。这就是心得的意境，这就是进步的前奏曲。

莫卢瓦是法国人，他所拳拳服膺的作家，当然以法国的思想家和文豪占了大多数，尤其是蒙田（Montaigne）、卢梭、巴尔扎克、伏尔泰、福楼拜，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

他这部书一共九章，不过我最爱第五章《思想的艺术》，和第六章《工作的艺术》。他有些意见和我们相似，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文化界的地位已经和他等量齐观。

一个成功的作家，好像熟练的汽车司机一样，所有机件差不多和他发生有机的关系。一举一动，都是从容不迫，得心应手，而关键处完全在于精熟。他说：

由于长期细心研究大师的文体，他便得到语文的本能。福楼拜说，“重要的事情，不在于找寻，而在于吸收我们所找寻到的东西。”在需要使用的时期，学问自动地呈现于脑海中，这才算是我们的学问，因为那时根本没有时间，让我们应用三段论法或求证。

怎么样才能够精熟呢？朱子教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曾国藩教人“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沉吟，以玩其味”。从书本里找到趣味，这才有长足的进步。

从前书籍少，要精熟并不难。现在书籍浩如烟海，要精熟恐怕毫无办法。

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参考书固然越多越好，精读书古今中外却限于几个大作家或几本书。不过选择的标准人人不同。这些书成为枕中鸿宝或终身良好的侣伴，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寸步不离。对于这问题，莫卢瓦有一段描写得很精采，他说：

要了解一种理论，需要多少的信仰。仔细选择你的大师。当你已经选定之后，你在没有反驳他们以前，应该想法了解他们。假如没有信心和效忠，无论精神上或其他方面的朋友都谈不上。你能够网罗一些伟大的人物在你的身边——这等于精神上的家庭。最近我听格林诺的一位木商说，他和蒙田做朋友。无论他到什么地方，他的口袋里总有他的大师的一部书。你应该赶快培养这么一种友谊，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这些伟大的人物将领你到心灵深处，让你能够发现你的真面目。……研读一部好书，等于继续不断地对话；书籍发问，我们的灵魂作答。

在社会上，我们时常会看见一些很讨厌的人，这些人本来可以敬而远之，但有时为着职务或事业上的关系，又不能不虚与委蛇，这真是苦透了。

至于书籍，你大有选择的余地。看不下去，或兴味索然的书籍，你大可掉头不顾。心爱的书籍，不但要从头到尾看完，而且要再看一遍、两遍，甚至几十遍。黄山谷说，“读书百遍，其道自见”。古人的工夫下得这么深，难怪他们有惊人的成就。

看了你的朋友，就知道你是什么等样的人。同样的，看你爱读什么书，便知道你的志趣寄托在什么地方。一代文豪梁启超，他得力处全在于一部《史记》。现代中国许多小说和散文作家，十九都受了《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的影响，至于搅政治的人，《资治通鉴》、《三国演义》及几份重要报纸杂志，差不多成为他们每天的精神食粮。

在酒楼的大宴会里，你可以尝到山珍海错，但在普通家庭里，一些可口的家常便饭，已经给人以应有的滋养料。在图书馆里，你可翻阅各种参考书，但在斗室里或海滨，几本心爱的书籍，已够你得到无穷的享受。精读与略读并进，这才不至泛滥无归，或像三家村学究那么简陋。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

四〇

××：

正想念间，忽蒙大驾亲临寒斋，感甚！幸甚！

先生年事虽高，然精力充沛，既关心时事，又长于辩才，每次晤谈，多蒙教益。谨祝保护健康，为时珍重！

先生所拳拳服膺的人物，实为黄公度（遵宪）先生。年来先生搜集公度先生遗著的辛勤，海内外学人没有一个能够赶得上。到了成书之日，先生却埋名匿姓，仅用“赖伯陶”的笔名。细心研讨先生所用的笔名的本意，无非说明先生之所以有今天之成就，实依靠伯父（公度先生）的陶冶。一生孜孜不倦，功成而不居，这只有长期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人，才能够很自然地做得到。

公度先生以诗名世。年来治中国诗学史或文学史的人，没有一个不给他以应得的地位。然而这只关于公度先生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至于他的为人，实在也值得后人取法。

从《梁任公年谱》里，我们知道梁任公初创办《时务报》的时候，资本仅三千四百两，而首先支持任公的，就是公度先生。公度先生捐赠一千两，再加上“强学会”余款二千四百两，他的报纸便开办起来。

这份报纸，不但和中国维新事业很有关系，而且是梁任公一生的著述生涯的转机。假如当时他的报纸办不成功，那么他迫于衣食，不能不就伍廷芳之聘，给他作随从的参赞。从此宦海浮沉，意志消磨，恐怕很难有什么大作为了。

古人说得好：“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无论做好事或做坏事，最难的是出发点和持续性。然而权衡轻重，出发点比较持续性更难。

就作家而论，最难的是鼓起勇气和信心，写他的第一本书。只要第一本书写得成功，以后连续写几十本，也不见得有什么大困难。同样的，做强盗或娼妓，最难的就是第一次昧着良心，拉下脸皮来干那不可告人的勾当。只要第一道难关打破，以后连续干了一辈子，也不过如此。

自梁任公的《时务报》在政治界和文化界起了带头作用之后，他便成为当时社会的顽固派的死对头，同时，他的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也天天增加。须知一个人从事任何活动，最怕是石沉大海，无声无臭。只要社会上有人赞成，有人反对，那么他的活动便算是起了作用，而未来的史家将凭他所发生的作用的大小，给他以应得的评价。

在拙著《西方英雄谱》自序里，我开头便说：“英雄是成功的流氓，流氓是失败的英雄。”在同时代里，从正面看来，某某人是英雄；从反面看来，某某人却是流氓。在不同时代里，正统史家所公认的英雄，革命史家却认为大逆不道。别的不用说，光是年来大家对于王莽、曹操、王安石、洪秀全、曾国藩的地位的辩论，已经见仁见智，各执一辞，谁也不佩服人家的论断了。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

前年我认识一位姓黄的青年，他是某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再过两个月便要毕业离校了。这位青年好学深思，从初中一年级起，就一面当店员，一面读书，公余之暇，还时常在各报副刊上发表文章。他的进步的神速，使我大为惊奇。月前他参加全星技术论文比赛，荣获冠军。最近又蒙全体同学的公举，担任毕业刊的编辑。像这么优秀的青年，照理应该得到深造的机会。

昨天他给我一封信，说他无力升学，希望到社会去服务。职务不论高低，待遇不计好坏，只要有糊口之资就算了。

我看了之后，心里非常难过。一来目前人浮于事，一个高中毕业生要来谋生，实在不大容易。据我知道，公私机关在报上征聘人才，平均每一职务，至少有一百至一千名中学毕业生前来申请，海底摸针，得被录取的机会实在不多。

像黄君这么少年英俊，敏而好学，我觉得他没有继续升学，实在很可惜。他本人也很有意思进马大中文系，拜我们的朋友赵泰兄做老师。我知道，像他这么一个可造的青年，假如有机会让他深造，他迟早会脱颖而出，不必长期依靠任何人的帮忙。

马大有的是助学金、奖学金，不过这些东西须等待他本人入学之后，才有商量的余地。问题在这儿，黄君所缺乏的就是第一年的学费。假如社会上有人肯给他以一点“推送的力量”，以后他自能一帆风顺，专心向学，而所得的成绩将倍蓰于半工半读的中学时代。

先生退休多年，照理我不应该说这一堆话来扰乱清听。窃思先生儿孙满堂，长享优游林下的清福。假如先生本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肯出来倡导，并广约金融界、实业界朋友，支持这义举，相信二三千元的数目，不难在咄嗟之间筹到。只要第一年学费有把握，黄君便可心安理得地继续深造了。

的确，“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冒渎清神，诸希鉴宥。

专此敬请

大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四一

××：

9月15日手教，早已收到，谢谢！

你决定创办《工商杂志》，这在此时此地，可以说是适应大众的需要。假如文字深入浅出，材料雅俗共赏，可以求知识，可以得消息，也可以欣赏情趣，相信这个刊物一定能够不胫而走，大受读者欢迎。

30年来阅读各种英文杂志，我最赏识的还是伦敦出版的《经济学人》。一来内容充实，材料丰富；二来言论稳健，极少过激的论调；三来引得说明，极易检查。我细心研究该刊的成功，实得力于一批学问渊博的经济、政治、外交、法律、教育等问题的专家。他们埋名匿姓，不求闻达；但他们的评论很有分量，新闻也很翔实，所以真正要了解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人，自非人手一篇不可。

来信说，《工商杂志》拟辟（一）当代新马工商界巨子访问记，（二）已故新马工商界人物传记或轶事，（三）古今中外各业大王致富史……等。

这种以传记为主体的杂志，不但会办得很精彩，而且会博得大多数读者的支持。

须知历史的中心是制度，而各种制度是人为的；历史的脉络是事迹，而各种事迹也是人为的；历史的灵魂是文化，而一切包括学术和艺术的文化又是人为的。把旋乾转坤的伟人撇开，把鬼斧神工的巨匠抽出来，历史简直是一片味同嚼蜡的渣滓。

太史公是个聪明人。他呕尽一生的心血来著述《史记》，而得力处全在于传记。除十表、八书是提纲挈领地叙述和分析各种制度外，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完全以传记的姿态出场，甚至十二本纪，也可以算是帝王的列传。最后，他很不客气地写了一篇《自序》，把他一生的抱负，著书的目的，各篇的纲要，运用的方法，一古脑儿搬出来，使后人读成了之后，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因而增加读者对作者的亲切了解。

自太史公之后，两千年来传记文学一直打不开。正史及地方志里所写的传记，差不多变成公式化，说话模棱两可，没法子写得体贴入微。行状仅限于忠臣孝子，极少注意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至于心理的分析，对话的巧妙，结构的紧凑，根本是个空白。这些空白，幸亏有几部第一流的小说——《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给它们顶住。虽然小说家的人物是创造出来的，但小说里的角色，却成为有血、有肉、有精神、有灵魂的不朽人物，比起那些千篇一律的无聊传记的真人物，反而会引起读者的永远追忆。

一个画家的成就的大小，全看他的写生的工夫的深浅。虽然写生的真工夫并不见得会代表艺术家最高的境界，但是，连这么一点基本的动作还谈不上的人，他哪里配称为什么艺术家？

在上文所提出的三项传记作品中，重点须放在当代新马工商界巨子访问记，这是最吃力的写生的工作。假如执笔的人，既邃于学，又雄于文，他大可找到第一手的材料，然后出奇制胜，织为天衣无缝的文章，读者将争相传诵。

记得二十多年前，美国经济史大师格拉斯教授，曾介绍我作哈佛大学商业史学会的会员。我交了会费后，该会便继续不断地给我寄来十几册大书，内容无非美国金融界、实业界的巨擘的传记。这些传记不但注意各事主怎样起家，而且对于组织的方法，技术的改良，收支的损益。甚至发达后所举办的各种慈善事业，也一一以史家谨严的态度，文学家美妙的笔调表现出来。他如装璜的精美，纸张的考究，特其余事。

假如你的杂志要办得成功，传记应该算个关键。你瞧，40年前宋旺相爵士所编的《新加坡百年史》，虽然内容十分简略，但是，到如今，这部书却成为研究新加坡史的学人最重要而又最简便的资料。

日前陈育崧兄告诉我说，史彼得博士曾搜集资料，撰述新马两位大实业家的传记。他的作品属于短篇传记的性质，是附属于东南亚名人传里边。得暇你可以写一封信，请史彼得博士将他的两篇传记给你参考。

至于函授学校，这是新兴的事业之一。新加坡的印度人所办的一间，学生已达几千人，成绩相当可观。得暇不妨前往参观，吸收人家的经验，作自己举办事业的张本。

最近英国某大公司拟在新加坡成立分行，资本暂定一千万元，不用三天工夫；已经筹到足数。这儿可见任何事业，最重要的是人才，而资本仅处于次要的地位。别的不用说，新加坡有几间大印刷厂曾买到最新印刷机，只因运用最新印刷机的专家不是一天可以养成，所以最新印刷机仍是备而无用。

印刷事业如此，文化事业不问可知。因此，要举办杂志，创设函授学校，须从求才着手。

近来工作极忙，读书著述计划，不能实现十之一二，各地亲友相约写稿事，只好一一婉辞谢绝。魏文帝说：“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想到这问题，恨不得废寝忘食地加倍用功。

专此布复，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四二

××：

接9月30日手教，不胜喜慰！

你主持中央医院，工作那么繁重，但你仍能够忙里偷闲地把拙著《泰戈尔传》一口气读完，这对我已经是一种鼓励；读完之后，你又动笔写一封信来讨论几个问题，这不能不使我加倍兴奋。

唱歌演讲的人，最怕听众冷落。著书立说的人，最怕读者没有反应。一代辩才安东尼，当他开头替凯撒将军辩护的时候，他就说：“朋友们，罗马人，同胞们，请大家听我讲，……”这虽小事，但从此可见，“请大家听我讲”，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须知听讲和阅读是自动的、自发的。假如讲者和著者得不到听众和读者的信任，谁肯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神去听讲阅读？

过去中国的传记作家，一来受文字的限制，二来受形式的限制，所以他们没法子打开新局面。他们比较擅长的是年谱，而年谱等于流水账，把各种事实，按年代先后排列下来。它的作用至多等于参考资料，很难使读者对事主有深刻而又完整的印象。

本来，言为心声，思想支配文字。千古奇才司马迁，他的传记之所以写得有声有色，因为他和事主起了共鸣的作用。由共鸣发生同情，由同情发生兴奋，于是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作者既然等于事主的化身，所以笔锋常带情感，文字也富有力量。你瞧，《项羽本纪》、《货殖列传》、《滑稽列传》、《游侠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作者简直是借题发挥，把自己的人格渗透于事主的事迹里边，下笔痛快淋漓，读时也回味无穷。

谈到国际主义，我从懂得运用思想的时候起，一直认为这是寻求世界和平的正确的途径。这种主张，随着核子武器的发展，越来越显得重要。

所谓“国际主义”，即“人道主义”的别名。中国的圣人，早就教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推恩足以保禽兽，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换句话说，假如每个人都懂得“爱人如己”，贯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主张，那么一切威力无比的武器，都可以全部销毁了。

现在问题在这儿，谁都认为自己的一举一动，是绝对的对；人家的一言一语，是绝对的错。自己有百是无一非，人家有百非无一是。自己扩充军备、制造武器，算是保卫自由；人家扩充军备、制造武器，算是蓄意侵略。准备和谈之前，有关各国先要耀武扬威地表演自己的最得意的杰作——即最新式的武器。这种幼稚不堪的思想，名为准备和谈，其实迹近勒索。换句话说，备战言和的办法，我实在不敢赞成。

须知战争与和平，势不两立。战争的魔鬼，狰狞凶恶；和平的女神，和蔼温柔。只要战争的恶魔一露面，和平的女神便吓得不敢出头。

由于战后16年间，科学技术进步的神速，各种武器的破坏的力量，也比较战前增加了百倍千倍。现在谁也知道，列强所拥有的武器，可以毁灭几个地球而有余。只要任何一方估计错误，在一天之内，整个世界大有全部陆沉的可能。

年来列强倾全力来制造人造卫星、推送太空人。这固然是科学技术界最伟大的功绩，但是，当和平的女神姗姗来迟的时候，我对于这些功绩一点也不感兴趣。

苏东坡说得好：“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蛰伏在太空船里，过着无重量、无活动、无思想的生活，远不如到海滨去吃风，到山顶去赏月，更来得有趣。

你说：“世上纷争，是起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这话一点也不错。由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作祟，谁都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人家。须知疑心生暗鬼，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人家，只觉人家一切都不对劲，自己什么都十全十美。

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是根深蒂固的，意志不大坚定的人，一经考验，便原形毕露。记得第一次大战期间，有些平时自诩为社会主义的斗士，到了大战迫近的时期，便放弃原有的立场，自动地加入战场。

现在情形比较好转，前途也比较乐观。一来，除社会主义国家外，资本主义国家也尽量提高所得税、遗产税，而且采用累进的方法，使私人财产受了相当限制。二来，受教育的机会已经增加，有钱的人可以上学，没有钱的人照样也可以上学。这样多少可以造成机会均等的好现象。

然而目前最重要的是启发儿童对于国际主义的信仰，排斥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无聊。谁也不要妄自尊大地把自己当做上帝的选民，或什么优秀的民族，谁也不应该“斤斤于民族自尊，也要能够尊重其他民族或国家”。

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够在这方面痛下工夫，努力提倡国际主义，鼓励儿童以世界公民自命；相信30年之后，国际间无谓的纠纷，当可平息。届时，大家在长享人间的繁荣康乐的余暇，再来发展太空研究，绝对不会觉得太迟。

专此布复，顺祝

着手成春！

子云（一九六一年十月八日）

四三

××：

好久没有接到你的信，不胜悬念！

承赠新译的《圣经》，昨天已经仔细读完。这次研读《圣经》，我是把它列为日课，每天早晨散步回来后，即心平气和地慢慢玩味，到了一个段落，才进早餐。就这样不慌不忙地连续研读一个多月，终于把它读完了。

我第一次和《圣经》接触，是1922年初进教会中学的事情。恩师高德祁会督教我们读《四福音》，他每次授课不多，但需要我们背诵。刚从私塾出来的我，觉得英国人这种教授法，和中国的传统极接近。那时我虽不知道《圣经》在世界文学上有那么崇高的地位，但我觉得它的文字简练，内容近情近理，读来既顺口，看来又顺眼，听来又顺耳，对于陶情养性倒有用处。

自离开霞浦后，我和《圣经》的接触中断了。多年来，教会的朋友们送我好几部《圣经》，十年前我自己还在书店里买了一部沃纳博士用现代英语译的《新约》，但因意志不大坚定，一遇俗务缠身，便把它搁下，从此就一去不回头了。

谁料40年后的今天，居然有机会能够把这部奇书继续不断地读完，同时，由于40年的学识和经验的累积，使我对于《圣经》有进一步的了解。

记得初进燕京大学的时候，在那间中西合璧、金碧辉煌的姊妹楼的客厅里，看见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的女儿吴芝瑛亲笔书“信望爱”三字，心里不胜景仰。原来这三字是出自《保罗寄哥林多人第一书》（第十三章第十三节）。这三字是全部《新约》的核心，耶稣和他的门徒，千言万语，总离不开这三字。运用这三字来贯串全部《圣经》的理论，这等于运用“忠恕”二字来贯串孔子的全部学说；提纲挈领，有条不紊，其他一切理论，都可以归附这三字下边。

“信”和“望”，等于“忠”字的同胞兄弟。孔子早就说过，“主忠信”，不过孔门所注重的“信”，仅限于人和人的相处，而耶稣所强调的“信”，多少带着宗教信仰的意味，指人和神祇的关系。

“爱”字和“恕”字，等于同胞姐妹。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耶稣所谓“爱你的仇敌”。无非教人要宽恕人家，而“恕”字即“爱”字的代名词。

熟读孔孟的书的人，对于耶稣的教训，应该没有隔膜。“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能见舆薪”。孟子这样责备人家，耶稣也这样规劝人家。的确，一个人只要能够设身处地替人家想一想，或者反躬自问，来个自我检讨，许多无谓而又无聊的争执，大可涣然冰释。

在《新约》里，耶稣再三告诉人“信心得救”。这是他本人苦行修道的心得语。一个人有了信心，他才会勤学苦练，他才会细心揣摩，他才会忍劳耐苦，他才会赴汤蹈火。具备这些条件，无论发明家、探险家、革命家、宗教家，才能够干出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大事业。到了功成名就的时候，庸夫俗子便以妒忌的眼光，讥笑他们的成功全靠幸运，不知道他们的底牌，而且是最大的王牌，只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

假如没有信心，那么未进想退，欲说还休，这好像车子没有缚轭牛马的横木一样，连寸步也走不动。孔子和耶稣，都是出身于贫贱的家庭，只因他们愿意深入民间，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所以他们才能够从实际的经验里，归纳成许多颠扑不破的理论。这些理论，大部分是超时间，超空间，“放之百世而皆准”的。

然而我最钦佩的，还在于耶稣富有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他最瞧不起富人。他说：“富人要进天国，比骆驼穿针孔还难。”孔子也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可惜一般传教的人不彻底了解教主或大师的用心；一举一动，和经典刚刚相反，把真理的部分抛出去，把迷信的部分保留下来；得到躯壳，丢掉灵魂，这简直是买椟还珠。

理论和教条，好像筋和骨；寓言和故事，好像血和肉。把寓言和故事抽出来，仅剩理论和教条，读者将昏昏欲睡，不知所云。

孔子和耶稣都最爱运用譬喻来说明真理的大师。“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繋而不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寥寥数语，比较标榜什么高深的理论，更能够动人。

在《圣经》里，韵味隽永的譬喻，俯拾即是。耶稣运用譬喻来宣传他的教义，所以连不识字的乡愚也能够领略他的大道理。讲究修辞的人，至少要精通这一着，不然，文章将索然无味。

牛津和剑桥大学联合出版这部《新约》，这无疑地对于宗教文学有极大的贡献。我希望英国各大教会及上述这两间大学继这种工作之后，把《旧约》也翻译出版，使它和《新约》成为珠联璧合，嘉惠士林。

“新瓶装新酒”，新时代应有新时代的文学。本着最好的翻译，等于最明白的解释加上独立的风格。这事情比较认真的创作，不相上下，非老于此道的人，不敢轻易动手。

新年转眼便到，得暇望惠赐鸿文，以光篇幅。

专此敬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四日）

四四

××：

接9月7日手教，并蒙惠赠大著论文四篇，感甚！感甚！

承你称我为“老师”，这简直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虽然20年前我曾当过三年大学教授，但是大战期间及战后，我已经脱离最高学府。这20年间，各部门学术的进展，正是一日千里，而我却抱残守阙，不能与时俱进。每一念及，忧心如焚。现在我很恭敬地将“老师”这尊称奉还。另一方面，我应该拜你为师。

平心而论，假如就我的兴趣和能力来选择职业，我宁愿做中学教员，而不愿当教授。一来中学生正在发育中，体格一年一个样子，从初中读到高中，眼看他们从小孩变成大人，多么有趣。二来中学生的感受性极强，他们最需要良好的启蒙的工作。假如基础打得好，将来消受不了。至于大学生，他们的思想已经定型，很难转移。假如我们想著书立说，我们尽可发表专著，让他们自动地参考。遇必要时，不妨举行学术演讲或座谈会，跟他们仔细讨论，这对于双方都有益处。

拜读大著，知道你对于物理、化学、生物、药剂学等学问固然很有根底，对于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有关于道家提练长生不老的仙丹这问题，更有深入的研究。这是冷门的学术工作，可是它的影响却能改变人们的观念。

我们都是受过现代科学洗礼的人，我们固然不应该妄自尊大，说古代的中国什么东西都胜人一筹；但我们也不应该妄自菲薄，盲从那些一知半解的西洋人，说中国根本不懂科学。

站在客观的立场来看，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大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体大思精，将成为必传之作。全书共七册，现已出版三册，大著各论文，将包括在第五册里边。这一套书从问世那天起，已受各国学术界的密切注意，它的地位将像牛津大学汤因比博士的十册《历史研究》一样，成为当代不可多得的史学巨著。

大著四篇，采取一贯的风格。首先叙述资料的来源；其次，将中文有关的文献，很小心地译为英文，并加以注释；最后，以更大的篇幅，讨论各种问题。每个假设，都有证据；每个证据，都是信而有徵。至于附录注明中文的原名，详列各种参考书，这都是现代学人所共同遵守的条件。

文中穿插许多宝贵的图片，有的是你自己动手画的，有的是影印中国古籍的，这些工作给专门学者以种种便利，免得他们要多费一番工夫来描绘。

我常觉得，大规模的类书——如字典、辞典、百科全书——固然需要几十个人到几千人的集体合作；大规模的著述，也需要多数人的相互帮忙。李约瑟博士这部《中国科学技术史》能够得到你的合作，这对他是一件大事。在你研究著述的过程中，你又能够和一班师友时常讨论，这才能够使大著无懈可击。“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研究学问的真正乐趣，就在这儿。

提练长生不老丹，目的在于求福，结果，反而中毒身死，促短生命。你引用《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的理论，说“炼金术者从来不了解人类的身体，是依赖水分和谷物而生存，肠胃里绝对不允许黄金或其他矿物停留。为着寻求长生不老，反而丧失生命，这岂不是盲目！……”

你很正确地指出，中国的炼金术者，一开头就注意医药化学（introchemistry）。他们之所以从事炼金术，目的不在于制造黄金，而在制造药品。中国的炼金术者，不但那些杰出的人才，如陶弘景和孙思邈，而且普遍地同时兼作药剂师。换句话说，中国的炼金术虽然有种种毛病，但它对于近代化学治疗很有贡献。

这种客观而科学的结论，可以把许多有意藐视中国的科学技术的人的嘴儿堵住。我读完大著之后，觉得十分痛快。

最后，在翻译书名方面，你下了不少工夫；每个书名，先来译音，再来译意，最后，还附注中文原文，使中外读者毫无隔膜。尤其第二项工作，这等于详细的解释，不然，除专门研究这问题的学者外，普通读者很可能把书名看得不大明白，而著书的效果也大受影响。

至于大著关于中国古书的片段的翻译，也是十分到家。除不失原意外，还保留标准英文的韵味。

老实说，初接大著时，我自问是门外汉，恐怕看不懂，连摸也不敢摸。偶然翻阅一段译文，觉得满有趣味，结果，硬着头皮看下去，越看越觉得不忍释卷。

马来亚出了你这么一个大才，这是马来亚的光荣。我虽觉相识恨晚，但从今以后，我应该时常向你请教，以匡不逮。将来新马合并，大马来西亚计划按时实现后，相信这儿将设立一间“国立科学院”。届时我相信许多学人将各投你一票，举你为院士。

专此敬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四五

××：

昨天冯太太来，送还《钢琴独奏》五本，并考试登记证一纸。我和她谈了半点钟，深感她是个优秀的教师，既具超人一等的艺术，又有潜移默化的人格。你得到这么一个老师，应该引以自豪。

她对你的个性有深刻的了解。她知道你的优点，也明白你的缺点。换句话说，她给你做一面镜子，妍蚩美丑，善恶优劣，全盘表现出来。假如你懂得运用这么一面好镜子，时常检讨自己，力去劣点，充实优点，这才是进德修业的不二法门。

她告诉我说，你很聪明，你够热情，所以她很喜欢你。假如你能够养成有恒的习惯，那么你一定能够成功。

的确，聪明的人是很可爱的。普通人讲了半天还不明白，聪明的人纵使不会闻一知十，至少也会闻一知二。这是多么有趣！

在学习的过程中，聪明人总占了三分便宜。老师看你能够充分了解，他多少会觉得精力没有白费，因而教导得更起劲。

同样的，热情的人也是很可爱的。人非木石，孰能无情？假如没有热情，连芝麻大的事情也做不成功，何况天下大事？

但是，单纯的聪明和热情是不够的。世间有许多聪明的人，他们不愿意下苦工夫，他们倒喜欢抄近路，不是偷工减料，便是一曝十寒。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少时了了，大未必佳。这种人我看过很多。他们不懂得充分运用他们的聪明去治学或治事，他们仅爱取巧。由于底子打得不够结实，到了相当时期，他们要作高度进展，恐怕相当困难。

举一个例，在研究院准备读博士学位的，至少要多懂两种语文。假如在大学时期，你对于第二第三种语文毫无兴趣，到了研究院开始做论文的时候，你就毫无信心。那时，你大概会后悔在大学时代，为什么不鼓起干劲，做些笨工夫。虽然无论什么时候开始用功都不会太迟，但是，机会一过，很少人会有这种勇气。

一代艺人梅兰芳，到了六十五六岁还可以登台表演。假如普通艺人处在他的地位，恐怕什么也做不动了。为什么梅兰芳有这种能耐呢？这没有别的原因，这完全靠他勤学苦练，自幼打好巩固的基础，到了学成之后，他仍继续不断地求进步，这才有那么大的成就。他说：

我是个笨拙的学艺者，没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我的学艺的过程，与一般艺人没有两样，我不知道取巧，我也不会抄近路……

他是怎样苦学的呢？原来他一早就起来，5点钟就到郊外去吊嗓子；吃过午饭，又跟另一位先生去吊嗓子。接着，他须练习身段，学习唱腔。到了晚上，还要念本子。一整天除了吃饭睡觉外，都有工作。（参阅拙著《南行集》）。

这就是梅兰芳成功的秘诀。这种秘诀，艺人用得着，学人也用得着。

从前曾国藩教他儿子勤力练字，假如一天能够写上一万字，此后到社会去办事，包管案无留牍。

平心而论，技巧并不是艺人或学人最后的鹄的。但是技巧如不纯熟，你就没有优越的才具，让你充分发挥。“书到用时方恨少。”平时努力做笔记，从事各种基本技术的训练，这完全是打底子的工夫。只有底子打得结实的人，到了兴会或灵感来临，这才能够发挥得淋漓尽致。不然，技巧不成熟，一切生硬，纵使有兴会或灵感，恐怕你也不能发挥。

记得1952年，新加坡有四位画家——刘抗、陈文希、钟泗滨、陈宗瑞——到印尼去参观了两个月。回来之后，他们就开了一个联合画展，成绩斐然可观。假如他们不是平时勤于练习，恐怕到印尼住了两年，仍是交白卷。

须知聪明是靠不住的，只有脚踏实地的努力，才是争取锦标的正确途径。同样的，热情也是靠不住的，许多热情的人，凭着一时的爱好，不顾体力，不顾环境，拼命干了一会儿。到了体力已经衰退，环境已经变迁，连什么热情也没有了。

简单说一句，你须从“有恒”二字着手。真正有恒的人，绝对不把事情看得很容易。真正有恒的人，绝对不会感情用事，高兴的时候，一天做了16小时；不高兴的时候，把中心工作忘得一干二净。等到第二次兴会来时，又要从头学起。

时间是一去不回头的。一曝十寒的人，老是要走回头路，不知道这种作风，会浪费多少时间？

聪明加上沉着，热情兼具镇定，这正是相得益彰，而关键处全在有恒。你现在还年轻，只要你懂得养成有恒的习惯，我相信你再也不会任性，或者让感情来支配你的一切了。

冯太太最关心你的前途，望你时常去请教她。除音乐外，她还会教你怎样做人。

此问

近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四六

××：

8月1日手教及大著《黄金惨案》一册，早已收到。月来工作忙碌异常，阙焉久不报，幸勿以为罪！

正想念间，忽接吉隆坡美艺印务局寄来新著《朝云观》一册，谢谢！昨天俗务较少，享了半天清福。本着“后来居上”的观念，新著《朝云观》得一口气看完。现在把我的感想写出来，请不吝指教。

这部侦探小说，组织非常严密，动作相当紧张，在一夜之间，得解决三大疑案。狄仁杰运用高度的常识，逻辑的推论，一层紧接一层地追究下去。“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每到一高潮，又埋伏下一案件的线索，穷源究流，搅到水落石出而后快。

本来天地之大，苍蝇之细，材料到处都是。聪明的作家，懂得提供许多问题，根据问题去寻求答案，由一种材料，勾引出无数材料。当有关材料搜集得相当多之后，稍微加以分类排比，找出来龙去脉，许多困难的问题，不难现出真相。

不过从事疑难案件的侦缉工作，必须具备充沛的精力，熟识各种技巧，最后，还须不怕威迫利诱，这才能达到最后目的。

当狄仁杰动身赴朝云观那一天，正值风雨交加的薄暮，前不巴村，后不巴店，偶尔从树林深处透出一线曙光，他才动起前往朝云观投宿的念头。等到他抵达目的地时，他已经患着伤风咳嗽，不料他到浴室更衣时，忽见对面窗门内有人强奸一位断臂的少女的镜头，于是他便打消睡意，扶病去处理案件，甚至漏夜回卧房取药箱，让三位夫人甜睡，一点也不惊动她们。

在处理那些案件的过程中，狄仁杰到处表现他的最大的机智，他不把人家的话照“票面价值”来信任，他要深一层地追究时间的条件，例如玉镜法师最后画的一幅“小猫”，真慧法师说它是午时画的，可是狄公怀疑这话有蹊跷，因为午时的猫，眼睛仅剩一条缝，而画中的猫却是一双眼睁得又圆又大；由这么一点小动作，他断定玉镜法师最后的遗墨，是上午画的；画完之后，才去喝茶，茶里被真慧放了毒药，所以午后回到书房休息的时候，便长眠不起。

狄公本人虽不是道家，但他对于三教九流的学说及应用，平时也很有研究。你瞧，当他找到密室的大门的时候，只见重门深锁，门的当中，雕着一个太极。太极生两仪，象征两扇大门。照规矩，太极图面是垂直地向左右分开，现在呈现眼前的，却平衡地上下分开。因为这事情和常识有些出入，所以他决定用绾头发的长针来开门锁，一开就行，这又是多么机警。

因为桃色案件和宫廷的秘密有关，所以那位元恶大憝——假道学先生孙明——运用三寸不烂之舌来威胁狄公。他说狄公如走漏消息，轻则降职，重则流放，惨则遭终身监禁的处罚。

孙明说：

我当然是对的！我很欣赏这次谈话，和你这么一位高明讨论各种嗜好，倒是三生有幸。但是，狄公，我应请你忘记一切罢。你好好的回到汉源县，你应该以解决几个困难的问题，同时，在处理康女士的案件上比较我胜一筹，而感觉满足。我继续在这个观里过着沉静的生活。你是聪明人，你当然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妨碍我将来的活动——你无疑地会知道我在京师里很有势力。狄公，你现在得到一个教训，法律和风俗，不过用来统治平民，像我这样有地位的人，根本用不着。……。

“智者作法，愚者守焉！”这两句话古今中外都用得着。孙明曾经做过太师，什么法律，什么道理，他都很明白。但是，无论法律怎么严密，里边总有些漏洞，尤其制定法律的人，他大可留个漏洞，给自己脱身。因此，他可以横行无忌地为所欲为。

你对于中国文化研究得很深刻。你知道，在中国社会里，儒、释、道三教各有自己的信徒。虽然从前中国侦探小说的作者，多是儒家的学者，字里行间，对于释家和道家难免有些偏见。根据这观念，你撰述狄公奇案的时候，对于贬抑道家这方面，多少也用过一些心思。

其实，任何宗教的教主，都是悲天悯人、赴汤蹈火的大革命家。他们以身殉道，这才博得千年万代后的人的崇拜。至于后代“吃教”的人，他们嘴里说的是一套，手头干的又是一套。他们本来是出世之身，可是他们一切行为是再庸俗不过，尤其是庙宇寺观的财产的雄厚，简直使一般人羡慕不置。

就我所看你的几部侦探小说而论，情节越来越离奇，技巧越来越纯熟，行文越来越紧凑。这部《朝云观》，更可以算是侦探小说的代表作。

现在才11月初旬，可是今年你已经出版三本书，足见用力之勤。什么时候才来新加坡呢？望事前给我一封信，我一定扫榻以待。

专此布复，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七日）

再者：大著《黄金惨案》日内当抽空拜读。届时当另写一篇短文，记载我的印象。

子云又及

四七

××：

昨日畅谈，非常愉快。

你出身三山望族，八闽世家。自幼饱通经史，长大留学伦敦，荣获博士学位。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像你这样学以致用的人才，实在可以说是国家的瑰宝。

你在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几年后，即从事行政工作。虽公务缠身，然而你能够利用余暇来研讨中国文学，越读越觉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是多年学道的心得语，绝对不可以等闲视之。

你说，在文学和哲学的成就上，中国的古圣先贤，比较任何国家的最高水准，毫无愧色。这句话我完全赞同。我末学肤受，读书不多，然而自15岁立志向学那天起，40年来手不释卷。我总觉得孔、孟、老、庄的哲学，左、国、马、班的史学，屈、宋、韩、柳的文章，李、杜、苏、陆的诗篇，可以和任何国家的哲人相抗衡。别的不用说，光是一个高僧玄奘，他的排斥万难的意志，勤学苦练的决心，发扬光大的魄力，给中印两国凭添几许功绩。他那种成就，虽不敢说后无来者，至少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平居无事，我曾细心研究中国古圣先贤高深的造诣的原因，不外下列几点：

第一，严格的家教。在书香的家庭里，厅堂上固然挂满匾额及对联，客厅和书房里也要陈列了几多字画。儿童的感受性很强，耳濡目染，心里早已孕育艺术学术的情调，培养立功立业的志趣；加以父兄监督严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久而久之，他的品格自然高人一筹。本来“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人格高尚，识见深远，以后无论治学治事，当然能够左右逢源。

举一个例，最近有个朋友从纽约来，他说，当五年前，苏联放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国朝野人士莫不惊惶失措。他们倾全力来检讨美苏的教育制度。他们所得的结论是，苏联的教育制度的优点较多，教师待遇高，学生功课紧……等。后来又有一部分教育家说，中国的教育制度比较苏联还高明，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家教严格。因为在纽约的少年罪犯中，中国的少年是绝无仅有。这儿可见严格的家教是多么重要！

第二，坚定的意志。闲尝研讨儒家的教育学说，深感妙语如珠，其中“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又如“有为者譬如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寥寥数语，暗示学人须怀抱坚定的意志。

这种探讨坚定的意志的真理，到了孟子的“弈秋教人弈”、荀子的《劝学篇》、庄子的《养生主》，更发挥得淋漓尽致。梁任公也体会这意思，他平生继续不断地活动。他的理由是，活动也许会成功，也许会失败。假如停止活动，那么失败已经注定。

第三，刻苦的精神。古人为着求道，不惜万里寻师，或“立雪程门”。因为老师可以传道授业解惑，所以学生必须尊师尊道。

其实，从功利的观点看来，万里寻师也是一本万利的行径。在学道学艺的过程中，一般人只要下了相当工夫，都能够达到某种程度。可是超过那限度，仅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达到。在这当儿，假如你能够找到机会向那位数一数二的大师虚心请教，让他替你指示迷津，片刻之间，可以收到发聋振瞶的效力。

这种最后的指示，即古人所谓“秘诀”或“心传”。假如你能够找到窍门，这不知道会节省多少时间和精力。

窍门找到之后，须发愤用功。回想煤油灯、电灯还没有发明的时代，我们的祖先，光凭勤学苦练的精神，在一盏黯淡的桐油灯的照耀下，三更灯火五更鸡，昼夜攻读，片刻不懈。到了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那种乐趣，绝对不是任何娱乐场所能找得到。

在文学、史学、哲学三方面的成就，中国的古圣先贤已经达到最高峰，所差的仅是自然科学。你认为，过去中国自然科学的落后，一面由于教育不大普及，文盲太多，出色的人才便相对地减少，一面由于国家太过贫穷，没有力量作科学仪器的设备，于是抱残守阙，不能充分发挥天才。这两点都是事实。只要社会日趋安定，人民日见富庶，谁都懂得“富而教之”是社会进化的康庄大道。

回头再看南洋的青年，我觉得他们多数都很聪明而又富有热情，可惜他们的外诱太多，精力分散。须知“用志不纷，乃凝于神”。无论学术或艺术，非长期继续不断地研讨，很难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最后，我还有一点意见。古代中国的哲人，多是生活简单，思想丰富。现代一般青年，多是生活丰富，思想简单。今天看两场电影，明天准备派对，后天参加野餐，再后天忙着开会；整天忙忙碌碌，使心情没有一刻宁静，这还谈什么深造？

容俟续谈，专此敬请

大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四八

××：

10月31日的信，想已收到。近来时常相信你。阿侨来信，她也说非常惦念你，望你好生保重身体，爱惜前途。

最近研读了一本《齐白石书画篆刻录》，心里大受感动。齐白石出身于贫寒的家庭，当你们早已会看流行的小说的年龄，他才开始认识几百个生字。接着，因生活的鞭子的驱策，他必须放牛、砍柴、捡牛粪，后来又学习手艺，从大木到细木、雕花，他无一不专心揣摩。公余之暇，他又到处求师，随时学习，直到27岁，才找到一个机会，正式从师。此后70年间，他又虚心研究，天天追求进步，结果，书、画、篆刻，一一出色当行，同时，他的诗文也斐然可观。

齐白石的成功，是一切青年人最好的模范。

俗语说得好：“铁锤磨成针，听怕工夫深。”这两句话是我们最光荣的传统。仗着目到、口到、手到、心到，我们的祖先能够创造鬼斧神工的艺术，响遏行云的音乐，出奇制胜的战略。他们的每一个笔画、每一个音阶、每一篇言论，都是呕尽心血的作品。只因根底厚、工夫深，所以他们才立于不败之地。

多年来，我最爱和青年接触，我觉得他们的天真烂漫的态度，见义勇为的精神，生龙活虎的干劲，大可弥补中年人的缺陷。介是，我发觉他们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见异思迁，沉不着气。

本来好奇喜新，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但是，一个人老是“舍其旧而新是谋”，势必天天要从头做起。须知万事起头难，当一个人费了相当时间和精力，铺好初步的基础后，以后将势如破竹，干一天有一天的收获。在这当儿，假如见异思迁，把原有的地盘完全放弃，时常要另起炉灶，这可以说是前功尽废。

我常觉得，见异思迁，是由于沉不住气。青年人喜欢表现，这本来是好事情，不过他们的基础不深，所表现出来的东西，难免有幼稚浅薄的气氛。假如他们能够认识自己的缺点，虚怀若谷地向前辈请教，从讨论和纠正中，使自己天天进步，这当然是再好不过。

但是，许多人以幼稚浅薄为老成练达，早晨刚学执笔，晚上就夸张得了不得。到处要表现自己的聪明，随时要显露自己的锋芒。前辈看见他们轻浮的举动，多装聋假痴，不发表意见，结果，吃亏的还是他们自己。

孔子的确是个好导师，他教人“毋欲速，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就你的个性而论，“毋见小利”这一点，用不着我关怀，因为你赋性恬淡，无论小利或大利，根本不能打动你的心。至于“毋欲速”那一关，我倒想和你讨论。

你因为种种关系，离校一两年，在学业上脱了节，可是到了去年八九月间，你忽然心血来潮，要参加会考。两三个月极度紧张的用功，不但使你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使你的健康大受影响。

今年四五月间，你忽然想起留学问题，每天要催促我几次，替你办理手续。我曾劝你放松你的紧张的情绪，凡事按照计划，慢慢进行。因为科学家告诉我们，“慢而稳”（slow but sure）的方法，是最可靠的方法。可是我的话，如风过耳一样，你一句也听不下去。过了几天，留学问题，再也不提了。这几个月来，很可能连钢琴也不摸了。

你还年轻，年轻人凡是要干个痛快，要是上天堂，要是下地狱。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我十分了解。

我知道，世间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走直线；但是，人生问题的错综复杂，绝不是局外人所能想象。贫病交加，内忧外患，破家荡产，流离转徙；这些苦头，年纪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不知道尝过多少遍。假如这些人一遇着困难，便心灰意懒，什么也不肯干，恐怕他们早已活不下去了，哪里还谈什么学问和事业？

其实，“一帆风顺”这四个字，仅在祝福的字眼中可以见到，在人生的过程中，逆境和顺境，失意和得意，老是像经纬线一样交织着。逆境过后，来个顺境；失意之后，又是得意。譬如登山，过了一个山峰，前面又是一个山峰，好景层出不穷，越爬越觉得起劲。只有这样，才能够享受真正的乐趣。

上文我已经说过，我最爱聪明而又热情的青年，可是我必须加一句，聪明而热情的青年，须严防见异思迁，沉不住气的毛病。你是我最喜欢的青年的一个，假如你能够充分利用你的优点，克服你的缺点，相信你将来的成就，远胜我们这一代饱经忧患的中年人。

冯太太是个好老师，日前她托人送来你的音乐乐理八号的文凭。我面对这文凭，喜惧参半。喜的是，你已经有初步的基础，凭着这基础，你可以一步紧接一步地上进，只要努力不懈，希望老是在前头。惧的是你还沉不着气，爱闹情绪，这不但会损害你的健康，而且会阻碍你继续发展。

今天的海滨，波平如镜。我以宁静的心情给你写这封信。

顺祝

康健！

子云（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后记

文字好比儿女。一个人对儿女的态度，至少像诗人陶渊明所说：“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作者既然绞尽脑汁，把心里所想说的话织成文章，那么他应该把印成的书籍弄得更干净一些，更漂亮一些，使读者看了之后，不会太刺眼。

根据这观念，本书校对时比较以前更小心，免得错字太多，使读者看不下去。

我到新加坡已经16年，这16年间，新加坡进步得很快。光就南洋大学而论，八九年前，我曾是筹备委员之一，现在南洋大学第三届毕业生已经加入社会，为人群服务了。

光阴好比逝水，稍微大意一下，就给时代抛弃了。须知生命是时间的积聚，生命是否有价值，只看每天活得是否有意义。这儿特志数语，和各地新交旧识互相劝勉。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六日志于云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