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滨寄简第八集　长天集

序：长河落日圆

——新加坡先驱作家连士升先生《海滨寄简》之《长天集》

许福吉博士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一、长河波涛，卷起千堆雪

时光是一道不断向大海前进的长河。

美好的书信文字犹如环绕着河水的波光与涛声，不断投影在读者的波心，有些已被人淡忘，有些却历久弥新。

连士升先生的系列书信散文《海滨寄简》，从60年代以来就广受读者欢迎，其《长天集》隔了三十多年之后出版，对许多熟悉连士升先生作品的读者来说，等了三十多年，那种期待，将是一种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般的期待。

连士升先生是新华文坛上声誉卓著的作家，也是50到70年代报界名人。他一生注重文化教育事业，关心时代与青年，孜孜不倦，出版大量的散文书简、游记、传记、书评和论文等，影响深远。连先生的散文简洁精练，哲理博大精深，强调理性、道德意志与儒家人间化，其作品的真正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核心，强调人生与文学应表现良心理智与自我克制。

二、关心时局，实践仁爱的道德价值

《长天集》收入了连士升先生最后遗留下来的48篇散文，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包括处事待人、关心时局、治学之道、文化教育、品书论人、语言学习、生活感悟等。

连士升先生诲人不倦，关心海外华人的生存之道；他鼓励交友以敬为贵，强调良师益友的重要；他倡导学习应循序渐进，熟读精思；他细数古今中外风流人物，畅谈文化艺术的走向。

与其他七集的《海滨寄简》一样，《长天集》的每篇书信都是以人、事为出发点，以情、社会环境为联系，把传统文化中重视人情、关心时局，实践仁爱的道德价值，融和在文字中，我们可以从他的书信散文中，看到他散文中所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谦让、宽容、刚毅、敦厚的思想感情。诚如他说：

为学和做人，是人生过程中时常会遭遇的问题。一般说来，为学难，做人也不大容易。然而权其轻重，做人是更困难。

学问是死的，人事是活的。做学问的人，只要他能够找到良师益友作先导，加上设备充实的图书馆和实验室，而自己又会专心地有恒地向最高的目标进军，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迟早将有所表现。

书信散文自古以来一直广受读者欢迎，从《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到《连土升海滨寄简》，书信作为一种文体，既可议论，亦可叙事；既能写景，亦能抒情。

连士升先生的《海滨寄简》基本上涵盖了议论、记叙和抒情三种特色，并蔚成一种独特的南洋风格，影响至深。

三、重情与强调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结晶

连先生的感情文字犹如载负一车的文化情结，把友谊、忠信、仁爱、道义、廉耻的价值观念，——彰显在书信里，而且落实到家庭、团体、社会、群众和个体当中。诚如他所说：

一个人拥有几位知心，等于增加了几副官觉、几套本事，而这些力量是会无限制放大的。

在文化与群体生活方面，他强调文化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结晶，强调文化的传承与积累，而群体应该有忘我的精神，他说：

一分热，一分光；万分热，万分光。假如大家都忘我，凡事以服务人群社会为前提，那么太平盛世，人间乐园，很快就可以实现。

熟悉书信散文创作的人都知道，书信体最大特色就是说真话，写真事，道真情。尤其是“真情”最难写，也最容易写滥。情要写得真、写得美已不容易，要能自然流露，打动人心，与人产生共鸣，更是难上加难，对作者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在写作技巧方面，情字既要写得凝练，又得注意遣词用字，斧凿无痕，以自身的经历和感受为素材，把生活的感思和情怀为基调，将过去的事件用文字、回忆、联想、构思而成，这几点特色，《长天集》基本上都具备了。

亲情是人世间最珍贵的情谊，古今中外不断被文人诠释，

《长天集》的书信对象不少是他的六个子女，或论发奋图强，或谈爱惜时光，或交流语文的学习，或指导组织家庭，读来都十分温馨感人。连先生的许多观点，今天读来，仍十分有用，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经得起考验，这也印证了他的高瞻远瞩。例如他说：

在这时局千变万化的时候，立身处世，煞费脑筋。一面须适应时代的需要，一面须培养自己的兴趣，而语文的不断训练，可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绝对不会使你吃亏。

四、评书论文，体悟人情世故

《长天集》的另一特色是特别强调友谊的关怀，曹聚仁、杨联陞、陈雪峰、胡适、凌淑华、老舍、潘受、朱晖等都在连士升先生的书信中频频出现，或写老师，或写友辈，皆充满着儒家温馨的情怀。对长期四海为家的人来说，友情一直是孤独旅人的心灵慰藉，他们在朋友的关怀中找到了避风港湾，也激发了游子不断向前航行。

连士升先生是一个儒雅的知识分子与关怀民间疾苦的作家，他的书信除了写文人雅士之情外，还有不少旧人旧事，或有朋自远方来，或风雨故人来，或相见欢，或离别苦，作者感性的文字背后，可以看到理性的儒家致中情怀，他对生活总是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以精简流畅的表达言语为基础，体制严谨，寓意含蓄深远，无论是立题意、记小节，皆能直书其事，客观属实，他切身的情思真挚、诚恳，绝不隐藏自己；在文字情缘中，他往往流露积极乐观的精神。

连士升先生在他的书信中，不断鼓励世上所有的人，应努力地拥抱生活，珍惜感情，全心全意地投入每一天的生活。这些以情趣、情缘、情谊、情爱等类型的文章，也是连先生书信散文创作的母体元素和根基，表达了作者关怀社会、人生的中庸哲理思想。他特别强调治学之道的选择，他说：

无论任何一门学问或知识，都是浩如烟海，茫无涯岸。因此，范围的选择，至关重要。

读连士升先生的文章，或畅谈人生理想，或阐释文化理念，其主题往往严正明确，内涵淳厚，启人深思，其结构完整细密，言之有序有物，以实用的角度出发，文风淳厚精严，结构井然有序，不禁使人想起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以中和为性之本原，使中道情缘在他的散文作品中更臻圆融，实为现代人的精神粮食。从他书信散文，我们可以捕捉到新加坡社会变迁的痕迹，以及体悟人情世故的价值传统观念。

五、先驱作家，追求崇高澄净的精神境界

连士升先生对新加坡这片土地的多元文化与历史遗产，情有独钟，他坚守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追求往昔崇高澄净的精神境界，表现出一种关切的人文情绪。

我们从连士升先生的作品中，不难发现他的散文很早就潜藏着一种全球化的跨越与整合，从西方的伟人、音乐到印度的泰戈尔、甘地、尼赫鲁等，他在思想上很早就显得开放、多元与活跃，并能配合全球化时代的步伐，创造出散文意境的人文关怀意识。

连先生这种激励人心的书信散文，就是我们常说的经典散文，它的经典性在于经得起时间与空间的考验，而且在不同阶段，不同时代，每一次阅读，都会有不同的体会，过去如此，当下如此，未来也将如此。

连士升先生《海滨寄简》共有八集，最后四集分别为《落霞集》、《孤鹜集》、《秋水集》和《长天集》。《长天集》的出版，可说是连士升先生多年来最大遗愿的完成。这四本书的书名，大家都知道是出自王勃《滕王阁序》中最著名的两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遥想在连先生的故乡，每当暮秋之季，长河水面落霞满天，必将出现成千上万的候鸟，而此时此刻，这些候鸟静候南飞，它们抖落的吉光片羽，都化成了他在南洋的语言、文字和文学。

语言、文字，都是靠历史因缘、人文环境和生活方式建立起来并丰满的；文学的介入，诉之以生命的追求，使其更见充实，日久而形成文化，蔚成传统。

作为新加坡先驱作家，连先生多年来从《海滨寄简》出发，竭尽全力，毕生推动文化，完成洋洋洒洒的八本书信文集与数十本传记、游记、政论文集等，贡献非凡，影响至深；连士升先生在新加坡华文文学史上，曾经卷起千堆雪，构筑成一道美丽的文学风景线，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更多关心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朋友们一起来反思，我们是否能在先驱前辈的基础上，成就“长河落日圆”的壮丽景观？

2007年8月13日于南洋理工大学

一

一分热，一分光；万分热，万分光。假如大家都忘我，凡事以服务人群社会为前提，那么太平盛世，人间乐园，很快就可以实现。

××：

24年前初到伦敦时，蒙你们贤伉俪热诚招呼。去秋重游伦敦，又蒙你们一再设宴恳待，隆情厚谊，虽古人无以过此。

当我在电话中听到“伯棠，你来了！”的温柔的声音，我不禁由衷地得到最大的慰藉。的确，除了故乡福安县和第二故乡北京外，在地球每个角落里，能够运用“伯棠”这个乳名来叫唤我的，真是屈指可数。在新马一带，比较相熟的朋友们，才叫我“老连”或“士升”，大多数都很客气地称我为“连先生”。自16年前，胡载坤夫人教她的孙女爱兰很尊敬地叫我一声“连公公”之后，我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的辈数已经升格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当下一代人才辈出的当儿，自己稍微不小心，很快就成为落伍者。

记得在燕大的时期，你我和耀琼三人时常坐在课堂的前排和二排。当教授还没有上堂的时候，大家老是趁机会大发议论，上下古今，无所不谈。

有一次，我引用孟子的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当时我认为这两句话已经尽美至善，谁料你马上提出纠正，说：“达则兼善天下，穷也要兼善天下。”当我听你这番议论，我深刻地觉得，你究竟是棋高一着，比较我所服膺的孟子还高明。因为孟子的言论导源于孔子。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说来说去，一切都以个人为出发点，而你的见解是根本忘我，一切都以大众的利益为依归。一分热，一分光；万分热，万分光。假如大家都忘我，凡事以服务人群社会为前提，那么太平盛世，人间乐园，很快就可以实现。

在产业没有发达的时代，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即“学而优则仕”。一个人得到一官半职，不但能够荣宗耀祖，而且可以使亲戚朋友分享一些光彩。但是，有些人太过自私，除了拼命找门路来扬名声、显父母外，还想侮辱人家的父母，藉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例如福建有许多地方都是聚族而居，有时甲姓和乙姓发生冲突，那么这两个乡村的壮丁便实行械斗，真刀真枪，一决雌雄。其实，福建的大部分姓氏，是从北方迁移过来的。以我们连氏为例，我们是从山西来的，从宋理宗（1234年）到我们这一代才第二十四世，比起孔子后裔的第七十二世，刚好差了三分之二的时间。因此，我敢说，福建的大部分姓氏，八百年前还不是同气连枝，导源于北方某一角落？

当四百多年前，莎翁撰述《罗米欧与朱丽叶》那部著名的剧本的时候，他的故事就以蒙达鸠和卡布拉两个家族为中心。这两个家族无端种下深仇巨恨，大人打大人，仆人打仆人，非打个你死我活，誓不甘休。谁料上一代的大冤家，到了下一代却成为非常甜蜜的亲家。这儿可见家族之间的爱与恨完全是人为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切深仇巨恨，大可一笔勾销。

同样的，种族的区别，也是毫无意义。由于天时、地利，以及其他一切环境的关系，人类才呈现各种不同的肤色。加以从前交通不便，彼此没有通婚的机会，所以某一地区的人民，永远保持某一种肤色。不料包藏祸心的政客，却利用肤色的差异，作为攻击异族的理论根据，这真是违心背理的事情。

目前美国的黑人问题、南非的种族问题、澳洲的白澳政策，这都是违背时代的思潮，不足为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由于国际舆论的制裁，美国、南非、澳洲的种族问题，将得到合理的解决。

现在再谈宗教。我觉得一切宗教的目标，在于劝善惩恶，给好人祝福，给坏人责罚。这种精神上的陶冶，比较严刑峻法更容易收效。可惜许多信仰宗教的人，不知道尊崇这意旨，一味颂扬自己所崇拜的宗教，排斥他人所信仰的宗教，甚至在同一宗教里，又分裂为许多派别，彼此互相攻击，争论不休。难怪我有一位朋友很幽默地提出一个办法，最好请各种宗教的领袖，或者同一教会里的许多大人物都到坟场上去开会，以便提高他们的警惕性。因为死神是最平等的，无论贵与贱，贫和富，帝王与奴隶，圣贤和文盲；死神都一视同仁，绝对不肯放松或偏袒。

我常觉得，孟子是个第一流的雄辩家，他的文章气魄雄厚，议论风生，但他绝对不是优秀的宗教家或哲学家。你瞧，他曾经这么说：“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这完全是宣传家、冷战专家的口吻，和救世救民的宗教家的思想刚好两样。因为信仰别的宗教或学说的人，大可套他的语气，说：“凡能拒孔孟者，皆圣人之徒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相信孟子无论怎么雄辩，恐怕也找不出较好的答案。

三年前，我在医院施大手术的时候，我的信仰基督教的朋友，替我祈祷；崇尚佛教的朋友，为我念经；膜拜祖先的朋友，给我许愿。他们的盛意，使我感激不尽。

坦白说一句，各种宗教以及同一教会里的许多派别，好像调和莱肴的五味一样，各人不必尽同。有的人爱吃辣，有的吃甜；有的爱浓厚，有的清淡。最适当的办法，就是百味俱全，各取所需罢了。

据说，年来你学佛很有心得，不胜羡慕！大家的年纪已经长大，在悠闲的生活中，多多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并且选择一些信条来考验自己，鞭策自己，这倒是延年益寿的办法。

容当续谈，此请

俪安！

子云（1972年1月31日）

二

无论任何一门学问或知识，都是浩如烟海，茫无涯岸。因此，范围的选择，至关重要。

××：

正想念间，忽接2月3日手教，并大著《书画欣赏及示范》一册，感甚！感甚！

别后十几年，你的艺术天天在进步中。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书法固然成家，绘画也独出心裁，尤其是自1963年从日本开展览会回来后，友邦人士的鼓励，各大图书馆所收藏的精品的观摩，使你的信心加强，意志坚定，日思夜想，非另辟新境界，绝对不能满足你的愿望。

真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既然立志往最高的境界进军，所以你才死心塌地，师法古人，师法自然。你不是奴隶，舍己从人，而是以自由人的身份，和古人及自然作师友。更重要的是，你不取巧，不抄近路，不盲目崇拜天才；你只知道勤学苦练，到了“翰墨功多”的时期，火候自然成熟，在文字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书法和绘画上，你可以拿出自己的心得，和世人见面，这才是人生得意尽欢的时代，值得你自豪。

我常觉得，无论研究学术也罢，文学和艺术也罢，最重要的工作不过是选择的功夫。所谓选择，是指范本、范围、题目。现在让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

韩愈是个懂得选择范本的人。他在《答李翊书》里，很坦白地指出：“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只因他研究三代两汉之书很有心得，他自然而然厌恶魏晋南北朝的文章，因为后者只顾形式，不讲内容；只重文词的美丽，不管意境的高超。目标既定，尺度又能成立，所以他一路来向自己的宗旨进军，结果，他才会“文起八代之衰”。假如韩愈对于范本毫无选择，不知道“择善而固执之”，我想他至多会做个能够耍笔杆的文士，在文学史上很难发生大作用。

无论任何一门学问或知识，都是浩如烟海，茫无涯岸。因此，范围的选择，至关重要。以陶渊明、李白、杜甫的天才，一生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诗篇，而散文却是寥寥可数。这是他们的聪明处。假如样样都求精通，势必一窍不通。须知三科五科二流的作品，远不如一科神品。这完全看一个人是否懂得割爱，是否有最大决心。

南洋大学初创办时，蒙我的业师马季明教授介绍，和你相识。当时我看了你的几本字帖，深知你对于二王曾下过大功夫。但是二王的法书以神韵胜，骨力似乎不大显著，因此，你不得不效法颜苏，以增加气魄。此外，你在褚遂良的法帖上曾经寤寐以求，颇得褚的神髓。最后，你才醉心于宋高宗的瘦金书。融会贯通，卓然自成家数。

这是我个人对你的看法。但是外行人冒充内行，说话总不够到家。现在就直接引用你自己的话更为具体。你说：

我的书法基本是二王，对神龙本兰亭的点划使转，用过一番功。近两年来参以颜苏及怀素笔法，阑入画意，舞姿及音乐节奏，俯仰回翔，发为“心画”。……本集所收的这一字体，偏于二王的尚神韵，偏于颜苏的重气魄，偏于怀素的有画意，而在字势的偏正欹斜上，点划的分合聚散上，溶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显示出乱中见整，平中求奇的复杂形象，因而建立了个人的风格。

因为书画同源，会写字的人多数会画，至少点划、结构、骨力、神韵等条件，都有共同的奥妙。像你已经到家的书法，你学习绘画的时候，也善于穷源究流，触类旁通。用你自己的话来说：

我学画从山水入手，依正统派法初四王的路线，进而学倪云林、黄子久。给我影响最大的，倪黄之外，一是马远，一是夏圭，还有一个是明末清初的石涛和尚。近十年来则多写花卉，1963年从日本展画归来，开始学莲花，迄今也最爱画莲花。近代画家我最钦佩的是吴昌硕、齐白石。他们作画用篆笔，富金石气；我则喜用于草笔，以长锋狼毫画兰竹，好像写瘦金书一样，欲其劲逸，虽画亦书。

只因你懂得书画的基本方法，然后加上几十年继续不断的用功，这才能够熟能生巧，出奇制胜，终于成为你自己的风格。

记得四十年前，每天和同窗齐思和兄于茶余饭后在未名湖畔散步聊天的时候，大家都抱着凌云的志愿，要在学术或文学上推进一步，这才不会辜负古圣大贤教育我们的苦心。四十年来，虽然因为万方多难，加上体弱多病，当初的计划，不能实现十分之一，但是我的几位朋友，都能够成家；推陈出新，补偿我的宿愿；而你是我所崇拜的知音之一，这是我所引以为慰的事情。

你曾说：“中国书法与音乐（节奏）、绘画（形象）、舞蹈（回翔宛转）、雕刻（顿挫深入）相通。”这种理论先得我心。年来你用心学习太极拳，而且知道太极拳的原理和书法相通，这正合古人所提倡的“触类旁通”的意境。

看你所写的“太极拳势：形如搏兔之鹄，神如捕鼠之猫，”其中“鼠”字恰似“鼠尾”，“猫”字宛如“猫头”。既是书法，又是绘画，功夫达到这地步，正好证明书画同源。

今年在香港大会堂的个展，想必大成功。可惜关山阻隔，不能躬逢其盛，怅甚！

此复，顺请

著安！

子云（1972年2月6日）

三

同样在学校里读书，自发和强制的效果截然不同。自发是积极的，乐观的。强制是消极的，悲观的。自发是乐不可支，强制是苦不可言。

××：

月前在报上读到大作《学校音乐教育新制度》，不胜喜慰！当时我即剪寄一份给阿萧，让她也能够欣赏大作的意义。

无论学道或学艺，治学或治事，重点全在于“自发”，而非强制。孔子说得好：“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现在我们口头语所用的“发奋”一辞，就是根据孔子的言论。

的确，发奋的精神实在可贵。虽然发奋的动机，人人不同，有的是少有大志，抱负不凡；有的遭遇失败，受了刺激；有的目击国事全非，非发奋图强，绝对没法子雪耻。中外的圣贤，是属于第一类；苏秦是属于第二类；越王勾践以及各国革命家是属于第三类。他们的动机不同，所采取的手段也各异，不过有一点是共通的，这是说，他们所献身的事业是出于自发性，而非受威迫、利诱、或者任何外力的指使。

同样在学校里读书，自发和强制的效果截然不同。自发是积极的，乐观的。强制是消极的，悲观的。自发是乐不可支，强制是苦不可言。

记得五十多年前的小学里流行着一首打油诗：“文章做不来，爹妈迫我来。不敢拿白卷，只画一头狮。”在目前许多学生为着应付会考，争取文凭的时代，他们求学的目标，多半受外力的强制，对于真正的学问，基本的知识，漠不关心。因此，一旦文凭到手，即刻和书籍绝缘，这情形到处都是。

除了自发性外，学习音乐最重要的是环境。在良好的环境下，日夜耳濡目染，许多事情大可不学而知，不教而能。因为潜移默化的工夫，主要是靠时间的洗礼。时间久了，自然会达到目的。

从前在故乡时，我的三叔祖喜欢高声朗诵古文和旧诗，我无形中接受他的遗产，到如今，还是喜欢高声朗诵，密咏沉吟。当我执笔为文之前，我总要在庭院里徘徊构思，到了我要开口哼出几个比较得意的句子的时候，文思便源源而来。此外，我有一位堂叔爱好音乐，他擅长月琴。每当月白风清的良宵，他总要邀请几位音乐界的朋友到家里来演奏，月琴、二胡、三弦、琵琶、筝、笙、箫、笛等乐器，一应俱全。我因为时常听到他们演奏，所以那些歌曲我固然耳熟能详，而且各种乐器所发出的声音我即刻可以辨别。可惜我生不逢时，假如我生长于维也纳，纵使不能成为大音乐家，至少也会玩得一两手好乐器。

你知道，哑巴多数是聋子，因为他根本听不清别人说话的声音，所以他就不能说话。相反的，爱好音乐的人，多数拥有音乐的耳朵，无论音色的美丑，音量的高低，他都能够马上分辨得一清二楚。

记得有一天，P问我说，在我的知交中，哪一位的英文说得最正确而流利。我不假思索地提出S太太。S太太出身望族，自幼读英文，到了中学毕业后，即留学澳洲、美国、英国，而她的终身侣伴又是英国人。标准的英文听惯了，讲惯了，英文已成为她的母语了。

刚才提到乐器，这更是问题的核心。假如一个学童天性爱好音乐，而且孕育于优越的音乐环境中，可是他始终没有机会玩乐器，结果，他仍是一个门外汉，绝对不能登堂入室。

当我在小学时代，整个福安县仅有几架小型的风琴，连钢琴也见不到。等到我进教会中学后，除了教堂和学校都有钢琴外，那些外国牧师、医生的家庭，多数都有钢琴。当时我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有勇气问一问钢琴的代价？

你所提出的办法非常实际。除了电子风琴和许多大型的乐器应由学校当局或文化机构来充实外，每个小学生可以购买一两种物美价廉的乐器，如口琴、短笛等。诚如你所说：“由于每个人都能够轻易地掌握多种乐器的玩法，便能发生浓厚的兴趣，使教学从强制发展到自愿，其效果当然是超凡的。”

须知价值几千万几万万元的大工厂的新制造品，导源于实验室的试验管。百亩的良田，得力处在于一小块沃土肥田来播种。小型的轻便的乐器玩惯了，以后如有机会学习电子风琴或者其他大型的乐器，学者当然更有把握。

你说，音乐学校一开始就教五线谱，一开始就教合奏，然后进入半交响形式。这不消说是新的办法。

从前的人，避实就虚，——开始就教简谱，这是个大障碍。因为无论学习什么东西，必须取法乎上。假如底子打坏了，以后要改正，将事倍功半。此外，合奏不但会提高警惕性，而且会养成合作的精神。因为音乐本来富有陶情养性，与人同乐的旨趣，自幼就开始合奏，将来所收的效果，真是妙不可言。

报载，野马哈音乐学校将招收七百名学生，学生来自各种语文源流，这的确是音乐界的福音。须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学习音乐的幼童、少年、青年的人数激增了，以后各种人才将层出不穷，这事情我们可以预卜。

Y先生是个有抱负、有才干的青年。远在十几年前，我对他已经有深刻的认识。现在他的事业进展得很迅速，而且一切以国家社会的利益为重，个人的权位利禄倒放在无关重要的地位，这在视财如命的铜臭社会里，实在难能可贵。

此问

近安！

子云（1972年2月8日）

四

真是“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文字这一关没有打通，那前途的荆棘才多着呢。我曾说：略输文采，稍欠风骚的人，“读书如雾里看花，写作如隔靴搔痒。”

××：

日前在C先生的宴会里，既有美酒香茗，又有山珍海错，大家促膝畅谈，得倾积愫，不胜喜慰！

我提出一个问题，十几年前，新加坡英校九号位学生的英文程度，比较目前十一号位，即大学先修班的英文程度还高明。同样的，华校高中三年级学生的中文程度，也比较目前高级文凭，即大学先修班的中文程度还优越。你听了之后，即刻表示由衷的赞成，并且给我补充了许多材料。须知世间最难得的是知音，我的肤浅的见解，居然得到博学多能如吾兄的支持，这无形中使我加强知人论世的信心。

我知道，你的话并不是随便附和的，而是有事实作根据。十几年来，你兼任医学院的讲师，每年须评阅许多试卷。据你的观察，从前的学生，能够畅所欲言地发表长篇大论，写出来的东西十分成熟。现在的学生，在会话上固然不成问题，可是在写作中即刻显出手法不大高明。他们多数仅能写出简单的句子，有时没有“主词”，有时没有“动词”。简单说一句，英文名著读得太少，文法修辞毫不讲究，这显然是个恶劣的现象。

你曾参加过留学生考试的遴选工作。那些学生大多数都是优秀的。你曾问他们说，课外最爱看哪几位英文作家的作品。他们答道：“狄更斯的《双城记》。”你又问他们说，《双城记》的内容讲的是什么。他们答道：“忘记了。”

你又问他们说，课外最爱看哪几位中文作家的作品。他们异口同声地答道：“鲁迅的《阿Q正传》。”等你追问《阿Q正传》的内容，他们又瞠目结舌地答道：“忘记了。”

这事情不能不使你发生疑问。那些参加留学生考试的青年，年龄在二十岁以下，而且所读的都是世界名著。谁料他们竟健忘到这地步，看完名著之后，连一点影子也没有。这到底是什么缘故？

我认为，目前学校的功课太过繁重，而又太复杂。在分量上，这绝对不是一般青年所能充分吸收和同化。因此，书本是书本，读者是读者，而书本和读者之间，根本没有联系。此外，他们读书的目标，主要的在于应付考试，十门八门功课的准备工作，早已把他们弄到头昏眼花，所以见书如见虎。至于课外读物，那完全是虚应故事，心理上毫无准备，绝对不想多费一些时间和精力，作深一步的探讨，难怪世界名著也是随看随忘。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所著的《论读书》，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很坦白地告诉我们说，有的书须略读，有的书须精读，有的书不妨速读，有的书必须字斟句酌，慢慢消化。这完全看选择的功夫。

宋朝的大儒朱熹，他最考究读书的方法。他提出八个大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这八个大字，在目前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的时代，更能够应用。从幼稚园、小学、中学起，到大学、研究院止，凡是学校所用的课本，都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未得乎前，不敢志其后；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一步紧接一步，每门功课都互相衔接，绝对不至躐等。这样一来，根柢巩固异常，绝对不会有“半路出家”，东抓一把，西摸一撮的毛病。

至于哲学和文学名著，必须运用“熟读精思”的方法。只要一本名著，一个作家，一个问题研究得十分透彻，那么他自然而然会造成自己的尺度，然后运用这尺度来衡量古今中外的作品和作家，而他的意见，不管是对的或错的，总算是自己的真知灼见，绝不拾人牙慧。这就是古人所谓“读书得间”，这就是我们最尊重的个人的识见或见解。

自汉朝把思想定于一尊之后，儒家的书籍大行其道。那些书籍算是标准的课本，任何青年必须朝夕朗诵，细心揣摩。至于课外读物，唐宋以前的学人得力于《庄子》和《文选》，然后进一步研究自己所爱好的专集。到了明清，一般士子都喜欢《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及几部著名的小说和几部出色的戏剧。因为他们一生所拳拳服膺的是旧诗和古文，所以文字这一关，大多数学人都不成问题。到了行有余力的时候，他们才注意到农田、水利、医药、工程、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经济。那时没有专门学院或大学，让学人专心研究这些问题。他们仅靠自己坚强的意志，百折不挠的魄力，来打破一切难关。至于他们的成绩，一般中国人还是蒙在鼓里，直到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倾全力来研究《中国科学史》，加上他的几位得力助手的继续钻研之后，中国在科学上的大成就，才被举世学人击节赞赏。

真是“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文字这一关没有打通，那前途的荆棘才多着呢。我曾说：略输文采，稍欠风骚的人，“读书如雾里看花，写作如隔靴搔痒”。连自己也不想多看一遍，更不用说素昧平生的读者了。

就李约瑟教授而论，除他的母语外，他畅晓十国文字。若论最困难的中文，他也能够自由阅览中国的旧书，说得一口普通话，运用中文记载一些东西。根据李约瑟教授的大成就，我倒希望新马的青年，无论研究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应该趁年轻的时候，把语文的基础打得十分巩固，免得将来连一张便条也写不通。

专此顺请

著安！

子云（1972年2月12日）

五

假如身在江湖，心怀魏阙；坐此山，看彼山。精神根本没寄托，只以目前的职业为进身之阶，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弃。对于自己既然这么不忠实，这怎么引人敬重？

××：

日前蒙你枉顾，失迎歉甚！

我本来早就想去看你，无奈年来懒得出门，大规模的宴会固然极少参加，登门拜访朋友，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我明知这不是办法，可是积习太深，一时改变不过来。幸亏我的朋友多是通情达理的人物，他们绝对不斤斤计较，不然，我难免会得罪许多人。

你出身于福州望族，自幼受了优良的教育，而福州华南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更是培植优秀人才的地方。此外，你曾到英国去深造，到欧美各国去参观，读几万卷书，行几万里路，学问与经验，兼而有之。难怪一出校门，你就受各界人士欢迎。从女青年会干事、总干事，到师资训练学院讲师，到华义中学校长。除了分内工作外，你还继续不断地为公私机关尽义务。抱定献身社会、服务人群的正确宗旨，凡是你所参加的社团活动，你一定鞠躬尽瘁，有始有终。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社会上早已有定评。

自1964年起，你就担任中学校长的职务。虽然是政府所创办的学校，但是政府却处于旁观的指导的地位。凡是学校应兴应革的事情，须校长及咨询委员会，以及各位主任和教师竭力支持。到了工作有成绩，引起政府和社会人士注意后，捐款和补助费才源源而来，但是草创时期所遭遇的一切困难，主要的须由校长完全负责。

就在你这位识途老马的策划和推动下，××的校务的进展非常迅速，一年一个样子，到了今年第九个年头，更是焕然一新，把旧貌换成新颜。

在建筑物方面，你已经扩建十六间教室，一个大运动场，充实图书仪器的设备，而规模宏伟、富丽堂皇的大礼堂的建筑费，已经筹到足够的款项，大约今年就能够动工。在学生人数方面，已由1961年的1200人，增加到目前的2200余人，班数多达57班。至于学生参加会考的成绩，已经从1963年的60％，进步到1970年的90％。

以上所述，仅是显而易见的成绩。若论课外活动，××无论在舞蹈、音乐、戏剧、美术，绝对不会比任何政府学校落后，这从历年参加集体表演或展览会上可以看得出来。

然而我个人最欣赏的还是美丽的校园。我认为宁静的环境，漂亮的校园，既能够鼓励青年的沉思默想；又能够刺激他们的积极向上。例如我的母校燕京大学，以及我的邻校清华大学，都是以宁静清幽的校园驰名中外。燕京的湖光塔影，清华的水木清华，凡是在那儿沐浴了几年的人，多少有超尘绝俗的感觉。

你是个知人善任的领袖人才。在你的和蔼可亲的态度的鼓励下，各部门主任和教师，个个心甘情愿地和你合作。例如校园的设计工作，你很得力于×××先生的极力支持。×先生是个生物学专家，他不但“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而且深知各种动植物的性能，所以关于植树和种花，设计的布置等工作，他都能够做得恰到好处。从大处远处着想，这正配合政府的美化新加坡的政策；从小处近处着手，这是当做示范作用，使他的工作得到社会人士的公认。

平居我最喜欢阅览古今中外的名人传记。在我的长期研究和细心分析后，我认为没有一个真正成功的人，是侥幸得来的。换句话说，他们最得力处在于献身的精神。自他们立志从事于某种事业后，他们便以事业为终身的侣伴。日思夜想，发奋忘食。诚如古人所说：“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真正献身事业的人，成功仅是时间问题。假如身在江湖，心怀魏阙；坐此山，看彼山。精神根本没寄托，只以目前的职业为进身之阶，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弃。对于自己既然这么不忠实，这怎么引人敬重？

你就是这么懂得献身于事业的人物。无论你担任××校长也罢，女青年会总干事也罢，你一定尽心、尽意、尽力，为你的事业服务。因此，什么叫做“敷衍塞责”的心理，你根本没有染上一丝半厘。

最使我钦佩不置的，就是你既具女性的温柔慈爱，又拥有男性的刚强勇敢。谁也知道，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一到社会服务的时候，不是畏首畏尾，一切依赖男人，便是自负太高，出口伤人，使人不愿意和她合作。前者造成不负责任，缺乏实际经验；后者造成众叛亲离，弄到一筹莫展。只因你兼备女性兼男性的美德，所以办起事来，头头是道。像你这么有抱负、有才干的人物，做一间大规模的中学校长固然胜任愉快，就是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也能够措置裕如。

然而有一点更值得人羡慕的，就是你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你的丈夫是个X光专家，现在虽然超过退休的年龄，但政府和社会仍需要他的协助。年来他致力于研究和写作，成绩与日俱增。将来他的大著出版后，在国际医学界上，将有一定的地位。

你们俩各有各的事业，终身乐此不疲，但你们又有共同的嗜好，即爱好音乐，尤其是典雅美妙的古典音乐。公余之暇，听听音乐，看看名著，其味无穷。这才是真正懂得享受人生。

我有五女一男。他们都受完高等教育，其中大多数仍继续进修。我希望我的女儿们能够时常向你请教，懂得怎样献身事业，怎样服务人群。尤其是待人接物的实际经验，更值得她们取法。

专此敬请

教安！

子云（1972年2月28日）

六

须知一个文人学者的时间和精力是极有限的。要在社会上得到一点好处，他必须把用功的时间和精力尽量减少，以便在名利场中勾心斗角。结果，他仅剩虚名，没有实学。

××：

你离开纽约前，蒙惠赐短札。你到了香港后，又蒙你写信来报导行踪。在举家移居最繁忙的时期，你念念不忘老友，这种隆情厚谊，虽古人也不过如此。

当我在40岁以前，我曾深尝搬家的痛苦。在北京的十年间，从燕京的一间宿舍搬到另一间宿舍，这事情还很简单；到了成家后，从北城搬到西城，事情便复杂了。最使人觉得头痛的，莫如举家仓皇失措的逃难，从北京到香港，又从香港到越南，身外浮物，损失殆尽。直到1949年，在新加坡定居下来后，精神上才得到大解放。虽然收入不多，但我是个量入为出的人，除了爱好买书和酌量帮忙穷亲戚外，不敢乱花一块钱。二十几年的安定生活，这对于“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难民，已经算是天赐的大恩惠，我还敢有什么苛求？

从最近两次的通信中，我知道年来你的福星高照，喜事重重。去年你得到美国某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今年九月，你将前往坎培拉国立澳洲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可喜！可贺！

大丈夫立功异域，无论用笔锋也罢，用武器也罢，总算是不大平凡的事情。然而权衡轻重，笔锋的效果，比较武器胜似万倍，至少它不会发生“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恶劣现象。

旧时代的中国许多文人学者本来应有辉煌的成就，可是当时政局不大安定，社会也不上轨道，许多文人学者必须浪费大好时间和精力去谋生，为着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他们必须奔走权贵之门，联络这个，反对那个，而送往迎来，应酬宴会，更是日常应有的课程。

他们看报纸，并不注意国家大事，更不会关心国际上的大变动。相反的，他们研究的对象，无非从字里行间，找出宦海浮沉的消息。偶尔在升官图里找到自己一两位熟人的名字，他们好像得到珍珠宝贝一样，迎头赶上，能够分到一杯羹。

假如他们能够得到一点余沥，那么他们一家人的生活问题可以解决，而且可以介绍他们的熟人担任某些工作，或者安插党羽执行某些任务。

须知一个文人学者的时间和精力是极有限的。要在社会上得到一点好处，他必须把用功的时间和精力尽量减少，以便在名利场中勾心斗角。结果，他仅剩虚名，没有实学。虽然明眼人洞悉底蕴，但是，为着明哲保身计，谁也抱着敢怒而不敢言的办法。整个社会风气如此，要希望学术文艺有长足的进步，何异缘木求鱼？

假如一般文人学者肯放弃学阀的生活，那么他们的成就一定很可观。可是旧社会是个大染缸，谁一碰着它纵倾长江之水，怎么也洗不干净。

你瞧，近代英国的几位超人。罗素光靠稿费，就能够过着优裕的生活。汤因比费了一半时间，从事皇家国际问题研究会的编辑工作；另一半时间，致力于《历史的研究》的专门著述。李约瑟每周仅授课几小时，其余时间，完全献给《中国科学史》的大著。这事情旧时代的中国文人学者实在梦想不到。因为他们有了时间，就没有饭吃；有了饭吃，就没有时间。在前有大海，后有猛兽的夹攻下，除了一个人的意志特别坚强，魄力非常雄伟，很少不会半途开小差。

你出身于东南大学。为着在陶瓷界有所建树，所以你立志研究化学。毕业后，曾在中学教过两年书，先后在四个县城担任过知事。这些学问和经验，和英文作家并没有多大关系。

但是，你得天独厚，幼年时代，早已受过优良教育，尤其是绘画和书法，在童年已经打下巩固的基础。因此，当你在31岁那一年，立志背井离乡，到英伦从头做起的时候，你便运用中国传统的方法，博闻强记，熟读精思。到了可以自由运用英文来写作的阶段，你就鼓起勇气来写作。1935年初版的《中国绘画的解释》（Chinese Painting），1938年初版的《八法南针》（Chinese Calligraphy），一下子使你在英国学术界、文化界赢得应有的地位。

接着，你对于动物和植物有浓厚的兴趣，而伦敦动物园和许多公园、博物院，变成你常造访的地方，研究所得，即刻记录下来，一经修饰润色，便成为专著。

然而你最大的兴趣却在于游记。当你袋里一有闲钱，你就要游山玩水，由近及远，由英国各地到法国巴黎，而《牛津游记》，是最享盛名的作品。到了第二次大战后，英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本着“良禽择木而栖”的古训，你只好转移阵地，改任哥伦比亚大学的远东艺术的讲座。课余之暇，你仍从事游记的写作，而《旧金山游记》，是我所看到的最新的作品。

五年前，你准备写一部《日本游记》。为着撰述这部游记，你曾费了很多时间、精力、金钱，亲自前往日本几次，而阅读和写作时间，更远超原来的计划。但愿这部大著能够在今年出版，而我又可以享受卧游的乐趣。

你有一点最值得我羡慕的，就是旅居英美的四十年间，因为养生得法，从来不知疾病是怎么一回事。现在你以退休的年龄，继续为香港中文大学服务，这不消说是该校的福音。

承询南大校长黄丽松兄及收藏家陈之初的近况，我可以告诉你说，这两位老友健康胜常，诸事如意。

专此布达，顺请

著安！

子云（1972年3月1日）

七

谈到一个人的成就和风格，这和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

大年初一，蒙贤伉俪到寒斋来贺年，感甚！感甚！

自去秋退休后，我就实行陶渊明的教训：“息交绝游。”除了二三知己有时在一起喝茶或小食外，大规模的宴会，须按照医生的指导，尽量避免。忍得一时口腹的快感，避免长期疾病的痛苦，这将成为我今后生活的南针。我相信一般朋友们都能够原谅我的。

因为自己退休，也可以说是投闲置散，或江湖散人，所以我对于社会绝对没有半点奢望。那些还认得故交的缘分，愿意抽出宝贵的时间来慰问和鼓励我的亲友，我固然表示万分欢迎；那些把我忘得一干二净的熟人，我也一点不计较。古人所谓“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可说是先得我心。

真是意想不到，我以为今年一定没有半个人来贺年，但是事实上，朋友们并没有把我忘记。初一来了几十人，初二也是络绎不绝，直到初三才告一段落，因为大家都要开始工作。在这铜臭十分浓厚的社会里，居然有人没有轻视我这么一个江湖散人的地位，实在难得。

闲居多暇，让我慢慢抽出一点时间来阅读各报的新年特刊，读完之后，发现佳作如林。你那篇《论周氏兄弟的杂事诗》，出言信而有征，态度也很公允，堪称文情并茂的作品。

谈到一个人的成就和风格，这和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鲁迅（周树人）和周作人都出身于贫寒的中落的家庭。只因家里贫寒，所以年轻时代时常和当店、药材店发生关系。一面要到当店去典当，换些寥寥可数的零钱；一面又要到药材店去买些药品。那些吃人不见血的高利贷者的嘴脸是可憎的，但在无可奈何的形势下，只好低首下心地向他们乞怜。不过鲁迅从当店里所换回的有限的金钱，并不是拿来乱花，而是拿来购买苦药，这种心理上所受的打击，谁也不易忍受。

在故乡时代，这两位兄弟把中文的基础打得相当巩固，可是到了留学阶段，他们却选错了国家。他们没有到美国，仅到了日本。虽然留日的费用比较留美便宜得多，但是，由于日本以侵略者的姿态，从甲午战争起，一路来强迫中国签订城下之盟，这无形中使留日学生的社会地位大受影响。

鲁迅兄弟由日本回来后，仅在故乡绍兴做中学教员或监督，后来蒙蔡元培的提携，在北京兼任一些功课，而鲁迅还当过教育部的科长或签事。他们在日本最大的收获，除了爱读国际名著外，就是到章太炎门下听课。他们的一般同学后来都成为北京大学的台柱，而北大中国文学系可以说是由他们的同学们包办。

从五四运动前后起，这两位兄弟开始显露头角。他们的地盘是《新青年》。周树人开始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他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这些小说后来印成两集，即《呐喊》和《彷徨》；而周作人把他的教文也辑成一集《自己的园地》，虽然早在1909年，这两位兄弟曾合译一册《域外小说集》。

1930年，鲁迅迁居上海，周作人仍逗留于北京。社会环境的大变动，迫得这两位兄弟的思想和行动各走极端。周作人的太太是日本婆，儿子的媳妇也是日本婆。一家的成员，日本的势力占了压倒的大多数。那时他的收入颇丰，所以他只好退隐于苦茶庵，写些晦涩而又毫无斗志的散文。诚如你所说：“他本人也曾鼓吹过‘为人生而艺术’；可是，实际上，他的作品却越来越脱离人生，越来越脱离社会了。”

鲁迅比周作人大了5岁。当鲁迅于五十岁那年定居于上海起，直到五十六岁去世那年止，他的思想和行动越来越积极。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算是主要发起人之一。1933年，他加入“中国民权同盟”，并且担任执行委员。就在这期间，他屡遭严重的压迫，被封为“堕落文人”，而他却毫不在乎地以“隋洛文”为笔名，写了许多像匕首一样的杂文；编辑《萌芽月刊》；编译苏联作家短篇小说集二册《竖琴》和《一天的工作》；翻译《死魂灵》；但同时也印行《木刻笺谱》，《十竹斋笺谱》。从他的积极的思想和行动中，他仍念念不忘年轻时代爱好艺术的心情。这儿我可以承认“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社会的存在；倒是社会的存在，决定人类的意识”为至理名言。

假如从1926年起，鲁迅没有到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后来又没有定居上海，加人左翼作家联盟，致遭严重的压迫，弄得时常离寓暂避，我想他在文学上的表现，恐怕不会和周作人分道扬镳，至少也不会距离太远。

但是，截至《域外小说集》兄弟合作出书时候止，他们俩的确是相亲相爱的，尤其是1900年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所作《别诸弟》三首，第二年周作人步原韵，也写了三首，其中“孔怀兄弟，同气连枝”的情谊，跃然于纸上。

现在把他们兄弟的唱和诗各录一首于后，藉作证明。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

一片征帆逐雁驰，江干烟树已离离。苍茫独立增惆怅，却忆联床话雨时。

写得手酸了。改天当约你长谈。

此请

著安！

子云（1972年3月13日）

八

在这时局千变万化的时候，立身处世，煞费脑筋。一面须适应时代的需要，一面须培养自己的兴趣，而语文的不断训练，可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绝对不会使你吃亏。

××：

接来信，知道英国的失业情况相当严重，这事情一面是由于战后多年来劳资不大协调，弄得工潮起伏无常，而每次罢工的结果，使全国经济日趋下坡。须知在工业化的社会里，一切事情都会发生连锁的反应的现象，一个部门的劳资失调，马上使罢工的恶劣行动爆发，其他各部门迟早也会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据今年1月4日，路透社所发出的电报说，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失业工程师排长龙，轮流领取国内有钱人及日本的救济品。

造成人们排队领取救济品的原因，主要在于波音机公司两年前开始减产。波音机公司是西雅图的最大顾主，它的盛衰反映了西雅图的经济。

这家波音机公司没有工作做，那些每年收入达两万元美金的工程师，就眼巴巴地看见自己的积蓄日渐短少，甚至化为乌有。

事实上，西雅图的失业率已增至百分之十一，比较全国平均失业率高百分之五。

谈到就业，这问题可分为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来说。

在客观方面，当战争时期，许多军火制造家或商人，个个笑逐颜开，每年所得的利润作直接上升。因为这是热门生意，个个都抢着做。到了战争突然结束，恢复平时状态，那些军火制造家或商人，个个如丧考妣。因为开大工厂、做大生意的人，他们本身是没有许多资本，而是靠强有力的银行来周转。而银行营业的政策，是“晴天借伞儿给你用，到了大雨滂沱的时候，把伞儿收回”。这时候，制造军火这门生意的人无利可图，甚至负债累累，结果难免影响到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其他有关各部门。当不景气成为普遍现象，政府不得不乞灵于印刷机，尽量印行钞票，造成通货膨胀。到了通货膨胀没法子控制的时候，人们对于钞票的信用完全丧失。俗语说：“米贵上商标。”那些长袖善舞的人，因为他们的金钱得来全不费工夫，所以酒楼、舞厅、娱乐场，天天满座，虽然一般平民穷到三餐也发生问题。

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它的币值已经被迫减低，在短短的半年间，美金的汇率已经减低百分之十，而且有继续减低的趋势。在国内，美国不得不努力节约；在国外，它也不得不尽量减少军事经济的负担。对于自顾不暇的国家或个人，这是最重要的办法。

关于这问题，我的朋友写信来说，目前美国受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下，除了工程师以外，其他科学和技术人才，多采取“降级求售”的办法。这是说，他们本来是博士或硕士，现在市场缩小，供过于求，所以他们必须自动地把博士或硕士的文凭藏起来，干脆以学士的文凭来问世。因为资格较低，资方可以毫无内疚地给他们以低薪，而被雇人也欣然接受，虽然他们的眼泪是往肚子里流。

在主观方面，最重要的是自己应该自强不息地继续进修、进修、再进修；教育、教育、再教育。只要自己的技能和知识，学问和经验与日俱增，基础既巩固，人事又协调，前途一定十分光明。

就你个人而论，小学、中学、大学十六年的华文教育，使你在驾驭华文方面，多少有些把握，但是，你的英文基础还是很脆弱。因此，我正式给你建议，今后无论就业也罢，继续深造也罢，你必须花了两三年工夫，很认真地有恒地研读英文。须知：“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心到、力到、手到、口到，迟早你就有相当的把握。

关于语文，最重要的是多看、多读、多表现。看指博览，能够博览群书的人，绝对不会孤陋寡闻。读指精读，把自己最心爱的书，选出二三种，放在案头，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不啻若自其口出”的时候，你才可以自信地说了一声：对于某一作家，某一问题有深刻的了解。再进一步，你须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来表现，无论口头上、写作上，你都要时常学习。越学习就越有经验，而实际的经验，才是无价之宝。

今年暑假你的学业告一段落，你不妨到欧洲各国畅游两三个月，然后回来就业，先工作几年，获得丰富的经验，公余之暇，仍继续进修，并且学习语文，等到炉火纯青之后，你将受用不浅。

在事业上，语文很有把握的人，无论工商界，或政府各部门都走得通。在这些庞大的机构里做经理或高级要员，马上可脱颖而出，绝对不会碌碌无所表现，致被人轻视。

在教学上，授课期间固然会受学生欢迎，而一般同事，除了少数醋味太重，蓄意造谣诬蔑外，大多数也会对你表示敬意。

至于工作的余暇，回到自己的书斋里，左图右书，把文学、史学、哲学的名著，很有计划地拿来研读，三年五年不足，十年、二十年就绰有余裕。到了三四十岁，便可站稳脚根，立于不败之地。

在这时局千变万化的时候，立身处世，煞费脑筋。一面须适应时代的需要，一面须培养自己的兴趣，而语文的不断训练，可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绝对不会使你吃亏。

我五岁读书，积六十年的经验和观察，深知语文的锻炼，实在十分重要。我成功的中国朋友如此，外国朋友也如此。你是聪明人，当不至把我的话当做耳边风。

此问

学安！

子云（1972年3月14日）

九

假如你把学习外国语文当做一种玩艺儿，每天抽出两小时来学习，三年之后，你便可自由运用了。

××：

这两三年来，你的中英文的驾驭能力，进步得很迅速，不胜喜慰！

自去年你得到荣誉学位后，你懂得抽一部分时间，加入语言中心，努力学习德文。虽然你的功课较忙，但你懂得利用清晨的时间来自修，那琅琅的音调，使我觉得很开心。

首先我们必须精通中文，其次，须兼通一种外国文，再次，须略通一两种其他语文。从表面上看来，我的要求似乎太苛，但是，事实上，假如你把学习外国语文当做一种玩艺儿，每天抽出二小时来学习，三年之后，你便可自由运用了。

报载，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老教授于62岁那年开始学习俄文，一连学了四年，便可自由阅读。你知道社会上的忙人，假如愿意每天抽出无谓的应酬和闲谈的时间来学习语文，我相信什么难关都可以克服。

谁也知道，多学习一种语文，等于多生一双眼睛。平时在书房里可以充分享受阅读中外古今名著的乐趣，到了出国旅行的时候，你才不会变成哑巴，有口难言，无论参观什么东西，你都要靠导游员的解释。须知导游员的知识是有限度的，他们多数好像留声机、录音带一样，仅能背熟片段的材料，再想问一点东西，他们马上要交白卷了。

目前交通这么发达，旅费年年减低，因此，出国旅行变成很平常的事情，所以每天抽一些时间来学习外国语文，这对于治学、治事或旅行，都十分方便。

学习外国语文，除了给自己以种种便利外，应该负起翻译的责任。

中国派遣留学生，到如今，已经超过一百年。他们“学成”归回后，对于翻译世界名著的工作，实在寥寥可数，充其量，不会超过一千部，平均每年不到十部，这真是可怜透了。

在翻译世界里，望重一时的，不过林琴南、严复。林琴南不通外国文，他的译品既靠别人选择，又靠别人口述，自己仅负记载的责任。好在他是个古文大师，下笔万言，琅琅可诵。假如他的合作者的外国文程度比较高明，文学的水准也不同凡响，相信他的成绩一定很可观。虽然如此，把那些次要的作品抽掉，这位不通外国文的翻译家的贡献，已经值得人称道。

严复是留英学生，英文很有根柢，回国后，曾从古文大师吴汝纶学习中文，所以他的译品，无论选材或行文，都达到最高峰。林琴南以翻译文学为主要工作，严复所译的完全是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名著。他的《严译名著丛刊》九册，在中国的翻译界上，可算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自五四运动后，有些知识分子曾提倡有系统地努力翻译世界名著。可是他们只尚空谈，不肯认真实行。一来，他们的生活不大安定，一曝十寒，“空令岁月易蹉跎”。二来，他们饱经世故，深知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真理，平时高谈阔论，提倡这个，批评那个。假如有个傻子肯认真实行，那么这些开空头支票的学阀，还可以自夸为“开山祖师”。假如他们出门不认账，说完就算了，那么他们可提出种种理由来解释；反正这是藏拙的最好办法，而聪明人绝对不会随便献丑。

从五四运动到如今，五十多年的宝贵时间又虚度过去了。我们的翻译界的成绩又是怎样呢？有心人稍微一检讨，难免会羞愧万分。

谈到翻译工作，一来，要精通两种语文。二来，要有专门的知识和丰富的常识。三来，要虚心请教同业或同行，千万不宜自作聪明。此外，政府的文化机构以及出版界，应该予以全力支持，使翻译事业日见进步。

就新马两地而论，每年所产生的大学毕业生，多达一二千人，而外国留学回来的新人，也不在少数。除了那些仅通中文或英文的人才外，至少有一二百人中英文兼优。我诚恳地希望这些中英文兼优，而又学有专长的新人，立定志愿，在翻译界一显身手，为社会服务，功德无量。

说来真奇怪。《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先生，他根本没有进过学堂，更不用说什么大学了。他仅补习法文八个月，然后继续认真地研究法文三年，到了豁然贯通之后，他却翻译几部法国文学名著。现在把他的一段自白录下，给我们的青年做榜样。曾先生说：

我的资质是很钝的，不过自始至终，学一点是一点，没有抛弃。拼音是熟了，文法是略懂些了。于是离开了师傅，硬读文法，强记字典，这种枯燥无味的工作，足足做了三年。一到第三年上，居然有了一线光明了。那时在旧书店里，买得了阿那都尔佛郎士的《笑史》（Histoire Com ique），拼命的逐字去译读，等到读完，再看别的书，就觉得容易得多了。

这是无师自通的成功翻译家的经验谈。运用这方法来研究语文，甚至其他任何学问和艺术都是走得通。须知许多人做学问，不是争取文凭，便是凭一时的兴趣，等到文凭到手，或者兴趣消逝，难免有头无尾，而过去一切努力，就尽付东流。

你的天资不算低，只要你立定志愿，专心而又有恒地向你的最崇高的目标进军，将来不难成为博雅的人才。

此问

学安！

子云（1972年22日）

十

语文的提高和普及，是和国力的兴衰作正比例。富强的国家，谁都要和它打交道，因此，它的语文谁也会认真去学。不然，连它自己的子孙也敬而远之，何况外国人。

××：

今天你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很有意思。现在简答如下：

你问：“外国人精通中文的，远不如中国人精通外国文的那么多。这是什么理由？”

我的答案如下：

第一，10岁以下的儿童，无论中国籍或者外国籍，假如让他们在一起学习任何语文，他们都可以很正确而流利地精通母语和外国语。我的朋友日本京都产业大学川口晃，他自幼在北京读中学和辅仁大学，他不但说得一口京片子，而且可以自由阅读中文的书报，毫无障碍，虽然他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主要的是用日文。

须知语文的运用，全靠日常生活，而儿童的日常生活，除了读书外，还有各种游戏、运动，甚至会说市井无赖的语言。这些东西，成人很少会接触到。成人可能看过许多小说、戏剧等书籍，但他们没有机会过着儿童的生活，所以他们运用外国语，难免有半生不熟的感觉。

第二，心理上的准备。你知道，学习起于模仿，谁愿意很虚心地模仿人家，请教人家，他迟早会克服一切困难，不然，一个欧洲人或美洲人在中国住了几十年，他们除了会说：“顶好”、“再见”外，多数都是辞不达意。

须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一再被迫签订城下之盟，一面要割地赔款，一面把夜郎自大改为畏外媚外的心理。中国人越低头，外国人越气焰万丈。在那种情形下，一般中国人只想努力学习洋文，以便在海关、邮政等机关得到三等职务，而一等决策的职务，是由洋人包办的。

记得四十六年前在福州读书的时候，眼看一个流氓要向路人挑战。那位路人准备和他打架，而流氓却恬不知耻地说道：“你敢？你知道我的哥哥是给外国人拉洋车吗？”自己的身份贬值到那么低，一切唯外国人之命是听，难怪外国人在中国横行无忌，根本不用好好的学习中文。

日前在一个座谈会里，新大政治系吴德耀教授说，当他在槟城钟灵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和一般同学，以会说中文为耻辱，这是实情。但是，到了今天，同样的钟灵中学学生，一定以不懂中文为耻。别的不用说，现在新加坡大学的华裔学生，从华文中学出身的不必说，就是从英校来的，也是说得一口华语，虽然在阅读写作上，还需要相当时间，才可以克服过来。

第三，生活上的需要，但生活上的需要，迫得他们非精通中国语文和方言，他们就不能履行他们的任务。他们靠着罗马字的拼音，很虚心地学习，很认真地应用，久而久之，他们对于当地的情形的熟悉，比较当地的名士高明得多。因为他们不但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例如我的已故的恩师高德祁会督，每到周末，他总要到闽东各县去讲道，有船坐船，有轿坐轿，到了没船没轿的荒僻的地方，他照例步行，一天步行三四十英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只因他所熟悉的方言很多，他有时还会运用方言跟口才较差的同学开玩笑。这儿充分证明，中文并不难学。那些开口中文困难，闭口中文困难的人，不是骄傲，以为中文不屑学；便是懒惰，以为到处有高等华人替他们翻译，所以决心省却许多麻烦。

第四，工具的便利。从前学习外国文，实在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因为工具书如字典、辞典、百科全书、地图等东西，非常不完备，许多事物，都在暗中摸索，自己并没有什么把握。有些人得风气之先，以为异族通婚，也许可以解决一部分语文的困难，但是生活和思想，人情和风俗的差异，是否使家庭生活更见和谐，这还是个疑问。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到处可以买到收音机、电视机、录音机。此外，电影院差不多场场满座，而报纸、杂志也相当普及。他如校外进修班、函授学校、私人补习学校，一切的一切，都给人以深造的机会。比起五十年前，我开始学习英文的时候，因为一个字不懂得读，须跑到老远去请教师友，那难易的情形，实在不可以道里计了。

但是，语文的提高和普及，是和国力的兴衰作正比例。富强的国家，谁都要和它打交道，因此，它的语文谁也会认真去学。不然，连它自己的子孙也敬而远之，何况外国人。

就南洋而论，新加坡和槟城最通行的为闽南话，吉隆坡最通行的为广州话，曼谷最实用的为潮州话，因为当地的经济实力操在上述几帮的工商业家的手里。许多人都诉说福州话难学，这不是事实，因为福州人到南洋较晚，树胶、锡、交通、果园等生产机构，他们没有插足的地方，可是在东马诗巫，福州人在经济上颇有地位，人多做皇帝，所以福州话占了相当地位。

据悉，目前上海掀起学习英文的浪潮，英文的入门书，供不应求。同样的，美国各中学都有中文的课程，而大学考取博士的条件，中文和法文、德文等量齐观。这种形势使我十分乐观。须知人类只要把傲慢与偏见消除了，有色的眼镜脱下来了，那么在平等互惠的状况下，一切豁然开朗，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谈笑中解决。

容再谈，此问

学安！

子云（1972年4月3日）

十一

年来新马一带的工商业虽蓬蓬勃勃，但出版业却走下坡路，一般作家不写书，出版家不出版书，青年读者不买书，这些死结，造成出版界真空的现象。

××：

接四月一日信，知道健康胜常，不胜喜慰！近来我偶尔见到旧友，头一句话就问到“你好吗？”的确，健康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最重要本钱，其他条件都是次要的东西。

来信说：

近来我尤其想到东方来过些年日，因我觉得西方一切都在走下坡路，尤其年青一代消沉于自我享受（尤以性生活为甚）的自私生活，这对于西方文明及文化都是一个大打击。英美的青年，不以懒散自私为耻。英国近年来失业者已超过百万，年青人都拿国家津贴养活下来，他们大多数并不急急做工，只是懒散游荡，甚至吸毒，不以为耻！

孔子标榜“知、仁、勇”三个条件为做人的宗旨。关于“勇”字，他特地提出“知耻近乎勇。”这儿可见，人如无耻，比较禽兽还不如，至多仅能算是“能言的禽兽”。

战后的英国，工党执政。工党标榜温和的缓进的社会主义，介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原则上，它厌恶资本主义；实施上，它要慢慢改良。它的领导阶层为韦柏夫妇、萧伯纳等人，都是英国最负盛名的作家学者。一九二九年麦唐纳组阁，那时正值世界经济恐慌，所以碌碌无所表现。大战结束后，艾德礼上台，他能说又能行，积极实施失业保险、疾病保险、免费教育等新猷。这本来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最好的办法。谁料人心不足，应有的权利，尽量享受；应尽的义务，却掉头不顾。这样一来，罢工事件，层出不穷：邮政罢工、铁路罢工、码头罢工、清道夫罢工、煤矿罢工……每次罢工，国内外的定单不能按期交货。结果，商场萧条了，货币一再贬值了，经济动摇了，失业人数增加了。到头来，两败俱伤。须知穷惊九眷六亲。无论英帝国也罢，英联邦也罢，到了手头拮据的时候，谁还会俯首贴耳地听从它的指挥？

在我到社会服务的四十多年间，我每次和一位新交谈天，我并不注意他们的祖先，我却十分重视他们的子女。我要知道他们的子女的教育程度的高低，意志的强弱，办事是否负责，待人是否宽大。因为祖先的富贵，仅是给人以暂时的便利，并不能够持久。甚至祖先非常寒微，但英雄不怕出身低，贫穷并不能妨碍他们进取的机会。

目前的英国青年，好像破落户的家庭所产生的青年一样，他们只记得祖先多么荣华富贵，怎样一掷千金，也毫不吝啬，至于他们自己呢？他们只懂得享受，无厌无尽的享受。一提到认真工作，他们避之唯恐不及。在这种无聊而又无赖的心情下，懒散游荡，变成根深蒂固的恶习惯。整天埋怨这个，妒忌那个，而他们自己置身度外，什么责任也不想负。

你出身望族，五十年来，严守文学和艺术的岗位，手不释卷，笔不停挥。自你离开南洋大学的教授职位后，你曾到加拿大讲学一年，至于牛津大学、英国博物院、英国广播电台有关中国文化艺术的演讲或展览会，这些事情你老是见义勇为，绝不推辞。

你尽心、尽意、尽力地要促进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可是一般青年却消沉到极点，丝毫没有斗志，这难怪你十分失望。在失望之余，你自然而然地会动起归去来兮的念头。

你想回到香港或新加坡来小住，同时把你多年来所累积的中国汉代的石拓画，搬到新加坡来展览，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希望这事情能够提早实现。

最近两年来，南洋大学在李氏基金以及其他慈善家、收藏家的赞助下，已经创办了一间“文物馆”，虽然里边所收藏的大多数是近代人的作品，但慰情胜无，这总算是个良好的开端。

最近五年来，新加坡的物质生活有长足的进步。高楼大厦林立，工厂、造船厂、旅店、购物中心，一间又一间摆列在眼前。三个月没有出门，差不多连路途也认识不清楚，而街道的干净，植物园、鸟类公园、蓄水池的美化，使各国到新加坡来游玩的旅客，赞不绝口。

但是，物质生活的进步，最需要文化艺术来配合，不然，这是美中不足。

十年前，你在南洋大学播的种，现在已经到了收获的阶段。你在新马一带的学生，一提到你的大名，眼睛简直会发亮，脸部也发出光彩，这是从事舌耕笔耕的人最大的收获，比较任何政府所颁给的勋章有意义得多。

日前我接到电话，那位先生很有礼貌地自我介绍说道：“你是连先生吗？我是凌叔华教授的学生，我想来拜访你，不知道连先生得空吗？”我马上欢迎他来谈谈。时间到了，来了一对年轻夫妇，男的是个建筑家，女的是个诗人，原名吴秀珍笔名石君，南大第四届毕业生，他们对你景仰备至，看了使人真羡慕。石君把你给她的信给我看，我也把最近你给我的信给他们看，通过文字的介绍，一下子就成为朋友。

石君最近出版了一部诗集《绿苔》。年来新马一带的工商业虽蓬蓬勃勃，但出版业却走下坡路，一般作家不写书，出版家不出版书，青年读者不买书，这些死结，造成出版界真空的现象。因此，石君所著的《绿苔》，需要自费出版。幸亏她的朋友和学生很拥护她，两千本诗集终于售罄，这是个好消息。饮水思源，她无时不想念着你。这是值得夸耀的。

此复，顺请

著安！

子云（1972年4月9日）

十二

谈到文学，它永远离不开内容和形式，而得力处全在于一个“诚”字。至于篇幅的厚薄，文章的长短，和文学的价值毫无关系。

××：

先后接到大著《春风庐联话》和手书，不胜感激！

退休后半年，到报馆仅三次。亲友寄来的信件，全部由旧同事代为转达。以后来信，请迳寄寒斋为盼！

大著早已拜读。统观全书，我觉得最上选的还是左宗棠的集句：“日暮乡关何处是，古来征战几人还。”一片由衷的哀悼，跃然纸上，而对仗的工整，用字的恰当，正是天造地设，堪称对联的模范。

原来“修辞存乎诚”。不诚，一切都流于虚伪。因为文字的变化多端，旧文学的体裁，离不了诗、词、歌、赋、对联；新文学的体裁，离不了理论、散文、小说、诗歌、戏剧。但是，形式可学，内容不可学。许多新旧文人，他们大多数懂得咬文嚼字，耍笔杆，只因他们的生活没有内容，更缺乏满腔的热忱，结果，堂皇的写作，成为“爬格子的生涯”。写完之后连自己也不愿意多看一遍。请问，像这种文字，是否有存在的价值？

记得有一次和友人重哑——即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蒋彝先生闲谈。他认为汗牛充栋的中国古籍，需要去芜存菁的编选工夫，不然，仅有极少数的专家学者可以利用，其余广大的读者都没有接近的机会。我觉得他这话很有道理。不过这种工作十分困难，因为编选的人才非常难得。除了博学多能外，最重要的编选的人必须没有偏见，而又富有客观的精神。否则，治丝愈紊，胡来一场，不如让所有的作品原封不动，等到有良心、肯负责的人，以严正的审判官或批评家的态度，慢而稳地编选一部又一部，这才能够满足读者的要求。

像白居易、王安石、苏东坡不但是才气洋溢的文学家，而是道地的事业家那样，左宗棠也不仅是能够舞文弄墨的文人，而是有守有为的干才。白居易和苏东坡在杭州西湖建筑白堤和苏堤，把西湖美化了。王安石实行变法，对于政治制度有全盘的改革。至于左宗棠，当他被贬谪到新疆的时候，他的伟大的功绩是：“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比较唐代诗人王之涣束手无策的态度，高唱“春风不度玉门关”，不知道强胜多少倍。

左宗棠并不是时常写作的人。他所写的对联并不多。记得童年时代，我最爱看曾文正公家书。我知道曾国藩和左宗棠二人之间，时常有意见不和的事情，这在势均力敌的同僚之间，势所难免。等到国藩死后，宗棠却以大公无私的精神，写一副对联追悼国藩。他说：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这副对联完全是至诚的流露，这绝对不是咬文嚼字、无病呻吟的人所能写得出来。

谈到文学，它永远离不开内容和形式，而得力处全在于一个“诚”字。至于篇幅的厚薄，文章的长短，和文学的价值毫无关系。

太子丹送荆轲那首短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寥寥十五字，把凄风苦雨的环境，侠骨丹心的壮士的慷慨赴义，知心的生离死别的情绪，完全烘托出来，这是多么悲壮有力！

太史公呕尽毕生的心血，写了一部《史记》，这在印刷术和出版业还没有发达的时代，简直难若登天。太史公抱着匡时济世的宏愿，可是现实环境，迫他过着残废人的生活，这当然会使他气愤填胸。他一面通过文字的技巧，尽量冷嘲热讽统治阶级，一面发挥正确的主张，纵情歌颂游侠、货殖的人才。无论长文如《项羽本纪》，短文如《孔子世家赞》（仅93字）他都能够维持他的一贯主张，以及夹叙夹议的独特作风。难怪同时代的学者文豪，如刘向、扬雄，早就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有良史之才”。

诗圣杜甫以写诗为他的天职，所以他一路来记住“诗是吾家事”。除了三别、三吏、《羌村》、《丽人行》外，光是那首《登高》，无论气魄和神韵，堪称律诗的极品。

盖世天才苏东坡，无论游记、散文、诗、词，都有极高深的造诣，而他的书法更是宋代四大名家苏、黄、米、蔡的首席代表。我曾说，假如苏东坡没有其他作品，光是他的《赤壁赋》、《超然台记》、《水调歌头》、《念奴娇》，已经够使他不朽了。前两篇文章，融汇贯通儒、释、道三家的高深的哲理，后两阕词，充分发挥他旷达的人生观。只要中文存在的一天，他永远是读者的良师益友，博得大众的敬爱。

南宋的陆游，是个最多产的诗人。论数量，差不多没有一个诗人能够赶得上他。然而陆放翁最被人传诵的不外两首诗：即《示儿》和《剑门道中遇微雨》。前者流露他的爱国的热诚，后者表现诗人的气质，一看就使读者起了共鸣，永远不会忘记。

读者也许要问，做文、写诗、填词既然这么困难，写了一生也找不到几篇代表作，那么，如意的算盘，就是平时尽量搁笔不写，等到灵感来临，这才振笔直书，岂不是很省时省事？

这又不然。文豪诗翁必须继续不断地阅读和锻炼，平时做好准备的工作，等到兴会来时，他才能够以“群山万壑赴荆门”的姿态，浩浩荡荡地奔赴前程。文成之后，再加琢磨推敲，使它达到尽美至善的目标。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难怪古人要说了一声：“文章本天成，妙手自得之。”

专此敬请

著安！

子云（1972年4月16日）

十三

人类的记性毕竟有限，除了最精彩的名句被人记诵流传外，其余的诗和诗人早被人忘记了。

××：

前信意犹未尽，今天继续谈下去。

唐朝以诗取士，所有读书人必须精研诗律，这才有飞黄腾达的希望。《全唐诗》共九百卷，选了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二千三百多家名诗人，那些没有被录取的诗和诗人，不知道有多少。唐朝有二百八十七年天下，在那么悠久的时间里，帝王倡导于前，读书人实行于后，所以《全唐诗》所选的诗和诗人的数目并不算太多。

但是，人类的记性毕竟有限，除了最精彩的名句被人记诵流传外，其余的诗和诗人早被人忘记了。

就坊间的选本而论，《唐诗三百首》是被广大读者所欢迎的一种。这种选本，实际上仅有三百十七首，其中杜甫、李白、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王建、王维、元稹、孟浩然等人约占半数，其余的几十名大诗人合占半数。因为写多写少，写长写短，诗人有绝对的自由，至于选不选、爱读不爱读，选家和读者更有绝对的自由，尤其是铁面无私的时间，它的继续不断的淘汰将使已故的作者哑口难言，没法子分辨。

我曾劝导青年多学习写作，但我并不鼓励他们求名心切，急急要发表。当作品完成后，最好恭请已经成名的师友加以校正和批评，经过一度善意的校正和批评后，他们的信心增加了，路线也正确了。过了相当时间，他们将由幼稚变为成熟了。这是一切作家必经之路，谁也没法子投机取巧。

你从事写作生涯，垂四十年，经验至为丰富。我希望你抽出一些时间，把你的经验写出来，嘉惠士林，功德无量。

来信说，《大华》停刊，不胜怅惘！俗语说：“文如其人。”这儿我可以加上一句：“刊物如其人。”你这份刊物有一定的风格，再雅也不过。也许因为太雅了，致成为阳春白雪，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共鸣。你知道，美国比较流行的刊物，销路多达几十万、几百万份。它们的文字通俗，内容注重趣味，富有吸引力。因此，它们从头到尾，都是广告。此外，政府看见某些刊物可以充分利用，便予以物质上的种种支持，这比较政府自办的宣传品，更见实效。

你的刊物不同，没有什么广告，所以在经济来源上难免不合商业原则。须知在香港的工商业社会里，万事由金钱决定，万恶也由金钱产生。《左传》说：“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你创办刊物，不跟工商界打交道，有广告固佳，没有广告也无所谓。这种清高的名士派的作风，和现实社会有一大段距离。内容不够字数，你自己夜以继日地来煎熬。校对人手缺乏，又是自己动手。别的不用说，光是你的精神和魄力，已经使你的知交钦佩得很。

记得《大华》复刊时，你曾请我代约香港工业家H君写稿。H君常识丰富，才思敏捷，一下子就交卷。我曾劝你和他作进一步的接触，可是你回信说，最好是由他先来看你，并且引用战国时代的名士颜斶的名言：“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结果，关系中断。假如别人处在你的地位，他一定迎头赶上，拉到一笔广告。多了一笔收入，就省你一份精力。我很欣赏你的风雅，不过有时风雅过度，致流于天真。假如你生在魏晋时代，过着孤芳自赏的隐士生活，这也无所谓，不幸你长期居留于繁荣热闹的香港，那儿主要的是工厂和商场，文人和工商界，气味不相投，致格格不入，这是个缺陷。

话又说回来，魏晋时代的文人，生活都相当优裕。就我最崇拜的陶渊明而论，他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因此，他才能够优游林下。就在无忧无虑的闲散生活里，他逐渐驰骋想象力，勾画一个理想的乐园。相反的，假如他整天为米折腰，到处要做违心的事情，恐怕他的文思诗魂，早已被吓走了。

记得两年前，我的内侄罗安从香港来探问我。第二天早晨，他给窗外的鸟声吵醒。起初，他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这是鸟声。这证明要做“市隐”，的确不大容易。

从《春风庐联话》的版权页看出，大著是“大华出版社”印行的。这间“大华出版社”是否你自己创办，还是由一般朋友合伙经营？假如是别人的东西，那就不必多说；假如是你独资创办，或者合股经营，那就倒希望你先考虑几件事情，这才能够持久。

十年来，新加坡有一间规模宏大的英文书店××，它出版不少书，也代理销售许多书，可是它没有胜任愉快的经理，营业不够理想，结果，积欠百余万元，宣告破产，连汽车也卖掉。这儿可见做出版家也不大容易。

假如你能够找到适当的人合作，资本相当雄厚，经营相当得法，出书有个重点，那前途是很乐观。别的不用说，光是你个人就可以拿出几百万字的稿子，集为几套丛书。以你的完整的大著为基础，上加海内外名作家的名著，有计划地一部一部地出版，五年十年之后就会造成一种风格，提高文化教育的水准。

我平生没有大志，仅想做个作家，创办个刊物，组织个出版社。现在年逾花甲，创办刊物，组织出版社这两件大事，连想也不敢想，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写作，为着写作，今后我要多读书，多旅行。至于成绩的多寡优劣，那要看个人的精力、兴趣、环境而定，和一般人事没有多大关系。你的性格和我颇相近，对于处理人事不大相宜，说好听一点是清高，说不好听一点是迂腐，不知你以为然否？

此请

著安！

子云（1972年4月21日）

十四

只因你愿意献身给你的事业，所以你把事业作精神上最重要的寄托。人家也许觉得这种生活太枯燥，而你却从工作里，找到世外桃源，得到真正的快乐。

××：

住在大都市的人，好像杜甫所说的那样，“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从年头到年底，很难见到一面。因为每个人都忙于业务，从上午八时开始，一直忙到下午五六时。名义上，工作八小时，可是加上事前的准备，交通的耽搁，真够人头痛。那些负较重大责任的人，晚上还要应酬、开会、翻阅文件，正是时时刻刻都在忙碌中，没有半点休息的机会。

日前得有机缘，和你闲谈一小时，不胜喜慰，别后又蒙你惠赠国际教育计划学院所出版的大著，谢谢！这个学院是联合国教科文机构附属的组织，专门研究国际性的教育、科学、文化等重要问题。你以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副院长的资格，被选为该院研究员，这是很有光彩的事情。就在这机构的赞助下，你到巴黎研究一年，这篇报告书是你的心得的一部分。

谈到教育计划，这儿我不能不穿插一段有关李光前先生的故事。

当第二次大战期间，李先生避难到美国。他一面在大学里担任讲席，一面考察美国大规模的企业。他所得的结论就是美国的工商业家并不是普通的人物。他们的手下拥有一批智囊团。智囊团的成员，不必担任例行公务，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设计，从营业的大方针，以至于用人行政，甚至慈善事业，一宗宗，一件件，都要全盘计划。到了战后，李先生重返新加坡，一切事业都按照计划来处理。因此，他主持下的事业，一天比一天有更大的成就，除了财源广进外，他还创办了李氏基金会，嘉惠社会。

当南洋大学创办的时期，一般人对于这事业都极热心。李先生除了竭诚赞助外，还特地提出一个建议，南大须聘请专家到这儿来作调查、统计，然后订定详细计划，以便按步施行。假如当时他的建议被接受，恐怕南大的发展一定更见神速。

你专门研究教育二十多年，除了教育理论、教育心理等课程外，你对于教育计划或策划有浓厚的兴趣。年来拜读你的几篇大著，不胜钦佩！

从前的留学政策，简直是浪费金钱，培养一些特殊阶级，三分不像本国人，七分不像外国人。大多数学子都是囫囵吞枣地全盘吸收外国的皮毛，而忽略外国的精华，至于本国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社会现象，什么东西应该保留，什么东西应该除旧布新，自己丝毫没有把握。因此，留学生和本国格格不入，不能作较大的贡献。

现在则不然。自你在南洋女中毕业后，你先到香港大学攻读，然后负笈伦敦，专攻教育学。每年的潜修，使你回国后，在师资训练学院及教育部担任要职，一面从事教育计划，一面在师资训练学院做副院长，理论和实践并行不悖，公余之暇，仍博览群书，谢绝交游，把每滴血汗都贡献给你的事业——教育计划。只因你愿意献身给你的事业，所以你把事业作精神上最重要的寄托。人家也许觉得这种生活太枯燥，而你却从工作里，找到世外桃源，得到真正的快乐。

世间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文化交流。你去年出国做研究员，这事情和普通留学生截然不同。普通留学生的见识有限，至多仅能吸收一小部分。你是在十几年前从伦敦学成之后，回到新加坡应用你所学的东西，学问与日俱增，见解日更深刻。因此，你到了法国后，才能够享受文化交流的乐趣。你不但能够以批评的态度，充分吸收国际名教授的高见，同时，你也能够以如数家珍的身份，把新加坡教育的优点和缺点，一五一十地提供出来，请各位师友发表意见。像这种高度的文化交流，并不是普通留学生或观光客所能梦想得到。

从你的大著中，知道你对于新加坡的教育情形了如指掌。虽然过去几十年间，我曾以主笔的身份，陆陆续续地发表有关教育文化的社论，但是，一半局限于时间，一半要注意许多问题，致精力分散，没法子对于某一个专门问题，作深入的研究。除了印度三杰传费了我十七年的业余时间外，其余的作品，多在阅览各种名著后，心血来潮，一口气把稿子写成。因此，我充其量仅是个作家，不像你是个道地的教育专家。

的确，教育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种责任实在够繁重。尤其是教育计划这种复杂微妙的工作，它关系今后世世代代的知识、生存等重要问题，它更需要一位学有专长，常识广博，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来担任，这儿谨祝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记得十几年前，我曾替你发表一篇大作《石膏与我》，我对这篇文字的印象极深。我知道你熬过一次大病，无形中增加你的信心。后来我又发表你的《西班牙游记》，注意点也与众不同。几年前，你曾到苏联出席国际心理学会议，去年又到法国做研究员，这些亲见亲闻的资料，望你得空写出来，给游记文学做个大贡献。不知高见如何？

此请

著安！

子云（1972年4月25日）

十五

须知自信心是一切动力的来源，信心坚定了，任何困难问题都可以克服。

××：

接4月22日信，不胜喜慰！

云海楼的成员有个坏习惯，亲友的信来，个个抢着看，看完之后，把信扔在一边，你推我，我推他，没有人会抢先答复。结果，多数还是由我动笔。

你说，你定于6月23日在伦敦开音乐会，面对着那么厚厚的乐谱，你会心惊胆战。这是你过分慎重的问题，和实际情形不大相像。据我的经验，背书的方法仅是反复练习，让时间的酝酿、发酵、消化、吸收，这才成为自己的血液。假如一篇名文或诗篇需要一个钟头才可以背诵，最好把时间分为三段，第一天三十分钟，第二天二十分钟，第三天十分钟，这比较一气呵成地费了一个钟头，硬邦邦地死背容易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好像银行里的存款一样，它会产生利息的，随着时间的发展，所得的效果将更充实。

根据这原则，你应该把全部厚厚的乐谱从头练习多少遍，然后分节分段，每天一定要记忆多少页。起初，不消说是严格的，很勉强的，到了水到渠成之日，从前所谓严格，很勉强的办法，便成为自然，问题全在于专心有恒的死功夫。

许姬传写了一套《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这部书可算是传记文学的名著。据许氏说，梅兰芳每次要表演一出新剧本时，他一面是有计划地背诵台词，一面在家里搭台来勤学苦练，从唱功到说白，从身段到表情，都要训练到家，同时，他还十分虚心地请教各部门专家，请他们很不客气地逐一批评。因此，梅兰芳所表演的新剧，老是那么熟练，毫无生吞活剥的毛病。

俗语说得好：“鸳鸯绣罢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所谓金针，并不是什么秘密，而是闭门自修时的勤学苦练，以及师友的不断批评指点。勤学苦练是单调的、枯燥无味的，批评指点是使人发笑的，甚至使人汗颜的。因此，许多作家不大喜欢别人参观他们的书房。书房里并不是陈列得整整齐齐的书籍，多数是七零八乱的资料，各种各式的卡片，丹黄尽遍的旧书。假如你有机会参观他们工作过程，你难免会很自信地说了一声，所谓大作家也不过如此。

你很幸运，你在伦敦学习音乐十年，平素所结交的都是优秀的艺术家。就你的丈夫而论，他是皇家音乐学院的教授，既会写乐谱，又会时常开音乐会，去年还到非洲去做考试官。以他丰富的经验，不难促进你的成功。

我曾说，生命是否有价值，全看时间是否运用得有意义。你是聪明人，你应该懂怎样支配时间。

艺术的生活是清苦的，作为三个儿女的主妇，你的忙碌的情形是可以想见的。目前你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找个得力的女佣，让她替你照顾儿女，把宝贵的时间腾出来做你所应做的事情。

以劳力所得来换取时间，这并不是无事忙，而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无论如何，假如每星期抽出两天来教导音乐，你所得的代价，至少比女佣一周所索的工资多得多。在米珠薪桂的环境下，对于时间与金钱的比重，应该加以详细的考虑。

1932年，我开始加入社会服务。因为初出茅庐，没有固定的职业，仅靠卖文为生。虽然如此，家里却聘请两位工友来帮忙打理杂务和照顾大姐，让自己以自由自在的心情，到北京图书馆和政治学会图书馆，慢慢研读和分析世界名著。假如我当时不采取这办法，恐怕我所得的成绩，比较现在更差。

你在伦敦居留十年，经过长期的奋斗，你已经站得住脚。虽然艺术家的生活相当清苦，但是生活上的必需品，应有尽有。你的家满室图书，到处陈列钢琴和崭新的古钢琴，俨然是个音乐家庭。虽然你们每天要工作到深夜才休息，不过“乐琴书以消忧”，这种福分并不是庸俗人所能想象。

小山已经进幼稚园，同时，他的父亲已经开始教导他学习钢琴，这个消息使我十分兴奋。战后从废墟中重建起来的西德，它的工商业固然很发达，教育、文化、体育也有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儿童教育更使人另眼相看。日前报载，德国对于3岁至6岁的儿童的游泳，已经施以严格的训练。体育如此，音乐也没有例外。

儿童悟性好，记忆力强。他们是白蜡，要塑造什么模型，都是轻而易举。你最崇拜的音乐之父巴赫，他不是5岁已经能作乐谱吗？

中国人最注重传统，英国人也很重视传统，所谓“家学渊源”，比较普通人占了三分便宜。你知道，书圣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在艺苑上固然有登峰造极的表现，他的后裔擅长书法的人竟延长到八九代，时间将达三百年，而智永和尚还会奇峰突起，独树一帜。这儿可见传统是多么重要。

目前居留欧洲的中国音乐家，以傅聪和朱晖最负盛名。傅聪长期住在伦敦，除了到处开个人音乐会外，对于音乐教育也积极参加。朱晖倦游欧美各国后，现已定居希腊。朱晖本来和你很熟悉，你应该时常和他通讯，借收切磋琢磨之效。

来信说：“钢铁是从烈火中锻炼出来的。”这句话不但表现你有坚定的自信心，而且也加强我奋斗的意志。须知自信心是一切动力的来源，信心坚定了，任何困难问题都可以克服。古今中外的伟人的传记最能提高我们的勇气，课暇不妨选择几种，放在案头，以便时常翻阅，而每次阅览，都是开卷有益。

此复，顺问

平安！

子云（1972年5月1日）

十六

为学和做人，是人生过程中时常会遭遇的问题。一般说来，为学难，做人也不大容易。然而权其轻重，做人是更困难。

××：

今日天朗气清，凉风习习，我的精神也特别兴奋。我想趁这机会和你谈谈为学与做人这问题。

这是个大问题，和每个人都有关系。许多文人学者对于这个大问题，都发表过各自的意见。今天我也想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为学和做人，是人生过程中时常会遭遇的问题。一般说来，为学难，做人也不大容易。然而权其轻重，做人是更困难。

学问是死的，人事是活的。做学问的人，只要他能够找到良师益友作先导，加上设备充实的图书馆和试验室，而自己又会专心地有恒地向最高的目标进军，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迟早将有所表现。

但是，人事是千变万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昨天的挚友，很可能变成今天的劲敌；今天的劲敌，很可能变成明天的挚友。这事情，正是司空见惯，毫无足怪。

当我还在求学时代，我觉得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关系，比较同胞兄弟还亲密。王国维是纯粹的大学者，罗振玉是古董商兼政客的干才。在局外人的眼光中，二人是分不开的。直到溥仪所著的《我的前半生》出版后，我这才恍然大悟，他们二人之间的矛盾竟达到那么尖锐化的程度。

又如1898年的戊戌政变时代，康有为与梁启超这两位师生的大名广播海内，一般人望风景从。可是在政见上，康有为是保守的，梁启超是进步的。前者心甘情愿地以遗老自居，始终维护清室；后者却要追随时代的潮流，随时准备接受新思想、新作风。只因政见不同，康有为竟破口大骂梁启超为“鸱鸠”。当时我拜读康有为的诗篇，看他的语气那么凌厉，心里觉得非常难过。

我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我们有生之日，必须出来任事，解决衣食住行这些生活问题。一谈到任事，必须和各界人士有所接触，而一切问题就出在人事关系上边。

当你一加入某机构的时候，你马上会发觉人事问题非常复杂微妙，不用一星期工夫，有人会告诉你，张三既骄傲，又吝啬；李四既投机，又会看风转舵。接着，又有人会告诉你，朱五虽然很聪明，不过非常狡猾；陈六虽然很老实，可惜笨头笨脑。简单说一句，全体同事中，除了他一个人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使人看得顺眼。

至于女性的职员，问题更加复杂。光是服装问题，就会使人头痛。假如服装太时髦，人家会说她妖妖冶冶，要勾引男人；假如服装太朴素，人家又会说她不施脂粉，活像个寡妇。在那种场合里，最好的办法是洗耳恭听，或者用别的题材把他们的论调加以转移，千万不要批评或插嘴，免得他们会引用你的评语，转告人家。西洋有一句俗语，“说话是白银，沉默是黄金。”在那种爱搅是非的环境里，黄金政策是保护自己一个好办法。

同事之间既然如此，对待上司更不简单。据我长期的观察，假如你的地位已经升到机要秘书，那么你的首要的条件，就是守口如瓶，假如人家追问你今天开会的详情，你应该采取微笑外交的态度，实行“一问三不知，再问两摇头”的办法。事实上，许多报告书或计划书是机要秘书拟定的，但他绝对不可以透露内情。例如今年二月间，中美极峰会议时，唐闻生女士负责翻译，但她懂得守口如瓶，绝对不会透露一丝半厘消息。她这涵养功夫可以说是很到家。

庄子是个聪明人，他最懂得应付环境。在他的名著《山木篇》里，他的学生问他：“老师，为什么那棵大树会给人砍掉？”他答道：“因为它很有用处。”又问：“为什么那只鸭会给人杀掉？”他答道：“因为它没有用处。”又问：“有用的大树被砍掉，没用的鸭子也被杀掉，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答道：“妙处就在于有用无用之间。”

一般说来，在社会做事，内才必须天天充实，但才华绝对不可外露，更不宜自我吹牛。须知“功高震主者危。”因为你声誉日隆，弄得你的上司的光彩给你掩住，这时候，你的地位难免会动摇。

李白是飘飘欲仙的大诗人，这事情谁也承认。但你不要忘记，他是深切体会人情世故的人。在他著名诗篇《行路难》第三首里，他说：

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芸芸众生，必须用全力来求生存，但是，富贵功名，究竟是身外浮物，出生时既没有带来，死亡后又不能带去，最适当的办法是淡然处之。

你瞧，最近自杀的日本名作家川端康成，自两年前得到诺贝尔奖金后，他差不多没有一天过着安宁的日子。政客们要利用他做幌子，替他们拉选票，一般趋炎附势的人也要麻烦他做这个，做那个，甚至要时常当“治丧委员会主席”。难怪两年来仅写了两篇短篇小说，被人看做“江郎才尽”，这到底有什么意思？

自澳洲留学回来后，七年来无论为学与做人，你都天天在进步中。因此，我才把我的一得之愚，提出来和你讨论。

此问

平安！

子云（1972年5月2日）

十七

人家都说苏东坡是天才，我独说，除了天才外，他所下的勤学苦练的真功夫，比较任何人都深。

××：

月前蒙惠赠大著《海外庐诗》，谢谢！谢谢！当时因为俗务缠身，不暇细读，最近健康逐渐复原，精力也相当充沛，因此，把大著反复吟诵几遍，越读越像谏果回甘，滋味无穷。

我不是诗人，对于诗人的大作，本来应采取缄默的态度，不可以乱加批评，致贻笑方家。但是你我的关系不同，自1946年在上海，蒙令堂兄景煌先生介绍后，我对你有极佳的印象。1947年我抵新加坡，不久之后，你又南来。有一时期，因为筹办南洋大学事宜，彼此时常晤面。在会议场合中，你不开口则已，不然，就语惊四座。你的才华的高超，思路的敏捷，辞锋的犀利，真使我钦佩不置。

虽然最近二十六年来，时常在报端拜读大著，但零零碎碎的阅读，显然不如一气呵成地把大著诗集拿来反复玩味，使我对你有深一层的认识。

大著现在仅出上册，而下册恐怕还在印刷中。上册分两卷，卷一收七言绝句270首，卷二收七言律诗170首，一共440首。你是爱整齐的人，相信下册的页数不会厚薄悬殊。这是形式上的小问题，等将来慢慢揣摩，仔细研读后，再发表一些肤浅的意见。

阅大著，知道你对于诗学的素养很深。《诗经》和《楚辞》不必说，魏晋南北朝的诗篇也不必说，最得力处，还是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苏东坡、陆放翁诸家，尤其是杜甫，你曾从事杜诗集注的工作，得诗五十首。须知集句和唱和，是诗人的基本训练，它需把别人的诗读得烂熟，然后揉而和之，贯而通之，这好像书法家的临池一样，把古人的声音笑貌完全学过来才行。具备这么雄厚的基础，写起诗来，才会有本有源，绝对不会有生吞活剥的毛病。

人家都说苏东坡是天才，我独说，除了天才外，他所下的勤学苦练的真功夫，比较任何人都深。在散文上，他得力于孔、孟、庄、骚、史、汉、贾、韩诸家；在诗学上，他把陶渊明的诗篇——加以唱和，难怪他敢自夸一声：“恐渊明是前生。”功力既然这么深厚，加上他的天赋，已经给他铺上成功的路子。最后，他怀才不遇，一再被谪迁。看看自己的造诣，再看看周遭的环境，一股抑郁不平的锐气，跃然呈露于纸上，这才达到浩荡有奇气的境界。

由于天赋高，用力专，所以你食古能化，能做古人的主宰，不至做古人的奴隶。虽然你有时采用古人的片言只字，一句半辞，但你总要有艺术上的加工，成为自己的创作，而不是单纯的抄袭。例如白居易的“渔阳鼙鼓动地来”，一到你的手里，便成为“鼙鼓渔阳动地来”，在平仄上还给他纠正一下。又如“杏花春雨江南”这个名句，一到你的手里，便化为“记得杏花春雨里，江南曾遇旧王孙”。熟而不俗，这才是功夫。他如“海天竟夕起相思”，“人在岭崎磊落间”，“故国如花隔雾看”，“欲与人言谁则合，不知者谓我何求”，“有香无色仍君子，有色无香近小人”，看来都有底子，但谁也不能不承认这是创作。

你在这册子所发表的诗篇，不外纪游、感遇、题画、师友的唱和。现在稍加分析如下：

纪游诗。你的纪游诗以国内名山大川为主。南洋各地次之。做诗像作文一样，最重要的是选择题材。西洋有句俗语，“题材选择得好，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剩下仅是技巧问题。当抗战时期，你年富力强，在大后方流离转徙，所经过的地方多是历史上著名的城市。须知地以人传，每个名胜的地方都有兴亡的迹象可寻，览物生情，触景也会生情，诗人一遇此境界，创作的冲动，便会油然而生，因此，纪游名胜的作品，更值得讽诵。例如《泰山四首》、《燕子矶》、《闽南道中书所见》、《剑南遇雨》、《重过金陵四首》，都是用绝妙题材，写出新观点，值得一读再读。

感遇诗。你是闽南人，新加坡是闽南人的天下，天时、地利、人和兼而有之。但是，“誉之所至，毁亦随之”。当南大初创办的几年间，你本来可以有大作为。但是，“女无美丑，入宫见妒”，结果，只好毅然引退。而《别南园八首》、《春风》等诗，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但背后却有隐痛。

题画诗。你本来是个书法家，因为书画同源，所以你的题画诗也很有真知灼见，尤其是《题司徒乔华山之行水彩写生八首》、《石谷山水、南田题字、为竹贞题二首》，写起来元气磅礴，荡气回肠，真是不同凡响。

唱和诗。当抗战时间，你在烽火余生的大后方，经常和章行严、叶誉虎、潘伯鹰、江庸、刘成禹诸前辈作文酒之会。那些佳会单纯是趣味的结合，毫无名利的坏念头掺杂其间。因此，你的唱和诗，深受许多前辈的夸耀。老实说，前辈的鼓励，无形中加强你的自信心，同时，你在诗坛上的地位早已被海内外人士承认了。

平心而论，五言绝句也罢，七言律诗也罢，大作到处都表现一贯的作风：既工整，又自然；诗律既然那么细腻，但到处又会表现你的新见解。同样的题材，你绝对不会人云亦云，你总要表现一些新意见。这就是你的风格。

有人说，杜诗虽工整，不过他爱用“万里”“百年”“乾坤”“江海”等字眼。你受李杜的影响独深，所以“一山万石三分洞，二水千帆八卦洲”，这显然会使人联想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李白的名句。这并没有什么，因为寝馈太久了，古人的灵魂难免会依附诗人的身边。

门外汉谈诗，看来连自己也觉得汗颜。

此请

笔健！

子云（1972年5月6日）

十八

为什么家园或故乡是这么可爱呢？关键全在于“熟悉”二字。

××：

接5月15日信，知道你们三位居留于伦敦的人，个个想念着故乡风味。嫂嫂爱好福建面，姐姐喜欢炒果，而你却酷爱豆腐干。这些东西物美价廉，可惜路途遥远，不能托人携带，免得飞机颠簸的时候，把汤汁倒在邻座的客人的身上，实在不好意思。最妥当的办法，就是等妈妈明年再度访问伦敦，让她好好地教导你们做些家常的菜肴和点心。这样一来，当你们嘴馋，想尝故乡风味，随时可以亲自动手做两味来过过瘾。

一提到故乡风味，谁都会垂涎三尺。就我个人而论，我最喜欢吃的东西，莫过于蚝蜊包。当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学校门口有一个油炸蚝蜊包的摊子。摊子的老板，左手拿着一个半圆形的瓢子，右手用羹匙拿面粉调好的糊，涂在瓢子上边。炸完拿起来，然后如法炮制地再造另一边，加上两三粒新鲜的蚝蜊和葱花，把刚才已造好的一边盖上，周遭用面粉糊涂好，放在盛满热烘烘的菜油锅里去炸，好像油炸桧的做法一样，现炸现吃，香脆可口，每只蚝蜊包仅值一分钱。普通我们做小学生的人，仅吃一个做点心，因为童年胃口好，而点心又不会吃得过饱，所以我对于蚝蜊包的印象极佳。事隔五六十年，现在回想起来，还念念不忘。

我们闽南的朋友们，最爱好吃薄饼、蚝烙和福建面，两三卷薄饼或一碗福建虾面，或一碟蚝烙已够他们心花怒放。许多富商巨贾，虽然时常参加大规模的宴会，尝遍山珍海错，美酒佳肴，但他们由衷地喜欢吃的东西，还是上述的几种小食。

至于北方的朋友，因为工商业不振，经济落后，生活比较鱼米之乡的江浙闽粤稍逊一筹。他们最大的享受，就是包饺子。他们所吃的饺子，作料很简单，主要的是韭菜和肉丝，不像广东馆子那么丰富，除了肉丝和青菜外，还有许多虾仁、香菇、冬笋等东西。

无论如何，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小食实在远胜大食。为什么呢？因为小食非常便宜，大多数人都负担得起；由于吃的次数的频繁，逐渐产生感情，到了吃食成瘾的时候，故乡风味便深入骨髓，甚至连做梦也忘不了。

由地头蛇出身的刘邦，当他贵为天子的时候，他对京都的荣华富贵并不怎样重视，相反的，他喜欢的地方还是他的故乡——沛县。的确，“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无论什么人，差不多个个都眷念故乡，而眷念的原因之一，还是小食。

经常出国旅行的人，除了极少数有亲友在外国，可以解决起居饮食等问题外，大多数人必须和旅馆、酒店、茶楼结下了缘。

照目前的行情，到欧洲各国旅行的人，除了交通费不算外，每天的开支，约为坡币一百元，而日本东京北欧各国，每天至少要两三百元。在那种环境下，你会觉得人情薄如秋云，唯一的关系就是金钱，袋里没有钱，连一天也住不下去。难怪梁厚甫先生去年到日本观光的时候。急急缩短行程，节省了两星期的膳宿费，买张来回的飞机票，再到新加坡来逛一逛再说。至于蒋彝先生住旅馆的经验，他认为旅馆的侍应生对他最大的期望，就是小账、小账，最后还是小账，假如小账给得太少，那么脸儿拉得长长的表情，使你恨不得马上插着一双翅膀，回到故乡的怀抱。

简单说一句，走遍天涯，到头来还是家乡最可爱，这是每个倦游归来的旅客所得到的共同的结论。

为什么家园或故乡是这么可爱呢？关键全在于“熟悉”二字。尤其是童年时代，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家园里，一草一花，样样都很熟悉，甚至鱼儿、鸟儿、狗儿、猫儿，个个都成为可爱的朋友。虽然各种植物不懂得表情，但各种动物，只要你时常和它们接近，把它们喂饱了，并且给它们以相当抚爱，那么它们一定会对你表示好感。

记得1949年，我从欧洲回来，在新加坡定居之后，我的眷属即刻搬到这儿来团聚。当我的一家人从越南茶荣省的乡村上船的时候，我家的小狗即刻游水跑到船上来，那种依依不舍的情绪，真使人感动。据妻说，当时她目睹这情形，不禁为之伤心落泪。

三句话不离本行。家园之所以可爱，因为周遭一切东西，你都很熟悉。因为熟悉，所以感情油然而生。同样的，从事学术或艺术的人，须专精一技一艺，达到非常熟悉的地步。因为熟能生巧，到了巧夺天工的时候，学术或艺术和人的关系，浑然化为一体，设法分开。

孔子是最懂得精熟的味道的人。他说：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这句话你应该写出来，贴在书桌上边，得空须时常玩味，并且切实施行，一生受用不浅。

目前出版物这么多，富强的国家每年所出版的新书，车载斗量，而各大图书馆所藏的图书，真是数不尽，说不完。据我的一位朋友的报告，他曾在一间大学图书馆里担任编目的工作，一天到晚，充其量，仅能翻阅十几种新书，然后加以摘要，写成卡片。一年之内，天天照常努力工作，所得的卡片也不过几千本书。这些书随看随忘，把人变成单纯看书的机器，一点也没有心得，实在可怜！

你现在做研究生，专攻一门学问。除了博览你有关的部门的书籍杂志外，你应该很严格地选择几本书，放在案头，朝夕反复玩味。到了熟能生巧的时候，你就“到家”了，而到家的乐趣，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会领略。

此问

学安！

子云（1972年5月23日）

十九

任何一道一技的成功，完全靠累积的功夫，而关键处在于浓厚的兴趣，和有恒不懈的努力。

××：

日前接读大著《翻译的基本知识》并《七十感怀》律诗一首，谢谢！谢谢！

现在医药这么发达，而你又善于保重身体，饮食有节，健步如飞，所以70正是壮年时，毫无衰老的现象，可喜！可贺！

谈到翻译，你可以说是斫轮老手。本质上，你是个作家，在散文作家里你有一定的地位。你精通英文和日文，在分析和了解上，绝对不成问题。此外，你有几十年翻译的经验，乐此不疲，越运用越纯熟。加以多年来，你在各大学里，甚至在校外进修班里，所担任的多是翻译的课程，熟能生巧，心得自然比较一般畅晓两三种语文的人多得多。因此，当我没有拜读大著以前，已经有信心；读完之后，更觉得名不虚传。

说来实在不容易，任何一道一技的成功，完全靠累积的功夫，而关键处在于浓厚的兴趣，和有恒不懈的努力。

只因你对于翻译很有兴趣，所以你才能够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功夫，来研究和传授翻译。翻译家不但是本国文字的作家，而且是外文的爱好者。在没有动笔翻译之前，必须对于原文有深刻的了解；要达到这目的，各种字典、辞典，以及有关问题的参考书，必须齐全。你很幸运，几十年来都在大报馆、大书局、大学校工作，公共图书馆的设备，大可补充个人藏书不足的地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无论一个作家或翻译家多么努力，假如没有得力的工具，他的工作效率将大大减低，甚至根本没法子进行。

一个人最怕自视太高，唯我独尊，对于别人的成就，根本不放在眼内。你是充分了解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战略的人，因此，你时常研读各著名翻译家的作品，看看人家的优点在那儿，缺点又在那儿，然后取其精华，删其芜杂，以便树立自己的翻译方法。的确，各人有各人的方法，一种原文，百人翻译出来的东西，差不多没有完全相同。有的对原文的了解不够深刻；有的对于有关学问完全外行；有的要做急就章，致流于疏忽；有的中文太差，译出来的东西，比较天书还难读；……诸如此类的事情，时常可以见到；在这当儿，研究翻译，尽量采用别人的长处；万一发觉别人翻译有错误，那么他就应该以“哀矜勿喜”的态度，提高警惕性，免得重蹈覆辙。

在由中译英的大名鼎鼎的人物里，你对英国翟理斯、理雅各、韦尔莱三人，备致景仰之忱。这种态度是对的，因为他们的确是沟通中英文化的功臣。他们绝对不像那些耳食之徒，强不知以为知。虽然因为时代的关系，他们所运用的长句的英文，远不如摩登的“迷你装”（即句子较短的）英文更受人欢迎，但他们的拓荒的精神，实在值得人钦服的。

其实，谈理论并不难，最难的是取譬引喻。初出茅庐的人，经验不够，他们不是食古不化，便是食洋不化，没法子提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大着得力处，在于实例很多，使人一看就明白。这种深入浅出的功夫，证明你的确是个行家。

在第九章《首先要了解原文》里，你特地选出五十字，注明同一字而英美的意义不同。举一反三，聪明的读者不难了解同一文字，而含义却是那么歧异。这会提醒他们以后阅读书报，尤其是把笔为文，须加倍小心。

你幼时在故乡打好巩固的中文基础，后来留日又留英，长期的努力，使你在中、日、英三种语文上，达到优游自得的乐趣。因为你受了日本学术界勤学苦练的影响，对于外文的进修，多是脚踏实地，所以在翻译和写作上，绝对不成问题。这两三天来，我细心研读揣摩你的《二竖的故事试译》，这才了解你的英文写作的能力实在高明。你把《左传》一段古文，先译成浅白的白话文，再译成琅琅可诵的英文，这一套真实的功夫，不由得不使人肃然起敬。

平心而论，创作困难，翻译也不容易。作家仅须精通一种母语，翻译家至少须畅晓两种以上的文字。虽然作家还需搜索枯肠，博访周询，找出许多材料来证实他的理论，而译者却节省这些麻烦，把人家既成的作品拿来照译，但是在行文上，作家可以自由发挥，而翻译家须受原文的限制，有的可译，有的不可译；有的虽能做到信和达的程度，但因时间和地域的关系，一篇译文读起来，全不是味道。

我有一个南方的朋友，他的中国普通话学得不到家，说话十分吃力。有一天，他和一些同乡在一起谈天，他运用纯正而流利的家乡话来发言，说得眉飞色舞，旁若无人。我听完之后，非常佩服他的语言天才。

同样的，诗篇不易译，成语也不易译。因为诗篇重视含蓄，而每个成语都有一个故事做背景。精通两种语文的翻译家自己固然了解得一清二楚，可是读者却觉得索然无味。难怪精通英文，兼通五六种语文的辜鸿铭，在中国文学界的影响力，远不如仅通中文，对于西文却一窍不通的林琴南那么普遍。

最后，我非常同意你的建议，一切译文必须以逻辑为标准。假如译文不合逻辑，读起来完全不像话，那么译者必须多看参考书，把原意弄明了，然后再下笔。原意完全明白，译文合于逻辑，那么“信”和“达”的两大条件已经做到。至于“雅”、“不雅”，各人的看法各异，不理它也罢。

专此布复，敬请

著安！

子云（1972年5月25日）

二十

我常觉得，欧、美、日本的文人很有办法。他们不但会写文章，会著书立说，而且长于组织，懂得理财。

××：

拜读5月23日信，谨悉一是。

蒙你告诉我香港几位老友的近况，谢谢！

曹聚仁兄患风湿病，辗转于病榻之间，达8月之久，但他仍照常读书著述，绝不向病魔投降，这种精神和魄力，实在值得人钦佩！李毓田兄虽已退休，但他的儿子在社会上已经显露头角，晚景堪娱，到以为慰！叶灵凤兄仍在《星岛日报》服务，不过眼力稍差，看书不大方便。陈君葆兄仍住在旧居，他为人很随和，生活应该过得很舒适。

至于你的儿女，三位留学加拿大，一位留学英国，他们个个能够独立谋生，使你减轻负担，这是值得自豪而又自慰的事情。

的确，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是人生的乐事。我很高兴，我的朋友们大多数都能够做到这地步，这证明家庭教育的成功。

我很高兴，大华出版社已经由你个人创办起来。关于创办的经过，你有一段文字说得很明白，现在特录如下，让新马一带的读者对你有进一步的认识。说不定读者中有少数人会支持你的主张，自动地以同志的资格，给你以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忙。来信说：

大华出版社是一个无组织的机构，由我一人“独资”，既无固定资本，亦无向友朋拉稿，只是出版我的文字。如有友人欲出书，由大华出版，印刷费则由作家负担。今已出的书有黄秋岳《花随圣盦摭忆补篇》、《钏影楼回忆录》及《春风庐联话》；六月一日出版《吴使谒见乾隆记实》。除钏影楼一种不是出资外，其他皆由我负担，尚未赚过一文钱，已先失去二千余元印刷费。

老实说，我对于创办出版社和杂志，跟你有同一的旨趣，不过在办法上，你我稍微不同。我要有组织，我更需要通盘计划；你根本不需要组织，走一步，算一步。这两种办法各有利弊。你的办法，单纯以个人的兴趣为中心，高兴就干，不高兴拉倒，后果不必顾问。我的办法，必须先有健全的计划和组织，然后按步实施。若论痛快，我的办法远不如你；若论持久，你的办法恐怕不如我。不知尊见如何？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出版界主要的分为两个主流。一个是文人学者自动掏腰包来办出版社和杂志，一个是文化大机构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和发行杂志。前者如北京大学出身的顾颉刚先生、冯友兰先生、俞平伯先生等人所创办的朴社；胡适先生、徐志摩先生、梁实秋等人所办的新月出版社。因为文人的现金有限，每人仅出资五十元至一百元，既无组织，又缺乏宣传，所以支持一二年，便自动解散。

郭沫若先生、郁达夫先生、张资平先生所办的创造社，是隶属于泰东书局；鲁迅先生及其门下所办的未名社，是属于北新书局。这两间书局的资本有限，规模太小，出不了多少稿费。但是，它们的限制不严，好让作者有自由发言的机会。虽然文人所创办的出版社，或者由文人及小书局合办的出版社不能持久，但它们以精神战胜物质，在短短的几年内，往往会发生很大的作用。

至于大规模的书局、报馆，以及公私文化机构，它们的资本雄厚，组织严密，人才众多，它们出版刊物，不但不会赔本，而且有利可图，至少可发生广告作用。例如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中华书局的《新中华》，开明书局的《中学生》，大公报社的《国闻周报》……这些刊物极少登载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的作品。相反的，它们必须等待青年作家煎熬一些时间，吃过相当苦头，在社会上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后，它们才会出重资，很客气地以礼贤下士的姿态，必恭必敬地邀请已经成名的文人学者来参加。

大华出版社所走的路线，显然和朴社、新月社很相像。不过朴社和新月社至少拥有十名八名健将，可以源源供给稿件，而大华却单纯以你个人为中心，既不向人拉稿，又不向人拉广告，清高是够清高，干净也够干净，但我恐怕这办法不易持久。

我常觉得，欧、美、日本的文人很有办法。他们不但会写文章，会著书立说，而且长于组织，懂得理财。不过他们的社会背景和我们不同。欧、美、日本尊重文人，爱好买书，著名的文人，如罗素、丘吉尔、汤因比，他们所得的稿费和版税，比较在大学教书、担任过各部部长的收入多得多。这一点我们是望尘莫及的。

目前销路将达三千万份的美国通俗杂志——《读者文摘》——当五十年前初创办时，销路不过五千份。战后英国所出版的《企鹅丛书》，根本没有什么资本，唯一的办法，就是订定缜密的计划，研究市场，然后到处拉稿。现在《企鹅丛书》越出越多，越来越好，真是物美价廉，雅俗共赏，对于文化事业的提高和普及，有极大的贡献。

《钏影楼回忆录》迄今还没有收到，怅甚！得便请再寄一册，以便慢慢欣赏，然后把读后感写出来，请包老改正。包老真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今年97岁，每天还能够成文五六百字，打破老文人的纪录。我们后生小子，应该本着敬老尊贤的办法，尽力爱护他。

最近买到章士钊老先生著的《柳文指要》，共三函十四册。这是研究古典文学很有分量的作品，需要细心研读，才对得起作者。章老今年92岁，精力还那么饱满，笔力还那么矫健，实在难能可贵。

专此布复，顺请

著安！

子云（1972年5月28日）

二一

能够找到三五个志同道合的知己，彼此互相鼓励，到了辉煌的成绩被世人公认的时候，再来论功行赏，一点也不迟。

××：

日前在电话中和我的一位老友谈到“作家”和“写作人”问题，很有意思。现在拙作《一个写作人的生活》一文已经发表了，但是，关于“写作人”这个名词，仍需要注释，所以特地提出来和你讨论。

英文Writer，中文译为作家、作者、写作者、写作人，而老舍先生竟译为“写家”。

Historian译为历史学家、历史学者、史学家、史学者，而曹聚仁先生竟爱用“史人”。

Journalist，起初译为执笔，后来很笼统地译为主笔、编辑、记者；到了最近十年，一般人爱用新闻从业员、新闻工作者，而目前流行的“新闻工作者协会”即从前“记者协会”，名异实同。

同样的，Scholar一词，过去都译为学者，现在却通用学人。

中国人大多数是比较谦虚的，只有极小数是妄自尊大的。分明请客人大吃大喝美酒佳肴，但请柬上却说“敬备薄酌”。以此类推，在应酬场合中，对人总是提高一级，对己总是压低一级，这已经成为习惯了。

一般人老是觉得，“家”字的派头太大，一个人被社会尊崇为什么“家”，如“作家”、“史学家”，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假如你用“者”字，语气便缓和些。假如你用“人”字，这更冲淡了严重的气氛。其实，“家”、“者”、“人”三个字是同一意义，而“诗人”一辞已经成为普遍的通用的名词，比较“诗家”或“作诗者”更说得顺口。

打从中学时代起，我曾参加过许多团体。第一次开会时，出席者往往就社团的名称作冗长的辩论，其中主要的分为冠冕堂皇派，不问实力如何，名称总要叫得很响亮；另一派为实事求是派，凡事总要度德量力；有几分力，做几分事，绝对不肯开空头支票。

在第一次会议时期，社团名称的讨论，差不多占去一半时间；接着，就通过会章；到了选举职员的工作竣事后，便大功告成。

谈到作家或写作人协会，不禁使我联想到国际笔会。国际笔会的英文名Pen Club，是有来历的。其中P字，代表诗人（Poets）和戏剧家（Play-wrights）；E字代表散文家或论文家（Essayists）；N字代表小说家（Novelists）。这是说，国际笔会是由诗人、戏剧家、散文家、小说家的代表人物组织成的。

我读过英国大文豪威尔斯（H. G. Wells）的大作《自传的试验》。我知道他对于笔会的工作，颇费一番精力。这个会起源于1921年，英国史各德·道生夫人（Mrs. Dawson Scott）在伦敦发起的作家聚餐会；后来逐渐扩大，到如今，加入者已有许多国的作家。中国于1930年，由蔡元培、胡适等人发起组织分会；会章规定，不参加政治，不发表政见，纯粹为一种友谊的联络。

战后二十多年间，新加坡的作家或写作人，曾一再想组织作家协会，以便加入国际年会。可是尝试几次，都没有成功。两年前，有些朋友对于作家协会的兴趣比较浓厚，他们选出五位筹备委员，并蒙他们推举我为召集人，先后开过几次筹备会，得到社团注册官的允许，成为合法的注册社团。接着，我被病魔缠身，病后万念俱灰，什么事情也不想干。虽然我曾被邀为顾问，但是病人最需要完全休息，所以我只好下个决心，向我的服务机关提前退休，同时，把我有关的各社团的义务职务，一一辞退了。

原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大多数文人都是自命不凡，而气量又很窄狭。大家都要争取领导权，而不愿意心平气和地跟人家合作。譬如说，大家都赞成创办一个社团，可是张三中选，李四就大不高兴；李四中选，朱五又大不以为然，非立刻登报声明退出不可。在这种情形下，要社团办得起劲，并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

其实，所有社团，从国际性的大机构如联合国，到国内各团体，如要办得起色，首先要领导有方。假如领导阶层拥有三五位很有才干而又广孚众望的人物，其余大多数会员将望风景从。到了成立分会、支部的时候，应该如法炮制，每个单位如拥有三五位很有才干而又广孚众望的人物，其余大多数会员也根本无所谓，他们会一心一意地支持领导阶层。一层一层的组织都很健全，天大的事情都可以办得出来。

在历史上，汉高祖手中拥有三杰，所以能够打败楚霸王；意大利出了三杰，所以能够造成统一的局面；安徽桐城县产生三位文学家——方苞、姚鼐、刘大櫆——居然造成文坛上的桐城派。至于山东的孔子和孟子，湖南的屈原和宋玉，他们不但在学术上、词赋上领导全国，而且在中文还存在的一天，他们的地位永远被人尊重。

我们不怕新加坡小国寡民，文化背景不够深厚，我们只怕新加坡的人民甘于小就，而没有远图。你瞧，五百年前，意大利产生了三位伟大的艺术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加上一位出类拔萃的诗人——但丁——居然造成文艺复兴时代，当时固然风靡全欧，现在还成为人人所崇拜的对象。这儿可见文人或艺术家，彼此闹情绪，互相毁谤是无用的，最重要的是认清目标，埋头苦干，而又能够找到三五个志同道合的知己，彼此互相鼓励，到了辉煌的成绩被世人公认的时候，再来论功行赏，一点也不迟。

此致

大安！

子云（1972年6月24日）

二二

知人论世，是一宗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的时间、精力、兴趣，很有限度，势难样样兼通，更不宜以己之长，绳人之短，那是很不公平的。

××：

自拜读《杜臆增校》后，不禁引起我研究杜诗的兴趣。我先把书房里有关杜诗的选本、传记、论著拿来阅读；再进一步，我要托中华书局到香港去买全套连史纸的大字本。因为年纪长大，最重要的是保重眼力，所以今后买书，尽可能多买些大字本，比较适宜。

今天我要和你讨论胡适先生的《白话文学史》论杜甫的文章。胡先生的书的“自序”于1928年6月5日写成，离今天刚好是四十四年。那时我还在燕大求学，我曾研读《胡适文存》各集，得益颇多。因此，他的《白话文学史》出版后，我即刻买来，从头到尾看完。经过离乱和搬迁，原书早已不知去向，现在我手头所有的是1958年香港应钟书局印行的。

平心而论，白话文运动应以胡先生为首功。虽然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立刻得到陈独秀先生、钱玄同先生、刘半农先生等同志的赞助，但首先发难的人，当然算是提议者，其余各人仅算是附议者。这是铁的事实，毋庸争辩。至于他本人的政治主张的落后，文艺创作没有特殊的表现，为人太过官僚化，甚至沦为学阀，专门霸占地盘，争取支配权，那又是一回事，和白话文倡导者的地位毫无关系。知人论世的作家，对这问题应该辨别清楚，不能够混为一谈。

这部《白话文学史》共16章，337页，约20万字。从唐以前说起，到元稹白居易止。唐以后的文学，皆付阙如。因此，他这部书，像他一举成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样，神龙见首不见尾，仅有上册，没有下册。这儿我更相信《诗经》的名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想当初，一年半载的工夫，甚至仅需一个假期，就可以完成一册；后来因为兼职太多，酬酢繁忙，致精力涣散，使两部专著的下册，始终没法子完成。

这部《白话文学史》，顾名思义，重点是以白话写成的文学，其余用古文或骈文写成的东西，都不在他写作的范围内。在全书16章里，有的以整个形式写成一章，有的以几位诗人文豪合写成一章，仅有杜甫独得一章，篇幅竟达34页，占全书百分之十，这儿可见作者对杜甫的成就，特别重视。

胡适研究过哲学、逻辑学，对于西洋文学名著涉猎颇广，造诣也很深。因此，他的文章，条分缕析，不蔓不枝，初学者从他的文字入手，好像学书法的人从正楷和大字入手一样，绝对不至走入邪路。

就这篇《杜甫》而论，他把杜甫一生分为三大时期：第一期是大乱以前的诗；第二期是他身在离乱之中的诗；第三期是他老年寄居成都以后的诗。

第一期的重要的诗，他举出《丽人行》、《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第二期的诗，他举出《哀江头》、《哀王孙》、《北征》、《羌村》、《新安吏》、《石壕吏》、《无家别》。第三期，才谈到杜甫的小诗和律诗，可惜他这篇论文的毛病，就出在律诗上边。

虽然他承认“老杜是律诗的大家，他的五言律和七言律都是最有名的”。但是，他有一种极浓厚的偏见，认为“律诗是一种文字游戏，最宜于应试、应制、应酬之作；用来消愁遣闷，与围棋踢球正同一类。老杜晚年作律诗很多，大概只是拿这件事当一种消遣的玩艺儿”。又说：“大概做律诗的多是先得一两句好诗，然后凑成一首八句律诗。老杜的律诗也不能避免这种毛病。”

上述一段所引的胡适对于律诗的见解，恐怕当代诗坛健将极少人会赞成。

老杜的七律如《登高》、《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五律如《春望》、《旅夜书怀》、《登岳阳楼》都是千古绝唱。假如有人硬说律诗都是文字游戏，那么从宋元明清以至现代的许多诗人，都应该把作品扔在字纸篓里去了。

俗语说得好：“砍柴看山势，破柴看柴势。”一个富有经验的木匠，当他看一大堆木柴的时候，他的心里早已有数，那种木柴可做栋梁，那种木柴可做大大小小的家具。同样的，当诗人把笔写诗之前，他早已很有把握地支配他的题材：什么题材应该用五古、七古，什么题材应该用五律、七律、排律，什么题材又应该用五绝、七绝。什么内容必须配合什么形式，把形式和内容配合得适当，然后看得顺眼，读得顺口，听得顺耳。此中千变万化，没有一定的规矩，这完全靠诗人的创作天才和长期经验，局外人不能赞一词。

在文学上，胡适最得意的作品是议论文。他对于韵文没有什么兴趣，对于诗学没有下过苦工，所以他一提到律诗需要四句对仗，简直没法子忍耐。他不但没有写过什么好旧诗，连他所提倡的白话诗《尝试集》，仅是尝试罢了。一个人的时间、精力、兴趣是极有限的，顾此失彼，谁也难免。最好的办法，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自认所见有限，不可随便批评。假如以外行人的身份，冒充内行，结果，难免使行家笑掉了牙齿。

胡适年轻时，学的是文言文。虽然二十五岁以后，他立志写白话文，但文言虚字仍散布于字里行间。例如文言虚字的“故”字，白话应改为“所以”；“遂”字，应改为“就”字或“便”字；“何等”应改为“多么”。经过改正之后，才能够接近口语。

简单说一句，知人论世，是一宗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的时间、精力、兴趣，很有限度，势难样样兼通，更不宜以己之长，绳人之短，那是很不公平的。

于此布达，此请

著安！

子云（1972年6月5日）

二三

作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的生活是艰苦的，路途是遥远的。他必须挨得住寂寞。他更需要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能为。

××：

5月29日的《海滨寄简》发表后，立刻得到你的良好的反应，蒙你亲自写一封动人的英文信，表示谢忱，这正是空谷足音，使我不胜感激！

为着进一步了解内情，昨天，我特地抽出时间去看你，经过半小时的闲谈后，让我满载而归，得到我所需要的资料，这事情真使我高兴。

我很荣幸，和我经常有往来的朋友中，每家都产生一两位人才。他们有的当建筑师、工程师、律师、医生、会计师，有的做学者、教授、讲师。无论在学术上、科学技术上甚至艺术上，都有辉煌的表现。但是，截至现在止，还没有一位青年在国际乐坛上的成就，能够和你的独生子——朱晖——分庭抗礼。

这是你的光荣，这也是华侨中学的光荣，这更是新加坡的光荣。这儿先和你很痛快地喝三杯香槟酒，恭祝朱晖前途无量。

作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的生活是艰苦的，路途是遥远的。他必须挨得住寂寞。他更需要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能为。当我在巴黎旅居的一年间，我亲眼看见许多艺术家穷居于陋巷，住的是靠近屋顶的房间，因为屋顶是倾斜的，住在里边的艺术家们，必须很小心地走路，不敢随便伸腰，否则头部会撞到屋顶。至于饮食，那更是简陋不堪，有的是自己煮饭，有的是用白开水蘸着面包吃，把肚子填满就算了。假如用“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标准来看他们，那么大多数都应该摆在“君子”的行列。

朱晖今年41岁，新加坡公民。他在华侨中学毕业后，于1951年负笈伦敦皇家音乐院，从几位名师研究音乐指挥。接着，他又到奥国的萨尔兹堡（Saltzburg）和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学习。多年的勤学苦练，使他奠定非常巩固的音乐基础。

1958年，他开始显露头角。首先他以客串的音乐指挥家的资格在欧洲各国的交响乐队里表演。这些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西班牙、以色列。随着时间的进展，他的指挥的技巧越来越纯熟。到了1964年，他以成名的指挥家的资格，远度重洋，在南美洲阿根廷、巴西、智利、乌拉圭等国的首都继续不断地表演，足迹到处，备受广大的听众欢迎。声誉之隆，一时无两。当年默默无闻地勤学苦练所付出的代价，现在已经得到初步的收获。

1969年，他和一位希腊小姐结婚。这位年轻貌美的小姐是个考古学家。夫唱妇随，过着非常愉快的家庭生活。须知中国是文明古国，希腊也是文明古国，假如就优生学的角度来看，两个文明古国的后裔的结合，可以算是天造地设，比较别人占了三分便宜。

今年1月至2月间，是你平生最得意的大日子。一方面，朱晖应希腊国家歌剧院的邀请，指挥一支非常坚强的交响乐队。前后四场，都是座无虚席，那雷动的掌声，配合着闭幕时七八次谢台的场面，真够使人感动。另一方面，你们这一对老年的夫妇，一生最大的期望，无非要儿子成名。现在你有机会亲自莅临观光，看看满座欧美人士向你的亲爱的儿子致敬，我相信你会感动得连眼泪也要滴下来。

多年前，你曾把朱晖每次登台表演的新闻、评论、照片，一一搜集下来，贴完一册又一册。我知道今年雅典的盛会，你一定会搜集更多更有价值的资料。果然不出我的预料，你早已贴好了一册，让我见识见识。其中最重要的相片，并不是朱晖和贵族们的合影，而是你们老夫妇，及儿子和媳妇，分坐在歌剧院两排的座位，让摄影记者替你们照了一帧“全家福”。四十一年的培养的苦心，日夜望子成名的期待，一旦得到实现，把梦想变成现实，这岂非人生最大的乐事？

俗语说得好：“牡丹虽好，仍须绿叶扶持”。朱晖的天赋既高，经验又很丰富，所以在他的指挥棒下，曾得到各部门音乐的出类拔萃的人才的合作。那些人才的名单开列下来相当长，内行人多是耳熟能详，外行人无论看原文或中文译名，难免会莫名其妙。这儿我可以告诉读者的，在华人社会广孚众望的著名钢琴家傅聪，也曾在朱晖的指挥棒下，表现他的高深的造诣。

就今年年头的雅典国家歌剧院的演奏会而论，朱晖极赏识意大利密兰城最著名的斯卡拉歌剧院的主角班涅拉（Rolando Panerai），非用重金礼聘班涅拉合作，恐怕效果不太理想。但是，班涅拉的代价高到使人咋舌，一个半钟头的歌唱，索价竟达两千元美金，一分钱也不可减少。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那种伟大的场面，得到班涅拉的合作，正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最难能可贵的，朱晖是东方人，他要在西方的乐坛里一显身手，这比较西方音乐家多了几重难关。除了语言文字，东方和西方的音乐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但是，这位年纪很轻，个子并非魁梧奇伟的指挥家，毫无强有力的大人物给他撑腰，但他仍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让西方的音乐家如醉如痴地一致予以好评，这事情实在值得我们大书特书。

目前新加坡集中精力和金钱来建筑屋子，振兴工商业、旅游业，这本来是寻求生存的大道，值得大家赞助。但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事业，尤其是写作、音乐、绘画、雕刻，政府和社会人士应该予以大力支持，不要让它偏枯。在这当儿，新加坡广播电视台应该和希腊总领事馆接洽，把朱晖今年在雅典表演的纪录片，提前在新加坡放映，好让新加坡人士一饱耳福，开开眼界。

此请

大安！

子云（1972年6月7日）

二四

西方人重实利，中国人重义气和感情，结果，义气和感情会战胜一切困难。

××：

前信正要投邮，忽然间接到吕咪兄的电话，说他看到5月29日的《海滨寄简》后，决定要抽出时间去拜访你。想不到你们两人谈得很起劲，一谈就是四个钟头，让吕咪兄找到不少重要的资料。因此，我特地约他来谈个梗概，然后驱车到府上去听朱晖对英国广播电台的访问记，那是1960年的事情。

吕咪兄是个有心人，又是个成人之美的君子。据他说，他曾阅读新马作家所有的出版物，对他们的一举一动十分注意。同时，他因为爱好音乐的关系，对于朱晖在欧美乐坛上的活动，无时无刻不表示关注。在这个铜臭非常浓厚的社会里，居然会产生这么一个爱护文化的人物，实在难能可贵。

朱晖于1951年赴欧，在英国、奥国、比利时勤学苦练七年后，艺术大见进步。但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要在欧洲乐坛上一显身手，真是难若登天。

但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凑巧那时朱晖的一位老师生病，不能亲自登台。他拟请朱晖替他担任指挥的工作。欧洲人是很现实的，把权利和义务分得一清二楚。老师开门见山地问朱晖要多少代价。朱晖说要等他考虑一下。说完，他就写信回家，征求你的意见。你的答案，实在是可圈可点。你说：“士为知己用，还谈什么代价不代价？”这么一来，朱晖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鼓励，第一次登台，即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西方人重实利，中国人重义气和感情，结果，义气和感情会战胜一切困难。第一次登台成功后，老师绝对不会辜负朱晖。他开了一次酒会，广邀音乐界的名流来参加，一经介绍后，朱晖的大名就被欧洲乐坛上的重要人物认识，此后，他便一帆风顺地到处受人欢迎了。

还有一层。你曾告诉朱晖说，无论在大城市，或者在卫星镇开音乐会，他应该一视同仁地用全副精神来表演，一点也不可以粗心大意。这句话也是金石良言。俗语说：“狮子搏兔，必用全力。”本来狮子攻击的对象应该是老虎、野牛、山猪，其次，才轮到豹、狼、狐那一类东西，怎么也谈不到小白兔。但是，世间的情，多数都败在小鬼身上。你以为小鬼无足轻重，然后漫不经心地随便应付它，结果，会大错铸成。

须知人类的嘴所放出的毒汁，比较毒蛇还毒。你的工作做得非常圆满，这是你应有的本分。但是，你做错了一件事情二，无论有意的或无心的，人家将会加油加醋地给你以难堪的罪名。俗语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是这意思。因此，无论在大城市演奏，或者在卫星镇表演，必须以全副精神来进行，这种态度是十分正确的。

普通人以为做指挥家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拿了一根指挥棒在台上乱舞一场，谁会看出他的造诣的深浅，手法的高低。

这儿我要引用朱晖对英国广播台的一段话。朱晖说：“一个指挥家必须懂得各种乐器，无论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笛、箫、喇叭、大鼓、小鼓、铙钹等东西，样样乐器的性能都要彻底了解。其次，各种作曲家的作风，固然要细心研究，音乐发展史也不可以忽略。再进一步，各民族的性格也要摸得烂熟，因为英国、法国、德国、奥国、苏联等国的音乐家的性格完全不同。假如不熟悉他们的性格，那么演奏的效果，难免一团糟。最后，还有心理的因素。一个交响乐队多达百人左右，有些音乐家——无论演奏的，或者歌唱的——时常会闹情绪。在这当儿，指挥家须心平气和地了解他们的心理，有时要说些笑话，给他们解解闷；有时给他们多多慰问，让他们提高兴趣。诸如此类的手法，是指挥家必不可少的条件。”

当我听完朱晖的谈话，我这才恍然大悟，一个成名的指挥家，等于率领百万大军的大元帅，凡事须身先士卒，须任劳任怨，一面要让各位团员充分发挥各自的才华，一面要争取全体的合作，以便达到如身使臂，如臂使手的最和谐的效果。

刘抗兄写过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章。他的题目是《傅雷·傅聪》，其中有句名言：“没有傅雷就没有傅聪。”这儿我要套用刘兄的语调：“没有朱成，就没有朱晖。”这是事实，我想你应该很自然地接受我的按语。

目前新加坡忙着物质的建设，不过从已经发展的超级强国和一般强国的眼光看来，新加坡没有资源，也没有重工业，先天的限制，使我们没法子达到最高的愿望。

但是，在文化建设上，新加坡已经产生了一位远近驰名的大指挥家朱晖，所以我们应该以珍重“国宝”的态度，一面在电视台、广播台介绍朱晖在欧美各国的表演；一面应该出版一本图文并茂的纪念册，把朱晖介绍给国际人士，说我们这么一个小国也能够产生这么一位大人才。

关于出版纪念册的事情，我想华侨中学校友会、各音乐团体，可以和文化部、教育部密切合作，成立一个委员会，积极进行。至于资料，你可以源源供应。光是朱晖居留欧美二十多年间所写的信札，以及成名后，各报章杂志的评论、新闻、照片，已经够丰富。这是最好的国际宣传的材料，一来可加强新加坡人的自信心，二来使欧美人士知道，“勿谓秦无人”。

此请

大安！

子云（1972年6月10日）

二五

所谓文法，完全是习惯，用得久了，就约定俗成，不应该随便更动。

××：

近来常在报章上读到大著《文心雕虫》，不胜钦佩。虽然每次仅登载几条笔记，但你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一般读者所忽略的问题，现在经你提醒一下，他们大概会恍然大悟。原来世间许多事情，表面上好像毫无问题，不过一经推敲，马上会发生问题。无论“雕龙”也罢，“雕虫”也罢，问题总要解决。因此，今天我也要提出几个小问题和你讨论。

新马两地的人口，多达一千二百多万，各种华文报章、杂志的销路约有四十万份，电台、电视、丽的呼声的订户，约有几十万家。平均每份报纸的读者为五人，每架收音机、电视机、丽的呼声的听众和观众也为五人，总数是很可观。这些大众媒介物在社会每一角落所发生的影响，真是至大且钜，谁也不应该忽视。

截至现在止，各种大众媒介物，时常把名词用错，虚字用错，引言用错。因为积非为是，很多人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从外地新来的华人读者、听众、观众，难免会觉得刺眼、刺耳，而当地知识分子抱着不管闲事的心理，装聋作哑地让它去罢了。

现在略举几个例子如下：

一、生活程度与生活费。由于黄金、德国马克、日元的增值，美金的贬值，全世界的物价就起了波动。首先受到影响的，是每个家庭的日常用品天天起价。因此，一般主妇从杂货店或购物中心回来，一开口就说：“近来生活程度很高。”其实，她们所诉苦的是“生活费增加”，并不是“生活程度提高”。更具体一点说：生活费一增加，而薪水还是照旧，结果，生活程度是相对地减低。这一点不可不分别。

二、除非……否则。在大众媒介物上，时常看到“除非……否则”的字样，这是不合文法的。正确的说法：“你必须准时到机场，否则飞机就起飞了。”“除非你准时到机场，飞机就起飞了。”以上两种说法都可通用。换句话说，上半句既然用了“除非”，下半句就不应该再用“否则”，因为根据代数学的原则，负负得正。“除非……否则”同时使用，把效果抵消了。

三、“即使”不是“既使”。因为二者读音极相近，一般人把“即使”和“既使”混用。在文言虚子里，“即使”可用“即令”“纵使”等字眼来代替，但绝对不可以用“既使”。古书里有“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红楼梦》第七回也说：“既可以常相聚谈，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乐，岂不是美事？”所以“即使”一词，须特别注意，不可乱用“既使”来代替。

四、孔子曰、孟子曰、告子曰。为着行文便利，下笔时以少用人名、地名、数目字为佳。假如一定要用至圣大贤的名字，最好要用得正确，免得以讹传讹。例如“食色性也”，这句话是至理名言。但是，这句至理名言的版权应该属谁，问题就发生了。大多数人以为这是孔子说的，少数人以为这是孟子说。其实，这和孔子孟子都毫无关系，这句话是告子说的，见《孟子》第六篇第四章。举一反三，以后引用名言时，须检查原文。

五、“不知道”与“不懂”。在新马一带，华籍人士大多数是福建广东人，对于中国普通话的运用，不算十分到家。例如有个客人到你家拜访。客人问：“你爸爸在家么？”答道：“不懂。”这显然是错误。正确的答案，应该说：“不知道。”这种错误，和大众媒介物无关，大多数是由于中国普通话没有学好罢了。

六、“赝品”与“膺品”。凡是假古董，或者其他冒牌的假东西，都叫做“赝品”，并不是“膺品”。“赝”字底下从“贝”并不是从“月”，说话时需要特别小心。

七、爱屋及“乌”与爱屋及“鸟”。从前香港有个社会闻人，他的新屋落成，同时又给儿子完婚，于是，他来个大排场，筵开一百席。酒过三巡，主人起来致谢辞，大意说，多年来，蒙诸位朋友支持，使他的生活过得相当愉快。现在他的儿子长大，可以做他的接班人，希望诸位朋友，本着“爱屋及鸟”的精神，同样给他的儿子尽力帮忙。其中有一部分来宾听了之后，差一点要把酒菜都吐出来。虽然“乌鸦”算是鸟类，但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所以运用典故的时候，绝对不能大意。

八、“好容易”与“好不容易”。“好容易”并不是很容易。相反的，“好容易”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意思。这个字眼，《红楼梦》里时常见到。该书第十回，记贾蓉的妻子秦氏生病，全家焦急得很，最后请到一位名医来诊治。名医说明脉案时，每句话都中听，所以贾珍才含笑地说道：“他原不是那等混饭吃久惯行医的人，因为冯紫英我们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来的。”这儿“好容易”一辞用得极妥当，我们不应该随便用“好不容易”来代替“好容易”。

九、“难道……不成？”在北京的口语上，我们时常听到“难道……不成？”的句子。例如《红楼梦》第27回说：“你拿什么谢我呢？难道白找了来不成？”又，第九回说：“难道怕我上学去，撂的你们清冷了不成？”

在大多数句子里，“难道”底下总有“不成”做煞尾，不过有的句子，上面没有“难道”，或者煞尾没有“不成”的字样，前者如《红楼梦》第27回：“难道必定装蚊子哼哼就算美人儿了？”后者如：“我不过闲着没事，做一双半双，爱给那个哥哥兄弟，随我的心，谁敢管我不成？”

简单说一句：所谓文法，完全是习惯，用得久了，就约定俗成，不应该随便更动，不知尊意如何？

此请

著安！

子云（1972年6月11日）

二六

无脾气好是延年益寿的象征，同时，也是走上和气致祥的大道。这并不是无稽之谈，而是从历史和现实社会里得到证明。

××：

去年〇侄到新加坡来玩，我一见面就问他说：“爸爸的脾气好吗？”他马上答道：“很好！很好！”我听了之后，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脾气好是延年益寿的象征，同时，也是走上和气致祥的大道。这并不是无稽之谈，而是从历史和现实社会里得到证明。

最近M和W专程到香港拜访你，蒙你热诚招待，不胜感激！可惜天不作美，在香港的几天内，气候突变，大雨滂沱，许多地方闹着墙倾屋倒，道路泥泞不堪的事情，弄得她们整天呆在屋里，不能到各地去欣赏名山胜水。今后交通工具越来越便利，将来还有很多机会到香港和九龙去玩耍。

因为天气不佳，M和W须在曼谷机场等候几个钟头，直到午夜才平安回家。据她们的报告，香港百物昂贵，街上行人太多，你挤我，我挤你。在公共卫生上也远不如新加坡那么整洁。这事情我听过很多人都这么说，不过现在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别后二十多年，平时懒得写信，所以消息非常隔膜。当M告诉我有关你的艰苦奋斗的事迹的时候，她一面讲，我一面流泪；她越讲越多，我的热泪也越流个不停。“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一世之雄的曹孟德的名句，正道出我当时的心事。

事实上，我固然万分同情你的遭遇，但我也从尘封多年的记忆里，勾出许多淡淡的哀愁。

伟大的诗人歌德说得好：“贫穷是最大的灾星。”这话一点也不错。别的不用说，光是饮食一项，全世界各地的家人，不知道吃过多少苦头。

当我童年时期，牛奶的滋味根本没有尝过。鸡蛋不是用来空口食的，而是用来配饭的。家庭主妇把一只鸡蛋打到大碗里，用筷子打碎，加上一些盐和葱花，再加上整碗水，放在饭锅里去蒸，蒸熟之后，鸡蛋的泡沫凝结成片，这是四五口之家的菜肴。到了中学做寄宿生的时候，情形并没有改变。因为每月膳费仅收两元，每天早晚吃粥，中午才有饭吃。四碟小菜，如小虾、小鱼、青菜之类，中间放着一碗清汤。同席八人坐稳之后，有人喊着“吃饭”，八双筷子以百米赛跑的姿态，表演风卷残云的技巧，一下子就吃得精光。到了第二碗饭盛出来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吃白饭，仅有少数家道富有的同学能够加菜。所谓加菜，就是早餐吃粥的时候，加上一两只油条，中午加上一小碗炸酱肉，傍晚加上一些不大新鲜的小鱼罢了。到了晚上九时，个个饥肠辘辘，争着到校丁处去买烧饼来吃。因为营养太差，所以时常生病。假如当时的饭费，每月再加上一元，那就吃得过。再进一步，假如每月再加上两元，那么这就相当丰富了。因为住在校内的教师们，每月的饭费仅四元，吃的是雪白的米饭，菜肴是大鱼大肉，以及许多好食的东西，这对于正在发育中的十几岁的少年，正是无上的补品。

因为天天在饥饿中讨生活，自己已经失掉选择和控制的力量。有一天，我的三姑婆托人送了廿只咸鸭蛋给我。那时刚好是下午五时，中饭所吃的东西，早已消化得一干二净。客人一离开，我好像半夜的饿狼饿虎一样，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口气吃了三只咸鸭蛋，眼睛似乎会发亮。到了晚餐上席时，我面对稀薄的粥水发呆，仅拼命喝井水来解渴。

到了大学时代，情形大见好转。那时币值稳定，物价没有什么起落。每月八元的膳费，每顿有四菜两汤，吃得很合口胃，而早餐新从蒸笼里捧出来的香喷喷的馒头和花卷，已够人垂涎三尺，虽然从南洋和美国到北京去读书的同学，他们还可以自备牛油来涂面包。

战后初期我到了新加坡，那时粮食统制还没有取消，白米和牛油还是采取按户配给制度，谁都要节食节衣。为着适应非常时代的环境，大家多数以面条代替米饭，一来可以节省菜肴，二来把白米剩下来给幼童吃。

那时，水果不是一箱半箱买来吃，而是每天仅买一粒橙子来榨橙汁，给最小的女儿喝，较大的几位，轮流吃橙渣，而最大的一位，连橙渣也轮不到。

不但我的遭遇如此，我的一位老同事和我的情形大同小异。据他说，战前的报纸属于慈善事业之一，到了年终，必须四处募捐来弥补。他曾有几度睡在报馆的办公桌上边，至于欠薪几个月，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有一度，他的最小的儿子生病。他打算每天给这位病童吃一只鸡蛋。那些较大的儿女质问他为什么这样偏心。他很坦白地答道：“别吵。小弟弟生病，需要鸡蛋来增加营养。”话没有说完，几位小孩异口同声地喊道：“爸爸，我有病，我有病。”他听完之后，只好哑口无言。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后，目前新马的教书先生和新闻记者，大多数都有自置的房屋，自备的汽车，生活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

至于饮食，牛奶、牛油、水果常备，而各种饮料，应有尽有。“前人种树后人荫。”我们生在过渡时代的人物，给战争和饥饿折磨了几十年，自己做牛马，好让下一代享受人生的清福。

此请

俪安！

子云（1972年6月28日）

二七

目前世界文学和艺术的思潮，多趋向专门化。每个人严守一个岗位，业以专而精，很容易得到成绩。但是，有时太过专门了，只见树不见森林，致流于傲慢和偏见，有己无人，这是很可惜的。

××：

自1957年，你在新加坡纪念堂举行个人画展后，时间一晃，就是十五年。在这期间内，你的艺术的造诣，与日俱增。你不但继续不断地提携后进，而且你在主持中华美术研究会十二年之后，又担任了艺术协会会长，到如今已达三年之久。年来时常见到你替许多新进的人才主持画展。一面放宽尺度，鼓励他们奋勇直前；一面严加指点，使他们得充分发挥天才。孔子所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你差不多是兼备。

1958年，我们都搬到了一个新村，结为芳邻。因为大家同住在一条街，彼此过从颇密。尤其是月白风清的晚上，大家吃完饭后，穿着背心短裤，在新村的几条平坦清洁的马路上散步，男人前行，女眷殿后，边走边谈，谈完散队，各人回到家里去寻好梦。这种乐趣并不是每个住在大都市的人所能享受得到。

由于过从较密，我知道你家里藏书固多，所搜罗的唱片尤其丰富。谁也知道，我们都是收入有限，儿女众多的书香之家，那儿来得许多闲钱来买书籍和唱片。只因大家对于书籍和唱片有特殊的爱好，所以才会节食缩衣，把零钱储蓄下来，培养自己的兴趣。只要兴趣浓厚，这才会视苦如饴。另一方面，当公余之暇，回到家里，关着大门，乐琴书以消忧，这种清福，到底是天上，还是人间？

目前世界文学和艺术的思潮，多趋向专门化。每个人严守一个岗位，业以专而精，很容易得到成绩。但是，有时太过专门了，只见树不见森林，致流于傲慢和偏见，有己无人，这是很可惜的。

为补救专精的偏枯的毛病，最好的办法，就是抽出一部时间来博览。事实上，博览的时间并不是浪费的，而是补充专精所没有考虑到的地方。专精是正面的进攻，博览是旁敲侧击；专精是正规军，博览是游击队。二者交互为用，这才能够达到最崇高的目标。

德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歌德，他所著的《意大利纪行》（Italian Journey）很坦白地告诉读者说，他到罗马之后，整天给各大画家的杰作迷住了。他以废寝忘食的姿态，细心研究文艺复兴时代的三杰之一——拉斐尔。他认为拉斐尔在动笔描绘耶稣和他的十二位门徒之前，曾经下过苦功夫，研究每个人的体格，五官的特点，内心的感受，脸部的表情，甚至服装的颜色，衫袖的摺痕……一宗宗一件件，都有绝对的把握后，这才下笔如有神，绘出超尘绝俗的神品。假如拉斐尔没有下过这么大的苦工夫，照着刻板的方法来描绘人物，弄得千人一腔，万人一面，不能显露每个人的特色，那么画等于没有画一样，连自己也不想多看一下，何况一般素未谋面的读者和观众。

歌德是个伟大的诗人，并不是画师，但他从名家的绘画里，得到灵感的源泉，驾驭事物的方法，而灵感和方法是任何一部门的艺术家，文学家所需要的东西。

除了绘画之外，他也非常欣赏罗马各大教堂的音乐。虽然他并不是虔诚的教徒，但他每逢星期日，一定轮流到几间大教堂去做礼拜。为什么呢？因为从悠扬而又和谐的歌声里，他可以找到灵感的源泉。

孟子说得好：“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艺术家和文学家的灵感需要长期培养的，方法也需要继续不断地锻炼的。灵感丰富，方法巧妙，这才有豁然贯通的一天。

几十年来，你那么爱好音乐，这的确给你以高度的享受。除了音乐外，你对于文学也十分内行。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华美术研究会的特刊里，拜读你的大作，便引起由衷的钦佩。最近几年来，《南洋商报》的新年特刊，一再发表你的鸿篇钜著，每篇文章既拥有充实的内容，又配合优美的形式，琅琅可诵，堪称传世之作。

年来你经常出国旅行，东南亚各国的名山胜水，都有你的游踪。我知道你的画囊画筐里，曾搜集了不少速写的资料。现在你已经退休，儿女个个长大成人，尤其是长公子太格，在一代名师贝聿铭先生的长期的熏陶下，早已显露头角，所以你大可优哉游哉，把你最心爱的题材，一一描绘出来，好让新马人士共享你多年努力的成果。

“不出户，知天下。”老子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同样的，他这句话是不合时宜了。现在交通这么便利，经常出国旅行，大可吸收异国名家的经验，增广自己的见闻。不过由原始的资料变成巧夺天工的制成品，中间还需要不断的加工。

记得十五年前，你的画集出版时，我曾替你写篇小序。我说：

假如你把人的一生当做登山，那么三十年不断的劳作这个段落，多少等于半山亭。在半山亭里歇歇脚、喝喝茶、伸伸腰，一面回顾过去的是非得失，看看自己是否走过冤枉路；一面加强自己的信心和努力，非爬到最高峰不止，这倒是必要的步骤。

时间已经过了十五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现在你所处的环境，你所得到的成绩，已经超过半山亭的阶段，而是境界更高，视野更广的阶段。我希望你趁这时期再开一次个人画展，好让新马的艺术家有个欣赏和观摩的机会。

改天再谈，此请

大安！

子云（1972年7月2日）

二八

我们提倡专门，但专门必须有广泛的基础，才显出它的博大精深。

××：

前信意有未尽，今天继续谈下去。

为什么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需要广泛的基础呢？因为正面的考察还不够，必需旁敲侧击；直接的描写还不够深刻，间接的推敲才能够深入堂奥。用苏东坡的诗来说：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换句话说，要考察一件事物的真相，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然后找到一切的特点，成为比较正确的结论，而这种结论多少是靠得住的。

我们提倡专门，但专门必须有广泛的基础，才显出它的博大精深。例如杜甫，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写诗，所以后人才称他为“诗圣”。但是，杜甫所以成为诗圣，问题并不单纯。他最得力的地方，还在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假如杜甫的眼光非常狭窄，束书高阁，仅懂得做诗，恐怕他的成就也要打个七折八扣。

又如柳宗元，他是唐宋八大家的行列里的一个健将。就游记和小品文而论，他稳坐八大家的首席。但是，他的成功并不是没有条件的。他的素养的深厚，在中国历史上仅有司马迁、韩愈、王安石、欧阳修、苏轼可以和他抗衡。我们且看他的思想的泉源是怎样。他说：

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因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乎道也。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见《柳河东集》第三十四卷与《韦中立论师道书》）

从这一段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的散文是有根基、有骨干、有枝叶、有花卉，这才能够结成甜蜜的果实。来源错综复杂，内容严正和谐，结果当然会显出全真、尽美、至善，达到登峰造极的状态。

苏东坡也是个博览群书的大才。他研读古人的名著时，往往要下按语。这些按语，着墨不多，但往往能发生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他评柳子厚诗，说：

诗须有为而后作，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而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时，极似陶渊明，知诗病也。

又说：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吾言如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也。（见《河东先生集》附录卷下。）

因为苏东坡非常赏识柳子厚的诗，所以他的一位朋友来辞行的时候，他觉得无以为赠，特地抄录柳子厚的两首诗——《饮酒》和《读书》——以见别意，而他本人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饮食和读书。只因二人有同好，所以更容易亲密。

不但文豪诗翁需要广泛的学问基础，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物也需要广阔的场地来烘托它们的冠冕堂皇的外观。例如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天坛，巴黎的芬腾布卢宫、凡尔赛宫，前面伟大庄严，后面秀丽旖旎，为的是那些参天的古树，碧绿的草场，清且涟漪的水塘，源源不绝的喷泉，无一不烘托全座建筑物的巧夺天工。

无论在职业上，在兴趣上，你是个道地的画师。但是，除了绘画外，你对于音乐和文学的爱好，这不但不会妨碍你的进展，而且像牡丹绿叶一样，互相辉映，相得益彰。

目前新潮派的创作，风靡全球。女人的服装，日新月异而岁不同。长可及脚踝的服装，在“迷你”的口号的影响下，一再缩短，最后成为半裸体。但是，物极必反，现在“迷你”已经“迷”到极点，突然一变，改为“密实”，恢复到三四十年前我们做学生时代的风尚。此外，新潮派音乐，嘈杂不堪，震耳欲聋。在密不通风的冷气厅里，一面听着大锣、大鼓、铙钹、喇叭的声音，一面听着歌女通过麦克风的怪叫，再加上狂欢的听众的大声呼喊和雷动的掌声，简直使你设法子和同席的宾主们谈天。至于新潮派的绘画，乱涂乱抹，连自己也不知道前后左右，更不用说一般观众了。

你是个最懂得“豪放须从规矩中得来”的艺术家。你接受苏东坡的经验谈：“好奇而新，乃诗之病。”但是，你并不反对革新，你是要运用按部就班的方法，很自然地逐渐解放。这是科学界所坚持的“慢而稳”的方法，值得人特别尊重。

现在距离上次的个展已经十五年，照理你应该作第二次结账的阶段。但望天从人愿，再过十五年，好让你来个第三次的结账工作，举行第三次个展，届时，炉火更纯青，一切更到家，而这三次个展，刚好代表你个人的壮年、中年、老年的三个阶段，岂非艺林佳话？

此请

笔健！

子云（1972年7月4日）

二九

我常觉得，读书要有所选择，交友也要有所选择。因每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非常有限。顾此难免会失彼。假如漫无选择地乱看了许多无益的书，乱交了许多有损的朋友，这不但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且是和生命开玩笑。

××：

昨天有机会和你畅谈一两个钟头，这比较年轻时，在大学里上了一星期，甚至一个月功课，还有益处。原因是，许多教授和讲师，食古不化或食洋不化，“语不投机半句多”，他们讲他们的，我却费了加倍的精神来偷看我所爱看的书，或闭着双眼来养养神，好让课后有更充足的精力，到图书馆去钻研。

我常觉得，读书要有所选择，交友也要有所选择。因每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非常有限。顾此难免会失彼。假如漫无选择地乱看了许多无益的书，乱交了许多有损的朋友，这不但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且是和生命开玩笑。

少年时代，研读英国大哲学家培根的论文，我深切地觉得他的论调和我的口味很适合。他一来就教人怎样精读，怎样略读；怎样深交，怎样广交。例如研究一个问题，你首先要找出一单书目，然后选择其中三五种，细心咀嚼，慢慢推敲，在字里行间寻出优点和缺点，一经排比，黄金和沙砾，真实和虚伪，马上原形毕露。同样的，在公共的场合里，或私人的闲谈里，你可以考验当代人物的是非得失，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只有这样，才得到交友的益处。

平生选择朋友，以有义气、有勇气、有公德、无私心的人，为第一等人物。有学问、有才华、很能干的人，次之。

由于教育和文化的普及，我所结交的朋友，大多数都有一艺之长、一技之精，常识既然十分丰富，专门学问又独擅胜场。这种朋友的数目，至少在一百名以上。刘禹锡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两句话，大可借用来作我的“座右铭”。

就我这一套《海滨寄简》而论，在我通讯的朋友中，除了云海楼的成员，因为年纪较轻，成就的大小，还须再等待二三十年才可决定外，其余大多数的收信者，都有资格做我的老师。这是由衷的言论，一点也不虚构。但就品格而论——有义气、有勇气、有公德、无私心——到如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赶得上你。

你是福建省同安县人。少年在全国著名的集美中学读书。及长，到上海大夏大学研读。接着，你又负笈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的青年，大多数都以救国为己任，因此，你就选择教育学为研究的对象，以便学成之后，为国家培养人才。除了正科外，你对于美术也发生浓厚的兴趣。

自1867年，日本明治以后，由于政治上了轨道，无论教育和文化，军事和经济，样样呈现蓬蓬勃勃的气象。在美术方面，因为东京时常举行各种展览会，所以你时常有机会前往观摩。见闻既多，胸襟自然广大，而批评的尺度，不消说是与众不同。最近蒙你惠借《溥心畬画选集》，并蒙你很坦白地面示：“时人都说‘南张北溥’，事实上，张大千仅有绘画可和溥心畬抗衡，可是在书法上、诗学上，张大千远非溥心畬的敌手。”在你的指导下，我忙把《溥心畬画选集》反复研究，越看越体会个中滋味。

生在见利忘义的乱世，一般人只知趋炎附势。当你炙手可热的时候，非亲也是亲。一旦失势，甚至生病死亡，那么平时一味奉承的人，即刻给你白眼看，装聋作哑，宛若路人。这事情我见得太多，所以见怪不怪。

你的作风刚好相反。你是个见义勇为的人。在公务上，当你担任《南洋商报》采访主任以及本埠新闻编辑的时候，正值新加坡火城发生火灾。仗着你这一支犀利的笔锋，夜以继日地为文劝导和鼓励一般市民，鼓起最大的同情心，慷慨解囊，乐捐现金、食品、衣服，帮助受灾受难的人民。普通报馆职员，每天仅工作七八小时，你足足工作十六小时。在你的领导下，许多同事，也是继续不断地在履行各自岗位的工作外，还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因为连锁反应的作用，整个新加坡的人民，望风景从，把报馆当做“社会福利部”，这是你对报馆，对政府，对人民最大的功绩，虽然那时新加坡还受殖民地政府的控制。

在私交方面，几年前你有个旧同事在怡保去世。你一听到这么一个不幸的消息，马上向你所服务的机关请假几天，漏夜前往奔丧，直到一切办理妥当后，你才含着满眶热泪，回到新加坡销假。当时我目睹这情形，心里大受感动。我觉得你这崇高的品格，大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过去多年间，我疾病频仍。我心里认为，万一自己有三长两短，唯一可以付托重任的朋友，仅有你以及其他少数朋友。幸亏上天保佑我，让我渡过一道又一道难关，让我的儿女长大成人，不必再麻烦大家，但我对你的敬意，对你的友谊，虽海枯石烂，永远不会磨灭。

我时常觉得，孔子的门徒在他的人格的熏陶下，个个成为有胆量、肯担当的人物。例如子游问孝，孔子马上答道：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所谓孝顺的儿女，除了出钱出力奉养父母，以便报答养育之恩外，最重要的是“敬”字。同样的，朋友的关系，除了平时你请我喝茶，我请你饮酒外，必须加个“敬”字，不然，这就是酒肉之交，和真正的友谊还有一大段距离。

有学问、有才华、有能力的朋友，我认识了不少，但是，有义气、有勇气、有公德、没有私心的人物，几十年来仅找到你一位。物以罕而见珍，好朋友也是如此。

专此敬请

大安！

子云（1972年7月7日）

三十

为着寻求生存，人类必须适应环境。但是，适应环境必须有原则，不能昧着良心，乱来一场。君子和小人的分野，就在有原则和没有原则上边。

××：

最近有一位四十六年前订交的老同学，到新加坡来玩，事前没有通知，他先到报馆去询问，报馆同事告诉他说，我已经退休，并且把家里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交给他。接着，他就驱车到我们家里来。那时，我午睡初醒，正在胡思乱想，只见一位穿着便服的生人进来，喊了一声：“士升，你认得我吗？”说完，他亲自交给我一封情文并茂的信，要我先看完再说。

他这封信是在加拿大的旅店写的。本来准备投邮，可是他觉得，投邮手续太慢，说不定他本人已经到了新加坡，而信件还没有寄来。我看看他的信，再看看他的仪表，千头万绪，涌上心头。虽然我们长期没有通讯，但我知道他曾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过研究员，又教过书。到了联合国成立后，他就受聘为翻译组的一个要角，地位相当于大学的专任教授，而不是什么系主任，为的是他最怕应付人事。他一直在联合国服务二十五年，到了去年才退休。在联合国期间，他一直严守国际公务员的条例，不随便发表文章，更不肯作公开演讲。他小心翼翼地奉公守法，不想跟人家争一夕的短长。他既不想麻烦别人，也不愿意无辜受累。他的儿女，个个受完高等教育，有的当教授，有的当建筑师，过着相当安定的生活。

多年来，他守口如瓶，但社会上的是非曲直，他是心里有数的。他勤于剪报，搜集了不少资料，相信他将来可以源源不绝地写出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为着寻求生存，人类必须适应环境。但是，适应环境必需有原则，不能昧着良心，乱来一场。君子和小人的分野，就在有原则和没有原则上边。古人说得好：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

在极端困难中，散处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华人，须绞尽脑汁来应付一切现实的环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的是寻求生存。其中极少数特别机警，非常能干的人物，也许会飞黄腾达，其余大多数的人仅能“存在”（Exist），而没有“生活”（Live）。

华人到海外谋生，他们既没有政治的背景，又没有经济的支援；赤手空拳，飘洋过海。当他们于七八十年前，踏上设备简陋不堪的木船的时候，他们已经抱定宏大的志愿，除非将来有一天能够衣锦还乡，荣宗耀祖外，他们誓不生还。这种苦心孤诣大可惊天地而泣鬼神。

二十多年来，由于职业上的便利，我到过不少地方。无论通都大邑，穷乡僻壤，我都遇到一些华人。经过长期的考察下，我得到下列的结论。

第一，学习当地语文。因为言为心声，不通当地语文，就没法子跟人家往来，因而失掉一切可以发展的机会。当殖民地宗主国横行无忌，以欧美各国的语文为殖民地的官方语文的时候，他们便硬着头皮，学习欧美的语文。当各殖民地相继独立，以当地语文为官方语文的时候，他们又夜以继日地学习当地语文。此外，还兼通各种方言。因为语文这一道难关已经打破，他们才能够通商惠工，和邻居、同行、同事相处得非常融洽。

我有一位已故的朋友兼恩人朱继兴先生，潮阳人，17岁到西贡，每月仅得工资五元。他知道要在越南谋生，非通法文不可。于是他节食缩衣，每月付出四元去学法文。经过两年的苦读后，他可以自由运用法文来会话和写信了。接着，他就在洋行做书记。但是，他是个有志气的人，在洋行做书记，寄人篱下，到底不是个好办法，到了23岁，便辞掉原有的职务，独自出来开办“益兴公司”，经营出入口和船务。从此一帆风顺，到了第二次大战的前夕，已经被人公举为西贡中华总商会会长了。

这仅是一个例子，其他各地区类似的例子有的是，不必多述。

第二，知道礼节。华人的好客是世界闻名的。当他们畅晓当地的官方语文，以及其他方言之后，他们便进一步和各界人士交游。他们知道礼节，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洞悉无遗。他们服膺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于亲戚、朋友、同业、同事的喜庆事情，老是有具体的表现。这种同情心，一定会得到良好的反应。例如请客，华人总要很慷慨地使客人既醉且饱而后止。这笔钱并不会白费的，它是永远的通行证。在有些地区，政府颁发一些条例对华人不利，但当地居民对华人却另眼相看，这正是“好心有好报”。

第三，崇尚教育文化。华人对于各种宗教，多淡然处之，但是，对于教育文化却有坚强的信心。他们自己也许是幼年失学，识字不多，不过他们多数都知道毁家兴学，或者组织董事会，鼓励大家来创办学校，设立奖学金，资助各社团印行纪念刊，给当地留下一些重要文献，好让将来的学者有研究教育、文化、社团活动的资料，这种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以上三点是海外华人普遍的美德。至于他们的缺点，不能说没有。第一，好赌成性。在伦敦、利物浦、巴黎，我看见华人开设许多赌馆，一星期所节省下来的工资，就在休假那一天花得精光，甚至负债累累。第二，昧于私斗，昧于时事。他们安于眼前的生活，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和世界形势非常隔膜。到了不幸事变来临，他们只好自言自慰地说道：“天意如此，谁也管不了许多。”这些问题很有意思，值得社会学专家作进一步的分析。

此问

学安！

子云（1972年7月10日）

三一

当时一些想进大学而无路请缨的青年，好像求爱而又达不到愿望的人那样，他们的心灵深处所感受的苦闷绝非笔墨所能形容出来。

××：

神交二十多年，直到最近几年来，才有晤面谈天的机会。佛家所谓缘分，这事情现在才领略于万一。

据说，拙著《回首四十年》刚出版时，你还是中正中学的肄业生。因为你对我的作品有偏爱，所以你自动起来作义务宣传，鼓励同学购买我的作品。须知作家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以文会友”——包括真正赏识的知己，以及公正的批评家；前者作精神上的鼓励，后者作一面镜子。你曾经给我以莫大的鼓励，不过这事情直到十几年后才知道，真是失礼。

你是南大第一届中文系的毕业生，名列前茅，值得夸耀。据我知道，南大第一、二届的毕业生，有一部分是停学几年，在教育界或其他各界服务后，才有进大学的机会。因为当时的形势是这样：英文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进马大或英联邦各大学，华文中学毕业生，多数往广州、厦门、上海等地的大学进修。其余多数没有机会进英文或中国各大学的青年，只好停学，等待机会。《诗经》说：“爱而不见，搔首踌躇。”当时一些想进大学而无路请缨的青年，好像求爱而又达不到愿望的人那样，他们的心灵深处所感受的苦闷绝非笔墨所能形容出来。

你是那些想进大学而没有适当机会的青年之一。因此，当南大刚开学时，你就以“并力西向，千里杀将”的精神，奔赴前程。只因基础巩固，切实用功，所以你的成绩最为突出，备受师友的赞赏。

到了毕业后，问题即刻发生了。在重理轻文的时代，理科毕业生，马上可得到各种的奖学金前往外国深造，文科学生却走投无路，你曾受这种闲气十几年，就在这期间，一面努力学习英文，一面专门研究音韵学，直到前年你以留职停薪的办法，到一间英文大学去写一篇论文，得到硕士学位，这样一来，你才取得讲师的职位。

在这文凭万能时代，一个青年能够考到一张较高级的文凭，正是“一登龙门，身价十倍”。自你得硕士文凭，成为讲师后，一切机会纷至沓来。其中最使我高兴的，莫如哈佛大学奖学金，让你到该校做研究员。

哈佛是美国最老、最负时望的大学，历史达三百几十年之久。它的校友大多数在政治、经济、法律、工业、商业等界拥有崇高的地位，所以它的基金的雄厚，冠于美国各大学。

原来哈佛大学设有一间规模很大的“信托公司”，专门负责募捐、投资、购置地产、买卖股票等事情。只因经营得法，不是坐吃山空，所以每年的收入逐渐增加。光是学费一项，一年就需要三千元美金。再加上其余各种费用，非五千元美金莫办。

目前哈佛大学学生的数目为六千名，研究生为九千名，一共一万五千名学生，教授和讲师的数目，多达五千名，平均每名教授或讲师对学生的比例，为一对三。至于图书馆，全校一共九十五间，其中较大的图书馆有六间，如哈佛燕京学社的中文图书馆、法律图书馆、商科图书馆等，藏书的数量都十分可观。它的地位仅次于国会图书馆。

一个好学深思的青年，到了哈佛大学做研究员，真是如鱼得水，所有资料，堆积如山，问题只怕自己的素养不够深，所懂的语文不够多，所准备的基本知识不够渊博，不然，工作一天，就有一天的收获。

你的主任教授，是个通情达理的人物。你的奖学金原定为两年，但他觉得一个人要远离家庭两年，未免太难堪。因此，学校当局特地送你来回旅费，好让你回家团聚一个月，这种举动实在富有人情味。

我知道，去年初度赴哈佛时，沿途你曾参观各大学的中文系，尤其是音韵学的专家。这次于美国取道欧洲回新加坡时，你又到处参观著名大学的中文系。经过衡量比较后，你对于各著名大学的中文系以及它们的藏书情形，了如指掌。一面有广大的学术基础，一面又实地观摩它们的成绩，四美具，二难并，请问一位学人所追求的东西，除了良师、益友、图书、实物外，还有什么更为重要？

谈到音韵学，赵元任教授无疑是泰山北斗。赵教授是研究数学和物理出身的。当五四运动时代，他曾热烈地支持这运动，参加灌片工作，谱出《教我如何不想他》。到了中年时代，曾翻译《爱丽丝梦游仙境记》。最近三十多年来，在哈佛大学任教，所著有关于中文研究的书籍，每次出版，都被士林重视。

赵教授今年82岁，壮健异常，还能够自己开车，到处奔驰，毫无老态龙钟的现象。这儿仅为赵教授祝福。

据说，假期满后，你再度往哈佛深造时，赵教授将邀请你到他家里居住。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幸勿错过。从他的观点看来，一个人到了年老的时候，能够找到几位敏而好学的青年，作传道授业的对象，以便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此中乐趣，不足为外人道。从你这方面看来，在稠人广众中，能够被一代大师遴选为入室弟子，这种光荣，这种幸福，远非站在万仞宫墙外的普通学生所能想象。

现在你的行期，转眼即到，这儿顺祝你学业猛进，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到了明年学成归来之后，你大可施展你的渊博的学问，崭新的方法，传授下一代的青年，使南大日益进步。

哈佛的熟人颇多，得便请向我的老师洪煨莲教授，文友杨联陞教授，以及其他各位朋友处代为致意，费神心感！

健康逐渐恢复，得慰锦注！

此致

著安！

子云（1972年7月18日）

三二

善有善报，你虽不求报，而善报自然而然地送上门来，连你自己也不知道……

××：

平生所认识的人颇多，但我的知交主要的是学者、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各部门的专门人才。虽然有时也许因要事和达官显宦、富商巨贾来往，但这仅限于偶然的奇遇，我从来不放在心里。我承认没有知人之智，不过我却有自知之明。原因简单，自己是个无权、无势、无钱、无力的人，本着“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宗旨，对于地位过分悬殊的人，应该敬而远之。因为富贵人家到处有人欢迎，用不着加入我这一份。与其不自量力地去攀龙附凤，致遭人白眼，不如安贫乐道，守拙归田园。因此，富贵人家极少和我作深交。

但是，你是我所认识的富商中仅有的例外。自我到新加坡后，一下子就被你的真挚的友情吸住。我亲切地觉得你这个人既豪爽，又义侠，宛若悲歌慷慨的燕赵之土，在十里洋场里很难找得到。你知道我一贫如洗，但你更知道我是个有原则的人，绝对不会拖累朋友。二十六年来，友谊与日俱增；见面时，无所不谈，谈完，一切忘记；多开心！

你是个最喜欢读报的人。除了办公时间外，一有闲工夫，便拼命看报，从新闻到评论，从特写到广告，差不多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不受你注意。偶尔和你谈天，这才知道你对于时局的认识，比较一般文人还深刻得多。用“市隐”一词来形容你，实在是再恰当不过。

有一次，我的文字触犯时讳，有人趁机会要从豆腐里找出几根骨头来，然后深文周纳，大肆攻击。你目睹这情形，义愤填膺，准备大兴问罪之师。以后被人劝止。这事情当时我完全蒙在鼓里，到了后来，有人把这一切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给我听。从此，我对你的友谊又有进一步的认识。

自你的新居落成后，你对于胡姬发生浓厚的兴趣。为着培养高尚的兴趣，你不惜费了许多金钱去购买名种。花盆的数目，一年比一年增加，到了后来，你懂得配种的方法，奇花异卉，万紫千红，陈列得井井有条。偶尔到贵府观光，好像置身于伦敦摄政公园里的玫瑰园，北京中山公园里的牡丹和芍药园，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园。的确，倾国的名花，好像名山、胜水、白云、绿榭、美酒、佳肴、缓歌、曼舞一样，对于一个人的视觉、听觉、味觉，实在是个大享受。无论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都喜欢这些享受，所不同的是前者仅限于少数人，后者普及于大众罢了。

记得1957年，你曾准备一盆价值三千元的胡姬，由飞机运到檀香山去参加比赛。当寄出的前夕，我曾被请到府上去参观。你把这盆花放在楼上的阳台，花身高达五六尺，那时名花正在怒放，娇艳秀雅，兼而有之，再加上茁壮的枝干，碧绿的叶儿，雪白的轻纱，宛如正要踏上崭新的花车的新娘。

1958年，我筑了小楼一角。当我正要迁入的时候，你即亲自率领工友送来五十盆名花，又请工友来替我铺草场。这种慷慨的行动，使我这个寒士之居增加了不少光彩。

这儿我要穿插一段，亡友韩槐准先生，也在那时亲自到我的后院来替我种植三棵红毛丹，除了一棵不能长大外，其余两棵，年年有生产。那味道的清甜，果肉的爽脆，果汁的丰富，远非路边排摊上所能购买得到。现在韩先生的墓木已拱，睹物倍伤情，我深切地觉得，自己单独享受，不如与朋友共同享受，更见有意义。

你知道我并不是不吃人间烟火的神仙，你更知道我最爱吃水果。为着满足我的嗜好，一到果摊上有新鲜的佳果输入的时候，你一定盈筐地惠赠，如蜜桃、荔枝、龙眼、哈蜜瓜、苹果。至于每逢过年过节的食品，如年糕、端午粽子、中秋月饼，应有尽有。这是指平时的食品。到了每次病后，鸡精、牛肉汁、猪肝等补品，又源源而来，而且二十年如一日，从未错过。难怪内子要由衷地说了一声：“老连居留在新加坡，无亲无戚，你们这一家，可算是我的娘家。”这话一点也不错。

话又说回来；你给我这么优渥的待遇，仅算是我三生有幸。经过我长期的观察后，我亲切地觉得，你对于一般文人学者，都是十分客气。例如某教授，他今年已达85高龄。偶尔他到你的俱乐部去聊天的时候，你老是很有礼貌地招待他，除了嘘寒问暖，敬茶敬酒外，还特地邀请他到府上谈天。到了临别时候，你特地请工友替他找一辆出租汽车，替他付还车资，丝毫没有厌倦，更不愿意让受惠者知道你曾经替他服务。你这种慷慨的行动，仅有我的另一位好友H医生，可以和你媲美。H医生知道一般文人的腰包羞涩，所以他替许多文人看病，从来不收医费，而且时常邀请喝茶吃饭，功成而不居，切实遵从“道德经”的遗风。

我不迷信，但我却深信报应这事情，所谓报应，这完全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问题。一个好心肠的人，他当然会心平气和，笑口常开。影响所致，使全家人得长享心理上的健康。另一方面，一个心术不正的人，整天想谋害这个，欺负那个，他的心理永远得不到片刻的宁静，影响所致，使家庭变成屠场。

真是和气致祥。在你的“为他主义”的训导下，你的女儿已成为很有名望的妇产科专家，男儿得到科学博士，成为植物学专家。其他各位，有的已在社会上担任要职，有的仍在大学肄业。善有善报，你虽不求报，而善报自然而然地送上门来，连你自己也不知道。

此请

阖家平安！

子云（1972年7月20日）

三三

自知没有韩信的才干，但三生有幸，能够得到漂母的青睐，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

阅7月21日《南洋商报》，刊载大著《“中国城”堤岸去来》，不胜钦佩！

大著除了很轻松而流利，细腻而忠实地报道堤岸的情形外，还特地以两段文字把我鼓励一番，这儿仅向你致最大的敬礼。

提起越南，我不禁百感交集。我是和老同学戴淮清兄、罗牧兄三家人同时搭一艘运猪船前往越南的。我们所以选择越南，主要的是为逃避饥荒。当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即刻成为瓮里之鳖，水电断绝，粮食店关门。本来一大包白米仅值二十元港币，到了日军占领香港后，一下子涨价到三四百元，而且买不到。姑定能够买到，沿途还害怕有人抢劫。在那种情形下，凡是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无论黄豆、绿豆，以及其他各种杂粮，我都不问价钱，尽是采购回来。这些杂粮，不是储藏在米缸里的，而是珍重地放在书桌的抽屉里的。想起陶渊明所说的“缸无储粟”那句话，不禁对他表示无限的同情，同时，这刚好反映当时我们的处境。漫说一口缸、一个抽屉没有粮食，姑定粮食储藏满缸、满抽屉，这到底能够维持得几天？为着彻底解决粮食问题，我们三家决定往越南跑。

罗牧兄是我的同学，又是我的内兄，他生长于越南，为人富于热情，长于交际，而且会说标准的越南话和潮州话。和他同行，等于黑夜航行里的一盏明灯。

在逗留广州湾时期，罗牧兄介绍我认识一位越南中华总商会会长兼《远东日报》社长朱继兴先生。仗着罗牧兄的大力介绍，彼此很快成为知交。

到了堤岸后，我们三家人即刻为着生活问题分道扬镳。罗牧兄留在堤岸南侨中学教书，因为该校校长王贯一兄也是燕大同学，一说即成。戴淮清兄靠他的同乡黄维齐兄的保荐，到槟知省的一间小学当校长，我却到茶荣省福建小学当校长。

过了一两年后，学校经费发生困难，我必须另找个地方谋生。我亲自到堤岸去请教罗牧兄，请他陪我到朱继兴兄处想办法。那时，朱先生卧病在医院里，我把来意说明。他坚决反对我到西贡或堤岸去找事情做，为的是前途非常危险。我愁眉不展地表示现在毫无办法。他说：“你每月需要多少钱做生活费？”我答：“两百元越币。”他听完，即刻开着衣橱，拿出五百元越币送我，并且再三叮咛道：“这笔钱请你拿去用，用完再来拿。”面对着这种慷慨的行为，我差一点儿要流下泪来。

过了两个月，我的钱快要用完，我又到堤岸去拜访他。他又很爽快地惠赠五百元。

接着，日军又开始轰炸，同时，检查越来越严厉，谁被日军注意或怀疑，就格杀无疑。在无可奈何的环境下，我不得不厚着脸皮，恭请朱先生帮忙。我对他说：“目前由乡下到堤岸非常危险，时常出来，恐遭不测。不知道朱先生可否帮我一个大忙，索性借我四千元，让我到乡下去做小生意，等战争结束后，我愿意做牛做马，报答大恩。”谁料我的要求完全被接受，并且教我怎样把现金换成实物，免得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样一来，我才心安理得地回到乡下，过着田园的生活：每天按时读书、翻译、散步。早眠早起，与世无争，与人无忤，成为道地的乡下人。可惜我所译的一部《近代美国经济史》，都二百万言，全书还没有译完，战争已经结束。这部稿子一直放在我的抽屉26年，直到去年退休，要把一切书籍和稿子从报馆搬回家的时候，忽然下个决心，把它烧掉。因为目前精力既有限，兴趣又偏重文学，这部大著恐怕没法子完成的希望；姑定能够完成，恐怕也没有出版的机会。至于此时此地的书业市场，大家都明白，一部定价在二三十元以上的专门书籍，一般读者将掉头不顾，虽然我手头所有的四册经济史——即《商业史》、《工业史》、《现代德法经济史》、《经济史方法论》——我决定在我的《文集》第二辑出完后，想法整理出来，并且把其中的一册——《现代德法经济史》——贡献给朱先生，作永久的纪念。

当战争结束后，朱先生即刻打电报请我到堤岸。他兴高采烈地请我到《远东日报》帮忙，并且邀请我和他合作做生意。不过我归心似箭，对于经商毫无兴趣。凑巧中国所派出的代表团接二连三地到堤岸，他们要我帮忙，我眼看路费有着落，所以取道柬埔寨、曼谷、经菲律宾赶回重庆。

在重庆和南京小住半年，深知通货膨胀，一家生活极难维持，于是找个机会到南洋来。当我到堤岸的时候，朱先生已经病入膏肓，他有气无力地告诉我说：“别后年余，我的生意非常发达，现在特地送你十万元越币，作为研究费用，请笑纳！”

这种富有戏剧性的行动，使我感激不尽。不久之后，朱先生去世，我曾为文哀悼。自知没有韩信的才干，但三生有幸，能够得到漂母的青睐，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我自问不是经商的人才，所以把这笔钱交给《远东日报》董事长朱文义先生。他替我经营两三年，每年替我找一些利润，补贴我的旅费，因为我到欧洲旅行期间，每月仅得四百元薪水，交通费和生活费都算在内。等到我在新加坡安居下来后，我马上请朱文义先生把朱继兴先生送我那笔钱送还他的家属。来清去白，从来不用借单或票据，这是前一代的华人的美德。

我很高兴，朱文义先生的公子烈登兄已经荣膺《远东日报》社长。虽然这位发奋图强的青年我还没有见过面，但他对我的过誉，不禁给我以一服强心剂。

容再谈，顺祝

笔健！

子云（1972年7月22日）

三四

有人问我，南大和新大有什么分别？我答道，“新大得力于天时、地利，南大应得力于人和。”

××：

日前H兄夫妇从美国到新加坡来观光，我提议由燕大同学会公宴，结果，却由你个人单独掏腰包。后来举行聚餐会，你却因事不能参加，怅甚！怅甚！

据说，薛寿生博士已应聘，担任南大校长，因为现任校长黄丽松教授即将前往香港大学做校长，势难挽留。由于时局的大变动，过去六十年间港大校长一席全部由英国人包办，现在不得不改弦易辙，聘请中国人来接班。更难得的是，黄教授是港大的校友，对于母校的历史和现状十分明了，驾轻就熟，许多困难的问题，当可迎刃而解，所以毅然决定接受这重任。

即将上任的薛博士是燕大校友，离校后，曾到瑞士深造，所以语文这一关，当然不成问题。此外，他曾担任南大校外考试委员几年，去年他又应南洋学会的邀请，到新加坡大会堂发表专题演讲，此间学术界人士对他已有相当认识，可惜那时我为病魔缠绕，不然，我一定要邀请大家好好地招待他一番。

燕大的校训“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很有意思，现在趁机会解释一下：

一、真理。燕大虽然是教会学校，不过它所崇尚的真理，不限于基督教义，而是包括古今中外的圣贤所倡导的真理。的确，真理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它是“放之百世而皆准的”。崇尚真理的人，大家都有共同的标准，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语言。这一关打通，以后无论研究哪一门学术或艺术，大有殊途同归的乐趣。

二、自由。“不自由，毋宁死！”罗兰夫人这两句名言，正是道破天地间的秘密。譬如说，我平生没有到舞厅去献丑，但有人如禁止我到舞厅，我就非去不可。据我的朋友的经验，他所出版的书籍，销路相当好，其中有一种被列为禁书后，销路突增。除了存货被抢购一空外，还有人盗印。这儿可见人类多么酷爱自由。

大学生和研究生并不是小学生，可以随便受人指挥的。请问《史记》、《红楼梦》、《水浒》等名著的作者，是谁出题目给他们做的呢？是谁指导他们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的呢？假如司马迁、曹雪芹、施耐庵愿意随便接受别人的指挥，那么他们绝对不能“成一家言”，而他们的作品也仅堪覆瓿了。因此，学术自由是大学的首要条件。

三、服务。幼学壮行，这本来是办学的宗旨。大学既然是最高的学府，它所训练出来的人才，必须随时随地准备为人民服务。大学不是逃避现实的隐居，它要鼓励人作献身社会的准备。这一点每个大学生应特别注意。

谈到南大应走的路线，我们应该先认清南大的处境。南大于1956年正式开学，但它曾费了几年时间做筹备工作。想当年，在殖民地政府下，它必须采用“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的名义来注册，实在使人啼笑皆非。这儿我们不能不佩服创办人的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美德，他们深信屈原的训导：“苟吾道之不遗，虽颠沛庸何伤？”只要南大能够办得成功，那么“呼我为马者，应之以为马；呼我为牛者，应之以为牛”，这到底又有什么关系？

有人问我，南大和新大有什么分别？我答道，“新大得力于天时、地利，南大应得力于人和。”新大历史长久，校友高踞要津，这是事实，谁也不能否认。南大历史短浅，小本钱要做大生意，其间难免要经过许多困难。

为着克服许多困难，南大必须在人和方面痛下工夫。

从“南洋大学有限公司”，到名正言顺的南洋大学；从没有人承认，到国际上普遍承认；从自生自灭，到政府大力支持；中间不知道经过多少艰险的行程。今后仍须努力，争取更多的经济援助，以便研究工作的积极进行。

除了政府的支持外，南大须和社会人士密切合作。目前一般青年，在没有进大学以前，已经非常关心将来的出路问题。一谈到出路，学校必须和社会人士互通声气，看看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人才，南大所培养出来的又是什么人才。只因事前早就有所准备，所以学生毕业后，马上可以和有关的公私各机构衔接起来，而不会脱节。不然，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不但使学生及其家长忧虑，而且会影响到现任教职员和在籍学生的情绪。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校友的地位。国际上各有名大学，除了尽量礼聘德高望重的外籍或外校的人才外，在可能范围内，最好给校友以应有的机会。他们对母校应兴应革的事情，懂得太清楚了，所以他们的意见是值得重视。

行将上任的薛校长，今年才45岁，比较我们年轻二十年。我希望他能够连任十年、二十年，在安定中求进步。

现值新旧校长交替的时节，你不妨费一点时间和精力，筹备一个大规模的迎新送旧大会，广邀理事会、教授会、校友会，以及各界名流参加。一面馈赠旧校长以纪念品，表彰他的勋功伟绩；一面给新校长全力的支持，使南大办得更有声有色。事实上，这些事情恐怕你已经想到，或者已经在筹备中，而我的建议，仅算是献曝之勤罢了。

历史是连绵不断的，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你身为南大研究院院长，算是重要台柱之一，望你特别注意。

此请

教安！

子云（1972年7月23日）

三五

不论幼童、中学毕业生、或大学毕业生，假如他们在外国住上七年、十年，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将有偏差。

××：

接来信，知道F侄申请香港大学、美国大学、加拿大大学，都被录取，可喜！可贺！

目前香港九龙各校的高中毕业生，每年约有两万人，但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录取学生的名额，不过百分之十左右，其余百分之九十左右的高中毕业生，必须到海外各大学去找出路。过去十年间，加拿大各大学广开大门，让港九的高中毕业生有深造的机会，美国次之，英联邦各大学又次之。那竞争的剧烈，真是骇人听闻。

现在F侄申请三处的学额，都蒙录取，这儿可见他的程度实在不错，所谓“真金不怕火”，无论怎样考验，都能够过关。

承询港、美、加三处，以何地为最理想。我毫不迟疑地选择香港。

过去百年间，在欧美列强的“炮舰政策”的淫威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许多国家被沦为殖民地或次殖民地。在这些地区里，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比利时文、荷兰文、法文、英文，分别成为有关各殖民地的官方语文。因为殖民地的教育落后不堪，所以一些青年，不甘寂寞，忍受一切傲慢与偏见，讥笑和侮辱，前往里斯本、马德里、布鲁斯、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华盛顿或其他城市去深造。他们把上述各地当做“祖家”，连巴黎的矿物水也叫做“祖家水”，其他事情，可以推论，不必细述。

在那种环境下，留学叫做镀金，留学回来，马上可得到高官厚禄。因此，一般人都愿意往这条路跑。

就近代印度的大人物尼赫鲁而论。他在十五岁那年就前往伦敦的哈卢公学读书，由哈卢再进剑桥大学，由剑桥再进伦敦法学院，前后七年，把他铸成道地的英国学者。因此，当他22岁从英国回到印度的时候，他对于印度的一切，差不多忘记得一干二净，成为三不像人物了。

幸亏尼赫鲁根器深厚，他心甘情愿地接受导师甘地的指挥，从头实行再教育，把自己改造为标准的印度人，能够和各界人士合作无间。不然，他早已成为英国人，和印度同胞格格不入，虽有伟大的怀抱，恐怕也是一筹莫展。

最近一二十年来，各殖民地相继成为独立国，教育政策，尤其是留学政策，起了大变动，现在差不多成为定型。大家宁愿费了极大的时间、精神、金钱来生产本国陶铸出来的真金，不爱吃现成饭似的镀金。这种正确的留学政策，已经博得全世界的赞许了。

从前根本没有留学政策，现在算是有一定的政策。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容许幼童到外国去留学了。现在出国的青年，起码需要高中毕业的程度；再进一步，需要本国大学毕业，在国家任事二年，完成国民服役等程序后，才可以到外国留学，虽然短期旅行是个例外。

这样一来，个个学有根柢，知道国家所需要的是哪一部门的学问，学生个人的特长在哪儿，缺陷又在哪儿；哪间外国大学拥有他所专攻的课程的名师，哪间大学的设备最适合自己的要求。经过长期的询问、研究、讨论，国家才批准青年出国，而这些青年经过多次遴选后，才有出国的机会。因为事前准备非常充分，所以出国后，便可单刀直入，一到新地方，马上可开始工作，做一年有一年的收获。从前出国的幼童，或中学毕业生，初出国时，头脑是一片白蜡，读书多数是被动的，毫无选择的，比较现在有计划、有重点的留学政策，相去何止霄壤？

还有一层，不论幼童、中学毕业生、或大学毕业生，假如他们在外国住上七年、十年，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将有偏差。最近我有个很优秀的青年朋友，他在外国住了九年，中间还回国度假一次。这次带着外籍太太回来，首先使他觉得难受的，就是这儿的气候太热、湿度太高，初到的一两晚，简直不能入睡。另外有一对夫妇，他们在外国三十年，最近到新加坡来度假，住在豪华旅店的冷气房里，凑巧有一两只蚊子嗡嗡叫，弄得他的太太彻夜失眠。想当年，我们住在农村时代，木虱成群，蚊子一大堆，第二天醒来，满脸血痕，而我们却甜睡到天亮，从来不知道失眠是怎样一回事，安眠药是什么味道。这儿可见，短期住在外国，走马看花，学不到什么东西；长期住在外国，将来学成归来，却成为陌生人。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真是活受罪！

还有一层，人类是群居的动物，无论到什么地方，你总要跟人家往来，久而久之，日亲日近，日疏日远。对于本国的亲戚朋友，因为空间的距离，起初，还可以写信联络，以后慢慢疏远了，甚至整年没有通一封信，等到回来后，一切陌生了，主人变成“新客”了，实在不方便！

另一方面，在外国所结交的朋友，一经分别，等于前功尽废。须知朋友是一宗莫大的资本，离群索居固然是很大不方便，“远水救不得近火”，更是实情。虽然外国所结交的几位知心的朋友能够而又愿意自行帮你的忙，但是形格势禁，实在毫无办法。这事情许多留学生当有同感。

事情是人干出来的，见面生情，到处都一样。假如你要事情办得通，人和人的关系一定要搅得水乳交融。在本国受完小学、中学、大学教育，认识的同学成千，结交的成百，其中还有几位成为知己。俗语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一个人拥有几位知心，等于增加了几副官觉，几套本事，而这些力量是会无限制放大的。因此，我才敢断定在本国受大学教育，比较到美国、加拿大好得多。

此请

近安！

子云（1972年7月26日）

三六

“古来圣贤皆寂寞，”诗仙李白早就看透世态炎凉。博览群书的曹先生也明白这道理，所以他临危不惧，心安理得地跑到极乐世界去安息。

××：

接来信，知道你对于曹聚仁先生的病况非常关怀。据今天消息，曹先生已于7月23去世。一代名报人、名散文家、名传记家、名中国现代史专家，溘然长逝，至为可惜！

曹先生是个无权、无位、无钱、无势的落魄文人。他的笔下至少产生了几千万字，影响力极大。只因他没有靠山，没有组织，没有群众，所以他死后，没有通讯社给他发通讯稿，没有报纸给他大吹大擂，更没人给他开追悼会，仅把他当做普通市民看待。好在他有自知之明，不然，他没有病死，也应该活活气死。

“古来圣贤皆寂寞”，诗仙李白早就看透世态炎凉。博览群书的曹先生也明白这道理，所以他临危不惧，心安理得地跑到极乐世界去安息。

曹先生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蒋畈村。自幼家贫。他读完杭州第一中学后，就出来谋生。只因社会上看重文凭，不注意实学；看重人事背景，不注意个人造诣；所以他年轻时代要比那些有机会进大学，或者外国留学回来的青年多吃十年苦头。

其实，就实际的学问而论，在中学时代，他得力于朱自清、刘延陵、李叔同（即弘一法师）等老师。再进一步，他受章太炎、梁任公的影响。更进一步，苏联的名作家屠格涅夫，法国的名作家左拉、莫洛亚等人给他印象独深。至于日常运用的文字，《儒林外史》、《红楼梦》，变成他的枕中鸿宝。最近二十年，他所搜集的中国现代史的资料非常丰富，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以著名的中国现代史专家终老，可惜他的兴趣越来越广泛，精力越来越衰退，尤其是自三年前在九龙广华医院施手术后，体重减去一半。病后没有休养的机会，除了每天要“爬格子”，寻求生活费外，还替周作人整理和出版一部《知堂回忆录》。精力过分透支，营养料又不够理想。加上他的儿子在工厂工作时，因重伤去世，这是个大打击。内心的惨痛，绝对不是多年疾病缠身的老文人所能忍耐得住。

在思想上，他是走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路线，和英国费边社的会员颇接近。因此，极右的人把他当做洪水猛兽；而极左的人又笑他不够彻底。

他的学问基础极佳，但他的文凭没有人多，所以在复旦、暨南等大学教学的时候，他没有占到一点便宜。他本来想教史学，不过有人阻挡他，仅让他教国文。

到了抗战军兴，他投身中央社，奔走大江南北的战场，而《中国抗战画史》，成为战地生活最特出的纪录。战后，他担任《前线日报》的要角，可惜在当时中国的报业上，大权操在《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新闻报》的掌握里，《前线日报》仅算是地方性，而非全国性的报纸，所以不能发生大作用。须知“万物各有托”，假如自己心力所寄托的企业，规模和销路很有限，这无形中是个大损失。

到了1950年，他就跑到香港，卖文为生。起初，他曾和一些友人创办创垦社，印行《热风》杂志。后来，又在《循环日报》担任要职，同时，开始拼命著书。不久之后，他又在一间新报馆当编辑。就在那时间，他和《南洋商报》、《南方晚报》写通讯稿，但不是正式的职员，写一篇拿一篇的稿费，不写就没得拿。生活的辛苦，可以想见。

真是“文章憎命达”。生活越没有着落，著作反而越殷勤。战后二十多年来，他所著的书，至少有四十册，其中大多数都很畅销。

曹先生的著作，可分为几方面：

在国学上，他曾编辑章太炎先生的《国学概论》。

在报道上，他曾著述《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这些书都成为畅销书。

在周氏兄弟的研究上，他曾写过《鲁迅年谱》，帮忙周作人到处接洽《知堂回忆录》。

在传记文学上，他写过《蒋经国论》、《蒋百里评传》这两种传记，是他得意之作。

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上，他曾搜集许多原始的资料。可惜他仅完成《现代中国通鉴》甲编，其余四册，还没有脱稿。

在游记和散文上，他已经出过《万里行记》和《人事新语》等书，这些书极受读者欢迎。

在编辑选文上，他曾编过《现代名家书信》、《现代中国报告文学选》等书。

在小说创作上，他曾写过《酒店》。

最后，据香港报纸的广告，他曾编辑一套有关中国戏剧的书。这部书卷帙繁重，我买不起，但又不敢请他题赠。看报纸上所刊载的目录，倒是洋洋大观。

三年前，他施过大手术，病后，身体仍没有康复，最近九个月来，他辗转床褥之间，每天达十八小时，但他仍著书不辍。他仅知道自己患的是风湿病，行走不便，但他绝对没有想到，自己患的是很严重的骨癌，算是不治之症。他本来是住在香港，直到五月间，才搬往澳门震华医院。一代文豪，终于撒手西归，良堪痛惜。

曹先生学问渊博，但没有自己的根据地；交游众多，但没有组织。平生仅靠一枝笔杆，纵横海内外，到了去世之日，好像烟消灰灭。这是文人的命运。写到这儿，不知涕泗之何从。

此问

近安！

子云（1972年7月27日）

三七

目前新加坡人士醉心于物质文明，多数人见面的时候，彼此所关心的，无非薪水、物价、洋楼、汽车、股票、马票、牌经。至于出版界有什么新书出版？个人看过什么新书？这好像是不入耳之谈，极少人会提出来。

××：

昨晚闲谈，得益极多。

你那么年轻，早已考到最高学位，担任大学里要职，可喜！可贺！

更难得的是，你不以眼前的成就，而觉得心满意足。相反的，你有更高的怀抱，更大的志愿，所以你要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博大精深的目标的追求。想起来，真是使人肃然起敬！

承询最近看什么新书，光是这问题的提出，就充分证明，你的眼光与众不同。目前新加坡人士醉心于物质文明，多数人见面的时候，彼此所关心的，无非薪水、物价、洋楼、汽车、股票、马票、牌经。至于出版界有什么新书出版？个人看过什么新书？这好像是不入耳之谈，极少人会提出来。

老实说，最近我所看的新书有好几种，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前任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所著的《数风流人物》（Titans & Others，By Malcolm MacDonald）。

麦唐纳这部新书所提的有七位要人，其中尼赫鲁，我曾写过长传，并且正式访问过；丘吉尔，我曾写过短传；西哈努克，我在战后初期访问时，曾受他招待到金边的皇宫茶叙；苏加诺是马印对抗时期经常要检讨的人物。老麦唐纳，是英国工党第一任首相，也就是本书作者麦尔康的父亲，关于他的零零碎碎的材料，我曾阅览一些，不过这篇传记使我对他有具体的认识。至于爱尔兰的维勒拉（Eamon de Valera），非洲的肯雅达（Jomo Kenyatta），过去毫无印象，最近通过麦唐纳的文章，才得到初步的介绍。

首先谈到麦尔康的父亲兰赛·吉唐纳。作者一开口叙述父亲的身世，马上指出父亲是个“私生子”。这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很看不顺眼。在旧中国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兰赛是苏格兰人，出身贫贱，没有好好受教育。他的学问完全是自修得来的。凡是白手成家，平步上青云的人，他难免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诚如孔子所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同样的，兰赛出身的贫贱，他不得不深入民间，深刻了解民间疾苦，凑巧那时英国式的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其他国会议员，仅从书本里得到一些肤浅的知识，道三不着两，语焉不详。兰赛却深知内幕，所以他的言论备受全国人敬重。加以他口如悬河，话盒子一开，滔滔不绝，所以大家一致推他为领袖。到了竞选结果，他俨然稳坐首相的宝座。这是1924年的事情。到1929年至1931年间，他又被选为首相，不幸那时世界经济恐慌来临，他对于政治很有办法，对于经济，却一筹莫展。到了失败后，众叛亲离。从前交口称誉唯恐不及的同僚和同志，现在到处咒骂他，还觉得不能吐出胸中不平的怨恨。须知打败仗的将军，被人推翻政权的首相，只好自认倒霉，怎样解释也没用。

其次，要谈到丘吉尔。麦唐纳曾博得丘吉尔的青睐，在大战期间，担任卫生部长。这个职务虽然不如国防、外交、财政等部长占了显赫的地位，即“内阁的内阁”，但作者却竭尽绵力，时常到枪林弹雨，碎瓦颓垣中去救死扶伤。他的热情，他的尽责，曾受丘吉尔的赞赏。

丘吉尔是个胸罗万卷，积极乐观的人。他抱着抗战必胜的信念，所以在非常不利的环境中，人家早已失望到极点，而他却“屡败屡战”，绝不投降。在战略上，他固然指挥若定，给盟国领袖作南针；在精神上，他鼓起全世界反抗纳粹和法西斯人士的信心。像他那种雄辩，那种气魄，只有“天才”二字才可以形容于万一。

普通人偶尔担任一些要职，就手忙脚乱，丘吉尔在军书傍午中，还能够聚精会神地口授他的大著，每天多达四千字，这种大才，虽不敢说是绝后，至少可说是空前。

再次，要谈尼赫鲁。论素养，麦唐纳和尼赫鲁都受过英国最贵族学校的教育；论思想，二人都崇拜温和的社会主义；论风趣，二人都爱好文学而又富有幽默感。虽然尼赫鲁被殖民地政府监禁十几年，但他是个有守有为的政治家，仅反对制度，绝不反对个人，所以印度革命成功后，一般英国官员仍受尼赫鲁的礼遇，尤其是麦唐纳，当他荣膺最高专员的时期，他时常做尼赫鲁的上宾，在夕阳无限好的草场上恳恳深谈，成为真挚的知交。

尼赫鲁坚持中立主义，在东西两大集团都走得通。他和周恩来最谈得来，不幸尼赫鲁年老力衰，政权控制不住，致发生中印边境事件，亲痛仇快，使尼赫鲁伤透了心，结果赉志以殁。

最后，要谈苏加诺和西哈努克。作者非常佩服苏加诺的才干，同时，也赏识他的风流和爱好艺术。他认为苏加诺是彻头彻尾的革命家，离开革命，连一天也活得不耐烦。他既要和荷兰斗争，又要和马来亚作对头，更要准备和中国结仇。难怪麦唐纳要下个结论说，苏加诺仅知革命，不懂政治。假如苏加诺能够像毛泽东一样，能够找一位像周恩来那样的人物，给他做搭档，专管政治外交，那么印尼的进步，也是一日千里。

至于西哈努克，麦唐纳认为他的生活过分豪奢，脾气太暴躁，许多事情没有考虑周到，便发表意见，这是政治领袖的大忌。他如爱尔兰的维勒拉，在职位上是自由邦的首相，不过一般民众却说他是个叛国者。非洲肯雅的政治领袖，一向默默无闻，所以麦唐纳所写的小传，很难引人注意。

简单说一句，麦唐纳谈吐不俗，评论扼要中肯，这本书是茶余饭后可以一读的好书。

此请

俪安！

子云（1927年7月29日）

三八

在商业社会里，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给日常的工作消磨净尽，剩下一点闲工夫，应该保留下来，从事自己所喜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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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因健康关系，息影家园，过着息交绝游的生活。许多相熟的朋友，一年见不到一次面。人家以为这是寂寞无聊，我却觉得这是养生的大道。须知在商业社会里，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给日常的工作消磨净尽，剩下一点闲工夫，应该保留下来，从事自己所喜爱的东西。因此，许多相熟的朋友不来看我，甚至不通一次电话，倒是切中下怀，绝对不会埋怨人家。

你是个交游广阔，重视友谊的人，这是个美德，值得人敬重。现在我想趁机会谈一谈“友人和敌人，感情和利害”这问题。

人是群居的动物，离群索居是一宗非常难堪的事情。一个小学生最害怕的，并不是读书不及格，给校长打屁股，或者给家长责备，而是一般同学拒绝和他交游，或者故意用毒言恶语来伤害他的自尊心。同样的，一个青年人最害怕的，就是寂寞无聊，旧交早已疏远，新识又很难谈得来。万一健康欠佳，整天对着药炉病榻，眼巴巴地看时钟片刻不停地像流水一样消逝，那时内心的苦闷，只有伟大诗人杜甫的名句“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才能够形容于万一。

打从中学时代起，学校有各种组织，每个组织，都有一份简章，说明它的宗旨，其中最重要而又最常见的句子，莫如“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为着联络感情，免不了时常开会，有时还会互相邀请喝茶、吃饭、看戏，以及其他各种文娱活动。那些平时比较活动而又好客的人，很快就认识很多人。久而久之，他很容易成为这社团的台柱，负起领导的责任，这说明交游很有用处。

由于时常接触，彼此交称莫逆，这说明朋友众多，将来做事很方便。但是，且慢！朋友的反面是敌人。一百个朋友中，仅出了一个敌人，就够你头痛，甚至会遭遇一切灾殃。

少时，研读《左传》，知道华元要准备和敌人开火。在战争爆发的前夜，他在军营设宴鼓励将士。不料他的车夫吃不到羊羹，于是怀恨在心，到了真正开炮的时候，这位车夫就理直气壮地拍着胸膛说道：“好家伙！昨晚请客你做得主。今天打仗的事情，我当然做得主。”心里一横，杀气顿生，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把华元开到敌人的阵营，让他惨败。

照规矩，车夫和雇主有密切的关系，无论平时或战时，彼此应该互相照应。但是，这位车夫因为吃不到羊羹，即刻把脸儿拉下来，以私害公，这应该怎样解释？

初到教会学校读书，《圣经》被列为重要课程，由校长亲自教导，使我得益不浅。可是每年复活节来临，我不禁要联想到耶稣竟被他的门徒犹大出卖，钉死十字架上边。耶稣德高望重，举世同钦，可是谋害他的人，居然是他时常很接近的门徒。这是谁也梦想不到的事情。

自离校后的四十多年间，对于国际时事稍微多注意。撇开资本主义国家的旧传统不谈，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事关系，最重要的是同志。一个人的品德、学问、技能、忠诚，被大家承认后，才有资格做团员或党员，可见同志这个衔头并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确，志同道合是一宗十分难得的事情，所以《诗经》才有“虽有兄弟，不如友生”的说法。

但是，最相知的同志，不管具备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同患难共死生的历史，到了一朝发觉利害冲突的时候，马上可置之死地，而一路来彼此互相称呼那么甜蜜的“同志、同志”一词，竟成为讽刺语，丝毫没有意义。

原来权位势利是个最现实的东西，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在夺权运动最热烈的时候，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既不顾前，又不顾后，先抢到大权再说。例如一个国家首领死后的继承人问题，他的左右两派亲信人，誓必力争，到了最后关头，得胜的一派，控制整个国家；失败的一派，就死无葬身之地。例如列宁死后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斯大林死后的赫鲁晓夫和马林可夫。正是“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别的没得说。

你记得，加纳的领袖恩克鲁玛访问莫斯科和北京，到了回国的前夕，一脚被人推翻。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也是在回国的前夕，国内发生政变，结果，只好以流亡政府的首领地位自居。至于印尼之父的苏加诺，当他的政权被人抢去之后，正是“昔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大家异口同声地把他骂倒骂臭。

人生实难。在这时局瞬息万变的时候，每天翻开报纸，差不多都有惊心动魄的新闻。得志一条龙，失意一条虫，是龙是虫，只有最后的胜利或失败，作个定论。

你的交游甚广，认识的人相当多，得空不妨把五只手指伸出来，细数平生知交是否能够把它们数完。

“友到恩深怨亦深”。朋友或同志，到了利害发生冲突的时候，感情早已吓跑了。

此请

大安！

子云（1972年8月3日）

三九

文化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结晶。某一国家的文化就是该国人民，一代传一代的一切活动的总和。因为文化不是一朝一夕产生出来的，而是长期累积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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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7月28日信，不胜喜慰！

来信洋洋几千言，一气呵成，不但文字非常流畅，而且思想日渐成熟，这是进步的象征。

我平时爱读伟人的传记，例如英国最著名的史家吉朋，文武双全的丘吉尔，他们一生最得力处，全在青年时代的一年半载。只因他们灵感一来，懂得潜思默想，找到窍门，以后就可运用势如破竹的姿态，毫不费力地打破一切难关。望你一步紧接一步地向他们学习。

承问文化传统或文化背景问题，很有意思。这问题我曾写过几篇文章，并作公开演讲。现在很扼要地和你讨论。

文化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结晶。某一国家的文化就是该国人民，一代传一代的一切活动的总和。因为文化不是一朝一夕产生出来的，而是长期累积起来的，所以历史较久的国家的文化，自然而然地根深蒂固，源远流长。

目前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有中国、印度、希腊、埃及，这四个国家的文化史当然比较其他新兴国家的文化史长远一些，这是谁也知道的铁的事实，不用辩驳，同时也没有辩驳的必要。

但是，我们不能一笔抹杀地说许多新兴的国家，尤其是战后由殖民地蜕变而为独立国的一些国家，根本没有文化，这是个大错误。

例如澳洲，一般人顺口，给它一个绰号，说它是个囚犯的国家。不错，一百多年前，英国的统治者曾把那些被判处终身徒刑的囚犯送到澳洲，让他们自生自灭。但是，囚犯仅是违反国法的分子，并不是愚蠢的分子。据英国一位社会学家的解释，英国最勇敢而又聪明的人，莫如强盗和娼妓。这句话虽然太偏激，但我们不能说它毫无理由。

当他们到了澳洲后，一方面，殖民地政府假仁假义地不敢让他们完全毁灭，于是开设学校，使他们及其子孙知书识字；另一方面，他们又懂得改邪归正，发奋图强，经过相当时期，他们便拥有技能知识，他们懂得开矿种植，更会掌握通商惠工的方法，这样一来，澳洲慢慢抬头了。加以美国虎视眈眈地想抢英国的市场，于是以过剩的资本投入澳洲市场，数量多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目前澳洲算是独立国，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之一，不过澳洲的文化仍承受英国的文化，没有它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也是事实。

上文已经说过，文化是靠长期的累积，不是一朝一夕之间一蹴即就。但是，澳洲人并不笨，在今后的悠长的岁月中，澳洲人将一面保持原有的英国文化传统，加上美国的文化，再加上战后东欧许多国家的文化，经过长期的揉和融汇，由杂乱无章的“混合物”（Mixture），变成融和一致的“化合物”（Compound）。

人类大多数是安土重迁的，非万不得已，绝对不会背井离乡。只因对于现实不大满意，必须另谋出路，所以有些人不是出家，便是出国。到了新的“乐土”后，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能够适应得来，不但衣食无忧，而且年年有余蓄，他们逐渐变成富有的家庭。到了富有之后，他们自然而然懂得教育文化，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澳洲如此，美国如此，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以及其他新兴的国家也是如此，所不同的仅是时间的久暂，程度的高低罢了。

第一代的移民，大多数都患着怀乡病；第二代的移民仅从他们的父母谈话中略懂故乡的山川景物、人情风俗；到了第三代，对于故乡根本没有印象了。例如美国近代的几位著名总统，罗斯福原籍是荷兰人，艾森豪威尔原籍是德国人，肯尼迪原籍是爱尔兰人，而近年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基辛格，他在希特勒的压迫犹太人政策下，才前往美国，年仅十六岁。因此，基辛格不但接受美国的文化传统，而且血液里全是德国的文化传统。

新兴的国家，好像暴发户一样，多数不懂得怎样享受，他们的一举一动，多少遮掩不了土头土脑的姿态。这是事实。中国有句俗语：“三代富贵，方知饮食。”例如满洲人，当他们入主中原之后，他们靠着皇亲国戚的关系，成为特殊阶级。他们可以领乾薪，不必从事任何劳动。他们一早起来到公园吊嗓子，一只手里提着鸟笼，另一只手里玩着两粒核桃，然后踏着方步，看看花、玩玩鱼、谈谈天。到了口干肚饿的时候，往舒服无比的茶楼酒店里去喝喝龙井或香片茶，尝尝精细的美点。接着，下下棋，唱唱戏，展开谈天雕龙的辩论会。此外，他们又可以打打小牌，睡睡觉，真是夜夜元宵，哪管人世间有什么流血流汗的苦差。

满洲旗人的生活如此，白俄也是如此。到了他们的靠山没落后，这些平时仅考究享乐的特殊阶级，多数灾难临头。他们丝毫没有谋生的能力。在生活的鞭子的驱策下，这些软骨虫只好从事男盗女娼的活动。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志气，喜欢干那些丑事，而是说，他们有享受的习惯，而没有谋生的能力，环境比人强，不得不迫他们走这条末路。

我尊重文化传统，我更羡慕那些有长久的独特的文化的人民。但是，这儿不要忘记，要享受文化传统，最好有生产的能力。不然，整天饿着肚子，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在新德里、开罗、雅典的街头，开口我是金枝玉叶，闭口我是书香之家，这未免是个讽刺。

“长贫贱而高谈仁义，亦足羞矣！”盖世天才的太史公这句肺腑之谈，真是先得我心。

此问

近安！

子云（1972年8月5日）

四十

一般说来，财富是社会的基础，教育文化才是社会的上层建筑。虽然教育的提高，文化的进步，自然而然又会加强财富的分量，但是财富究竟是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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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信意有未尽，今天继续写下去。

前信引用太史公的警句：“长贫贱而高谈仁义，亦足羞矣！”这刚好给那些迂腐的人物当头一棒。

其实，儒家的开山祖师孔子，是个既精通理论，又能够适应现实的人。当孔子去卫国的时候，他的学生冉有给他驾车。孔子看了卫国周遭的环境，很惊奇地感叹了一声：“好丰裕呀！”冉有问道：“丰裕了以后，应该怎么样？”他说：“要增加财富。”冉有再追问下去：“财富已经增加了之后，又应该怎么样？”他答道：“提高教育，促进文化。”

一般说来，财富是社会的基础，教育文化才是社会的上层建筑。虽然教育的提高，文化的进步，自然而然又会加强财富的分量，但是财富究竟是基础工作。

当战争时期，农、工、商业以及交通事业，遭遇很大的破坏，人民搬迁，学校关门。在那种情形下，救死犹恐不暇，还高谈什么文化？

翻开任何国家的历史，当它最富庶的时期，也是它的文化达到最高峰的日子。例如中国的唐代，各国的青年以洛阳为世界文化中心，争先恐后地向中国朝贡。同样的，当19世纪维多利亚女皇执政时期，英国是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中心，无论独立国也罢，殖民地也罢，谁能够闻得伦敦的气味，身价即刻增加十倍。到了第二次大战后，英国工潮起伏无常，社会经济日渐没落，一切教育设备，因陋就简，文化水平跟着降低，那些有志气、有才具的学者专家，他们实在不愿意老死牖下，默默无闻地过了一生。相反的，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往待遇优渥，设备充实的国家跑。虽然那些富强的新兴国家的文化传统较短，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可以大量吸收文化传统较久的人才，给它们撑腰，给它们造就新人才。

要发展文化，必须闲暇，而悠闲的心情，必须在食饱睡足之后，不然，这是空嘴讲白话，一天忙着解决最低限度的生活，连半本世界名著也没有读过，请问这种人有什么资格高谈中国文化，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化？

有一种流行的错误观念需要纠正。有人以为从事文学、美术、音乐、雕刻的人，算是艺术家，其他各行业的人，都不是艺术家，和文化没有关系。作为艺术家的人，应该成为特殊阶级，受国家社会奉养，表示他们与众不同。这是不对的。

开头我早就说过，文化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结晶。我们知道文学、音乐、美术、雕刻等活动是文化，可是种田、开矿、建筑、烹调、缝纫、医药、制造业等活动也是文化。

英国剑桥大学名教授李约瑟是当代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巨人，我的朋友何丙郁教授是他的高足之一。李教授的大著十一册的中文名称，叫做《中国科学技术史》，但它的英文名称，却是《中国科学文明史》。书中对于道家的炼丹，木船的制造法，以及其他手脑并用的各种科学技术，都属于这中国文化的范围内。

去秋重访欧洲时，何丙郁教授曾替我写一封介绍信，可惜那时李约瑟正在日本讲学，并且路过马来亚、新加坡时，曾在这儿逗留几天，致失之交臂。无论如何，我已经决定购置他这一套体大思精的大著，作我的枕中鸿宝。

根据李约瑟的看法，文学、音乐、美术、雕刻等艺术家，不过像其他各部门专业活动的人一样，并非特殊阶级，不必工作就有得饭吃。相反的，他们也应该老老实实地每天履行正常工作八小时，剩下的时间，才由他个人自由分配。这种基本的观念一旦搅通，以后号称艺术家的人可不必怨天尤人了。

目前新马的青年，大多数都拥有当地的国籍，成为公民，所以他们必须严守国法，听从政府的指挥。

虽然政府的政策以及其他一切的措施并不尽合民意，这是各国共有的现象，不必大惊小怪。

一般说来，每个青年都很关心未来的出路，终身的职业问题。针对这问题，我希望青年们必须考虑国家的需要，个人的兴趣。最理想的办法，莫如国家的需要和个人兴趣相吻合，把职业和兴趣配合得很自然。假如二者不可得兼，那么青年们不妨先迁就国家的需要，等到衣食问题解决后，再来发展个人的兴趣。

问题很简单。加拿大的貂皮袍，是世界闻名的，但貂皮这行业仅适寒带，对于热带国家丝毫没有用处。假如一个人不顾环境的需要，冒冒失失地要凭个人的兴趣，从事貂皮这行业的研究和运用，除了搬到寒带去居住外，在新马连吃饭也会发生问题。

说来还是那些白手成家的伟人的切身经验靠得住。他们教导青年，不外保持健康，注重基本知识，专攻一门技能知识，继续培养高尚的兴趣和品德。这种人才，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最被重视的人才。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这两句话，早已把个人和国家应走的道路说得清清楚楚，望你详加考虑。

此问

妥安！

子云（1972年9月1日）

四一

有些文人，不深入民间，不认识民间的疾苦，只会吟风弄月，咬文嚼字，所以他们的作品，多是言之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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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前L到欧洲观光时，顺便寄了几册名作家的选集给你作课外读物。你看完之后，对于老舍甚感兴趣，其他大名鼎鼎的作家，你觉得他们的思想和文学都不合你的口胃，所以看完就算了。

你懂得选择你所爱看的东西，这是做学问的出发点。因为印刷的便利，国际上有名的大图书馆的藏书，正是汗牛充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苏联列宁格勒图书馆、中国北京图书馆、大英博物院图书馆，日本东京图书馆……藏书的数量非常可观。至于著名大学的图书馆，藏书的数量各达数百万册。在这种情形下，假如一个读者不懂得选择，恐怕读得头昏脑涨，也读不到万分之一。因此，选择读物是治学的首要条件。

远在一千两百年前，印刷术非常落后，全国藏书寥寥可数。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如韩愈、柳宗元，他们已经觉得书籍非严加选择不可。韩愈先定了一个标准，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柳宗元也像韩愈一样，仅选择十几种书，放在案头，朝夕朗诵。博学如杜甫，他高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实，古典文学所谓一卷，不过等于现代书籍的一章，页数薄得可怜。例如一部《史记》，就有一百三十卷。以此类推，所谓万卷书，还不到现代书籍的一千册。

几年前，新加坡有一位中等资产的商人，他虽然不是学者专家，但他却喜欢藏书。到了他死后，他的全部藏书七千册，都惠赠新加坡大学。这证明杜甫的藏书，远不如现代一位中等资产的商人。

问题不在于家里藏书一万卷或十万卷，而在于读破的“破”字。远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研究《易经》，他把《易经》读得烂熟，所以在中文成语上，才有“韦编三绝”的说法。那时的书籍是刻在竹简上边，学者们恐怕竹简散乱，所以把绳子连贯起来，只因绳子不耐用，多翻阅几遍，绳子难免会弄断。就孔子个人而论，他那部时常翻阅的《易经》，穿着的竹简已经断了三次，这证明他研究一种书籍，多么深入而又专心。

你知道，我少年时代，家里的藏书仅限于四书、十三经、八股文、试帖诗，唯一可以供少年阅读的只有《曾国藩家书》。我靠这部书，打好治学治事的基础，待人接物的方法。就治学而论，曾国藩从《四库全书》里选出三经、三史、三子、三集。一共十二种。这样一来，他做学问就有目标，有计划，不至泛滥无归，“如入宝山空手回”。

撇开政治上的功罪不谈，因为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就文论文，清朝264年间，还没有一位大文豪能够和曾国藩比拟。有些学者的学问十分渊博，但是行文不舍得割爱，不注意剪裁，弄得言之无物。有些文人，不深入民间，不认识民间的疾苦，只会吟风弄月，咬文嚼字，所以他们的作品，多是言之无物。曾国藩像现代英国出将入相的丘吉尔一样，读书既渊博，经验又丰富，但他的成就，因为受了时代和地域的限制，还没有达到最理想的境界。假如曾国藩的寿命能够像丘吉尔一样，活到90高龄；假如他所处的社会是文化发达到最高峰的英国，我相信他一定会写几部很有系统的著作，不至仅限于书信、日记、奏议，以及一些不相连贯的论文和序文。

读书固然有所选择，作文的题目更需要有所选择。不然，你选择的题目，人家早已捷足先登，文成之后，一点也不新鲜，这是白费精力。此外，你所选择的题目，绝对不是一年半载所能够完成，到了交卷的日期已到，自己急得要命，许多良好机会，眼巴巴地让它们白白过去，这是多么可惜？

“选择一个好题目，等于已完成一半工作。”西洋这句俗语，正是一针见血。

目前你既然喜欢阅览老舍的作品，我主张你应该趁机会，一鼓作气地遍读他的全部著作。只要一种作品摸得烂熟，以后无论翻阅其他书籍的时候，你就拥有比较可靠的尺度来衡量。说的是你自己的判断，不是人云亦云。只有这样，你才能够长享读书的乐趣，不至把有限的脑袋，专门用来储藏古人或洋人的残渣剩滓。

谈到老舍的小说，他初期所写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长篇小说，不管内容如何，光是文字一关，我就不大喜欢。那时的作品，纯粹运用北京的土话，“儿”字和“子”字，以及北京的俚语用得太多，所以不会受到普遍的欢迎。

自抗战军兴之后，因为时间的急迫，老舍不得不“出了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头”。这时候，他开始写了许多短篇小说。文字洗练了，结构也紧凑了，我对他的敬意也增加了。我认为他是个当代最有希望的小说家之一，造诣在其他很有名的作家之上。

现在把老舍的小说六册，寄给你，请查收！这六册的书名是：《骆驼祥子》、《老牛破车》、《赶集》、《火葬》、《老张的哲学》、《老舍小说集》。其中《骆驼祥子》是他成名的作品，曾被译为英文。

战后初期，老舍和曹禺两位，曾被美国国务院请去讲学，足迹所至，备受欢迎。事实上，这两位作家，最懂得爱惜生命的人，所以他们的写作态度非常谨严，下笔不苟，永远值得人尊敬。

老舍原名舒庆春，北京师范学校出身，对于北京的人情风俗，洞悉无遗。他从欧洲讲学回来的时候，曾在新加坡华侨中学教过书，所以老一辈的文人，多和他相识。

此问

学安！

子云（1972年8月15日）

四二

须知学问是漫无止境的。一个作家把他的意见和资料写在白纸黑字上边，无论他怎样辛勤谨慎，难免会百密一疏。

××：

前信意有未尽，今天继续谈下去。

《骆驼祥子》读完后，你最好再看两遍，然后写个读后感，说明你的心得。这比较你把老舍的文集全部看完，没有留下片鳞半爪，更有意义得多。

我的朋友杨联陞先生，和我的年纪不相上下，现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是个非常渊博的学者。他的机会极佳，不用教书，薪水照拿。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写作，尤其是“书评”。他写书评写得很出名，各国的学者专家，源源不绝地送他新著，希望能够给他们的新著加以品题。

须知学问是漫无止境的。一个作家把他的意见和资料写在白纸黑字上边，无论他怎样辛勤谨慎，难免会百密一疏。聪明的书评家，明白读书得间的大道理，光从他的漏洞处着手，然后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藏书、档案、稿本，像王大娘补缸一样，越补越大，使原著者不能不甘拜下风。

欧美著名学术学报，论文寥寥可数，可是学报一半的篇幅，都用来刊载几十篇书评和新书简讯。因为专门的学报，连专门的学者仅能选择他最有研究的小部门的论文来看，其他论文，至多仅看看序言，翻翻结论就算了。至于书评和新书简讯，无论谁都要过眼，不然，好像蒙在鼓里的人一样，对于同行的学者近年的成就，完全不知道，这未免说不过去。

你现在研究电脑，关于电脑的专门刊物一定不少。得空你应该请教你的教授，介绍一两种权威杂志。先在图书馆随便阅览，到了就业后，你应该订阅一份或两份，放在案头，时常阅读。这是社会大学的导师，有求必应，幸勿节省这笔钱。

谈到老舍，除了他的《骆驼祥子》必须细心阅览外，他的《老牛破车》倒也值得一阅。

《老牛破车》是老舍的创作经验的缩写。照规矩，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本书题名《创作的经验》，或者《创作十年》。只因老舍是个过分谦虚而又懂得幽默的人，所以他才把本书叫做《老牛破车》。

本书收集论文十四篇，前面九篇叙述他的九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创作经验；后面五篇，讨论写小说应有的条件。这是一本很有教育价值的小说创作的入门书，有志从事写作的人，应该人手一篇。

老舍是个有意识、有计划地把自己锻炼为小说家的人。他起初仅写几本长篇小说。自他离开青岛大学的教书生活，跑到上海去卖文为生后，他才大量地创作短篇小说。

记得1940年在香港的时候，亡友许地山先生告诉我说：“老舍的作品所以能够源源不绝，因为他不担任何职务，专门写作。”说时，表示非常羡慕。那时，许先生正在主持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授课的时间既多，校内外噜噜唆唆的事情也不少。日无暇晷，精力涣散，这对于学者专家很不适宜。但是，许先生也许忘记，中国的文人学者命中注定要受苦受难，靠稿费来谋生，简直是穷得要命。当老舍的长达十万字的创作，仅换回三百五十元的稿费的时候，他难免会时常喊着“我要吃饭”。

虽然到了最近我才看到他的《老牛破车》，但是创作经验谈这一类文章我非常注意。远在十年前，我主编《南洋商报》新年刊的时候，我曾出题目请我的老师洪煨莲教授写一篇《我怎样写杜甫》，又请我的同学吴世昌教授写一篇《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这两篇论文发表后，在文坛上起了相当作用，香港及其他各地的报纸，竞相转载，使我觉得很高兴。

老舍写小说，完全得力于自修。在求学时代，他熟读中国著名的小说，对于谋篇、布局、遣辞、用字，研究有素。在英国教书的几年间，他充分利用课外的时间来细心阅读英国著名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这样一来，他的信心来了。他敢畅所欲言了。话盒子一开，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不完，而且写得很幽默。

本书后面的五篇，是讨论写小说的基本条件。关于这一类的文章，我看过颇多，但多数搔不着痒处。原因是作者并没有写小说的深切经验，光靠文学概论，怎样写作那一类的书籍，生吞活剥地抄袭过来，弄得半生不熟，看不下去，就是硬着头皮看完，也毫无所得。

大抵学无师承的人，起初多少有吃些苦头。因为他们不能靠“先师章太炎”或“吾师梁任公”等金字招牌来混饭吃。只因他们没有靠山，所以他们必须多下点工夫，以古今中外的至圣大贤做榜样，做镜子。自己一面埋头创作，文成之后，把古人和时贤的著名作品拿来比较一下，妍媸立见，然后去芜存菁，天天学习，时时改正，这比较依傍任何人来换饭吃，实在有意义得多。

小说离不开背景，更离不开人物。老舍是满洲人的后裔，把北京的大街小巷，摸得烂熟，把北京的下层社会的各种角色的底细，如数家珍。只要加上几宗有趣的故事，便能博得读者的青睐。

正统的历史学家，全靠英雄人物；描写错综复杂的社会的小说家，全靠深入民间。因为深入民间，所以他才熟悉小说主人翁的日常生活和个性，以及一切谈话和行动。鲁迅的阿Q，写的是他的故乡绍兴县里最无聊的人物，然后加以艺术化，使它成为一篇名著。老舍也是如此。

此问

学安！

子云（1972年8月18日）

四三

一个爱好文物的人，在生时，不妨尽量搜藏，到了白发满头的时候，应该很慷慨地化私为公……

××：

日前得有机会和你及你的几位同事畅谈，得益很多。

承赠南大李光前文物馆编印的《文物汇刊》创刊号，不胜感谢！这种工作，不但是南大的光荣，而且是海外华人洗脱“文化沙漠”的罪名的良机。

《论语》载：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华人到海外谋生，既没有政治背景，又没有经济支援，单枪匹马，光凭眼泪和血汗，在极端困难的环境打出一条生路来。当他们稍为有余蓄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志愿，就是创办学校，提倡教育文化，从新加坡到吉兰丹，从南洋群岛到印度、非洲、南北美洲，差不多有井水处，都有华文学校。虽然初创办时，一切因陋就简，但是，由于时间的累积，原先非常简陋的教育文化机构，它们都继续不断地进步。其中最成功的，应推南大。

自1956年南大正式开学后，光阴荏苒，已经过了17年，历届毕业生多达几千人，储材国用，到处受人欢迎。尤其是最近三年来，在聪明能干的黄丽松校长的指导下，对内，一切上了轨道；对政府和社会，得到密切的合作；对国际有名的大学，争取它们的承认。今后只须各方面予以全力支持，经济源源而来，相信南大的前途，正是无限光荣。

记得1965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大厦落成后，我曾提议该会应该辟一楼来陈列文物（参阅拙著《落霞集》）。不料人微言轻，说话没人采纳。后来我也觉得总商会是商业机构，它的地点虽然很适中，无奈寸金尺土，要创办文物馆，在算盘上打不通。

谁料五年之后，南大当局却接受大众的建议，特地在行政楼的第二层，辟出一半来做馆址，一面得到李氏基金的全力支持，一面又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赞助，不用多大工夫，已经粗具规模，并定名为“南洋大学李光前文物馆”。这样一来，李光前文物馆变成新加坡一景，凡是到新加坡来参观的人，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参观南大；到了南大受注意的，就是文物馆，其次才轮到图书馆、实验室。这儿我们不能不佩服南大当局的远见，李氏基金会出钱出得很漂亮。

宋朝的大文豪欧阳修，他最喜搜集文物，自号“六一居士”。所谓“六一”，是指他家里“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上述一段话，是说明他的心志。因此，他才兴高采烈地写了一篇《集古录序》。他说：

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无力，虽近且易，有不能致之。

现在南大的文物馆得到李氏基金会的全力支持，又得南大当局委任胜任愉快的专家如老兄来总管一切事务，有力加上有人，这比较白头老翁欧阳修个人来负责，难易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当欧阳修正在撰述《集古录序》的时候，他已考虑到社会人士的批评。有人说：

“物多则其势难聚，聚久而无不散。”予对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

这纯粹是旧社会的文人，只顾个人的兴趣，不懂组织是怎么一回事。他不知道时至今日，一切的一切，都由政府或文化机构，每年拨出固定的款项，委托大批专门人才，负责采购、鉴定、分类、保管。只因保管得很严密，既不怕强盗和小偷，又不愁火灾和水淹，比起私人家里小规模的庋藏，实在可靠得多。

假如社会人士明白这道理，那么当一个爱好文物的人，在生时，不妨尽量搜藏，到了白发满头的时候，应该很慷慨地化私为公，尽量把好玩而又有价值的东西，完全捐献给南大文物馆，对于个人，对于国家社会都有莫大的贡献。

现在来谈《文物汇刊》。这本汇刊，集星、马、港、台、英、德八间大学文史系各位专家的大作。“无论评书论画，讲诗谈词，以至述陶瓷，说金石，长篇短文，各有见解，确为具有高度学术水准之书刊；而所附文物图版，五色缤纷，亦值把玩。”这是内行人说内行话，我完全同意，不必另加按语。

最难得的是，我的老同学郑德坤教授，很慷慨把几十年来所收藏的甲骨文原物悉数惠赠南大。从专家的眼光看来，这些古物，因为历时悠久，极难搜集，所以价值连城，而且得之不易；从家里的老妈子看来，这些破破烂烂的牛骨龟甲，是毫无用处，理该扔到垃圾堆里，免得阻碍地方。现在南大的李光前文物馆，得郑教授的倡导，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贡献给南大，这种富有文化价值的风气一开，此后我们这地区的收藏家，甚至国际人士，将步郑教授的后尘，化私为公，源源不绝地惠赠家里最宝贵的古物给文物馆，相信未来的收藏，将与日俱增。

最后，我要谈一谈大著《郑板桥的生平及其艺术创作》。我对于郑板桥甚感兴趣，先后曾研读他的全集几遍，所以印象独深，可惜我的工作很忙，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而印象也日渐模糊。现在蒙你运用科学的方法，条分缕析，把板桥的生平作概括的叙述，然后把他的艺术创作，分为诗、词、书、画四方面，分门别类，充分引用原作来佐证，读完之后，蒙昧大开，谨此致谢！

此请

著安！

子云（1972年8月23日）

四四

上帝或任何教宗，一定以仁慈的一视同仁的态度，慢而稳地感化敌人，或者异端份子，使他们弃邪归正。这基本观念的改变，恐怕是救世匡时的万应丹，至少这些较联合国宪章更有效力。

××：

接9月7日信，知道这次德国慕尼黑世运村所发生的屠杀事件，给你的精神上以严重的打击，怅甚！念甚！

你是个成功的文学家，文学家的想象力极强。由于阿拉伯游击队的鲁莽的行动，使欢天喜地的世运村，笼罩着一层阴影。起初，世运村要下半旗；接着，大家提心吊胆；到了闭幕时，大家只好以肃穆的态度，沉重的心情，来代替期待四年的愉快的气氛，真是可惜！

来信说：

今日买了报纸看看，不少社论都十分悲观。英国本身亦十分懊恼，一边受爱尔兰的不宣而战的闲气，另外又受乌干达送回亚洲英籍民的压迫，真是哑子吃黄连！现在他们自认不是头等民族，也不叫人称赞谦虚了。

上述一段话，充分反映着你的心情。只因你过分悲观，所以你把东方之行暂时取消，连到处都是“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西山的景象，也无心浏览。

诚如你所说：“我们这一代的人真是‘苦命’，战争的魔影，永远追随着我们。”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必须从乐观那方面来考察，往积极的目标进军，不然，活活地气死，也是无济于事。

从前人写文章，老是长吁短叹地咒骂“人心不古”。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从人类有史以来，战争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旧书如《左传》和《史记》，写得最精彩的地方，还是战事。连孟子也知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为着战争的大屠杀，使一般人民流离失所，伟大的诗人杜甫，才一挥如椽的大笔，从事口诛笔伐，而他最得意的杰作，莫过于《兵车行》。

为什么我不赞成一般人所说的“人心不古”呢？因为这次世运村事件发生后，以色列人个个咬牙切齿，誓复国仇。除了一部分极端分子高喊“杀尽阿拉伯的外交官”外，他们还引用《圣经·诗篇》第八十三篇，作他们的理论的根据。

十年来，我酷爱《圣经》，家里收藏了中英文的《圣经》好几种。由于以色列人把《圣经》作他们的行动的前奏曲，所以我即刻把中英文的《诗篇》拿来细心研究，先后连看几遍，越看越糊涂。现在先把《诗篇》第八十三篇，第十三节至第十五节，抄录如下：

“我的神呀，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秸。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焚烧着山岭，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上帝是仁慈的，各种各派的教宗都是一视同仁的。他们绝对不会听从愚蠢自私的人的哀求，用火焰来烧死敌人，用狂风来追赶他们，用暴雨来恐吓他们。别的不用说，光是烧死、追赶、恐吓等字眼，已经使有良心、有理智的人看了之后，个个会痛心疾首。

除了《诗篇》八十三篇外，关于灭尽杀绝阿拉伯人，细心保护以色列人的词句，俯拾即是。我坚决地相信，仁慈的上帝，一视同仁的教宗，绝对不会那么狠心，会把世俗所谓的敌人，或者异端分子，一一置之死地而后快。相反的，上帝或任何教宗，一定以仁慈的一视同仁的态度，慢而稳地感化敌人，或者异端分子，使他们弃邪归正。这基本观念的改变，恐怕是救世匡时的万应丹，至少这些较联合国宪章更有效力。

少时读《左传》，觉得《宫之奇谏假道》那一篇，写得很有风趣。原来晋国蓄意要灭虢国，可是中间隔着一个虞国。于是灵机一动，把价值连城的宝玉，又肥又壮的名马送给虞国，请它帮一点忙，让晋国假道虞国去灭虢。

虞公见利忘义，更忽视晋国的阴谋，准备一口答应晋国的要求。虞国的大臣宫之奇坚决反对这计划。谁料虞公竟糊涂到这地步：认为自己平时拜神最殷勤，照道理，神祇都会保护他。就在这时候，宫之奇说了几句可圈可点的名言：“假如晋国灭了虢国，并且顺手携羊地把虞国灭掉，然后以最丰富的三牲福礼，美酒佳肴奉献神祇，难道神祇会把这些美酒佳肴全部呕吐出来不成？”

虞公不知好歹，根本不听这种逆耳的忠言，让晋国假途灭虢。虞也难免被牺牲。

根据上述的故事，我认为革面洗心，认清人类有前途，是当务之急。不然，联合国天天开会，通过一大堆议案，可是各国政治家，以及战争贩子、军火商人，个个见利忘义，老是要干损人利己的勾当，这对于世界和平，丝毫没有益处。

然而我个人最关怀的，就是人口爆炸这问题。自英国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表他的名著《人口论》后，世界各国的人口还是与日俱增，平均每三十年至三十五年增加一倍。在这种情形下，粮食的生产，实在赶不上人口增加。除了“易子而食”或者用战争来屠杀外，恐怕没有第二条路。

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个人的穷通利达，死生毁誉，应该早就置之脑后。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献身世界和平运动，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好让我们的子子孙孙，能够看出世界和平的曙光。“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诚心所愿。

专此布复，顺请

著安！

子云（1972年9月13日）

四五

现在比较开明的父母，都赞成小家庭制度。儿女长大后，个个分居，到了相当时期，大家才找个机会见见面，吃吃饭，谈谈天，看看电影，听听音乐，让大家都过着美好的生活。

××：

接8月1日信，知道你们贤伉俪已经安抵家园，慰甚！

这次久别重逢，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当你们逗留新加坡期间，我有机会和你们见面十次八次。除了燕京、华南、英华各位校友的公宴外，还有机会和你们作三次个别谈天。多年的积愫，一旦倾吐无遗，这真是人生乐事。

你今年才60出头，在中国和美国各住30年。在比重上，美国似乎对你活动时间更重要，因为童年和少年求学期间，至少要除去二十多年，实际活动时间，不过几年。虽然如此，童年和少年给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尤其是饮食、起居、交游，以及生活习惯，童年和少年会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你很幸运，在联合国服务的25年间，除了平时待遇优渥外，时常有出国观光的机会。见闻既多，眼界自然与众不同。这是一笔无形的资本，对你的人生观、宇宙观是有极大的影响。

你是个造诣很深的社会学家。你干过切实的研究工作，又在大学里教过多年书，加以你的生活朴素，不事豪奢，所以每到一个地方，你就摒除一切俗务，深入民间，细心考察各地中下层社会的饮食、起居，以及日常活动。这样一来，你对于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形，比较一般爱好香槟酒，满场飞，缓歌慢舞，纸醉金迷的人深刻得多。

目前你已经退休，我想你如愿意重执教鞭，或者从事专门著作，你的灵感和资料将源源而来，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这是多么有趣！

谈到美国社会，你说战后27年来，风气大变。原因是维持社会纪律的两大制度——即教会和家庭——已经破坏无遗。我们并不是说教会和家庭是十全十美。我们敢说，几千年来一脉相承的教会和家庭制度，多少会树立一定的目标，一定的范围，来指导人们的活动。现在教会和家庭制度既然被人藐视或抛弃，所以一般青年人变成脱缰之马；教会的威信既然大受影响，著名学府当局也随便被学生凌辱虐待，这种歪风的传播，无疑地将使社会大乱。

自别之后，彼此不通音问，但是，我很高兴地听到，联合国曾长期订阅三份华文报纸：即北京的《人民日报》，台北的《中央日报》，新加坡的《南洋商报》。通过《南洋商报》，你能够看到我署真名或笔名，甚至不署名的作品。虽然天各一方，但你仍能够明了二十多年来我在新加坡做什么事情。这儿可见大众媒介物的重要性，我们应该珍惜它，培植它。

蒙你的好意，在一次宴会上，当各位学长的面前，给我的作品以辞多溢美的评价。你的奖励，我实在愧不敢当。但我极愿意朝着你所指导的目标进军。现在我已退休一年，我可以充分利用这机会从事再教育的工作。多闻、多见，使我的头脑比较灵活，而朱子所标榜的“循序渐进，熟读精思”的方法，我将坚决地实践。

嫂夫人的贤慧，早已如雷贯耳。这次是第一次见面，晤谈之后，才觉得名不虚传。她为人很有原则，因为她最讨厌庸俗。的确，普天之下，俗人实在太多了。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无一不俗。那种以肉麻当有趣的，俗不可耐的情形，往往会使人作三日呕。

由于联合国待遇的优渥，退休后的生活费，你们早已安排得很妥当。普通人退休后，为着节省开支，把屋子出售或出租，然后向别人租一个小房间来住。你们却懂得享受，在郊外建筑一幢大屋子，草场广阔，空气新鲜，一有闲工夫，就从事种树和割草的工作。难怪第一天见面时，我差不多不认得你，以为你是马来人，虽然嫂夫人的肌肤还是那么雪白，维持福州的大家闺秀特有的风韵。

我很高兴地听到你们的二男一女，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麻省理工学院（M. I. T.）得到最高学位。除了老三外，其余两位已经成家，并且生育了七位孙子和孙女。这是值得自豪的事情。

由于个性、教育、环境的关系，你们已经打破世俗的观念。你们不需要儿女们的进贡，因为你们已经能够无忧无虑地过着退休的日子，用不着多蓄世外浮物。真的，许多不通气的父母，硬要儿女按时进贡，到了死后又多了一层手续，这真是自讨苦受。

“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孔子的教训，到底很有道理。

现在比较开明的父母，都赞成小家庭制度。儿女长大后，各各分居，到了相当时期，大家才找个机会见见面，吃吃饭，谈谈天，看看电影，听听音乐，让大家都过着美好的生活。因为父与子两个时代的教育背景，生活习惯，人生经验完全不同，大家勉强同居，不是闷死，便是气死，实在不实际。

我本来准备远行，后来听从我的医生的劝告，说我的健康还不够理想，必须等待一些时间才可成行，免得舟车的劳顿，使我吃不消。

近来我对于健康十分注意，除了早晨打太极拳外，我也恢复散步的习惯。据我的一位朋友说，十七年前，他曾患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后来有人劝他按时散步，起初他不大习惯，经过长期的试验，这个好习惯已经养成。现在各种病魔已经和他脱离，他可以过着非常健康的生活了。我现在要步他的后尘，希望明年以健全的体魄，和你们见面。

此请

俪安！

子云（1972年9月14日）

四六

每个学者专家所得到的结论，都是相对的对，不会绝对的对。难怪那些篇幅有限的经书，被人研究了二千多年，还不会达到一定的结论。

××：

昨天有机会和你畅谈，得益很多。

起初，我们是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后来集中到一点，即文字必须精简。只有精简，才能够洗练，才能够要言不繁，把一切残渣剩滓扫除得干干净净，使读者觉得很舒服。

我曾说过，世界各宗教或学派的开山祖师，如孔子、老子、苏格拉底、耶稣等，根本不动笔，他们只用口头来发表意见，让人家来记载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到了下一代，如孟子、荀子、庄子、柏拉图、各位使徒，才逞其雄辩，运用他们的生花的妙笔，把开山祖师的基本思想，加上他们个人的见解，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样一来，他们的学说已经定型。到了定型之后，历代的学者专家就凭个人的生活经验，由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发表意见。童年问道，白首无成。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每个学者专家所得到的结论，都是相对的对，不会绝对的对。难怪那些篇幅有限的经书，被人研究了两千多年，还不会达到一定的结论。

谈到文字的精简，这事情也不可一概而论。精简即简约，简约的反面为繁丰。关于这问题，陈望道在他的《修辞学发凡》第十一篇里曾有详细的解释。现在特地引用两段来说明。

简约体，是力求语辞简洁扼要的辞体。例如《书》曰“尔唯风，下民唯草”，便可说简约的辞体，且已简到不能再简。同它一样的意思，在《论语》就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扩展为十六字，近于繁丰的辞体。至刘向《说苑》（卷一）又说：“夫上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而西，西风则草靡而东，在风所由，而草为之靡。”扩展为三十二字，意义仍旧同上文相同，而字已经比《论语》加了一倍，这就更繁丰了。繁丰是并不节约的辞体，任意衍说，说到无可再说而后止的辞体。

“简约的辞体，辞少而意多，可以使人感得峻洁，而富有言外之意，而其弊容易流于郁而不明的晦涩。繁丰的辞体，辞义详尽，可以使人充分明了，而其弊容易流于冗弱。繁简原本各有利弊短长，所以观点不同，便不免有所倾向。……”因为简约和繁丰各有利弊，并没有绝对的优势，所以陈望道才下个结论，说：“至于学习的程序，似乎应先从繁丰的流畅入手，而后进于简约的峻洁。”他这意见，我非常赞成，并且有实际的经验。

记得二十年前，我的长女侨思在高中读书，每次作文，仅写二百字，文从字顺，简单明了，常得老师的好评。有一天，我和她谈天，我要她写一篇二千字的散文，她急得差一点要流眼泪。我叫她别这么紧张。我告诉她说，在初中时代，她曾有一位很要好的女同学，比她高几班。我教她把这位同学和她的关系写成一篇文字，并且提示她定好大纲，略加组织，期限两星期交卷。谁料她蒙昧一开，不用两天工夫，就交回一篇长达三千六百字的文章，题为《难忘的友情》。我读完之后，稍微替她更动几个字句，就拿到报章去发表。这样一来，她的信心便油然而生。

过了一个月，我要她写一篇小说。起初，她害怕万分，坚决推辞。后来，我告诉她说，在越南乡下我们所住的茶荣省，有一位生性浪漫的女孩，她的家庭背景怎样，个性怎样，教育水平怎样，言论和行动又怎样。再进一步，她怎样结交一位有钱的少东，怎样染上各种不良的习惯，怎样堕落，怎样逃逸得无影无踪。那时，侨思已经看过不少小说，灵机一动，把她最熟悉的材料写下来，不用两星期工夫，她交来一篇题名《金红》的小说，文长两万字。我很高兴，她也加强了信心。这是从简约到繁丰的一个例子。虽然后来她在大学里研究生物学，毕业后，又从事土肥研究的工作，但文字驾驭的能力倒不坏，至少是能发能收，操纵自如。

但是，生在现社会的人，个个都忙得要命。许多担任要职的人，整天忙碌，到了晚上时分，彼此见面时，说今天报纸还没有看。假如晚上有宴会，他至多仅能从收音机或电视机得到一点消息。据我的一位身居要职的朋友说，他每天只能拨出十五分至二十分来看报。因此，富有经验的编辑，必须把长篇的报道，提纲掣领地作出醒目的大标题。此外，在正文里，每几百字还要加小标题，好让忙碌的读者在极短促的期间内，略知梗概，然后把自己觉得有兴趣，有关系的段落，加以详细研究。这种读报的方法，已经普遍被人采用。

中国新闻界，早已提倡精简的写作方法。文字力求洗练，内容力求充实，希望达到要言不繁，一针见血的效果。我希望南洋各地的新闻界也采取同样的方法，以便节省读者的时间和精力。

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在慕尼黑世运会的现场记录，很快就传播全球每一角落，因此，现代社会的人，尤其是军事、政治、经济界的要人，所争取的是几分钟几秒钟的差别。在这个时代，长篇小说的销路远不如短篇，长文的读者远不如短文的读者那么普遍。别的不用说，新马两地的报纸所发行的《新年刊》，长篇大论，俯拾即是。据我的估计，能够把《新年刊》的论文读完五篇的人，已经寥寥可数。

容再谈，此请

著安！

子云（1972年9月16日）

四七

其实，世界最势利眼的人，莫过于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着眼处，无论主观也罢，客观也罢，不过一些英雄人物，连那些二三流的角色，都不放在眼内。

××：

今年七月间，你利用假期，跟妻子和岳母到欧洲去参观。来回三星期，漫游了六个国家，十个城市。整天坐着游览专车，时时刻刻变换着新环境，刺激够刺激，快乐够快乐，辛苦也够辛苦了。好在你们年富力强，吃得开；假如换了我，我一定疲惫不堪。因此，今后我出国旅行，仅能选择几处要点，每处须逗留一二星期，慢慢欣赏，好好休息，希望尽量得到旅游的乐趣。

当1967年，你在新加坡大学读医科五年级的时候，你曾得到英国纳斐尔勋爵的奖学金，到苏格兰去实习三个月，归途曾在罗马逗留几天，看了一些名贵的艺术品。

无论如何，几天或几星期的时间，实在太短促了。因为欧洲各国的面积虽不大，可以欣赏、浏览、研究的地方，实在不少。在最短促的期间里，要参观许多名胜的地方，这简直是走马看花，用我的旧同事蔡良乾先生的话来说，这是跑步看画，许多名贵的东西都遗漏了，实在可惜！

但是，粗粗略略地看个轮廓，总比较坐井观天的人，什么都没有亲见、亲闻、亲尝，就强胜万倍，因为人家一谈到名山胜水，美酒佳肴，以及巧夺天工的建筑、绘画、雕刻，或者绕梁三日的音乐，引人入胜的戏剧、舞蹈，你不但毫无意见，而且连帮腔的资格也谈不到，这未免太孤陋了。

过去两次的旅游欧洲，仅算初步的认识，将来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预先准备好论文，积极参加。虽然那种会议不过几天或几星期，但你应该利用你应得的年假，多逗留几星期。“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除了聆听你那一门的学者专家的名言伟论外，还可以趁机会登堂请教，尽量吸收人家的特长，化为自己的血液。由播种到萌芽，由繁枝到茂叶，由开花到结子，一步紧接一步，多么有趣。

你说，在你所参观的各大城市中，你最爱巴黎和罗马。的确，巴黎的罗浮宫，罗马的圣彼德大教堂，以及许多小教堂，到处都有最精彩的绘画、雕刻、建筑物可以使人留连忘返。像这种观察，一点也不错。

25年前，我在欧洲漫游一年。我曾写了四本游记，题名《欧洲纪行》。后来，我应青年书局之约，把我所写的游记选出一册，题名《名山胜水》。这本书一连翻印了好几版。其中有两篇文字，如《莎士比亚的故乡》，曾被香港和南洋各地的中学课本的编辑先生采用。《罗马三画圣》一篇，成为我闲谈的资料。因此，当你和我高谈达芬奇、米凯朗琪罗、拉斐尔的时候，我的印象还很新鲜。我希望明年作第三度欧游，对于绘画、音乐、雕刻、舞蹈等东西，特别留意。

我们平常谈天，最讨厌势利眼的小人。其实，世界最势利眼的人，莫过于最伟大的历史家。历史家着眼处，无论主观也罢，客观也罢，不过一些英雄人物，连那些二三流的角色，都不放在眼内。你瞧，大文学家兼大史家的司马迁，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最重要的是楚霸王项羽。因此，他所写的项羽，在名称上，不叫做《列传》，也不叫做《世家》，干脆叫做《本纪》，地位和帝王相等。此外，字里行间，无不卖尽气力，把项羽写得多采多姿，有声有色，把失败的流氓，变成盖世英雄。这虽然是司马迁的偏见，但他的基本观念，是借古喻今，在比重上，抑低刘邦而颂扬项羽，这无异杀鸡给猴子看，把汉武帝尽量贬值。

同样，由戏子出身的莎士比亚，当他生前也是没有人理睬，寂寞孤独得可怜。但是，享誉全球之后，不但他的著作很吃香，连他的故乡，即阿芬河畔的斯特拉福镇，也变成圣地了。假如你有机会到较大图书馆去参观，你将知道，除了《圣经》外，关于《莎士比亚全集》，以及研究莎士比亚的专门名作，真是汗牛充栋，差不多每年都有新论著发表。

至于许多艺术家，生前多是潦倒不堪，可是他们死后，他们的作品，价值连城。一副名画可以卖到几百万元，假如画家生前能够得最高酬劳的万分之一，他们不至连衣食也发生问题了。

欧阳修给诗人梅圣俞诗集为序，说：“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种论调，和太史公相吻合。因为他本人受了宫刑，才发奋写出千古不朽的《史记》，不然，环境太过顺利，让他升官发财，每天要开那么多次会，接见许许多多无聊的人，晚上参加几次宴会，根本谈不到好学深思，著书立说了。

天道好还，物极必反。极好的反面是极坏，极美的反面是极丑。同样的，最高度的成就，必须先付出最高的代价。事实上，因为机会不凑巧，怀才不遇，劳而无功的人有的是，若论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这事情实在是绝无仅有，我敢斩钉截铁地下个结论。

在新加坡和中国，我有好几位朋友，他们都是三十左右，考获各种学位，奠定学问基础；四十左右，显露头角；五十左右，成为各国有关部门的权威人物。他们的成功，值得你们仿效。虽然你比较他们年轻二十岁，但是，二十年的宝贵光阴，转眼之间，便消逝了。魏文帝说得好：“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你们都是聪明人，机会又很好，所以你们应该兼程并进，计日呈功。

简单说一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这责任并不轻。

此问

学安！

子云（1972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