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滨寄简第七集　秋水集

一

××：

接来信，知道你在南洋大学毕业后，就到社会来办事。目前你的工作极忙，连周末也要做工，但你的写作的雄心仍不灭于学生时代，每一念及，不胜钦佩！

去年你出版一部诗集，现在你手头还有两部，准备出版。像你这么年轻，已经有这么辉煌的收获，这实在值得自豪。

自五四运动以来，小说、散文、戏剧、诗歌各方面，都有几部很结实的作品。这些作品，经得起无情的时间的考验，在文学史上站得住，再过五百年，恐怕还有好事的读者，愿意花了他们的宝贵的时间、精力、金钱来购买和阅读，文章无价还是有价，这事情仅有时间作最好的证明。

过去五十年间，新诗的成就似乎比不上小说、故文、戏剧。据《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排，小说得三册，散文、论文各二册，戏剧、诗歌、史料各得一册。虽然内行人都知道重质不重量，但是“由量的变到质的变”的真理，却不容许任何人否认。

谁也知道，诗歌是占据文学领域的最高峰。只因诗歌用字最经济、最恰当，同时，感情既最丰富，见解又极高超，所以诗歌的作者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无疑地比从事其他的人要增加几倍。只因难能可贵，所以诗人高据文学的宝座，谁也不应妒忌。

谈到新诗，这又离不开内容和形式的问题。

先说形式。在传统上，中国的旧诗不但注意平仄、押韵，而且讲究对偶。其中对偶一项，是世界各国文学领域里独无仅有的东西。记得四十年前，陈寅恪先生给清华大学提供入学试题，其中有一项是“对对子”。这事情虽遭人反对，但是要深切了解中国旧文学，“对偶”是起码的常识。

旧式的西洋诗，虽不讲究对偶，但它也注意押韵和音节，这儿可见诗歌不但供人家阅读，而且准备朗诵或者歌唱给人家听。一谈到朗诵或者歌唱，押韵和音节或者押韵和平仄，便成为必要的条件。

五十年来，新诗界对于诗的形式，曾发生很大的争执。起初，是旧瓶装新酒，过分注重格律，形式虽较整齐美观，但这多少近于小脚的“改组派”，和诗学的革命的宗旨相违背，经过多年尝试后，那些对旧诗颇有根柢的人，干脆打回头，继续写旧诗了。接着，是新瓶装新酒。这种观念是对的，不过截止到现在，新瓶的形式、花样，还没有定型，所以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骤看之下，仿佛是在作文字图案的比赛。

除了形式之外，内容应该怎样，又是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中国最早的诗歌，不消说是抒情的。初期的新诗，大多数也是抒情诗，尤其是冰心和徐志摩，他们的抒情诗，较容易被读者接受。

接着，就有人写记事诗，其中以描写旅途所见所闻的东西，比较占多数。到了最近卅年来，针对报纸的新闻资料，来发表个人的见解的诗篇，也是越来越多。这种夹叙夹议的诗篇，主要的是站在某一立场，来讥讽另一立场的人物。这种作法，古代的诗人也非常在行，白居易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你读过白居易《与元九书》。这篇长达三千多字的信，正是字字珠玑。白居易曾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儿最后的两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就是目前有些诗人愿意运用报纸的新闻资料，来发挥个人的见解的诗篇。推而广之，有人干脆主张，文学应该为政治服务，甚至沦为宣传品，也在所不计。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这两句话，一般中国读书人都奉为圭臬。因此，白居易说：

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

换句话说，白居易写了一辈子诗，他最得意的诗仅有两种：一方面是畅论时事的得失，以便匡时济世；另一方面是发挥闲适的情绪，以便优游自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即旧式诗人所谓“应酬诗”，连他本人也不大满意，更不用说后代的读者了。

你还是个刚离开学校的青年，青年的感情十分炽烈，所以你不妨尽量发挥你的纯正的深厚的感情，多写一些抒情诗。虽然这种诗篇于时事无补，但是诗歌的内容应该多采多姿，用不着自己筑了一道牢不可破的围墙，让自己整天困于愁城苦海中。

来信说，你和几位同学拟于明年创办一种文艺刊物，这是个好消息。目前新马的出版界非常沉寂，作家搁笔，书店改行，出版家对于赔本的生意，丝毫不感兴趣。

你和一般朋友，有的是充沛的生活力。希望你多看、多读、多写作、多修改。久而久之，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样样进步，而你的自信心将更加强。

专此布复，顺请

著安！

子云（1968年9月16日）

二

××：

日前接到大著《东坡词》，不胜感谢！

一别数年，你的作品接二连三地发表出来，嘉惠士林，功德无量。古人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两句话从你的成绩中得到具体的证明。

你这部大著，主要的是分为三部分：即校订、编辑、序论。现在就浅见所及，略抒我的感想。说得不对的地方，幸多多指教！

清朝的朴学大师，一面为避免文字狱，一方面又要表现他们的学问，于是他们便倾全力来做考证和校雦的工作。要考证和校雦，必须博览群书，必须先讲究目录和版本学。这是治学应有的程序。那时，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还没有交流，可是中国的第一流学者和西洋的第一流学者的治学方法并没有两样。因为西洋大学训练学生做博士论文，也是首先到图书馆去找某问题的参考书的目录，内容分为原始资料，次要资料。资料鉴定好之后，即开始研究、排比、分析，以便达到结论。这种科学的治学方法，你现在完全灵活运用，所以成绩自然可观。

还有一层，过去因为交通不大便利，大规模的图书馆的缺乏，一般学者多是抱残守阙。这并不是他们的懒惰，而是恶劣的环境使他们的活动多少要受限制。现在你个人的藏书既然很丰富，同时又能够充分利用公共图书馆及私人的藏书，所以见闻自比以前博洽。这可以从《校编说明》和《东坡词籍著录》得到证明。

在校订的过程中，你以老吏断狱的态度，很严正地指出真与伪，正与误。宁严勿滥。“对于本文字句之疑误，亦必参酌再四，力求正确。”这种慎重的精神，实在值得人钦佩！

对于写作稍微有经验的人，谁都知道著书难，校雦也不容易。一来，作者本人虽然是个宿学大儒，但是，当他下笔的时候，心里想写一个字，不过他的下意识却引导他写另一个字；到了校对的时候，因为自己的手笔，看得特别快，致有时会错得不成话。二来，假如一部作品由他人代为校对，这多少要看运气。校对的程度高明，他当然会替你校正错字。相反的，校对的程度不大高明，他很可能会把本来是正确的字句改为错误的东西。例如“每况愈下”改为“每下愈况”，“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宋人的名句，可是有人却把“山重水复”改为“山穷水尽”，这是大错特错。

关于作品的真和伪，正和误等问题，苏东坡早就有所认识。他曾说：

然世之蓄轼诗文者多矣，率真伪相半，又多为俗子所改窜，读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识真者少，盖从古所病。……李太白、韩退之、白乐天诗文皆为庸俗所乱，可为太息。

你就根据这个基本的认识，把那些以伪乱真的作品一一挑剔出来，拔除杂草，仅留兰蕙，这种工作的艰辛，自可想见。

当资料一一校订之后，接着，你就替原著者做一番编辑工夫。在已经著录的350阙词中，你尽了最大的力量，挑出250阙，上边冠以写作的年月。这一份工作对于读者很有用处。因为这儿可以充分明白东坡写作时的生活背景，以及写作时的精神状态。有时一年仅得一阙两阙，有时一年可得几十阙。因为文章本天成，何况像东坡那么豪放潇洒的人，他的写作的态度，一向抱定“常行于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因此，他无论作文、写诗、填词，主要的是满足个人的兴趣，他绝对不会作茧自缚，给文字做奴隶。

至于卷首的《导言》，这可以说是全书的精华。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学史之一类作品，正是汗牛充栋。每一部书当然都会提到苏东坡，给他以应得的地位。可惜文学史的范围太广泛了，作者所见不广，所知有限，很难作深入的按语。至于一般书店的编辑所编的有关于苏东坡的集子，因为要现蒸现卖，同时，又要照顾生产成本，结果，当然会语焉不详。

大著《东坡词序论》，是一篇不计工本的毕生精力所贯注的作品。像这么结实的作品，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的行列中，实在不可多得。尤其是第三章，《东坡词之写作艺术》，你充分运用修辞学的知识，把东坡的词拿来解剖，条分缕析，一丝不苟。从分析到综合，从归纳到演绎，把现代治学的方法一一施展出来，因而达到你自己的结论。

直截言之，积极方面，即应有尽有，生动活泼，潇洒自如，超然绝尘，空灵蕴藉；消极方面，即不蔓不支，不拖泥带水，不牵强，不奇险，不呆板，不凝滞。至其雄壮处，则为东坡雄心壮志及其性情学养之自然流露，要非常人所可学到。

……实则东坡词之伟大，在于打破唐五代之束缚，而提高宋词，其与《诗经》、《离骚》、《汉赋》及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处于顶峰的地位，屹然照耀千古，光芒万丈。

九泉有知，东坡应笑嘻嘻地把你当做知己。

《东坡词》的校编工作，现已得到最大的成功，希望你本这一股傻劲，把东坡的诗和文再做一番整理工作，不知尊意如何？

此请

著安！

子云（1968年10月7日）

三

××：

和你相识多年。起初，仅知道你是个青年作家，喜欢写小说。最近两年，彼此过从较密，从你的工作的表现上，才深刻地认识你是个优秀的编辑。

自1931年离开校门后，我就靠这枝秃笔来谋生。因为写作的关系，我所认识的朋友中，以学者、作家、编辑这一类的人物占了大多数。

俗语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许多事情，一经比较之后，马上显出高低优劣。因此，我一向鼓励人时常出国旅行。当你到了一个新地方，你即刻可以按照已知的知识来衡量当前的事物；吸收人家的特长，补充自己的不足。请问世间最写意的事情，还有什么比得上技术或学术的进步？

作为一个良好的编辑，他必须像建筑师一样，准备一个蓝图，工作才有个中心。根据一个中心来找材料，这才会百变不离其宗。不然，东抓一把，西抓一撮，填满篇幅，便算了事。这不是编辑，这仅算是货仓管理员，把货仓里的每个铁架子装满了，便算尽了他的责任。

蓝图定好了之后，第二步就要物色作家。须知“人往高处攀，水往低处流”，这是人之常情。优秀的编辑，像良好的戏院的经理一样，必须物色那些能够非常叫座的作家。根据“物以类聚”的原则，假如编辑能够得到几位名作家来合作，那么其他享誉文坛的高手，自然而然会前来献技。当京剧全盛时代，四大名旦往往有同时在一起献技的机会。每个人展开浑身解数，全神贯注他的艺术。平时每个人已经出色当行，成为一派的宗师；到了大会串的时候，这更是登峰造极的表现。例如战前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东方杂志》，每当新年来临，编者必须于五六个月前，早就约定最有名的学者和作家来撰稿。到了出版之后，每篇文章既有相当分量，编者也得到最大的光荣。

新马的写作人才不算多，加以十年来出版事业走了下坡路，书店关了门，作家搁了笔。就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你受命主编文艺副刊。可是你一点也不灰心，你会脚踏实地到处去访问已经成名的作家，同时，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心提携后进。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新马的文艺界对你已经有很高的评价了。

你本人是个作家，你知道所有作家有他们特有的脾气，所以你和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你既然很深刻地知道他们的特长，你又很虚心地邀请他们和你合作，结果，你的箭头所到之处，谁也脱离不了你的关系。古人说：“至诚所至，金石为开；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你能够动员新马大多数作家，不分畛域地和你合作，这充分证明你是个成功的编辑。

文章到手之后，剩下的是编排和校对这两个问题。假如有人把精彩的文章当做精致大方的家具，那么编者的工作就等于室内设计。同样的家具，同样的客厅的面积，会陈列的人，马上显出美观实用的价值；不会陈列的人，把客厅当做货仓，任何东西都塞进去，什么叫做空灵，什么叫做古雅，他简直莫名其妙。

亡友许地山先生和黄曼士先生，都是最讲究生活的艺术的人。他们的客厅的面积并不大，但他们懂得运用脑筋，时常更换墙壁上的字画、桌椅和角落上的盆景和花卉。一经重新布置，好像满室生春。会陈列和不会陈列，相去何止天壤。

最后，要谈到校对的问题。在光荣的中国文化的传统上，校对是一门大学问。负责校对的人，必须学问渊博，同时，须以绣花针的工夫，一丝不苟地进行他的工作。当全部作品达到“校正无讹”的时候，这才算是大功告成。不但作者十分开心，而且编者也引以为荣。

这纯粹是能力和责任感的问题。许多编者的能力也许很高明，但责任感不大浓厚，能够敷衍塞责，就算功德圆满，这是不对的。

我曾翻阅中华书局编印的《辞海》，排编者叙述校对工作的辛苦，曾有下列一段话。他说：

就吾人经验者，普通书每人每日可校七八十面，每书印刷所校三遍，编辑三遍。此书每人每日不过校七八面，印刷所须校五次，编辑所须校十次，名词术语尚有夹用他国文字者，校对更须专家。

这一段话，充分反映出校对是多么不容易。

目前你的工作环境并不太理想，但你却尽了最大的力量，先自细心校对一遍，然后在可能范围内，亲自送给每个作者再校对一遍。这样一来，你所编的文艺刊物的错字，就比其他的刊物少得多。

“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校雠工作的艰辛，老于此道的人早就尝遍个中滋味。简单说一句，要作品达到“校正无讹”的境地，必须作者、编者、印刷所三方面的密切合作。作者的字迹千万不要太过潦草，自行发明“天书”，使人看得不明不白。编者除了细心校正之外，如有疑问，须看参考书或请教某一部门的专家。印刷所的工友，须不怕麻烦，改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编者签字付印而后止。不然，作品虽是上乘，但校对工作却搅得一塌糊涂，这无异“白璧微瑕”，破坏艺术品的完整。区区之意，不知高明以为如何？

此请

编安！

子云（1968年10月14日）

四

××：

昨天研读大著《中国文化人类学》，不胜钦佩！

文化人类学是一门新的学问，普通人多数不大熟悉。大著是运用演讲的体裁，深入浅出地把“中国文化人类学”向一般大学生面谈，提纲掣领，有条不紊，到处显出你的功夫。

目前学术界的趋势，大多数人喜欢作专题研究，题目越小，呓语越多，参考资料越丰富，弄到连大学生都莫名其妙，才算是本领。我个人非常赞成专题研究，因为业以专而精，只要专心守着一个小部门——不论热门或冷门——迟早总有新发现，新发明。但是，当一个人的学问相当成熟之后，或者专门的论著累积了相当分量之后，他应该来个大综合，把毕生研究的心得，很有系统地写出来，好让一般读者也能够分享他的成果。你这本演讲集，刚好完成这使命。

大著名为《中国文化人类学》，内容却包罗万象，面面周到，从史学、哲学、地理学、地质学、考古学、语文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和技术，你都能够融会贯通地运用各种材料，组织成一部很有系统的专著，这是由提高到普及，由专精到通俗的过程。这种工作，古代中国的大学者早已尝试过。他们很深刻地了解“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的大道理，所以他们在著述或编辑一部大著之后，往往要写个“提要”或编个“简篇”，最后，他们还要提炼成几句或几个字的秘诀，以广流传。

在现代的英国，牛津、剑桥等古老的大学的“学侣”（Fellows）或“研究员”（Readers），他们除了专精一两门学问外，有时也和出版家合作，编著一些通俗的小册子，如《家庭大学丛书》、《自修丛书》。这些小册子，平均6万字到8万字，观点正确，材料翔实，文字生动，引起普通人阅读的动机。卷末照例有一系列的参考书。假如读者想作专门的研究，那么他大可按图索骥地把那些参考书拿来研读。每看一本新书，他将会大开眼界，知道这一行的名家是哪几位，这一门学问的发展情形又是怎样。积了十年八年的经验，普通人可变成专家，外行可变成内行了。

俗语说：“久病成医”，问题全在于累积的功夫，功夫到家，一旦豁然贯通，对于事物的表里精粗，分别得一清二楚，这是多么有趣！

大著值得介绍之处甚多，不过有两点我特别同意，兹简述如下：

第一，天下一家。多年来，我因为受中国的儒家及现代印度几位伟人的教训，觉得天下一家的理想，才是救世匡时的捷径。我曾写过《开亿万年的太平》（见《春树集》）、《天下一家》、《世界大同》（见《暮云集》，未再版）。现在看到大著也有一篇谈到《天下一家的追求》，所以心里非常愉快。

和天下一家的理想相反的——就是现代帝国主义者的作风。他们主张“分而治之”先把各民族隔开，然后进一步把一个民族分为各帮派，有时给这个民族一点甜头，有时给那个帮派一些恩惠，使他们自相矛盾，同室操戈，然后坐收渔人之利。这种“分而治之”的法宝，实在不值得识者一笑。（参阅拙著《新加坡文化的特征》）

其实，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不但现代的侵略者会运用，连一二百年前的满清人也操纵自如。你说：

清廷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势力，对各民族采一取分化政策。满族入主中原，行政人员是满汉对称，而实权始终是在满人的手里。东北一带是满族发源的圣地，所以不许他族移殖。其他各族定居，界限也很分明，清廷且防止他们交通往来。因地而殊，来分别而治。对汉族的政策是“抑其道器而扬其文词”；对蒙族是“用其力而绝其知”；对回族是“抑其教而离其人”；对西藏是“崇其教而抑其政。”这些政策分明是蒙古人偏见的遗毒，但也可以说是一种“以夷制夷”的变相。

这儿可见，时无论古今，地无论中外，分化的政策是统治者的传家至宝。

第二，母语问题。语言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在运用语言的时候，最方便的莫为母语。因此，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提倡母语教育。因为母语如运用得很纯熟，你就有把握操纵这种利器，再进一步，你可以运用同一方法来学习其他语言。

欧美的超级强国，为着实现它们的侵略政策，便制造谣言，说中国的语言不统一，文字十分困难，最好的办法是多学英文，以便将来有更好的出路。一般无知的市民，误听邪说，纷纷送子女进英校，结果是自误误人。

中国的语言，虽然可以分为八大方言，但说北方话的人，占全国人口70巴仙以上。年来国音字母很流行，加以教育普及，文盲差不多绝迹，在不久的将来，七亿三千万以上的人口，全部可以运用北方话。因为“这些语言的语法及词句都相同，只是发音有些差别而已”。

你这部大著，对于此时此地的读者，非常有益。它可以加强他们的自信心，它可以开辟一条新路，使他们朝着“天下一家”这个崇高的目标进军；使他们懂得先通母语，然后继续学习国际通用的语言。这是本末先后的程序问题，说穿，谁也不会觉得奇怪。

此祝

著安！

子云（1968年10月22日）

五

××：

今天午睡后，独自跑到海滨来享受清福。在帆布的躺椅上，仰看浮云，目送飞鸟，静听海浪的奔腾澎湃的声音，大有物我皆忘的出世之感。

我常觉得，世间最矛盾的事情莫如宗教。各种宗教的开山祖师，多是超尘绝俗的圣人，可是各种宗教的传教士，多是利欲熏心的俗子。

儒家的创始者孔子，一辈子过着穷愁潦倒的生活。他是表里一致，言行一致的人。他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因此，他很赏识颜回，说他穷居陋巷，没得吃，没有喝，在那种情形下，别的人都不堪其忧，而颜回却不改其乐，他的修养多么到家。

说来很奇怪，孔子最瞧不起暴发户，但后代精读孔子的著作的人，却是个个往功名利禄这条庸俗不堪的路子跑。因为政府考试的题目出自四书五经，非熟读孔子的著作，连题目也看不懂，结果，只好交白卷，断送一生的前途。无论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一个读书人必须研究孔子的著作，这才有猎取功名的希望。到了考试及第之后，荣华富贵接踵而来。这种极大的诱惑，刚好和孔子的本意相反。

耶稣是个穷木匠出身。因为穷人最了解穷人，所以他的最著名的“上山教训”，念念不忘地提出一套大道理。他说：“清心的人有福，贫穷的人有福。”我相信他这些话是从心灵处发出来的呼声，一点也不勉强。

但是，后代的传教士，不知道怎样，大多数都变质了。当他们讲道理的时候，个个口沫横飞，装着神哉圣哉的样子，不过他们的言论是准备“外销”的，说给一般不识不知的人去听听，至于他们的私生活，却完全是两样。他们所追求的是荣华富贵，他们所羡慕的是功名利禄，和耶稣的教训背道而驰。

说来又是个大矛盾。假如儒家、耶稣教，以及各种宗教的经典，单纯靠一般无权无势的寒士来研究，恐怕谁也不相信。相反的，任何宗教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主要的是靠手握大权的统治阶级，其次，是靠富商巨贾，至于皓首穷经的寒士，仅算是帮闲的陪客罢了，他们并不会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当六朝时代，中国盛行佛教，原因很简单，因为皇帝喜欢崇拜佛教。“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只要统治阶级对于某种宗教表示景仰之忱，那么趋炎附势的富商巨贾就迎头赶上。上头有统治阶级做领导，中间有社会上有力分子的支持，最后又有一批帮闲的文人来摇旗呐喊，任何宗教，任何道理，不消说都能够风行一时。

理论上，任何宗教都是出世的。事实上，任何宗教都是入世的。假如一股腐儒硬要按照票面价值来检讨任何宗教，恐怕许多教义早已失传了。

上文说过，各种宗教之所以能够风行一时，主要的是靠统治阶级，其次是靠富商巨贾，这话并非虚构，而是有事实作根据。

假如任何宗教真是出世的，那么信徒的数目将一落千丈。相反的，因为任何宗教都是入世的，所以信徒的数目才会天天增加，香火旺盛，迫得那些一生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人，到了病在垂危，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时候，还可以由传教士介绍入教。

作为英国国教的中心的威斯特敏斯特教堂，它是英国历代国王举行加冕盛典的所在，它的地位和国会等量齐观。巴黎的圣母堂，就是坐落于巴黎的中心区，凡是到巴黎参观的人，非到圣母堂瞻仰膜拜，可以说是“如入宝山空手回”。罗马的圣彼德大教堂，它不但是全世界天主教徒的圣地，而且也是全世界艺术品的宝库。至于中国的名山古刹，那建筑的冠冕堂皇，气象的庄严伟大，早已具备使人肃然起敬的感觉。

据社会经济史家的研究，除了共产主义的国家外，任何国家的教会多是拥有极富裕的财产。问题在这儿，假如教会一贫如洗，那么它们就不能创办学校、医院，以及举办许多慈善事业。这等于宣告教会破产。须知穷惊九眷六亲，越有钱的教会，它们就越得到庸夫俗子的捐献；越贫穷的教会，它们就越得不到他们的支持。“畏季子位高而多金。”苏秦的嫂子这句非常现实的话，不但可应用于常人，也可应用于教会。

马克思是个书呆子。他曾很愤慨地说道：“宗教是麻醉剂。”他这种言论，像一般寒士捧场的言论一样，并不会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盛行的今天，无论在国际舞台上说话也罢，无论在国内舆论上发表意见也罢，无权无势的人，虽然理论是头头是道，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或者根本没有人听。

平生对于任何宗教的开山祖师，都佩服到五体投地，而他们的经典，我也喜欢细心研究，甚至要选择其中的要义，作修身的楷模。至于任何传教士的说教，我是尽可能敬而远之，尤其是天堂地狱、死后轮回的说法，恕我不敢恭维。生前既不能捐献，死后又无力请传教士替我做功德，诵经祈祷，自问迟早会被打到十九层地狱，比较世间罪大恶极的人更升一格。

海滨无事，异想天开，聊写观感，借博一笑。

此请

著安！

子云（1968年11月17日）

六

××：

今天是冬至，家里照例要预备汤丸来庆祝这个佳节。你知道，过去几千年来，中国以农立国。在科学和技术还没有发达的时代，农民须靠天吃饭。要靠天吃饭，农民一定要懂得天时，适应天时，不然，他们的农产品歉收，日常生活即刻成问题。

西洋人把一年分为四季，中国人除了四季外，更很细密地分为二十四节，平均每个月有两节。对于这些季节，有四个最为突出：即春分和秋分，夏至和冬至。春分和秋分，昼夜平分，是一年最佳的季节，那时的天气是凉而不冷，即旧诗所谓“已凉天气未寒时”。多愁善感的诗人，他们不但不会轻易放过春秋佳日，而且因为活动较多的关系，他们的诗词里充满着和春秋有关的题材。找曾把“白香词谱”的题材作个分析，只见这部一百阕的词选于时令、别离、回忆、伤感的题材，就占了百分之七十。这儿可见时令会勾起诗人墨客的感情，只因触景生情，所以他们的文思便源源而来，作品的产量特多。

就我个人而论，我觉得一年之中有三天最有意义。第一，过年，尤其是旧历年。假如没有新年，各项事迹的年代就分不清。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谁也没法子衡量。第二，生日，在生日那一天，它很容易给人提高警惕性。它说明个人有限的光阴已经浪费了许多。大诗人陶渊明高唱“少小闻道，白首无成”，这是多么重要的提醒。第三，冬至。冬至一阳生，春到人间，否极泰来，这表示前途多么有希望。

在我的故乡，冬至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农民们经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工作程序后，到了冬至这一天，才可以放松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在这天，农民一面用红纸贴在谷仓的大门外，上书“五谷丰登”；一面用新米来煮饭，叫做“吃新”。一家人花了整年工夫所换回的收获物，现在由大家共同享受，这是多么有意义。

假如你研究过先秦诸子——你应该知道“因势利导”这句话的意义是很深长。这儿所谓“势”字，等于英文position of strength，它和时间空间都有关系。谁能够灵活运用时间和空间，就会成功；不然，逆天背时，就会失败。

先论空间。在中国的北方，含羞草是个名贵的东西，它被富人用来作盆景，一小盆值二两银子。但是，在新马一带，含羞草长得又多又快，园丁须花较多的时间把含羞草铲锄得一干二净，但是，过了相当时间，含羞草又一批一批长大起来，把名贵的花卉的地盘占领了去。这时候，园丁又要大忙特忙，想法把它除掉。

又如“唐豪菜”，这是新马的华人，在过年时期，用来作火锅的名菜之一，价钱相当可观。不过在我的故乡，“唐豪菜”是用来喂猪的饲料。同样的蔬菜，因为空间不同，它的价值竟相去天壤。

又如貂皮，这在天气严寒的北方，是个无价之宝的御寒的衣服，可是貂皮到南洋，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拥有貂皮袍的富人，不但无法利用貂皮袍，而且须把它放在冷气货仓里，每年要缴纳一笔栈租。这儿可见同一物品，放在不同的空间，它便有完全相反的效果。

再论时间。当旧历新年前，北京出了一些切瓜，每条约有大拇指那么大，六七寸长。这么一对切瓜，价值二两银子。富人用来送礼，谁都觉名贵。可是同一种类的切瓜，过了三个月后，长得有手臂那么大，一两银子可以买到一百条。只因时间变了，同一物品的价值也跟着发生极大的变动。

又如黄花鱼（即石首鱼），在冰冻的隆冬，很不容易得到鱼类。偶尔有些富人可以买到一两尾黄花鱼，用它来做鱼冻，可算是名菜。但是，当旧历四月五月之间，福建省三都澳附近的官井的黄花鱼源源上市，价钱比较蔬菜还便宜。只因时间变了，同样的黄花鱼的价值截然不同。

古人曾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时务”或“时势”，所指的是某时某地的实际情形。谁能够掌握住实际的情形，因势而利导之，他就很有办法，不然，就毫无办法。

叱咤风云的楚霸王，到了兵败垓下，四面楚歌的时候，他不禁由衷地说了一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雅不逝。”上一句表白自己的本事，下一句说明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时势的不利。

话又说回来，“时势”是千变万化的，很难捉摸得住。稍微大意一下，就会一去不回头。西洋有个俗语：“时间和潮水不待人。”因此，聪明人必须时常提高警惕性，要捉住时机，免得有后悔。

说来还是孔子高明，他对时间和空间的选择，十分敏感。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应该缄默。什么时候该出来做官，什么时候应该辞职不干。只因他把时间掌握得很坚定，所以他才得到最大的赞美，大家都说他是“圣之时也”。

的确，时间和空间，对于一个人的生存很有关系。谁能够掌握时间和空间，他才会无往而不利，否则，许多麻烦的事情都跟在后头。

今天是冬至，你已经吃过汤丸，同时，又吃了许多好的东西。因此，我希望你今后对于时间和空间有更大的把握，这才能够避免后悔。

此问

学安！

子云（1968年12月22日）

七

××：

日前畅谈两次，不胜喜慰！

南洋大学创办了十三年，到了今天，才找到像你这么胜任愉快的人做校长，这充分证明创业的艰难，同时也可见人才的难得。

从“南洋大学有限公司”，到正式的大学；从教授的待遇比较中学教员还差，到所有教职员的待遇和马大、新大相等；从本国大学的学位不被本国政府承认，到国外大学多数都承认；此中的困苦艰辛，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够道出一二。

现在一切局面已上了轨道，然后由你来计划、筹备、执行百年的大计，这正是六辔在手，操纵自如，这儿谨祝你万事如意！

在过去十三年里，南大虽饱经忧患，同时，还遭遇几次大风潮，但最使人兴奋的，就是南大有一部分洁身自好的同学，站紧岗位，抓紧机会来求学。虽然南大初期的师资和设备不够理想，但那些立志向学的青年，以人一能之，己十能之；人十能之，己百能之；人百能之，己千能之；人千能之，己万能之的坚忍，决绝的精神来战胜一切困难。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于天地间的一笔大资本。你瞧，世界文明古国，现在还能够生存的仅剩了希腊、埃及、印度、中国，不过论魄力的雄厚，成绩的优越，我们不愧为老大哥。此中最大的关键，全还于我们不向困难投降，所以困难也要封我们退让三分。

你生长于书香之家。你的老父亲是个优秀的物理学教员和中学校长。家学渊源，加上个人的聪明和努力，使你一步紧接一步地走上成功的大道。当你在大学时期，正值中国抗战时期，你在广西逗留一些时间，使你深入民间，知道中国的教授和学生，虽在日本的飞机不断地漫无目标地乱炸中国的平民，但他们的斗志更坚强，弦歌之声，从未中断。这种精神上的感召，对于正在求学中的青年，不消说是极大的鼓励。只因你也尝过战争期间颠沛流离的苦况，所以后来你到港大和牛津升学的时候，你自然会觉得和平安定的日子是不可得，因此，你更发奋向学，在成绩上老是比一般同学胜一筹。

你是个最懂得利用时间，掌握机会的学者兼行政人员。一般学者负起行政的责任的时候，大多数是随波逐流，把书籍束之高阁，连报纸也没有好好的翻阅，更不用说会作专门的研究工作了。他们唯一的借口，就是工作忙。其实，这仅是片面的理由，另一个更大的理由，就是懒惰，和办事没有条理，东抓一把，西抓一撮，让自己作环境的奴隶。

记得几年前，我到马大去看你的时候，你曾领导我去参观你的实验室。那时，你已经是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但每天你总要抽空来实验。后来，你又代理副校长，但你绝不会以公事忙碌作口实，放弃你做实验的机会。结果，在你担任教学和行政工作的期间，你所作的专门性质的论文，仍与日俱增，这是新时代的青年最好的榜样，值得他们向你看齐。

现在你担任南大校长，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配合得很恰当。并不是我要说扫兴的话，当十三年前，南大刚创办的时候，校长（那时叫做行政委员会主席）没有实权，一切权力操在校务委员会的极少数委员的手里，无论什么事情，校长做不得主。亡友张天泽先生处在那种环境中，一筹莫展。只因郁郁不得志，所以造成内伤，终于病死于夏威夷。现在南大的情形与十三年前完全不同，在天时上，这是对你有利。

南大初创办时，林语堂先生颇受校董会重视，全体教授都得到三年的合约。不幸林先生要南大作反共的堡垒，结果，不欢而散。校方按照契约，赔了三十多万元。经过那次教训后，由外地聘来的教授，聘约仅限一年，虽然期满可以续聘，但是大家都不免有“五日京兆”的心理，其中有些教授连冰箱和电扇都不敢轻易购置，免得一年期满后，这些东西都变成废物，致浪费金钱。现在你以新加坡公民的资格来做南大的校长，你当然比那些过渡时代的人物，更可以有计划地发挥你的才具，为南大奠定百年的基础。

南大初创办的十三年间，人事关系老是搅得一塌胡涂。在校内，因为大家不安于位，所以校方对于教授们不敢抱太大的期望。在校外，无论政府或其他大学，都抱着歧视的眼光，尤其是毕业生向政府求职的时候，那些负责取录的官员，仅注意一味英文，对于南大毕业生所擅长的中文，都一笔抹杀。现在南大已经得政府的承认，同时，也得到国内外大多数大学的承认，这种精神上的鼓励，不消说会加强各位教职员的信心。此外，你曾在马大教过十八年书，无论马大，或者由马大分家出来的新大教职员，多数都是你的旧交新识。至于南大，远在1959年，你曾花了四个月工夫，和其他六位委员，对于南大的内情，作详细的调查研究，一面熟悉南大的内情，一面又和新马其他各大学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由你来任南大校长，正是天造地设，再适合不过。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是代表什么的呢？答案是钱。因为办大学是最费钱的事情。美国的几间著名大学，基金多在十亿美元以上，所以校长可以放手做去。假如国内外爱护南大的人士，能够源源不绝地给南大的经济上以大力支持，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你的任务。

此请

著安！

子云（1968年1月19日）

八

××：

日前在南洋学会的聚餐会里，我提出一个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你不假思索地补充了一点，使我的答案比较圆满，这儿特地向你道谢！

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说：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以日本留学生为主体。创造社如此。语丝社也如此。

为什么日本留学生比较欧美留学生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上有更多的贡献呢？

你说，因为到日本读书的多数是穷学生，生活很困苦，同时，因为日本的学校对于本国的学生要求较严格，对于中国的学生要求较宽容，所以中国的学生有充分的时间深入民间，得到更多的经验。

你的话说到这儿为止，以下是我的意见。

原来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生活越困苦，想运用文学来寄托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冲动就越剧烈。许多作家所以夜以继日地埋头写作，虽然他们的动机并不一定要“藏之名山，以待其人”，但他们至少可以把塞在喉咙里的骨梗吐出来，使心里暂时得轻松一下。须知整天很安乐地在冷气房或暖气房里过活的文学家，他们充其量仅懂得做研究或校勘的工作。他们懂得很多文学理论，他们看过不少文集，可惜他们的生活毫无内容，所以写不出文学的作品来。例如胡适成名的几篇文章，不外《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不过这种考证式的文章，至多仅证明他参考了不少书，和创作本身并没有丝毫关系。难怪他活了七十二岁，在国际上享了大名，但他一生并没有写过什么特别的文学作品。

记得1964年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莎士比亚与莎士比亚研究》。我曾很惋惜地说许多作家都饿死，不过以研究饿死的作家为职业的文人，却能够过极舒适的生活。

“绔纨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诗圣杜甫还不是为这事情叹了一口长气？

和困苦的生活及丰富的经验有关的，就是语文本身的问题。日本起初是全盘接受中国的文化，甚至喧宾夺主地把中国的文化当做日本的文化。当七十年前，梁启超一般人亡命到日本的时候，他们只须花了几个月工夫，便可阅读日文的作品。因为那时的日文，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是中文，比较聪明的人，只须认识日文字母，粗通一点日文的文法，便有阅读日文的能力。甚至日文一窍不通的黄公度，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用中文来跟日本的士大夫作笔谈。

到了五十年前，当创造社的一些基本干部到日本留学的时候，他们进的是日本高等学校。他们接受严格的训练后，不但精通日文，而且能够阅读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的书报。这样一来，他们的眼界大开，对于世界文学名著也有更彻底的认识。只因他们对于世界文学名著有更彻底的认识，所以他们便鼓起无比的勇气，力争上游。结果，他们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贡献，自然会多采多姿，有声有色。

至于欧美留学生，因为学习外国语文的困难，到处发现了下列的现象。撇开程度恶劣的学生不谈，那些优秀的学生，一脚踏进欧美的国土后，便立定志愿，发奋学习语文。他们整天翻字典，记生字，绝对不说一句中国话。等到他们精通外国语后，他们便束装回国了。社会关系较佳的人，一来就当大学教授或科长以上的官员。从此养尊处优，和创作绝缘。这是藏拙的办法，因为多做多错。只要长期没有动笔，以后就把创作当做畏途。何况他们一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之后，他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腐化，除了教书和办公外，主要的工作就是送往迎来，婚丧庆吊，打麻将或打桥牌，连报纸也没有好好的阅读，何况有系统地研究什么书籍，呕尽心血地写作什么东西？

日前遇着一位大学毕业生，他告诉我说，十几年前他刚进大学的时候，因为家境困难，所以他必须半工半读，一面上学，一面兼任家庭教师。到了晚上，他还是青灯黄卷地努力不懈。他曾写过小说和散文，越写越起劲。除了浓厚的创作欲外，他还希望得到一些稿费来补贴家用。

现在则不然。现在他担任政府的高级中学的教师，月薪将近一千元，同时，他还兼任黄昏中学的教师，收入也不坏。公余之暇，仅在客厅里看电视，或者到娱乐场去寻开心，连信也懒得写，更谈不到什么读书和写作了。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当他在某著名中学教书的时候，他发现一般同事整年不会看过三本书。起初，我还是将信将疑，以为他是言过其实。近来经过多方面考察和见闻，知道这儿的读书的风气实在不够浓厚。一般受过相当教育的人，到了社会工作后，无论当教师、公务员或职员，除了处理例行公务外，喜欢买书和看书的，实在寥寥可数。古人说得好：“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其为人也，终日多暇逸者，其出入不远矣。”想起日本人和德国人那么努力上进，想起他们的读书和写作的风气那么浓厚，想起他们的出版物堆积如山，回头看看本地的读书和出版界，除了人人必读的几种课本外，真是一无所有，这怎么不使人羞愧得无地自容？

南洋学会的聚餐会，是个以文会友的地方，望你多约几个朋友来谈。

此请

著安！

子云（1969年1月26日）

九

××：

接2月28日信，并小山的照片四帧，不胜欣慰！

小山眉宇轩昂，既聪明，又壮健，实在可爱。只要教养得法，将来长大后，一定能够成器，这儿可以预卜。

来信要搜集中国的童谣，你的建议我非常赞成。童谣是最原始的诗歌，内容健康，感情浓厚，音韵自然。一看就顺眼，一听就顺耳。作为母亲或保姆的妇女，如能亲切了解而且牢牢记住一二百首童谣，朝夕在摇篮边，哼着给婴儿听，这不消说对于婴儿的文学和音乐素养有极大的影响。

源远流长的中国，一般书香之家早就注意到胎教。现在欧美的教育心理学家，对于婴儿和幼稚园的教育也非常重视。他们要明了教育的效果，于是便从事种种实验，然后把统计所得的结论，来证明他们的假设是否正确。

谁也知道，婴儿的感染力最大，记忆力最强。他们的脑子好像最敏感的摄影机那样，一下子就可以得到很完整的印象。教的人很有兴趣，学的人又毫不费力。近代音乐的开山祖师巴赫，他在童稚时期对于音乐已经有那么大的成就，最后又成为一代宗师，这一半得力于他个人的天才和努力，一半是由于优良的音乐环境。耳濡目染，固然是音乐的世界；一举一动，也是音乐家的风度。这笔雄厚的资本，实在不是普通人所能想象。

平心而论，诗歌最富有启发力，多和诗歌接触的人，虽然不一定会成为大诗人、大音乐家，至少可以做到谈吐不俗的地步。

从前郑康成专门研究《诗经》。因为他整天吟哦讽诵，所以他家里的婢女也会暗中记诵“诗经”的名句。有一天，有个婢女做错了事情，被郑康成处罚，要跪在泥土上边。接着，另一个婢女看见这情形，马上引用《诗经》的句子来发问：“胡为乎泥中？”那位被罚跪的婢女不假思索地也运用《诗经》的句子来答复：“薄言往诉，逢彼之怒。”这是多么有风趣！

二三千年来，中国民间的歌谣非常流行。这些歌谣除了道出人民的心声外，有时还对不平等的社会，腐败的政治起了控诉的作用。言者无心，闻者足戒，论效果比较现在的标语和口号更有力量。

现在先举汉朝的《淮南王歌》做例子。原文如下：

一尺绘，好童童。一斗粟，饱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这是讽刺汉文帝的民歌。文帝六年，他的弟弟淮南王刘长谋反，文帝把刘长从淮南迁蜀，刘长在中途自杀。歌辞说，在平民，尺绘斗粟就可以满足生活上的要求，可是皇帝富有天下，王侯富有一国，还要争权夺利，互相残杀，闹得兄弟都不能相容。（按：“童童”是指洁净而有光泽的样子。）

再举北齐时代的《敕勒歌》做例子。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首民歌蕴藏着十分浓厚的草原游牧生活的背景。那气魄的雄伟，眼界的广大，绝不是一年到底住在不见天日的市民所能梦想的到。（按：敕勒是种族名，隋唐时代，叫做铁勒，在山西北境和内蒙古交界一带。阴山是山脉名，起于河套西北，绵亘于内蒙古乌拉山后联合旗境。）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中占主要地位的十五国风，即周代的民歌。汉末所产生的《古诗十九首》，也是一般文人模仿民歌的抒情之作，有些是根据民歌加工改写的。论意境，论情调，都是第一流的作品。

当五四运动时期，那些文坛健将，一面努力介绍欧美的文学作品，一面又发掘中国的旧小说。接着，北京大学的一般教授便提倡搜集民歌和童谣，由民歌童谣里，可以进一步了解人情风俗，即西洋学者所称“民俗学”。

就在那种潮流下，顾颉刚曾着手编辑一册《吴歌甲集》。顾先生是江苏省苏州人，苏州即古代的吴国，内容所搜集的就是苏州一带的民歌。四十年前，我曾买到一册。到了七七事变。仓皇逃难的时候，这本书像其他经史子集等古籍一样，被我抛弃在北京。

在七七事变前两三年，北京大学又成立一个歌谣研究会，专门搜集和印行歌谣，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不久之后，这种富有意义的工作也被战火毁灭。现在回想起来，至为可惜！

战后二十多年来，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地的报纸和杂志，极少见到民歌。除了新诗的创作及欧美和日本诗歌的翻译外，道地的民歌好像凤毛麟角那样，不能轻易看得到。

日内当写信给香港的朋友们，请他们代为注意。目前香港的人口已达四百万，报纸、杂志都呈现蓬蓬勃勃的气象。香港是东方和西方交通的孔道，无论东方集团或西方集团的作品，都可以自由买卖和阅览，情形与西德和日本一样，难怪它的文化水准逐渐提高，可以打进国际市场，比起那些眼光如豆的单相思的人物，香港可算是占尽便宜。

今年新加坡的气候比较暖和。云海楼的庭园群花盛开，尤其是“复活节的茉莉”，居然提前一个月开遍。看了之后，更增加风趣。有空望来信。

此问

平安！

子云（1969年3月10日）

十

××：

搁笔太久了，连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今天重新磨砺笔锋，铺上稿纸，在日暖风和的海滨，在四周苍翠的环境下，准备和你畅谈。这时候，文思好像新潮一样，不断地涌跃上来。白乐天那句“未成曲调先有情”，颇能道出我的心事于万一。

自1962年4月8日你赴英求学后，转眼之间，已经过了六年半。除了1966年的新年，你匆匆飞回探视我的病况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了。记得那天晚上，我正在中央医院养病，一家大小陪伴到病房来探病，一见之下，万感交集，热泪夺眶而出，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等了十五分钟，才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声：“你好吗？”说完，又泪流满襟。

我常觉得，文言的成语，有时真是简练得可爱。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深情，千头万绪，文言的成语“舐犊情深”四个大字，就可以把隐藏于胸中的积愫表达出来。因此，自我立志用白话文写作后，四十年来，我想尽方法，使我的文字接近口语，尤其是大众语，但是，在某种情形下，我倒想运用最适当的文言的成语，免得文字太过噜苏。我所以愿意这么干，主要的是得力于三十多年前，我的老妈子的谈吐。有一天，大家在院子里乘凉，我的老妈子忽然说了一声：“那是求之不得呢！”这儿“求之不得”的成语，出于《诗经》，而《诗经》是中国最早而又最好的一部诗集，可是在没有受过教育的老妈子的嘴里，它竟表现得那么自然，这充分证明文言的成语是多么可贵，虽然在运用的时候，须严加警惕，非万不已不用，不然，过犹不及，这似乎有掉书袋的嫌疑。

自1966年见面后，你的生活变化得厉害。你修完皇家音乐学院的课程，你又到过意大利赛恩纳音乐院去深造。你对于意大利的古色古香的情调，艺术气氛非常浓厚的环境，无一不心焉向往。这虽小事，不过这可以证明，在你全身的细胞里，艺术的成分远超过其他一切的成分。

一个人能否做艺术家，一面看气质，一面看培养。气质即天才，与生俱来，它是天地间最宝贵的种子。譬如橡树的种子，它迟早会长成参天的古树。又如芝麻的种子，它怎么样也长得不够高大。虽然近来一般生物学家，根据优生学的原则，懂得给动物配种，给植物接枝，但在本质上它没有多大的变动。

你得天独厚，自幼爱好音乐和文学，这是你值得自豪的地方。到了二十岁，你有机会到伦敦深造。六七年的勤学苦练，使你奠定巩固的音乐的基础。

更难得的是，你的终身的伴侣也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他会作曲，他会教琴，他又经常举行音乐会。夫唱妇随，步伐一致，情调和谐，这简直是天上人间，请问你还有什么苛求？

自你结婚后，两年之间，已经生两个男孩。据来信报道，有一次，你们到利物浦开音乐会，在彩排期间，你那位仅八个月的大男孩，居然会洗耳恭听他的父亲的表演，一连三个钟头，没有大声喊叫一下。在本质上，这个小宝宝已经得到父母最优秀的传统，今后只须在教育上痛下工夫，将来不难成为大器。

“百尺高楼从地起”。一个人最重要的阶段，就是孩童的阶段。孩童时期，打好基础，树立规模，以后就是如法炮制，越练越精，越来越巧，达到非常成熟的地步。假如孩童的阶段轻易放过，到了二十岁左右，还是四顾茫然，不知道跑那条路才行，这种人的出入恐怕很有限。

平生最羡慕弥勒·约翰司徒（John Stuart Mill）。他在严父的指导下，不用上学，到了十七岁，已经能够和全国大儒分庭抗礼。他曾说，他很幸运，比较同时代的人早熟了二十五年。事实上，人生到底有几个二十五年？而青年时期的二十五年，比较晚年的二十五年，又不知强胜多少倍？

来信说，你时常想家，恨不得积蓄一些钱，买一张来回票飞到家里来省亲。你这一片孝心，我非常赏识，不过这太不实际。因为这笔来回票大可节省下来，雇用女佣，每星期两天，至少可以帮你三年。假如一星期能够抽出两天来专门练琴，那么一年可得一百零四天，三年的工夫，可得三百十二天。以你现有的音乐基础，再加上足足三百多天的继续不断的勤学苦练，相信你的音乐将有长足的进步。

须知任何学问，都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平生我认识了不少人。他们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学问基础相当巩固，可是到了成家立业，在社会谋生之后，一年之间，读不到几本新书；一举一动，完全和本行无关。到了相当时候，很容易陷于前功尽弃的境地。古人所谓“少时了了，大未必佳”。这种人到处都是，每一念及，真使人不寒而栗。

目前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赶紧请个女佣帮忙你打理杂务，每星期两天也好，三天更好；把最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抽出来，从事自己毕生精力所寄托的事业。假如你不知道缓急先后，把今后的三年时光虚掷，到了那时，你就是中了马票，恐怕心情和兴趣已经完全两样了。

生命是时间的累积。钱不够用，你还可以向朋友借贷。时间和精力一旦用尽，你还能够向阎罗王求情，请他延长半天么？

此问

近安！

子云（1969年11月1日）

十一

××：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是七年。

记得1963年，你刚搬到新加坡大学爱德华七世医院宿舍的时候，你曾指着隔壁的一座大厦说：“那座宿舍是给刚毕业的见习医生（Housemen）住的。”说时，表示非常羡慕的样子。

去年三月，你结束六年的医学课程后，就搬到那间宿舍去住。到了今年三月，见习医生的生活告一结束，成为正式的医官。

从前我们家里没有人学医，所以大家对于医生的生活相当隔膜。在我的心目中，医生仅是一种受过严格训练的专家，至于严格达到什么程度，我完全莫名其妙。

在求学期间，我仅知道每个医科学生抱着厚厚的课本和参考书，字斟句酌，用红蓝笔来做底线，加眉批。他不但要高度的理解力，而且需要坚强的记忆力。不然，所问非所答，所答非所问，永远没有学得到家。

到了毕业后，尤其是成为正式医官的时候起，问题更麻烦了。每个医官，每个月足足要工作卅天至卅一天，另外还有夜班。夜班各医院不同，有的五天轮一次，有的三天轮一次，连星期日和公共假期也没有例外。当夜班值勤的那一天，医官须日以继夜地工作，有时一夜仅睡两三个钟头，第二天还要照常工作，绝没有休息的机会。

照劳工局的规定，一个职工每星期仅工作40小时至44小时，可是我认识一位高级注册主任的医官，每星期的工作时间，竟达104小时。换句话说，他的工作时间，比其他政府机关和私人机构的职员，足足多了两倍半。多辛苦！

医官的工作这么忙碌，但是有志者仍能够成为学者、专家、行政人员，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我的朋友魏雅聆医生。

雅聆于1949年成为医官。那时，中央医院的医官仅有三位，每天晚上，必须有一个医官值勤。他不停不息地从楼下走到楼上，从楼上走到楼下，整个晚上，差不多没有休息的机会。他的工作情形如此，其他医官的情形也是如此。

二十年来，他严守他的岗位，同时，还孜孜不倦地学习，一连考了几个学位。当一九五九年，找第一次和他相识的时候，他已经荣膺为中央医院代理总监。在他的领导下，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成立。我和他同事四个月。我看他工作时，思想敏捷，处理事情能够当机立断，心里佩服万分。

起初，我以为他仅通英文，后来经过多次谈天，这才知道他的中文基础也十分巩固。此后，我每年都请他撰述新年特刊的论文。到了1965年，他的《环球旅行观感》出版的时候，他的才华更为社会人士赏识。

日前又有机会和他详谈。他说，明年他要出版一本册子，再度请我写序，我当然一口答应。因为他最近曾在南洋商报发表一首古风，所以我就和他谈诗。不谈则已，一谈之后，把我吓了一大跳。原来过去几年间，他已经写了九百首诗。这个大发现，使我既羡慕，又惭愧，因为在纯粹研究和写作文艺的圈子里，有几位像他这么努力？

魏医生的成功，给你一个好榜样。医官的生活的确很忙碌，但是，已经确定为永久职员的医生，每年可得三十三天假期，虽然十一天公共假期中，每天还须工作四小时。日常工作虽然很繁重，但零零碎碎的等候时间颇不少，假如善于利用，累积起来也很可观。魏医生的许多演讲稿和论文，都在零零碎碎的等候时间里写成的。

事实上，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抓紧每天所剩余的零零碎碎的时间。假如每天的零零碎碎的时间让它虚度，那么到了有一年半载完全休假的时候，恐怕也是白白浪费了。

因为雅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所以那天我信笔写了一首五言律诗赠他，以示仰慕的意思。

今天蒙你介绍阅读兰逊教授（Prof. G. A. Ransome）的论文，得益不少。兰逊教授谈研究医学的方法，事实上，这种方法可应用于其他各部门的学术和艺术。他说：

医学比较任何大学或学院更伟大；我们是照顾病人的古老的艺术。为着达到这目标，我们内科医生从事研究的时候，可以把科学当做我们的助手。

兰逊教授又引用祁氏（Samuel Gee）在一次大宴会时，给伦敦大学祝福的话。祁氏说：

五十年来，它曾是一间主持考试的大学；今后五十年间，它成为教导学生的大学，到了五十年终止时，它将成为研究医学的大学。

换句话说，真正会运用思想的医生，他们从教授处所学到的东西并不多；他们应该从同学中学到许多东西。因此，大学生活算是最宝贵的一段生活。

他主张，医生最好研究的题材就是病人。先从病人身上做功夫，懂得“望闻问切”的技巧，然后参考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等基本学理，这样一来，他的诊断不会离题太远。

谈到阅读工作，兰逊教授认为这是毕生事业。医生最好能够阅读一种周刊，一种月刊，一种专门刊物。其中社论和通讯最能启迪人家，并且给人以必要的指导，尤其是在选择新书这方面。

容再谈，此问

近安！

子云（1969年11月9日）

十二

××：

自今年三月大病一场后，差不多有八个月没有和你见面了。今天久别重逢，边吃边谈，这种乐趣绝不是局外人所能想象得到。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个聪明人。他说：“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的确，在人口多达两百万的新加坡，请问你是否能够找到十个八个朋友，作上下古今谈？

平生最不喜欢大场面的应酬。在一百几十台的大宴会里，客人仅在进门时和主人握握手，等到出门时再握握一次手，中间根本没有谈天的余地。万一同席的其他客人没有一个相识，那简直是活受罪。因为傲慢和偏见盘据每个人的心里，谁都觉得自己最标准。假如你整天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自己单独占谈话的机会，人家将会批评你太过狂妄，没有礼貌；假如你闭口无言，人家又会暗中说你很骄傲。此外，目前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关系十分复杂微妙，你根本不大认识对方的政治立场，所以说话时更要小心。他如评论时人的得失，这也是公开的场合最遭忌的事情。本来吃饭谈天是人生乐事，现在却提心吊胆地到处提防，像林黛玉初到贾府的时候那样，“话也不可以多说一句”，那么这种闷饭不吃也罢。

在昨天的谈话里，你的崇高的人格充分表现出来。

你虽然在年轻时代，受过美国的教育，得到博士学位，但在本质上，你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你赞成人生的第一乐趣，须有美满的家庭。为着维持家庭的幸福，一个人须懂得忍让。具备忍让的伟大精神，夫妻之间早有默契，从一而终。只因你有正确的认识，所以你才敢发表下列的伟论。你说，假如有一天你的妻子患着重病，致身体上某种官觉失灵，你还是那么爱护她。说完，我马上拍案叫绝。

自从欧风美雨侵袭亚洲各国之后，一般青年都醉心西化。的确，欧美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它们能够富国强兵，因而使大多数人民能够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免得时常挨饿，这是值得模仿的。可是欧美的男女对于婚姻问题视同儿戏，尤其是电影明星，今天恩恩爱爱，形影不离；明天另有新欢，马上宣告离婚。离了一次还不够，以后还再离再结，再结再离，到了鬓毛已衰，还要大闹情绪，给小报制造材料，这真是何苦来！

本来学好三年，学坏三天。意志还没有十分坚定的学生到外国去求学，学了三五年，不见得会把某种科学和技术学得到家。但是，一提到谈情说爱，闪电结婚和闪电离婚，只须暂短时间，就可以学得很像样，甚至有青出于蓝的趋势。

你饱通英国文学，可是在本质上你能够严守儒家的美德，这证明你的根器雄厚，不会见异思迁。

你又说，一个人如有机会，应该多多结交朋友，千万不可以轻易树敌。这真是金石良言，值得年轻人特别留意。

须知人类最重要的是自尊心。为着维护自尊心，一个人被社会批评之后，起初是矢口不认，然后慢慢找出对方的弱点，并且任意渲染，实行反攻。因此，在可能范围内，千万不可以口不饶人，动辄跟人家吵架。

其实，人谁无过？最重要的是，发生过失之后，能够勇于改过。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一般人都受过严格的思想训练。他们时常实行自我批评，集体批评，虽然被批评的人有时会觉得面子丢尽，无地自容，但是为着国家社会以及集体生活着想，大多数还得自动认错。

我们这儿是半新不旧的社会，所以公开批评的办法似乎走不通。折衷的办法是，假如你的朋友有什么过失，你最好和颜悦色地和他个别讨论。像林肯总统那样，他对人总是很有礼貌。他说：“某某先生，假如我的观察不错，那么某件事情应该如此这般处理。”这样一来，对方的面子不受伤害，他更能够心甘情愿地一一接受你的劝告。

你赞成我那篇“文科理科应并驾齐驱”的社论。你也强调，科学和技术人才如不够分配，我们还可以向友邦借助；可是我们绝对不能聘请外国人给我们做总理、部长，或者各重要部门的首长。这是政策问题，这绝不是对于文学、史学、哲学毫无根柢的人所能胜任。

目前全世界都在变动中，新马社会也在变动中。在这瞬息万变的时候，我们应该时常找个机会来详谈。马大、新大、南大、义安等校是藏龙伏虎的学术机构，里边有不少曾经翻过大筋斗的人物。以后我们可以邀请他们来参加。

在谈天的过程中，蒙你再三叮嘱，要珍重健康，千万不可以过劳。你这种关怀备至的劝告，我一定永志不忘，同时，还要遵命实施。的确，健康是快乐的源泉，同时，也是我们唯一的本钱，许多人平时不大注意健康，直到病倒在医院里，才来懊悔这样，咀咒那样，这等于贼去关门，未免太晚了。

近来我对于健康十分小心，每天有充分的时间来休息和散步。身外浮物早已不在我的心目中，所以烦恼的机会也尽量减少。

诸蒙过爱，不胜感激！

专此敬请

著安！

子云（1969年11月19日）

十三

××：

翻阅你最近的日记，知道你的学业天天有新的进展，慰甚！

你选修物理学，这是一门很深奥的课程。除了天资外，还须加上惊人的努力，这才有高度的成就的希望。

我的朋友何丙郁教授，是个物理学专家，曾任新加坡大学物理系高级讲师。几年前，应马来亚大学之聘，改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不久之后，又兼任文学院院长，在学术界拥有崇高的地位。

为什么何先生这么能干，既精通物理学，又娴熟中文呢？

原来他是家学渊源，自幼饱通经史。当他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的父亲教人读中文。那些英校的学生，中文没有基础，对于老师的训导，往往不大了解。何先生自告奋勇地给这些学生当翻译，由中译英，由英译中。名义上，这是帮忙人家；事实上，自己却从中锻炼翻译的功夫。后来他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时候，把中国古书上的资料译成英文，字斟句酌，既正确，又流利，得力处全在于少年时代早已奠定中文英文的基础。

当日本占领马来亚的三年又八个月期间，所有英校全部关门，弄到学生们无书可读。就在那大动乱时代，大多数人都是整天愁眉苦脸，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何先生却牢牢地掌握他的宝贵的光阴，拼命自修。除了博览群书外，还精通日文。具备中、英、日三种语文的工具，再加上他的天赋和努力，所以到了战后进马来亚大学的时候，他显然是鹤立鸡群，比一般同学高明得多。

马来亚大学毕业班学生，照例须经过外国著名大学的教授的考试，即校外考试官。那年到马大物理系做考试官的两位学者，一位是德国佛兰克福大学的教授，一位是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这两位学者都非常赏识何先生，有意保送他到德国或英国去深造。何先生稍加考虑之后，即刻选定剑桥。

这儿要提一提李约瑟。李约瑟（Joseph Needham）是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出身。当他才三十岁，已经和他的夫人荣膺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F. R. S.）。据悉，他可以自由运用十种语文，其中对于中国语文造诣很深。在剑桥，他没有担任行政工作，所以他得倾全力来研究中国问题。

1954年，李约瑟开始发表《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全书多达十一册，是个划时代的著作，博得国际人士的重视，因而使剑桥成为汉学研究的一个中心。

何先生到了剑桥后，即刻和李约瑟教授携手合作。关于中国的炼丹学、天文学的部分，何先生造诣独深，现在已成为国际大权威之一。和何先生同时在李约瑟教授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的还有一位王铃先生，目前在澳洲国立大学任教，听说明年将改任哈佛大学教授。此外，还有两位欧籍人士，现在都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权威人物了。

普通人以为治学和治事是截然两回事；其实，真正会治学的人，当然也会治事。出将入相的曾国藩，他本身是个大文豪。连任英国各部门首长，最后还荣膺两度首相的丘吉尔，他的笔锋可以雄扫百万大军。因此，真正会做研究工作的人，当他出来担任行政工作的时候，他仍是举重若轻，头头是道。

当何先生以物理学系研究员的资格，答应马来亚大学的邀请，出来担任中文系主任兼教授，许多人也许会觉得奇怪，恐怕他不能胜任，他们不知道治事像治学一样，最重要是掌握问题的重点，然后按照问题的本末、缓急、先后来处理。这样一来，任何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自何先生担任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主任之后，他的业务办得有声有色。教授、讲师、学生的人数天天在增加中。图书馆的收藏也越来越像样。去年他乘休假的机会，再度到剑桥，帮忙李约瑟教授完成一部分著述工作。此外，他曾应美国及日本著名大学的邀请，匆匆前往美日作短期的学术演讲。国际人士对他的重视和敬爱，这儿可见一斑。

何先生虽然在国内外享大名，但他的生活十分简朴，永远维持勤学苦练的学生的态度。他待人诚恳，什么叫做摆架子，打官腔，这在他的字典里永远找不到。

我和他相识已达十年之久。每次见面时，大家都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从他的谈话中，我增加了不少见识。

十年前，他把他的著作送我的时候，扉页上老是自署“后学”的字样。论年纪，我的确比他粗长将近二十岁。论学问，他早已跑在前头，使我有望尘莫及之概。

从前看清人的著作，知道在空气十分闭塞的科举时代，有心人早以留心天文、数学等玄妙的学科。目前科学昌明，设备充实，有志的青年，应该往天文、数学、物理等学问上钻研。可惜我的数学基础太差，一生仅在文字的圈子里翻筋斗，翻来翻去，跳不出这么狭小的范围。和何先生相较，真是羞愧得无地自容。

你选定物理作终身研究的范围，这倒会弥补我的缺陷。得空须请教何先生，注意他怎样打基础，怎样搞研究工作。一经指点之后，你的学业将有猛进的一天。

此问

近安！

子云（1969年11月23日）

十四

××：

刚才从电话中，知道你的学业日有进境，同时，也知道你的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不胜喜慰！

前信介绍何丙郁教授的高深的造诣，另外我还写了一首七言律诗赠他，而最后两句说：“若问使君真窍诀，献身词苑最殷勤。”假如你能够领略这两句的滋味，那么你今后就照这路子走，一生将受用不浅。

因为何先生精通中、英、日三种语文，所以他后来专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时候，首先，他能够自由地运用中国的古书，深入堂奥，而不会有一丝半厘的隔膜。其次，他能够把自己研究的心得，用正确而流利的英文表达出来。此外，现代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文物的研究非常用功，他们研究的成果，大可供我们参考，彼此互相对证，一经比较，真伪立见。只因何先生拥有犀利的工具，所以探讨问题的时候，正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干了一天，有一天的成绩。

日前遇着你母校的校长陈德能先生，他很诚恳地表示，假如环境允许，他真想创办一间学校，在中四以前，仅授中、英、算三科。一个中等资质以上的学生，经过十年的严格训练后，中、英、算三科一定有相当巩固的基础。只因基础巩固，所以后来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你知道，七十年前整个中国的读书人仅读中文一种。到了考试及格，加入社会去工作之后，才开始凭个人的兴趣，选定天文、算术、历史、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建筑、词章、美术、音乐……任何一科作终身的研究对象。那时，根本没有专门学校，既没有图书，又没有仪器，仅凭自己的理想，从事暗中摸索。就在那种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有志者事竟成”。因此，何先生的老师，即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选定“中国科学技术”这个专门题目，作深入的研究后，才发现过去的中国科学和技术正是宝藏丰富，越发掘越有新的发现。

据我的朋友们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的学生对于代数和几何有特别的认识。因此，当他们从事专门的研究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掌握问题的中心。你瞧，十年前，荣获诺贝尔奖金的两位中国青年学者——杨振宁、李政道——他们都是西南联合大学出身。所谓西南联合大学，即抗战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南开大学三间学校搬到云南昆明后所创办的一间大学。那时，一切设备，因陋就简，教授和学生大多数都在饥饿线下讨生活，可是敏而好学的青年，绝对不受恶劣环境的支配。他们像韧性很大的野草一样，能够从岩石和硬土的罅隙中茁壮起来。当杨李两位在战后到美国普林斯顿求学的时候，在良师益友的鼓励下，不用几年功夫，便可脱颖而出，因而成为国际物理学界的权威。

目前南大的设备，虽然比不上欧美久负盛名的大学，但是，比起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不知道强胜多少倍。西南联大既然能够产生出类拔萃的人才，南大的前途应该更有把握，问题仅看自己是否有高尚的志趣，是否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罢了。

照目前我的健康状况来看，我还可以培养你十年，让你以非常愉快的心情，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学业。业以专而精，十年之后，相信你一定有所成就。至于成就的大小，除个人的天资和努力外，最后还决定于工作的环境及你所结交的师友。

平心而论，我倒喜欢你将来在大学里服务，因为那儿的环境比较单纯，只要你有学问，你不难得到学生的拥护、同事的敬重。

无论如何，我实在不喜欢你担任行政工作，因为应付人事比应付图书仪器困难万倍。尤其是担任行政工作，主要的是管理人事，而人事是千变万化，不可捉摸的东西。我亲眼看见许多人本来应该有很大的成就，只因他们担任行政工作后，时间被人家支配，自己作不得主。那些得到长官提拔的人，一出大门，早已忘得一干二净；那些不能如愿以偿的人，终身怨恨你，说你阻挡他的门路，这实在不值得！

还有一层，当你担任行政工作的时候，你会得到过分的优待，会受到使人肉麻的恭维。当你应该休息的时间，还有人打电话来找你。最难过的是无谓的应酬：不去会得罪人家；去了之后，自己活受罪。等到你一旦下台，当年唯恐请你不到的活宝贝，现在却视你如陌生人；当年恐怕你不光临的宴会，将来可能成为你的罪名。

在近代中国史上，蔡元培和胡适两位，都算是第一流人物。他们都当过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在事业上，他们总算相当成功。在学术上，他们都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蔡元培的成绩很有限，他所发表的一些著作，分量未免太轻。胡适27岁已经成名，不过他的著作，老是有头无尾，《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册；《白话文学史》也仅成上册。因为从40岁起，到72岁逝世那年止，他一天到晚，仅受人恭维，被人招待，连冥想的机会也不可多得。

就全世界的大学校长而论，由大学校长升为外交官、部长的人有的是，不过因为事务繁忙，精力涣散，所以万千的大学校长，都成为职业权位的牺牲品了。细心想来，实在可怕。

此问

学安！

子云（1969年12月4日）

十五

××：

前信意有未尽，今天继续谈下去。

前信提到大学校长不好做，最好是担任教授或研究员，因为教授或研究员的俗务较少，可以专心地有恒地继续做研究工作；行政人员每天都要处理人事，而人事却是千变万化、复杂微妙、不可捉摸的东西。为个人的前途着想，还是坐第二排、第三排，比较稳当。

大学校长固然不好做，部长和总理或首相的职位更是难做。几年前，美国的肯尼迪总统和苏联的赫鲁晓夫总理，可以说是红透半边天的人物。这两位先生分管整个地球。一个是西方集团的盟主，一个是东方集团的霸王。曾几何时，肯尼迪被刺，赫鲁晓夫被打入冷宫。从此以后，赫鲁晓夫的大名好像烟消云散一样，再也没有人注意了。当时我曾引用杜甫的名句：“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以便加强警惕性，劝导我的朋友们不要做官。

须知在这龌龊的社会里，一般人多是趋炎附势的。他们所崇拜的是权位利禄，对于你本人丝毫也没有认识。他们所以那么逢迎你，无非希望通过你的关系，可以得到一些好处。等到他们一旦发现你已经失势，这是说，一旦发现你已经和权位利禄无关的时候，他们早已掉头不顾，准备找新的靠山了。

汉朝有一个人，名叫翟公。当翟公有权有势的时候，他的家里老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虚”，到了失势的时候，家里连一个客人的影子也不见了。等到他东山再起的时候，家里又是户限为穿，门外车如流水马如龙。这时候，他实在忍不住，只好在大门口贴了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一贫一富，乃见交态；一贱一贵，交情乃见。”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极深，它充分说明世俗人的丑态。

在旧时代的中国，儒、释、道三教都很流行。一般读书人都信奉儒教。他们自幼研读《四书》和《五经》，学写八股文和试帖诗，这并不是出于读书人的本意，而是这些玩艺儿和他们的前途很有密切关系。考试的题目出自《四书》和《五经》；发表的诗文，仅限于试帖诗和八股文。假如这一关能够顺利通过，最好能够连中三元，即省会乡试第一名的解元，京都会试第一名的会元，朝廷殿试第一名的状元，那么许多名公钜卿都愿意选你做女婿，说不定皇帝还会招你做驸马呢。

这是指一帆风顺的幸运儿来说。幸运儿可以做官发财，可以耀武扬威，羡煞一般无识无知的老百姓。他们中有小部分还够维持书生的本色，大部分却迷途忘返，利欲熏心，从事贪污及其他不法的行为。到了罪恶昭彰，被人弹劾之后，他们有的被革职或坐监，有的自动挂冠而去。这时候，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信奉佛教和道教，从事韬光养晦的工作。

假如你要用颜色来表现中国的儒、释、道三教，那么你可以说红色是代表儒教，黄色代表佛教，灰色代表道教。红色最鲜艳，光耀夺目，所以戏台上满面春风的年轻状元的打扮，老是穿红袍。黄色多少有“玄之又玄”的意味，所以和尚的袈裟，老是黄色。灰色最使人莫测高深，所谓“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说的就是这道理。因此，永远是灰色。

本来灰色最平淡无奇，最没有味道的，但是，你须记住：“人道喜盈，天道恶盈。”谁不爱鲜艳？谁不想光耀夺目的东西？可是这种东西是不可多得的。那些得不到的人，由妒忌生怨恨，到了怨恨达到了相当高度的时候，“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于是实行造谣诬蔑，放冷箭，设陷阱，到了最后关头，从事最卑鄙的暗杀手段，把一个光芒万丈的彗星毁灭了而后快。

在美国的历史上，三十七位总统中有四位遭人暗杀。那些凶手并不一定是总统本人的政敌，而是想借这种罪大恶极的名义，把自己的大名流传下去。在他们的心目中，一个人不能留芳百世，就应该遗臭万年。例如行刺林肯的凶手，他仅是一个普通的戏子。林肯做他的总统，他表演他的戏，正是河水犯不着井水，彼此毫不相干。可是林肯的名字太响亮了。四年任满之后，因为南北战争结束，林肯赢得全国人的尊敬，所以得联任四年。不料林肯功勋彪炳的政绩，举世传诵的文名，却引起这位莫名其妙的戏子的妒忌，因而怀恨在心，竟下毒手。

你知道，普通中国的读书人，至少有三个名字，一，乳名，即家里人叫的名字；二，官名，上学、考试、做官时用的名字；三，别号。至于既有抱负，又怕人陷害的文人，他们不但埋名匿姓，而且时常更换笔名，免得被特务跟踪，其中更换最多的，竟达七八十个之多。但是，名字可以时常更换，文章却自出心裁。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无非说明他们虽暂时埋名匿姓，甚至时常更换笔名，不过他们的文章仍是货真价实，别人不能偷天换日，把他们的心血的作品随便偷走。

生在这大动乱时代的青年，实在够苦闷。假如他们打着鲜明的旗帜，那么他们很容易被人注意，引起种种麻烦。假如要他们韬光养晦，过着灰色的生活，那么他们实在是心有不甘。因此，彷徨歧路的青年，宁愿吃麻醉剂，做嬉皮士。最适当的办法，就是“棉里藏针”，表面假装着糊涂，心里却朝着自己的理想进军，这也许是寻求生存，而又能够达到自己的愿望的一种方法。

此问

学安！

子云（1969年12月11日）

十六

××：

毕业考转眼就到，想你和一般同学们一定相当紧张。据说，你们的图书馆一天到晚都坐满了人，后至者往往找不到座位。读书本来是乐事，现在却成为苦差，这是考试制度下应有的现象。

在科举制度下，考试关系一个人毕生的穷通利达。考试及格，最好能够名列前茅，那么连鬼也伯你三分，样样让你占便宜。考试如不及格，那么一辈子将活受罪。你读过《儒林外史》，你应该记得周进和范进的故事。

据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的意见，考试制度有弊也有利。从弊的方面说，它把一个青年变成磨坊里的驴子一样，见识不出课本之外，整个脑袋变成教师的讲义的储藏所，自己连一点意见也没有。难怪有些高材生到了社会做事的时候，心甘情愿地听从上司的指挥，自己永远做不得主。事实上，他们实在没有主意，为的是考试制度的坏影响，使他们永远不能从罗网中跳出来。

从利的方面说，考试可以训练学生控制时间。当教师把题目分发出来的时候，才思敏捷的学生，懂得把全部题目完全看了一遍，以便好好分配时间。根据“为难于其易”的原则，先把容易的题目一一做出来，然后才来解决一些难题。最后，参加考试的人必须心平气和地保留十分钟时间来重新校阅一遍，把错字、漏字、数字考核一下，希望达到十分正确的程度。这种严格的训练，对于未来做记者、秘书、行政人员的工作者很有用处。因为记者、秘书、行政人员都需要和时间赛跑。你瞧，当一个记者采访新闻回来的时候，他必须振笔直书，连喘气的机会也不可多得。假如他要一字一句慢吞吞地推敲，“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那么明天的报纸恐怕没法子和读者见面了。

同样的，做秘书的人，开完会后，必须马上整理会议记录，既要详尽，又要敏捷。做行政工作的人须懂得当机立断，看完公文后，须马上拿起笔来批注。这些工作虽和考试不同，但是在预定最短的时间内须完成应尽的工作，却毫无二致。

考试制度既然有弊也有利，那么聪明的学生应该懂得怎样去其弊而取其利。这是说，在求学时期，不妨注重考试，给自己以严格的训练，同时，使自己能够继续升学，步步高升。到了加入社会工作之后，不妨从头做起。这时候，须很虚心地向某一部门专家请教，要他开列一张简单扼要的书目，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普通到专门，一面博览精研，一面在导师的扶掖下，开始写作。文成之后，再请导师或有关的专家代为指正，十年之后，不难成为胜任愉快的人才。

像考试有弊也有利一样，吃饭也有弊有利。据我的一些做过外交官的朋友说，假如在驻在国的国家里当大使，凑巧那儿有六十个国家的使节和本国有邦交关系，那么一年就需要赴六十个国家的国庆日的宴会。假如驻在国的国家有三十个院长、部长以及其他重要的首长，那么一年至少要参加三十次宴会。假如本馆的馆员达六十人之多，那么馆员们的生日以及婚丧庆吊，一年至少也要参加几十次。

以上仅是起码的应酬。至于交游较密的亲友的酬酢还不算在内。

最麻烦的，就是本国有什么部长或其他高官大员到驻在国来参观、度假或者仅是过境的时候，做外交官的人必须奉命唯谨，逢迎备至。稍微招待不周，他很可能会丢官。

须知外交界最考究繁文缛节，一个鸡尾酒会，必须在一个月前开名单，发请帖。到了举行宴会那一天，官邸须特别布置。除了客厅必须一尘不染外，晚上还要灯火辉煌，到处燃着火炬。大门外，汽车络绎不绝；花园内，浓香鬓影，极尽豪华的气派。宾主们有说有笑，可是所说的全是虚应故事，没有半句心腹话。到了夜阑人散之后，个个拖着疲乏的躯干，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只因饮食过度，整夜发生梦呓。像那种宴会，最好听的名目就是应酬。应酬是吃给人家看的，是奉命招待别人，或者被别人招待的，一点也谈不到饮食的乐趣。

要真正享受饮食的乐趣，第一，必须选择小馆子，不要上大酒家。因为小馆子的菜肴新鲜，没有什么陈货，同时，每个小馆子都有一两味拿手好菜，最适合顾客的胃口。当你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的时候，你自然会觉得样样可口。这种食法是吃给自己享受的。

第二，参加的人数千万不要过多，从两三人到五六人都可以。因为比吃饭更重要的就是谈天。人数少，大家都有发言的机会；人数一多，马上分裂为两三个阵营。因此，西洋大宴会时，大家虽同坐一张长台的两边，可是主人和主妇仅能招待左右最靠近的贵宾，其余客人难免受了冷落。

第三，时间不受限制。参加大宴会时，照例主客后到而先退，其他宾客都是先到而后退，这分明是虐待。因此，在至亲的朋友们的小宴会里，来去自由，有话即长，无话即短，这是多么爽快。

说了一大堆话，无非告诉你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假如你能够取其利而去其弊，那么你的生活将更有风趣，更有意义。

此问

学安！

子云（1969年12月17日）

十七

××：

元旦那一天，我独自跑到海滨去阅读世界名著。除了开始研究罗素的《西洋哲学史》外，还欣赏了一篇妙绝千古的奇文。这比跑到灯红酒绿的歌台舞榭去凑热闹，更有意义得多。

这篇文章是法国大文豪大诗人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在法国大思想家大戏剧家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一百周年忌辰的演讲辞。我一面研读，一面心弦在跳动，觉得作者的每句话好像都能够表达我的意思。

雨果说：“他不止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时代。”寥寥数语，把伏尔泰的历史地位完全烘托出来。像这种笔锋，正如雨果自己所说的：“比较轻风还轻，比较雷霹还有力。”

截至现在止，一般治历史的人，多以帝王的皇朝来划分时代，从商、周、秦、汉，以至唐、宋、元、明、清，不但以帝王的整个朝代为朝代，而且以某某帝王执政的时期，为某某时代。例如秦始皇时代、汉武帝时代、唐太祖时代、宋太宗时代、清世祖时代……这是很不合理的。

谁也知道，打天下的创业主，大多数是流氓和强盗出身，他们读书虽不多，但他们敢作敢为，敢杀人如麻。此外，他们还懂得一套权术。要利用你的时候，他们会假装苦口婆心，花言巧语，把你骗上钩，替他们奔走拼命。等到他们平定天下，稳坐最高贵的宝座的时候，他们便实行“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那种最毒辣的政策，把所有功臣拿来杀头，斩成肉酱。可怜手无寸铁的读书人，一生给书本压得扁扁，连做皇帝的野心早已消失净尽，他们至多仅希望有事做帮凶，无事做帮闲，以便得到一官半职，封妻荫子。结果，不但自己做奴才，连自己的子子孙孙也注定做奴才。

这种旧观念，旧作风，一直延长了几千年，直到19世纪中叶，欧洲有一小部分专攻社会史、经济史的学者，才敢提出相反的意见。他们开始著述“人民的历史”。他们开始以机械的发展，社会组织的演变来划分经济史的阶段。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无形中使帝王的皇朝逐渐贬值，使文化的斗士的地位逐渐提高。

老实说，今后写中国史，应该以大思想家、大文豪、大史家的时代为时代，再也不必谈到商、周、秦、汉，以至唐、宋、元、明、清了。例如孔子时代、屈原时代、孟子时代、司马迁时代、杜甫时代、苏轼时代、关汉卿时代、施耐庵时代、曹雪芹时代……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都是掷地作金声，让他们的同宗和同乡觉得很有光彩。至少这比利用杀人如麻的开国的帝王，或者骄奢淫佚的末代昏君朝代来命名，更当有时代的意义。

清代诗人赵瓯北说得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其实，历史由文坛艺苑的领袖来掌管，这不消说更容易使人佩服。

太史公早就看透这一点，所以他在《孔子世家赞》里说，所谓王侯将相，都是“当时则荣，殁则已焉”。换句话说，只有文坛艺苑的领袖才能够万古常春。

话又说回来，要做个不朽的代表一个时代的大文豪，真是谈何容易。事实上，这个人必须有远见，站在时代的前头，领导时代。但是一般社会人士都是“难与虑始，可与乐成”。当眼光犀利的思想家早已看出时代的病态，大声疾呼地要改革这个弊端，反对那种制度的时候，他难免受人谴责，遭人讥笑，最后，他很可能以身殉道。在中外历史上，这种人物倒是不少。

站在时代尖端的思想家，他早就把生命置之度外。但是，在他还没有断气以前，他却不能不考究达到目标的方法。他懂得运用历史的材料来发挥个人的怀抱，即俗语所谓以古喻今。他也可以借助童话和寓言。从事指桑骂槐的工作。到了旁敲侧击的办法都不通的时候，他只好明目张胆地把他的对象骂臭骂倒。这种苦心孤诣，凡是熟读伟大的思想家的传记的人，多少都能够理会。

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雨果也说：“伟人极少是孤单的；庞大的树木在支配森林的时候，更显出它们的庞大；在森林里，它们更觉得自由自在。”当中国先秦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那么多英雄豪杰，文人学看中，能够脱颖而出的人，才算是真功夫。因此，孔子、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便成为千古不朽的人物。

同样的，伏尔泰时代的法国，正是人才辈出。文学、戏剧、音乐、法律，每一部门都有出类拔萃的人才。但是，站在最高的峰巅的领袖只有伏尔泰。伏尔泰之后，才有卢骚和狄德罗。（Voltaire Rousseau-Di－derot）这三人的名字不但代表法国，而且代表近代欧洲的文明。

《圣经》里有个最短的句子，“耶稣哭了”（Jesus Wept）。区区两个字，含蓄着极深长的意义。雨果套着《圣经》的语气，说“伏尔泰笑了”（Voltaire Smiles）。这儿的“笑”字，并不是指战争贩子、军火商人发了横财之后的大笑，而是指大思想家大文学家的会心的微笑。用雨果的话来说：“那种神圣的眼泪和人道的微笑，包含着现代文明的甜蜜。”

读了大思想家大文学家的杰作后，越觉得自己太渺小。唉，我实在不敢再把笔乱涂了。

此问

学安！

子云（1970年1月8日）

十八

××：

听说你参加高级专业文凭的考试已经揭晓，成绩还相当满意，不胜喜慰！这虽小事，但这儿可证明，努力用功也许不会得到好成绩；不努力用功绝对不会得到好成绩。“功名不上懒人头”，这话一点也不错。

你结婚已经五年。你很幸运，对内的杂务由家婆总揽，对外的杂务由丈夫包办，好让你于业余之暇，倾全力来研读你所爱读的书。年来你进步的神速，使我非常开心。我平生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你却轻而易举地全部做到了，这是多么使人兴奋的事情。

谈到家务，这事情真是一言难尽。在旧时代里，一般家庭妇女，每天工作十四小时以上，他们活动的范围，离不开厨房、院子、客厅。别的不用说，光是一天三顿饭，至少需要浪费六小时至九小时。剩下的时间，还要打扫庭院窗户，洗涤衣服，缝补衣服，饲养鸡猪。此外，一年三节的送礼，亲戚朋友的凶吉大事，简直把她们的骨头折磨得粉碎了。

先说炉灶的起火工作，这至少需要十五分钟时间。在中国南方，一般穷人都用各种树叶，这些东西比较容易燃烧，但不能耐久，人一离开厨房，一会儿，火就熄灭了。富人才有资格用木头，因为木头的火力比较炽烈，炒菜也比较便利。上顿用完之后，用炉灰把火种盖着，到了下一顿煮饭时，拨开炉灰，加些柴薪，又可以再用了。

在北方，一般穷人都用煤球。每天早晨起来生炉，也煞费工夫。先用纸碎和木屑来起火，然后慢慢加上一粒一粒的煤球，再后，在煤炉上边放了一个尺长的烟筒，好容易才把煤炉烧着。只因煤球炉的容量不大，到了晚上已经熄灭，第二天早晨又要从头做起，多么费劲！

再谈煮饭。中国妇女煮饭，有几个程序，从洗米，煮饭，到炊饭，这至少要一个钟头。等到吃完饭后，洗饭桶的工作也相当困难。刚吃完早餐，就要准备午餐；只有午餐后有一二小时闲工夫，让她们从事修理补纺织。因此，晚饭吃完之后，大家已经筋疲力尽，只好关门睡觉了。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农村的男男女女，多数是这样。

自电气化的时代降临后，一般家庭妇女就节省了不少时间。她们懂得利用电炉、煤气炉、煤油炉，纽子一按，或者火柴一燃，马上可以起火。

自西风东渐，大家懂得吃面包后，家庭妇女又节省了不少时间。面包由面包厂大规模地制成的，现在连面包也预先用机器切好，用牛油、果酱一涂，马上就有得吃。此外，现在到处有超级市场和购物中心，一般妇女到了那边，拿起篮子，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一宗宗，一件件，往篮子里一扔，然后到了柜台旁边，由售货员用计算机一算，一边交钱，一边把货物装好，让她们带回家去，多么方便。

再说，现在每条大街小巷，都有杂货店。杂货店等于自己的货仓，一个电话，小伙计马上可以把货物送上门，到了月底才收账。这种生活方式，从前的家庭妇女简直不能想象。

至于衣服鞋袜，以及家庭上的日常用品，不但各大百货公司可以源源不绝地供应，而且到处都有夜市，给她们提供一切要用的东西。只要袋里有钱，任何东西都不怕匮乏。

现代的家庭妇女既然能够节省这么多时间，照规矩，她们应该有极大的成就，事实上并不这么简单。

年来，妇女界出类拔萃的人物，曾被选为联合国大会主席、总理、部长、国会议员、大学教授、医生、律师、建筑师、会计师，以及其他专业人才，不过这种人究竟有限，为的是大多数妇女并没有充分利用她们的机会。

她们从电气化时代所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主要的是用来逛大公司，上美容馆，到电影院。回到家里，电视机的纽儿一按，她们可以乐此不疲地看到半夜。至于亲友的酬酢，社交场中的交际舞，她们也可以一场连接一场，直到午夜一二时，才告一结束。只因兴奋过度，饮食过量，弄到彻夜不服，而安眠药便成为她们的救星。

到了第二天，当农村的妇女早已干了几个钟头活的时候，她们才懒洋洋地起身。她们的胃口已经达到吃而不知其味的程度，所以吃早点与不吃早点倒无所谓。等到她们的精神完全复原后，她们的拿手好戏，就是骂工友，打儿女，闹得鸡犬不宁。

由于坐车的时间过多，运动的机会太少，所以她们百病丛生，而“服药求神仙”就成为她们解脱苦闷的良方。此外，打麻将、串门、谈论东家长西家短，可以算是她们的拿手好戏。

平心而论，机会固然难得，可是有了机会而不能充分利用的人实在多得很。

我的朋友陈雪锋先生是个最懂得生活的艺术的人。他身为银行经理，但他家里有汽车不坐，也极少坐的士；他每天办公，总是坐公共汽车。他在上车前和下车后，照例要步行两三站，这并不是省钱，而是增加散步的机会。只因他懂得充分利用机会来散步，所以他现在年纪虽不小，但他的精力充沛，气魄雄伟，一看就使人羡慕。假如你能够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来培植自己，这才是最大的幸福。

此问

学安！

子云（1970年1月17日）

十九

××：

近来在报上时常读到你的大著，不胜钦佩！

你写论文和散文，你也写旧诗，文思好像潮涌，意境日见清新，这充分证明，你平时爱读书，多涉猎，集思广益，化为自己的血液，这才有今天的成就。

在我所见到的大著里，《“耐”与艺术》那一篇，可以说是先得我心。你提出优秀的美术品很耐看，熟练的拳术家耐打，美妙的歌唱家耐听。好像倒啖蔗一样，渐入佳境；又好像回甘的谏果一样，越吃越有味道。

那篇文章，表面上似乎在说理，其实是一篇近情近理的好散文。但是，你所提出来的几点，都是指美术家、拳术家、音乐家火候纯青的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成绩，这些东西都是“果实”，至于孕育、培养、造就这些“果实”的原因，也许因为篇幅的限制，一时没有提到，所以今天特地提出来和你讨论，这也算是“野人献曝”殷勤的表现。

我平常爱读历史，而传记和小说都是历史的骨干，虽然传记真实的成分多于虚构，小说虚构的成分多于真实。从传记和小说里，我们可以发现，在艺术上或学术上有高度的成就的人，没有不具备忍耐的精神。苏东坡在《留侯论》里，一开头就点出：“天下惟忍人之所不能忍者，乃能为人之所不能为。”可以说是一语道破的。

谈到忍耐，第一道难关，须耐得寂寞。你瞧，小孩子所受的最大的刑罚，并不是母亲要打他的屁股，而是一般邻居的小孩或同学不肯跟他玩。同样的，一个国家所遭遇的困难，并不是什么天灾人祸，而是其他国家包藏祸心，有意孤立它、包围它、封锁它。

当一个人孤立无援，困处愁城的时候，他的唯一的救星，就是耐得住寂寞。“十年窗下无人问”，一天到晚，只是埋头苦干，到了工力到家，他自然而然会有惊人的成就。但是，在他没有“一举成名天下知”之前，那种孤单寂寞的苦况，正如烈女节妇的严守贞操一样，绝对不是平常人所能忍受得了。

耐得住寂寞，仅是个人的修养问题，这还真是很简单。在社会关系方面，要耐得住侮辱，这才是困难万端。因为众寡悬殊，强弱不均，假如你忍不住一朝之忿，挺身而出，和对方拼命，这无异以卵投石，绝无生还的余地。

你知道，当韩信少年时代，一般市井无赖，毫不讲理地要他受胯下之辱。假如当时韩信忍不住那种难堪的侮辱，起来跟他们对抗，恐怕身体羸弱的他，经不起几位恶霸的三拳两脚，已经一命呜呼，再也不会有后来登坛拜将的机会了。

人生几十年，疾病痛苦的事情，很少人能够逃避得了。就我个人而论，1933年开了一次刀；1969年又动了一次大手术。不过现代医学昌明，技术精巧，麻醉剂的效力很强，在施手术的时候，丝毫不觉得痛苦，而痛苦却在施手术后的几天工夫。

但是比起三国时代的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来，我们现代人所受的疾病的痛苦，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据悉，当名医华佗要给关公开刀之前，关公仍一面很痛快地喝酒，一面跟他的朋友弈棋，然后从容不迫地伸出手臂，让华佗去施手术。华佗拿了一个尖刀在手，叫一名小校，捧了一大盆于臂下接血。

华佗说道：“我就要下手了，请先生别怕”。关公答道：“让你怎样治疗，就怎样治疗。我难道像世间的庸夫俗子那样，会害怕痛苦吗？”说完，华佗就动手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部，骨上已变成青色；华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旁观的人都掩面失色。关公喝酒嚼肉，谈笑弈棋，完全没有痛苦表情。

战后生长的青年，根本不知道战时粮食统制，或者饥荒年头挨饿的痛苦。像晋惠帝一样，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襁褓之手”，一辈子没有尝过饥饿的滋味。因此，当饥荒的年头，民众在皇宫外大吵大闹，他却很天真地问左右说：“民众在闹什么？”左右答道：“他们肚子饿，没饭吃。”他又问：“为什么他们不吃肉糜？”这则故事，成为千古奇谈。

你知道，在穷乡僻壤里，穷人吃不到白米白面，他们为着节省粮食，只好吃粥，可是吃粥很容易饿，所以他们最好是吃又硬又臭的番薯干。那些东西既难吃，又不容易消化，对于灾区的人民是个大恩惠。

这是指太平时代的情形。若论兵荒马乱，饥馑纷至沓来的时候，情形更坏得不可想象。《左传》所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的情形，在山西、陕西等省饥荒的年头，是家常便饭。至于吃树皮，甚至“易子而食”的故事，古书早已有所记载，再也不是新闻了。

平心而论，世界各国的政治犯，大多数都尝过寂寞、侮辱、疾病、饥寒的滋味。许多人因为耐不住，只好中途变节，亲身自首。剩下那些能够耐得住十年铁窗生活的人，不是变成大疯子，就是变成大哲人。列宁、尼赫鲁，以及各国的革命志士，都是这种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伟人。

别的不用说，目前中国手握大权的一等红人，他们在五十岁以前，还不是个个都付出极大的代价吗？

容再谈，此请

著安！

子云（1970年1月21日）

二十

××：

前信意有未尽，今天继续谈下去。

一谈到“耐”字，不禁使我联想到“久”字。事实上，只有忍耐的人，才能够耐久，所以忍耐和耐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情。

拿破仑说得好：“兵家的胜败，在于最后的五分钟”。这话一点也不错。须知兵凶战危，在枪林炮雨的战场上，每分钟都在和死神决斗，挨得下去的人就有生命，挨不下去的人就是死亡，另外没有第三条路。因此，从军的人除了平时锻炼矫健的体魄，培养坚强的毅力外，还须提高警惕性，以便应付种种难关。这些难关是个人成败胜负的考验，同时，也是国家存亡绝续的信号。

平时最欣赏“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这两句诗。当革命高潮到时，领导人物如能把握千载一时的好机会，一面加强严密的组织，一面用他三寸不烂之舌，把群众已经高涨的情绪鼓动起来。这时候，领导人物下了一道命命，或者高喊一声“冲锋”，群众一定争先恐后地赴汤蹈火，把生命财产置之度外。但是，当革命低潮来临，领导人物要求群众每天按时到识字班去上课，恐怕不上三天，他们早已无精打采地掉头不顾了。

同样的，当富商巨贾、公子哥儿到舞厅去寻欢买笑的时候，他们一掷千金，丝毫没有吝啬的表情。可是，当他们贫穷的远亲，或者落难的旧同学，每月伸手向他拿一些救济金的时候，恐怕他们当面会给人颜色看，至多能够帮忙三五次，以后就没有下文了。

人生几十年，相识的人何止几千？别的不用说，光是参加一次鸡尾酒会，一夜之间，至少能够认识几十人；参加一个社团，迟早可以认识几百人。这儿所谓“认识”，普通是指你知道他的姓名、籍贯、学历、经历、职位罢了，至于他的性格怎样？待人接物的态度又怎样？除了多年的深交外，很难道出梗概。

问题在这儿，要新认识的人变成知交，这需要时间的孕育。许多人初次相识时，彼此客客气气，言语行动也彬彬有礼。不过日子久了，难免有不客气的表现。一旦对方发现你对他有不客气的表现的时候，知交的关系便告一段落了。

春秋时，齐国的大政治家晏子不但辩才无碍，而且最懂得结交朋友。他的拿手好戏，就是“久而敬之”。“敬”是指敬重或客气，这事情短期间还不成问题，日子一久了，难免会懈怠。精神一懈怠，表情自然不同，明眼的人即刻会发觉你对他不客气，不够敬重，因而闹着分裂。只因持久最难，所以一个人也许会和几千人相识，到头来，连十只手指也数不上。

普通人喜欢百花齐放的春天，那时万紫千红，宛如群英聚会。可惜“水流花谢两无情”，那些明媚鲜艳的群花，不用几天功夫，已经一一凋谢了。

大诗人陶渊明，他的眼界竟高人一等。他不奇赏争妍斗艳的桃李，他也不喜欢雍容华贵的牡丹芍药，他只醉心于傲霜的菊花。的确，当众芳零落的时期，独有菊花能够忍受严霜和秋风的打击，昂然独立于花圃，这种气节，这种风格，绝对不是其他花卉所能比得上。

除了菊花外，枫叶也很可爱。“停车坐爱霜林晚，枫叶红于二月花。”本来秋风一起，树叶尽脱，独有枫叶以紫红的沉重的颜色，先后辉映于岗陵起伏的山头，难怪诗人对它有特殊的爱好。当我在北京求学的十年间，每个秋天，我总要邀请几个朋友，骑驴到西山去看枫叶。这并不是附庸风雅，当其他树叶脱落得精光的时候，而是物以稀为贵，紫红的沉重颜色的枫叶，居然能够屹立不动，这不由得不惹人爱怜。

然而最重要的大轴戏，还须由松竹梅三友来表演。当“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隆冬，鸟儿不见了，虫儿也不见了。白茫茫的一片大地，了无生息，仅剩下松竹梅三友以傲骨嶙峋的姿态，来迎接凛烈的刺骨的北风。假如松竹梅没有一股傻气，经不起大考验，恐怕它们也早已枯萎了。

就松竹梅三友而论，我觉得这三位老友可以代表一家里的三代人物。盘根错节，庞然大物的松树，无疑是代表祖父，它饱经风霜，经验丰富，所以它能够负起较大的责任。竹不消说是代表父亲，它是当家人，须负责一家的温饱，只因生活的鞭子的驱策，它不得不吃尽一切苦头，所以瘦得仅剩下一副硬骨头。梅当然是属于孙子这一级。它是个大姑娘，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它除了结交皓月和白雪外，什么也不用管。它的颜色不是妖冶，而是清丽；它的香不是浓郁，而是暗香。“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几千年咏梅的佳句，恐怕没有别的可以赶得上。

无论如何，耐久是最难的，因为要耐久，须先付出极大的代价。谁能够耐久，谁就稳操胜算。

懂得喝中国酒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陈年的花雕；懂得喝西洋酒的人，也没有一个不爱好陈年的香槟。由于时间的淘汰，那些生涩的苦味早已消除，剩下的才是精华。

“烈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这还不是说明时间是最大的审判官吗？

此请

著安！

子云（1970年1月28日）

二一

××：

近来在南洋商报副刊上拜读你的大作三篇，不胜钦佩！你的文学素养很深，对于散文更有高度的造诣，今后望你时常惠赐大作，让一般读者开开眼界，诚心所愿。

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大公报》是我每天必读的报纸。我喜欢它的社论、专栏特写、各种副刊，以及后来的星期论文，对于那些充满丑恶的血腥的时事新闻，反而不大关心。只因为我所注意的是社论和文艺，所以这无形中给我后来的生活铺了一条通路，让我一路来在社论和散文的写作上，发挥我的肤浅的学识和笨拙的才具。

1935年，我开始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最早的一篇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和资料》，该报的《史地周刊》以全版的篇幅登载我的稿作。那天我刚好从天津回到北京，在火车上几位学术界的朋友就把我的论文作为讨论的题材，一边喝茶，一边谈天，那种乐趣绝对不是以后的三十五年间所能享受得到。

1938年，《大公报》在香港复刊，同学萧乾主编“文艺”副刊。那时，因为抗战关系，我不得不出了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头。我开始研究国际问题。蒙萧乾的好意，约我撰述几篇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他照例以半版的地位来刊载。须知当时的《大公报》、《东方杂志》、《食货半月刊》，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出版物，都是权威的报章杂志，我有机会在这些刊物发表作品，这等于最有力的介绍信，让我很容易找到工作。

但是，好景不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又要仓皇失措地举家搬到越南，投奔我的岳家，准备躬耕田园，自食其力。越南是鱼米之乡，天气又炎热，所以衣食不怕匮乏。虽然我可以闭户研读经史子集，不过每天没有机会阅读大公报，心里总觉得不大痛快。

1946年回到重庆，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四年来的《大公报》合订本拿来细心研读，其中社论、专栏特写、文艺副刊差不多一字不漏地读完。读完之后，自信心加强，写作的念头油然而生。最近二十多年来，我所以能够在业余之暇，写了一些作品，这主要的是拜大公报之赐。

当时局转变，新加坡的《大公报》办事处结束后，你所收藏的几十册《大公报》合订本准备出让，我听了这消息，马上怂恿《南洋商报》当局购买下来。这些合订本，有一度我时常翻阅，不过后来不知去向，至为可惜！

报纸是人民的精神食粮。每天咖啡可以少喝一杯，但报纸不能够少看一份，尤其是像《大公报》那样的言论公正、编排醒目、文字畅达的报纸，它更会吸引人才，培养人才，造就人才。本着“方以类聚”的道理，社会上擅长文墨的人，当然以最精彩的文字在《大公报》发表，为无上的光荣。

目前《南洋商报》的同仁中，有两位曾在《大公报》服务一段时间。一位是余敬豪兄，他出身于岭南大学，曾到日本留学，他的中英文很有根柢，工作态度非常严肃，敬豪是新马报界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另一位是梁厚甫，他原名梁宽，家学渊源，出身于岭南大学。他曾在《大公报》担任过翻译，目前侨居美国，除了担任研究工作外，还准备作专栏作家，今后将源源为《南洋商报》撰述长篇通讯，分析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动态。这些文章很可能在新加坡、曼谷、香港、美国等地同时发表，为读者提供可圈可点的读物。

谈到做记者的条件，你再三强调文学的素养和造诣的重要性。这句话可以说是先得我心。在中国历史上，我曾一再提出三位典型的记者，即孔子、司马迁、顾炎武。他们都是一代学者和文宗，值得后人取法。至于近代的中国，那些出类拔萃的记者，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梁启超到张季鸾，他们的文学的素养和造诣，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所以他们的影响力也是既大且钜；他们的笔锋往往胜似三千枝来福枪。

战后美国的报业发达异常。它所产生的名记者，俯拾即是。那些销路广大的报纸、杂志、通讯社各拥有一批名记者。他们的观察力的敏锐、活动力的坚强、社会关系的密切，使他们采访新闻的时候，好像瓮里捉鳖，手到擒来。此外，他们的分工非常细密，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体育、美术、股票、国会……每一部门都有人专门负责。久而久之，他们自然成为有关报纸杂志的台柱，后来进而为部长、大使、教授、作家，可以说是毫不费力。

然而我最欣赏美国的专栏作家（Columnist）。几十年来，久负盛名的专栏作家如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如艾尔索甫（J. Alsop），他们差不多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李普曼出身于哈佛大学经济系，今年81岁。五十多年来，他一直靠专栏作家的身份来谋生。所谓专栏作家，好像通讯社一样，他的文章不限定于一个报章杂志发表，而是由各国报章杂志同时发表。目前李普曼每篇二千字的专栏特写仅收八角钱，可是同时发表他的作品的报章杂志多达八百家，所以每天的收入为640美金，平均每周写三篇，那么一年的收入就有十万以上的美金。只因他的收入优裕，所以他手下拥有研究员、秘书。今天飞罗马，明天到巴黎，交游广泛，友朋众多，关于内幕新闻，他往往比别人捷足先得。因此，他才能够长期维持他的崇高的地位，比美国总统还吃香。

最后，我诚恳地希望你时常惠赐大作，以光篇幅。在可能的范围内，从事进一步的合作。

此请

著安！

子云（1970年2月3日）

二二

××：

前信意有未尽，今天继续谈下去。

我常觉得，报纸的社论固然等于报馆的灵魂，但是专栏特写和星期论文，更容易显出报馆的力量。一般说来，专栏特写是报馆内部同事的责任；星期论文是邀请社会人士，学者专家来执笔。内外互相呼应，使报馆和社会发生密切的联系，这才会发生更大的影响。

除了《大公报》创业时代的三巨头——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外，到了第二代，它的人才辈出，在新闻界、文艺界、学术界、政治舞台都起了领导的作用。

在专栏特写这方面，《大公报》放出的第一名大将是范长江。范长江是四川人，1908年生。当他在北京大学肄业的时候，他已经崭露头角，给《大公报》写稿了。他的第一部名著《中国的西北角》连续在报上发表，不久之后，出版单行本，一纸风行，极受学术界重视。

范长江不但是个杰出的记者，而且长于组织。他办过国际新闻社、《华商报》；到了战后，他担任过中国的几家大报的总编辑和主笔。他的活动是多方面的，欲知详情，请看香港某国情报机构所出版的《人物志》。

《大公报》发出的第二名大将是王芸生。王芸生是河北人，1899年生。他的笔锋富有情感，写起社论来，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同情。他在《大公报》服务的初期，主要的是主编《国闻周报》，这份刊物在华北风行一时。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全国人民掀起抗日的浪潮，就在那种环境下，王芸生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料，连续在《大公报》的专栏特写上发表《六十年的中国和日本》。这一套资料后来整理成书，共七厚册。这样一来，王芸生便成为“日本通”。

其实，中国还有一位道地的“日本通”，他的名字叫做王芃生，和王芸生的姓名有六分之五相等。王芃生主持国际问题研究会，这是政府的情报机关。只因中国人一向喜欢民间，不重视政府的出版物，所以王芃生的作品远不如王芸生那么吃香。

《大公报》的第三名大将是萧乾。萧乾也是北方人，燕京大学同学，比我低四班。他在求学期间，已经开始写作。他和沈从文的关系很密切。因此，他一离学校，就有机会成为《大公报》“文艺”版的接班人。

在抗战期间，萧乾成为《大公报》驻英国的特派员。他以优美的散文的笔调来描写战时的伦敦百态，每篇通讯都有充实的内容。萧乾成为名作家，《大公报》造就了名记者，报馆和记者，相得益彰。

《大公报》第四名大将就是大作所提到的杨刚。杨刚原名杨缤，湖北人，燕京大学出身，比我低一级，和吴世昌同班。

杨刚出身于湖北的望族，她的父亲在当地很有地位，算是缙绅之家。她自幼饱通经史，到了18岁，才前往江西的一间教会学校——保灵中学——读书。聪明而努力的她，一下子也读通英文。

1928年，她考进燕京大学，进入英文系，极受各位教授的器重。记得她在第一级那一年，已经担任英文戏剧的主角。她的台词背诵得正确而流利，举动大方而幽雅，一看就使人知道她是出身于名门闺秀。

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句话可应用于杨刚的身上。当1927年，国民革命军抵达武汉的时候，她的父亲因为是当地的绅士，被革命军逮捕下狱。据说，她曾为这事情，写了“血书”为父亲声援，结果父亲平安无事。可是，到了大学读书时代，以及离校的二十多年间，她自己以文学家、革命家的身份，从事各种活动，俨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到处受人尊重。

从1931年到37年间，她的家和我的家往来很密切。我们主要的工作是按时到北京图书馆读书，然后抽出一部分时间来卖稿。当时我们的收入不多，但精神上非常愉快，为的是学问天天有进境。至于经济，我们是严守“有无相通”的原则，谁的稿费汇到时，谁就很慷慨地拿出来公开使用，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先到著名的馆子去吃一大顿。

自七七事变后，她和她的爱女和我们一家人，同时逃难到香港。其间，她曾回到湖北去省亲，不久之后，她便重返香港，进了《大公报》，担任“文艺”版的编辑。

她爱好读书，勤力写作。在大学时期，她径译好英国小说家奥斯汀的名著《傲慢与偏见》。她的活动力很强，中国和外国的朋友都很多，凡是和她接触的人都对她有深刻的印象。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们亡命越南，她径返内地，此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了。到了战后，从朋友的口述中，她已经住美国长岛久居，并且准备撰述长篇小说。以她对文学的素养和造诣，加上多彩多姿的生活经验，我相信她不难有惊人的成绩出现，可惜她的大著还没有问世之前，她已经与世长辞了。

目前交通非常便利，但是大家忙于衣食，个个变成植物，动弹不得，所以散处四方的许多旧交新识，都无从联络。此外，我最怕写信。虽然我时常想念许多朋友，不过要我动笔来嘘寒问暖，实在很困难。

除了上述的四名大将外，大公报的编辑部有不少是我的同学。但是，时间隔了三十年，想起杜少陵的名句：“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不胜感慨系之。

此请

著安！

子云（1970年2月12日）

二三

××：

久别重逢，不胜喜慰！

在昨晚的宴会里，几位旧同学共聚一堂，大家有说有笑，把人世的艰辛，完全抛在九霄云外，这种乐趣实在不容易得到。

屈指算来，大家离校将达四十年。这四十年来，全世界闹得天翻地覆。撇开八年抗战不谈，光是战后二十五年间，大家也经历了不少风暴。虽然大家还是别来无恙，但日月催人老，有的白发满头，有的秃得精光，唯一可以自慰的，就是下一代的接班人已经成家立业，其中大多数都以专家的姿态在社会上活动，至少可以使大家不必再为他们的生活担心了。

中外古今的大诗人多是夸大的，不过他们夸大的很有趣。例如诗仙李白说“朝如青丝暮成雪”，当我在五十年前读这句诗的时候，我觉得这和他的“白发三千丈”一样的无稽。谁料转眼之间，四五十年的宝贵光阴就这样虚掷了。“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姑定我们能够像罗素那样，活到97高龄，不过真正可以让我们在文坛艺苑驰骋的光阴，至多不过二十年。此后，精疲力尽，老态龙钟，心有余而力不足，要从事不舍昼夜的工作，实在谈何容易。

我常觉得，大学是养成独立研究的最好场合。要从事独立研究，一个人必须好学、好问、好思。想起孔门所提倡的“好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五大程序，不禁惊叹古人的思想的精细而又深刻，不然，怎么想也没有这么透彻。

我们都是教会中学和大学出身的人。只因身历其境，所以我们对于它的利弊比较局外人认识得更清楚。

从利的方面来看，教会学校的经费虽不如政府学校那么充足，但是主持校政的人，大多数抱着“献身”的精神，所以薪水比较低，效率又比较高。

在初中时代，我的校长高德祁，他原任中华圣公会的牧师，后升任为杭州的会督，他所给我的人格上的陶冶实在太大了。他每天从上午九时教到下午五时。到了傍晚，和同学们一起踢足球，或在薄暮时分，和他的夫人到郊外散步，整天精神奕奕，毫无倦容。他非常熟悉莎士比亚。我所读的《四福音》及《麦克白》和《李尔王》原文，就是他朗诵和解释给我听的。此外，他最关心学生们的生活，如有所需，他老是有求必应。为了免交学费，他曾任命我教导低年级的英文。为了强迫我的英文写作，他曾鼓励我时常写信和作文寄到福州鼓山的避暑胜地，由他亲自改正后寄回。这种学而不厌，诲而不倦的精神，使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1926年，我进入福州英华书院，校长黄安素，美国人，美以美会牧师，我对他没有什么印象，为的是他举动轻浮，滑头滑脑。我在英华一年，仅和他谈过一次话。

1927年，我进燕京大学，这是我的生命的转捩点。假如当时我没有进入燕京，而进入其他大学，恐怕后来学业的进展，不会那么顺利。原因是，燕京崇尚自由研究，这对于爱好读书的青年是个安心立命的好所在。那时，燕京刚搬到未名湖畔，校舍天天在发展，校园也在天天美化中。一个有相当怀抱的青年人，置身于那么幽美清静的环境中，浑忘人世间有什么悲惨丑恶的事情。经过长期的培养，一个青年自然而然会养成纯良的品性，刚毅的精神。这对于未来服务社会的时候，不消说是很有帮忙。

那时燕京曾礼聘一批久负时誉的教授。这些教授为着不负历史所加在他们肩膀上的重任，更是孜孜不倦地发挥他们的才华。他们一面诚心指导毕生，一面博览精研，在学术疆域上有所发现。须知以身作则的办法，是比任何教条更有效力。经过一段时间，燕大的人才产生了。他们服务的成绩，有口皆碑。当我于二十年前初到新加坡的时候，亡友黄伯权老先生就念念不忘地提到我的几位老同学，尤其是戴云峰兄和胡庆育兄。在黄老先生没有去世之前，他时常到我的陋室来谈天，这也许是得力于先入为主的偏见，以为燕大出身的人个个都是优秀的，连我这个最蹩脚的蠢才也不例外。

现在再谈到燕大及一般教会学校的缺点。教会传教士大多数是来自欧美各国，他们的人生观是趋向个人主义，这和传统的东方社会有很大的出入。就个人的本领而论，燕大的校友大多数可以在社会立足，负一部分责任，只因他们的活动以个人的兴趣为中心，极少从事集体的行动，所以他们很难争取领导权。只因他们无权无势，仅以专家的身份在社会活动，所以他们终身实行为人服务的宗旨，不能高踞任何机构最高的宝座。

还有一层。他们自幼受了一般不大高明的传教士的影响，以为月亮也是西方好，所以做人的最大目标，就是归化为美国籍，到美国去找“极乐世界”。这种牢不可破的观念，早在战前的中国种了根，现在台湾更是变本加厉，许多要人的儿女，多数往美国“深造”，无论深造得成功或不成功，但百分之九十都是一去不回头。

昨晚饭后回来，万感交集。一面缅怀四十年前的往事，一面追念许多良师益友。据悉，自燕大归并到北大后，新校舍如雨后春笋建筑起来，学生和教授的人数都增加一二十倍。这是历史必然的趋势，值得我们注意。

此请

俪安！

子云（1970年2月21日）

二四

××：

早晨静听阿文和阿萧朗诵宋词，心里有说不出的舒服。的确，“读书声出金石”，是人生最大的一种享受，可惜这种精神上的享受，给现代的物质文明扫荡得精光。

我是爱好清静的人。在水静沙明的海边，踏着自己的脚印，这儿我可以找到我自己。在茂密苍翠的森林，追逐零乱的日影，这儿我可以找到我自己。在香烟缥缈的古刹，静坐半小时或一刻钟，这儿我可以找到我自己。在海拔较高的山顶，仰天呼啸，这儿我也可以找到我自己。因为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我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安闲自在，一点也不会紧张。

我是农村出身的人，我过不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夜生活。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看过半夜场。偶尔接受亲友的邀请，到大酒楼去吃一顿，那代价未免太大。我不喜欢震耳欲聋的喇叭的声音，我也不喜欢歌女乱扭腰肢的姿态，我更不喜欢满室烟雾，闷得人昏昏欲睡的环境。因此，在热闹场中，我反而觉得十分寂寞。

你的性情和我最接近。你不爱热闹，你只爱寂寞。到了周末，从办公室跑出来的时候，你的第一个目标，既不是逛逛超级市场、百货公司，也不是挤到戏院去自寻烦恼，而是独自携了书包和干粮，到海滨去和往古来今的圣哲作精神上的师友。这种恬淡寡欲的精神，正是安心立命、延年益寿的良药。

在这人欲横流的世界里，一般人多是唯利是图。当利权到手之后，他们除了要实现人生三大愿望外，并不会追求更大的目标。所谓人生三大愿望，不外汽车、洋房、女人。其实，物质欲是个无底坑，永远填不满的。光就汽车而论，由旧车换新车，由小车换大车，已经够他们烦恼。屋子也由小换大，由简陋换豪奢，其中陈设，又由庸俗到雅致；到了巅峰状态，索性玩起古董来。至于女人，贫贱时代共同艰苦的黄脸婆，一看就心烦，非在欢乐场中寻欢买笑不可。须知爱情是由衷的仰慕，彼此心心相印。假如欢乐场中的神女能够用钱来买，那么一旦床头金尽，她自然而然要另找主顾了。

儿童时代，我的故乡的老屋挂了一副对联，其中有一句，“无欲则刚”。的确，欲望是无穷的，它好像流沙一样，越用力越下沉，弄到无法自拔。因此，一个人如能提早看透名利关头，这不消说是三生有幸。

你目前已经拥有一张专业文凭，得到一个相当安定的职务，生活可以无忧。但你并不以目前的小就而觉得自豪。相反的，你却想进取。这意思是好的。

你问：目前应该另修一门专业的课程好呢？还是花两年功夫，把中英文的基础打好再说呢？我毫无犹豫地劝你选择后者。

须知文学是人生的灵魂。我活了几十年，每天每夜所拳拳服膺的，就在文学上翻筋斗。那些世界名著不必说，光是国际有名的报纸杂志上的文章，如纽约时报、伦敦泰晤士报、巴黎世界报；以及大西洋月刊、新政治家、读者文摘，偶尔给我发现一片段行文潇洒、意义深长的文章，我恨不得向我的服务机关告假一天，让我慢慢咀嚼，逐渐消化，直到把人家的心得，化为自己的血液而后止。

老实说，你多读一个专业文凭，至多使你的收入增加，使你的职务更稳固。但是，假如你懂得利用目前这么优良的环境，在中英文学的基础上痛下工夫，将来一定受用不浅。届时，你要多读一科，你将会看得快，写得快；看得津津有味，写得恰到好处。这是个最称心悦意的享受，比较任何身外浮物更有意思。

人类制造机器，可是用机器来控制人类的时候，正是椰子壳盛水，点滴不漏。目前人类要和机器赛跑，较量速率，前者显然处于最不利的地位。但是，生活的鞭子驱策每个人往前跑，稍微慢一点，便会没顶，甚至活活地被机器压死。

就在这种和机器赛跑的环境下，个个会做到筋疲力尽。到了傍晚下班，回到家里的时候，早已茶饭无心，连说话也算是多余了。

本来读书是快乐的事情，可是图书馆的编目人员，一天要看十几本书，目不暇给，笔不停挥，等到卡片写完，什么东西都忘记得一干二净。除了机械化地填写表格外，图书馆编目组的职员的工作，正是诸葛亮所说：“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图书馆编目组的职员，固然把看书当做挑重担，那些专门靠写书评来谋生的人，也是苦不可言。他们一星期至少要看几本书，因为限期交卷，他们只能作浮光掠影的批评。什么叫做文章的深度和广度，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

读书好像吃饭一样，有的人好像囫囵吞枣一样，实行狼吞虎咽，在五分钟内，要把食物通过口腔，完全装到胃里。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当然会觉得食而不知其味。另一方面，当他们优游自得的时候，他们应该慢慢咀嚼，逐渐消化，使吃饭当做一种享受。

目前出版物非常发达，量的扩充并不能掩饰质的贫乏。因此，你们每天能够抽出半小时从事吟哦朗诵，反复玩味，这才是天下的至乐。

此问

近安！

子云（1970年2月25日）

二五

前信意有未尽，今天继续写下去。

最近某文化机构拟聘请校对员两位。当局为着敞开大门，让各界人士都有机会为读者服务，所以特地公开登报征聘。在短短的两星期间，已经收到一千多封应征的信件。

原先该机构所定的资格，是指中四、高二，以及具备同等学力的人都可以应征。经过人事处初步甄别后，学历较低的人已被淘汰外，剩下仅有高二以上的学历的人，才予以口试的机会。

私人机构的情形如此，政府各机关和其他大企业公司也是如此。每次登报聘请初级职员的时候，平均每一空缺，总有几百人应征。这儿可见我们这个地区里就业问题的严重性。

另一方面，某文化机构拟出重金礼聘一两位学问渊博，经验丰富，对于写作早负时誉的人来做高级职员，前后费了一年工夫，到处请人介绍，到如今，还找不到适当的人选。那些适合上述的条件的人，不是早已稳坐很高的宝座，不愿随便更动职位，便是年事已高，情愿优游林下，不想再来绞脑汁。

私人机构的情形如此，政府各机构及其他大企业公司也没有例外。报载，许多大机构还有几百名高薪的职位待人申请，可是期待多日，仍未见适当的人才来填补空缺。

初级的职务，人浮于事；高级的职务，事浮于人，世间阴差阳错的事情，往往如此。

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里，你算是一个幸运儿，至少比较那些年轻了七八岁的青年有福气得多。因为在中学时代，你爱好戏剧，对于一般功课，你只求应付得过去，便心满意足，因此，你的会考的成绩，不算太理想。

由于背诵漂亮的台词，博览名家的作品，这对于你的中文很有帮忙，可是会考的成绩不够理想，无形中会把你及许多优秀的青年的前途断送了。

照目前的教育制度，仅有会考得到甲等的人才可以进大学；会考得到乙等的人，须等待机会；那些仅得到丙等的人，将终身被阻挡于万仞的宫墙之外。难怪有些父母，当他们听到子女仅考到丙等的时候，恨不得子女索性考到丁等；因为考到丁等，还可以补读一年，说不定第二年比较用功，一跃而考到甲等的地位，因而解决升学问题。

世间的事情，多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古人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就是这意思。

就目前的学制而论，儿童一到七岁，必须上学。读完小学六年，经过会考之后，名列前茅的可以升到中学，不然，便被淘汰。中四再来一次会考。高二又来一次会考。谁榜上无名，活该！

论整齐，这是再整齐不过，可惜在这只顾形式整齐的学制下，许多优秀的青年被埋没了，一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其实，每个人发育的程序不同，有的早熟，有的晚成。古来所谓“神童”，即早熟的人，最后成功的不算多。倒是那些“晚成”的人，反而因为稳扎稳打的关系，往往有惊人的成就。

你知道，南洋大学初创办的时期，一切因陋就简，学生程度参差不齐，难怪有些人看了这情形后，往往要摇摇头。

经过十几年事实的证明，第一届毕业生的程度较差的固多，出类拔萃的人才也不少。原因很简单。那些最优秀的青年，在华文中学毕业后，既不能进当时的马大，又没有能力往英国、澳洲、新西兰跑。他们在失望之余，只好夜以继日拼命自修。到了南大刚成立的时候，他们便投进南大的怀抱。因为“饿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因为他们在挣扎和失望中过了好几年，所以他们一进南大，便以“大跃进”的姿态，发挥他们的抱负。

目前是机械化、电气化时代，一般从事教育的人，多少也受机械化、电气化的影响，实行大规模的生产。只因大规模的生产，所以他们不得不要求统一化；这是说，在同一班次、同一学系出身的人，彼此的程度相去不远。论整齐，这固然是再整齐不过，论制造特出的人才，这种办法却是南辕北辙。

当五四运动时期，北大的学生实在是良莠不齐，有的拼命用功，无论学问文章，早已登堂入室，可以和当代硕学宿儒分庭抗礼；有的整天不必上课，吊儿郎当，逛胡同，打麻将，视同家常便饭。反观那些管教严格的“好”学校，因为学生的思想和行动被束缚得太厉害，仅能制造纯良的庸才，所以要评判一种教育制度的得失，实在一言难尽。

你很幸运，早已逃过考试的难关。今后应读什么书，只凭个人的兴趣及工作的需要来决定。这样一来，你的心情将更愉快，因为心情愉快，进步将更神速。

话又说回来，在自修的过程中，除了订计划，编排时间表以便专心地有恒地实施外，最重要的是结交良师益友，因为良师益友不但能够指点你的错误，而且能够使你得到应有的鼓励。除了当地的师友外，在可能的范围内，你可以通过函授的办法，结交外国的一些师友，个人的不断努力，加以师友的反复讨论，这不消说会增加你的自信心，而自信心是成功最大的要素。

此问

近安！

子云（1970年3月1日）

二六

××：

接到五月廿九日信，惊悉你最近曾遭遇一些不幸的事情。好在你饱通老庄和佛家的典籍，把生死、贵贱、荣辱等问题，早已看得很透彻，所以虽遇不幸的事变，还是天君泰然，不为眼前的损失而感到过分的忧虑。

最近我写了一篇《谈社论》，最后一段引用《易经》、《左传》、杜甫、韩愈、苏轼的名言，而归纳为五大原则，即：诚实、畅达、博渊、新鲜、自然。其中“新鲜”一项，和你所提出的鲁迅的文章得力于“新”字，不谋而合。事实上，美妙的文章，材料要新、意境要新、遣辞用字更要新。这样一来，读者才有新的感觉。不然，因循敷衍，整天炒冷饭，恐怕连自己也觉得讨厌，更不用说一般全未谋面的读者了。

经常逛大规模百货公司的人，谁也知道里边拥有成千成万种商品。但是，百货公司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门前的橱窗。橱窗里的商品，时常除旧布新，凡是牌号头、新花样、新内容、新形式的东西，橱窗设计专家才把它推出来，吸引顾客的注意。只要顾客动了购买的念头，登门看货色，那么百货公司的总经理便笑逐颜开。虽然顾客不一定会采购橱窗里所陈列的商品，但是，顾客既然上门了，他们多少要掏腰包，采购他们所喜欢的其他日常用品。再退一步说，姑定顾客什么也不买，光是跑到百货公司里挤来挤去，增加热闹气氛，这无形中是一种活动广告，为的是人类是喜欢热闹的，更不愿意落后的，明知有的东西并不急用，或者根本不用，但看人家个个抢购，自己实在不好意思屹立不动，致被人看做吝啬鬼。

根据这个例子，我们知道美妙的文章，材料要新，意境要新，遣辞用字要新。现在略加说明如下：

自第二次大战以来，报告文学和游记独擅胜场。美国名记者根室（John Gunther）得风气之先，发表了他的《欧洲内幕》，一时洛阳纸贵，极受读者欢迎。接着，他继续撰述《亚洲内幕》、《美洲内幕》、《苏联内幕》，每本书出版，多是抢购一空，根室无形中成为报告文学的权威。

和根室同时的，就是斯诺（Edgar Snow）。他的《西行漫记》，内容是记载他亲访延安的见闻。其中他以最大的篇幅来描写最高政治领袖的言论和生活。这本书虽然受时间的限制，语焉不详，但他却成为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经典。接着，斯诺还写过《旧地重游》（Journey to the Beginning），《大河彼岸》（On Other Side of the River）。虽然后列二书的分量较优于《西行漫记》，但刺激性、普遍性远不如《西行漫记》。

从那时起，中国许多大报都遣派记者撰述长篇通讯，这些报道文学极引起读者的注意。甚至英国前任首相艾德礼，当他卸任之后，他曾漫游中国，然后在伦敦的大报上，连续发表他的报告文学。

除了内幕文章以材料新鲜受人重视外，优美的游记也以材料新鲜见称于文坛。须知一个人的活动范围，经常不出十英里；每天所接触的人物，除了业务关系的顾客外，至多不过十几二十人。地方住得太久了，人物接触得太熟了，难免产生厌倦的感觉。在这当儿，假如看到材料新鲜的游记，这多少能够增加卧游的乐趣。因此，一些有名杂志和报纸，时常会发表游记，以吸引读者。

像报告文学和游记以材料取胜外，纯文学的作品，如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主要的是看意境新鲜。当一般读书人整天追逐蜗角虚名，蝇头小利的时候，独有少数诗人和文学家把个人的利害置之度外，尽心、尽意、尽力地为大众谋福利，扫除民间的疾苦。因此，他们的作品便被人传诵。屈原、杜甫、白居易、辛弃疾、陆放翁、施耐庵等人，就属于这个类型。当一般读者以男性为中心，爱好崇拜偶像的时代，独有少数文学家把有史以来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很认真地来处理，他们的新鲜的意境，很快就博得读者的同情，因而鼓起改造社会的浪潮。挪威易卜生的问题剧，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的讽刺害人不浅的科举制度，都是属于这个类型。

最后，要谈遣辞用字这问题。文人呕尽毕生的心血，写成长长短短的文章。其中最成功的人，他的大名变成家晓户喻，后人一提到他的名字，马上会联想到他的生平和他的作品，这种人早已机杼一家，独立门户，绝不依傍任何人，更不会借助别人的成就，来加强或加重自己的地位。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都是如此。

其次，大文豪笔下所描写的人物，因为性格突出，行动怪异，语言不俗，使他们变成典型人物，如孙悟空、猪八戒、鲁智深、李逵、武松、林冲、贾宝玉、林黛玉、马二先生、阿Q……读者一提到他们的名字，即刻联想他们的性格和行动。

此外，自己铸造新辞新字，起初人家看不惯，把这些新东西当做野狐禅，邪魔外道。等到看惯了，成为通用的词句，而铸造新辞新字的人，不消说也被人记住，念念不忘。

诗圣杜甫，他的诗篇不但材料新鲜，意境新鲜，遣辞用字也无一不新鲜。你只看“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名句，便知他曾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才换回他在文学史上千古不朽的地位。

此请

著安！

子云（1970年6月7日）

二七

前信意有未尽，今天继续谈下去。

学习绘画的人，谁也知道“意在笔先”。从事写作的人，谁也知道“文以意为主”。一篇文章如没有新意思、新见解，人云亦云，这等于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谁看了都要摇摇头。

话又说回来。整篇文章固然需要新意思、新见解，不过基本的动作还须从遣辞造句着手。许多人一辈子写文章，请问他到底有几篇文章值得人传诵？再进一步说，请问他到底有几句话值得人记忆？答案恐怕不会太理想罢。

事实上，遣辞造句这个基本问题如不能解决，整篇文章将大受彰响。“石破月来花弄影”的“弄”字，“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僧敲月下门”的“敲”字，“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风”字，一字之差，判若天壤。这儿可见，整篇文章固靠新意思、新见解，不过遣辞造句也应该予以同等的注意。不然，见解虽然十分高明，但文字佶屈聱牙，好像香喷喷的白饭掺杂着沙粒，这将使人食之而不能下咽，非赶紧吐出来不可。

少时，从塾师读古文，对于唐宋八大家的文章相当用心，但许多东西，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原来我们目前所常用的好些成语，都是韩愈创造的，只因大家用久了，反而忘记或者不想追究它们的来源。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所编的《中国文学史》里，编者特地指出韩愈的文章词汇丰富，句法灵活，有很强的表现力。很多精妙的语句已成为成语，沿用至今。如“垂头丧气”、“牢不可破”、“杂乱无章”、“大声疾呼”、“摇尾乞怜”、“大放厥辞”等等。经过编者的指点后，我才恍然大悟，韩愈所以能够“文起八代之衰”，除了扫荡有躯壳没有灵魂的骈四俪六的文章外，“他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大胆地创造新的语言成分，吸收当代口语。”（见《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光是这几点，已经可以表现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功绩了。

“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领袖已经懂得它的三味。例如他们尽量歌颂人民在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上所占的地位，这还不是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翻版？又如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不消说是革命家应具的首要条件。可是孔子早就告诉人“过则勿惮改”、“吾未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自己能够看出自己的错误，并且加以严格的自我批评，这的确不大容易。谁能够做到这一点，谁就会成功，可惜一般人缺少自省的功夫，不但不肯认错，甚至将错就错，文过饰非，结果，大错铸成，无可救药。

据一般通人说，一部《圣经》里，最短的句子莫如“耶稣哭了”（Jesus wept）这句子的原文仅有两个词，可是它所发挥的力量，比千言万语还雄厚。这儿我不禁要联想到《论语》的名句：“颜渊死，子哭之恸，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读书贵能消化。读本国书要消化，读外国书也要消化。读古人书要消化，读今人书也要消化。读书而不消化，生吞活剥地拿来应用，结果，将失了效力。

像蜜蜂一样，它会采取各种奇花异卉的精华来酿成亮晶晶甜蜜蜜的蜜糖，使人吃到它的香甜的味道，而不见花卉的渣泽，这才是真正的功夫。

培根不愧为一通人，他懂得亲疏厚薄的人情味。因此，他对待群书的办法，也不是一视同仁，而是分为亲疏厚薄。他教人精读和略读的方法，精读求其精，略读求其博，既精且博，读书的目的已经达到。

平心而论，目前印刷术这么昌明，那些先进国每年所出的新书，真是汗牛充栋，无论你怎样用功，一年实在看不了多少。这儿你须乞灵于大规模的图书馆编目组的分类法。分类越缜密，你所需要参考的书籍，马上可以找得到，用不着走许多冤枉路。

除了缜密的图书分类引得外，学问渊博，经验丰富，见解高超的学者所编的选本，对于初学是很有用处。这一类的书籍，能够指示初学以正确的南针，使他们不至误入歧途。

我常觉得，像梁任公给清华学生所编的《要籍解题反其读法》对于初学很有用处。只要他们走上正轨，养成读书的兴趣和方法，以后他们就可以依样画葫芦，从事独立的研究了。

六十年来，你手不释卷地阅览不少中国文史的要籍。我建议，你何妨于工余之暇，编写一本《中国文史要籍导论》，使青年人知所问津。什么书应该精读，这是识途老马的责任。

人生得意事，莫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既然写过《万里行记》，所以你应该再写一部《万卷书读后感》。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的时代早已过去了。1970年代的青年所需要阅读的书，应该由你来指导。

《现代中国通鉴》第二册已经付印否？念念！这部书对于青年学者很有用处，至少这比左舜生、蒋廷黻的作品更有价值。目前美国历史学家的趋向，仅限于作窄而狭的专题，没有人敢作体大思精的著述，这本来是藏拙的好办法，但是，为指导后学起见，体大思精的著述也是少不得。

此请

著安！

子云（1970年7月13日）

二八

××：

最近研读《弘一大师遗墨》，从年谱里深知你是弘一大师的高足。大师圆寂后，你能够得到他的真传，一举一动，酷似大师，大师应含笑说了一声：“吾道不孤。”

四十年来，我算是你的忠实读者之一。起初，我仅欣赏你的富有意义的漫画，后来才陆陆续续地看到你的散文，直到最近因为研读《弘一大师遗墨》的关系，才把你已出版的著作尽量搜集起来，读个痛快。

你的散文的优点很多。现在就我的一知半解，提出来和你讨论，幸勿见笑。

古人说，“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英国有几位散文家一再强调，“诗是说爱情的，文是诉于正义的。”无论如何，散文应该载道的，不管这种道是属于宗教、哲学，以及其他各部门学问的理论。

第一，你的散文富于哲理。你的哲理主要的是受了佛学的影响，所以你对“缘”字，往往有深刻的了解。你说：“仔细想来，无论何事都是大大小小，千千万万的缘所凑合而成，缺了一点就不行。世间的因缘何等奇妙不可思议！”就我写这封信而论，假如我没有读过大著《怀李叔同先生》，以及其他关于大师的评论，那么我研读《弘一大师遗墨》的时候，心里就毫无准备。假如我没有读过大师的《年谱》，那么我也不会一时心血来潮，先研读你的著作，再动手来写这封信。这儿可见“缘”字正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现代研究“辩证法唯物论”的人，凡事必须追究它的原因，找出它的来龙去脉。了解过去，掌握现状，这才能够推测将来。过去、现在、将来的关系，主要的须看它的“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由“缘”字自然而然会联想到“渐”字。世间任何事情都脱离不了时间和空间。俗语所谓“日亲日近，日疏日远”，就是这意思。

一个天真无邪的青年，在良师益友的爱护下，熏陶了十几年，他不但是学有专长，而且人格和个性早已定型。一个无依无靠的青年，跟好食懒做，以及有许多不良习惯的流氓鬼混了十几年，他除了一事无成外，还学会了各种恶劣的行为。起初，连自己也不觉得，到了木已成舟，要痛改前非也十分困难。据我看，大作“缘”和“渐”最能代表你的思想。

第二，你的性情最接近自然。这也许是和童年生活很有关系罢，你的童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你朝夕所接触的完全是生活简朴，思想单纯的农村人物。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口是心非。他们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要他们勾心斗角，耍花样，联络这个，打倒那个，他们根本不会。只因农村的自然的生活给你的印象太深，所以你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谋生的时候，一有空闲，便怀念农村，尤其是时常接近自然的农村生活。

由于农村生活的宁静，好让你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考察周遭的景物。在《清晨》那篇散文里，你对于蚂蚁的生活观察得多么细腻，在《梧桐树》和《杨柳》那两篇散文里，你对于“梧桐”和“杨柳”的性能又分析得那么清楚。至于《手指》一篇，这本来是简单不过的东西，但你却能够把它们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三，你的笔调最宜写游记。因为你的旧学的根柢很深，旧诗词记诵得很多，到了融会贯通之后，你才能够活学活用。朱自清、俞平伯如此，徐志摩、谢冰心如此，你也是如此。老实说，你那篇《庐山面目》，比较朱自清、俞平伯各写一篇《桨声灯影秦淮河》更漂亮，更有分量。你说：

凭窗远眺，但见近处古树参天，绿阴蔽日；远处岗峦起伏，白云出没。有时一带树林忽然不见，变成一片云海；有时一片一片白云忽然消散，变成许多楼台。正在凝望之间，一朵白云冉冉而来，钻进我们的房间里。倘是幽人雅士，一定大开窗户，欢迎它进来共住，但我犹未免为俗人，连忙关窗谢客。我想，庐山面目的不容易窥见，就为了这些白云在那里作怪。

一面尽白描的能事，一面又夹叙夹议，这倒是中国传统的散文家的笔法。假如一般写游记的人懂得这窍门，那么他们的作品才不至枯燥无味。

《辞缘缘堂》是一篇力作。这篇文章长达一万五千多字，一气呵成，丝毫也不松懈。你说：“苦痛比欢乐更为幸福。低小破旧的老屋比琼楼玉宇更有光彩！”“只有希望中的幸福，才是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全的幸福。那是我们全家人都经验了这种幸福。”此外，你还穿插了一些故事，点缀了一些旧诗，证明人生变幻无穷，一步一步引人入胜，不忍释手。

《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以及香港出版的《中国散文集》，都选了你的大著多篇，这充分说明过去四五十年间的努力已经得到一定的收获。但是，以你的人格的高尚，行为的磊落，你难免把散文的成就，当做雕虫小技。

因为俗人太多，安贫乐道的人太少，所以你的整个人格，就是一部佳构。目前你在地北，我在天南，这封公开信未必能看得到。不过我想趁这机会表示我对你由衷的仰慕，此外别无其他用意。

此请

著安！

子云（1970年10月4日）

二九

××：

接七月二十日和十月十四日的信，不胜喜慰！你那么年轻，可是你阅读的范围那么广泛而又深入，足见你是个敏而好学的青年。你现在已经离开学校，不过你仍继续不断地用功。此外，由于勤于动笔，通过文学因缘，结交了不少当代学者文豪，取精用宏，前途实在未可限量。

拙著《甘地传》出版后，蒙几位文友撰述书评，以示鼓励。不过在认识上，你比较更深刻。你说：

这本传记写得好极了。前半部着墨于他一生的行状及革命事业，后半部则剖析他的私人生活及内心生活。或从大处着眼，或从小处着笔，都写得很成功。在南非那一段时期所领导的斗争，写得尤为精彩。晚辈尤喜先生于后半部所描绘甘地的另一面。在这里，把甘地更立体化。甘地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人道主义看。虽然他一生从事的是政治家及革命家的事业，一心要把国家民族扶植起来，而走的却是宗教家及思想家的道路。他的无抵抗不合作的非暴力主义，其实是极不易令人信服的，而印度却又是在他所领导的非暴力斗争中获得了胜利。……在他心中似乎永无“怨恨”二字。这种伟大的人格修养，以及坚定的信仰和大无畏的精神，读之激动万分。

名义上，上述一段大作是给我打气；事实上，这充分证明你对于圣雄甘地有正确的认识。

从前英国名史家吉朋花了十二年工夫，写了一部《罗马衰亡史》，到了出版后，文坛主将休谟为文郑重介绍，吉朋认为十二年的劳作已经得到代价。我是个无名小卒，但我曾花了十七年时间，陆陆续续地写成印度三杰——泰戈尔、甘地、尼赫鲁——的传记。现在蒙你作简单而扼要的按语，我实在觉得万分荣幸。这儿特地向你道谢！

真是“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你我虽然还没有见过面，而且我的年龄比你大了三十五岁以上，现在竟蒙你这么关心，这么了解，这岂非三生有幸？

拙文《弘一大师遗墨读后》及致丰子恺先生的公开信发表后，蒙你剪寄给丰先生，感甚！感甚！你知道我是个最懒得写信的人，许多朋友给我寄书或信件来，我心里恨不得马上答复，可是我每天有一定的课程，功课做完，已经疲倦不堪，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精力和心情来写信了。信件一搁，多数是永远不回头。为着这个坏习惯，我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你是我的一个知己。假如我不常写信，请你多多原谅！

来信把弘一大师和曼殊作个比较，写得非常中肯。你说：

弘一和曼殊可说是近代足可灿跃万古的两位高僧，虽然在佛学上的成就，曼殊不及弘一。可是一个洒逸得像一首诗，一个浑凝得像一篇散文。一个像未经雕琢的璞玉，纯真得使我们衷心觉得可爱。一个却像端庄的玉像，令我们对其完美，镂心的感到可敬。

寥寥数语，证明你对于弘一大师和曼殊有充分的了解。

你把弘一和曼殊相提并论，叶圣陶先生把印光和弘一等量齐观，丰子恺先生却认为弘一和太虚并驾齐驱。但我个人认为曼殊仅是一位浪漫派的文人，印光的道行并不太高，太虚虽然著作等身，不过这个人俗气太重，挂的是出家的招牌，干的是尘世的虚名。当大战前，中国有两位宗教家——一位是太虚，另一位是某主教——整天奔走于权贵名利的场中，当时我很看不惯。一般说来，还是弘一法师利落干净，干什么，像什么，绝不拖泥带水。

顺便告诉你一个消息。自拙著《弘一大师遗墨》发表后，过了几天，我就接到广洽法师来信。他说，今年是弘一大师冥寿第九十一周年，为着纪念这位大师，他特地把拙作翻印多少份，分赠一些朋友。

三四十年来，我时常执笔为文，其中有不少文字曾被出版商采用为课本。但事前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最近据友人的报告，拙著《泰戈尔传》已被台中某出版社盗印，除了改名而没有换姓外，内容还被窜改一些。针对这事情，我实在不想深究。一来，美国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早被台湾盗印，而且倒回头通销到美国，至于重要课本被台湾盗印的更不在少数。

在印刷术没有发明以前，除了替富贵人家写寿序和墓志铭外，一般文字是卖不了钱的。但是，一个作家希望他的文字有人阅读，有人欣赏，有人批评，有人讨论。只有这样，这才会增加写作的兴趣。

在文化进步的国家里，书评十分发达。学术杂志不用说，差不多有二分之一的篇幅是用来刊登书评和新书简讯；至于权威的报纸，经常开辟书评一栏，把新出的书籍，作简明的介绍。

在新马一带，除了英文《海峡时报》每星期出版一次书评专页外，其余各报极少这么办。十多年前，我曾负责给《南洋商报》编辑“读书周刊”，可惜出不到二十期便寿终正寝，这事情可反映出我们出版家、读者、作家对书评不大重视。

承你惠赠亲自刻成的图章一方，感甚！这方图章，古雅大方，煞是可爱。我有几位金石界的朋友，如张丹农、施香沱、黄明宗、林惠瀛都精于此道，将来你到新加坡来，我可以介绍你和他们相识。

此候

近安！

子云（1970年11月15日）

三十

××：

最近半年来，新马的报章杂志对于“华文中学毕业生的出路”这问题，表示非常关心。除了《南洋商报》与“丽的呼声”联合主办座谈会外，其他社团也继续不断地将这问题提出来讨论。因为人多口杂，各人坚持自己的主张，彼此互不相让。有的人说，华文中学毕业生的出路绝对不成问题。有的人说，在目前的环境下，政府机关用人，以英文为主，华文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为着确保华文中学毕业生的出路，最好请政府把华文和英文放在平等的地位，同时，还吁请社会上强有力分子，多多扶掖华校毕业生。

我个人却从大处远处着眼。我认为学生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先把学问的基础打好，以后的穷通利达，须看机会或人缘。

上述几种主张，见仁见智，大抵都能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过截止到现在，还没有达到最后的结论。

平心而论，这几个月来，无论中四、高级中学、大学毕业生，都吃尽苦头。起初，个个给会考或考试搞到头昏脑涨。只有甲等文凭的人，得到升学的机会；三等文凭的人，前途难免相当渺茫；二等文凭的人，却处于半浮半沉之间，他们要碰碰运气，对于前途没有绝对的把握。

除了升学之外，他们就要考虑就业。一般青年人自视甚高，以为中学毕业后，饭碗问题就可以顺利解决。事实上，自教育普及后，中四是起码的条件。随着教育文化的水准的提高，社会对青年的要求也越来越苛。

我有一位小朋友。当他在华中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我曾帮忙他申请奖学金，得到机会到香港中文大学深造。大学毕业后，他又申请奖学金到加拿大去读博士。两年前，他已经得到博士学位，可是工作却很渺茫。现在他只好再读高级研究班（Post Doctorate）。据他给我的信说，在北美，读完博士学位的人，当汽车司机或酒店的侍应生，一点也不奇怪。

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再过十年或十五年，新马得到博土学位的人，恐怕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看人家，想自己。因此，中四毕业生暂时得不到理想的职位，只好忍耐一下，同时，须咬紧牙龈，运用一切机会，积极充实自己，增进技能和知识，以便适应社会的要求。

我常觉得，人生世间，不是富贵，便是贫贱；不是一帆风顺，便是到处碰钉。事实上，在数量上，贫贱多过富贵，到处碰钉多过一帆风顺。但是，在结算的时候，出身富贵和一帆风顺的人能够得到的境地，出身贫贱和到处碰钉的人也照样能够得到，问题仅在时间的先后罢了。

《伊索寓言》实在是一部百读不厌的名著。里边龟与兔竞走的故事，可以表现人生百态。就英国而论，那些出身于世代簪缨的皇族，而自己又在伊顿公学或哈卢公学、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往往比同时代的青年占了三分便宜。在政治上，小彼德24岁当首相了；在学术上，罗素二十几岁就享大名，这些事情实在值得人羡慕。

另一方面，美国的富兰克林十二岁就到社会来谋生，林肯总统仅受过一年正式教育，他的学问和文章，完全靠自己长期用功得来的。但在最后结算的时候，我敢说，林肯还胜小庇德首相，因为政治家的纵横捭阖、拓土开疆的“业绩”，早已被时间淘汰了，但嘉言懿行及美妙的辞章却万古常春。至于罗素，他虽然著作等身，但他最得意的《自传》，恐怕不会比富兰克林的《自传》更受人欢迎，更使读者得到实惠。

出身富贵家庭，而自己又受过最优良的教育的人，好比白兔，先天上占了大便宜。出身贫贱家庭，而又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好比乌龟，先天上吃了大亏，这仅算是人生的片段，问题全看后劲如何。

白兔的致命伤，在于自满和骄傲。你瞧，社会上比较得意的人，二十几岁就紧握大权，坐大车，吃大菜，左拥右抱，踌躇满志。白天忙着办公和开会，晚上忙着应酬，天天佳节，夜夜元宵，连报纸也没有仔细阅读，更不用说高深的造诣了。至于实际工作，他们多数怕麻烦，一切委托亲信或经理，自己仅会颐指气使，所以对于任何事情，至多仅有肤浅的认识，眼高手低，绝对不能成大事。

乌龟的致命伤，在于失望、绝望、抬不起头来做人。你瞧，目前超级强国，或规模宏大的机构，它们都愿意拨出巨额的款项来做宣传费。所谓宣传，它的别号是“神经战”，神经战的最大作用，在于灭敌人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因此，暂时怀才不遇，或者屈居下位的青年，须鼓起勇气，满怀信心，承认暂时须忍气吞声，再过十年、二十年，自己总有扬眉吐气的一天。

个人如此，国家也如此。春秋时代，吴王夫差之所以能打倒越王勾践，为的是他有希望、有信心；到了功成名遂之后，天天和醇酒妇人结不了缘，结果，他给卧薪尝胆的勾践打到落花流水。

得意的人不自满，失意的人不绝望，前途是一样的光明，所差的是时间的先后罢了。天无绝人之路，你又何必为暂时的得失而愁眉不展。

此问

学安！

子云（1971年3月9日）

三一

××：

在电话中，你以长吁短叹的口气说道：“新马人士只知锦上添花，不知雪中送炭。”说完，你还举个例子说，某某新贵寒微的时候，门可罗雀；一旦榜上有名，即刻门庭如市。诸如此类的例子，多到罄竹难书，不说也罢。

其实，这主要的是社会的背景的关系。在农村社会里，大家聚族而居，加以交通不便，人民多是安土重迁，一住就是几十年。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祖宗三代的事续，邻居耳熟能详。假如有人做了坏事，例如男盗女娼，不但他们本人没有面目见江东父老，上至他们的祖先，下至他们的子孙，多少都受了连累。因此，农村社会风俗的醇美，这和社会背景很有关系。

到了商业社会，情形完全不同。商业社会是流动性的，人们时常搬家。姑定有些人同住在一条街坊，可是各人的职业不同，彼此忙着办理自己的事务，相见不相识，连点头的机会也不可多得。在大家的心目中，只有大洋楼、大汽车可以引人注意。至于这个人的出身如何，是强盗还是私枭，是土匪还是流氓，根本管不了许多。

你知道，一般海员的生活比较浪漫。为什么呢？因为在航海设备没有十分完善的时代，行船走马三分命，所以一般海员多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理，恣情享乐一番再说。此外，他们远离家乡，形单影只，生活十分苦闷，所以逢场作戏，他们觉得很平常，不值得大惊小怪。

年来新马逐渐走上工业化的途径，这是个可喜的现象。但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多。

昨天和一位老教授闲谈。他说，在工业化的社会里，“神”和“人”两个字根本不存在。所谓“神”是指信仰，即孔子所谓“畏天命，畏圣人之言”。所谓“人”是指人性，人情味。你知道，在争权夺利的场合里，六亲不认，一旦权利发生冲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工商业是最现实的。有钱有势的人，便可横行天下，不但政府要员，外交使节要受他们驱使，甚至最神圣的舆论机关，也多数要为他们服务。你瞧，欧美百年来所产生的报业大王，他们本身并非“书生论政”时代的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相反的，他们大多数是大资本家。凭个人的天赋的聪明，组织的能力，他们可以拥有一百几十种报纸杂志，十家八家出版公司，那规模的宏大，人才的众多，俨然是个超级政府。谁敢批他们的逆鳞，那么他们即刻会使他们下不了台，直至销声匿迹而后快。

但是，现实主义的过分发达，这无形中是社会的隐忧。就南大今年招收学生的人数而论，工商管理系、会计系报名的人数特别多。原因很简单，这并不是学生喜欢选读这两门功课，而是目前工商业正在发展中，读了工商管理系和会计系毕业后很容易找到工作。不然，我相信他们会选修其他学系，不会专往工商管理系和会计系跑。

为着争一口饭吃，一个人固然不能不注意现实。但是，过分注意现实，理想方面难免要吃了大亏。

这也许是我个人的偏见罢。我总觉得过分重视现实的人，多数是面貌可憎，语言无味，换句话说，他们多数是小气和俗气。

先说俗气。他们在朋友的交谈上，最关心某某人的升降浮沉。假如有一面之交的人突然发达，他们即刻迎头赶上，称兄道弟，不是亲来也是亲。假如一个老朋友忽然破产，他们就避之唯恐不及，在他们本人，也许不会觉得什么，但是，从第三者的眼光看来，这种俗不可耐的行为，难免使人作呕。

再说小气。小气和俗气真是拜把兄弟，关系非常密切。大抵俗气的人对于蜗角虚名，蝇头小利，计算得一清二楚。假如你送他两块钱，他至多也回敬两块钱，一分钱也不会多花。但这儿也有例外。假如他看你很有甜头，看你的权势逐渐膨胀，那么他也许会得风气之先，多给你一点好处。总之，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唯利是视，唯名是图。在利欲熏心的状态下，俗气和小气是在所不免。

在社交上，我时常遇到一两位百万富翁，临席而叹。不是说家里大小不和，便是说生意赚不了钱。看他们那副可怜相，我实在替他们难过。比起清朝扬州的大盐商，或现代的大银行家来，他们应该羞愧得无地自容。

我们不幸生在这商业社会。自己既不会做生意，发财根本无分。在这种情形下，自顾不暇，更没法子为亲戚交游增加一点儿光采。因此，最适当应付的办法，不外三条路：第一，跑到外国去做寓公；第二，跑到深山去做和尚；第三，息交绝游，不跟任何人往来。

第一条路显然走不通，因为外国生活昂贵，不是我们这班人所能应付得来。第二条路也不大容易，因为新加坡根本没名山古刹，马来西亚虽有几处高山，如梹城升旗山、金马仑、福隆港、但长期居留，恐怕也相当寂寞。

最便当的办法，莫如息交绝游。多费一点时间在家里看看书，写写字，种种花，听听音乐。事实上，经常所接触的对象都是不大刺激的东西，这倒是陶情养性的办法。你说对吗？

此请

著安！

子云（1971年3月17日）

三二

××：

病中蒙你那么关怀，时常写信来慰问，真使我感激万分！

几年前，蒙你惠赠《佘雪曼书画集》第一集，病中又蒙你惠赠第二集，谢谢！

从前曹孟德患头风，他读到陈琳所作的檄文，全身出了汗，头风也好了许多。同样的，当我在医院读到第二集的时候，我的病忽然有了转机，心里也突然宽泰起来。后来追究这原因，我这才发觉朋友的大成功，无形中给我以鞭策，使我鼓起勇气来做人。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且也知道应该怎样做。只要用全力来恢复健康，前面的路还很长呢。

你生长于四川，四川一省所占的地盘，比较其他各省大得多，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只因生活优裕，所以一般人民都能够讲究文学和艺术。别的不用说，光是四川的烹调，就占了很崇高的地位，至于上茶楼，摆龙门阵，更是四川人的特色。难怪我的许多四川朋友，个个都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极尽谈天雕龙的能事。

你的两篇自序，等于你个人的小传。读完这两篇大作后，谁也会明白你学习书画的过程，怎样接受前人的遗产，怎样立志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积四五十年的经验，你才敢下个断语：天才、学养、工力，是任何艺术或学术成功的条件。

几年前，我曾写了一篇长文，讨论“内容和形式”。现在读到你的序文，知道你也特别注重美韵和气骨。事实上，你我的意见是吻合的。所谓“气骨”即“内容”，所谓“美韵”即“形式”。内容充实，形式漂亮，气骨和美韵兼而有之，这才算是超尘绝俗的作品。

诚如你所说：

自来书家有美韵不一定有气骨，有气骨的往往缺乏美韵。刚健婀娜，把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结合在一起并不容易。梁武帝萧衍评王羲之“字势雄强”，而羲之写的《兰亭序》、《丧乱帖》，却又“飘若惊鸿，矫如游龙”，美韵气骨，兼而有之。他写《兰亭序》时，思逸神超，故美韵多于气骨；写《丧乱帖》时，情拘意惨，故气骨多于美韵。扬雄说“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当书法的形象美达到最高境界时，作者的生命直透笔端，和所写的字合而为一，所以中国书法能流露性情，表现人格，成为最高级的艺术。

谈到当代书法家，你说你最佩服胡小石和沈尹默。“胡擅榜书，笔力透纸，以气骨胜；沈精小行书，容曳婉畅，以美韵胜。二公天才高、学养富、工力深，犹未能兼综二要，方驾十哲。老实说，胡书略带隶书的气氛，沈书遒劲娟秀，诚不失为当代名家。”就我个人的看法，已故于右任的草书，可说是海内无双。假如把于右任来代替胡小石，我相信大多数人将表同情。

我知道你会写百体字，你也会画梅、兰、竹、石、翎毛、花卉、山水、人物。但是，从表面上看来，这表示你多才多艺；事实上，一个人最得力的仅是一两体，一两种艺。更重要的，到了相当时候，必须脱离母体，机杼一家。由于用力的长久，精神的集中，到了五十岁以后，你已经达到目的，成为独特的“莲体”，这儿我特地向你道贺。

你的乡贤苏东坡，堪称为全能的艺术家。在古文上，他和韩、欧、王齐名，其余四大家都落在他的后头；在书法上，他是苏、黄、米、蔡的领头人物；在诗学上，他的地位超越陆放翁；在词学上，仅有辛稼轩可以和他比肩。我常说，姑定苏东坡没有其他作品，光是他所作的《赤壁赋》和《超然台记》，他所填的《水调歌头》和《念奴娇》，已经可以使他千古不朽了。

同样的，在欧洲艺苑上，文艺复兴时代的达文兹，也是多才多艺的人物。不过他最得意的代表作，不外陈列在巴黎罗浮宫的《蒙娜里莎》和米兰的一间小教堂静室的墙上的《最后的晚餐》。二十多年前，我到欧洲游历一年，我的最大的收获，就是到上述两地方去欣赏这两幅杰作，虽然其他名家的绘画、雕刻，以及巧夺天工的建筑物，曾经使我留连忘返。

真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事实上，孔子所提倡的文质，等于你所标榜的美韵和气骨，也等于我所服膺的内容和形式。这种最高超的标准，凡是在学术或艺术的领域里下过相当工夫的人，大体都能够有所认识，不过要达到这境界，必须付出毕生的精力。

平心论，你对于中国的书画，早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奠定巩固的基础，到了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无论做什么都很像样，这和半路出家或浅试轻尝的人截然不同。

胡适有两句话：“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之言未必是。”胡适的话，当做文学革命时代的标语和口号倒不错，但是，天才、学养、工力不够的东西，究竟站不住，不用多久，便给时代淘汰了。他的新诗《尝试集》，刚好是个例子。

大著书画集两册，佳作俯拾即是。我相信高明的读者一看便能分晓，那几幅仍局限于临摹的阶段，那几幅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你自己的东西。更重要的，你已经抓住艺术的灵魂，今后将充分发挥时代的精神，使所有作品富有新生命。我在欣赏大作之余，特地寄予更大的期望。

此请

艺安！

子云（1971年8月13日，34周年纪念日）

三三

××：

到伦敦后，头一个到我的寓所来谈天的就是你。当天中午，蒙你邀请我们一家人到中国馆子吃饭。初到异乡，即刻曾尝到家乡的风味，这种乐趣，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会领略一二。

别后十年，虽然大家频添白发，但你的精神奕奕，兴趣十分浓厚，一点也不显得衰老。须知体魄是我们唯一的最可靠的本钱，只要身体健康，我们才能够研读古今名著，撰述自己文章。其余身外的浮名薄利，完全是假的，聪明人绝对不会受欺骗。

当我从巴黎、日内瓦、波恩倦游归来之后，又蒙你邀请，一同到大英博物院去参观敦煌的古物。蒙这部分的负责人韦陀博士的好意，接二连三地把敦煌的真迹展给我们看，并且略加说明，使我们看得津津有味，这种眼福真是不浅。

二十二年前的中国，一再遭遇外来的侵略，内部的斗争，执政的人不是吸吮民脂民膏，便是一见外国人就低头，弄得中国的宝贵的文物一再被人觊觎。除了明偷暗抢外，糊里糊涂地被无知的人任意损害毁灭的，更是不计其数。目前流落于海外博物院和私人的东西，仅算是残留下来的东西。好在这种无理的现象已经告一结束，以后可以凭国家的力量，重新发掘和搜集，使许多真迹得呈现于广大的人民的眼帘。

就在参观敦煌古迹的上午，我有机会到府上拜访。你的花园洋楼，坐落于伦敦高尚的住宅区，宁静舒适，富有城市山林的意味。你的书斋藏书不少，可惜伦敦的工资很高，极少家庭能够聘请工人来帮忙，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来干，这对于居住大屋子的人是个大负担。

你的书房的四壁，挂着你自己最得意的绘画多幅，这是你多年来心血的结晶。年轻时，你曾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几年，中国历代名家的书画，你有机会朝夕观摩，积长期的经验，你自然而然地会吸收古人的菁华，化为自己的血液。因此，你的画能够独树一个风格，不落凡响。

至于你的书法，这显然得力于董香光，娟秀中带着遒劲，很够味儿。我认为你应该趁着身体健康，脚步有力的时候，回到东方来跑一趟，顺便把你一生的杰作选出若干帧，印成一画集，以广流传。

年来你时常给英国广播电台发表有关于中国艺术的谈话，这对于西方人是个大帮忙。五十年来，我在追求“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美梦，可惜人为的阻碍，使这美梦不能够实现。因此，从事文学和艺术的人，应该有这么一种抱负，每个人须竭尽所能，通过文字、绘画、雕刻、音乐、舞蹈，把全世界善良的人士团结起来，造成一股洪流，把残渣剩泽的旧观念，把不合时代的旧作风，来个片甲不留的扫荡，使社会风俗淳正，使人人发奋有为。一切行动以人群社会为大前提，把个人的穷通利达放在次要的地位。到了新的局面已经形成，那么“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无论任何人将急公好义，再也不会闹情绪，逞意气，时常为着蜗角虚名，蝇头小利，干下害人而又不利己的勾当了。

伦敦是世界文化中心之一。各国名士经常到伦敦来观光，而国际性的会议，轰动一时的展览会，更会时常在那儿举行。接触既多，观感自然与众不同。你得地利、人和的方便，自然会左右逢源，干了一天有一天的新收获。

回头再谈中国画。

在《我们怎样看中国画》那篇大作里，你的名言谠论，值得人回味。兹特录出两段，证明你的见解的正确。你说：

像石涛、郑板桥、徐青藤、八大山人等作品都可以代表很好的文人画。他们都是诗书画三绝的才人，故能不求形似，不拘体格，却另有妙处，这是学不来的，最近文人画家如吴昌硕、陈师曾辈，据他们自己说，都曾由书画入门途径走过，二人都在六书上做过苦功，他们的成就是有缘故的。（见《爱山卢梦影》）

你画的是文人画。从你的英文著作里，知道齐白石以及北京有名的画家，都是你的世交，有的是前辈，有的是同辈。环境的熏陶，使你多少要受他们影响。

关于摹仿与创作，你也有独到的见解。你说：

宋元画家，多有专长，如李成的寒林，米芾的云山，黄大痴的峰峦峻秀，草木华滋，倪云林的平远疏澹，萧然物外，都是各具一格，非摹仿可得。花卉似乎不易精一的了。可是赵子固的水仙，管仲姬的墨竹，金冬心的梅花，千百年中，无人可以比拟。我看专精一样，是中国画家的特点，也是艺术家应走的最正确途径了。

这一段话，充分表现你对于绘画，甚至一切艺术的基本认识，同时，也可以看出你的怀抱。

我曾说，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就是要恰到好处。不师法古人，不师法自然，往往会陷于暗中摸索的苦恼。假如一辈子师法古人，师法自然，这不但使人永远做古人的奴隶，充其量仅能做到摄影师的地位。因此，有志从事艺术的人，初步不妨摹仿，到了相当时间，必须鼓起勇气，摆脱一切旧包袱，创造独特的作风。不然，这是赝品，这是复制品，明眼人一下子就会看破。

你什么时候会再光临新加坡，望提前通知，以便热烈欢迎。

此请

著安！

子云（1971年10月16日）

三四

××：

接来信，知道你在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的研究工作十分顺利，不胜喜慰！

你的哥哥和四位姐姐早已受完大学教育，今年你也是南洋大学毕业生。作为受薪阶级的家庭，要培养五个子女受完大学教育，此中艰苦，唯有过来人才能够领略一二。

现在你们六人中，有四位继续深造，除了你还需要家庭支持你的费用外，其他各位在经济上早已独立，用不着家里担心了。生产者逐渐增加，这本来是理财的大道理。辛苦半生，现在总算能够伸一伸腰，喘了一口气，这对于生长于大动乱时代，而且多疾病的我，不消说可以自慰的事情。

这次你进伦敦大学研究院，这事情不但我觉得很兴奋，连亲戚朋友也非常开心。南大一路来是美国和加拿大路线，毕业生到英深造的比较少。物以稀而见珍，所以你能够进英国著名大学之一的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这无形中给南大毕业生多铺了一条路。希望你发奋为强，在功课上有突出的表现，这才不会辜负南大各位教授和讲师的期望。

来信说，伦敦大学的设备十分完善。在实验室内，各种各式的电脑，应有尽有。初到时，你也许会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觉得一切都很新奇。等到你习惯了之后，你一定会说了一声“不过如此”。

我常觉得，无论艺术或学术，最初接触时，多少有新奇的感觉。到了一旦豁然贯通，掌握住各种事物的表里精粗，你这才会很老实地大胆地说了一声“不过如此”。学问到了那个境地，才算是到家，不然，这还算是“半桶水”、“门外汉”。

来信说，你有导师让你质疑问难，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原来“学问”二字的真意义，就是“学其所不知，问其所不明”。世界各国著名大学的关键，除了设备充实，教授高明外，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教授和学生人数的比例。著名大学的教授仅指导极少数的学生。这次我到牛津大学访问阿契逊教授，在他的办公室里，仅有两三张椅子。据他告诉我说，这是他指导研究生的地方，我听了之后，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恨不得自己能够把时光倒退四十年，让我也有机会时常向博学多能的教授质疑问难，久而久之，多少会有所成就。

古人做学问，特地提出五点，即“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我觉得这五点可以分为三大步骤。博学和审问，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多学习，多质问，使学问有了巩固的基础。再进一步，须下一番自我检讨，自我批评，自我沉思默想的工夫，把已经学到的东西尽量融化，变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成为机杼一家，这才算是有本有源，这才算是真正成功。

这还不够。真正治学的人，不是空谈理论，更重要的是实践。懂了高深的理论而不能实践，虽满腹经纶，也是毫无用处。古今中外的经天纬地的大人物，他们绝对不是以雕虫小技而沾沾自喜。相反的，他们大多数都有伟大的怀抱，把既得的学问，处之实施，这才算是完人。

照目前国际的情形而论，那些精通一技一艺，有学问而又有经验的人，算是科学技术人才。除了学问和经验外，还能够管理大企业，驾驭大批人马的人，才算是行政人才。前者仅限于处理事物，后者却能驾驭人才，在比重上，后者比较前者实在重要得多。因此，在报酬上，二者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你现在做研究生，你主要工作离不了教室、实验室、图书馆。这些都是你的分内工作。此外，你也应该学习学习一些行政管理的工作。老实说，驾驭别人，管理大企业是一宗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事物是死的，人却是活的，只因人是活的，而人的感情又是千变万化的。昨天的劲敌，可能变成今天的挚友；昨天的挚友，很可能变成今天的劲敌。怎样分别是非，明辨友敌，这是一门大学问，我们不可以忽视。

据我的一位在交通界担任要职的朋友说，从事大企业的管理的人，除了精通两种语文，具备丰富的常识，专门的技能知识外，最重要的是通达世故与人情。换句话说，做领袖的人须知人善任，充分明了对方的心理状态、家庭背景、人事关系。假如你能够掌握这几点，先学将兵，后学将将，那么在处理人事的时候，你将会觉得“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乐趣。

在战前，伦敦是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唯一中心。到了战后。由于北京、纽约、莫斯科、东京、波恩、巴黎等地的急起直追，地位多少要受些影响，但它仍不失为国际活动的一个中心。只因它是个中心，所以各种人才荟萃于伦敦，可以观摩的东西实在多得很。小如行政当局的布告、书信，大如国际会议的辩论和联合声明，无一不可作镜子，作模范。你有机会置身于国际大都市，同时，又在国际著名大学之一作研究生，这是天赐的机会，望你充分学习。

最后，我很高兴听到你参加中国学生会、体育会，以及有关的学术团体，这是最理想的事情。你在南大三年，除了日夜抓紧功课外，什么活动都没有参加，弄得你非常孤独和寂寞。现在你在体力和思想上已经相当成熟，所以你应该把生活的范围扩大，多听、多阅、多表现。这并非要你出风头，而是鼓励你懂得怎样待人接物。有学问而又有经验，懂理论而又能实践。双管齐下，这才能够发挥你的怀抱。

此问

学安！

子云（1971年10月19日）

三五

××：

接十月十九日信，并附寄锦袍一件给我的幼女，谢谢！

初从赤道的边缘到伦敦的人，没有一个不叫苦连天，这情形须连续几年，等到习惯当地的气候和水土后，也许会慢慢改变过来。

多年来，蒙你厚爱，时常写信来鼓励，使我的精神得到无限的安慰。在这趋炎附势的商业社会里，文人学者的生活是孤独的、寂寞的。这本来是必然的现象。唯一解脱的方法，就是埋头书房或较大的图书馆，跟古今中外的大师学习本事，同时，要结交极少数的知己，彼此时常慰问，互相鼓励，这也许会打破孤独和寂寞。此外，须按时散步，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让朝晖、夕照、彩霞、浮云、绿树、青草、奇花异卉给我们抚爱，给我们润泽，一面使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康，一面使心情一天比一天愉快。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才会“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来信说：

弟一般健康良好。……仍保持清晨五时起身，六时开始工作，中午十一时休息吃饭，下午四时半停止工作（中间午睡一小时），五时吃晚饭，六时至八时在外散步之习惯。饮食绝对蔬食，并多吃水果，附以奉告。

你的生活那么有规则，并且特别注重蔬食和散步，这无形中可以确保健康。由于工作和休息有一定的时间，所以你才能够不慌不忙地从事读书写作，既不会受外物的困扰，更不会自寻烦恼。事实上，外物的困扰，还算是次要的；自寻烦恼，最是要不得，而且会伤害身体。

别后几年，你的成绩卓著。大作《东坡词》自1968年修正版问世后，现在已经再版，这是值得庆祝的一宗事情。虽然澳门的印刷条件比不上香港，字体大小不齐，但是，由于近水楼台的关系，在校对上你可以占了不少便宜。本来“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但是，自己能够多费一点时间和精力，多校对几遍，错误自然会减少。

你治学的态度，一向十分谨严，一字一句，绝对不会马虎过去。以你的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经验来做校勘工作，真正可以说是上选人才。

《东坡词》的序论，分析得非常详尽。这篇序文长达四十八页，以前曾看过两遍。今天为着写这封信，我特地把自己红笔圈点的地方再事咀嚼一番，好像谏果回甘一样，越仔细咀嚼，越会尝到真滋味。

写文章最怕没有内容。只因你对于东坡的作品有彻底了解，同时，又不惜工本地作详尽的分析，到了下笔为文的时候，各种资料竞赴笔端，这样一来，才会觉得“言之有物”的乐趣。

平心而论，“言之有物”仅算是一半工夫，另外一半，须“言之有文”。《左传》早就指出，“言之无物，行而不远”。因此，传世的文章必须二者兼顾，言之有物而又有文，像左、孟、庄、骚、马、班、李、杜、王、苏、施、曹的作品一样，正是“不废江河万古流”。

至于附录三篇《东坡词籍著录》、《东坡年表》、《苏氏谱系》，都写得很精细，给后学作正确的南针。简单说一句，整理前人的作品能够做到这地步，这的确是个大功绩。

自《东坡词》再版后，你又倾全力来整理杜诗，这正是“四美具，二难并”，使我敬慕异常。

来信说，关于杜甫的研究，你已经完成三种：第一种《增校杜臆》，最近可出版；第二种《杜诗分析》，刻正细核之中，想来明年可出书；第三种是给艺文印书馆印仇兆鳌辑注的《杜诗详注》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跋，将来并印附书之后。面对这种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难怪你会由衷地说了一声：“此乃毕生难遇的机会”。

据我知道，在英国出版界从事校勘工作最精审的人，当推已经退休的传教士或教授。一来，他们多是饱学之士，胸罗万卷，随时随地都可以触类旁通；二来，他们已经退休，时间比较充裕，许多细腻的工作可以慢慢地进行，用不着等米下锅；三来，他们饱经世故，对于名利的观念，早已薄似秋云，淡如开水。具备上述三大条件，所以他们把工作当做培养兴趣的源泉，把成绩当做寄托灵魂的磐石。事实上，有兴趣、有成绩，生命才富有意义。至于寿命的长短，这只好听天由命，个人大可不必多所顾虑。

写到这儿，我忽然想出一副对联，总括你多年来最大的收获。现在先录出寄上，乞教正！

工部堂前健将

东坡帐下功臣

这副对联完全是写实，同时，也表现我的心灵深处的呼声。

最近我曾重游欧洲，沿途搜集了不少资料，等我手头的一些工作完成后，当陆续写出来，以就正于高明。

回到新加坡，觉得衣、食、住、行无一不舒服，无一不习惯，所差的是文化水准和学术气氛。别的不用说，光是几间大书店，几个大图书馆，几个大公园，许多名学者、名作家、名艺术家将使人应接不暇，大可留连忘返。

我的健康已经逐渐恢复，得慰远念！自退休后，无事一身轻，时间和精神得到大解放。现在才深切地觉得“今是而昨非”，想你一定有同感。

专此布复，顺请

著安！

子云（1971年10月26日）

三六

××：

多年来，蒙你时相慰问，不胜感激！

最近又接到你的信及大著《新福州与黄乃裳》，谢谢！

这个题目是五年前我给你出的，现在你不但顺利完成，而且还写了一本专著《砂捞越史》，前者是三万字的长文，后者是二十五万字的巨著，希望出版时得先睹为快。

从你的著作里，知道你是1931年出生，今年刚好是40岁，正是发奋图强的时代，可喜！可贺！

1931年是我在燕京大学毕业那一年，同时，也是日本明目张胆地占领中国东北那一年。为着反抗日本的无理侵略，全国各地学生一致起来游行示威。那时，我刚好进研究院，不料环境的刺激，加上过度的劳神，结果，我病倒了，而研究院的工作也没有完成。后来，凭着自修的工夫，天天按时到北京图书馆和政治学会图书馆用功，前后六年的勤学苦练，使我稍微掌握治学的方法和途径，并且有一些作品问世。不幸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继续又有八一三事件。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我只好抛弃一切身外浮物，仓皇失措地举家南迁，由北京间关到香港；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由香港逃难到越南。前后十年宝贵的光阴就这样虚度过去了，直到1948年加入南洋商报，这才比较安定地住下来，让我重修旧业，虽然在南洋商报二十四年的笔墨生涯，并没有实现我原定的计划十之一二。

你很幸运，生在这大动乱时代里，你仅站在战争的边缘，没有直接受到战争的影响，除了发国难财的战争贩子、军火商人外，谁都免不了。

当大著出版时，许云樵兄曾惠赠一册；现在又蒙你送来单行本，这更容易阅读。现在把我的感想录出如下：

我常觉得，南洋各地能够把瘴雨岚烟变成现代化的国家，三种人的功劳都不可以随便抹杀。第一，华人耐劳忍苦的精神；第二，欧洲各国政府所带来的现代化国家的各种制度；第三，当地原有居民的通力合作。

自一四九二年哥伦布探觅美洲新大陆后，许多探险家就接踵前往世界各处去发掘新地方。从葡萄牙、西班牙，以至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它们的探险的动机不纯正，而且每到一个地方，他们便恬不知耻地以帝国主义者自命，任意剥削当地人士，使他们沦为殖民地的子民。凡百事物，予取予求，绝对不许反抗，不然，就抄家灭族，使你片甲不留，这是它们不可宽恕的劣迹。

但是，当这些帝国主义者占领各殖民地后，它们就不得不把西方的政治、经济、交通、教育、卫生等制度介绍过来。虽然到各殖民地来做官员的人，大多数是三四流的角色，在国内毫无地位，不过他们多少闻过国内的气息，知道什么是现代化国家应走的途径，先具体而微地倡导风气，到了殖民地的子民习惯于现代化的办法后，他们当然也要如法炮制了。

在许多帝国主义者的行列中，英国是最高明的一个。当它全盛时代，属地遍全球，难怪它敢夸大地说了一声：“英国的国旗见不到日落。”例如澳洲那么庞大的国家，在政治上算是独立国，不过照传统的惯例，现在它仍悬挂英女皇伊和莎白的肖像，其他事情可以想见。

西方的帝国主义者，仗着炮弹政策和银弹政策，把各殖民地统治得俯首贴耳，但是，他们的官员究竟是少数人，许多拓荒工作，必须耐劳忍苦、胼手胝足的华人来进行。久而久之，华人变成当地社会，尤其各大城市的中坚分子。

华人的忍辱负重，是世界闻名的，但是，生存在竞争非常剧烈的时代，单纯的忍辱负重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虚心学习，锻炼本事，这才能够适应环境。一般说来，他们从中国初来的时候，教育文化的水平不算太高，大多数人仅受过私塾或小学教育，不过他们的抱负很大，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一定很虚心地补习当地的官方语文，至少要学习各种方言。再进一步，他们要研究西方人士经营近代化工商业的方法。只因他们有抱负，肯学习，所以在短短期间内，他们就有能力和西方人士分庭抗礼了，虽然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得不到半点凭藉，纯粹是白手成家。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当地原始住民的通力合作。由于生活的容易应付，当地原始住民多数都很天真。他们是乐观主义者。他们对于世间任何事物，都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态度，身边有钱，花光了再说；明天以后的事情，等将来再想办法。只因他们很少有储蓄的习惯，所以他们很难累积较多的资本，跟西方的工商业家，或者跟华裔的入口商、零售商争一日之短长。

须知在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这本来是必然的趋势。谁也知道，当地人所创办的银行，起初的实收资本，不过一两百万元。经过数十年的经营，他们所收到的各存户的储蓄，竟高达几亿元，而外商所经营的银行，因为得到殖民地政府的支持，而且历史长久，组织缜密，它们所收到各存户的储蓄，竟高达几十亿元，其中三分之一的存款是不用付利息的，可是银行的贷款的利息照规矩是远超过存款的利息。只因当地的原始住民不懂得运用银行的奥妙，所以在经济上永远落后，虽然他们在各方面都喜欢和外来人合作。

一口气写了两千字，手儿酸了，还没有谈到本文，只好等到明天再写。

此问

近安！

子云（1971年10月30日）

三七

××：

前信仅是个序论，今天才跟你谈到正题。

黄乃裳是个标准的拓荒人物。他有理想，有计划，肯牺牲。结果，他成功了。

黄乃裳本身是个举人。在产业落后，做官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的时代，一个名孝廉至少可以做知县。假如人缘好一点，还可以做到知府。俗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官如此，那些存心鱼肉乡民的贪官污吏更不用说了。以黄乃裳那么能干的人才，假如呆在国内做官，他大可吃不尽，穿不完，一辈子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但是，黄乃裳是个不平凡的人，他深知“非革命不足以救国，非拓殖不足以聚众”。因此，他在1899年，即戊戌政变后一年，就率眷属南下新加坡，从办报馆着手，一面遍行英、荷各属地去找一块地旷人稀的地方，以便种植，“为桑梓穷苦之同胞辟一生活路径，不至槁饿而死”。这儿可见他的抱负究竟和普通人不同，普通人的过番，为着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他的南下新加坡，为着替一般穷苦的同胞谋生路。目标纯正，见识远大，专心一志，有始有终，这些崇高的理想，是指引和鼓励他背井离乡的原动力。

黄乃裳并不是仅懂得高谈阔论，不知道怎样应付实际环境的书生。相反的，他一定要想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以开垦为例，他并不是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糊里糊涂地蛮干的人。他在没有动手开垦之前，需要一番实地调查勘察的工作。他曾搭小轮溯江（诗诬的拉让江）而上，又请土人驾轻舟，直达拉让江的源头。经过十三天的实地调查，这才下个结论说：“察其草木，尝其水土，知质地膏沃，无虎、豹、豺、狼、毒蛇、恶兽害人之物。”这才心安理得地决定在诗诬作开垦的目的地。

黄乃裳办事很认真，他知道现代化社会是“契约社会”。恐说无凭，最好先订下契约，这才能够按照契约来进行。他和砂捞越第二代的统治者所签订的契约，有条有理，公平交易，光是这个契约，就可证明他的干才。

关于黄乃裳回国招工的经过，初期新福州垦场概况，各方对新福州垦场的评价，以及种植树胶的情形，你都叙述得十分详尽，予人以深刻的印象。

当我没有拜读大著前，我心里早就提出一个疑问。黄乃裳以一个书生，回国招工到诗诬去开垦，他初期所遭遇的困难的情形可以想见。但是，我认为更使他难堪的，并且没法子忍受的事件，应在他功成名遂之后。我知道华人在南洋各地之所以能够立定脚根，继续繁荣滋长，甚至能够紧握经济实权，主要的是靠“隆帮”的精神。须知“隆帮”的精神，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的菁华。一个素昧生平的人，只要他能够拉上乡缘、血缘、学缘的关系，对方就应该根据“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古训予以无条件的帮忙；同时，接受人家帮忙的人，也必须自动地以劳役来报答人家，彼此绝不斤斤计较。这种合作无间的互助精神，比较政府所颁布的空洞的法律条例，往往会发生更大的效力。

问题发生在这儿。当双方意见相左，彼此非分道扬镳不可的时候，这笔糊涂账，连最精明干练的审计师也没法子下个断语。原因是双方都没有契约，许多事情仅靠口头传达，甚至不用口头传达，仅凭默契。因此，到了双方闹翻的时候，这局面是不容易收拾。

黄乃裳早就看到这一点，所以他和砂㽦越的统治者订定契约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到了分手时，彼此毫无闲言。

可是他和福州同乡的关系，并不太理想。关于这事情，你在大著第九节“黄乃裳何故回国”已经有所交代。你说：

黄港主乃裳何以回国，且回国后，何以永远不再来诗诬？领导福州人从事开垦的伟大事业，其中原因复杂，谣言纷起，毁誉参半。有中伤黄乃裳声誉者，也有为他抱不平者。

当时福州属下各县的农民，穷到连船票也买不起，黄乃裳以包工的身份，向政府借款来买船票，然后也由他负责偿还，并且订定自次年开始，成人还六元，小童还二元。

乃裳在诗诬的五年间，除了大事垦殖工作外，还建筑了五间礼拜堂，两所小学，以期达到教学兼备的目的。在这期间，他自己亏四万三千元，他只好和政府商量，请以农人所欠四万余元账目抵还四万元之借款。

至于他个人的“冒艰险，靡金钱，竭心力，任劳怨”，这是意料中的事情，所以他绝无后悔。他来清去白，在完成他的志愿后，只好静悄悄地回国，这种行踪，和美国第一任总统的解甲归田，又有什么不同？

总之，手无寸铁，囊无闲钱的书生，要飘洋过海去立功立业，并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你生长诗诬，你懂得运用亲见亲闻的资料，写成《新福州与黄乃裳》，这种“发潜德之幽光”的工作，是我们做后辈的文人应有的责任。

在黄乃裳年谱里，你提到他在1924年9月22日去世，可是他的生辰，你仅写1849年6月，而没有记载确切的日期，这是个小疏忽。此外，他的两个女儿和女婿伍连德医生、林文庆医生，都是前一代的名人，将来可另写一篇专论他的家属，不知尊意如何？

此请

著安！

子云（1971年10月31日）

三八

××：

一别三十年，遥想近况清胜，慰甚！

最近十年来，蒙你时常通讯，并蒙你把三十年前许多故交的生活状况见示，谢谢！这儿可以充分表现你这个人富有人情味，对于旧相识，一视同仁，这在重利的工商业社会里，可说是空谷足音。

来信说，上月间你的公子曾到新加坡开会，而且特地嘱他来看我。不幸那时我刚从欧洲观光回来，长途的飞行和睡眠的不足，使我觉得疲倦不堪。就在那时候，我向报馆当局提出正式退休，幸蒙批准。因此，我不再去报馆，所以令郎没法子和我接触。虽然如此，但你对故人的关注，实在使我非常感激！

经过一个月的退休生活，无事一身轻，精神上再也没有任何负担，所以健康逐渐恢复，得慰远念！

去年接到大札，知道你已经退休，但你仍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从你在学术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看来，足见宝刀未老，并且有日新月异而岁不同的良好表现。

老实说，从事体力表演的人，例如各种运动员，年过四十，多少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但是，从事脑力工作的人，年过六十，思想越见成熟，笔下越见洗炼。这儿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身体须健康，精神须愉快。只要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那么人生并不是“古来稀”，而是一生最精华的时代。

例如丘吉尔。当他65岁那年荣膺首相的时候，正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时代。用诸葛亮的话来说：他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只因他有四十年的从政经验，加以身体健康，头脑敏捷，博闻强记，娴于辞令，所以大难临头，他不但不想逃避现实，而且认为这是平生最难得的机会。到了大战胜利，功成名遂，他还鼓其余勇，一连写了两套大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讲英语的人民的历史》。前者六厚册，后者四厚册。据他的亲信说，当他精神奕奕的时候，一天可口授八千字。虽然谁也知道他的家道富有，可以聘请许多助理替他找寻材料，考订史实，以及办理许多俗务，但是，全书的蓝图，材料的运用，文字的驾驭，却是机杼一家，谁也没法子越俎代庖。

照我个人的看法，在事功上，他是伊利莎白女皇后三百年来第一人；在文学上，他可以直接继承吉朋、马皋菜两位大史家而无愧色。素养和造诣达到那么崇高的地步，实在不大容易。

谈到文人学者的生活，我们不但赶不上欧美各国，而且和日本相较，也有一大段距离。他们的待遇优渥，养尊处优，每个专门人才，成为国家的瑰宝。平时他们可以聘用几名助理，到了比较长的假期，他们可以到外国去观光，而七年一度的长假，他们可以利用来作专门的著述。他们平均每周工作五天，周末和星期日是他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日子。他们多数是举家到郊外大公园去野餐，或者到戏院去享乐。一周的辛劳，经过两天的休息后，精神已经恢复过来。因此，他们退休后（英国67岁，美国68岁），仍可照常工作。例如英国名史家汤因比，今年80多岁，仍到处讲学。英国最突出的《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教授，今年70岁，除了埋头著作外，今年曾到东京去讲学。因为他们的年纪虽大，精力并没有衰退，所以他们多活一天，便有更重要更丰富的收获。

我们的情形刚好相反。我们年轻时，为着天灾人祸，外患内忧，不知浪费多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当战后初期我刚到南洋，我就听到一句民谣：“榴梿飘香，饭碗跳舞。”这是指当时中小学教员的生活状况。至于记者，他们多数仅支到低薪，有时甚至欠薪，物质的享受，根本谈不上。最近十年来，情形慢慢改善，中小学教员的生活有了保障，不会随使动摇，这是一个大跃进。因此，大多数中小学教员都能够购置屋子和汽车，同时，记者们的生活也跟着逐渐改善。

至于南洋大学，当1956年初创办时，讲师和教授的薪水，不过五百元到七八百元。最近三年来，经过调整之后，他们的待遇已经增加了三倍，和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大学差不多可以等量齐观。

最使我开心的，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和讲师的待遇，能够提高到和香港大学完全相等，比较马大、新大、南大大约高出一倍。我诚恳地希望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们，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崭新的环境，优渥的待遇，在文化和学术上作更大的贡献。

明年四五月之间，我希望到香港一游。一面拜访新交旧识，一面拟到几个大图书馆去研读一些书籍。书呆子习风未除，除了一辈子的余蓄尽量购置书籍外，每到一个新地方，总是要先逛书店，再光顾图书馆。至于花花绿绿的百货公司，只好让年青人去欣赏，去掏腰包，我根本不管那一套。

年来香港的工商业天天在进步，新加坡也跟着进步。不过就文化而论，香港位于中国的边缘，能够多多的吸收中国文化的余波；新加坡远离中国，至少中文的程度比较香港差劲。

由于香港中文大学得天独厚，我相信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进展，将有一定的贡献。

专此敬请

著安！

子云（1971年11月5日）

三九

××：

接来信，知道你的功课十分繁重，每天早出晚归。蒙居停的主妇的好意，每天给你保留一份丰富的晚餐，让你吃得很合胃口，慰甚！慰甚！

当主人和主妇都不在家的时候，有机会和他们的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在一起玩耍，讲讲故事，听听音乐，这的确是个难得的机会，给你练习最基本的语文。

须知语文最纯正的，是少年和家庭主妇，因为他们很少有代用语。假如你跟他们时常接触，你不难学到标准的英语。具备这种切实的语文基础，那么你到教室听讲，或者到导师的办公室跟他们质疑问难，你就有胆量侃侃而谈，不至害羞到连一句话也不能流利地表达出来。

你知道，小孩是最爱听故事的。我想你可以趁机会到图书馆去借一部《西游记》，一章一章分期讲给他们听。《西游记》有英国著名的翻译家韦莱的译本，它的书名叫做《猴子》（The Monkey Translated by Arthur Waley）你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他们听，然后请他们把西洋的童话或故事讲给你听，彼此互相交换知识，实行文化交流，这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自本世纪的初期起，中国到日本的学生为数最多。他们多数年纪大，进了“速成班”。结果，在日本留学了一两年，连简单的会话，都不能随心所欲地表达出来。

另一方面，那些中文很有根抵的留学生，他们很有自知之明，他们不想半路出家，誓不到“速成班”去鬼混。相反的，他们宁愿进了高等学校，从头学习日文。结果，他们不但精通日文，而且继续学到德文、英文。创造社的几位健将，如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走的是这条康庄大道。

据一位美国的外交官告诉我说，过去几年间，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的青年很多。他们多数不能运用英文。只因他们害羞，不愿意从头学起，于是他们时常和同胞在一起，时间越长久，自卑感越严重。虽然他们的功课不算太差，但是说起英语来，多少有结结巴巴的感觉。

我承认，语言仅是工具，不是学问的本身。但是，当你倾全力来研究学问的时候，你不但能看能写，而且能够运用正确而流利的语文表达出来，这对于个人和朋友，以及上至教授和讲师，下至未来的学生和同事，都是一种大享受。

目前研读19世纪最著名的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传记和书信集，知道他出身于非常贫寒的家庭。他所受的学校教育很有限，根本没有机会去读书。只因他有自知之明，自动地把几种著名小说，尤其是《鲁滨逊漂流记》、《天方夜谭》、《威克菲牧师传》、《唐·吉诃德》等书读得滚瓜烂熟，所以他很快就打好极巩固的语文基础。为着幼年就要进社会谋生，所以他加紧学习速记，记得比任何人都快。具备这么优美的才具，他在报馆当国会记者的时候，每天所发表的文字，既十分详尽精细，而且比较其他各报记者提早完成。这样一来，他的大名不胫而走，许多政界要人、社会名流，争先恐后地要和他认识。这种纯粹靠个人的本领，不是依赖任何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来打天下的人，他所得的精神上的安慰，绝对不是一般庸夫俗子所能想象。

年纪那么轻的狄更斯，早就驰誉全美的报坛，成为众望所归的名记者，这在他人早已心满意足，可是狄更斯志不在小，他要充分运用他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加上他的惊人的想象力，从事小说的著作。他的第一部小说出版时，才24岁。接着，佳作层出不穷，稿费收入非常可观。他喜欢旅行，经常到欧洲大陆各国去观光。足迹所到之处，谁都表示热烈的欢迎。尤其是巴黎的妇女，在戏院里，在马路上，在咖啡馆中，一遇到狄更斯，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道：“名作家狄更斯来了。”这是精神上的大鼓励，比较物质上的报酬，更具深长的意义。

狄更斯如此，萧伯纳也没有例外。萧伯纳行年40，还是在伦敦的街头吊儿郎当，很少人认识他。但是，他也有一副雄厚的本钱，他烂熟音乐，他懂得速记，更重要的是他这个人富有幽默感。因此，当他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发表音乐戏剧有关的评论的时候，他就一鸣惊人。

萧伯纳和韦柏夫妇都是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创办人。费边社提倡温和的折衷的社会主义，既反对腐化的资本主义，又不赞成剧烈的共产主义。他的社会主义在英国生了根，战后的英国工党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就是以费边社的理论为基础。

萧伯纳还有一副大本钱，这是说，他是个著名的戏剧家。他的剧本多少受了挪威的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影响，相当注意“问题剧”。当代中国的名作家曹禺，走的也是这条路线。

简单说一句，一个人要立足于社会，必须具备优越的才具，专精而又博览的学问，丰富又深入的经验。这些东西完全靠个人的勤学苦练，千锤百炼，才可有成功的希望。

孔子早就说过：“毋欲速，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因此，我每次看到报纸上的广告，说什么“英文三月通”，我就要恶心，因为这是骗人的勾当，要贻误青年。

此问

学安！

子云（1971年11月6日）

四十

××：

到伦敦后，本来早就想拜访你。只因你是工商界非常成功的人物，能者多劳，恐怕时间不够分配，所以迟迟不敢打扰，直到我要离开伦敦前几天才和你通电话。久别重逢，知道你的成就越来越大，不但足迹遍全球，而且见识也越来越广博，作为朋友的我，看了这情形，心里有说不出的安慰。

真是光阴易逝，一下子就过了24年。当1947年1月我刚从越南抵新加坡的时候，蒙你的弟弟们的介绍，得和你相识。虽然彼此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无所不谈。此后我因为工作繁重，极少出门，但一年之中，至少也会见到一两次，而每次相见，你的事业总有进一步的表现。当时我的心里已经觉得，像你这样精明干练的人才，无论在任何社会里都能够崭露头角。

最近十几年来，彼此会面的机会不可多得。虽然你到了伦敦创业后，每军总要到东方来一两次，而每次逗留于新加坡的时间不过一两天。由于业务繁忙，所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在战前，一个人要远行，这简直是天大的一回事。到如今，由于交通的便利，政界、外交界、工界、商界的要人，往往在十天八天内，要走遍全球。从前人形容忙人，不外“席不暇暖”、“马不停蹄”等成语，现在因喷射机的便利，万里行程，朝发夕至。若论邻近的国家，大多数使领馆的人员，都是当天去，当天回，在天空中仅须几个钟头，在地面上可出席一两次会议，吃一两餐饭，谁也不把出门当做怎样一回事。

说来谁也不能不对你表示钦佩，当十几年前，你一面因为健康关系，必须到欧洲来换换环境，一面又想趁这机会来发展工商业的新路线的时候，你竟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幼年失学，英文不能自由运用，所以你毅然决然地花了一年工夫，埋头苦干。经过一年的特别训练，你居然能够打通英文这一关。那时你已经43岁。假如别人处在你的地位，一定不会这么办，因为你的事业早已奠定基础，不工作也可以过着极舒适的生活，何必硬着舌头去学习一种新的语文？

这还不够，你既然立志要准备新发展，所以你绝不想轻举妄动，冒冒失失地干任何事情。你知道先进国家的工商界是斗力兼斗智的地方。除了需要拥有巨资外，最重要的是研究市场，知道来龙去脉，同时，还要很虚心地向本行的前辈学习，看看人家怎样处理有关的事件，怎样甄拔优秀的伙伴，怎样待人接物。当各种条件具备之后，你才敢在伦敦的闹市开张骏发，一鸣惊人。

二十三年前，我到英国逛了几星期，跑的地方很多。这次重游英国，跑的地方较少，除了牛津大学外，每天所参观的地方仅限伦敦。范围缩小，所看的东西比较深入。例如伦敦的市中心区，以前只坐朋友的汽车匆匆忙忙地巡礼两三次，这次因为时间比较充裕，差不多每隔天都要到闹市，尤其是牛津街、摄政王街、证券街、图腾汉街，可以说是常到的地方。我家里人去购买东西，我去逛书店，欣赏街头景物，或者到大酒店或大公司去喝茶。那些大公司多数是每间占一段地皮，前后左右都是通衢大道，里边的货物似山，顾客如云，而且片刻不停地来来往往，或者排队等候购货或付款。最使人惊奇的，一间大公司，在同一条街上，竟在街头、街尾、中心区，拥有三大间。据说，英国有几十间各行业的大公司，在全国各地都有分行，而分行的数目各达几十间。从前在校读书时，知道什么叫做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Syndicate，Cartel，Trust），这次到了伦敦市区观光后，才见到庐山真面目。

你的公司就在伦敦牛津街的后街。据你说，那条街的同业多达一千六百间，光是你营业那一间大厦，就拥有四十间。在竞争那么剧烈的地方，你不但能立足，能生存，而且指挥若定，时常出国观光，参加社团的酬酢，现在我才进一步认识你的确是商战的奇才。

你的公子学有专长，已经成为医生。他可以继承你的事业，一面经商，一面济世活人。因此，你静极思动，准备到加拿大去发展新路线，相信以你几十年的经验和交游，当然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有人告诉我说，几年前，当你们兄弟要分家的时候，你的老母亲认为你的功劳最大，应该分到两份家产，以示公允。你坚决主张平均分配，绝对不肯多拿一分钱。更难得的是，你自动地把新加坡所有的不动产送给你的小弟，把原有的店铺转赠你的老伙计，让大家坐享其成。像这种慷慨的行动，在我所熟悉的几个大城市里，还是很少见得到。

你一生不过问政治，所以在政界上你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但就经商而论，自汕头给日本鬼攻陷之后，你就把全家搬到越南；在越南生根之后，即刻单枪匹马地来新加坡；到了新加坡的事业有所成就后，又扩展到伦敦；将来又由伦敦分散到加拿大。能赚钱，又懂得花钱；拿得起，放得下，你真不愧为工商界一个巨擘。

此请

俯安！

子云（1971年11月11日）

四一

××：

昨晚你来谈天，议论风生，使我打破寂寞，谢谢！

你说，最近你到了丰盛港，只见家家户户都陈列着我的《文集》。据你的观察，大家对我都表示相当好感，这倒使我受宠若惊。

老实说，作家的最大报酬，就是读者的爱护和同情，而物质的享受还算是次要的东西。

当新闻和出版事业还在萌芽的阶段，一切设备都是因陋就简。那些对世界、对国家、对社会很有抱负的文人，他们愿意集合三五友人，节食缩衣，创办一种杂志或小型的报纸，以便发表他们的思想和言论，这就是“文人论政”的时代。

自现代化的报纸出现后，“文人论政”的时代便告一结束。现代化的报纸，算是一个国家的大企业之一。它拥有庞大的厂址，最新式的印刷机，严密而又复杂的广告网、发行网、通讯网，各种各式的专门人才。每个专门人才仅算一枚螺丝钉。换句话说，现代化的报纸是集体创作，每个单位须各尽所能，使报纸天天在进步中。

因为报纸的地位既然这么重要，所以每个人应该发挥最大的力量，一面要尊重国家的政策，适应时代的思潮，二面还要顾全报馆的利益，分工合作，水乳交融，这才能够完成使命。

但是，聪明的善良的读者，他们是要看货色的。他们很仔细地一字不漏地研读他们所喜爱的文章，因为阅读得多，他们自然而然会和他们所崇拜的作家起共鸣。无论作家因环境的关系，时常要采用新笔名，但真诚的读者仍能够分别得清清楚楚，一篇也不让它遗漏。作者和读者精神上密切的联系，这是使文化的火炬不至熄灭，甚至有火尽薪传的乐趣。

记得十几年前，《南洋商报》经理部的负责人，曾到马来西亚各州府去调查读者和销路的情形。据他亲自对我说：他越往北走，爱护我的读者也越多。当时我以为他在和我开玩笑，不敢轻易相信。后来每次看到马来西亚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趁着假期来报馆访问的时候，大多数都要跑到我的办公室的门前。和我打个招呼，而我也很乐意地报以会心的微笑。

以上是指素昧生平的读者，大家只算神交，从来没有见过面。至于已经相识的朋友，朝夕与共的人，不如偶尔才相见一次的人；同业的人，不如不同业的人；近在身边的人，不如远在海角的人。不但我们有同样的感觉，相信一般敏感的文人，多少也有同样的感觉。这真是人类的悲剧。

针对这问题，《圣经》曾提出一个具体的答复。它说：“先知不受故乡人赏识。”用更通俗的话来说：“本地姜不辣。”原来好奇喜新，本是人的常情。同乡同行的人，时常和你相见，见得多了，一点也不新奇了。只因不新奇了，所以心里也起不了更大的作用。

在科学不大昌明的时代：人们最怕的东西就是鬼。只因鬼不轻易见到，所以一见的时候，就害怕得屁滚尿流。假如有人能够天天见鬼，像女巫所说的一样，那么她不但不怕鬼，恐怕鬼见到了她，还要退避三舍呢。

从前我认识一个富翁。他很老实地告诉我说：世间最难做的职务莫如厨子。无论厨子有多么大的本领，一连做了三十天大菜之后，再也拿不出新货色的新技巧来。这时候，主人不但不会赏识，而且口出怨言，和厨子疏远。《伊索寓言》提到“熟不讲礼”的故事，这可以解答世间许多谜。

10月25日，全世界人士都为当代最著名的艺术家毕加索的九十诞辰干杯。巴黎罗浮宫破例采购他的名画多幅，特辟一画廊来陈列，而法国的总统蓬皮杜还亲自主持他的展览会。这种特殊的光荣，使各国艺术界人士羡慕不置。

但是，他的出生地的西班牙对他又怎么样呢？西班牙同胞有计划地把他的呕尽心血的作品搜集了几十幅，付之一炬，使他们永远不能够和世人见面。这就是“先知”的遭遇。

我不是先知，更不敢冒充先知。我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文人，既不会叱咤风云，杀人盈城；又不会唇枪舌剑，威震国际论坛。我所能做的工作，不外读读书，写写文章；我所喜欢的生活，也不外散散步，喝喝茶，谈谈天，听听音乐。虽然少年时代，我会上山砍柴，下园种菜，到了年假期间，还会在街头巷尾排甘蔗摊，售买灶公灶婆的画像和春联，但是，在大都市鬼混了五十多年后，体力衰退了，志气消沉了，不但社会不会重视我，连我也轻视自己了。

但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尤其是最近我从英国所采购的大批书籍，已经陆续收到，使我目不暇给。我曾说过：“无事坐拥书城，快乐胜似神仙。”李白也说过：“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无论在家看书也罢，跑到较远的地方看山也罢，这总比拥在纷纷扰扰的势利眼的人群里，更见脱俗。

目前新加坡的物质环境逐渐改善，这是可喜的现象。可惜俗气像污浊的水、污浊的空气一样，仍需要运用全力来催陷廓清。你在戏剧上已经有相当根柢，近来对于音乐的欣赏也十分留意。戏剧和音乐都是洗涤俗气的良药，望你充分运用。

此问

近安！

子云（1971年11月12日）

四二

××：

“本地姜不辣”，这是古今中外不易的真理，我想你应该有同感。

记得月前重游伦敦的时候，阿仁曾告诉我说：目前英国第一流的音乐家在伦敦举行音乐会的时候，听众极少会满座。可是美国和苏联的音乐家到伦敦举行音乐会的时候，票房纪录都很可观。虽然外国音乐家很吃香，原因是相当复杂，但是，人们总怀抱一种心理，以为“不是猛龙不过江”。心理上已经有相当准备，加上外来的音乐家表演的期间有一定的限度，非抢先买票不可。无论任何东西，一经抢购，马上值钱。人才如此，商品也是如此。假如你稍微注意股票的行情，你不难了解，同一公司的股票，只要有人抢购，它就显得十分活跃，交易量扶摇直上；相反的，只要报纸和电台报告股市松懈或沉寂，它的行情即刻下降。此中奥妙，和心理很有关系。

已故法国的大文豪罗曼·罗兰，在心理上是倾向人道主义，对于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极表同情；在造诣上是个音乐史专家，对于世界第一流的音乐家的生活和成绩，如数家珍。关于前者，他写过一本薄薄的《甘地传》，不过这种雪中送炭的工作，对于又穷又弱的印度是一种兴奋剂，所以印度人把他捧到天上。关于后者，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内容以德国的大音乐家贝多芬为主角。自这两部书出版后，罗曼·罗兰的大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样一来，他的同胞才懂得另眼相看。

同样的，相对论的发明者爱因斯坦，二十几岁就享大名。他不是单纯的科学家，对于国际问题也有他的一套主张。只因他的思想和混世魔王希特勒不同调，所以他只好咬紧牙龈，背井离乡，跑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教授。此后，他的声誉一天比一天提高，成为一代宗师，很幸福地过着晚年的生活。假如当时爱因斯坦不出走，恐怕他的生命早已成了问题，而他的主张和抱负永远没有实现的一天。

从中学时代起，你对于戏剧就有极浓厚的兴趣，不但会表演和导演，而且会写剧本，假如你生在文化先进国，你尽可按照自己的怀抱，终身献给戏剧。但是，此时此地的剧作家是不受社会尊重的，甚至吃饭也成问题。虽然《圣经》说：“人类不单靠面包而生存”，不过生活问题没有解决，恐怕任何事情都无从谈起。因此，你只好暗中挥泪，暂时和戏剧告别。

自你加入商场后，表面上好像以前从勤学苦练得来的东西完全无用，谁料你在戏剧上所学到的本领，却大有用场。你的口齿伶俐，谈笑风生，和你初见面的人，即刻给你的谈锋吸住。你懂得每个人的心理，怎样应付事物，这在处理复杂的问题的时候，你才会沉着应变，不至慌慌张张。最后，你博览群书，下笔万言，这样才会使你做到案无留牍，无论同事或顾客都对你表示三分敬意。

以上三个条件，都和表演、导演、剧作写作有关。因此，我才敢下个结论，真正的本事不会浪费的，问题仅在空间和时间，例如加拿大所出产的最名贵的皮袍，远到新加坡来，正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是搬到其他寒带的国家，却非常吃香。因此，在人生的过程中，有时难免要受些挫折，但是，只要一个人具备坚决的意志，浓厚的自信心，那么多经过一重挫折，就增加一重智慧，而智慧是生命的源泉，使生活富有意义。

还有一层，人类除了“本地姜不辣”的偏见外，往往有同性相拒、异性相吸的心理。例如某甲是戏剧家，某乙也是戏剧家，可是某甲除了戏剧外，又略通电影、音乐、舞蹈。这样一来，某乙当然会甘拜下风，因为某甲能够多懂一些事物，而这些事物却是某乙梦想不到的东西。同样的，某甲是个华文作家，某乙也是个华文作家，根据同行相轻的恶劣心理，谁也看不起谁。但是，某甲除了精通中文外，还略通一两种外国文。因此，某乙只好自动地竖起白旗。

俗语说得好：“牡丹虽好，还须绿叶扶持。”这话是经验谈。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很有限，势难样样精通。假如你的要求太高，希望样样精通，结果是一窍不通，自讨苦受。但是，假如你认清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假如你明白社会心理和动态，那么你应该采取“一精百通”的办法。自己要精通一门学问或行业，然后利用业余之暇，多见闻、多考察、多学习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虽然没有直接的用处，但它们是绿叶，能够把牡丹点缀得多采多姿，有声有色。

一个人最怕不认识自己，也最怕闭着眼睛，不懂得欣赏人家的特长。不认识自己的人是愚蠢，不欣赏人家的特长的人是懒惰。“丑小鸭”的童话，代表前者，因为它不知道自己原来是美丽的天鹅。“井蛙”的故事，代表后者，因为它坐井观天，根本不想认识周遭的业物。

为着加强我们的自信心，为着充实我们的学问和经验，我觉得古人所提倡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实在是个指南针。目前欧美各国畅销“纸皮书”，物美价廉，买书和看书都不困难。至于交通问题，因为各大航空公司个个削价求售，所以长程旅行也十分容易。

我喜欢和你谈天，有空不妨来谈，使我增进一些见闻。

此问

近安！

子云（1971年11月14日）

四三

××：

接来信，知道你已经搬到伦敦大学的宿舍去住。虽然屋租比较民房贵些，但是食品更适合你的胃口，而且教室距离宿舍仅六分钟的路程，无论工作怎样忙碌，你还可以抽出时间，按时回到宿舍吃晚饭，免得饿得过分，食得过饱，这倒是养生之道。

前信赞成你住在民房，这封信又赞成你住在宿舍，表面上这似乎是个矛盾，事实上二者各有千秋。照你目前的需要和经济能力而论，你还是住在宿舍更为方便。一来，你可以省却坐车的辛苦；二来，你可以在课余之暇，多结交一些同学，而同学的关系，除了切磋琢磨外，还可以建立深厚的友谊。这份深厚的友谊是将来立身处世的一笔大资本。

我知道，你的功课是相当繁重，可是你同班的优秀同学照样觉得很繁重。最重要的是你要懂得怎样支配时间，该用功时就用功，该休息时就休息。这样一来，你才能够成为时间的主宰，环境的主人翁。相反的，假如你不能够支配时间，适应环境，那么你一辈子将成为时间和环境的奴隶，而奴隶的味道是使人吃不消。

来信说，你有一位女讲师和蔼可亲，对你的功课和日常生活特别注意，这可以说是你的福气。

俗语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师友。”这话很有道理，但是，你须记住，人类的关系，是双程交通，不是单程交通。假如你需要人家帮你的忙，你必须先伸出友善的温暖的双手。古人所谓：“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这真是至理名言。

最近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派了十九名董事到中国去参观，同行还有三位记者。据他们的报道，中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并重。例如土木工程系的学生，第一年级须追随造桥的工人，动手学做建筑桥梁，第二年第三年，才回到教室里去受学理的研究。这样一来，每个离校的毕业生，马上可以加入建筑的行列，并不像从前的学生那样，在教室里对答加流，一旦离开学校，四顾茫然，手足不知所措；论工作能力，远不如一个熟练工人。这岂不是笑话？

记得四十年前，我从燕大毕业。有一天，顾颉刚先生到我家里来闲谈。我对他表示，要到北京西山去苦行修道十年。在这期间，不发表文章，不担任什么职务，等到一旦豁然贯通，然后出来问世。我的话刚说完，他哈哈大笑道：“假如照你的办法去进行，你不是变成疯子，就是变成傻瓜。相反的，你必须一面学习，一面发表成绩，这不但可加强自信心，而且使生活费有着落。”顾先生这一席话，比较十张博士文凭更有用处。从此之后，我就一面加紧学习，一面抓住机会来表演，我想这办法可以供你参考。

须知任何人才，都是从幼稚到成熟。世间绝对没有经过千锤百炼，没有经过多次挫折，就能够成为专家或通才。这是铁的事实，谁也应该明白。

你的课程暂定一年。到了学业完成之后，你必须加入大公司从事实际的工作一年。接着，你须到美国著名大学研究一年，然后加入美国大公司实习一年。只有这样，你才拥有丰富的知识和实际的经验。以后回到新加坡工作，你不妨平时过着简单的生活，把节食缩衣所剩余的闲钱，每两年出国观光一年。参观的范围，如中国、美国、苏联、英国、德国、日本，都有许多可取法的地方。到了第七年的长假期间，你应该收拾书包，重新到著名的大学和大公司、大工厂学习一年。理论和实践平衡发表，这是今后任何进步国家所需要的一等人才。

找曾到制造轮胎的工厂去参观。表面上，无论汽车、飞机、大型机器所需要的轮胎都是天衣无缝的，整整齐齐的大块胶轮。但是，在制造的过程中，只见工友们铺上一层胶液，一层帆布；一层胶液，一层帆布；厚度竟达十几层，然后经过高温和高压，把层层的胶液和帆布融化为一体，这才很耐用。

同样的，人类的肌肉并不是单纯的成片的东西。假如你吃大块肉的时候，你不难明白，在皮和肥肉的里边，瘦肉的纹路和薄膜是相当错综复杂的。上帝制造人类和动物，早就想得这么周到，凡事都是先事安排得有条不紊，以期达到非常耐用的目的。

今天中午，请你的恩师和师母到翠嘉楼吃饭。这间餐馆，环境清静，音乐柔和，是学者文人聚会最适当的场合。你的恩师年纪那么轻，但思想却很成熟，谈吐也很有风度，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

他告诉我说，你的英文进步神速，功课也做得很有条理，这是值得告慰的地方。他希望你明年学业结束后，不要马上回来度假或工作，须找个大公司去实习。我说，他的意见和我吻合，并且把上文所提出的计划告诉他。他很高兴地表示赞成。

目前他除了认真教书和热心指导学生外，还抽出时间来发表通俗性的文章。我告诉他说，通俗性和学术性的文章，须并行不悖。前者志在普及，让一般人得尝到专门学术研究的成果；后者志在提高，使自己所醉心的学问得推进一步，以期有所贡献。他听了之后，不断点头。

他说，他准备明年四月重访英伦，再深造一年。像他这么有志而又有心的青年学者，前途实在未可限量。届时我一定给他饯行，并且希望你给他洗尘，表示我们父女对他的敬意。

此问

学安！

子云（1971年11月20日）

四四

××：

多年来蒙你爱护备至，每次到新加坡，一定要抽出宝贵时间，领导几位得意门生到寒斋来谈天，使我得益不浅。

去年我在中央医院休养，你听了这消息，马上到医院来长谈。那次谈话富有意义，因为它指示我今后努力的目标，这是说，我们不但需要文治，而且同样需要武功。用西洋的俗语来说，“寓健全的精神于健全的身体”。

说来非常惭愧，自11岁小学毕业后的四年间，我没有机会升学，只好在故乡的几间私塾研读中国旧书。虽然私塾严格的训练，使我在中国旧文学方面打好一点点基础，但我所付出的代价未免太高。社会上需要我做循规蹈矩的斯文人，大家要用品学兼优的帽子往我的头上套。这样一来，我没有玩耍的机会了。打球、游泳、各种运动都没有我的分儿了。到了15岁进中学读书的时候，同学们可以参加各种球类运动，我只有欣赏和羡慕的分儿，没有直接参加的勇气。虽然我从我的恩师高德祈会督（Bishop John Curtis，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出身）处养成散步的习惯，但所有运动我都没有参加，这未免是个大损失。

在燕京大学时代，有一位同学教我骑脚踏车，因为笨手笨脚，一上车就摔了一跤，此后再也不敢问津了。

燕京和清华的同学们，夏天游泳，冬天溜冰，这是再平常不过的运动，可是我老是鼓不起劲来学习。青年时代没有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此后年纪越大，胆量越小，终于变成好吃懒动的懒惰虫，和我所标榜的“少吃多动”的口号刚好相反。

1956年，我应印度政府的邀请，前往印度各地参观。那次最大的收获，就是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参观泰姬陵、克什米尔，以及四大城市，但是，我所付出的代价可不轻。当我准备回新加坡的前三天，我从加尔各答坐火车到马德拉斯，因为火车误点，同时，火车上又没有附设餐车，饿得过头，到了马特拉斯又狼吞虎咽地吃得太多，半天饮食不慎，致造成大祸，使我得到黄疸病，使肝脏受了损害，此后各种病症接踵而来。

1957年，我又得到糖尿病。这两种病好像难兄难弟那样，一度缠身，便成为终身侣伴，至多只希望减轻，极难使它们断根。关于黄疸病，中医的朋友们教我服一种单方，即四两瘦猪肉加上四两鸡骨精，然后用清水煮成清汤来喝。每次煮时，用七碗清水煮剩了一碗，时间约需三小时。我曾喝过好几次，成绩是不好也不坏。关于糖尿病，中医的朋友们也劝我用猪内脏的“胰”（Pancreas）煮汤来喝，我喝过好多次，成绩也是不好也不坏。

经过十五六年的经验，我知道我应该从控制饮食着手，这是说，绝对不吃油和糖，同时，须打阴士林针，吃一些维他命丸。可惜有时戒口的工作不够严密，稍微忽略一下，病势就会加重，须到医院疗养。过去三年间，一病再病的原因就在这儿。

每次生病之后，马上发现贫血，补救的办法莫如输血。过去三年间，先后输血多达七次。结果，转危为安，度过多次难关，把我的生命从棺材里抢回来。

然而医药的治疗，仅算是治标。最基本的办法，除了控制饮食，多事休息外，必须做柔软运动。因此，我决心今后须在太极拳这方面痛下工夫。

你是太极拳的高手，在技术上早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自你南来后，社会人士，望风景从，门生故旧，布满东南亚。最近十年来，你的根据地栘到东马，各地的太极拳学会林立，从游的人士天天增加。据我的观察，你现在不但把太极拳当做健身之道，而且以宗教家的热诚，到处苦口婆心地指导大家接受太极拳的训练。

蒙你不弃，时常关注我的健康，使我逐渐懂得爱惜身体，往健康的大道进军。老实说，当我一见到你的魁梧奇伟的体魄的时候，我真是感愧兼并。感激的是，我应该接受你的良好的指导，把身体锻炼成铜筋铁骨，一脚踢走所有病魔，恢复做人的乐趣；惭愧的是，当天和你会面时，我心里大受感动，过了几天，一切决心早已被冲淡到无影无踪了。只因自己永远处在门外汉的地位，所以病魔便乘虚而入，每一念及，老是要内疚一番。

但是，我现在是真正觉悟了。假如我要恢复健康，除了太极拳外，别无生路。更具体说一句，健康没有完全恢复，一切工作无从谈起。

蒙你的盛意，介绍你的一位高足亲自到寒斋来指导。经过短期的训练后，我的信心油然而生。现在每天清晨起身，第一课就是锻炼太极拳。接着，就到公园散步，这一点半到两小时的柔软运动和散步，将成为我每天必修的课程。我信仰它，我把它当做救命恩人。将来基础打好之后，我还要鼓起勇气来宣扬它，使大家都得到太极拳的好处。

生命是脆弱的，而且是太过短促的。在这短暂的过程中，假如遇着病魔缠身，那真是大损失，而且是苦不可言。因此，重视健康可以说是人生第一要义。

什么时候再来新加坡，幸预先通知。我希望第二次见面时，我不是以东南亚病夫的姿态和你晤谈，而是以健全的体魄，充沛的精神接受你更多的教训。

此致

大安！

子云（1972年1月14日）

四五

××：

接1月6日信，不胜喜慰！

自别之后，平均每星期寄来一封信，可是新年前后，一面因为佳节来临，邮局忙得透不过气来；一面恐怕你也忙着过节，没工夫写信，弄得耽搁了一星期。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毫不足怪。

接来信，洋洋数千言，内容描写伦敦过圣诞节的情形，非常有趣。为着圣诞，你自动放假四天，到二姐的家里过节，一面张灯结彩，一面准备食物，忙得不亦乐乎。最使我高兴的，就是你居然会预备一品锅来招待客人。味道的甜酸苦辣，菜肴的半生不熟，姑置不论，不过客人吃得很满意，倒是个奇迹。

在七七抗战以前，中国的中等以上的家庭的女孩，大多数以大家闺秀的身份，坐在家里等候女佣来侍候。她们极少愿意到厨房去学习烹调，免得双手弄粗糙了。可是战争一爆发后，个个要仓皇失措地从沿海各大城市往内地跑。这个时候，衣食住行都发生问题。在那种情形下，许多小姐不得不加入买菜和烹调的行列。起初，连开水也不懂得怎样烧，煮饭炒菜更不用说了。但是，形势逼人强，在无可奈何的状态下。她们只好强迫自己学习这个，训练那个，经过长期的考验后，她们不但能够自助了，而且会照顾父母弟妹了。这种实际的经验，比较单纯地在教室里听课，定期参加小考、大考、毕业更见有意义。

记得1928年的暑假，我们一般在北京各大学读书的同乡，一起集中到农业大学去度假。在宿舍里，我们过着自力更生的生活，不必依赖任何人。有的买菜，有的煮饭，有的炒菜。我因为笨手笨脚，什么都不会干，只好负起洗碗的责任。那一两个月的极有风趣的生活，如今回忆起来，还有无穷的滋味。

1969年，我在中央医院施大手术。出院后，在家里休养，白天静极无聊，我自动学习煮饭。我请教人家，问明水和米的分量应作怎样的比例，火候应该怎样控制。经过细心研究后，第一次煮出来的饭，已经得到最大的成功。锅底没有饭渣，上边不会半生半熟。到了吃饭的时候，个个夸张我的饭煮得好。这样一来，信心油然而生。虽然家里有自动饭锅，但在时间所允许的情形下，我总要用砂锅来煮饭，以便锻炼我的技术。

其实，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对于烹调都十分考究。最显著的是盖世天才苏东坡。他亲手制造的“东坡肉”，早已脍炙人口。事实上，做菜并不难。一来材料要新鲜；二来，刀路要均匀；三来，各种作料要齐备；四来，火候要恰到好处。其中煮和焖两样比较简单，只要你懂得控制火候，大火烹，小火焖，到了适当时候拿出来，皮和肉分开，肉和骨脱落，上汤油而不腻，皮肉到嘴里即刻酥化，这种做法，一点也不麻烦。

就在三年前养病的期间，我曾翻阅几种北京菜谱。我想，将来失业的时候，我应该准备做厨子。从前楚霸王读书不成去学剑，我是读书不成去学厨。反正在这资本主义制度下，“万般皆下品，唯有技艺高”。撇开囤积居奇，巧取豪夺的商人不谈，凡是有一艺一技之长的人，他们所得的待遇，不知道比我们这般从事笔耕的朋友们好了多少倍。

几年前，我有一位担任某学院讲师的朋友很愤慨地告诉我说，他已经把家里所有藏书卖掉，同时，他加紧学习烹调术，准备改行。我听了之后，起初表示惊奇，后来觉得他的话多少有些道理。

我主张你每星期只须努力工作六天，星期日必须完全休息，把书籍抛在九霄云外。那天你须尽量放松，除了到公园散步，并且欣赏奇花异卉外，中午可在公园野餐，下午从事休息。或写信。傍晚须亲入厨房，学习烹调一两味菜肴。在可能范围内，晚饭后可约一二友人同往戏院去欣赏名角表演的戏剧，例如罗兰斯爵士所表演的莎翁的剧本，看了之后，真使人回肠荡气，增加生活的乐趣。

你知道，我不是任何宗教的教徒，但我对于各宗教的教宗和先知，都表示无限的最崇高的敬意。我曾研读过各宗教的教宗和先知所遗留下来的一些经典，其中嘉言懿行，俯拾即是。假如学道有德的人，把教宗和先知的名言采纳了几条，无怠无倦地置之实施，一生将受用不浅。

我常觉得，中国的名山古刹，在陶冶性情，扩大胸襟式方面，曾发生极大的作用。欧洲的许多著名的教堂，尤其是罗马的圣彼德大教堂，巴黎的圣母堂，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寺，密兰的歌特式的大教堂，不但代表每一个国家，而且代表世界文化的精华。除了伟大的建筑物外，那些巧夺天工的壁画，维妙维肖的雕刻，无一不能启发后人大公无私、急公好义的精神。太史公所谓“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的大寺庙，欧洲的大教堂，固然有这么宏伟的影响力，但我觉得最能沁人心脾的还是圣乐。须知音乐的感动力，实在妙不可言。因此，每年圣诞节的前夜，我一定抽空到新加坡圣安德烈大教堂去听圣乐。那静穆的气氛，神圣的表情已经使人发生由衷的喜悦。到了全体教友在歌咏队的领导下高唱“平安夜，圣善夜”的时候，我就好像起死回生。

你现在研究的是科学和技术，不过你应该抽空来欣赏文学、音乐、戏剧、绘画、雕刻，使生活内容更见丰富。

此问

学安！

子云（1972年1月23日）

四六

××：

一别四十年，虽平时不通音问，但想念的情绪却与日俱增。

日前接到手教，蒙你报告近年来的生活状况，那位热情奔放，精神活泼，长于雄辩的翩翩美少年，立刻呈现于眼前。

我们都是1927年秋季才进燕大的。同级级友多是从国内各大城市及海外来的。你来自繁华热闹的上海，我出身于穷乡僻壤的福安；你穿着西装革履，我终年不离蓝布大褂；在生活上多少有些距离。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交际场合当然没有我的分儿，我只会埋头图书馆，醉心于文学和政治，主编校刊。有一度，因为言论稍微激烈，校刊被停，而我本人险遭停学或开除的处分。虽然如此，但同学们对我的爱护还是十分周到。有时经济上青黄不接，一些同学还自动地借钱给我用，那种温暖的人情味，真是使人没齿不忘。

照我当时的经济环境来说，我应该进北大或师大，不应该进燕大或清华。不料我前后所进的两间中学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创办的，而这学校算是燕大或清华的学生的来源。凑巧毕业考时，我很侥幸，名列前茅，照当时燕大的惯例，各中学成绩特优的毕业生要进燕大，可以由学校当局保送。因此，我才决定进燕大。

北京教育界流行一句话“北大老，师大穷，唯有燕京清华好商量”。这是说一般女学生选择配偶的对象，多数仅注意燕京和清华；北大和师大，根本不加以考虑。可惜我行情不熟，冒冒昧昧地进了燕大，致加重我的经济负担。不过经济的负担仅是暂时的，从长远处说来，好处多着呢。

刚才说过，在学校期间，因为生活上有些距离，所以彼此不常接近，更不会衔杯酒，接殷勤；但是，同学究竟是同学，四年的时间，彼此时常见面，尤其是什么迎新大会，班际大会，以及玉泉山、颐和园等处的野餐，使大家都有认识的机会。

我常觉得，学校除了传导授业外，最大的特点是结交朋友。同学之间，单纯是兴趣的结合，不问贫富、智慧、贤不肖，彼此连名带姓地互相招呼，或者干脆叫喊“老刘”、“老齐”、“老张”、“老李”。慢说称呼是小事，其中却包含极大的意义。

你知道，天大的事业都是人为的。虽然在工作的过程中，人手越多越好，但是领导的人物，少则一两个人，至多也不过五六个人，即目前流行的术语：“集体领导”。古人说得好：“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事实上，三位以上志同道合的人，在学术或艺术上可以造成一个学派，在政治经济上可以造成一个集团，其他各位成员，仅能算是陪客，凑足数目，增加热闹的气氛，即毛遂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

《左传》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只因人心不易捉摸，所以过去举办大事业的人，除了血缘和乡缘外，主要的是靠学缘。原因很简单，相处久了，优点和缺点，一目了然。只要你懂得发挥对方的优点，忘记他的缺点，那么什么事情都好办，同学的关键就在这儿。

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一切都由党决定，其他任何关系，任何因缘，根本不算在内，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即“党龄”。那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考验的党员，他们的可靠性，不消说会比初进党的人坚强得多。这儿可见时间的洗礼，比较任何东西都更实际。

来信提到卞万年医生，我虽然仅在茶会上见过一面，但我对他的印象极为深刻。中国银行的董事中，如卞家、贝家，因为富而好礼，家教严格，所以后代都能够发扬光大，这是值得表彰的，尤其是贝聿明，他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名的建筑师之一，连新加坡这么一个岛国也得到他的帮忙，既协助政府计划一个市中心，又替几间大公司主持新建筑物。

当我和卞万年医生会面的时候，我曾送他几本拙著。蒙他的盛意，把拙著分给各位老同学传观，使大家知道我们的生活近况，感甚！感甚！还茶会里，见到他的夫人卢淑群女士，原来她是我们这一级的校花。时间虽然隔了四十多年，但她的风韵不减当年，可惜岁月的烙印，好像邮政局的图章一样，总要在花容月貌上乱戳一顿，不是使人频添白发，便是使人视觉模糊，听觉不清，雪白的贝齿换成义齿。难怪大诗人李白要长叹一声：“朝如青丝暮成雪。”

你的儿女早已成家立业，可喜可贺！更难得的是，你也尝到抱孙的滋味。老实说，抱孙比较抱儿子更有风趣。抱儿子的人，大多数是在青年和壮年时代，那时主要的工作在于谋生，从早到晚，从年头到年尾，都忙着衣食，没有多大工夫来抱儿子。此外，抱儿子是属于义务性质，责任很重，至于抱孙，情形完全两样，一面时间比较充裕，一面这单纯是享受。有工夫多抱一会儿，没工夫也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实际的责任应该落在儿子和媳妇的肩膀上。

谈到游历美国问题，过去我本来有许多机会，只因工作繁重，走不开。现在我已经退休。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假如没有什么阻碍，大约明年夏秋之间可以成行。加州的朋友很多，我一定要多逗留一些时间。行前我会通知你，希望三杯酒落肚后，畅叙四十年的经历，这倒是人间快事。

专此布复，顺祝

俪安！

子云（1972年1月23日）

四七

××：

日前在一个宴会里，蒙你惠赠《中华文化精华或概要》的草案一份。据说，这个草案已经得到教授会通过，今年秋季决定实施。你知道我非常关怀南大的进展，所以什么好消息，你一定要让我略知一二，盛情可感！

记得1927年我们刚读大学第一年级的时候，学校当局曾开办一门必修科，叫做“现代文化”，每周请各学系的主任教授主讲一次。虽然每次的时间不过两小时，但得益却很多，尤其是生物系主任胡经甫教授，英文系主任班德莱教授，他们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把他们有关那一系的内容作提纲挈领的叙述，使一般初学开开眼界，知道学无涯，每一门学问都是博大精深，非穷毕生的精力来研究，恐怕不会有任何成就。

自工业革命后，二百年来的学术界大受影响。从前的读书人，对任何问题仅有笼统的模糊的概念，即陶渊明所谓“不求甚解”。但是，自分工合作的办法被介绍到学术界来以后，一个学人仅能主修一科，副修一科。到了研究院后，他只能专攻他所主修的一科一门，更进一步，他只能选择一二小题目，作专题研究，然后旁搜博引，写成专门论文，在各有关的学报上发表。事实上，许多新发明，新发现，大多数都在很有分量的学报上一显身手。到了学术界公认他的著作的价值后，这才算是有系统的书籍，成为划时代的名著。著书之难，这儿可以想见。

在治学的方法上，庄子的《养生主》和荀子的《劝学篇》可以说是先得我心。庄子主张“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这就是家喻户晓的“读书得间”的办法。荀子那篇洋洋洒洒的长文，一再主张“锲而不舍”的专一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学术界所盛行的专攻一门学问的渊源。

的确：学术发展到现在，一个人至多仅能主修一科，副修一科。到了学业告一段落后，他仍须以剥笋的精神，剥了一层，又是一层，非达到核心，誓不放手。只有这样，学人才有高度的成就。

话又说回来，分工固然重要，合作是更重要。不过要争取同行的合作，必须先有广泛的知识，不然，他就没法子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除了关了大门，自我陶醉地称孤道寡外，势必一筹莫展。

过去三年间，我一再生病，每次生病，都是危险万分。幸亏我的医生指挥若定，他取得中央医院各部门同事的合作。在施大手术方面，他和外科主任携手，事前详加研究，而外科主任又很顺利地和经验丰富的麻醉剂主任、几位得力的助手、几位干练的护士同心协力，如身使臂，如臂使手，终于大功告成。

去年黄疸病第三度发作，又蒙医生很细心地治疗。到了我从欧洲回来，宣布退休后，医生又要我作全盘的检查。除了每天检验屎、尿、血压、血液外，还要照心脏跳动的图表，用X光照肺部。最后，又要用X光照我的消化系统，从食管，以及肝、胆、胃、肠，足足花了五六个钟头。其中有一部分照片不大清楚，所以又要照一次。医生综合各方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报告，才下个结论：“一切正常。”那时，我好像待决的囚犯得到“无罪释放”的命令一样，什么愁云惨雾一扫精光，使我重新鼓起勇气来做人。

问题在这儿。任何学术的主脑人物，如要得到同行的合作，除了他本人要专精一门学问外，必须充分了解同行们的新发展。因为目前的科学技术进步得太快了，天天都有新东西，稍微大意一下，便成为时代落伍者。

南洋大学是海外最重要的一间华文大学。它目前正在和香港中文大学作友谊的竞赛。因此，南大决定创办的这一门“中华文化精华或概要”新功课，可以说是配合时代的需要。一来，南大在本质上以华文为中心，所以每个学生应该对中华文化有基本的认识。二来，南大现在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大学，十几个国家的优秀青年，都负笈到南大来求学。他们以虔诚的教徒的热心，什么问题都要抱着“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来研究。假如一般南大学生对于中华文化茫然不知所措，或者所答非所问。这未免会贻笑方家。

你是药物学专家。到了退休后，先在香港大学任教，再到南大主持研究院工作，这种精神实在值得人钦佩。现在饮水思源，你还念念不忘地怀念四十多年前燕大所给我们的恩惠，毅然决然地要创办“中华文化精华或概要”这门功课，我除了举手赞成外，可以说是毫无异议。

须知人类最大的毛病，在于有己无人。只因大多数人都具备这种不必要的偏见，所以他们才会“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见舆薪”。作为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信徒，我们应该竭力扫除这种偏见。

在你的主持下，这门功课一定大受南大学生欢迎。等到办理很有成绩后，你应该更进一步，创办“印度文化”、“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使南大学生的视野日益阔大，襟怀更见磊落，这才是办学的要义。

最后，这门功课的名称，最好是采用“中华文化精华”，不过南大的十几个学系，都有“概要”这门课程，为着实事求是，不喜铺张，所以“中华文化”这种普遍性的课程，还是采用“概要”一词，更容易被各学系的主任和教授、讲师接受。

专此布达，此请

教安！

子云（1972年1月25日）

四八

××：

前信意有未尽，今天继续谈下去。

在拟定“中华文化精华”这门功课的时候，我相信你在分配时间，邀请什么人来主讲这方面，一定煞费苦心。在草案没有提出之前，你还需要和几位得力的同事磋商，经过大家同意之后，才会提到教授会来讨论。现在草案总算成为定案，下一步骤就是“开步走”。办事之难，于此可见一斑。

在前信里，我曾提到这门功课办理得成绩卓著之后，你应该进一步开设“印度文化”、“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等课程。不过那些课程的主讲者，当地不可多得；姑定能够找到适当的人才，听讲的人不见得十分踊跃。最好的办法，就是偶尔请外宾作不定期的演讲，不计分数，让听众有选择的自由。

“中国文化精华”这门功课，每星期三小时，全年所需的时间为七十四小时以上，你把重点放在艺术和文学方面，这两个项目，一共占了全部时间六十巴仙。你这种办法是对的。因为中国的艺术和文学，源远流长。漫说大题目的资料是浩如渊海，光是一个子目，就够把一个人毕生的精力和时间消磨净尽。至于其他课程，并不是不大重要，但在比重上，还须让艺术和文学占一点优势。

我很羡慕美国的几间第一流大学，因为基金雄厚，每年所得到的利息很可观。加以学费高昂，其他捐款或奖学金又源源而来，所以它们除了不断充实图书、仪器，以及其他设备外，还是绰有余裕地经常邀请国际知名之士，作一次两小时的专题演讲。学校当局既要负责演讲者的交通费和膳宿费，又要赠送一笔酬劳费，这种排场倒和最高学府的不惜工本的宗旨相吻合。

南大的历史不过十七年，从初期的风雨飘摇的状态，达到目前一切上了轨道的现象，已经不大容易。我诚恳地希望国内的富商巨贾能够以教育前途为重，慷慨解囊，资助南大以巨额基金。像一代文武兼全的丘吉尔所说：“给我以工具，让我完成这工作。”

像有钱的人可以经常吃到大鱼大荤一样，没有钱的人也可以从物美价廉的黄豆大麦里得到丰富的滋养料。南大限于经费，没法子经常聘请国际知名之士到南大来讲学，但是，一年一度的毕业考试，南大可酌量邀请他们来作校外考试官，名额的多少，看经济的情形来决定。例如去年南大邀请杨振宁教授作校外考试官，这不但提高南大的声誉，而且使新加坡这个岛国增光不浅。

学术是没有国界的，而出类拔萃的人才，不是属于一个国家，而是全世界的瑰宝。我们崇尚学术文化，我们更钦佩顶儿尖儿的人物。目前世界各国都有诺贝尔奖金得奖人，其中有关物理学、化学、文学等方面的名士，他们多数是养尊处优，不大计较报酬。假如南大当局经常留心外国学术文化界的动态，注意他们的行踪，趁着他们到东方来观光的时候，很诚恳地恭送他们一份请柬，邀请他们顺道到南大来观光。这样一来，南大所费甚少，收获甚大，这事情值得南大当局特别慎重考虑。

目前交通这么便利，万里行程，朝发夕至，那些国际知名之士，他们静极思动，很愿意到东方来换换空气。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是知音，所愿意提携的是有志气、有基础的优秀青年。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史大师，剑桥大学名教授李约瑟，他曾受马来亚大学的邀请，到这儿来主持校外考试。他以慧眼识英雄的姿态，选择何丙郁教授做他的门生。在李约瑟的鼓励下，何丙郁很快就登堂入室，而李约瑟的大著也得到何丙郁的协助，先后辉映，相得益彰。

的确，“莫为之前，虽美而不扬；莫为主后，虽善而不彰。”学术文化固然注重创造，但是下一代的青年的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这工作绝对不可以忽略。

我每次和青年晤谈的时候，我总要想尽办法，坚定他们的志气，加强他们的信心。的确，志不立，好像没有舵子的独木舟，在白浪滔天的渺茫的海洋上漂泊一样，迟早会惨遭没顶的危险。同样的，信心如不加强，一遇任何挫折，马上吃不消，从此转业改行，弄得前功尽废。根据这结论，坚定志气，加强信心，可以说是每个敏而好学的青年当务之急。

像工商业家应该时常到外国去观光一样，好学深思的青年也应该时常和国际知名之士接触。诗仙李白自负“下笔万言，倚马可待”，但怀才不遇，也是一筹莫展。因此，他只好写信给当时很有名望的人，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为什么呢？因为“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

关于结交名士这问题，苏辙说得更透彻。他说：

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焉者矣。

关于国际知名之士，我们先读他们的著作，再研究他们的生平，最后，应该瞻仰他们的丰采。以后如有机会亲炙，向他们执弟子礼固佳，不然，青年的心目中已经有模范的人物，作终身努力的目标。假如自己准备充分，而机会又很成熟，说不定有超越前贤的一天。

此请

教安！

子云（1972年1月27日）

编后记

这本《秋水集》整理了好久才告一段落。一方面是我们兄妹工作忙碌，另一方面是因为父亲一向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很高，使我们在校对时，不得不格外小心。

父亲在世时，就像一本活字典。我们因为有这种方便，反而养成偷懒的习惯。尤其是我，对中文从来没下过工夫，到校对时，后悔已来不及，许多成语和典故，看来似曾相识，虽然倒还能够知道什么地方印错了，可是怎样才是对的却不能马上想出来。负责校对的人，必须学问渊博，而我才疏学浅，就因为这样，《海滨寄简》第七集《秋水集》，一直拖到今天才整理出来。我们已尽力而为，虽然离“校正无讹”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请读者们多多指教。父亲九泉有知，一定非常感激。

《秋水集》一共收集了父亲所写的四十八篇“海滨寄简”。日期由1968年9月，一直到1972年1月，前后共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父亲进出医院无数次，又动过大手术。就因为他身体不好，所以他更觉得光阴的宝贵。除了生病不说，他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写作、默想。很多时候，我是他的第一个读者。父亲下笔如有神，他每想到一个题目，总喜欢和我们先谈论一番，过后不出一个半小时，一篇两千多字的“海滨寄简”就脱稿了。

父亲写文章，干净利落，从来不必皱眉苦苦思索，也不必吸烟寻求灵感。他相信“灵感应从心血来”。他的文章向来不必誊清，也很少在原稿上涂改，随手写来就成，所以我们从来不知道写文章有多难。

像以往一样，父亲借他写给好友、读者及孩子们的信笺中，透露了他对人生的见解、治学的方法和做人的态度。现在重温起来，使我觉得他又回到我们生活的圈子来，继续指导我们，鼓励我们，安慰我们。他的许多经验和教训，从前听起来，颇不以为然，现在过了几年，再重读他的书，才知道时间已证实了许多他所说过的话。我相信读者们在看这本书时，也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我必须在这儿向一位父亲的忠诚读者何民联先生致谢。何先生花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把父亲的遗稿收集起来，再加以分类和校对。有时我们对整理的工作松懈下来，倒是因为何先生的热心，使我们继续工作。这本书能顺利出版，何先生的功劳居首。

“不怕慢，只怕站”，我们一定会把父亲未出版的遗作一一整理出来，而不辜负他的苦心。希望不久的将来，最后一集的《海滨寄简》，《长天集》，能和大家见面。

连文思

1975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