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滨寄简第六集　孤鹜集

自　序

这一个集子实在难产，薄薄的一本书，写了三年多才写完。原因并非懒，也非忙，而是生病。照我的计划，一星期写一篇书简，实在再轻松不过。一集四十八篇，只须十一个月工夫，剩下还有一个月，让我好好地休息。

当1965年12月，我写好三十五篇的时候，忽然觉得胸部好像有人用绳子把我绑紧一样，呼吸相当困难。第二天即刻到中央医院治疗，医生说我的心脏衰弱，必须留医。我在医院住了两三个星期，就回到报馆去工作了。以后每半年检查一次，先后检查了四次，到了第三年，医生说恢复健康了，不必再看了。我这才下个决心，重振旗鼓，继续写作。

但是，人为的障碍，有时使人啼笑皆非。幸亏我是个饱经忧患的人，任何不如意的事情，我都能够忍受。到了1968年3月，谢克兄在《民报》主编《新生代》副刊的时候，他非常诚恳地到我家里来要稿，并且亲自送大版给我过目，我觉得盛情难却，同时，我因为停笔两年，有时会觉得技痒，所以有空就给他写稿。《海滨寄简》用《因风寄意》的新名写了二十多篇，另外还有几篇散文，几首新诗。数量虽不多，但慰情聊胜于无，免得一动也不动，光做米蛀虫好些。

这本小册子，就是在生病和人为的障碍下写成的。写完之后，稿件一大堆，既没有秘书替我整理，又没有心情和精力来整理，我想它们的命运大概是扔在垃圾桶里去了。

我常觉得，一个人是否有所成就，以及成就的大小，一半看个人的天赋、学养、努力，一半看机会。所谓机会，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合。从前中国人之所以安土重迁，不大愿意到外国或外省去做工，主要的是害怕水土不合，人地生疏。在那种情形下，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一筹莫展。除了高人隐士心甘情愿地跑到深山幽谷去隐居外，芸芸众生都懂得“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因为人是群居的动物，同一行业的人聚在一起，不但消息灵通，而且容易互相合作。再进一步，规模宏大的机构，到处都有分行、支行、联号。这样一来，无论资本或人才，都容易调动，以此之长，补彼之短，声势自然日见浩大。

同样的，文人、学者，艺术家，必须住在人文荟萃的大都市。在大都市里，有的是著名大学、报馆、图书馆、博物院、书店、出版机关，质疑问题，比较容易。假如长期住在乡下，很难有这个机会。

我很幸运，青年时期，能够在北京研读十年，看了许多名胜古迹，结交了当代第一流的学者专家。中年以后，一直住在新加坡。这儿的文化水准虽然远不如北京，但是长期相当安定的生活，在经济上，可以打预算，量入为出，不必举债；在精神上，到处的海滨可以激发我的思想。海的伟大，更显着个人的渺小。在这种情形下，骄傲、自满、懒惰、妒忌等恶劣的心理可以洗涤得一干二净。相反的，它会使我优哉游哉，以中外古今的大人物做榜样，“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比二十岁以前，双脚没有离开穷乡僻壤的福安县和霞浦县，见闻狭窄，什么都是新奇，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今后须加紧锻炼体力，一有路费，便到处遨游。国际知名之士，他们的足迹遍全球，见闻多，交游广，这种收获，绝不是前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目前新加坡拥有标准的国际飞机场，四通八达，交通相当便利。我希望已经退休的各位亲友们，多多利用机会来旅行，时常更换新环境，接触新事物。这倒是人生的大享受。

1972年10月12日志于云海楼

一

××：

平时大家都是俗务缠身，抽不出时间互相访问。偶尔在公共场合见面，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惜公共场合人多口杂，不便畅谈，怅甚！

记得两个月前，当C先生请客的时候，我们的座位非常接近。我有机会听到你的高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敬老尊贤”。

中国是个礼义之邦，饱读中国书的人，多少都懂得什么叫做敬老尊贤。的确，敬老尊贤是个美德，我们断不能把这句话当做老生常谈，而轻易放过。

在中文的字眼上，我们有“孝敬”一词。因为“孝”字必须和“敬”字排列在一起，这才富有意义，不然，这不但不能表达“孝”字的真意义，而且会把它当做笑柄。

在现代化的家庭里，一般人对于猫儿、狗儿、鸟儿、鱼儿、花儿、草儿都照顾得到无微不至。假如他们侍候老人家，好像照顾动植物一样，只懂得供给他们以滋养料，而没有半点敬意，这实在不应该。

普通人只知道戏是做给别人看的，聪明人才知道戏也是做给自己看的。在人生的过程中，生、老、病、死可以说是必经的途径。除了短命鬼外，大多数人一定要经过老年这一关，尤其是在医药十分发达的时代，从前人认为绝无希望的病症，现在仍可确保健康。因此，在过去半世纪内，人类的寿命至少延长了几十年。

我们固然知道，人老珠黄不值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老年人的特长。老年人的特长是什么呢？答案是，丰富的经验。

喜欢研读《伊索寓言》的人，知道每个故事的后边，都附着一句教训。这个教训是整个故事的精华，同时，也是全篇最有力的警句，言简意赅，既使人容易记忆，又使人深发猛省。

许多老年人，在他们的生命的过程中，曾饱经忧患。他们从忧患余生中得到一些教训，这些教训归纳为一两句话，经过他们一一指点之后，年轻人好像发聋振瞆一样，马上搅通思想。思想一通，许多难题便可迎刃而解。

萧伯纳是最富有幽默感和人情味的人。他曾说，老年人的经验，加上青年人的精力，什么事情都办得通。

但是，现代有些人，尤其是那些仅接受一些浅薄的功利主义的人，对于老年人却缺乏应有的敬意。在他们的心目中，老年人是没用的，最好是把他们送到养老院里，让国家社会来照顾他们。

我曾到丹麦去参观一间设备完美的养老院。我觉得那间养老院什么都好，只是缺少人情味。虽然每个老年人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营养料和医药的照顾，但是由于人情味的缺乏，所以他们的生活毫无意义。说得更坦白一点，他们是在养老院等死。

一个人固然需要物质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精神的生活。老年人的听觉既不聪，视觉又不明，所以对于读书写作都相当困难。在这当儿，他们最需要的是伴侣，非常识相的伴侣。这种人很深刻了解他们的需要，知道他们所喜欢的是什么，所讨厌的又是什么，整天想法子替老年人寻开心，这真是个大功德。

在“二十四孝”的名单里，“老莱子戏彩娱亲”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我们不要死板板地把“戏彩娱亲”解释为做戏给老人家看。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六七十岁的老莱子，很了解八九十岁的双亲，凡事迁就老人家，并且想尽办法，使他们的日子过得比较舒服。

除了醉心学术、艺术、社会活动的人外，大多数人都觉得寂寞和孤独的生活实在很难堪。当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可以时常到歌台舞榭去凑凑热闹，消除寂寞。偶尔遇着风雨连宵，没法子出门，他们已经觉得度日如年，片刻难挨。在这当儿，忽然有些不速之客到家里来谈谈天、喝喝酒、下下棋、打打牌，实在是再开心不过，而“最难风雨故人来”这句话，大可反映出他们的心情。

中年人一天两天的寂寞和孤独的生活已经很难过，老年人的长期寂寞和孤独的生活更不用说了。所谓敬老尊贤的真谛，就是年轻人应该怎样使老年人消除寂寞和孤独，虽然物质上的照顾是不言而喻的。

自丘吉尔逝世后，世界各国的报章杂志多数为文哀悼。在我的有限的见闻中，我觉得蒙哥马利将军在《伦敦星期时报》（1965年1月31日）所发表的一篇追悼文字，最使我拍案叫绝。

远在丘吉尔六十五岁以前，丘蒙二人根本不相识。由于战争关系，丘吉尔担任战时的首相，当蒙哥美利的上司。因为过从较密，所以二人的交谊和普通人不同。

然而蒙哥马利对丘吉尔的爱护，是在最后的十年。他深知老年人最难堪的是寂寞和孤独，所以他一有闲工夫，便到老丘的府上或别墅去访问。他们有时高谈阔论，有时两人相对无言，而蒙哥马利认为，两位老朋友静坐在一起，相对无言的乐趣，才是最崇高的友谊的表现。寥寥数语，便知蒙氏并不是单纯的军人，而是懂得敬老尊贤的儒将。

谈话是一种最高尚的艺术。朋友们在一起互相讨论问题，起码的条件，是大家都很识相，不要刺痛对方的伤痕，不要揭穿对方的瘌痢头，免得对方觉得难堪。假如明白这一点，那么谈天才有趣味，不是受罪。

专此敬请

著安！

子云（1965年2月14日）

二

××：

昨天新加坡高级中学会考的成绩发表后，各校成绩普遍进步，而贵校又独占鳌头，得到最大的光荣，这儿特地向你和各位教职员道贺。

一般说来，贵校算是一间新办的学校，历史短浅，背景不大雄厚，同时，因为贵校远在郊外，而郊外多数是清寒的子弟，他们要在家里参加劳作，行有余力，才来准备功课。虽然先天的条件这么参差，但是由于你和各位教职员的同心协力，战胜一切困难，所以在最短的期间内，贵校已经有极优越的成绩表现。这儿可见事在人为，只要我们立定目标，整齐步伐，稳扎稳打地往前迈进，迟早会造福社会。

我常觉得，青年是白璧无瑕。他们将来成功的大小，全靠青年时代所受的训练的深浅而定。在求学的过程中，小学时代蒙昧无知，一举一动都是被动的。大学时代什么习惯已经定型，其中上智和下愚分别得一清二楚。只有中学时代，一切的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中。在这当儿，假如一间学校一面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全力支持，一面得到校长和各位教职员的尽心负责，那么一般学子，好像生活在时雨春风之中，不知不觉地天天都有进步。

我曾和几位教育专家及办理教育行政的人员晤谈，大家达到共同的结论，即整顿学风和充实师资，二者缺一不可。

先说学风。芸芸众生，往往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打得头破血流。这种利欲熏心的观念，硬是要不得。在整顿学风上，校长和各位教职员须鼓励青年，以寻求真理、研究学问为最大的乐趣。只要他们从寻求真理，研究学问上得到最大的乐趣，那么他们将乐此不疲，把暂时的得失放在度外。只因他们不患得患失，他们这才能够心安理得地倾全力来寻求真理、研究学问。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会稳坐学术或艺术的宝座，人家无论怎样毁谤诬蔑，这好像蜉蝣撼大树一样，不能损伤他们于毫末。

另一方面，假如在校期间，学生没有养成寻求真理、研究学问的精神，那么他们将来离校后，很可能会走下列两途径。一来，文凭一到手，即刻束书高阁，或者干脆把书本卖掉，免得看了会恶心。二来，因为仇视书本，此后只好以耳代目，道听途说。像这种“受过教育的文盲”，到处都是，这等于教育的大失败。

再论师资。比较接近青年的人，谁也知道在影响青年的德性和学问上，家长不如老师，老师又不如同学，而同学的思想的源泉，行为的动机，仍以老师做榜样。这充分证明教职员是多么重要！

须知青年的模仿性固大，创造力尤强。假如教职员能够起了领导的作用，凡事以身作则，那么青年将步他们的后尘，而且进步得特别快。

我们承认，一间中学，甚至一间大学，不能希望每个教职员都能胜任愉快。我们只希望一间中学，甚至一间大学，能够拥有百分之十至二十最得力的教职员，每个人既然学有专长，而又勇于负责。更重要的是大家开诚布公，献身学校，把学校的前途，当做自己的前途；把学生的成就，当做自己的成就。这样一来，不但一间中学会办得有声有色，连一间大学也是如此。

写到这儿，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我把教员和职员排列在一起？这岂不是把教员的身价降低？

我是相信集体领导的人。在处理校务的过程中，教员固然要负起领导的作用，但是，假如一般职员非常不称职，恐怕任何优秀的教员也很难发生积极的作用。

例如注册部。假如它对于全体教员的履历表和课程表，学生的成绩麦和操行表，没有作一目了然的安排，那么注册部难免会整天闹得乱纷纷。又如总务处。假如它对于课室、办公室、贩卖部、食堂、校车、校园的管理漠不关心，让大家各自为政，甚至互相制肘，那么校务也不容易上轨道。这些事情似乎是外表，和学风没有什么关系，不知道精神活动仍离不开物质生活。事实上，只有称职的职员把校务整理得有条不紊，对外能够给一般参观者以良好的印象，对内能够使教员和学生安心做学问，这才使一间中学，甚至一间大学，能够有优越的成绩表现。

有的人仅重视制度，因为他们认为，制度一完善，什么事情都会办得好。我是个既重视制度，又尊重个人的人。我觉得“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许多制度，许多规矩，在原则上一点也不错，只因执行的人不大得力，不够认真，结果什么事情也搅不通。

谈到办学，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两位校长，即爱尔兰的高德祁会督和美国的司徒雷登。

高会督以传教士的牺牲精神来办学。司徒雷登以成功的教育家在短期间内兼任大使。他们的影响的大小虽不同，但他们为教育“献身”（devotion）却一模一样。

他们是知人善任。他们是把每个教职员和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属当做自己一家人。只因他们的为人公平正直，随时随地为全体教职员和学生的前途关心，所以大家都鼓起勇气，竭尽智能，为学校效命。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学生是白璧无瑕的，问题仅看负责陶铸人才的校长和教职员是否会献身。校长和每个教职员懂得献身，而又能够分工合作，治国平天下不过如此，何况一间学校？

专此顺请

教安！

子云（1965年2月20日）

三

××：

承赠《艺林丛录》一册，感甚！

这书是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已出至第五编，可是前四编我还没有看过。这儿可证明我是个乡下人，简陋无比。

据书店的老板告诉我说，年来各地所出版的有关于文史的书籍，因为配给量减少，偶尔寄到一二百本，在没有上市以前，已经被各学校和藏书家抢购一空，以后想再定购，往往会等到望眼欲穿，仍是没有下文。不过这本书分明写着香港出版的，可惜也不容易买到，真奇怪！

本书没有写明编者的姓名，但它的封面和《齐白石诗文篆刻集》极相似。假如我的推测不错，那么这书大概是你编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名缰利锁这关一经打破，有名固可，无名更是心安理得，免得遭人妒忌，发生无谓的麻烦。

全书共65篇，338首，可算是洋洋大观。内容从文字学和训诂学到诗词，从金石到陶瓷，从书法到绘画，从地方志到藏书家，这些古色古香的题材，丝毫没有政治意味。各文的作者有一部分是我在燕京和岭南时代的师友和同事，有一部分是我平素最佩服的艺术家，还有一部分是初次见到的名字。换句话说，这书叫做《艺林丛录》固佳，改为《艺林杂志》也未尝不可。

自现代印刷术日益进步后，每月所出版的书籍、杂志、报纸，真是汗牛充栋，连目录也看不完。价廉物美的纸面书，比较畅销的每年可销到一百几十万册；流行的杂志，销路多达几百万至二千多万本；通俗的报纸的报份，起码是达四五百万份。假如一个学人能够自由阅读两三种文字，那么一天到晚所能吸收的东西，恐怕连九牛一毛也比不上。

一个学者或艺术家要读遍书籍、杂志、报纸上有关某一部门的资料，不但时间不允许，连腰包也成问题。为着弥补这缺陷，有些人才愿意花些时间来做辑录的工作。一篇文章不算什么，几十篇或几百篇同类的文章装订在一起，马上会发生作用。目前书店里出售《古史辨》七种，《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册，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史学和文学的人就是个大帮忙。

但是，在诗词、金石、陶瓷、书法、绘画等方面，迄今只见各报纸杂志时常刊载这些文字。除了个人收藏较多，一见资料就把它剪下，而且不断地加以分类、保存和整理外，过了相当时间，又如雾里看花，梦中说话，纠缠不清了。

本书取精用宏，对于爱好中国艺术的人是个大贡献。就我个人的观感而论，我觉得书法和绘画这两部分，分量较重，佳作也较多，这也许和编者个人的兴趣大有关系。

一代书法家沈尹默先生的《怎样学王》可算全书的压轴戏。全文九千字，一气呵成。他把王羲之的师承，王氏父子的地位，内擫和外拓的方法，说得有条有理。最使我心折的，就是他主张，王的真迹既不易见到，最好是从唐宋诸名家入手。沈先生说：

我所以主张要学魏晋人书，想得其真正的法则，只能千方百计地向唐宋诸名家寻找通往的道路，因为他们是真正见过前人手迹而又花了毕生精力，学习过的，纵有失误之处，亦不妨大体。且可以从此处得到启发，求得发展。

这是沈先生的经验谈。因为他曾从褚遂良入手，然后上溯钟、张、二王，再追踪汉碑，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娟秀遒劲，兼而有之，而这篇文字，恐怕是他毕生学书最大的收获。

友人童书业兄，我只知道他以一部《春秋史》成名，不料别后三十年，他对于绘画也这么在行。他这篇《戴熙画作的特色》，对于宋、元、明、清的画派，了如指掌，既明白他们各自的优点，又了解他们的缺点，所以他的论断，颇有独到之处。童先生说：

戴熙基本上只是本家面貌。虽说其临古之作几乱楮叶，但就今传画迹看来，其“仿古”还是仿自己，较少古人的面貌。石谷能繁不能简，位置紧而笔墨松；戴熙繁简适中，一般以简见长，位置疏笔墨密。

这段话很可以看出他对于戴熙的认识。此外，戴熙除临摹古人外，最注重写生，要使“我与古人同为造化弟子”。双管齐下，所以他的画才算“是清朝三百年来画家的后劲”，像容庆白先生所说的那样。

岭南旧同事冼玉清女士《记大藏书家伦哲如》，写得情文并茂。冼女士笃守独身主义，一生治学不倦，数十年如一日，所以伦先生赠她的诗里才有“林下论文友，闺中不字身”的句子。据说，伦先生曾任北大、师大、辅大等校教授。他时常盘桓海王村及隆福寺，“凡书册为人所忽视者，辄细意翻阅，每于灰尘寸积中，残册零帙中，得见所未见之佳本，后辟通学斋书店，以便装书求书。”

写到这儿，我倒想步伦先生的后尘，开一间书店来装书求书，因为寒斋两间书房，早已成为货仓，以后如再买新书进来，恐怕连桌椅床柜都要被挤到屋外去了。

他如章士钊、陈垣、叶恭绰、郭绍虞、潘伯鹰诸位先生的作品，都是可圈可读，可惜手儿已经写酸了，不想多谈。

简单说一句，《艺林丛谈》是个宝库，里边的确有许多好东西，让艺术家慢慢去发掘和欣赏。

此请

著安！

子云（1965年2月21日）

四

××：

因为长期受了师友的影响，在我所写的长文或短论里，我一再提到《史记》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蒙各地读者的爱护，他们愿意接受我的忠告，买了整套《史记》来研读。作家所说的话，被许多素昧平生的读者拿来一一实行，这不消说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近来我时常接到各地读者的来信，说《史记》他们已经买到，可惜他们的中文的水平不够高，看得不大明白，因而减低兴趣。这一下子可把我弄慌了。在中学的选文里，偶尔节录一二篇《史记》；在大学中文系的课程里，偶尔也在名著选读里边讲解几篇。剩下一大堆名文，多数学生都不能直接欣赏，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正想念间，从书架上找到一册《史记故事选》，是瞿兑园先生编译的。瞿先生大名是瞿兑之，湖南人，今年七十二岁，他的父亲是清末的军机大臣瞿鸿玑，家学渊源，《史记》读得烂熟。瞿先生本人曾任大学教授，精通方志，对于历史掌故尤其熟悉。他不但是个学人，而且是个出色的辞章家。他这部书，一共22篇，170页，每篇多数仅描写一个人，但也有六篇把两人或三人写成合传。每篇的开头，有个提要，简单明了，一目了然。

在写作的过程中，作者一面研读有关的资料，一面驰骋他的想象力，侃侃而谈，娓娓动听。他说的话很有根据，而文字又如行云流水，行其所当行，止其所欲止，不装腔作势，不卖弄学问。深入浅出，如数家珍。我把全书看完之后，不禁要拍案叫道：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居然找到一位真正的知己，可以替他做介绍人，把一些中文水平不太高的学生，提高阅读的能力，加强研究的决心，此后尽可大摇大摆地进一步直接探讨古典的名著，把根柢打得十分巩固，以便随时登堂入室。

我常觉得，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最懂得通时达变，洞悉世故人情。传教士里拥有许多才高学博的文士，他们上通天文，下识地理，旁及医药、法律、艺术、文学。当他们到一个新地方去传教的时候，他们不但苦心焦思地精研当地的语言文字，人情风俗，甚至起居饮食，也尽量向当地人士看齐。这样一来，他们才能够深入民间，博得人民的信任。

谁也知道，第一部《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以后一千九百多年间，不但各国有各自的译本，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运用罗马字，按照各地的方言来翻译。从前人说柳永的词最能深入民间，于是加个按语：“有井水处，皆歌柳词”。西方的传教士也能够做到这一点。有语文处，总有《圣经》的译本。只有这样，《圣经》才能普及民间。

三百年来，说英语的国家都流行圣詹姆士的译本。但是，三百年来，英文的变迁很厉害，许多极平常的成语和生字，现代人已经看得很刺眼。听得很不顺耳了。因此，战后牛津和剑桥大学当局才争取各教会、各大学的《圣经》专家的合作，重新翻译《圣经》。他们经常开会，字斟句酌，一点也不含糊。偶尔为着一个名词，一个成语，大家争论得面红耳赤，直到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这才成为定论。

自这部新译本出版后，不用几年工夫，已经畅销全球了。虽然迷恋古色古香的人，还认为圣詹姆士的译本够典雅，但就普及和实用而论，新译本已经是后来居上。

和《圣经》有同等价值的西洋文学名著，当推莎士比亚的剧本。四百年来，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层见叠出，但他们大多数是做训诂的工作，把莎士比亚的剧本的字汇，作非常仔细的解释。至于帮忙一般读者了解莎士比亚的剧本的内情，到如今，还没有第二个人赶得上19世纪的英国散文家兰姆兄妹。而他们所编译的故事，仅得二十篇，离原文三十七篇还有极大的距离。

从《圣经》拥有各种文字、各种方言的译本的经验；从兰姆兄妹编译《莎氏乐府故事》的经验；我认为中国的古典文学，实在有择要翻译，或全部翻译的必要。

不过这事情，绝对不能希望普通书店，因为书店志在牟利，须偷工减料，一本万利，这才符合它们的愿望。换句话说，这事情须由学术机构做主体，凡例要严密，态度要慎重，同时，须不计工本，把内容弄到尽美至善，这才不会辜负古人写作的苦心。

年来顾颉刚先生对于《书经》的翻译，余冠英先生对于《诗经》的选译，已经成绩卓著。假如有人能够把《易经》译为正确而流利的白话文，这对于古典文学的传播上当不无小补。

有人喜欢唱高调，说翻译的文字诘屈聱牙，不可卒读。其实，这是一种偏见。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到家了。

假如非精通原文，便不读名著，那么不懂希伯来文的人，就不该读《圣经》，不懂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人，就不该看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名著，结果，受损失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老实说，不靠翻译，许多高僧和学人就没法子读佛经；不靠翻译，近代中国的进步将迟延五十年。我们固然不能以翻译代替原文，但翻译至少会引人入胜。须知翻译是饭前的开胃酒，胃口一开，以后大可狼吞虎咽地慢慢研究原文，欣赏原文了。

此请

著安！

子云（1965年3月4日）

五

××：

和你的钢琴教师谢佩贞女士齐名的黄晚成女士，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更具体说一句，她真是个女中豪杰。

她除了以钢琴专家的身份在社会活动外，到了四十开外，才开始学习绘画；到了五十开外，才开始学习德文。这种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最值得人钦佩！

她具备中国文化遗留下来的美德。她服事老母至孝，终年寸步不离。她敬重法国的钢琴老师至诚，时常嘘寒问暖。她的年纪不大，但她对于岭南同学，总是以老大姐自居。像老大哥一样，做老大姐的人必须牺牲自己的时间、精神、金钱，替兄弟姊妹服务。她这种行动是自发的，丝毫也没有矫揉造作，所以和她交游的同学，都异口同声称赞她伟大。

你知道，广州像天津、上海、香港、新加坡一样，是个大商埠。因此，当地的第一流人才，多数希望在工商界一显身手。其中也有极少数人，埋头窗下，几十年如一日。到如今，水到渠成，他们的成就很可观。

只因黄女士要履行她的老大姐的任务，所以岭南校友中的特出人才，她老是体贴得无微不至。她不但给他们作口头宣传，而且把报上的出版消息、书评、特写一一剪下来，藏在书包里，一有机会，就拿出来给大家传观。

岭南是个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特点，就是大多数学生的英文优于中文。但其中也有极少数学生家学渊源，英汉兼优，结果，他们的成就比那些仅通洋文的人大得多。

首先我要提到陈绍颐教授的《中国文学史》。这部书是用英文写的，一共665页，是一部成功的著作。

陈绍颐是陈兰甫（陈灃）的孙子。兰甫先生即《东塾读书记》的作者，在近代广东学术界上最负盛名的许多大师都出自他的门下，绍颐先生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下，自幼打好巩固的基础。后来他进了岭南，留学美国，一路来以才华出众，受师友器重。

他从美国回来后，曾在北大任教多年，和胡适之、朱光潜、朱自清、洪煨莲等教授过从甚密。到了战后，他才往美国各大学任教，这部英文《中国文学史》，就是他多年教学写作的结晶。

年来中文方面的中国文学史曾有许多佳作，尤其是刘大杰，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都有他最精辟的作品，受士林重视。但是，在英文方面，陈先生这部大著可以说是最成功。

一谈文学史，免不了要引用原文。将散文译为英文，还不算十分困难；将韵文译为英文，有时使读者莫名其妙，更不用说要怎样保留原文的神韵了。

年来中国和西洋曾出了不少专家，从事翻译的工作。陈先生除了充分运用已经有定评的译文外，往往要自己动手翻译。他的译文不但达到信和达的地步，有时也有神来之笔，译得够典雅。至于某一学派，某一大文豪，大诗人的按语，他曾字斟句酌，一丝不苟。这部书一出版后，欧美各大学的学生，再也不怕找不到门路，让他们先得到一些丰富的中国文学史的常识，然后再进一步，作专题的研究。

这书原名Chinese Literature：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纽约Ronaid书店出版，对于英校的教员和学生是个大帮忙。

其次，我要提到简又文教授，简教授是岭南的高材生。过去四十年间，他虽然办过中学，编过杂志，当过立法委员，教过书，但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却贯注于太平天国的研究。锲而不舍，成绩可观。年来他出版一套《太平天国史》，都三厚册，洋洋两百万言，在这个专题上，简教授可算是最大的权威。我的同学邓嗣禹教授在他所编纂的《太平天国目录》一书里，也表示同样的意见。

蒙简教授的厚意，亲自题赠他的大著三册。当我还没有看到他的原著前，黄晚成女士早已把香港报纸所载的书评剪给我看了。

现在简教授远在美国，在耶鲁大学的支持下，要把这部两百万言的大著译为英文。这是极艰巨的工作。相信他的英文译本出版时，黄女士又要忙得不可开交，到处替简教授作义务宣传了。

最后，要提到黄廷凯先生。黄先生是诗人黄公度的孙子，也是学贯中西的人才。他曾做过外交官、报馆总编辑、教过书。他深知外国人学习中文最大的难题，在于成语不易了解。因此，他把中国的成语选出三万条，引经据典，找出成语的来源，编为一巨册《中华成语辞典》。这书一出，不但欧美人士珍同拱璧，而且时常要运用英文来教学写作的英校教员、英文报馆的翻译、法庭的工作人员，更要人手一篇了。

记得二十年前，我的法国朋友窦丹先生曾送了一厚册《四字琼林》。他知道普通外国人读中文，仅注意单字，但最重要的是成语。成语是一组字，结构稍微不同，意义完全两样。他知道中国旧式的书塾，都重视《幼学琼林》这么一部书，把普通的典故和成语读熟了，以后读书看报，毫无困难。因此，他才花了多年工夫，编译一部《四字琼林》，虽然在词汇的丰富上，窦丹先生的作品赶不上黄先生。

为着替岭南校友撑腰，黄女士还举行文艺晚会，竭力介绍，甚至亲自购买校友的著作多种，请原著者签字，以便奉赠其他亲友。这种提倡文化的行动，正值得文化部特别嘉奖呢。

此问

近安！

子云（1965年3月20日）

六

××：

年来大家对于提高华校的英文程度问题，时常表示关怀。他们仅知道这问题的重要性，但他们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因此，口号虽然喊得很响亮，实效还一点也看不出。

首先我们要知道，任何生物有个共通点，这就是适应环境。谁能够适应环境，他就会生存；不然，他就会灭亡。左传说得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一个人的生存发生问题的时候，其他任何建树，根本谈不到。

新加坡是整个南洋最大的商埠，所以自马来西亚建国后，有人把它叫做大马的纽约。

新加坡开辟于1819年，当时是瘴雨蛮烟，居民寥寥可数。在殖民地政府的统治下，这儿的第一间最大规模的英校——莱佛士学院——于1823年成立。起初，华人仅办几间旧式的私塾，到了中国废科举，兴学堂后，新加坡的华人领袖，尤其是各帮各派的领袖，才开办一些小学，如道南、养正、端蒙、启发、三山、育英。到了各帮的小学毕业生有相当数目后，社会领袖才集合各帮的人才，创办华侨中学，这是1919年的事情，距离新加坡建埠足足一百年。

起初新加坡以及整个南洋的华文中学和小学，是自生自灭的，政府当局根本不闻不问。它们所用的课本，主要的是来自中国的两间大书店——即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华文中学毕业生，有小部分前往中国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福州、厦门、广州去升学，大多数却留在当地经商，或者在各小学里担任教务。

1951年间，方威廉和吴德耀二位到这儿来调查各校状况，并且建议“马来亚化的教育政策”，这是华校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马来联合邦的教育当局，曾接二连三地发表几个报告书，对于华校课程的改革，师资的审定和注册，以及各补助学校应兴应革的事情，曾有具体的指示。这样一来，马来西亚各华校已经和当地政府的教育政策相配合，再也看不出华校的特性了。

北马有一间学校，得风气之先，它的校长知道当地政府以英文为官方语文，凡是英文优越的学生，出路毫无问题。因此，该校特别注重英文。许多优秀的学生，读完高中二，便可考到剑桥九号文凭。以后无论升学或就业，该校毕业生都占了极大的便宜。

不久之后，新加坡有一间教会学校的校长也是如法炮制。他加重英文课程。事实上，除华文一科外，其他各门科学纯粹用英文课本。这样一来，该校毕业生在政府举办的会考上，往往得到最大的百分比，以后无论升学或就业，该校毕业生也占了极大的便宜。

这两间学校的成功，无形中给社会以刺激。年来新加坡新办的两间教会学校，它们也特别注重英文。结果，在高级中学会考上，它们后来居上。这儿可见，凡百事业都有秘诀或窍门。谁能够抓到秘诀，精通窍门，他就稳操胜算。

华校当局和学生，都亲切地明了英文的重要性，不过要怎样解决这问题，他们还没有适当的办法。现在特地提出两点，以供参考。

第一，加强师资。过去华校的英文教师称职的固多，不尽责的也不少。当时的英文教师，一部分来自中国，一部分来自英文中学。以没有受过师资训练的英文中学毕业生来教导华文中学的英文，成绩如何，可想而知。

年来师资训练班，办得有声有色，同时，那些特别优秀的英文教师，曾受政府资助到英国或澳洲去深造，可惜这些优秀的教师，数目不多，否则他们将大大加强华校的英文程度。

第二，充实设备。目前教导语文的工具日新月异，尤其是收音机、录音机、电视，它们能够给青年学者以最大的便利。

为着避免听惯土气很重的英文，我主张青年学者多收听英国广播电台的报道和评论。起初也许不大习惯，等到将来习惯了，英文的水平也无形中提高了。

英国的唱片公司，多有莎士比亚的名剧以及许多名人的演讲唱片，最近还出了一整套丘吉尔的演讲片。无论学习什么东西，都要取法乎上，标准的英语听惯了，以后一遇着不大标准的英语，马上会觉得看不顺眼，听不顺耳，读不顺口。

此外，用录音带来记录自己的朗诵或对话，这等于配备了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自己的妍媸美丑。只要不断学习，不断改正，不愁英文不会进步。

顺便给你举两个例子。马来西亚著名画家刘抗先生的长公子刘太格君，是华文中学出身的高材生。他在澳洲留学七年，每年都名列前茅。前年他得到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的奖学金，在它的研究院里专攻建筑学和都市设计，结果，又是成绩优异，得到特别奖金。

南大英文系主任饶余威教授的高足叶天颂君，也是出身于华校。只因他敏而好学，在南大读书时已经出类拔萃。毕业后，他得到奖学金，前往加拿大深造，不用两三年工夫，他的学力已经被学校当局赏识，被聘为英文讲师了。

我写这封信的用意，并不是劝你放弃华文，专攻英文，那是自讨苦受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这么傻。我只希望你在学习中文之余，多注意英文，这对你的工作并没有多大妨碍。你瞧，萧伯纳的《卖花女》，从愚昧无知一跃而为人见人爱，能歌善舞的红星，还不是从严格的训练中得来？

记住：一勤天下无难事，学习英文也不过如此。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3月24日）

七

××：

前信意有未尽，今天继续写下去。

在《卖花女》一剧里，那位语言学教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一位毫无知识的野女孩，教导为一个发音准确而又流利的明星。他运用图表和仪器来改正音调，先使她的发音正确，然后教她一句话“西班牙的雨大抵落在平原上边”（The rain in Spain stays mainly in the plain）。亏她很听话，翻来覆去的练习。到了适当的机会，她不禁脱口而出，既正确而又流利，使老师大感惊奇。从此以后，她的信心油然而生。越学越有兴趣，越有兴趣越学。结果，她成功了。

卖花女学习英语的过程，刚好给华校学生学习英语做个好榜样。事实上，只要耐心和有恒，“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到了那时，把笔为文，时常有神来之笔；登台演讲，往往会妙语如珠，这完全看长期训练的工夫。

华校学生读英文，从小学而中学，而大学，至少也花过十几年的光阴。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大多数仅懂得看书，写作的机会既不多，会话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其中还有极少数，连开口对答最普通的应酬话的勇气也鼓不起来。

目前新加坡政府虽然把四种语文一视同仁，但是政府各部门的公文、信件、记录、完全以英文为基础。假如英文这一关没有打通，那么到政府各部门求职的机会就毫无把握。

同样的，联合邦政府正式规定从1967年起，以巫文为唯一的官方语文，但是，按照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经验，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英文还是拥有最大的优势。原因很简单。政府的高级官员，过去所受的都是英文教育，尤其是那些从外国留学回来的高级官员，他们的巫文程度远不如英文那么到家。因此，英文还有它的用途。

我一向是崇尚母语教育的人。但是，除了母语之外，兼通几种语文，不但对于母语的学习没有妨碍，而且使视野更广大，思想更深刻，词汇更丰富。目前英国的两位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一个是牛津大学出身的汤因比，即《历史的研究》的作者；另一个是剑桥大学出身的李约瑟，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他们至少都可以自由运用十多种语文。鉴于这两位名学者、名著作家的惊人成就，我们大可鼓起勇气，下个决心，除了要精通中文外，至少也要达到自由运用英文和巫文的地步。不然，我们许多青年在求职的时候，就要吃眼前亏。到了职业没有把握，生活发生问题，那么高深的学问的研究，各种社会活动的参加，当然谈不上。

最近王慷鼎先生发表了一篇大文，题为《南大毕业生在国际学术界拓疆场》。他说，南大毕业生有百分之十到外国各大学留学，其中已经有三人得到博士学位。另外至少有三十三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对于这些优秀青年的特殊的成就，我真是开心。我虽然没有在南大教过书，但我曾花了半年时间，参加初期的筹备工作；后来又花了四个月，在“南大检讨委员会”服务。现在眼看这些青年学者没有辜负他们的使命，在国际学术界显露头角，这无疑是南大的光荣，同时，又是整个马来西亚的光荣。

为什么南大毕业生能够在外国各大学有优越的成绩表现呢？因为这些学生都是敏而好学。更具体说一句，他们在中学时代，已经把中、英、算三科的基础打得很巩固。须知语文是求学的工具，语文有把握，以后看书才能够洞悉底蕴，写作才能够搔着痒处，而且速率和效能将与日俱增。至于数学，这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假如数学没有把握，此后研究任何科学，甚至最抽象的哲学，也是雾里看花，模模糊糊。自己既然不能深入，将来到学校去执教鞭，岂不是要误人子弟？

谈到南大毕业生，我不能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南大历史系第二届毕业生颜清湟先生，也是华校出身。他的成绩优异，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到了毕业后，他就被学校当局委任为助理。他懂得充分利用图书馆，埋头苦干，写了两本专著，即《雪兰莪史》、《森美兰史》，资料既丰富，下笔又极审慎，不久之后，他的大名便不胫而走了。

你知道，澳洲各大学对南大多少有些偏见的，但颜先生的成绩，居然可以打破它们的偏见。现在他已经得到澳洲国立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签订三年合同，从事专题的研究了。

颜先生不但中文好，英文也写得通。日前我把他写给我的英文信，交给一些仅受英文教育的高级官员传观，他们个个都表示赞许。但是，颜先生志不在小，他准备充分利用留学澳洲的机会，一面打好英文的基础，一面搜集资料，以便撰述博士论文。三年之后，大家应该刮目相看。

回头再说英文会话。我有个朋友，他可以自由运用十种以上的方言和语文，而且样样说得很正确而流利。我问他有什么秘诀。他说，唯一的秘诀，就是厚着脸皮，学一句，说一句；学两句，说一双。以后就充分运用一切的机会，看看对方最擅长哪种方言或语文，就展开浑身解数，用对方所运用的方言或语文来对答罢了。据他亲身的体验，在良好的环境中，早是三个月，迟是半年，便可自由运用。

他这句话，现在已经得到美国各大学的语文系的证明。因为学习得法，现在美国人学习中文一年，比过去华校学习英文十年的成绩还佳。简单说一句，学习任何外国语都不难，只要你懂得每天肯花四小时以上，翻来覆去不断地练习。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3月28日）

八

××：

日前和一位很会写字的朋友谈天。我请教他学书的经过。他说，他临摹的时间较短，但他却有极好的机会，跟三位书法家交游。当每个书法家要为人家写字的时候，他一定自告奋勇地替他们拉宣纸。积十年的经验，他深得运笔的奥妙。过去二三十年间，他也时常为人家写字，不过我觉得他写条幅比较潇洒超脱，写招牌大字略嫌骨力不够。

谈到现代书法家，他最佩服于右任先生和沈尹默先生。于先生年轻时代是个热情的革命家。他曾创办过《民立》、《民吁》、《民权》等报。一代报人张季鸾先生是他的助手。目前年纪在六七十岁以上的中国政治家，多少都受过他的影响。

于先生毕生的精力，集中于书法，尤其是他所编著的一部《标准草书》，不但花了他很多时间，而且花了他的全部财产，至少也有五十万元。

原来于先生是个艺术家。艺术家为着求真、求美、求善，对于任何事物都挑剔得很厉害。当他准备写《标准草书》的时候，他曾到处搜求真迹。虽然在俗人的眼光中，真迹是一片故纸，不值得半文钱；但是在艺人的眼光中，这些东西正是价值连城。

有一次，有个古董商拿了一幅王安石的字到于先生府上求售，索价三千元，于先生把这幅字留下，把玩了几天。到了古董商重来访问的时候，于先生告诉他说：“假如这幅是王安石的真迹，那么三千元一点也不算贵，可惜这是假的，所以我不要？话又说回来，我曾采用这个字幅里的一个字，现在奉送二百元给你，作为这一个字的代价。”他这种天真的态度，唯利是视的商人当然看不惯，但是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如此。

于先生学书六十年，无倦无怠。有时他很愤慨地说了一声：“假如我花六十年工夫去治学，自信在学术上也许有更大的成就。”其实，学艺和学道，治书法和治学术，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最重要的，就是勤学苦练，等到工夫到家，谁也会有左右逢源的乐趣。

自于先生去世后，他的墨迹马上提高价值，事实上，在过去二三十年间，除了生病以外，他每天平均要写三十个条幅，论数量，不能不说是很可观。

照规矩，国家和社会对于丰功伟绩的艺术家，应该有特殊的表示，例如建筑博物馆、纪念堂，将于氏生前所写的文章和诗篇，所写的书法，尽量搜集在一起，或出专集，或印拓本，留给后代人观摩。可惜目前万方多难，有钱有势的人，未必对这事情很热心；少数热心的人，未必有举办这事业的能力。久而久之，他的著作和书法风流云散了，他的生平早已被人遗忘了。过了几百年之后，说不定有个强有力的知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广事搜罗，然后建筑一间于右任博物馆来纪念他，说他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

和于先生齐名的，是沈尹默先生。沈先生在艺坛上的活动也有六十年的历史。他是个高度近视的人，只因他患着近视，所以“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积六十年的经验，他早已达到“神乎其技”的地步。

年来沈先生写字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除了为许多著名的古籍题封面外，他也时常为人家写对联、写条幅。他的字以一寸左右的楷书和行书最为出色当行。此外，为着培养后进，给一般初学者指示迷津，他曾把毕生学书的经验，配合着古代书法家的教条，融会贯通，成为一家言。这种造诣，和于先生的《标准草书》，可说是先后辉映，相得益彰。

诚如沈先生的高足郭绍虞先生所说：

先生说出了自己体会有得的经验，再指出了怎样体会的方法。他教人通过自己的想象活动，去欣赏古人的书法，从静的形中体会出动的势，于是古人执笔运笔之法也就恍若亲受指示了。这真是金针度人之谈。一方面说明了学书经验的基本工夫，一方面又指出了如何从基本工夫的实践中达到超诸境界的方法。与人以规矩，同时也与人以技巧。语深语浅，左宜右有，于是沈氏的理论经过这样解释，也就变得更切实用而行之有效了。

一般说来，中国的书法，肇始于先秦，发扬于汉魏，到了晋代王羲之、献之父子，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唐代的书法家，欧褚颜柳，李孙张章，继承二王的余绪，各有特殊的造诣，但当时社会上最崇尚是诗篇，而不是书法。宋代的苏黄米蔡，以书法名家，然当时最占势力的，却为理学，而不是书法。元代的赵孟，能画能书，大有上接二王，下启明清的气概，然而他的书法，妩媚有余，骨力不足，很容易起人反感。赵氏以后，最特出的为董其昌，他如文微明，祝枝山、唐寅等人，多少都有才子的作风。

清代朴学的风气特甚，比较高明的人都注意训诂、音韵、校讐、历史、地理、算术等部门的学问，对于艺术反而不大注意。

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我们居然产生了两位特出的书法家——于右任先生和沈尹默先生。他们都活得长寿，这也许是上天有意给人们以刺激，希望大家在求实用之余，不妨鼓励少数人从事书法的研究。

此请

著安！

子云（1965年4月4日）

九

××：

每次你从伦敦寄信回来，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着看。事实上，无论谁踏进大门，第一句话无非“二姐有信来么？”可是看完信后，随手把它扔在一边。等到要写回信的时候，你推着我，我推着你，结果，多数还是由我执笔。

根据谁也喜欢看信，不喜欢写信的心理，最近我曾买到一些名家的书信集，其中《拿破仑书信集》，是我首先想读的一种。

这部书信集仅收二九二篇，由英国人人图书馆出版。拿破仑是最爱写信的人，平生写过六万至七万封信。当他执政的十五年间，平均每天要写十至十二封信，虽然在旅行或打仗时期，这个数目会减低，尤其是从莫斯科打败仗回来，许多重要的文件和信札曾被烧掉或失落。

从这二九二篇信里，我们可以看出拿破仑的思想是怎样，本领又是怎样？嗜好是怎样，社会观念又是怎样？这几个特征由别人来写，说不定还会搔不着痒处。假如从他亲笔写的书信里慢慢寻章摘句，这似乎更见亲切。

拿破仑自幼立志从戎。他深知兵士常在枪林弹雨中讨生活，入死出生。因此，他永远准备和死神接吻。只因他在精神上有这么准备，所以天君泰然，绝对不会为着怕死贪生，致影响工作的情绪。他说：

就我个人而论，我根本不注意我会遭遇什么事情。我把生命看做无足轻重。我的永久的心情，等于士兵在战争的前夕的心情。我曾达到这个结论：因为每分钟都有死亡的机会，所以忧虑是再愚蠢不过的事情。任何事情将使我毫不畏缩地面对我的命运。

拿破仑像赵子龙一样，可以说是一身都是胆的人物。为什么他会这么勇敢的呢？因为他饱经忧患，备尝艰苦，多一次战争的经验，就多一倍勇气。什么险阻艰难的场面，他既然都见过，请问他还会害怕什么？

在一般的情形下，带兵的是武官，可是指挥将军的却是文官。事实上，这种最高的文官应该比普通军官更有胆量，更有军事的经验。他们所需要的胆量是精神上的胆量，这仅能从面对危险的习惯中得来。因此，拿破仑坚决主张，凡是指挥将军的文官，最好曾经参加战役，而且须从战役中表现出他们的胆量。

拿破仑是个崇尚真理，热爱祖国的人，他深刻地认识这种人一定到处吃亏。只因他早已准备吃亏，所以他像屈原一样可以大声高唱：“苟吾道之不遗，虽颠沛庸何伤？”换句话说，他的投笔从戎，是有目标的，有信仰的，并不像有些人因为在社会上找不到立足点，所以才去从军。

当拿破仑没有遭遇最后的失败之前，他的铁骑正是纵横欧洲，所向无敌。据他多年的研究，他认为一件事情要做得成功，必须谨慎、机智、手腕，这才能够克服任何困难，达到最大的目标。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门径，从胜利到失败，相差不过一步。他的经验是，在危急关头，谁能够把握详细的情形，谁就稳操胜算。

有些糊涂将军，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带的士兵的数目，粮饷的多寡，交通运输的难易。拿破仑刚好是两样。他每月收到兵员的名册或战舰的清册的时候，他每天总要花上一两个钟头，细心研究详情。他做事往往要集中精力，当一事没有做完，其他天大的事情，他完全置之不理。据他自己说，他阅读这些报告书，比较一个少女浏览小说更见专心。

真正的大将，往往是身先士卒，害则居先，利则居后。只因他懂得避利居害，所以他才能够博得全体士兵的欢心。此后，他的发纵指示，谁也会佩服到五体投地，绝对没有异议。因此，他主张：“这种职权是那么重要，所以在海上，好像在陆上一样，做将军的人应该是第一个要观察敌人。但在海上，海军上将不能离开他的军队，因为他一离开，他就没法子和他们再会合。”拿破仑并不是个老粗。他是个精通韬略，严守作战原则的人。古人说：“盗亦有道。”做强盗的人还需要严守几个原则，那么做统帅的人，当然也要按照原则来作战了。

当西印第安战役时，他曾给罗利斯吞将军一封信。他说：

假如当你在那边成立你的据点的时候，你被英军攻击，同时，你又碰着大变动，那么你千万别忘记三件事情——集中你的军力，准备作战，决心作壮士式的牺牲。在我所经过的一切战役中这三大战术的原则，给我这边带来幸福。死不算什么一回事：但是，给人家打败之后才死，或者在不名誉的状态下死掉，这等于天天在死亡。

古人说：“有断头的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我是个爱好和平，不爱战争的人。但是，一旦我被迫到没有选择的余地，非打仗不可，那么我将步历代许多名将的后尘，身怀猛烈的武器或毒药，一看大势已去，只好一死以谢国人。因为在打败仗之后，成为俘虏，慢慢地给敌人所组织的军事法庭来清算，来抢白，这不如赶快死掉还干净。这封信仅写到这儿为止，明天继续详谈。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4月8日）

十

××：

拿破仑的南征北伐，拓土开疆，并不是为战争而战争，而是希望把国家弄得富强之后，才积极提倡文化教育。换句话说，他把战争当做手段，富强文教才是他的终极的目标。

当1796年，他在意大利的名城米兰的时候，他曾写封信给当地的天文学家。他说：

科学使人的心思崇高，艺术使生活美化，而且把生活上最大的成就传播给子孙，这两件东西应受每个自由政府的特别尊重。

寥寥数语，可以看出他对于科学和艺术的重视。他知道过去米兰城的学者埋头苦干，他们仅希望帝王和教士不要骚扰他们，这已经心满意足。自他占领这个城后，他可以保证所有学者长享自由的乐趣。他要聘请所有学者，要他们告诉他，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或者提供什么必需品，使科学和美术能够得到新生命和新经验。这是他最大的期待，他希望这位天文学家把他的意旨转告米兰城的出类拔萃的学者。

像他崇尚科学和艺术一样，他对于音乐也有特殊的爱好。他认为音乐不但会陶冶性情，而且会提高道德水准。虽然他在米兰城的总部里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仍会抽出时间来跟巴黎音乐院的职员通信。他说：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将花了最大的力量，使你能够履行你的计划，使音乐院所缺乏的宝库得到充实。

在一切艺术中，音乐最能影响感情，所以音乐是立法议员要特别鼓励的东西。一个大师所谱出的几节富有情操的乐谱，一定会影响感情。事实上，音乐比较最著名的有关于道德的书籍，更有影响力，为的是后者能够说服我们的理性，但不能够改变我们的习惯。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手握大权的人能够这么注意音乐，一般人民当然会受他的潜移默化。到了爱好音乐成为普遍的风气之后，高材捷足的人当然会把生命献给音乐，因而使巴黎成为国际乐坛上的一个中心。

中国古代的伟人，尤其是顾炎武，当他要作长途旅行的时候，他往往要准备两头驴子，一头自己骑，一头给他载书。同样的，能征惯战的拿破仑，当他行军的时候，他不但忙于写信，而且勤于看书。因为行军没有固定的地点，他只好随遇而安。他知道书籍是个笨重的东西，少带不够用，多带又非常麻烦。因此，他特地和皇家图书馆馆长商量，要他选出一千本书，卷帙要小，字体要大，然后请印刷厂精印出来，以便随身携带。

你瞧，他的流动图书馆是包含那些书呢？答案是宗教书籍四十册，史诗四十册，剧本四十册，诗六十册，小说一百册，历史六十册，其余六百六十册，是历代有关的史实的记载。

谈到宗教，他是抱着兼收并蓄的态度，无论基督教或回教，无论新教或旧教，他都是一视同仁。凡是译本，他要选择最佳的译笔，同时，他还注意任何教会的历史呢。

谈到史诗和剧本，他所牵涉的范围颇广，不过他所选择的标准很高，只有那些经过时间的淘汰而又能够站得住的东西，他才看得上眼。

至于小说，他仅着眼于古典的名著，凡是不入流的东西，他连看也不想多看一下。

他对于法国的两位文豪卢梭和伏尔泰景仰备至，不过他并不是漫无选择。相反的，他仅挑选卢梭的《忏悔录》和伏尔泰的《伯爵》，但卢梭的《爱弥儿》，以及他的书信、备忘录、演讲录、论文集却在摈弃之列。他对伏尔泰也采取相同的态度。

他希望图书馆长给他预备有详细说明的目录，而且须指出那些书籍最值得一读。

这一千册书的印刷费和装订费相当可观，事前须作详尽的预算。每个作家的作品应该占多大分量，每册书有多重，全部书籍需要多少个箱子才能够装得完，书籍和箱子须占多大空间。一切一切，都有所交代，一点也不能含糊。

从上述几段话看来，拿破仑是个理智和感情有平衡发展的人物。他对于每部门学问的分配都是经过详细的考虑。最难得的就是他特别注重历史，把全部流动图书馆的百分之七十二的书籍，分配为史部名著和史料。这种作风倒是和中国的大学者相接近。因为他知道，要鉴古知今，除了时常参考史籍外，没有第二条门径。

当中国的商人仅懂得写流水账，中国的学人仅运用笔记簿的时候，拿破仑却棋高一着，早已懂得利用分类引得了。他不但利用分类引得来治学，他还知道把分类引得来治军。他要把敌我两军的一切调动，造成详细的分类引得，以便一目了然。既节省时间，又节省精力，而效率的提高，自在意料中。

他对于巴黎的生活有彻底的认识。他说巴黎以女人为中心，到处都有女人看戏、逛书店、逛公园，甚至教授的研究室里也有女人。男人想女人想得发疯，除女人之外，什么也不想，仿佛他们是为女人而生存一样。他们一天无事忙，连思想也没有工夫。

综观拿破仑的书信集，我们可以想见其为人。虽然他所受的教育有限，但他具备天赋的聪明，惊人的魄力，无比的信心，所以他不但在军事上有特殊的表现，而且就文论文，他的书信集将永远流传下去，值得后人研读。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4月9日，赴澳前夕）

十一

××：

在澳洲旅行三星期，也许因为兴奋过度，同家后，觉得脑袋空空洞洞，整天只想看书，不爱动笔。除了例行公务外，正经的文章没有写过一篇。现在静极思动，缄默到了相当程度又想说话，虽然我所谓说话，主要的还是“笔谈”。

过去两个月间，接到几封使我非常愉快的信，一封来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中文系主任周策纵教授，两封出自你的手笔。

你说，在过去一二十年间，你曾暗中摸索，直到最近半年，才摸着门路。这几句话是学道或学艺者的心得语，望你不要小觑自己。

在人生的过程中，虽然我们应该抱着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但是真正得力处全在一年半载之间。《大学》所谓“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换句话说，“用力之久”是因，“豁然贯通”是果。假如一个人希望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最好先从“用力之久”着手。

用事实来证明。梁启超在中国文坛上驰骋三十年。他向来是手不释卷，笔不停挥，但他最得力处全在他跟康有为问学的短期间。梁启超十八岁那年由友人陈通甫的介绍，认识康有为，到了第二年，康有为答应他们的要求，在广东省城长兴里的万木草堂讲学。且看梁启超所得的印象是怎样？

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劄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见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全集》第三十六册“三十自述”）

为什么梁启超在十九岁那年会进步得那么快呢？因为在没有认识康有为以前，他对于训诂词章已经很有根柢，所以一经康有为的指导，才能够发生很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那年康著《新学伪经学》的时候，梁从事“校勘”的工作；著《孔子改制考》的时候，他又从事“分纂”。此外，康还著述《公理通》、《大同书》。须知这几部著作是康有为一生治学最大的贡献。梁启超有机会参加“校勘”和“分纂”，把耳闻心得的方法，一一拿来实施；一面接受新方法，一面加以应用，进步自在意料中。

写到这儿，我又不能不联想到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哲学家、逻辑家、经济学家、文学家的弥勒。弥勒没有进过正式学校，仅由父亲一手栽培成功。当他十四岁那年，他的父亲正在著述一本书，弥勒得有机会参加抄写和校对的工作，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所以他毫不费力地把父亲的全副本事学过来。就在父亲所铺的基础上再努力几十年，所以他的成就当然是后来居上，超越前贤。

根据上面的分析，最近半年你能够豁然贯通，主要的是靠过去长期的努力。假如过去不大努力，就是天天让一代大师跟你讲解，也是白费工夫。

你到英国已经三年多，除了继续学习钢琴外，最近两年来，你还兼习古钢琴（Harpsichord）。只因老师教导得法，同时，你对古钢琴又有浓厚的兴趣，所以进步神速。从今年三月起，你已经公开表演过三次，其中两次在皇家音乐院，一次在芬顿音乐厅（Fenton House）。

据我所得到的报告，在这三次公开表演中，你的手法纯熟，态度大方，甚得教授和专家的赞赏。这么一来，你不但把从前的“怯台病”一扫而光，而且会加强自信心，作高深的理论的探讨，巧妙的艺术的欣赏了。

说来古今中外都一样。“阳春白雪，和者必寡。”凡是出神入化的东西，能够真正赏识的人一定不多。远在唐朝，诗人已经高唱“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因此，一般俗人不懂得欣赏古钢琴，自是意料中事。

你的钢琴老师冯太太告诉我说，在马来西亚，连一架古钢琴也找不到。我也曾到几间琴行去调查，他们回答道，这东西很名贵，他们从来没有采购过。

年来我曾写过好几篇社论，请当地政府创办音专、美专、体专。截至现在止，还没有得到任何有力的反应。因此，这儿的青年音乐家、美术家，体育家如想得到高深的造诣，必须负笈外洋。留学期间，固然会增加家庭的负担；学成之后，回到本邦，又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直到国际上要举行什么音乐比赛，美术比赛，或者世界运动会的时候，大家这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觉得人才缺乏。

须知人才小半靠天赋，大半靠培养。所谓培养，这是指一生片刻不断的努力。在外国留学四五年，甚至六七年，至多仅算打基础，以后的繁荣滋长，开花结子，仍需要几十年工夫才可完成。

但是，长期在外国也不是办法。最好在学业告一段落的时候，就回国服务，一面把几年来所学到的新知识、新方法介绍给国内的青年：一面要了解国内的实际情形，以及各种问题的症结。到了相当时间，再度出国去考察，把胸中所积蓄的许多问题，亲向高明的教授专家请教。这种反刍的工作所发生的效果，当然比长期住在国外，对于国内情形毫不了解的人好得多。忙中草此。

顺问

学安！

子云（1965年7月1日）

十二

××：

前函意有未尽，今天继续谈下去？

我曾说，一个人固然可以活到老，学到老，但是真正得力处，不过一年半载工夫。同样的，一个人固然可以阅览万卷书，但是真正受用处，不过两三个作家或几种作品。伶王梅兰芳一生演戏五十多年，他的拿手好戏，不过十出八出，这些戏就是他的看家本领。假如把他碾成骨灰，恐怕每粒微尘，每个细胞，仍有他最得意的杰作的影子。

你时常懊悔，少年时代没有好好的用功，直到你负笈英伦后，才恍然大悟，片刻不停地努力。因此，你才有这么一个比喻，说你盖房子不是从地基造起，而是从楼上盖下来。这是你学道学艺的心得语，同时，也可以证明，当一个人的学业猛进之后，对于自己的要求越来越苛，所以时常有“早知今日，悔不当初”的感觉。

一代学者兼词人王静庵曾说：“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归真反璞的陶渊明，当他挂冠而去，高唱归去来兮的时候，他最得意的豪语是“觉今是而昨非。”其实，“今是”是由“昨非”演化出来的。假如没有“昨非”那里来得“今是”？只因过去经过千锤百炼，只因自己过去尝着“试验和错误”（Trial and error）的滋味，所以一旦得到正确的结论的时候，往往会懊悔过去曾浪费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俗语说得好：“罗马城不是一天筑成。”事实上，岂止罗马城不是一天筑成，世界各国的大城，都是一步紧接一步，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设计的初期，无论城市设计专家多么高明，他至多仅能计划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的轮廓；超过这期限，他的计划恐怕又要全盘改观。那时，他恐怕也要自怨自艾地说了一声“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了。

就新加坡的女皇镇而论，五年前这儿是一片荒山，现在却鳞次栉比，变成可以容纳二十万人的卫星镇。据国家发展部的高级官员告诉我说，五年前，他们估计这地区的屋子和车辆的比例，约为四比一，这是说，每四个家庭拥有一辆车，可是五年后的今天，事实告诉我们，每两个家庭已经拥有一辆车了。这样一来，停车场大成问题。假如五年前他们早就知道车辆会增加得这么快，恐怕他们一定会建议，把每座大楼的底层，甚至把地窟改为停车场了。

经历一事，增进一智。经验的宝贵就在这儿。

年轻时代，我曾有一股傻劲。我受了两句对联的影响，差一点要误入歧途。这两句对联是：“六经读罢方下笔，五岳归来不看山。”因此，当我大学毕业那一年，我曾准备到名山古刹去潜修十年，希望有一天达到“顿悟”的境界。后来把这计划和几位师友商量，他们都说此路不通。最好的办法，是一面学，一面做：理论和实践并重，治学和治事兼顾。这不但很实际，而且使理想更容易实现。经过师友的指点后，我再也不做“顿悟”的美梦了。我仅脚踏实地做累积的功夫。积三十年的经验，现在虽然仍没有特殊的成绩表现，但我自信已经从暗中摸索里摸到治学的门径了。用诗圣泰戈尔的豪语来说：“只要给我以时间和精力，我将使帝王变成可笑的东西。”

现在和你谈谈“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这些问题。

一个人千万不可以妄自尊大，因为妄自尊大的人，一面暴露自己的一切缺点，同时，使自己自满自足，断送一切前途。当他在大庭广众中大夸海口的时候，识者难免会暗中窃笑。虽然为着顾全面子的关系，那些饱经世故的识者，绝对不会当面凿穿对方的狂言乱语。

另一方面，一个人千万不可以妄自菲薄，因为妄自菲薄的人，多数表现没有自信心。一个没有自信心的人，懒惰固然不行，努力也是徒然。他绝对没有自己的意见，他只记得东方的哲人怎样说，西方的学者怎样说，他永远忘记自己应该怎样说。像这种喜欢掉书袋的人，永远不会著书立说，他至多仅能编纂字典，辑录类书，让自己的宝贵的头脑给古今中外的名人来储藏残渣剩滓，这未免太可惜。

最后我要你仔细玩味“认识你自己”（Know yourself）这句话。根据“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这个大前提，任何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就个人而论，尽量发挥自己的特长，尽力补救自己的缺陷，这是成功的秘诀。就交友而论，尽量介绍友人的特长，尽量掩护他的缺陷，人家将感激不尽。要达到这目的：第一，要有识见；第二，要有勇气；第三，要避偏见。不然，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去，这不但谈不到介绍，而且几近讽刺，徒增对方的反感。

来信说，你将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来研究音乐。这种态度，我最赞成——举双手赞成。须知治学和治事，最难得的是决心。有了决心之后，能够以最大的勇气，无比的魄力来实现这决心更难。许多人也许有肤浅的决心，只因缺乏勇气和魄力，所以未进先退，欲说还休，结果，一事无成。这情形最值得我们警惕。

近来颇懂得养生之道。黎明起床后，喝冷开水几杯，然后到公园去散步，来回约一点多钟。吃了早餐和看报后，再假寐半小时。这样一来，我就能够以充沛的精力来治学和治事。这是亡羊补牢的办法，现在特地写出来，让你作笑谈。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7月9日）

十三

××：

真是话中有话。一连写了两封信，还没有把要说的话说完，所以今天还要继续说下去。

刚才接到七月十四日的信，知道十二日你又参加了一次演奏会。虽然你的成绩曾被主持的团体“极力推荐”，但唯一的首奖却落在一位三十五岁的老学生的身上。那位老学生原先是在皇家音乐学院肄业，离校已经十几年，现在旧地重游，再接再厉，功力既深，造诣自不同凡响。你应该很虚心地向她请教，问她在离校期间，怎样分配她的时间，是否遇到名师，是否在长期自修的时候，找到新奇的表演的技巧。

自你立志学习音乐以来，你对于近代音乐的开山祖师巴赫特别有兴趣。这也许是受你的最得意的老师谢佩贞女士的影响。据谢女士说，在她所有的学生中，对于巴赫有特殊造诣的，仅有你一人。这是三四年前的评语。自你到伦敦后，你仍以巴赫为研究的中心，今年上半年的岁次公开表演，不但你个人多弹巴赫，其他同行也弹巴赫。在彼此的互相鼓励，互相琢磨下，进步自在意料中。

我常觉得，音乐像其他任何部门的艺术一样，最重要的是找个佩服到五体投地的对象，专心一志地学他十年八年：到了规模粗具之后，然后博览历代各大家的作品，而每次学习其他各大家的作品的时候，仍以最初的对象来作衡量的尺度，以便找出每个人的成败得失。最后，摆脱所有大师的影响，独树一帜，这才算是真正的成就。

现在引用明朝倪苏门的《书法论》来说明上述的论点。他说：

凡欲学书之人，工夫分作三段：初段要专一，次段要广大，三段要脱化。每段要三五年，火候方足。所谓初段，必须取古之大家一人以为宗主，门庭一定，脚根牢把，朝夕沈酣其中，务使笔笔肖似，使人望之即似是此种嫡派。纵有誉我，谤我，我只不为之动。此段工夫最难，常有一笔一直，数十日不能合辙者。此处如触墙壁，全无人路。他人到此，每每退步灰心；我到此，心愈坚，志愈猛，功愈勤，无休无歇，一直往前，久之则自心手相应。初段之难如此，此后方许做中段工夫：取魏晋唐宋元明数十大家，逐日临摹数十日。当其临摹之时，则诸家形模，时或引吾而去。此时步步回头，时时顾祖，将诸家之字，点滴归源，庶几不为所诱。

然此时终不能自作主张也。工夫到此，倏忽又五七年矣。此时是次段工夫。终段则无他法，只是守定一家，又时时出入各家，无古无今，无人无我，写个不休；写到熟极之处，忽然悟门大启，层层透入，洞见古人精微奥妙，我之笔底迸出天机来变动挥洒。回头视初时宗主，不缚不脱之境，方可自成一家矣。

上述一段话，你也许没有见过，但是，根据最近的几封信，我不难猜到你已经洞悉此中的奥妙。

我曾对阿萧说，在中学时代，你和阿藩都不大用功，直到你们负笈英国和澳洲后，这才发奋用功，现在你们已经恢复失地。你回信说，收复失地根本谈不上。要真正恢复失地，起码还需十五年至二十年工夫。这些话也许是你过分谦逊，但也可以说，你在欧洲各国跑了一趟，眼界高了，对于自己的要求也更苛了。更具体说一句，中学时代你学习音乐，是被动的、无意识的，到了伦敦后，你学习音乐，是自动的、有意识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出发点一丝一忽的差别，到了终止点便截然不同。

唐朝的书法家孙过庭，他写了一本书名叫《书谱》，其中有两句警语，就是“心不厌精，手不忘熟”。真正的艺术家，不但行思、坐思，连做梦也没有忘怀。只因精神集中，所以他迟早会把握住窍门。

这还不够，真正的艺术家，每天至少有两三个钟头，锻炼基本的技巧。只因不断锻炼，随时改正，到了技巧达到非常纯熟的地步，他就会觉得“官知止而神欲行”，他就会领略“心悟手从，言忘意得”，所谓“得心应手”，就是这意思。

研究艺术的人，最怕眼高手低。偶尔看了几本谈理论的书籍，或者有关某部门学问的历史，便心满意足，以为自己早已精通这门艺术或学术了。这是故步自封，谁患了这毛病，谁就是不可救药。

我曾说过，“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做。”要有真知灼见，只有做了才知道。你在家里看妈妈烹调毫不费力，不知道这是经过多年的磨炼后，才可见效。一来须肯学，二来须处处留心，三来须不怕麻烦，不辞辛苦。不然，当油花四溅，热气腾腾的时候，稍微畏难的人，早已望而却步。以后再也不敢尝试了。

勤学苦练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代价付出很大，将来的收获也很可观。这事情全看个人的志气和兴趣而定。一般说来，志气小的人，容易满足；兴趣低的人，容易灰心。须知成功是个悠久的艰难行程，除了志气坚强，兴趣浓厚的少数人外，大多数人仅走了二三成，至多是六七成，便半途而废。半途而废，这等于前功尽弃，那是很可惜的。因此，有心做学问或艺术的人，须从培养坚强的意志、浓厚的兴趣入手。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7月17日）

十四

××：

承邀到电视台开座谈会，我虽然再三婉辞，而你却再三邀请。因为盛情难却，我只好答应下来。

那晚的主题，为“推动本地剧本创作”，这是个很有意义的题目，尤其是问题仅限于独幕剧，这使参加讨论的人更有中心。

假如我们相信“世界是个剧场”，我们更应该明白戏剧最能够代表人生。因为戏剧是个综合的艺术，它包括诗歌的语言、小说的故事、建筑的规模、绘画的颜色、音乐的旋律、舞蹈的姿态、演讲的技巧，所以要一个剧本表演得非常成功，并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

简单说来，剧本可以分为多幕剧和独幕剧。三百几十年前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剧本，八十年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的剧本，甚至现代中国最著名的戏剧家曹禺的剧本，多数都是多幕剧。

由于现代人事的繁忙，许多人很难抽出四个钟头来看一出多幕剧。除了极少数戏迷外，有些人不是中途退场，便是在戏场里打盹。就在这情形下，独幕剧便应运而生。

惯于写作的人，谁也会觉得，短文难作，长文易写。长文可以引经据典，铺张点缀；短文须简单明了，单刀直入。同样的，多幕剧可以穿插一些精采绝伦的演讲，如《恺撒大帝》和《林肯传》，独幕剧须用字经济，意义深长。

因为独幕剧有这么大的功用，所以此时此地我们更应该起来推动剧本的剧作，尤其是独幕剧的创作。

谈到本地剧本的创作，我们敢坦白地说一句，本地作家到如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鼓励。

除了一两位英文作家外，华文作家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以创作为专业。他们必须以大部分时间去教书或当记者，剩下应该休息的时间硬挤出来写作。

作品完成之后，出版大成问题。年来因为印尼展开对抗政策的关系，出版事业大受影响。加以会考的难关重重，青年们的全副精神都消耗在考试问答上，连课本也没有时间细心研究，那里会谈到课外读物？漫说普通学生很少机会逛书店，买新书，连书店老板们也自动禁止他们的儿女多阅览书籍，免得会妨碍会考。

作品完成之后，没有机会出版；姑定能够出版，又找不到主顾；这些事情已够使一般作者大伤脑筋。至于剧作家，问题更见复杂，因为剧本不但供人阅览，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上演。西洋有句俗语，“蛋糕是否好吃，吃了之后才知道。”同样的，剧本是否可以上演，演了之后才明白。

新加坡是个商场，什么事情非钱莫问。私人经营的戏院不必说，政府管理的大小剧场也需要出租钱，才可以表演。这一笔额外的负担，恐怕不是一般剧作家或者小规模的剧团所能负担得起。

还有一层，这儿的观众不算多。在欧美，好戏上场，可以维持十几年，至少也可以连续表演一年半载。演员越演越精，越演越熟，既精且熟，自然能够叫座。这儿的剧本，普通仅演两三天，能够连续表演到十天半个月的，真是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形下，剧作家固然得不到应有的鼓励，连演员也是无精打采。

关于翻译剧本问题，我认为这工作的困难，并不亚于创作剧本。因为剧本的灵魂在于巧妙的对话，那些对话不但要表情达意，而且须显示每个角色的个性。斯文人说斯文的话，粗鲁的人说粗鲁的话。有时语涉双关，这只有充分掌握原作的口语的人，才能够了解：一旦译成外国文，难免会减低效果。因此，在初期的剧运里，最好以本地的剧作家的创作为主，翻译的剧本须稍慢一步。

目前文化部是以比赛的方式来提倡剧本的创作。我觉得这仅是一个办法，并非唯一的办法。因为参加剧本的比赛的人，多数以在籍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占多数，那些已经成名的剧作家，他们对于自己的作品已经有相当的信心，他们当然不会随便降低身价，随便投稿，任由评判员去选择，说不定那些担任评判的人对于剧本创作的经验和认识，远不如那些已经成名的剧作家。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当然不会参加剧本的比赛。

话分两头。独幕剧本创作的比赛，可按照原定的计划来进行。这是个良好的开端，说不定这一炮就会发生效力，因而引起青年剧作家竭尽知能，往这条康庄大路跑。只因这事情能引起社会普遍的兴趣，参加的人将越来越多，“由量的变到质的变”，将来这块沙漠将变成绿洲，奇花异卉将接二连三地产生出来。

另一方面，过去二三十年间，本地独幕剧作家曾有许多作品被搬上舞台，其中有不少是值得一看的。据内行人的意见，在已经上演过的本地出产的剧本中，《他并没有死》很够水准。假如文化部对于这建议有兴趣，那么它不妨成立一个小组来调查研究，看看他的优点在那儿，缺点又在那儿，然后下个定评。假如真是值得表彰，那么文化部另拨出一笔奖金给《他并没有死》的作者，这似乎是个使人兴奋的办法。

须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剧本像其他部门的文学和艺术一样，需要温床来培养。只要培养得法，开花结子仅是时间上的问题。

此请

著安！

子云（1965年7月18日）

十五

××：

今天中午，全家人吃了一顿很愉快的午餐。虽然菜肴仅有一菜一汤，但谈天的兴趣却增进了食欲。

你说，最近一星期来时常参加中央医院的座谈会，昨晚又参加新山医院的座谈会。在著名的大医生的主持下，听他们引经据典，解释危难病症。主讲的人手指笔画，听讲的人鸦雀无声，那学术气氛的浓厚，使少数青年如坐于时雨春风之中，不知不觉地天天在进步。

我常觉得，谈天是最大的乐趣。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是个最健谈的人。罗马的政治家多数是最健谈的人。至于中国，当春秋战国时代，谈话和辩论的艺术已经达到最高峰，那些纵横捭阖的说客不必说，那些运筹帷幄的政治家不必说，那些知己知彼的军事家也不必说，光是一些哲人和大师，他们个个都是不假思索，出口成章。这充分证明，他们在谈话和辩论中，一面吸收他人的特长，一面发挥自己的本色。话越说越多，辩论越久越明白，结果，成为诸子百家的绝妙文章。

魏晋时代，谈话和辩论又蔚为普遍的风气。虽然论者批评那些爱好谈话和辩论的人为“清谈误国”，但是这种批评是不公道的。因为那时言论极不自由，谁爱放言高论，谁就有身首异处的危险。因此，他们决心“勿谈国是”，只谈风月。有的借酒浇愁，有的引吭高歌，把高深的哲理和现实的政治问题丢在一边。直接受损失的是那些本来有大作为的文人学士，间接受损失的是使整个时代了无生气。

人类真是一种聪明而又懂得适应环境的动物。当环境适宜放言高论的时候，他们乐得大鸣大放。当环境适宜清谈的时候，他们也乐得清谈。好像报人一样，在社论的版位里，个个一本正经，纵论世界潮流，国家大事；在副刊的版位里，个个嬉皮笑脸，说些轻松俏皮的事情，作茶余酒后的谈话资料。因此，就在清谈最流行的时代，曾产生一部名著《世说新语》，内容仅限日常琐事，文字却隽永有味，使吹毛求疵的政府当局对它也毫无办法。

为着争取言论自由，近代报章的先驱，曾一再尝过铁窗风味，甚至身遭刑戮。为着争取学术自由，近代各国著名大学都享有自治的地位。虽然大学的经费多半来自国库，但政府须尊重大学的自治的地位，非万不得已不敢妄加干涉，免得遭舆论界的口诛笔伐。

自近代大学取得学术自由的权利后，它们的进步正是一日千里。大学负责人，整天忙着筹备基金，按照固定的计划，力求发展。他们到处聘请德高望重的教授，使大学的大名不胫而走。他们不断添置图书、仪器、标本，使教授和学生都得到实惠。至于出席国际会议，替教授和学生争取奖学金，使他们都有机会作进一步的研究，这些都是他们分内的工作，不在话下。

谈到新加坡大学医学院，它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它的前身为“爱德华七世医学院”，性质等于专科学院，第一届毕业生仅有七人，直到1949年和莱佛士学院合并后，才改为正式的马来亚大学。到了1962年，马来亚大学分为二校，在吉隆坡的保持原名，叫做马来亚大学；在新加坡的采用新名，叫做新加坡大学。

这两间大学并驾齐驱，而且也各有千秋，但就医科而论，新加坡大学因为有六十年的光荣传统，人才更容易集中，成绩也更为凸出。

今年是新加坡大学医学院六十周年纪念。从三月份起，该院举行一系列的学术演讲和讨论会，那种会议演的全是重头戏，对于医科学生是个最好的兴奋剂，一面可以增加不少常识，一面可以欣赏许多大医生的言论。古人说，“开卷有益”。我可以加上一句，接近已经成功的学者专家也很有益，因为他们算是识途老马，许多难解的问题，一经他们指点之后，好像发聋振瞆，很快就会找到门径。门径找到之后，只须加上时间和精力，试验和实习，一切技能和知识都不难培养到家。

还有一件事情最值得人快慰的，就是新加坡大学当局决定筹建一座九层楼的医科研究院和图书馆。这些计划成功后，这儿的医科毕业生可以进入研究院，从事专门的研究工作。到了工作告一段落后，才往英国皇家内科医院、外科医院，妇产科医院等机构去参加考试，中选者授予专家的学位。这样一来，国家可以节省一笔外汇，而当地专科医生的数目将天天增加，为社会服务。

回头再说谈话和辩论会。自东西两大集团对立，各国政党分道扬镳之后，谈话和辩论会等于泼妇骂街。他们失掉理性，让感情来控制一切场合，甚至连外交家起码的礼貌也置之不理。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一国最高当局还可以把鞋子拔出来敲桌子，像赫鲁晓夫在联合国所表现的杰作那样。

谈话和辩论会到了这地步，可以说是全盘破产。

目前唯一可以告慰的，就是学术界的谈话和辩论会。他们所争论的是公是和公非，极少有个人的恩怨掺杂其间。只要个人的恩怨除掉，那么发言的人大可侃侃而谈，有条有理，而听众自然而然会报以会心的微笑。

今后如有这一类的谈话和辩论会，你应该抽出时间去参加。这是增广见闻，认识时贤的一条通衢大道，望留意。

此候

学安！

子云（1965年8月1日）

十六

××：

承询作文的方法，这问题可把我问倒了。中国历代的大文豪，除了陆机写过一篇《文赋》，外，极少会写一部专门的著作，教人作文的方法。因为那种文字，写的人兴味索然，看的人根本也不会相信。

历代的大文豪虽然极少会写一部专门的著作，教人作文的方法，但是，从他们的著作的片段里，我们多少会领略他们作文的秘诀。

庄子的《养生主》，名为养生，其实，读书作文的大道理，就包括这篇短短的妙文里边。尤其是“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游刃有余”，这两句话，可以说是画龙点睛。后人常用“读书得间”这成语，它的来源就出在这儿。

孟子是个雄辩家，他不教人怎样作文，但他最注重培养浩然之气。他认为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理直气壮”。理既直，气又壮，下笔为文的时候，才会元气磅礴，痛快淋漓。文章写到这地步，请问你还有什么要求？

司马迁是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杰出的文学家。他那部五十多万字的大著《史记》，虽然没有一篇文章教人怎样作文，但是从他的《自序》里，我们不难体会他得力于几个条件：（一）努力搜集材料，尤其是网罗放失轶闻；（二）注重游览天下名山大川，以便实地考察；（三）以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为模范人物，不但学习他们的技巧，而且重视他们的遭遇和人格。具备这三大条件，正是水到渠成，文章那里不会写到天衣无缝？

韩愈“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这是说，他要充分利用有限的光阴，研读第一流的著作，免得把无聊的书籍看惯了，无形中受了恶劣的影响。至于他动笔为文，他绝对要劳心苦思，铸造新词，而“陈言之务去”，刚好表现这意思。

号称诗圣的杜甫，他平生得力处，全在“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假如杜甫不是读书多，积理富，深入社会，了解民间疾苦，恐怕他把胡子拔光了，连一首好诗也写不出来，至多仅能挤出一些无病呻吟的打油诗。

说来还是苏东坡最痛快。他既不夸张，又不过分谦逊地给我指出：

吾文如万斛源泉，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洎洎，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止于其不可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只因他所累积的资料十分丰富，而且懂得“随物赋形”，不拘于一种文体，所以他才敢很坦白地说他的文章“如行云流水”。

上文说过，历代的大文豪极少会写一部专门的著作，教人怎样作文，但是文学批评家倒有浓厚的兴趣，把名家的作品拿来分析，并且加以按语。至于他们的按语是否公允，这是见仁见智，我们大可不必完全听他们的话。例如昭明太子批评陶渊明的《闲情赋》时，说它是“白璧微瑕”，但在我们的心目中，这才是至情的妙文。

著名的文学史、诗话、词话，也许会帮忙我们了解原著，但这些东西绝对不能代替原著。要充分了解原著，最好是自己痛下工夫。由自己亲自从原著里所得的认识，才算是真知灼见，才算是真实的学问，不然，这多少近于道听途说。

但是，天下事不可一概而论，有些研究和介绍的文字，的确能够帮忙我们对原著有进一步的认识。例如余冠英教授在介绍枚乘的《七发》的时候，曾有一段写得极精彩。他说：

《七发》之所以能免于呆板，不仅由于各段之间详略轻重有适当的安排，也由于每段之中叙述描写有许多变化。即如写观涛的一段，就是既有层次条理，又是变化多端的。作者描写观涛的形状，有时从来处写，有时从去处写。有时写中心，有时写两旁。有时以方向为顺序来写涛的冲击，有时以地名表历程来写涛的奔驰。有时虚写，有时实写。有时详写，有时略写。

在描摹中，作者并不靠所谓“奇字”的堆叠，而是善于用其他事物来比况，例如白鹭下翔、皓蜺奔驰、轻车勒兵、三军腾装等形容，层出不穷，使读者想象容易，印象鲜明。特别是本段后半，连续用勇卒作战来比况，把涛的声势写得淋漓尽致。使得文章本身也正如那江涛一样，成为“怪异奇观”。

余教授这段文字，不但使人对原著有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但是，话说到这儿为止。假如有人按照余教授所介绍的方法来写文章，至多仅算是赝品，不是独具匠心。难怪杜甫要长叹一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作文虽没有固定的方法，但多看，多想、多写、多改却是不二法门。孔子之所以很郑重地告诉人家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寐，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无非教人须从做学问着手。

一般说来，提要与理解，倒是一种极好的训练。一篇古文或外国文，你看完之后，是否能够完全了解？是否能够完全翻译为白话文？是否懂得做提要？这是基本的训练。受过基本的训练后，你才领略什么叫小题大做，大题小做。报馆记者能够把当天所发生的案件，写成几千字的文章，而编辑又能够把一篇长文缩短为简单明了的标题，说穿了，还是靠一套基本的工夫。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8月2日）

十七

××：

接来信，知道近来你练字很勤力，慰甚！

原来文字仅是语言的符号，记录符号，普通人只求实用就够了，不过中国的文字是一种高深的艺术，有些书法家一生花了几十年光阴去临摹欣赏，还觉得功力不够。加以书画同源，研究中国画的人也需要探讨中国的书法，这样一来，书法更被人重视。

首先，你要明白碑和帖的关系。自唐宋以来，读书人日常的应酬文字、考试，写的多是帖的一路。唐朝的一些帝王对此又加以提倡，所以帖学一直都在发展。到了清朝，康熙爱好董其昌的书法，乾隆又崇尚赵子昂的墨宝，上行下效，帖学大行其道。

到了乾隆嘉庆以后，邓石如、包世臣、赵之谦等写碑的书家接踵而至，他们想开创帖学以外的新天地。凑巧北魏的碑刻出土越来越多，一班人就发展了扬碑抑帖的理论。

一般说来，汉碑或魏碑的文字多是苍老古拙，晋唐以下的法帖多是柔媚娟秀。前者宜写劈窠大字，后者宜写往来信札的小字。话又说回来，无论写碑也罢，写帖也罢：写大字也罢，写小字也罢；学书的步骤仍没有两样。

当代最有名的书法家沈尹默先生在《答人问书法》一文里，教人从怎样执笔，怎样用笔等基本工夫着手。基本工夫很踏实，前途真是未可限量，不然，就难写好字。他的结论说：

记得苏东坡曾经这样教人学书法：识浅见狭学不足，是不能学好书法的，必得要使心目手三者皆有所得。这就是说，必须眼脑手俱到，也就是教人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一直到手的实践，三者互相作用，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反覆努力，就可以达到目的。（见《艺林丛录》第四编）

曾经写过《中国书法简论》的潘伯鹰先生，他在《艺林丛录》第二编里发表过五篇文章，在第五编里发表过一篇文章，在第四编里又用潘博婴笔名写了一篇《书法杂论》。这篇文章洋洋二万言，对于执笔的方法，悬腕与导送的方法，临习的方法，文房四宝的采用，以致怎样才能够自成家数等问题说得头头是道。你喜欢写字，你更应该接受潘先生的指导，因为他的言论平易近人，极少车大炮，使初学者望而却步。

谈到书法的欣赏，潘先生教人不应该在一个一个的字上去欣赏，而是应该将所有的字，贯串来看，以便研究总格局的优美。他说：

每个字大小轻重，不要像算盘子一样的死板划一才好。这其实须要“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并无一定规矩，而规矩未尝不在其中。这些工夫，全由积学而致。

它的阶梯乃从临摹入手，要考究了向背疏密的位置，把握了用笔迟速的巧妙。形体既工，丰神自出。再进一步，从所写的字里，真是可以看出人的性情来。

研究国术的人，多注意松腰、松肩、站马等基本动作；爱好音乐的人，时常要反复练习音阶；喜欢唱京戏的人，每天清晨必须吊嗓子；同样的，醉心写字的人，也应该不断地作基本功夫的训练。

在《伊墨卿的书艺》一文里，马国权先生曾引用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的片段。据说，“墨卿每朝起，举笔悬画数十百圈，自小累大，以极匀圆为度，盖谓能是则作书自健。”伊秉绶以篆法作隶书，楷书、行书，机杼一家，但他最得力处还在于每天清晨继续不断地作基本功夫。

平生不敢恭维口是心非、言行相左的人物。这种人嘴里说的是一回事，实行出来的又是一回事。例如康有为，他在政治上、学术上、书法上都占了崇高的地位，但他的言论似乎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记得三十多年前，阅读康著《广艺舟双楫》的时候，我虽然佩服他的见闻的广博，但对于他现身说法的一段，似乎不敢相信。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挂念这宗事情，直到最近看了马国权先生所著《康有为书试评》，觉得马先生的言论是先得我心。马先生说：

且不说唐书家之名手如林了。源流之说既多龃龉，则所立“十家”、“十六宗”，自难令人首肯。其他可议之处甚多，如《购碑篇》中之反对先习一家，在“约取”的基础上“博观”；《述学篇》之言自己得力实在唐碑，实为尊魏卑唐之反证；《学叙篇》中所举摹习碑刻次序，有先学“精品”的《张猛龙》、《始兴王碑》，然后才临“能品”的《曹子建碑》，这也与其在《碑品篇》中的议论自相矛盾。（见《艺术丛刊》第四篇）

其实，这是文人的通病，因为当他放言高论的时候，他只求快意于一时，至于他自己所说的话是否会自相矛盾，连自己也不暇细心去计较了。

自铅笔、钢笔、原子笔、打字机流行后，书道似乎会受些影响。事实上，真正喜欢书法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下，仍念念不忘他们的临摹的功夫，甚至坐飞机旅行的时候，在有限的行李箱里，仍要抽出空位来安置他常用的文房四宝，而平常所喜爱的碑帖也不想片刻离开。具备这种耐心和魄力，书道还有它的前途。

专此顺问

学安！

子云（1965年8月9日）

十八

××：

在我所认识的几位“忘年交”里，身体最健康、精神最充沛、态度最乐观的人，还没有一个赶得上你。这小半是因为你得天独厚，老太爷可以活到百岁；大半是因为你本人懂得养生之道。

最近我研读罗马时代最伟大的演讲家和政治家薛西卢（Cicero）的文集，其中有一篇《论老年》（On Old Age），不但议论十分精彩，而且文字隽永有味。现在特地摘录几条，供你参考。

这篇文章是用对话的体裁，由恺杜（Cato）和他的两位朋友对答。首先他们提出各种问题，然后由他二加以答复，那谈锋的犀利，见识的高超，将使人爱读到不忍释卷。可惜自己晚生了两千多年，不然，有机会当薛西卢的听众，这倒是很不坏。

一般老年人的通病，就是容易发脾气，爱噜噜苏苏。因此，恺杜说，“假如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避免坏脾气和容易发怒，那么到了老年，他才能够忍受。但是，假如他很容易发怒，那么他一生中每一时期都使他活得不耐烦。”

说到这儿，恺杜的朋友插嘴说，因为他有的是金钱、财产、地位、所以他才觉得老年很好过，而这些东西极少数人才会得到。

恺杜答道，虽然人怕老来穷，虽然金钱、财产、地位三者也许会使老年很好过，但这并不是全部的真理。接着，他严词正色地说道：

老年人有他自己很适当的武器，这是说，要研究和实行合理的开明的生活。在你一生中，你须尽量发挥这些活动，到了晚年，你的收获将大有可观。

普通人以为年老退休，优游林下，什么事情都不干，才算是享福。其实，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聪明人应该充分利用宁静的晚年，从事和平的益智的活动。例如希腊的大哲人柏拉图，当他活到81岁的高龄，他仍努力著作。又如希腊的一位演讲家兼修辞学教授伊索格拉底（Isocrates）告诉我们说，当他活到94岁的高龄，他才完成他的大著，而伊索格拉底的老师高治亚（Gorgias），到了107岁生日那一年，还不放松读书和劳动。这些虽然是特殊的例子，但我们相信，只要一个人具备坚定的意志和无比的魄力，天大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到，年龄并不是最大的限制。何况一个人最大的成就，是靠思想、人格、判断力，而这三种条件，正是与日俱增，越老越有效。

普通人都以为年纪大了，体力衰退了，记忆力也不行了。其实，这也是杞忧。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善用机会，老年人当然不要不自量力，浪费时间去赛跑、跳高、标枪、舞剑，他应该有自知之明，善于运用自己的智慧、逻辑、判断力。至于记忆力，老年人一点也不必忧虑。请问那位老年人会忘记自己所埋藏的金钱的所在？只要他们对于某些事情有兴趣，他们绝对不会忘记。例如法庭起诉的日期，他们的债务者和债权者的姓名，他们将永远牢记在心里。

要老年的生活过得很有趣，最好是按照一个人的兴趣和能力，从事某一部门的学术和艺术的探讨。诚如恺杜所说：

有些人从来没有停止研究，不管他的年纪多么大。例如苏龙（Solon），他在自己的诗篇里很夸张地说道，虽然他已经老了，但他每天仍继续学习一些新东西。目前我也是这么干！年来我曾学习阅读希腊文。我加紧这种研究工作，好像一个忍耐了饥渴很久的人那样渴望饮食一样。结果，我就这样懂得希腊文的片段，而你们曾经听到我引用它们。苏格拉底学习演奏他所心爱的古代乐器——七弦琴——当我听到他那么进步，我恨不得我也能够演奏；但是，无论如何，我曾努力研究文学。

文学也罢，音乐也罢，这是老年人最好的避难所，不然，悠长的日子不知道怎样打发才行。

在人生的过程中，除了蒙昧无知的婴孩时期外，其余从少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每一阶段都有它一定的任务。孟子曾说：“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只因每一阶段都有它一定的任务，而且任何机会都是一去不回头，所以一个人应该充分利用每一时期，尤其是风烛残年。

有人形容自己老迈的状态为“油尽灯枯”，这句话倒近于事实。当灯盏里的油快要枯竭的时候，使用灯火的人当然更要小心。因此，老年人的生活应该很有规律，实行柔软体操，饮食须有节制，千万不宜喝得太醉，吃得过饱。对于肉体固然要加以注意，对于精神也要加倍小心。

事实上，精神比较肉体更为重要。中国有个俗语，叫做“人老心不老”，这句话最能形容那些懂得生活的艺术的老人。他应该不服老，他不但要自己保重自己，不必依赖他人，而且在可能范围内，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平心而论，种花养鱼，倒是富有生机。这些工作，既增加老年人屋外活动，又不会浪费他们有限的精力。此外，老年人应记住“助人为快乐之本”，直接地间接地帮忙人家，这无形中使自己愉快，而且博得人家的尊敬。

以上所述，大部分你已经实行有年，这封信似乎是多余。献曝之勤，幸勿见笑！

此请

大安！

子云（1965年8月11日）

十九

××：

《尼赫鲁传》再版发行后，蒙你再三鼓励，感甚！感甚！

这部书是我所写的长篇传记的第一部，所费的时间和精力特别多，因为孕育和培养的功夫较深，所以自己多少也有一点偏爱。

目前你是新加坡独立国的公民。你年纪还轻，不知道独立国的公民和殖民地的子民有怎样的分别。

尼赫鲁童年时代，印度人算是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子民。虽然殖民地的政策，英国比较法国、荷兰，比利时高明一点，比较葡萄牙、西班牙更高明得多，但大体上，印度像亚非其他各国一样，并没有多大分别。

尼赫鲁有句名言：“殖民地教育是书记教育。”所谓书记教育，即准备将来做“白领阶级”。其实，“白领阶级”的地位够可怜，他们虽然比目不识丁的农民和工人高一筹，但是比起宗主国的官吏来，不知道相差多远。他们经常干的是“中间人”或“买办”的工作。他们的职务是翻译、助理、帮办，替宗主国的官吏传达他们的意旨。事情做得好，也许能够分到一碗断饭残羹，然后回到家里向妻子和邻居骄傲一番；事情办不通，便撤职查办。这是殖民地教育制度下所培养出来的“白领阶级”的命运，谁也不能例外。

殖民地教育最大的作用，就是宗主国的文化是至高至上，本国的文化一文不值。宗主国的语文算是唯一的官方语文，本国的语文算是方言。经过长期的熏陶，本国人瞧不起同胞，一切的一切，唯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马德里、里斯本之命是听。

西欧各国本来是近代民主政治的摇篮。它们非常了解什么叫做自由、平等、博爱。可是民主政治也罢，自由，平等，博爱也罢，这些事情仅限于地中海之滨，一过了苏彝士河，那些殖民地的官员，早已把它们抛到九霄之外。他们君临亚非各殖民地，养尊处优，甚至打死了人也不必偿命。

殖民地主要的是愚民教育。虽然殖民地的官吏防范得十分周到，但其中却有一个大漏洞，这是说，他们并不禁止殖民地的青年读法律、医学、会计学等专门学问。只因这一点疏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才造成战后亚非各国殖民地纷纷宣告独立的状态。

你应该相信教育万能。当一个人受过高深教育之后，他很容易做到触类旁通的地步。起初，殖民地官员仅想网开一面，把殖民地的子民中遴选一些优秀的人才，让他们做高级的文官，襄助他们管制人口日渐增加的殖民地。不料这些人的知识增加，思想搅通后，再也不愿意以白领阶级为终身职业了。他们要救国，他们要推翻旧制度，创造新国家。一念之差，把亚非各国的版图全部恢复原来的色彩，而不再是西欧各国的色彩了。

在印度国大党的历史上，十六个主席中有十二个是读法律的。尼赫鲁父子、泰戈尔、甘地也是读法律的。大马的东姑总理、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也是读法律的。假如殖民地官吏当初会看透这一点，我相信他们也许会采取法国人对付越南的富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的手段一样，当他们刚从马赛搭船回到西贡码头的时候，他们就被特警送到昆仑岛的大监狱去吃风。

话又说回来，人类是富有惰性的。当一个人已经过惯安定的优渥的生活之后，忽然要改变心志，准备挨打、挨饿、坐监、杀头，这倒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

自尼赫鲁立志革命后，他的家里的灯红酒绿、笙歌达旦的宴会停止了；他经常穿着的毕挺的西装不见了；男女工友也被辞退了；甚至日常生活也发生问题了。他的父亲同情他的遭遇、特地从软绵绵的钢丝床搬到硬邦邦的石板上去睡觉，以便体会铁窗风味。有一度，尼赫鲁一家人都坐监，而且分散于几个不同地点的监狱，仅剩他的唯一的爱女英德拉轮流探监。

监狱的生活是痛苦而又无聊，每天很难见到天日，甚至听不到鸡鸣狗吠的声音。囚粮淡而无味，周遭所见多是愁眉苦脸。因此，在监狱住过相当时间的人，多数的健康遭损害，同时，神经受了过度的刺激后，多少有些反常。

尼赫鲁是极少数的例外。他前后坐了十几年监。他像俄国的大革命家克鲁泡特金一样，懂得充分利用机会来做屋外运动，以便保持健康。同时，他下个最大的决心，一面读书，一面写作。虽然在监狱里所能得到的书籍、报纸、杂志的数量很有限，然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以专攻来代替博览，以精思来代替胡想。结果，他在监狱里所写成的三部大著——《自传》、《世界史一瞥》、《印度的发现》——将像世界名著一样，永垂不朽。

他在英国读书时代，最怕演讲，有时他宁愿被处罚而不轻易开口。但是，自他参加独立运动后，他不但天天演讲，而且要走遍全国，深入民间。这样一来，他的生活的内容丰富了，演讲的辞藻漂亮了。到了印度独立后，他荣膺总理，一连做了十七年。在这期间，他经常作长篇演讲，而且从来不必打稿，话盒一开，正是字字珠现。他的演讲集我曾反复研读过三厚册及《论外交政策》一册，每篇都有新意义。

可惜的是，他没有在七十诞辰过后即下台，让他充分发挥他的学问、经验、智慧来写一部博大精深的著作，指示人类的前途。这真是个大损失。

专此顺问

学安！

子云（1965年8月25日）

二十

××：

前信意有末尽，今天继续写下去。

前信曾提到尼赫鲁在坐监时期的三大著作，又提到他荣膺总理后的三厚册演讲集和一厚册《论外交政策》，这些书早已成为研究尼赫鲁的重要资料。

但是，你不要忘记他是个写信能手。除了洋洋一千多页的《世界史一瞥》是用书信的体裁，对他的十三四岁的独生女叙述和评论世界史外，他曾亲自选辑一册《旧信一束》（A Bunch of Old Letters）。这书出版时，我的《尼赫鲁传》已经问世，来不及引用，所以我特地写一篇书评，后来收在1960年出版的《春树集》里边。

在那篇书评里，我曾说：

官样文章，冠冕堂皇，可是说得太严肃了，读者反而不大相信。私人信件，恳恳深谈，可是字里行间，时常显出真识见，大学问，而浓厚的感情的流露，远非其他文体所能比得上。

固然，日记也能够表现真情，不过日记至多是个人的备忘录，说话没有对象。若论私人信件，它最能表现一个人在某种环境下，心理的反应，因此，传记家除留心事主的著作、演讲集，以及一些活动的记录外，最注意他和亲友往来的书牍。

谈到他和亲友往来的书牍，除了上述《旧信一束》外，1963年，他的小妹屈里斯拿（Kris hna Nehru Hutheesing）曾选辑一册《尼赫鲁致妹书》（Nehru's Letters to His Sister）。这部书一共收集尼赫鲁的亲笔信九十三封，时间从1930年起，至1955年止，前后达二十六年之久。以后因为公务繁忙，再也没有闲工夫写家信了。

人生不过几十年，有的人能够成大功，建大业，有的人糊里糊涂地过了一生。尼赫鲁认为这是人生观问题，不是才具问题。才具的高明，至多使一个人工作的效能提高，可是立志不高，生活漫无目标，这将使他像没有舵儿的船一样，永远达不到目标。他说：

芸芸众生，没有伟大的目标，他们仅被一天一天的生活的斗争吸住。至于其他的人，他们的确不能归咎别人，只能由他们自己负责，假如漫无目的地郁郁不乐地跑来跑去。这并不是才具的问题，才具帮忙一个人的活动更有效能。这是心灵的倾向的问题。生活不是一个仁慈的能够体谅人的老师。假如一个人让自己在水面上飘来飘去，那么浪潮很容易把他冲到岩石上边，但是，一个优秀的游泳家却能乘风破浪。

我认识不少人受过高深的教育，培植巧妙的才具，只因志趣庸俗，品格低下，结果，落得给人家咒骂。难怪尼赫鲁和他的妹子谈心的时候，首先要强调志愿的重要性。

事实上，只要一个人懂得务其大者远者，那么生活上的变动将毫不在乎，甚至像法国大革命时代，许多志士上了断头台，他们也会庄严地视死如归，绝不畏缩。

七年的英国教育，使他在英文、法律、自然科学三方面打了巩固的基础，可是回国后的十几年监狱的生活，却把他培养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其中有三个特点：（一）由于熟读世界史、印度史，以及各种传记文学的关系，他对于往古来今，了如指掌。只有这种严格的训练，才能够使他有资格负起伟大的使命。（二）由于不断地锻炼体魄，积极地从事劳动，如种花，植树，洗涤房屋、柔软运动，使他的身心得到平衡的发展。（三）由于热烈追求新知识，每见报纸杂志上的新书广告或新书介绍，他便以如饥似渴的精神，请亲戚朋友替他订购下来。阅览既多，迟早自会豁然贯通。

监狱的生活，不是成功，便是成仁。诚如尼赫鲁所说，监狱不是把人变成疯子，便是变成哲学家。严格说来，他虽然没有创造他的思想的体系，但从他的著作里，我们随时可以看出他的智慧，他的才华，他的雄辩。

他买书虽多，看书也不少，平均每月可以阅读一二十本书，不过这是指没有当总理前的情形。到了当总理后，他的时间和精力差不多给例行公务及无聊的开会消耗尽净，剩下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实在很有限。虽然如此，他仍会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为的是他懂得选择好书。据他说，所谓好书，一面固然要看表现的方法，一面更注重书籍的内容。此外，作家的态度须诚恳，文字须含蓄，使人看了，有谏果回甘的乐趣。

他早就看破身外浮物。他知道大时代即将来临。在这大时代里，任何事物变动得很快，百万富翁很可能在隔夜之间化为乌有。与其浪费精力去追求名利，不如锻炼身体，充实学问，长期为人民服务。只要一个人能够具备上智、至仁、大勇这三大条件，他将无往而不自得。

但是，一般人多数是无事忙，他们往往为着芝麻大的事情，弄得整天愁眉不展，这真是活该。假如他们会注意到大变动的社会，那么他们自然而然会忘记个人的小痛苦了。这的确是金石良言，值得我们三思。

本书主要的是讨论人生大问题，但偶尔也有片段描写风光和气候。例如第三封信描写轮船离岸时，回顾锡兰的风景；第四封信描写天气的变动；都是绝妙的文章。得空望你把这本书拿来细读，这将会改善你的英文。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8月28日）

二一

××：

日前在绘画展览会里匆匆一面，因为赶着坐车回家，来不及细谈，怅甚！

近来温习《白居易全集》，这书是我逃难越南期间的侣伴。那时手头所带的书不多，特地从堤岸广肇中学借来一套。该书是《万有文库》版，现在我所买到的是用《万有文库》版的纸型来校订重印的，不过版式的天地较大，看来更顺眼。

白居易和元稹是好朋友，好像李白和杜甫是好朋友一样。史家通称“元白”，事实上，白居易的成就和影响比较元稹大得多。好在真正研究学术和艺术的人，最重要的是“自知之明”，人家的毁誉根本不看在眼内。

因为元白的关系很深，所以他的文集里所收集的致元微之的信件和诗篇特别多，而且态度也非常诚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真正配得上“知心”二字。

在《与元九书》那封信里，他自叙治学的经过，做诗的抱负，间亦穿插一些诗人最得意的事情。例如当时有个娼妓说：“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他写这些句子的时候，恐怕也有会心的微笑。

然而我最佩服的，就是他的文学观点的正确。他辞严义正地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换句话说，无论文章也罢，诗歌也罢，著作这些东西的人，应该脱离不了时事，不然，这就算是无病呻吟。

在科举时代，一般读书人仅忙着准备考试，考试一定有范围，同时，还须揣摩心理，投考官之所好。这样一来，见闻有限，知识简陋，加以考试所出的题目与个人的素养和兴趣漠不相关，自己对于题材毫无认识和感情，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无论文章也罢，诗歌也罢，连一点生命也没有。请问没有生命的东西那里会流传得久远？

科举时代唯一的好处，就是考试及格的人，多少懂得驾驭文字，明白章法和句法。但是，文字通顺仅算是工具，工具琢磨得到家之后，更重要的是充实内容。内容全靠丰富的感情，深刻的思想，渊博的学问。而感情、思想、学问三者又脱离不了生活和学习。

在科举时代，读书人唯一的出路，第一是做官，第二是做幕客。做官的人有实权，做幕客的人是替大官做师爷或秘书。近代有一个著名的秘书陈布雷，他有句名言，做秘书的人，除了要守口如瓶外，他应该像蛔虫一样，把主人翁的肠胃摸得烂熟。但是，代天行道的人，究竟缺乏真实感，所以那种文字，至多可以算是官样文章，徒具冠冕堂皇的架势，没有艺术的价值，连苏东坡所作的“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也包括在内。

现在再来讨论白居易的文学理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

白居易把生命献给文学，他长期研究历代文豪和诗翁成功的秘诀，这才下个断语说，文章和诗歌应该和时事结不解缘。

为着实践他的文学主张，他不得不深入民间，详细调查民间的疾苦。诗人的观察力是敏锐的，反应力是坚强的，表现力是具体的。他的《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把被迫害的平民的生活很深刻地表达出来。他的《村居苦寒》、《观刈麦》，把胼手胝足的劳动阶级的生活作入木三分的描写。尤其是他的《秦中吟》十首，每首都是他亲见亲闻所得的材料，然后以生花的妙笔，写成可歌可泣的诗篇。难怪每首诗一经写出，马上不胫而走，为的是它们真正能够表达人民的心声。

但是，古今中外的统治者，只许歌功颂德，不爱逆耳的忠言。因此，白居易那些带有讽刺的意味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大遭时忌。结果，他只有降职谪居，过着非常难堪的生活。用他的自己的话来说：

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扼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偏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侩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用现代的术语来说，所谓“沽名”，即“爱出风头”，这至多是伤害作者的名誉：所谓“诋讦”或“讪谤”，即犯了“毁谤罪”，轻则罚款和道歉，重则坐监和受刑，而黑暗时代各国的名记者和名作家为着文字狱而身首异处的人，更是史不绝书。

平心而论，一个人的锐气是有限度的。当一人饱受监狱和刑罚的折磨后，他的锐气一挫再挫，有的早已迟钝，有的变成疯子，脑筋再也不会发生作用，仅有极少数人才会变成哲学家，通时达变，仍旧站稳他们的岗位。

文豪和诗人都是最敏感的，只因他们最敏感，所以对时政的得失，多少会比执政的人看得更透彻。只因他们看得较透彻，所以他们所发表的针对时弊的言论，更能够引起社会的注意，同时，因为引起社会的注意，所以执政的人往往会老羞成怒，对执笔的人采取不利的行动。

但是，一个有良心的作家应该实践文天祥《正气歌》所标榜的许多大人物的行径。那种行径很艰苦，不过真正的作家应该把成败利钝置之度外。

此候

近安！

子云（1965年9月4日）

二二

××：

两星期未见来信，不胜悬念！

八月二十九日请你的老师和师母吃一顿饭，云海楼全体成员都参加。虽然他们都不喝酒，但在饱的方面绝对不成问题。

我问你的老师对于新马的印象如何。他很坦白地答道，这个地区的人对于“文凭”很有兴趣，对于音乐本身反而不大热心。

其实，这也难怪。因为新马都是商业社会，商人重利，没有钱没有说话的资格。就我个人的观察，偶尔在公共的宴会里，百万富翁要让千万富翁说话，千万富翁要让万万富翁说话。我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不请我赴宴则罢，既然赴宴，我总要保持侃侃而谈的权利，虽然我不会截断或抢着别人谈话的机会。

在旧时代的中国，劳力的人的收入叫做“工钱”或“工资”，劳心的人的收入叫做“薪金”或“廉俸”。可是新马社会只有头家和估里两个阶级，不是头家，便是估里。头家可以发财，估里仅拿到“估里工”，一提到“吃头路”、“拿估里工”，他的社会地位不问可知。

我在这地区住了相当久，对于当地情形稍微有些认识。在承平时代，这是说，在印尼没有实施对抗政策以前，这儿的大资本家不必说，光是中上的出入口商，一年赚了一百几十万元，算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吃头路”、“拿估里工”的阶级，哪怕他是学者专家，每月仅有固定的微薄的收入。因此，在商人的心目中，不但学者专家没有地位，连殖民地时代的总督也不放在眼内，因为总督也是“吃头路”、“拿估里工”，每月三四千元的收入，不够大商人一夜的豪赌。

因为铜臭非常浓厚，所以艺术和学术的女神早已给它赶跑了。以卖稿而论。在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稿费相当可观，那些久享盛名的作家，有的养尊处优，有的也可以靠稿费来维持生活，可是我们这地区差不多找不到一个华文作家能够靠写稿为生。

但是，文人也是人，不是不吃人间烟火的神仙。因为文人必须花费大部分时间来谋生，仅在茶余酒后，文思偶发的时候，勉强凑付成篇，用志既纷，成就大受影响。想起“唐诗晋字汉文章”，就知道任何艺术上的成就，全靠个人的努力和社会的培养的结晶，同时，我们应该有进一步的认识，只有专精，才有前途；凡是业余的玩票式的作风，这至多仅能取悦于外行人，一遇行家，马上就要露出马脚。

我又问你的老师，伟大的音乐家开始学习音乐的年龄，多数是几岁？

他很概括地答道，越早越佳，最好是从摇篮时代开始。

我马上插嘴说，中国人更彻底，真正的教育应从胎教开始。他表示首肯。

说来一点也不夸张，假如我有一点点天才，这就是音乐。少时我家里有一位堂叔喜饮弹月琴，又有几位邻居弹三弦和吹箫。每当月白风清的晚上，他们多数演奏到三更半夜，尤其是农历正月迎神的大日子。有几个乐队伴奏，我可以在刺骨的寒风下跟他们跑了一天，全不觉得疲倦。小学时代，有机会就偷弹风琴，有时也引吭高歌。不幸小学毕业后。一连四年的私塾生活，把我的音乐的苗头弄枯槁了。几十年来再也没有机会学习音乐，唯一和歌唱比较接近的东西，就是朗诵诗歌和古文。现在你能够毫不费力地背诵长篇的乐谱，这也许就算是我给你的一点点遗传罢。

据你的老师说，目前你的兴趣偏重于古钢琴（harpsichord）不但乐此不疲，而且表演得很成功。从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看来，你能够找到一种足以安心立命的对象，这倒是个福气。但是，从现实的眼光看来，整个新马到如今还找不到一架古钢琴。假如你想靠古钢琴在新马谋生，恐怕只有吃西北风这条路。

另一方面，在欧洲的几个富有文化传统的国家，尤其是法国、德国、奥国、意国、英国、许多著名的音乐博物院多保留过去二三百年间，著名的音乐家毕生演奏过的古钢琴，同时，在个别的或集体的音乐会上也时常有人演奏。那些听众，多数具备良好的素养，所以在欧洲各国找名师来请教固然容易，找知音来赏识也不难。

为着玉成你的志愿，你明年毕业后要前往法国和德国去深造，我并不反对。本来“学然后知不足”，艺术和学术的境界，是个无底深坑，一层深似一层，永远没有止境。许多大师干了一辈子，还觉得仅摸到皮毛。假如要深入堂奥，这真是谈何容易？

我有两位朋友，他们的孩子在英国和美国读书，现在已经学成。照规矩，他们应该回来，成家立业，奉养家长，照顾弟妹。可是他们所学的东西都太深奥了，回到家乡来，恐怕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好在我的朋友们都是心胸广大，看透世故与人情。他们仍鼓励他们的孩子立功异域，成为国际性的人才。经过他们的劝慰后，我也不急急要你回来，假如在欧洲你能够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

但在，艺术和学术都是艰巨的工作。今年傅聪曾到新加坡来演奏，他的父执想请他多吃一顿饭，他也忙不过来，因为他每天除演奏外，早晨须练习五六个钟头。成功的梦是美丽的，但代价是很可观。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9月11日）

二三

××：

前信意有末尽，今天继续写下去。

前信末段，我提到成功的梦是美丽的，不过代价是很可观。任何部门的学术和艺术都是如此。

普通人以为球艺是最好玩的事情，可是把打球当做职业的人，却有完全不同的感觉。

几年前，美国黑人所组织的哈林篮球队曾先后到新加坡表演过几次。他们个个都是高头大马，气力充沛，球艺湛深。每次比赛，都毫不费力地得到一百或八十分。他们在球场上玩球，好像猴子在树林里跳来跳去，前后左右，上下高低，无不如意。

有一次，当上半场打完，我跑到场外去喝茶，凑巧遇着这些彪形大汉。我看他们全身汗如雨下，连背心和短裤都全部湿透，说话时，上气接不了下气。等到他们喘息稍微停止，我便以羡慕的眼光向他们说：“诸位挟球艺踏逼全球，到处受人欢迎，多好！”他们答道：“我们的生活和马戏团里的动物差不多。每天上午练球，下午休息，晚上比赛。这是日常的生活。此外，我们只知道，从飞机搬到旅馆，从旅馆搬到球场，又从球场搬到飞机。什么参观名胜，访问亲友，这些味道我们根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经过他们的自白后，我这才恍然大悟，职业的球员，原来是怎么一回事。

普通人也许以为小提琴家或乐队的指挥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其实，把弹琴和指挥当做职业的人，他们的心情刚好是两样。

记得几年前，马思聪的令弟思宏到新加坡来表演的时候，M太太特地在家里设宴欢迎，我也被邀参加。在谈话中，我知道他的生活是相当紧张，早晨要练琴，下午休息，晚上登台表演，一天没有片刻的闲暇。最难过的就是刚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因为气候忽冷忽热的关系，很容易伤风，同时，因为水土不服，很容易使人精神不振。但是，表演的时间早已定妥，风雨不移。在这当儿，他只好硬着头皮，按时往戏院表演。假如他不是职业的小提琴家，我相信他一定不会那么辛苦。

同样的，一个交响乐队的指挥，他不但要有惊人的记忆力，而且须有敏锐的听觉。记得从前在罗马的歌剧院听音乐，那位久享盛名的指挥已经年逾古稀。他娴熟乐谱，指挥若定。据同座的一位听众告诉我说，他精熟几十种交响乐的乐谱，每种乐谱厚达一二寸。假如他不是勤学苦练几十年，恐怕到了他那种年龄，早已成为废物了。

普通人也许以为书法家和绘画家也是最写意的人。其实，他们所付出的代价，远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一代书法家郑孝胥，每天清晨一定要练字两三个钟头，几十年如一日。其他稍微有名气的书法家，每天也要写几千字。至于中国的书圣王羲之，他摹临的工夫是那么深，连他家里的池子，也给他洗砚洗笔洗到全黑了。

近代中国的金石书画，恐怕应推吴昌硕为泰山北斗。他一生对于艺术各部门，都下过极大的工夫，到了融会贯通之后，一举一动都合规矩，而且会表现他个人的风格。用他的儿子吴东迈的话来说：

他每作一幅画，必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构思，对整个布局做到胸有成竹。直到整幅画面上的具体形象在胸际涌现，灵感勃发不可遏止的时候，就凝神静气，振笔泼墨，往往一气呵成，有如快马砍阵，烟云奔腾，看去似乎毫不费力。及至大体告成之后，对局部的收拾，却又十分沉着细致，惨淡经营，煞费苦心。常见他凝视沉思，笔头颤动，跃跃欲试，但很久不着一笔。

他曾指出，作画的要领在于“奔放处不离法度，精微处要照顾到气魄”。这正是他自己从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体会出来的甘苦之言。

上述球艺、弹琴、指挥、书法、绘画成功的人，都付出极大的代价。至于做学者的人，他们的生活的清苦，更不用说。

顾颉刚先生在1926年写他的著作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那时他在北京大学服务，整个北京闹着欠薪。据他说：“北京大学的薪金，这两个多月之中只领到一个月的一成五厘，而且不知道再领几成时要在那一月了。友朋相见，只有皱眉嗟叹，或者竟要泪垂声下。”就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他却不动声色，整天埋头读书写作，而这篇打破纪录的洋洋八万言的长序，居然给他写成功。

你知道四十年前的今天，顾先生离校不久，收入有限，每月所领到的一成五厘的薪金，即百分之十五的薪金，恐怕连喝米汤也不够，但是，作为一个严肃而又辛勤的学者，他只好咬紧牙龈，把全副精力放到读书写作上边。人家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乐，光是这种治学的精神，就值得后生取法。

诸如此类的例子，可以说是数不尽，说不完。局外人仅看表面，觉得成功是侥幸，不知道局内人曾尝遍万苦千辛，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就每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而论，最后决赛的时候，头三名内的争夺战，几乎要用吃奶的力量，把浑身解数施展出来，而且彼此之间的距离，不过一分钟几秒钟的速度，一寸几分的高度，可是毫厘的差别，便判定优劣，你说成功是多么困难！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9月23日）

二四

××：

来信提出师资难得的问题，很有见地，今天就和你讨论这问题。

我是相信教育万能的人，所以我对于师资特别重视。无论任何部门的学术和艺术，初步打基础的工作，全靠良师的严格的训练。训练一辞，英文叫做Discipline，所以有人也译为“纪律”。个人成功的大小，第一看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第二，看良师的严格的训练；第三，看社会的环境和际遇。假如找不到良师，那么基础打得不够巩固，或者根本走了歪路，以后的进展将大受限制。换句话说，师资占你一生成功的大小的三分之一，这个分量倒不轻，值得有心人加倍注意。

但是，师资难得，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一间大学能够拥有三五名学博思深，德高望重的大儒，这间大学的令名将不胫而走。一个人前后能够得到三五个良师，甚至仅得到一个良师，一生将受用不浅。只因良师这么难得，所以古人遇着老师去世，还要“心丧”三年。

虽然良师这么难得，但是聪明人自有办法。例如孔子，他家里贫穷，请不到良师，照规矩，他应该一辈子埋没于乡村，成为不识不知的愚民。可是绝顶聪明的孔子，他不但好学，而且好问。你瞧，他到太庙去参观的时候，每种新奇的东西，他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心里的疑虑，一经审问之下，便豁然贯通。以后就按照同一的方法，一遇怀疑，就追着访问，每次向人请教，他都有得益。

你知道，孔门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六门课程之中，书和数仅占三分之一，音乐和体育却占三分之二。孔子很诚恳地到处问礼问乐，所以礼和乐这两门功课，他早就有把握。他一生注重体育，“力闯城门之关”，这说明他虽不是大力士，至少此普通文绉绉的书生强壮了万倍。至于书数，这是家常便饭，自己的聪明和努力，加上良师的指导，成功自在意料中。

更难得的是，他的良师不止一个两个。凡是有一艺之长一技之精的人，他都恭恭敬敬地拜人家做老师。只要你肯虚心向人家请教，那么像“开卷有益”一样，肯学肯问的人，迟早都能够成器，而“圣人无常师”这句话就是一盏明灯，给我们以确定的向导。

但是，普通人不但不好问，强不知以为知，而且喜欢指导人家，难怪孔子要老实不客气地说了一句：“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又如孟子，他也是出身贫寒，可是他有一位贤惠的母亲，自幼替他选择良好的环境，所以他自幼就知书识字，问礼习乐。至于他个人最得力的秘诀，莫过于“私淑”这个办法。

一个人最怕蒙昧无知，当启蒙的阶段已经过去，他就懂得读什么书？书怎样读？这两个法宝抓到手里，以后进修的时候，正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干一天有一天的新收获。

一个学人最重要的是读史，读史不但可以鉴古知今，而且给自己以无比的信心。信心加上努力，成功如操左券。

孟子是个雄辩家，所以他的学生公都子说：“老师，社会人士都说老师好辩，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孟子便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地对他讲一番道理，结论是：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诳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从历史上，孟子研究大禹、周公、孔子三个圣人的行径，所以他就私淑三圣，希望有一天自己的大名也跻于圣贤之列。此外，他还做历史统计，然后下个结论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虽然他仅比孔子晚生了一二百年，但他总觉得继承孔子的人，非他莫属，像孔子一向以周公为模范人物或假想敌一样。

一代大才苏东坡，他除了良好的家庭背景外，又得到同时代的大文豪欧阳修的提拔，但他真正得力处，全靠私淑。他熟读《庄子》、《孟子》、《史记》、《汉书》、陶渊明。他不但觉得自己是庄子的化身，而且把陶渊明的诗和了百多首。因此，当他说“恐渊明是前生”的时候，他未免有会心的微笑。

假如你懂得博学和审问，那么到处你都会找到良师。假如你懂得私淑，那么古今中外的名著的作者，都是你的良师。只要你不怕困难，不甘小就，那么每个良师将向你招手，愿意和你恳恳深谈。

话又说回头，名著虽好，总不如当面请教那么亲切，所以古人才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事实上，有些问题如闷在心里，得不到合理的解决，那难过的状态远非笔墨所能形容，所以大家要急急找个良师来解释疑问，这意思我很能了解。

关于这问题，现代人比较古代人方便得多。现在每一部门的学术和艺术，都有学会的组织，里边各种各式的专门人才有的是。一个有志向学的青年，当他的基本学识达到相当水平之后，便可申请为某某学会会员，此后他便有机会认识会中的重要人物，以便质疑问难，而经常举行的演讲会、辩论会，以及各种出版品，更是无价之宝。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10月2日）

二五

××：

前晚在电话里，你忽然提出“想家”二字，说完就把电话挂上。

你离家不过六英里，至少每星期可以会面一次，几天没有见面，就害得你夜不甘寝，食不甘味，难怪二妹初到伦敦时，每星期要寄回几封信，每封信都提到“想家”。

真的，家庭实在可爱。一个人走遍天涯海角，到头来，最可爱的还是家庭。除倒霉的末代的帝王会长叹一声“愿后世不要再生在帝王之家”外，上自名公巨卿，下至贩夫走卒，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想念家庭。

家庭之所以可贵，第一是个“爱”字。你瞧，父母的爱护儿女，真是无微不至，从饮食起居到读书交游，父母样样都要关心。富贵的家庭不必说，境遇欠佳的父母，往往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一切好东西留下来给儿女。这还算是小事，最麻烦的是儿女生病，除了时时刻刻要照顾外，还要求神问卜，到处祷告。

《论语》有一句话，“父母唯其疾之忧。”据曾国藩说，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对于这句话的含义并不会十分了解，直到他自己做了父亲后，这才领略焦急的滋味。

老实说，爱护儿女是人类的天性。普通生物仅懂得爱护幼雏，过了相当的时候，便忘记了；只有人类，一直爱护到底。为着爱屋及乌，许多老公公老婆婆，觉得抱孙比较抱儿女还痛快。为什么呢？因为爱儿女，爱孙子，等于爱惜自己。

家庭之所以可贵，第二是同情心。在艰险崎岖的人生过程中，极少人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得意，有时失意；有时高兴，有时悲哀。内心的咸酸苦辣的感觉，最好找个知心来倾吐。不过知心难得，尤其是在这世纪末，小心眼的人很多。假如你得意，他就满怀妒忌；假如你失意，他就幸灾乐祸。因此，饱经忧患的人，多数是抱着“逢人只说三分话”的决心。

但是，家庭刚好两样。由于浓厚的爱产生深刻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就会给人以无限的温暖。你瞧，当一个小孩子在外边摔了一跤，或者受人委屈的时候，他可以咬紧牙龈，一声不响地赶紧跑回家。一进大门，“妈”的一声，泪随声下。只因这一哭，身上的创痛或心里的难过已经去掉一半。这时做母亲的人，一面低声劝慰，一面倒杯热茶给他压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早已丢到脑后。

家庭的可贵，就在这么一点由于浓厚的爱所产生的同情心。

还有一层，家庭是最舒服的地方。从帝王到平民，从皇宫到茅屋，谁都会觉得自己的家是最舒服。在家里，你要早起就早起，要晚睡就晚睡，要大声歌唱就大声歌唱，谁也管不着。一旦寄人篱下，或者在他乡作客，你就没有这种自由。像疾病时才知道健康的可贵一样，失掉自由之后，才领略家里的自由自在。

今年四月间，蒙澳洲政府的邀请，以贵宾之礼相待，在澳洲观光了三星期。坐的是头等飞机，住的是第一流旅店，食的是美酒佳肴，一出大门就有政府的专车在等待，我自问是个普通平民，居然能够得到友邦政府这样热诚招待，这应该可以说是三生有幸。

但是，他乡虽好，不及家庭。因为出门作客，从早到晚都要穿得整整齐齐，一点也不能疏忽。此外，每天见到不同脸孔的人，说话仅吞吞吐吐，很难达到痛快淋漓的程度。难怪古代的诗人有“所遇无故物，安得不速老”的感觉。

就在整天西装革履、不断参观赴宴的时期，我亲切地觉得家里的舒服。别的不用说，光是一件背心、一条短裤、一双破鞋的装束，可以旁若无人地早晚在家里和附近的公园散步，不会被人怀疑为乞丐或小偷，这种舒服的生活，就不是局外人所想象。“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当苏曼殊写这些诗句的时候，他最满意的还在于“无人识”三字，因为“无人识”，这才能够做到“世与我而相违”，不然，随时要注意自己作客的身份，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路也不敢多走一步，那未免太拘束了。

亡国之君的李后主，他最耐人寻味的句子，莫过于“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在“往事只堪哀”的心情下，李后主还能够“对酒徘徊”，主要的是因为他忘记自己是在作客。不然，他恐怕酒也喝不下去，词也填不成了。

一般说来，中等的小康家庭比较温暖，而且更能够保持人情味。贫苦的家庭，大家自顾不暇，谁也没有闲工夫来嘘寒问暖。富贵的家庭，多数为着瓜分财产，致兄弟反目，甚至对簿公堂，等到官司打赢了，财产也打光了。

有个大银行家告诉我说，在新加坡这个社会里，有钱而又能够维持亲密的兄弟的情分，以前有胡氏昆仲；现在有邵氏兄弟。须知“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兄弟能够合作，这在事业上已经比人家胜一筹。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这一套理论，到如今，还是可以应用。因为家庭是最基本的单位，假如家庭还管理不好，彼此之间缺乏同情与友谊，默契与合作，以后什么事情恐怕都走不通。

你既然那么“想家”，所以应由你起了带头作用，凡事从“齐家”入手。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10月9日）

二六

××：

大考和会考行将来临，所以你整天给功课纠缠到头昏脑胀。假如读书老是像考试这么辛苦，那么不读也罢。

话又说回来。在人生的过程中，随时随地都要遇着考验。从求学到就业，从结婚到交友，一切的一切，都要经过考验。其中才高学博，胆大心细的人，过了一关又一关；那些笨劣懒惰，粗心大意的人，很可能会随时随地栽筋斗。

你现时还在求学时代，同时，你也开始学习做人。假如你知道人生随时随地都要遇着考验，那么你更应该提高警惕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事前加以充分的准备，临事保持万分的镇定，事后加以严格的检讨和批评。只要你懂得以这种态度来处理问题，那么成功固然可喜，失败也处之泰然，因为从失败里你可以得到一些教训，以后再也不蹈覆辙，反危为安，转败为胜，关键全在“准备”两字。

日前和你谈天。我问你将来进大学后，打算专攻哪一门，你不假思索地答道：“建筑学”。像你这么小的年纪，已经立定志愿，培养兴趣，这倒出我意料之外。

过去三四十年间，亚洲各国的青年思想曾经过很大的变动。起初他们在殖民地和次殖民地的铁蹄下讨生活。他们仅希望做白领阶级。所谓白领阶级，说来并不怎么高明，他们仅准备做翻译、书记、助理。发号施令，决定政策的是白种人，他们仅办理例行公务罢了。其中有些青年，得天独厚，他们可以做律师、医生、会计师，这些人学成之后，半数被殖民地和次殖民地政府吸收，半数可以自己开业，而二者的社会地位却是半斤八两，成为高等华人。

接着，许多殖民地和次殖民地的国家，蜕变成独立国。当它们一成为独立国的时候，它们便开始实施建设计划：要建设，当然要从农、工、商、矿、交通、卫生、工程着手。这样一来，学问的视野壮阔，不会局限于文科、法科、医科。此外，政府固然大力提倡自然科学，大学也尽量充实自然科学。就奖学金和助学金而论，自然科学主修生所得到的数额，往往比文科学生大得多。

但是，政府的提倡和社会的需要是一回事，个人所受的严格的训练和兴趣的培养又是一回事。

先说训练。现代科学发展到这地步，每门科目都有一定的范围，由浅入深，由普通到专门，一层紧接一层。假如你懂得按部就班地接受良师严格的训练，循序渐进，熟读精思，相信你不会遭遇任何困难。

和循序渐进的方法相反的，就是“躐等”。躐等即半路出来，很取巧地从半途中插进去。在自作聪明的人看来，这也许会节省时间和精力；事实上，学问一躐等，根柢便不切实，以后要想登堂入室，恐怕是缘木求鱼。

为着稳扎稳打，从事任何部门的学术的学者，必须听从良师的指导，先读许多必修科。等到根柢打得巩固后，这才随心所欲地专读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科目。这种本末、终始、先后、缓急的程序，一点也不可凌乱，不然，错了一着，输了全盘，此中奥妙，不可不注意。

再谈兴趣。兴趣等于天才的别名。一个有浓厚的兴趣的人，他可以夜以继日地从事一种工作，乐此不疲。只因他的兴趣浓厚，所以他干得比别人更起劲；只因他干得比较别人更起劲，所以他的成绩便高人一筹，而良好的成绩又鼓励他的兴趣。因此，一般良师最注意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兴趣。

但是，单纯的兴趣是不易持久的，最好的办法，是一面受反师的严格的训练，一面多多接近优秀的学习环境。双管齐下，兴趣油然而生。这样一来，工作有重点，生活有中心，深根固本，繁枝茂叶，开花结子，可以说是极自然的趋势。

你很幸运，从四年前起，已经在课余之暇，跟名师刘抗先生学习绘画。刘先生教导得法，由浅入深，由易入难，他敬得很认真，所有学生都有突出的表现。这种艺术和技巧的锻炼，不但对于你的前途有莫大的帮助，而且使你的生活内容十分丰富，不会感觉寂寞。

在语文方面，目前三姐愿意每天拨出一点宝贵的时间给你指点，这是个极难得的机会，望你善于运用。慢说每天所学的有限，但积少成多，这全看有恒的功夫。

然而我最开心的就是你的数学。过去华校学生以数学著名，所以他们进了大学后，在数学方面往往有惊人的成就。自改制后，华校的数学一落千丈，尤其是混合教授法，这对于学问没有根柢的学生，只觉得凌乱，只觉得增加负担，实际的得益反而减少。

在今后的两年间，你须利用假期来补习数学，最好是从头再学起。只有这样，根柢才会巩固，至少不会雾里看花，模模糊糊了。

吕祖谦说得好：“凡读书必务精熟。若或记性迟钝，则多诵数遍，自然精熟，记得牢固。若是遍数不多，只务强记，今日成诵，来日便忘，其与不曾诵读何异？”你的天赋颇高，可惜沉不住气，不肯多下工夫，今后应从熟读精思着手。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10月16日）

二七

××：

前信意有末尽，今天继续谈下去。

你问专攻建筑学，将来有什么出路？

谈到出路，这真是一言难尽。现在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险，和你谈一谈。

建筑学，像医学、法学、工程学、会计学一样，算是专门的科学和技术。一个高中毕业生须进一间有名的大学的工科去研究五六年，然后得到学位。接着，他还须到有名的建筑公司实习两三年，取得实际的经验，成为著名的建筑学会的会员。这种人才，新马不算太多，到如今，个个都找到相当的职位，有的在政府机关服务，有的在私人机构工作，而少数长袖善舞的人，更可以自己创办公司，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过去，新马根本没有学习建筑学的机会，一般青年须负笈英国、澳洲、加拿大。年来吉隆坡的马大已经设立工学院，新加坡的工艺学院也办得很起劲，所以关于建筑学和工程学的人才，这两间高等学府也可以源源供给。

平心而论，美国的建筑学，至少不比英联邦的几个国家落后，但是，过去因为竞争饭碗的关系，所以由美国学成归来的青年，他们的学位不被新马政府承认。

关于这问题，年来我曾一再为文，请政府承认美国的学位。虽然我们知道，美国的教育非常发达，大学和专门学院多达两千间，其中难免良莠不齐，但是，那些在国际上久享盛名的二十间大学，它们的人才多、基金足、设备好，而且日新月异地锐意改进。因此，它们的学位应该被承认。

新加坡政府为着这问题，特地成立一个小组来研究和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有的大学所颁给的学位全部被承认，有的大学仅有某几科特长，那么这几科便被承认。这样一来，那些从美国学成回来的优秀青年，便有献身社会的机会。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国内最高学府读完第一举位后，再往先进国去深造。一来，年纪较大，思想较成熟，懂得取舍的功夫，不像那些年纪太轻的人，不分皂白地把外国的任何东西都搬过来，致格格不入，在当地社会不能应用。二来，同学校多，将来在社会做事，彼此容易关照，不像那些自幼在外国求学的青年，所交的多数是外国人，到了回国后，那些朝夕相处的外国同学，恐怕一辈子都没有再见面的机会，这种无形的大损失，诚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像近代一切科学那样，研究建筑学的人，离不开原理、历史、问题。

原理把这一门科学作提纲挈领的说明，其中每一定律，在它没有被新定律推翻以前，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金科玉律，任何学人都要遵从它，不然，他就算是野狐禅，离经叛道。老实说，原理是最困难，谁要彻底了解原理，谁就需要很切实的基础，尤其是语文、数学及一些有关的技术。

须知成千成万的学者以毕生的精力，研究一门学问，到头来，他仅希望订定一两条定律，甚至仅铸造一两个新名词。成功之难，于此可见一斑。

历史是研究一门学问的启蒙、发展、演变的过程。熟读一门学问的历史，便知前人所走的路程的脚印，然后采纳他们的特长，避免他们所走的寃枉路。换句话说，熟读历史无非给我们指示创造的新门径。

原理、历史和基本技巧搞通后，一个学人便有资格来解决当前所遭遇的一切困难问题。虽然由于训练的方法不同，同一问题也许有许多不同的答案，但是真正学有心得的人总有他的一套答案，不管人家表示赞成或反对。

谈到古代建筑物，人们念念不忘冠冕堂皇的北京的故宫、雄伟秀丽的颐和园、小巧玲珑的苏州拙政园、壮穆庄严的西湖灵隐寺、气象万千的印度泰姬陵、元气磅礴的埃及金字塔、巧夺天工的罗马圣彼德大教堂、头角峥嵘的米兰大教堂、幽雅古拙的巴黎圣母院、气概轩昂的伦敦国会大厦、粉堆玉琢的巴黎歌剧院。这些建筑物的建筑师，他们的大名，好像金字招牌一样，永远铭刻在建筑史的篇章里，使后人低徊流连而不忍释卷。

至于近代建筑物，当然要数到那些高耸云霄的摩天楼。在高度上，纽约的帝国大厦、东京的铁塔、巴黎的铁塔，早已鼎足而三。澳洲的悉尼城，现在也越来越美国化，它正在建筑一座六十多层的高楼大厦，虽然在高度上还比纽约帝国大厦差了三分之一。

上帝创造大地，同时，也创造人口。可是土地的面积有限，人口的增加却无穷无尽。现在全世界的人口才三十亿，到了本世纪末年，当你才踏进中年的阶段，人口将增加一倍，所以建筑师的工作将永远做不完。

最后，你须记住孟子的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学问的好不好，全看个人的天才和努力；机会的好不好，要看际遇和人缘。例如加拿大出产的最漂亮最温暖的貂皮袍，拿到热带地方来，不但毫无用处，而且须放在有冷气设备的货仓去储藏，每年需要缴纳多少租金。虽然如此，它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谁也不能否认。今后你须再花二三十年功夫培养“内在价值”，其他问题暂时可放在脑后。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10月23日）

二八

××：

日前蒙惠赐大著《诗词曲丛谈》，感甚！

多年来，你在南大讲学，所授的功课，主要的为韵文。对于韵文，你既然师承有自，而且几十年如一日，继续不断地用功；现在水到渠成，拿出专门著作来问世。此后，青年学子不怕无处问津。这儿特地向你道贺。

我常觉得，启蒙的书籍最难下笔，浅学的人不能写，饱学的人不想写。它需要学人有博大精深的研究，然后以如数家珍的姿态，侃侃而谈。在下笔之前，作者对于一个问题须有全面的认识，这样才能够分别各项目的轻重。有时正面写，有时侧面写：有时浩浩荡荡，如入无人之境；有时迂回曲折，极尽低声细诉的能事。简单说一句，作者须准备浑身解数，把自己对于整个问题的心得，提纲挈领地呈献于读者之前，使他们读后，可以培养兴趣，增进能力，以后就随时随地按照指定的书目，作进一步的研究。

这是传授任何一门艺术和学术最适当的方法，对于读者堪称良师益友。

大著共分四部分：（一）谈诗，（二）谈词，（三）谈曲，（四）谈诗与乐。除了第四项包括四篇单独的论文外，其余三项都以初学者做对象，先引起阅览的动机，然后分析诗、词、曲的体制与特征，再后提出创作的方法或法式，由浅入深，由易入难，一步紧接一步，使读者对于诗、词、曲都有深刻的印象。

孔子教人：“能近取譬，可以为仁之方矣。”老实说，理论是简单的，最重要的是引譬取喻。屈原、孟子、庄子、贾谊、苏轼的文章，得力处全在于引譬取喻，同样的，启蒙的书籍也需要多多引譬取喻。因为作者能够提出具体的例子，所以读者才有深刻的印象。不然，作者仅空谈理论，好像凭空对人说梦一样，模模糊糊，而读者因为事前毫无准备，不得不在梦中说梦，结果，当然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谈到引譬取喻，或者很具体地举出可以作模范的例子，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般说来，作者必须饱学之士，对于这一门的重要文献，早已十分熟悉。同时，他须有文艺理论上的训练，使他能够分析和解释。最后，他自己必须是创作能手，以便现身说法。具备这三重资格，这才能够增加读者阅览的兴趣，继续研究的决心。

球场上的教练，多数是由普通球员做到选手，由选手做到队长，最后，才由队长做到教练。电影和戏剧上的导演，多是科班出身，由跑龙套做到配角，由配角做到主角，最后，才由主角做到导演。此中过程，历历可考。事实上，极少人能够光靠几本理论书的指导，便能够登堂入室地取得教练和导演的地位。

你得天独厚，在大学时代，即得到一代名师吴梅、汪东等先生的指导。从此以后，你即以锲而不舍的精神，蓄意钻研。长期的累积和锻炼，早已使你达到驽轻就熟的地步。最近几年的讲学，使你有更多的时间，更好的机会来整理满腹的经纶。

须知在大学讲学和普通谈天不同。普通谈天，大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事前既不需要充分的准备，讲完就拉倒，说错说对，自己不必负太大的责任。大学讲学则不然。它不是空口讲白话，它必须信而有征。要达到信而有征的程度，讲者不但要饱读群书，以便繁读博引，而且须组织缜密，有条不紊。你这部层次分明，举例适当的大著，不消说尽了大学课本的任务。假如将来东南亚任何一个地区要编辑大学丛书，我一定投你一票，推荐大著为大学丛书之一。

我曾说过，经常写作的人多患泻肚的毛病，文字工具运用得十分纯熟，可是内容却很稀松。专门的学者多患便秘的毛病，事实懂得很多，掌故储藏得很丰富，只因食古不化，所以文字或失之艰深，或呈现杂乱。

你这部大著深入浅出，文字琅琅可诵，煞称佳构。兹特引述序文片段，借见一斑。

诗词与散曲，确是中国最突出的文体，也是东方文学最光彩的一环。假如你想让你情感的翅膀，飞翔于另一个美丽的辽阔的意象世界，假如你想欣赏中国的生动、精练和富于音乐韵律的文学语言，假如你想体会古诗人、词客、曲家们所反映各个时代人民的思想、感情与社会现实，那你该紧紧地接近它们；假如你想做新时代的新诗人，你更不能远远地离开它们。在中国的古典诗歌里，无论写景、咏物、书怀、叙事、说理、言情，或灿若朝霞，或皎同秋月；或如行云流水，或如激电回风；或以才气取胜，或以功力见高；……鸿规往范，足资取法正多，我们该吸取前人丰富的营养，来提高本身创作的水平。

在启蒙运动上，严复、林纾、梁启超、胡适等人各有一定的贡献。现在这些人的墓木已拱，多数青年已经忘记了他们。“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在这新启蒙运动上，如已故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如年逾古稀的瞿蜕园先生的《史记故事选》、《汉书故事选》，如中华书局所出的整套《古典文学普及读物》都是研究中国学问的良好入门书。现在你以诗、词、曲专家的资格，著述一本人人可读的大著，这功绩可不小。

专此顺请

著安！

子云（1965年10月31日）

二九

××：

因为经过一场大病，这几年来对于健康和卫生比较注意。蒙医学界、体育界、国术界的朋友们经常送些书籍杂志来看，使我对于健康和卫生这问题有初步的认识。虽然我明知这是贼去关门的办法，于事无补，但是这几年来我能够照常工作，没有告病假一天，这多少应归功于朋友们的热心的指导。

今天我要和你谈的就是“病从口入”这问题。《古诗十九首》里边有一句：“努力加餐饭”。这句诗现在已经成为口头语，无论给亲友写信或临别赠言，多数人总会提到“努力加餐”这么一句成语。其实，照现代医学的眼光看来，一个人所需要的“热力”或“卡路里”，是有一定的分量的，过量的食物，变成脂肪，增加体重；体重一增加，心脏的负担就跟着增加。到了心脏不胜负荷的时候，什么病都来了。

普通中国人看见亲友体重突增，红光满面，总要说了一声：“恭喜发福！”其实，胖子最容易生病。据斯特尔医生（Dr．F．Stare）的统计，胖子患血压高的机会比较普通人多三四倍，心脏病多两三倍，糖尿病多四五倍。施大手术时，危险性也多两倍至四倍。

再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的分析，体重比较常人多20磅的人，死亡率增加百分之十；多25磅的人，死亡率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多50磅的人，死亡率增加百分之七五。这儿可见胖子并非福气。

原来胖子的食量较大，那些积食不化的东西，尤其是油腻的东西，堆积在动脉的血管里，日积月累，血管通路越来越小，越来越硬化，这对于心脏的运输血液的工作大有妨碍。只要心脏觉得工作太过困难，很不耐烦地放弃它的任务，血液循环一停止，这个人即刻一命归天。

人是群居的动物，一般人喜欢应酬，这倒是常情。但是，应酬的代价未免太大。一来，进食的时间没有一定，原先预定七时半入席的宴会，很可能会延长到八时半或九时才入席。这时，身体又累又饿，然后大吃一顿，这对于肠胃很不利。二来，浓烈的美酒，加上油腻不堪的鸡鸭猪羊，这已吃不消。假如主人太过殷勤，继续不断地劝酒敬菜，一顿吃了两顿的分量，这当然会伤害内脏。

经过一场大病的教训后，我对于任何大宴会都有戒心。没有出门前，先吃了一片面包，一些水果，免得饿了过度，然后毫无选择地狼吞虎咽一场。事实上，肚子里已经有了底子，你才能够选择应该吃的东西，放弃不应该吃的东西。假如十件大菜你仅当六七成，相信你回家之后，一定会安眠到天亮。

谈到酒。它和我很有因缘。我的外祖母、母亲、几个舅舅都酷爱杯中物。二舅还兼营一间酒店。每次我随母亲到外婆家作客的时候，舅母老是要我到酒店去取酒。我双手提着两只酒壶，在归途中。一边喝一口，喝个不停，回到家里，每壶仅剩了六七成。就在那种训练下，我的酒量便天天增加。

但是，真正喝得烂醉如泥，平生仅遭遇一次。那是1929年的夏天，我在福州给几位同乡请去喝酒，一面喝，一面猜拳。为着好胜，我足足打过通关，喝到不省人事。从此以后，我仅轻尝浅酌，再也没有喝醉了。经过一场大病后，索性完全戒酒，点滴不入了。

其实，酒不过是谷类或水果酿造成的东西，中间经造一段化学的发酵作用罢了。稍微喝了一点，并不碍事。问题仅在于喝到上瘾后，欲罢不能，甚至越喝越多，致伤害身体。

除了饮食要有节制外，吃的方法和环境也应该加以注意。中国人对于饮食十分考究，对于饮食的环境却不怎样重视。西洋人的食品仅注意营养料，一般中国人对于西餐却不感兴趣，但我们要承认，西洋人的餐厅多数布置得非常漂亮。此外，我们的商店的职员，多数是一面吃，一面照样工作；西洋的商店的职员，在进餐时间，多数是关着大门，一道菜又一道菜，慢慢地咀嚼，无论如何，慢慢地咀嚼，是更容易消化，至少这比狼吞虎咽的食法好得多。

从农村出身的人，谁也知道，农民多数黎明即起，所以他们都注重比较丰富的早餐。中午就在山上或田野吃些随身携带的干粮。到了夕阳西下，他们又以愉快的心情，回家吃晚餐，这才是健康的生活。

都市则不然。多数人因为过着夜生活，早晨爬不起来。眼看办公时间一到，他们便赶快喝了一杯咖啡就跑。中午的一顿，多数以三文治或面食充饥。到了晚上，他们才来享受一顿最丰富的晚餐。其中有些人吃完饭后，还有赴夜总会或者看半夜场。回家时，双眼早已睁不开了。他们因为疲劳过度，饮食过度，多数不得好睡，所以安眠药便成为他们的良好的伴侣。

两相比较，还是早起早眠的农村生活习惯比较适合卫生。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人每天必需抽出一些时间来运动。除了年轻人可以参加任何运动外，中年以上的人最好以散步、柔软体操、打太极拳为健身之道。这些事情既省时，又省事，不过唯一的关键在于有恒。我的朋友中已经有少数人因为经常散步，或从事柔软体操，或打太极拳，致保持高度的健康。他们的成功，倒是很好的模范，值得我们取法。

此问

近安！

子云（1965年11月5日）

三十

××：

精力无限充沛的你，从来不知道疾病是怎么一回事。直到最近一年，每次由大宴会归来，你老是觉得肚子不大舒服。偶尔吃了一些治疗胃痛的药饼，情况稍微好些，可是第二次由大宴会归来，你又觉得肚子不大舒服。

平时你爱吃酸辣的东西，每顿吃饭时，离不开胡椒、辣椒，尤其是吃北方的饺子的时候，你对于辣椒油的嗜好，简直是如鱼得水。饭店的老板知道你的偏爱，所以每次吃完饺子和锅贴之后，他老是很客气地用塑胶小袋，盛了一些辣椒油送你，而你也把这东西当做珍品，放在冰箱里，以便慢慢地蘸着你爱吃的几道菜肴。

平时你唯一的毛病，就是便秘，无论你吃了多少水果，便秘如故。因为你一天到晚能够照常工作，教完书后，又努力料理家务，差不多没有片刻休息，所以大家不把肚子痛和便秘很认真地来处理。

几个月前，亮儿回家来说：他的老师余真祥医生是内科专家。他介绍你给余医生看。不看还好，一看之后，他就怀疑你的胆囊结石。他介绍你去照X光，照完之后，的的确确证明你的胆囊结石。

为着避免胆石的繁荣滋长，致损害健康，唯一的办法就是施手术。普通中国人一提到施手术，三魂仅剩了一魂，七魄已去了六魄。我知道你极不愿意施手术的，但是，假如不趁身体非常健康的时候去施手术，等到年老力衰的时候才来执行，恐怕不容易恢复健康。

经过几次家庭会议后，大家才决定在放假期间送你到中央医院施手术。

照医生的吩咐，你必须到医院休养一星期后才施手术。为着这一星期的强迫休息，你再三表示不耐烦，甚至准备放弃施手术的念头。但是，亮儿一再劝告你说，目前中央医院的设备极佳，割胆石像割盲肠一样，不怎么费事。结果，你才勉强答应他的要求。

11月8日你进医院，原先准备休息一星期后才开刀，可是医生认为你的健康良好，可以提前几天施手术。因此，当十一日我去看你的时候，看护马上告诉我说，第二天就要动手。

这倒没有什么，最使我伤脑筋的，就是看护要我马上找两个人来输血。那天下午我要出席一个重要会议，时间这么迫促，我应该到哪儿去找人？

正在愁眉苦脸的时候，打电话和亮儿商量。他说，别忙，他早已在几个月前和几位朋友到中央医院的血液银行输过血。血液银行给他们每人一份证明书，这份证明书，随时可用。漫说医生仅需要两瓶血液，就是三瓶四瓶也毫无问题。经他的解释后，闷在心里的一块石头忽然消沉下去。

这儿我要劝告诸位亲友，当他们十分健康的时候，他们应该到血液银行去输血。这等于最可靠的储蓄，有备无患，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有益处。

12日上午9时进手术室，10时完毕，10时半回到病房。你在半醒半睡的状态中已经能够和在身边伺候的亮儿说话。这是医学的大进步。以前施手术时，麻醉剂往往加得太多，病人需要五六小时后才能够清醒。现在则不然，手术施完，病人即刻会清醒，而且绷带仅小小的一条，贴在伤口处，不像三十年前，要用几尺长的白布，一层又一层地把伤口包住，这对于住在热带的病人实在一个大解放。

当天下午一时我去看你，你的头脑极清醒，但是，有气无力，不能说话。你拿了我的笔作笔谈。你叫我看瓶里的胆石，颜色像煮熟的猪肝，大的有大拇指的指甲那么大，小的比小指甲还小些。大小一共五粒。假如胆石变成钻石，这大概值得几万块钱。

医院的通例，施完手术后，病人须搬到危险症病房，一面灌葡萄糖水，一面用一条细小的橡皮管，从鼻孔插进内脏，每四个钟头更换一次，把黏液洗涤得一干二净。你在危险症病房仅逗留了两天，接着，就搬回原来的病房。

在这期间，亲友们络绎不绝地来探病，因为人多，大家须在门外排队，一批出，一批进。我含笑地对看护说，这是交换探病的客人，不是交换战俘。

亮儿得地利之便，他住在医院的宿舍，离病房不过五分钟的路程，所以他时常能够和男女同学去看你，尤其是K女士，她招呼你极周到。她替你打扮，给你插花，我看了之后，不禁要含笑地说了一声：“你又要准备赴大宴会了，至少也要到馆子去吃水饺蘸辣椒油了。”

佘医生真能够体恤病人，他天天来看，并且要题了两句使病人欢欣鼓舞的话。这种精神治疗的价值，并不亚于精确的诊断。

就在你住院的时期，我把梁实秋先生所著的《割胆记》一连看了三遍。他也割过胆，前后在医院住了9天，现在早已恢复健康，每天能够照常工作。

你这次在医院前后住了16天，现在也平安出院。医生教你忌口，这一点你必须严格执行。鉴于我过去的三次大病都和饮食有关，所以医生教你忌口的劝告，更见富有意义。

为着你患了“胆结石症”，我前后忙了三星期，仅学了这么一个专门名词Cholelithiasis，这个代价未免太高。

此祝

健康！

子云（1965年11月23日）

三一

××：

前信意有未尽，今天继续谈下去。

前信和你谈节制饮食，这封信要和你谈放松神经。饮食有节制，神经很安宁，这不但是延年益寿的大道理，而且是增进工作效能的秘诀。

记得9年前我买了一本《你就是天才》，这书就教人怎样放松神经。当时许多人都看过这书，但真正得益的恐怕只有你一个。因为普通人看书，如风过耳，至多仅增进一些常识，极少会把书里的理论来实施。你刚好两样，你看完之后，懂得按照它的理论来一一体验，别的不用说，光是用眼泪来治痧眼一项，你早已完全做到，结果，很有效验。

年来你的体力充沛，学业猛进，不胜喜慰！关于节制饮食那问题，你已经有相当把握；关于放松神经这问题，你还须多下一点工夫。

像小孩的病主要的是由于消化不良那样，大人的病十九由于神经太过紧张。加拿大的著名医学家施尔（Dr．Hans Selye）经过长期试验后，曾作这样的论断。的确，目前的都市生活紧张万分，每天上班和下班时，车辆挤拥不堪，稍微迟了一步，就躭误时间。到了办公室后，嘈杂的打字机、电话机，以及各方面的谈话的声音，震耳欲聋，除了打发例行公务外，一个人很难集中精力，作深刻的思维。到了晚上，有时还免不了有些应酬，回到家里，早已精疲力尽了。

这还是指普通工作人员所遭遇的情形。至于一个大机构的主持人，尤其是政党和工商业界的领袖，他们除了例行公务外，很可能因为要应付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弄到夜以继日地工作。由于神经过分紧张，晚上不能熟睡，结果，便乞灵于安眠药。安眠药越吃越多，最后，药石不灵，难免要变成神经衰弱了。

在《紧张是一切疾病的原因》一文里，拉克里夫（D．J．Ratcliff）说：

在忧虑、过劳、疲倦，慢性的传染病的压迫下，我们多数人——有一时期——还能够过得去。接着，那些瘦弱的，沉默的，把忧虑闷在肚子里的人，成为高血压的牺牲者。活跃而又努力的工厂经理，得到冠状的血塞病。经常疲倦、经常过劳的主妇，患着糖尿病。

中国有句名言，叫做“忧能伤人，”这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一代雄才曹孟德，深知“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所以他只好拼命喝酒来解忧。其实，借酒浇愁并不是很好的办法，因为“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而酒后梦醒的口渴头痛的情形，实在不大好过。

最好的办法，还是服从医生的劝告。据美国神经病专家斯提文生医生（Dr．G．Stevenson）的建议，下列几点对于神经紧张的人颇有帮助。

第一，说出来。当你有忧虑的时候，不要秘而不宣。你应该对你所能信任的头脑清醒的人物——你的丈夫或太太、爸爸或妈妈、牧师、家庭医生、老师——倾吐你的忧虑。事情一经说出，可以减轻你的紧张，帮忙你看清你的忧虑的所在，甚至会使你知道处置的办法。

第二，暂时离开。有的时候，暂时把痛苦的问题避开，倒是很有益：例如置身于电影、书籍、游戏、短程旅行来换换景物。让你自己“死站在那地方去受苦”，这才是自己处罚，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当你较为镇定的时候，须准备回来处理你的困难的问题。

第三，清除愤怒。假如你随便发脾气，你须记住，愤怒的结果将使你觉得自己很愚笨，免不了要懊悔。假如你想攻击别人的时候，你须想法拖到明天。在这期间，从事体力活动，如种花、做木工、打网球、散步，把愤怒清除掉，你将会更聪明地准备应付你的问题。

第四，有时须让步。假如你觉得自己要时常和人家吵架，而且觉得很固执和大胆，那么你须记住，这就是纵容坏了的小孩的行为。你不妨坚持你认为正确的立场，但是，你须镇定地进行，同时，须承认自己可能会错误。姑定你是绝对的对，但是有时退让一点，这也是很容易的事情。假如你这么干，你往往会觉得别人也会让步。结果，避免紧张，实际解决问题，而你也会觉得满意。

第五，为人效劳。假如你整天忧虑自己的事情，那么你也应该想法替别人担心。这样一来，你会忘记自己的忧虑，同时，因为你把事情干得很漂亮，你会得到温暖。

第六，专心一志。对于紧张的人，一件很普通的工作也变成那么繁重，因而不愿意去想法解决。假如遇着这情形，那么他应该集中精力去做迫切的事情，一个时间办一件事，其他事情暂时搁在一边。这样一来，其余的事情也很好办。

第七，给别人以机会。紧张的人往往觉得他们要“占先”，不管这是一件琐碎的事情，例如开快车赶上前面的车辆。无论什么事情，都是比赛中，在比赛场中，总有人受伤害。生命并不是如此。竞争有传染性的，合作也这样。当你给别人一个机会，你往往会使你自己觉得更舒服。假如别人再也不觉得你对他有威胁，他也不会对你有威胁。

他如安分守己，不要希望样样求全；找出人家的优点，不要吹毛求疵；在空闲时间，培养个人特殊的嗜好。一切的一切，无非避免紧张，保持心平气和的状态。这是真正的养生之道，望时常留意。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11月10日）

三二

××：

前信意有末尽，今天继续写下去。

你这次到中央医院去施手术，前后不过16天就可以出院。今天是出院后的第3天，你已经可以自由上落楼梯了。再休养两三星期，相信你的健康就能够完全恢复。

我们的邻居黄小姐，她的母亲患着同样的病，只因年老力衰，不能施手术，所以她忍受着剧痛，直到昏迷不省人事，以至撒手西归。

因此，医病须趁身体健康的时候去医。只因身体健康，许多疾病都能够连根带蒂地拔起来，甚至在萌芽时期把它根绝，多方便！

但是，人类都有惰性的，而惰性实在害人不浅。据一位医生告诉我说，二十年前，他刚到中央医院服务的时候，每天清晨上班，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看看昨天进医院的病人的死亡表。平均每百人进医院，第一天差不多要死去一半。因为一般人生病之后，多数是病急乱投医，在外边胡乱吃药，而且绝不休息；等到进了医院，他早已病入膏肓，药石无灵。

现在刚好两样。大多数人有病，都到医院去请教医生，甚至自动地到医院去休养，极少要等到病在垂危的时候，才去留医。因此，死亡表的人数才蜕减。

本来生老病死，是人生应有的过程。这两年来，我的师友中死去六人，其中两位八十多岁，两位七十多岁，两位六十多岁，平均七十多岁。虽然现代医学发达，使许多传染病受了控制，许多本来无法治疗的病也得到治疗，但是“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句话，多少仍用得着。

法国总统戴高乐，今年76岁。据说，自他过了70岁后，他就不喜欢人家提到他的年岁，因为他心里明白，年岁越大，距离坟墓越近，所以索性不提它。

其实，戴高乐这种办法，无非自欺欺人。因为别的事情还可以瞒骗人家，只有年岁不能瞒骗人家，更不能瞒骗自己。70以上的人，一年一年的负担，马上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我的朋友们家里都有80甚至90以上的老父母，不过这些老公公和老婆婆，多数是老态龙钟，活动的范围不出家门之外。

古今中外的第一等人物，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虽不轻生，但他们绝不怕死，所谓“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就是这意思。

在我的已故的师友中，黄曼士先生最懂得看透生死这问题。他知道“生如寄，死如归”，所以他死前的几年和朋友们谈话的时候，随时都准备“回到老家”。

关于死后这一副臭皮囊应该怎样处置的问题，各人的见解不同。儒家最重礼节，死后的棺椁坟墓都十分考究。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多数要诵经礼赞，超度孤魂。

权威最大的莫如帝王。古代帝王死后，有的用香料来做木乃伊，历千年而不腐。有的建筑非常堂皇壮丽的陵庙，供后人慢慢凭吊。最摩登的还算是苏联克里姆林宫里列宁的玻璃棺。玻璃棺里的死尸用化学药品来防腐，历久不变。

至于普通人，他们死后多数被埋葬。假如他们被葬在祖坟，这也许会保留得长久一点。假如他们被葬在公共坟场，至多二十五年后，就被政府清移出去，好让下一代的死人来占领。

记得童年读《千家诗》，里边有两首七绝，两首七律，谈到清明扫墓的情形。其中高菊磵的一首说得更坦白：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淚血染成红杜鹃。

日暮狐狸眠塚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假如你有机会到荒山古墓去参观，你就觉得用坟墓来储藏死尸，并不是好办法。普通的家庭如有人去世，葬在墓里，头几个星期，天天有人去献花；过了一个月后，一星期仅献一次花；过了一年后，每年仅扫一次墓；十年八年之后，早已淡忘了。尤其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谁的生活也不容易安定。有时为着谋生，自己不得不背井离乡，而且多数是一去不回头。在这种情形下，祖宗的坟墓，请问应该怎样照顾？

我认为最妥当的办法，就是火葬。火葬仅给亲属以片刻的痛苦，不像坟墓给亲属以长期的精神上的负担。此外，火葬之后，全身的血肉筋骨发甲，很快化为灰烬，然后把它们撒在白浪滔天的海洋中。“质本洁来还洁去”，这是多么利落干净！

印度的圣雄甘地，他采用火葬法；印度的英杰尼赫鲁，他也采用火葬法。这是最聪明的办法，省得亲戚朋友许多麻烦。当他们的骨灰从飞机上撒到印度的恒河的时候，他们的大名早已用金字写在世界史，尤其近代印度史的上边了。

写到这儿，我不禁要联想到魏文帝的《典论·论文》。他说：

盖文章千古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一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其实，立德和立功，仅可归纳为一类。就轻重而论，任何王侯将相，怎能和孔、孟、老、庄、荀、韩、马、班、曹、陶、李、杜、韩、柳、欧、王、苏、黄、曹、施等二十人媲美？诗圣杜甫生前穷得连饭也吃不饱，可是死了之后，他的坟墓竟达五处之多，谁也争先恐后地认他做祖宗。假如你明白这一点，那么一个人死后的遗骸应该怎样处理，便可不言而喻。

此祝

健康！

子云（1965年11月26日）

三三

××：

在电话中，蒙你以音乐的语调，美丽的辞藻，勤勤恳恳地鼓励我努力写作，感甚！感甚！

新年转眼即到，报馆循例要出版《新年特刊》。在过去六年间，我曾主编过五次，今年的编辑责任又落在我的肩膀上，所以年底这一个月，我往往加倍忙碌。

今天我要趁这机会，和你谈谈编辑这问题。

像导演多数是由著名的主角出身一样，主编的人多数有做记者或作家的经验。只因他们是过来人，而且多数是从最底层一步一步升上来，所以他们对于此中的艰苦，比较局外人更有具体的印象。

假如你说名记者只须擅长自己所特长的路线，名作家只须发表自己所熟悉的事物或经验，那么名编辑应该是个通人，经验比较别人更深刻，常识比较别人更丰富，这才是最适当的人物，担任最适当的角色。

其实，统筹大局的人，最重要的是知人善任。就规模最大的编辑工作——如《四库全书》、《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英百科全书》、《牛津英文词典》、《剑桥历史丛书》、《社会科学百科全书》——而论，主编或总纂的首要工作，就是先找到一批顾问，以便编订一种有范围、有系统、合逻辑的“凡例”。凡例定好之后，就要编订题目；大题目，字数多；小题目，字数少。这是主编者的特权，同时，也可看出主编者的眼光和魄力。接着，主编者就要准备各问题的专家的名单，有的正取，有的候补。假如国内已有这些问题的权威作家，那么“肥水不流别人田”，让国内作家享受优先权，不然，才请外国的作家来帮忙。

名单准备好之后，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征求作者的同意，其中有些作家一请就行，有些作家须三辞三请。到了合约签订之后，秘书处还要时常和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稿件要一催再催。在编印期间，最后的清样或大版最好由作者过目，免得他日争执。

谈到编者和作者，这问题相当复杂，尤其是大规模的编辑工作，如《大英百科全书》，它的范围那么广泛，执笔者多达几千人，所以编辑部的人才，至少也要成百人。这是个极繁重的工作，比较领导百万大军还困难。

须知军队只有服从，不许抗命。文人刚好相反。一个有相当地位的文人，多少都有一些怪癖。他是属于“既不能令，又不受命”那一类型，非常不喜欢别人指挥。因此，给文人出题目已经很困难；给他限定字数，多半不易成功。

为什么文人不爱人家限定字数呢？最大的原因是由于不懂得割爱。假如你随便翻阅任何一门科学的入门书，开宗明义，它就强调这门科学的重要性。同样的，当一个作家费尽心血，搜集了许多资料后，他老是觉得这种材料很重要，那种掌故也很不坏，于是叠床架屋地把所有材料都堆进去，文成之后，很可能比较编者的预约多了一倍、两倍，甚至几倍。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它的一个特色，就是凡事懂得抓住重点、对称、比例。因此，谈药品，它要分君、臣、佐、使：谈建筑，它要分正房、耳房、厢房、前厅、后院；谈饮食，它要分八大件、四小件、两熟晕、二京果、两生果、两甜品，其中什么菜先出，什么菜后出，都有一定的考究。这就是艺术，这也就是文化。

我常觉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有范围，有系统，合逻辑的大著。作者既懂得“网罗天下散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又知道限制他的范围，“上计轩辕，下至于兹”。至于内容的分配，他是有条不紊地写成“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其中有些人物，独辟一章；有些人物，几个人合写一章。他的分配的方法，极合逻辑，并不是把所有材料乱堆进去。文成之后，又慢慢删改补正，以便成为定本。著书如司马迁，才真正了解“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的大道理，所以他能够机杼一家，绝不落人窠臼。

最后，让我来谈现代报纸、杂志、百科全书的写法。

一般说来，报纸、杂志、百科全书，都以深入浅出为主。内容须富有意义，文字须力求通俗。假如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特别高明，把人物事迹，名山胜水，写得娓娓动听：更进一步，把一切死材料都写“活”了，那才算是功夫。

欧美著名报纸杂志多数都聘有“枪手”或“代写人”（Copy Writer），把一般文字生硬的作品，加以修饰润色。例如19世纪伦敦泰晤士报最著名的主笔狄兰（J．T．Delane），他在该报服务三十六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改正社论、新闻、广告的文章。这样一来，该报才能够维持它的崇高的水平。

至于各种“学报”（Journal），它的性质和报纸、杂志、百科全书完全两样。学报拥有极浓厚的学术意味，一言一语，必须有来历。满纸都是人名、地名，书名、数字、图表、专门名词。脚注往往比本文还长。这一类的“学报”，漫说“外行人”望而却步，甚至“内行人”至多仅能选读一两篇，因为分工的细密，专门里头又有专门，“内行人”很快就成为“外行人”。

“学报”最大的特点，在于“书评”和“文化简讯”，这些东西是每一专家需要阅览的资料。事实上，假如一个专家要避免落后，他至少要时常翻阅他那一门的“学报”。

假如作者明白各种刊物的立场和性质，和编者密切合作，随时注意各种刊物的作风，那么，这对于出版事业将有大帮忙。

此请

著安！

子云（1965年12月2日）

三四

××：

目前你喜欢阅读和写作，所以今天就和你谈这些问题。

写作需要资料，但资料并不是作品，中间还经过很大的加工。其中如谋篇、布局、遣辞、用字，都有一定的考究，不然，这仅算是货仓，把材料堆在一起；不是百货公司的窗橱，里边所陈列的全是精品，一看就使人注意，因为注意，所以便引起购买的动机。

初学写文章的人，多数觉得肚子空空如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才行。到了开始注意资料之后，又发现可说的事情实在太多，但“一部二十四史，不知道从何处说起”？经过长期训练之后，运用资料的本领提高了，驾驭文字的能力也加强了。这时候，六辔在手，操纵自如。无论长篇大论，或短文小品，都可以做到称心如意。

这没有什么，这单纯是熟练的功夫。所谓功夫，除了天资是不可移易外，主要的是多看、多读、多写作、多修改。

这次年假，你开始看英文《格林童话集》和《红楼梦》。这两部都是大部头的书，同时，又是西洋文学和中国文学的重要作品。《格林童话集》的中译本，你早就看过，现在鼓起勇气，看看长达870页的英文本，这将增加你的信心。《红楼梦》你以前仅零零碎碎地看一点，现在趁这机会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把它看完，这将使你领略中国文学的真滋味。

你现在已经15岁，求知欲初开，照规矩，你应该狼吞虎咽地把中英文名著各啃上几十部。过了20岁，语文的进步较难。语文这一关没有打通，此后看书如雾里看花，模模糊糊：提起笔来写作，宛若平凡人要高举关公的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自己既十分吃力，人家也会看得昏昏欲睡。

你从前看《格林童话集》的中译本，多是薄薄的小本子；现在你看的英文本，却是精装的一厚册。你从前仅从初中课本里选读到《刘姥姥游大观园》，现在你却有机会看全文120回。光是这一点，你就可以领略作文或著书的大道理。

荀子说得好：“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当你初看卷帙繁多的世界名著，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以及中国名著——事实上，也是世界名著——如《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的时候，你难免要瞠目结舌，莫名其妙。其实，洋洋百万言的大著，拆穿了，还不是全书共有120回，每回仅有8000多字；其中又分为两个小题目，每题仅得4000字。假如运用资料的本领，驾驭文字的能力已经达到这地步，使你能够轻而易举地写出4000字到8000字的文章，内容既很充实，表现的方法又摇曳多姿，娓娓动听，那么你迟早也有把握著述一部20万言到百万言的大著，问题仅在你肯不肯下工夫，大胆设计全局，细心描写各事项，书成之后，既可表现中心思想，又懂得波澜起伏，导致高潮，使读者永远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罢了。

假如你有机会到农村去参观，那么你就知道百亩良田的播种方法，并不是把谷种随便在田里乱播，而是选择半亩肥田来试播，等到稻秧全部长得有几寸高之后，这才把稻秧连根带蒂地拔出来，到水份充足的稻田去插秧。同样的，大规模的建筑，如百层高楼、廿几万吨的轮船、纵横几千里的铁路，建筑师仅在纸张上设计图样，从事极精密的计算。

因此，卷帙繁多的著作，必须先定一个相当有系统的蓝图，再定比较详细的纲目，然后着手搜集有关资料。资料搜集齐之后，再做些谋篇布局、遣辞用字的功夫。书成之后，须注意内容有没有重复的地方，有没有破绽，有没有不能自圆其说的所在。经过“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之后，这才算是定本，至少这不会离谱太远。

学术的书籍和文艺作品不同。举术不断在发展中，每年都有新材料，新学说发现。例如医科学生所用的《解剖学》，这书成于1862年，到了1962年，还出版“百年修正版”，但大体上仍以格莱原著为主。这是学术上承先启后的佳话，值得我们重视。

至于文艺作品，要是一文不值，仅供人覆瓿；要是留芳百世，“不废江河万古流”。漫说后人不可以更动内容，连修改一字也煞费苦心。

目前你正在阅读中英文名著，这是个良好的关头。须知文字到家的人，主要的是从名著入手，学校所提供的几种薄薄的课本，仅算是“样本”，好学深思的人，绝对不能过瘾。他应该根据样本的指示，找出原著来阅览，久而久之，胆子大了，信心建立了，读书的方法习惯也逐渐养成了，这才算是真正受过教育。

关于阅读名著的方法，第一次不妨速读，狼吞虎咽地看了一本又一本，其中如有不大明了的地方，或者看得拍案叫绝的所在，须用红蓝笔做记号，等到第二次阅读时，才想法查明不大明了的地方，抄写拍案叫绝的所在。到了第三遍，作者便成为你的老友，全书的结构、脉胳、血肉、筋骨、声音、笑貌，恍惚都是最熟悉的东西。假如你养成好的读书的方法和习惯，趁年轻时代，打好根柢，一生将受用不浅。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12月12日）

三五

××：

你们六个人联名写给我的信已经收到了，谢谢！

你们虽远在千里外，但你们对于求知的热诚实在使我感动。你们所提出的问题，可以说是多数爱好文艺的青年闷在心里的问题。现在择要给你们答复。

今天先和你们谈博览和专精的问题。

平心而论，博览和专精有同样的重要性。不过一般人所谓博览是指随便阅读，抓起书来就看，结果弄到泛滥无归。另一方面，一般人所谓专精是揩专读几本书，其他常识完全蒙昧无知，结果变成十分简陋。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做到清朝大儒，即《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实斋所提出的信条：“博而不杂，约而不陋。”这才算是大成功。

你们现在那么年轻，应该从博览和专精同时入手。双管齐下，水到渠面，这全看长期的努力。

看你们的来信，知道你们还处于中等程度的阶段。这时候你们的求知欲初开，照理应该尽量博览。从你们所读的初中和高中的国文12本，再加上文学史以及报纸、杂志所提供的材料，至少你们已经认识两三百个作家的大名和他们的代表作。假如你们懂得凭个人的兴趣和能力把那些作家的代表作充分阅览，看完一部又一部，五年十年之后，胸罗万卷，穷源究流，触类旁遖，这才是真正享受读书的乐处。

我常觉得喜欢读书和写作的人，好像贪吃鬼一样，嘴里吃了一个，筷子夹了一个，眼睛看了一个，心里还想着一个，川流不息，越吃越觉得津津有味。另一方面，那些胃口不佳的贵族妇人，他们的食欲不振，对于面前的美酒佳肴，毫无兴趣。本来一碗饭三口可以吃完，他们一口饭连吃十口也吃不完。在那种情形下，请问他们怎么能够从饮食中得到应有的快感？

就我个人而论，我平常看了一本书，非常注意作者所介绍的他所最爱读的书，顺便把书名记录下来，以后到图书馆或书店去参观的时候，心里已经有点印象。假如你能够把那些书买来或借来翻阅一下，那么你所得的印象将更深刻。以后如有机会，你可以随时拿来阅读了。

从前中国做学问的人，开头就做目录学的功夫，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过这部书卷帙繁多，不是初学的人所敢问津。比较容易阅览的就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或康有为的《桂学答问》。把这两部书所提的要籍做底子，你的国学的基础就相当可观了。

同样的，现代任何一门科学的入门书，里边总会介绍几百或几十本参考书。假如你们懂得凭个人的兴趣和能力，或者在良师益友的指导下，挑选几种来看，同时每种新书又会介绍你几百或几十种新书，这样一层一层剥进去，迟早你们就会登堂入室了。

古人说“开卷有益”，这话真是有道理，尤其是在良师益友的指导下，博览一些名著，越看越提高你的志气，加强你的信心，增进你的能力；持之以恒，看书的兴趣和能力养成了。到了那时，你的手里无论有文凭或者没有文凭，谁也不能否认你是个谈话有风趣，见识很高超的人物。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精读的问题。

假如你们有机会参加一个盛大的鸡尾酒会，你们不难在两个钟头内，认识几十个美女。但是，你们所认识美女虽多，终身的伴侣仅有一位。同样的，你们所阅览的名著，可以从几十到几百本、几千本。但是你们最欣赏，最得力的名著至多不会超过十种八种。这十种八种书，也许靠师友的介绍，但最后的决定全靠自己。因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我认为最优秀的读物，你们也许觉得平平庸庸，无动于衷。另一方面，你们最爱好的读物，我也许认为是十分平淡，不感兴趣。因此，我要重复一句：精读书最好由你们自己选择，不要依赖他人。

假如你们问我，精读书和略读书有什么分别，我的答案很简单：略读书只须看一遍或者抽出几章来看，甚至仅看缩写本或选文就行。精读书起码要看三遍、五遍、十遍。古人说得好：“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这两句话倒值得我们考虑。

据我个人的经验，精读书应该放在案头，以便随时参考。以后越亲越近，越看越有趣味，等到你们能够从书本中找出真滋味，甚至看到出神，或废寝忘食的时候，你们的功夫可以说是相当到家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每次看完十本八本新书之后，或者某种繁重的工作完成之后，就回来重读自己所心爱的几种精读书。这样一来，多看一本新书，等于把你的知识的广度扩大一些；多读一次精读书，等于你知识的深度加深一层。既有深度，又有广度，这才能够达到“博而不杂，约而不陋”的标准。

我曾指导一位学生阅览一部《东周列国志》。起初，他的程度仅有小学五年级的程度，需要他的母亲详细讲解之后，他才能够看了一篇半篇。过了两年之后，他重新再看一遍。这时候，他已经能够明白大意。此后，他每年总要找出时间，把全书阅览一遍，看到滚瓜烂熟。无论提出任何一个篇目。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内容说出来。同时，他的文字已经达到十分利落干净的程度，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一个例子，值得你们参考。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12月15日）

三六

××：

今年3月11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它说明你的生活结束了一个阶段，开辟了另一个阶段。从那天起，你开始加入社会，为社会服务了。更具体说一句，你开始独立谋生了。

你是个相当幸运的青年。在你没有上学以前，你已经记诵唐诗一百多首，数量虽不多，但这对你后来的进展，却铺好一条平坦的道路。至少使你长大后，懂得欣赏文学，运用比较正确而流利的文字来表达你的思想和感情。

自你上学后，战争已经结束，你既没有因战争弄得流离失所；又没有因生病被迫停学。你能够很顺利地读完小学、中学、大学，同时，在每个阶段里，你都有优越成绩表现，尤其是大学这阶段，你一连得到几种奖学金，这对你个人是个极大的鼓励，因为你必须抓紧功课，免得学业欠佳，奖学金中断；对家庭也是个极大的帮忙，因为当你进入大学的时候，你的两位和你的年龄很接近的妹妹也要到英国和澳洲留学。一个受薪阶级的家庭，要同时资助三个儿女进大学，那种经济困难的滋味是可以想见的。

现在你总算结束学生的生活了，但是，你的事业和学问才开始写下第一页。以前二十年做学生的生活，仅算是打底子的准备功夫，今后才步入创造历史的阶段。至于你未来的事业和学问的历史写得长，写得短；写得辉煌灿烂，写得黯淡无光：你个人应负全部的责任，和别人毫无关系。

你是个有志气而又肯努力的青年。你当然不以目前小小的成就，便觉得心满意足。相反的，你应该奋勇直前，不慌不忙，无倦无怠地向着最高的目标进军。

在战前，新马的青年，读完爱德华七世医学院的课程，得到M．B．，B．S．的学位，就出来行医，他们根本不想继续深造。直到战后，才有两位医生，继续前往英国深造，得到皇家医科学院会员的文凭。此后，新马的医科人才辈出。到目前为止，拥有皇家内科学院院士，皇家外科学院院士、皇家妇产科学院院士，多达一百多人。他们个个学有专长，不但在医学方面，有高度的成就，而且常识也十分丰富，在国际上卓著声誉，其中有几位，已经从皇家医学院院士（MEMBER），被选为高级院士（FELLOW），可以和欧美第一流的医生或医学家争一日之短长。

这是眼前的例子，值得你取法。因此，你须下个决心，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力求上进。古人说：“一息尚存，此志岂容稍怠。”许多学者，文豪、艺术家的成功，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吃尽万苦千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相信你迟早会出国继续深造，不过研究院的生活和以往不同，上课的时间既少，考试的机会也不多，主要的是独立的研究、思考、撰述论文。经过相当时间的训练后，你的信心将油然而生，以后无论跑到天南地北，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发挥你的专长，为社会服务。

除了请教导师，从事专题的研究外，今后你须注意三件事：

第一，医学院经常聘请当地和海外专家举行专题演讲。这些人多数是学有专长，广孚众望。虽然他们所演讲的内容并不一定属于你的专题研究的范围内，但是，他们老是百变不离其宗，说来说去，离不了医药这个大范围。这些专家多数是有来历的，不然，医院当局也不敢冒冒失失地邀请他们来演讲，致浪费各位医生的时间。因此，今后如遇这一类的演讲会，辩论会，你须抽空出席，有时，宁愿牺牲一顿晚餐，也在所不计。

演讲会和辩论会的益处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新的刺激。有了新的刺激，迟早会有新的反应。为什么有名的学者专家能够把问题分析得这么透彻呢？为什么他们说话既有重点和材料，而又说得娓娓动听呢？初次听时，你也许觉得很新奇，多听了几次你将会说了一声：“不过如此。”只要你敢坦白地说了一声：“不过如此。”那么你的程度也相当可观了。

第二，经常阅览两三种医科学报。为着避免孤陋寡闻，医科学报成为学者专家最好的靠山。据悉，目前全世界的医科学报多达三千种，一个人无论怎样用功，永远是看不完。在这当儿，你应该懂得选择。那些有高度的水平的医科学报——如英国医学会和美国医学会所主办的学报——固然要经常阅览，那些和你的专门研究有关的最负盛名的专门杂志，也应该经常翻看，尤其是书评、新书简讯、医学界动态等部分，你应该时常留心，这样才可避免井蛙之诮。

第三，学习撰述论文。当你读完许多书籍、杂志、报章后，你对于某些问题，当然有你自己的见解。这时候，你应该赶紧把感想和材料纪录下来，然后到图书馆去检查书目，把有关的重要资料一一研读，并且勤加笔记。当你的材料搜集到相当成数的时候，你须不辞劳瘁，振笔直书；文成之后，须先送给几位得力的师友鉴定，最后，才寄给学报发表。

须知写作是思想的整理。假如单纯阅读而不动手写作，那么一个人很容易变成眼高手低，只会消极地批评这篇文章不好，那篇文章不行。到了动手写作之后，你才知道“书到用时方恨少”，以后阅读时将更用心，更勤做笔记，而大部头的著作，事实上，等于笔记的重新组织。

此问

近安！

子云（1968年3月30日）

三七

××：

昨蒙枉顾，失迎歉甚！

在新马的音乐敬师中，你是最受人欢迎的一个。你不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且富有老大姐的风度。你照顾同行，提携后进，什么叫做妒忌和怀恨，优越感和自卑感，在你的字典中，永远找不到。

只因你的胸襟阔大，行为磊落，所以许多爱好音乐的男女青年，都愿意跟你学习。但是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度的，所以你往往把新来报名的学生，介绍给你的同行或后辈。这种光风霁月的襟怀，最值得人敬重。

记得十七年前，小女仁思要学习钢琴，我曾领她到府上拜访。当你知道我的来意的时候，你即刻介绍我去见容慕蕴女士，为的是容女士初到新加坡，时间比较充裕。不久之后，容女士要移居香港，又蒙你介绍给谢佩贞女士。经过这两位教师的熏陶后，小女才下个决心，以音乐为终身事业。目前她能够在伦敦教导音乐，而且能够时常在BBC献技，饮水思源，全靠你当初介绍的功劳。

自五四运动以来，一般人为着介绍新思潮，于是打倒孔家店，推翻旧道德的声浪，洋洋盈耳。这种矫枉过正的论调，往往会发生反作用。因此，在拙著《春树集》里，我曾写了一篇《释忠与恕》。我认为，像遗老遗少那样，忠于一家一姓，固然是个大错误，但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效忠，却是再正确不过。至于恕字，这是做人的起码条件。假如一个人不懂得将心比心，宽恕人家，专门对人吹毛求疵，恐怕世界上除了他自己外，找不到一个好人。

古人说：“移忠臣于孝子之门。”这句话从你的身上得到具体的证明。一般人仅知道你把所有学生当做自己的儿女看待，除了指导钢琴外，对于他们的学业前途，经济的背景，家庭的生活，无一不体贴入微地表示关怀。不知道你的爱护学生是出于天性，像你的孝顺老母一样，日夜照顾，寸步不离。我每次看你扶着年逾九旬的老母亲到维多利亚戏院去听音乐，心里既羡慕，又惭愧。羡慕的是，我的双亲早已去世，使我没有机会奉养：惭愧的是，假如我的双亲还活到今天，我对双亲的孝敬是否能够达到你的标准的五成、三成，一成，连自己也没有十分把握。

照史书的记载，中国有二十四孝，其中有一部分算是传说，恐怕靠不住。现在我以同时代人亲见亲闻的资格，投你神圣的一票选举你为第二十五位孝女，相信和你相识的亲友没有一个不表示赞同。

日前接读四月九日手教，反复诵读，越看越佩服你的人格的高超。你说：

文人像春蚕一样，丝吐不尽不肯休，但享受的不是自己，而是穿丝绸的人。在事业上已有这样的贡献，儿女也长大自立，当享受一点陶渊明的田园乐。人生几何？对酒当歌，才对得住自己，请多珍重！

这一段话所给我的精神上的鼓励，比较任何勋章更有意义。

其实，春蚕也罢，蜜蜂也罢，它们吐丝酿蜜，完全是要尽它们应尽的职务。“采得百花来酿蜜，为谁辛苦为谁忙？”答案是：完全为自己的志愿和兴趣。志愿和兴趣都是抽象的东西，它们的高度、深度、广度没法子衡量。唯一可以衡量的，就是时间的久暂，聚精会神达到什么程度。谁能够持久，谁能够专心一志，忘怀得失，他多少有操左券的希望。

我常觉得，文人学者，像任何一部门的艺术家一样，应该步着古代的烈女节妇的后尘，抱定“之死靡他”或者“从一而终”的宗旨，干到最后一次的呼吸停止的时候，才可放手。这是愚公移山的精神，这是“前人种树后人荫”的精神，凡是从事文化活动的人应该严守这个崇高的宗旨。

新加坡是个商业社会。在商业社会里，一般人都太过现实，利禄所在，个个像附膻的蝼蚁一样，争之唯恐不及。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学术、不但不受人欢迎，而且会受人讥笑、奚落、鄙视，以为这些人不是疯子，便是迂儒。

在这不大健全的环境中生活的人，应该时常提高警惕性，加强自信心，事事以最艰苦卓绝旧古人做榜样。假如有人诉说，音乐会没有人欣赏，新书出版没有人写书评介绍，那么我们应该联想到古代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生前潦倒不堪，死时没有葬身之地，直到死后多少年才被有心人发现。这时候，他的乐谱、速写、草稿，无一不成为瑰宝，给古董商当作利薮。这事情中外的历史上时常见到，一点也不奇怪。

薄命的天才曹雪芹死后，他的友人写一副挽联追悼他。

字字看来都是血，

十年辛苦不寻常。

曹雪芹死得比较年轻，他的《红楼梦》曾经“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前后足足十年。若论现代比较长命的作家，如罗素、萧伯纳、丘吉尔、施怀泽，年龄都在九十以上，他们所过的辛苦的笔墨生涯，并不止十年，而是六七十年。在这么悠长的生活里，悲欢离合、穷通利达、甜酸苦辣的滋味实在尝得足够。好在他们的意志坚定，兴趣浓厚，所以能够坚持到底。

专此布复，顺请

近安！

子云（1968年4月18日）

三八

××：

前函意有未尽，今天准备和你再谈。

正想念间，忽然记起日前报上发表你的大作《写在陈毓申女士独唱之前》，不胜钦佩！

现在先抄录你的一段话：

昔日贝多芬发现舒伯特的才华，他说：“这是一颗天上的明星，但不要让他本人知道。”贝多芬当时已经是乐坛上的巨人，舒伯特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相对之下，简直是大巫见小巫了。然而贝多芬却能够一眼就看出舒伯特的不平凡，真可谓英雄识英雄。他不当面称赞舒伯特，原因是恐怕他恃才傲物，目空一切而耽误了前途。用心良苦，由此可知。此乃身为老前辈者应有的道德涵养。不幸得很，当时的维也纳对舒伯特并没有好感，致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结果，他是在贫病交迫之下，年纪轻轻的就离开人间了。

旷观中外古今伟人的传记，凡是大人物，他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胸襟豁达，不斤斤计较眼前的得失。希腊的哲人说，“我爱生命，我更爱真理”。这种言论和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相吻合。须知儒家所倡导的“仁义”，是道德最高的标准，也即西洋哲学家所标榜的真理。只因伟人把真理或仁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所以他们愿意为真理或仁义牺牲一切，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计。

还有一层，普通人都爱护自己的儿女，这是天性，无可非议。但是，真正聪明的人，爱护学生比较爱护儿女还亲切。《诗经》说：“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这是说明朋友比兄弟更亲密。

我常觉得，中国的“五伦”，只有“朋友”这种关系最为亲切。君和臣，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并没有预先得到你的同意。同样的。父母和子女，兄弟和姐妹的关系，也没有预先得到你的同意。至于夫妇，表面上，虽恩恩爱爱，但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恐怕占了大多数。只有朋友的关系，是自己选择的。一个晚上的酒会，可以认识许多人，不过真正知心的朋友，一生恐怕只能找到一两个。

在这种情形下，我认为朋友的关系最为重要。假如父母和子女，兄弟和姐妹，夫和妇的关系，都能够像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样，这不消说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为什么第一流的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对于学生的重视，会超过他们的儿女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在事业上既然有极大的成就，所以他们很希望能够找个传道授业的对象。可惜他们的儿女不见得都很聪明，因此，他们只好在许多学生中找到一两位高足，把毕生努力所得到的一点窍门，交给他们作信托人，这正合古人所提倡的“火尽薪传”的意见。

在近代音乐史上，德国和奥国，人才辈出，到了贝多芬，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成为乐圣。贝多芬远绍巴赫的余绪，根器非常深厚，他极希望在年轻这一辈中找到可以传道授业的对象。他比舒伯特大了27岁，当他发现这么一个优秀的青年音乐家的时候，他真是喜不自胜，认为“这是一颗天上的明星”。这样一来，后继有人，光辉灿烂的音乐史可以连绵不断地延续下去。

但是，贝多芬恐怕年轻人器小易盈，很容易觉得满足，所以他不让舒伯特本人知道，希望他像白浪滔天的长江大河一样，在没有奔流到大海之前，须经过许多曲折。正如你所说：“用心良苦，由此可知。”

但是，当时的维也纳社会，仍十分黑暗，对于一个还没有成名的青年，往往以白眼相看，不会给他以一点一滴的支援。结果，在穷愁潦倒的状况下，舒伯特饮恨终古，死时年仅31岁，这是乐坛的一个大损失。

我们都是从不大健全的社会里生长出来。在我们的社会里，我总觉得，芸芸众生，可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饱死，一部分饿死。结果，对于社会同样是个大损失。

撇开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不谈，在过去的中国，那些拥有较高的学位，而又有相当人事关系的人，在短短的期间内，很快会成为“学阀”。他们身兼数职，外得各国退回的庚款的资助，内受政府的津贴，一天到晚，无非忙着送往迎来，接见宾客，出席会议，发表宣言。一举一动，和学术艺术毫无关系。肚子饱得发胀，脑袋却空空如也。

另一方面，那些怀才不遇的失意的人物，整天彷彷徨徨，找不到一个固定的地位，“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把大好的光阴，虚掷于柴米油盐酱醋茶之间，这未免可惜。

你是个有心人。你找出可以寄托宝贵的生命的音乐，你又看透势利庸俗的无聊。因此，你除了教导学生外，尽量闭门谢客。在繁华热闹的市区里，心甘情愿地做个隐士，这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陈毓申女士，旅居意大利多年，在艺术的气氛很浓厚的罗马的熏陶下，进步自在意料之中。她本人的造诣已经很可观，现在再由你以老前辈的身份，为文介绍，相信一般听众将联袂前往欣赏。

此请

著安！

子云（1968年5月9日）

三九

××：

接5月4日信，知道近况清胜，至以为慰！

蒙你告诉我英国文豪尼古逊（Horald Nicolsin）和法国文豪莫洛亚（Andre Maurois）去世的消息，不胜哀悼。文豪是国家的瑰宝，地位远在攻城略地、拓土开疆的将军，纵横捭阖、运筹帷幄的政治家之上。可惜一般俗人仅知趋炎附势，而多数文豪生前都是穷愁潦倒，落魄不堪，引不起世人的注意。

近来的报纸，主要的是刊载越南战争与和平的新闻，其次是披露黄金和美元盈虚消长的消息。至于本地新闻，主要的是奸、盗、命、拐，附带的是登载社团活动和无聊透顶的东西。关于驰誉国际文坛艺苑的消息，简直找不到，虽然古董拍卖馆把某某著名艺术家的作品，以几百万元成交，某某著名哲学家的藏书和稿本，以一百几十万元脱手的消息，有的也成为茶余酒后的谈资。

谈到尼古逊，他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出身，专攻政治外交。离校后，即侧身外交界，从二等秘书、一等秘书、参事以至大使，可说经验丰富。后来他又在报馆担任编辑，到广播电台，情报部主持一部分工作。到了退休后，还担任图书馆协会的主干。

他是个标准的英国读书人，脚踏实地，不尚空谈。他的著作等身，其中主要的为外交、传记、游记，而得力处全在于勤力写作日记。他的游记《爪哇纪行》固然运用日记的体裁，他的《1919年的和谈》，下半部也用日记的体裁，把每天亲见亲闻的事件，一一记录下来。除了上述三部门著作外，他还发表一部《书信和日记集》两厚册，里边提供许多第一手的史料，而文字也是清新可诵。死时82岁，可说相当长命。

关于莫洛亚，他的大名在中国的读者中特别响亮。他虽然是法国人，并且从1938年起，就当法兰西学院院士，但他的英文非常漂亮，能够引人入胜。他也是著作等身，主要的部门为历史、传记、散文。他写过英国史，法国史、美国史、德国史，他写过英国文豪拜伦、雪莱、狄更斯、底斯拉里等人的传记，他更撰述法国的伟人和文豪，如拿破仑、伏尔泰、雨果、查图布里安等人的传记。至于畅谈生活的艺术，写作的艺术等书，多是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他比较尼古逊早生一年，迟死一年，两人都是82岁的老翁，最难得的是他在死前一年，还出版一部《插图本德国史》。

对于这两位文坛巨匠，我仅从他们的著作里略知一二，所见不深，而你却因久居英国，且到过巴黎开过画展，所以和他们过从颇密。

来信说，你也认识尼古逊的夫人韦斯德（V．S．West，英国桂冠诗人之一），他们夫妇两人待你那么周到，替你保存书画，达七年之久，足见你的人格高尚，能够得到异邦友人的青睐。

若论莫洛亚，三年前你在巴黎举行书画展览会的时候，曾替你写过序文，这份交情，实在值得珍贵。

现在尼古逊夫妇去世了，莫洛亚也是死了，这对于国际文坛是个大损失，对于你个人也是个大创伤。书圣王羲之说：“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的确，生离死别，是件最痛心的事情，但是，有生必有死，迟死早死，终归一死，所以死又是最平等。

来信说，你准备写些短文，悼念尼古逊夫妇和莫洛亚，得空望即动笔。因为思想和感情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稍纵即逝，非用警察捉小偷的手段，一见就抓，诚恐过了相当日子。另一种思想和感情产生时，以前所念念不忘的东西，早已给时间冲得无影无踪，给阳光和空气弄得完全褪色。到了那时，思路不大集中，要下笔更困难。

我是个爱好海滨的人，每天无论怎么忙，我总要抽空到海滨去欣赏一些时间。你瞧，潮水是不舍昼夜地，很有节拍地涨涨落落，时而高潮，时而低潮，不慌不忙，永远没有停息。从潮水里，我们可以想见大海的度量，无论死猫、死狗，以及任何污秽的东西，一经海水的淘汰洗涤，很快就消溶得一干二净，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盐。因此，聪明的宗教家告诉世人说，“你是世间的盐”，像“你是世间的光”一样，给人以自强不息的目标。

我又是个爱好朝阳和夕照的人。我每天一早起身，和妻子到公园散步。那时百鸟争鸣，互相寒暄。一会儿，朝阳露出万道的金光，周遭的云雾，瞬息万变，不用十五分钟，阳光已经普照大地。同样的，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它往往要发挥回光返照的力量，特地装腔作势，摇曳生姿，可是时光不待人，不用十五分钟，斜晖突然消逝，周遭呈现一片苍凉、寂寞、黯淡的景色。

年来新马和海外的朋友，好像在秋风扫落叶的季节那样，被剥夺去一二十条生命。印度诗人泰戈尔虽然活到80岁，但他从中年起，早就嗟叹人生的无常，死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的心灵。不过这事焦急也无用，最重要的还是从饮食起居方面稍加注意，早起、早睡、少吃、多动、享乐、忘忧。在与世无争，与人无忤的状态下，永远保持健康的体魄，宁静的心情，直到最后和上帝见面时才停止。

专此布复，顺请

著安！

子云（1968年5月11日卫塞节）

四十

××：

接来信，并大著《澳洲风情画》，谢谢！

大著已交给有关的编辑先生，最近即可发表，届时当剪寄给你，幸勿念！

你是个很有成就的音乐家，同时，对于文学造诣极深，这是个难能可贵的资本，希望你好好的运用。

我一向非常欣赏古人的两句话：“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的确，谁都爱好饮食，可是仅有极少数人能够欣赏饮食的真滋味。同样的，大多数人都爱好音乐，可是仅有极少数人能够欣赏高山流水那样的声调。再进一步说，读过相当书的人，多少会舞文弄墨，仅有极少数人具备生花的妙笔，能够把文字弄得像流水行云那样的自然。此中的关键，全在精和粗的问题，普通人多是粗制滥造，高明人才懂得奥妙精微。

我曾到法国的香槟酒区去参观酒厂。那些经验丰富，技术高超的化学师，除了运用仪器来分析香槟的成分外，他们只须把酒杯拿来摇一摇，便知酒的芬香（Aroma）达到什么程度。

你是个音乐家，音乐家的官觉特别敏锐。在百人合奏的交响乐里，只要其中有一个人弹错了一个音符，吹错了一个拍子，著名的指挥马上发觉他的错误。这好像童话里所说的娇嫩的公主那样，当她躺在九重厚的褥子上边，她还能够发觉褥子底下有个核桃。

敏锐的官觉，一面是天生的，一面是训练出来的。天生的叫做聪明，训练出来的叫做功夫。无论学术也罢，艺术也罢，没有三分聪明，绝对学不来。具备了相当的天分，还须痛下功夫，这才会像牡丹和绿叶那样，相得益彰。

自小有聪明的表现的人，大家都把他叫做“神童”。神童是很可爱的，不过由神童变成大器，中间还有巨大的距离。上了年纪的人，他不难记得一生中见过多少神童，但是到了四五十岁之后，当年的神童能够成为大器的，恐怕一百个一千个之中找不到一个。

饱经世故的中国人，早就知道聪明是靠不住的，所以他才有“少时了了，大未必佳”的说法。相反的，通达人情的中国人，最喜欢说某某人的功夫到家，某某人的学问渊博，某某人的道行高深。这儿所谓“到家”、“渊博”、“高深”，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倖致，全看平时累积的功夫。庄子说得好“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你瞧，水的力量还靠累积，何况是人类？

谈到训练的功夫，《诗经》所提出的八个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最有意思。切磋是指朋友的互相鼓励，批评家的严格的指正。琢磨单纯是指个人的努力自修，在人不知鬼不觉的书房里痛下针砭。在师友的督促，批评家的指正下，个人复继续不断地做功夫，久而久之，自有水到渠成的一天。

一般说来，华人社会最缺乏批评家。除了政治上的立场的分歧，因而党同伐异外，普通人最容易意气用事，不是闭着眼睛乱捧，就是昧着良心乱骂。只因批评家所说的话离谱太远，所以効果等于零，谁也不会相信。

西洋人的风度，有时会比华人宽大一些。他们有个俗语：“朋友是朋友，事情是事情（business is business）。”因此，在议会里，大家可以侃侃而谈，有些事情两人的意见不同，彼此争得脸红耳赤，到了表决之后，胜者和负者仍可握手言欢，把刚才的唇枪舌剑的状态，忘记得一干二净。这是“运动的精神”（Sports manship），这才是君子的风度。

年来新马的文化水准逐渐低落。据一位著名的音乐家说，有一个星期，她参加几个音乐晚会，那个演奏正牌的古典音乐会，听众寥寥可数：那个演奏流行小调的音乐会，却是座无虚席。她的意见是，古典音乐需要长期的素养，普通人没有那么闲工夫。流行小调，一拍即合，所以大受欢迎。这儿可见“阳春白雪，和者必寡”，这事情古代已经如此，现代更是变本加厉罢了。

就出版界而论，纯文艺的刊物固然越来越少，差不多快要绝迹，代之而起的是武侠打斗的东西。当地出版的新书，寥寥可数，各书店摆满着香港翻印的三四十年前几位作家的作品。所谓时代的气息，文艺的思潮，这儿完全闻不到，但是夜总会、酒吧、旅馆却争先恐后地产生出来，点缀大都市的“文明”。

在这种不大健全的风气下，一般青年觉得很苦闷。他们大多数都变成现实主义者。须知新加坡是个商业社会，商人重利，因为他们最值得夸耀的就是钱。当钱魔得势的时候，谁都觉得“一无所用是书生”，与其花了两块钱去买一本新书，不如到电影院去看一场武侠打斗的影片。因此，华文书店多兼营英文、巫文的书籍。英文书店多兼营唱片、瓷器，以及家庭的日常用品。

你在音乐上既有高度的成就，在文学上也有良好的表现，加以目前生活优裕，所以你应该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来发挥你的才具。虽然目前出版界十分沉默，可以表现的机会并不多，但是，当你心血来潮的时候，不妨抽空把心里想说的东西记录下来，迟早总有出版的一天。

澳洲是我旧游之地，将来如有适当机会，当再度前往参观。

专此布复，顺请

著安！

子云（1968年6月1日）

四一

××：

你给L的信，我一连细读三遍，越读越觉得有兴趣。手足之间，能够时常切磋学问，这是人生乐事。希望你负起带头作用，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接受你的教导，以便减轻我的精神负担。

你说，行医主要的是为“救人”。这话一点也不错。古人早就说过：“医乃仁术。”一部《四书》翻来覆去，把“仁”字解释得非常透彻。有时直接解释，有时取譬引喻。例如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你瞧，一个正人君子对于禽兽的生命还那么爱惜，何况对于人类？

作为一个医生，他的主要目的在于救人。要达到这个崇高的目的，问题可不简单。

第一，理论的进修。新加坡大学的医科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所以新生一选修该科，六年的课程早已编排得有条有理。一个敏而好学的青年，在良师益友的指导下，他可以按部就班地读完那些功课。在进展上，由浅入深，由一般到专门。除了基本的课本外，教授或讲师还指定了许多有关的参考书。虽然时间有限，不能遍阅各种参考书，但是开卷有益，在时间所允许的范围内，择要翻阅，这办法最能够开通眼界，扩大胸襟。

就我个人的而论，在北京的十年间，我最得力的就是燕京大学图书馆、国立北京图书馆、政治学会图书馆。有的书精读，有的略读，有的随便乱翻，看看头，看看尾，欣赏欣赏装潢和印刷。有时还站在借书处，看看几个前辈所借的是什么书。这种行为迹近幼稚，但是它所隐藏的好奇心，是鼓励年轻人上进的特效药。

在我所认识的十个八个名医中，他们多数都是精研理论，尤其是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等基本课本，他们多数放在案头，以便时常参考。业以专而精，只要一个人能够精通基本的理论，以后胸有成竹，无论专攻那一部门，他都会百变不离其宗，即俗语所谓“不会离谱”。

第二，实习的认真。诚如你所说：“医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许多著名的医生都有很丰富的临床经验。”寥寥数语，道出名医的秘诀。据我的视察，大医院里的医生分为四大等级：（一）刚毕业的见习医生；（二）见习后的医官或训练员；（三）注册官；（四）高级医生或顾问。普通常见的病，由前二者负责，危难病症或重要的手术由后二者亲自处理。尤其是高级医生或顾问，他们至少有十五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庸医认为束手无策的病症，他们却不慌不忙地作正确的诊断，然后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举一个例。几个月前，我的胸部长了一个小疮，起初毫不在意，等到发痒的时候，才随便涂了一点药膏，或者撒了一点爽身粉就算了。谁料这个小疮越长越大，越大越红，到了晚上，痛得要命。L介绍我去看一位皮肤病专家，他一看就说这是癣。他给我一种药膏，每天涂两次，头三天还不见效，到了第四天，这个有玻璃杯面那么大的癣，却消逝得无影无踪。这儿我得到一个教训，以后最好不要生病。假如不幸生病，我一定要请教经验丰富的专科医生，因为他们驾轻就熟，一看便知底细，不像普通医生乱闯一场，白白耽搁时间。

话又说回来。理论精通，经验丰富的医生，只有富有的国家或繁华的都市才养得起，那些弱小的国家或落后的地区根本谈不上。相传1954年，老挝刚宣告独立的时候，全国仅有一个本地的医生。到了组织内阁的时候，这位绝无仅有的医生便成为卫生部长。此外，东南亚许多偏僻的地区，整个州府仅有三四个医生，每名医生一天要诊治一两百名病人。在那种供不应求的形势下，要一一认真诊治，恐怕是谈何容易。

来信说：“医学是很重要的学科，当大夫是很辛苦的。内科大夫一般容易得传染性的职业病，外科、妇产科容易得胃病等职业病。因此，希望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加强营养，坚持体育锻炼。只有壮健的身体，才能完成伟大的志愿。”这一段话不但对做医生的L有用，对我个人更是一针见血。

因为童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有偏差，一味钻研经史，完全忽略体育锻炼，所以到了中学时代，一般同学多数都能够在球场上一显身手，而我至多仅以观察员的资格，欣赏人家的比赛罢了，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是十分惭愧。

两年前，我的背部时常觉得酸痛，有时痛得不能安眠。有一天，我到理发店去理发，到了梳洗完毕后，理发师用按摩机在我的肩膀和背部慢慢按摩，我忽然觉得舒服异常。我问他这副按摩机需要多少代价，他说，不过一百几十块钱。我表示要买一副。他很诚恳地告诉我说，最实际的办法就是运动，这比任何按摩机都好得多。

自那时起，我恢复散步的好习惯，同时，做些柔软运动，早晚各半小时。这样一来，腰酸骨痛等毛病，再也不发生了。朋友和我见面时，头一句话老是“你近来的气色很好”。我听了之后，心里有说不出的舒服。

为着避免你的挂念，今后我一定以保护健康为每天第一个课题。只有身体壮健，这才有充沛的精力，从事学术的探讨，文章的写作。此志一定，风雨不移。

此问

学安！

子云（1968年6月8日）

四二

××：

今天是你举行大学医科毕业典礼的日子，同时又是你订婚的日子。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这可以说是双喜临门。

内科学士和外科学士，在目前仅算是起码的资格。有志向学的青年，必须奋勇直前，再下五年至十年的苦功夫，考到医科博士和皇家医学院院士的文凭，这才算是在学理上和专业上够标准。以后无论在国内或海外担任大学的讲师、教授，或者在公私医院行医，到处都会受人欢迎。在新加坡，我所结交的十位八位著名医生，都属于这一类的特出人才，值得你借鉴。

谈到婚姻问题，最理想的对象莫如同学。你们认识多年，相处的时间较长，彼此更容易了解。须知人非圣贤，不会十全十美：谁都有长处，也有短处。假如大家能够互相赏识对方的长处，同时，又很有技巧地纠正对方的短处，那么这种婚姻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平心而论，同学的关系是最美满的关系。在求学时期，谁的功课最好，谁的活动力最强，谁的人品最高，往往会引起同学的注意。由爱慕到时常接近，由时常接近，达到彼此相亲相爱，互相照顾，这种乐趣绝对不是笔墨所能形容出来。

同学的关系是最单纯的。“势利眼”这个名词，根本没有存在的余地。什么“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简直是梦呓，是笑话。只因大家“相尚以道”，所以有一位同学到了做皇帝，或者总统、首相、总理的时候，他还会念念不忘故交。普通同学已经有这种便利，现在你们由同学关系进为将来的夫妇关系，这比较一般认识不久，便实行闪电结婚的人，在感情上不消说是更见融洽。

普通朋友结婚时，请我题辞，我最喜欢用“爱的集合”四个字。的确，“爱”是个神秘的东西。为什么在万千异性中，你特别爱这一位，而且会十分钟情，这事情很难解释。古人把夫妇关系，叫做“缘分”或者“姻缘”，所谓“姻缘天注定”，我们只好这么说。

我常觉得，单纯一个“爱”字，还不易持久，最重要的是加上一个“敬”字。用食品为例，“爱”字好像烹调一样，它仅能够把食品煮熟，甚至弄得够味儿，只有“敬”字是个防腐剂，历久弥新，永远不变。

在中国的成语上，我们有“相敬如宾”一辞。摩登人物也许以为这办法是太陈旧、太拘谨，不值得重视，其实，这是最稳健最持久的办法。不但夫妇之间需要一个“敬”字，甚至朋友之间也需要一个“敬”字。孔子称赞齐国的大政治家晏平仲，说他“善与人交，久而敬之”。我们知道许多朋友，有时因为缺少一个“敬”字，开玩笑开得太厉害，结果弄得破口大骂，甚至绝交。这儿更可以看出“敬”字是多么重要！

再进一步说，不但夫妇明友之间，需要一个“敬”字，而且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也需要一个“敬”字，为的是单纯一个“爱”字是不够的。普通人仅知道，儿女长大成人后，赚钱来奉养父母，这种行为至多仅能尽儿女的天职的一半，另外的一半，全在“敬”字上做功夫。饱经世故的孔子，他曾经很感慨地说道：“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儿可见，当儿女赚钱来奉养年老力衰的父母的时候，假如在态度上缺少一个“敬”字，这似乎也算是一种缺陷。

提到家庭生活，除了健康以外，经济可以说是极重要的因素。你瞧，一个国家的政府的内阁，财政部长往往会举足轻重。这位财政部长必须高瞻远瞩，统筹兼顾，而一年一度的财政预算，正是关系整个政府的寿命。平时一切收支必须有剩余，聊作准备金；一旦有事，更要沉着应付，实行稳扎稳打。只有这样，政府才立于不败的地位。

另一方面，财政部长对于收支毫无把握，平时已经捉襟见肘，寅吃卯粮；一旦有事，势必通货膨胀，疲于奔命。在无衣无食的状态一下，民怨沸腾。敌人只须费了三分力量，便可置我方于死地。

由国家想到家庭，便知经济是多么重要。因此，在治家的方法上，夫妇两人须订定预算，开源节流，量入为出。在可能范围内，不但要保留一笔储蓄，以备不时之需，而且须酌量帮忙一些境况较差的亲戚朋友，甚至想法奖励素未谋面的优秀青年。当敏而好学的青年得到温暖的时候，他们将表示无限的安慰，而他们所得到的安慰，无形中会增加自己的快乐。俗语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就是这意思。

最后，要谈到娱乐问题。

目前流行的歌舞风靡一时，许多青年趋之若鹜。我自己虽爱好清静，不高兴到欢乐场中去寻开心，但我并不反对人家这么干。

这也许是个性、环境，以及教育背景的关系罢，我自幼爱好清静的环境。“少无适俗韵，性本爱邱山。”当我第一次研读陶渊明的诗句的时候，我仿佛觉得这两句诗是我写的，至少是替我写的。

的确，人类是爱好模仿的动物。当一个人跑到百货公司、酒楼、舞厅的时候，他难免会动起好财好货的念头，这时候他只觉自惭形秽，连头也抬不起来。相反的，当他跑到名山胜水去观光，受了大自然的熏陶的时候，他在精神上会得到无限的鼓励。这是我个人的信念，所以特地写出来，供你参考。

此问

学安！

子云（1968年6月15日）

四三

××：

5月24日，蒙你送我一本《丘吉尔传》，谢谢！

这本书是丘吉尔的儿子著的。这是第二册，长达770多页。这个月来，公余之暇，我就陆陆续续地拿来精读，现在已经读完，趁着记忆还很新鲜的时候，略述我的感想。

当第二次大战的前夕，丘吉尔已经成为众望所归的大人物。他的两部评论集：《军备与条约》（Arms and Covenant）和《按部就班》（Step by Step），成为当时我最爱好的读物，越读越觉得他这个人的见识高超，感觉敏锐，文笔犀利，是政论家的能手，是英国最著名的史学家吉明和马皋莱的继承人，同时，又是英国最特出的政治家格兰斯顿的接班人。

那时，我刚好给香港大学做校外考试委员，替经济系看了一本硕士论文。蒙该校送我港币100元作酬劳费。我即刻到书店去买丘吉尔新出的大著《马尔伯卢传》四厚册，可惜该书还没有看完，大战已经爆发。在匆卒逃难的时期，笨重的书籍全部被抛弃在后头，丘吉尔的著作，当然没有例外。

战后，他所出版的两部大著：《第二次大战回忆录》、《英语人民史》，以及他人关于他的著作，我在可能的范围内，又陆续买来。可惜过去16年间，我的大部分光阴，都给印度的三杰——泰戈尔、甘地、尼赫鲁——占去了，所以关于丘吉尔本人的著作，以及他人评论他的文章，仅能择要翻阅，不暇细读。

记得十几年前，当他80岁生日的时候，我曾写了一篇《丘吉尔》（见拙著《春树集》），不过后来就没有再动笔了。现在因为你送我一本书，勾起我的心事，所以我决定从今天起，花几年工夫，细心研读他的全部著作，然后写一本比较详细的《丘吉尔传》，聊尽我的心愿。

这部传记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资料实在丰富。丘吉尔生长于高贵的家庭，祖父、父亲都是英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因此，他的家里所遗留下来的档案，如书信、日记、备忘录、剪报，可以说是盈篇累牍，分类保存。这种便利，绝对不是现代中国的史学家或传记学家所能望其项背。因为中国曾经过一百几十年的战争和混乱，而每次战争和混乱，首先遭殃的便是档案。加以过去言论不大自由，一般文人如惊弓之鸟，谁也不敢放言高论，更不敢把胸中的积愫，一一用文字表达出来。只因大多数人都是明哲保身，不评论时事和时人，所以史学家和传记学家可以凭借的资料，真如凤毛麟角。你瞧，运用声调铿锵的古文笔法所写的寿序、墓志铭，除了客套话外，真正的事迹的纪录，恐怕不到一二百字。在这种情形下，要撰述洋洋大观的传记，真是难上加难。

收集资料困难，保存资料也不容易。英国的大人物的家庭所有的资料，往往是由很有地位的亲戚朋友组织一个“信托部”来保管。例如丘吉尔年轻时，要写他的父亲的传记，事前曾经过多次的交涉，这才得到几位强有力的贵族亲戚的首肯。他原定该书在五年内完成，结果在三年半内提前杀青。自这本书出版后，丘吉尔在传记学上已经奠定了巩固的地位。

这本书所叙述的范围，是从他于26岁开始做国会议员起，到第一次大战的前夕止。在英国历史上，小庇得虽然在24岁那年就当首相，而丘吉尔却要等待到65岁那年才当首相，但是小庇得活到48岁，便短命死了。假如丘吉尔也像小彼得那么短命，那么在政治上，他仅能当部长阶层的人物，绝对没法子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他的大部分名著和演讲集，恐怕永远没有产生的机会了。

在中国的习惯上，60年算是花甲。丘吉尔从26岁那年便做国会议员，到了86岁那年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正是花甲重逢，这在英国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英国是近代民主政治的摇篮，民主政治的核心在于国会。一个人要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必须先从国会议员入手。要做国会议员，必须加入政党，同时，本人须有出语惊人的才华，百折不挠的意志，这才能够负起重任。

丘吉尔世代都是保守党，可是在爱尔兰自治的问题上，他跟一般保守党的意见不同。因此，他决定退出保守党，加入自由党。这种“跳槽”的行动，是政治人物最大的忌讳。不但当时他一再受保守党的报纸的嬉笑谩骂，甚至被攻击得体无完肤。后来他的声望日隆，他的敌对人士一提起他，还要挖苦他两句，直到他中年重返保守党的阵营，成为保守党的党魁的时候，才告一结束。

本书仅叙述丘吉尔在殖民部、劳工部、内政部、海军部等时期的活动。他无论在哪一部门服务，他老是保持好学好问的习惯，把人家的特长，化为自己的血液。尤其是在海军部做部长的时期，他的一切备忘录和书信，充分表现他是个眼界高人一等的海战专家。他认定德国是英国的假想敌。因此，他对德国的一举一动，无不细心研究，在比重上，英国的海军的配备、人才、给养，总要维持三比二的地步。此外，他深谋远虑，在某种形势下，应该采取某种策略，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的确是个经天纬地的大政治家。

此问

近安！

子云（1968年6月23日）

四四

××：

前函意有未尽，今天继续谈下去。

你知道，英国的人才，一半出身于那几间著名的大学，如牛津、剑桥、伦敦、爱丁堡、格拉斯哥，一半是靠自学成功。那些由大学出身的人，因为有所凭借，所以他们多数采取“慢而稳”的办法。那些靠自学成功的人，多数都富有自信心，敢作敢为，言人之所未言，言人之所不敢言。大戏剧家萧伯纳算是这种人，大文豪兼大政治家丘吉尔也是这种人。

当萧伯纳已经达到94高龄，而且距离死期不过一二星期之前，丘吉尔曾送他一个花篮，去慰问他的病况。萧伯纳回了一封短简的信说：“你只须阅读《我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么？》因为你我都被人正式列为目不识丁的人。”只因他们俩都没有大学文凭给他们做敲门砖，所以他们必须以镇定的态度，冒险的精神，沉着应变。结果，他们往往能够转败为胜，化险为夷。

像丘吉尔这种多才多艺的人，他得力处全在于精力充沛，聪明绝顶。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准备的功夫。当他首次在国会里批评英国的陆军的时候，他曾足足花了六星期来准备他的演讲词。他把演讲词背得滚瓜烂熟，讲头知尾，举一反三，无论怎样讲，他都可以百变不离其宗。

记得十几年前，我曾问一位口如悬河的演讲家说：“为什么你这样聪明，能够即席发挥高论？”他很坦白地答道：“我从来不作没有准备的演讲，可惜一般人不知道我随时都在准备罢了。”

个人应付眼前的事务，固然要有充分的准备；国家应付未来的战争，更要有彻底的准备。为着备战，一个国家至少要花几年功夫，把平时的工业改为战时的工业，一切力量都向固定的目标进军。

为政不难，难在勇于负责。一般政客仅想争权夺利，对于他们应尽的职务，却是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少数政治家，他们往往有极大的抱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年开太平”。只因他们的志愿和政客不同，所以当他们受人民的委托，负起某种重大的任务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认清自己的使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们要倾全力来研究某种职务有关的一切重要问题，精通来龙去脉，想出一切可能的办法。这种准备的功夫的深浅强弱，可以断定他们的前途的穷通利达。

平时准备很充分的人，到了大难临头的时候，才会不慌不忙，沉着应变。这种态度和普通人完全相反。普通人吃一天，算一天，从来不为明天打算。只有眼界高人一等的人，才会居安思危，预先做好准备。孔子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丘吉尔可当之而无愧。

因为他勇于负责，所以他对于许多问题多有积极的见解。当一个问题发生之后，他绝对不会逃避。相反的，他要负起领导的责任，直到各种问题完全解决后，才告一结束。

远在1912年，当他还未满38岁那时候，他的朋友们已经认定，英国未来的福利是操在他的手里，而且相信他的地位将步步高升。他们知道，他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工作越来越困难，但他们相信雄才大略的丘吉尔，迟早会克服一切困难，只要他的健康不出问题，其余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朋友们对他这么信任，更加强他进取的决心。

他是个热爱英国的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主要的是为国为民。因此，当事情办得很棘手，或者反对者大肆攻击的时候，他往往会引咎辞职，绝不会像弩马恋栈豆一样，患得患失，原因是，他认为个人进退事小，国家存亡事大，无论什么时候，国家的利益受了影响，他宁愿牺牲个人的利益，自动下台。事实上，自动下台，不消说比较被迫下台好得多。

记得1929年，英国工党第一次组阁的时候，印度有许多人曾寄予迫切的期望。富有远大的眼光的尼赫鲁曾说，工党和保守党的政纲虽不同，但二者维护英国的利益的心理，却完全相似。这句话正是一语破的。

总观全书，它透露丘吉尔最初从政的十四年间（即26到40岁年间）的一切活动。那时，他在政治上虽担任次要的角色，但在才具上，气魄上，他已经表现他的卓越的天才，勇于负责的决心。一切准备，无非替未来的大成功铺好康庄的坦途。

此候

学安！

子云（1968年6月30日）

四五

××：

接6月26日信，知道你已经提呈博士论文，目前开始在南澳亚德莱大学担任历史系讲师的职务，慰甚！慰甚！

三年前，我访问澳州的时候，我曾在亚德莱住了两三天，至今记忆犹新。这间大学有学生万名，而历史系的教职员有三十多人，这无疑是该校文学院的第一大系。

你所担任的课程是近代中国史，每周仅授课六小时，另外还采取英国式的导师制，这对于讲师和学生都有裨益。

平心而论，谈天和作文是思想的整理。许多重要的问题，经过师生的往返讨论及质疑问难之后，即刻可以整理成有条不紊的系统。假如参加讨论的讲师或学生，勤于笔记，把所见所闻的东西，归纳为若干要点，然后振笔直书，写成长篇报告；报告累积了相当时间，再加一番整理功夫，那么这就不难汇订为一部专著。一部《论语》就是孔子的学生们的笔记；而柏拉图的一部分著作，也是他替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所作的笔记。

你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让你发挥伟论，同时，又有机会运用英语对白，“蛟龙得风雨，终非池中物”，前途正是如花似锦，未可限量。

你是南大第二届历史系的高材生。在没有出国前，你已经写过《森美兰史》和《雪兰莪史》等专门著作。根据这种真才实学，你便得到优越的机会，前往澳州首都坎贝拉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现在你的学业虽告一段落，但你的雄心壮志，却驱使你继续不断地向学术的疆场进军，这是值得嘉许的一件事情。

我常觉得，南大有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它有少数同学能够接受中国的古圣先贤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每个读书人应该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无论干哪一行也好，谁都愿意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只因志不在小，所以他们绝对不以眼前的小就，而趾高气扬，心满意足。相反的，他们多数都准备以眼前既得的地位为出发点，然后精益求精，一专百通，成为有守有为的大人才。

到现在为止，南大已经有九届毕业生，其中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已经大有人在。这是个可喜的现象，值得政府和社会的鼓励。

目前新加坡政府各部门都有南大的毕业生，世界各国的通都大邑也有南大的毕业生。仗着这种学谊，今后南大毕业生，无论治学治事，也许会比一般人占了三分便宜。

少时读《孟子》，读得滚瓜烂熟。有一天，我的三叔祖枝芬老先生给我讲解一篇八股文，题目是“独孤臣孽子，其操心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平时我最爱听他朗诵古文，现在又有机会听他解释和朗诵八股文，浓厚的好奇心，使我对于孟子的名言有进一步的了解。

过去南大毕业生的出路，大约分为三类：第一，极少数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很容易得到国内外的奖学金，出国深造。他们不但可以直接考进外国著名大学的研究院，而且能够在规定时间内，考到硕士、博士学位。此后，无论在海内外服务，他们到处受人欢迎。第二，大多数毕业生，一经离校，就到公私各机构任职务，而且都能够胜任。第三，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既没有机会出国，又不想马上就业，于是转到新加坡大学去深造。这样一来，他们大吃苦头。足足读完四年课程的南大中文系毕业生，一进新加坡大学，须从第二年级再读起，在时间上浪费了三年。其中仅有少数能够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读完荣誉学位，其余的多是中途辍学，干脆去就业。

学位不被承认，进新大又遭遇种种不必要的麻烦，这是过去八九年间南大的一部分同学的处境。但是，黑夜总有黎明的时光，经过多年的折磨后，从今年第九届毕业班起，新加坡政府已经正式承认南大的学位，而且是从第一届毕业班算起，这事情不消说使关心南大的社会人士特别兴奋。

像个人不应该自满一样，一个学术机构也不应该自满。南大学位的被承认，这仅算是初步的收获，再进一步，它应该加强阵容，充实设备，开办研究院，发给硕士和博士的文凭。

你知道，美国的大学专门学校，多达一二千间，除了十间八间各科都办得完整外，其余大部分学校，仅有一科、两科、三科，够得上国际水准。熟悉学术界情形的人，他们仅到某大学专门研究某科，不敢存太奢的希望。

目前南大的数学系的声誉日隆，在该系任教的教职员，大多数都是南大的校友。据南大一位董事告诉我说，社会上的有力分子，愿意出资支持南大创办研究院。这是件大事情，必须政府、南大董事会、教授会、校友会加以详细考虑后，才可以积极进行。

然而南大的命运操在它的校友的手中。假如它的多数校友在学术上有惊人的表现，在国际上卓著声誉，这不消说是南大的一笔大资本。以后他们回到母校任教固佳，假如他们肯出面替南大到各有关的基金会申请补助——包括客座教授和馈赠书籍仪器——这也是轻而易举。

现在南大学位已被承认，毕业生的待遇也和新大相等，这是政府明智的举动。不过南大如要作特殊的贡献，这事情仍靠各位校友的不断努力。

此请

著安！

子云（1968年7月5日）

四六

××：

日前家里请了一位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盲女来吃饭。那晚，你因事不能参加宴会。等到饭后，你才带了两盒蛋糕回来，一盒送给妹妹，一盒送给那位和你不相识的盲女，我看了这情形，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

春秋时代，中国出了一位大政治家——子产。子产不但高瞻远瞩，长于辩论，而且在待人接物这方面，懂得“好行小惠”。因此，郑国虽介乎大国之间，但他办起事情来，却非常顺利。这儿可见，好行小惠并不是很坏的事情。

其实，除了至圣大贤外，一般人都是小事聪明，大事糊涂。假如在细微方面，你能够满足人家的要求，那么大事绝对不成问题。

在中国社会里。比较熟悉的亲戚朋友，逢年过节，照例要馈赠礼物。有些人觉得这是一种陋俗。应该废除，但我觉得这事情很有意思，不妨保留下来。

事实上，逢年过节的送礼，在西洋社会也不能完全避免。西洋人最注重的是圣诞节和生日。每逢圣诞节和生日，比较熟悉的亲戚朋友，照例要馈赠一些礼物，至少要寄一张卡片，表示你并没有把他们忘记。这虽小事，但作用很大，尤其是分散于四方的亲戚朋友，一张卡片，多少能够维持深厚的友谊，所谓“在远不遗”，就是这意思。

除了政治思想和宗教信仰等大问题外，人和人间的矛盾，主要的是小问题。小问题时常会发生，而处理的方法，莫如平常联络感情，“好行小惠”。只要感情融洽，那么所有小问题，都可消弭于无形。不然，平时毫无联系，把小问题累积成大问题，到了大骂出口，大打出手的时候，从前一切好感都变成反感了。

当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的初期，蒋介石和阎锡山还处于对立的状态。那时，东北三省举足轻重，于是南京和山西都派遣代表到东北去联络张少帅学良。山西的代表赵戴文到了长春，住在一间小客栈，每天拿了一张名片去见张学良。时间太早，张学良还没有起床；太晚，他已经出门。当他还在家的时候，他却忙着开会，或者处理要公。赵戴文一连碰了几次钉子，乘兴而往，扫兴而归，连一面之缘也不可多得。

另一方面，南京所派的代表吴铁城，手头却很阔绰。他一到长春，即刻租了当地最大的旅馆的整层楼。同时，他展开外交手腕，通过种种关系，把张学良的所有亲信的关节打通，连副官也没有例外。接着，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此外，他整天和张学良跳舞、打牌、打球，极尽酒色财气的能事。到了香槟酒、满场飞，张少帅已经兴高采烈、醉眼朦胧的时候，吴铁城这才向他表示来意，说张氏如能和南京合作，造成全国统一的局面，这不但是国泰民安，而且是名垂青史。俗语说：“要言不烦。”吴铁城花了百分之99的时间和精力去打关节，去联络感情。到了感情融洽的时候，只须百分之1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最重要的问题，结果，一拍即合，大功告成。

人类是个自私的动物，只因自私，所以最爱贪小便宜。你瞧，一般华洋的百货公司，每年总要多找几个机会来举行“大廉价”。一般家庭妇女，眼看“大廉价”的广告，恨不得连早餐都牺牲，赶紧跑到百货公司去摆长蛇阵。大门启处，一大窝人蜂拥而入，你争我抢，只看价钱，不问货色，更不注意到有用或无用，一下子把陈年的货料搬空，后至者大有“望洋兴叹”的感觉。事实上，平时是“厚利少卖”，所得不多；只有“大廉价”时期，才是“薄利多卖”，而且给百货公司作义务宣传。

在中国的大城市住了较久的人，谁也知道家里的女佣最关心的是“底子钱”。所谓“底子钱”，即新加坡商场所流行的“佣金”或“甘仙”。当一个家庭和一些商店，尤其是粮食店和杂货店交关的时候，商店的老板一定要保留四巴仙到五巴仙的货价，送给女佣。这样一来，这些商店才有人照顾，使它们“货如轮转”，生意越发达，财源也越广进。

刘备对阿斗说：“勿以善小而弗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两句话，实在很有意思。须知小善可变成大善，小恶可变成大恶。问题仅在累积的功夫。你知道，当代的文豪，大多数都是年轻时喜欢舞文弄墨。当代的政治领袖，大多数都是年轻时喜欢搞学生会或学生运动。同样的，有名的土匪或大盗，大多数都是年轻时，家庭教育太差，失于管教，弄得他们与流氓地痞为伍，先从通风报信的小偷做起，由小偷到土匪或大盗，好像泥足一样，越陷越深，实在没法子自拔。

你到社会服务，已经有三年半。在这期间，你冷眼旁视，知道那些整天讲道德、说仁义、公事公办的人，很可能在机关里工作三十年，而一般同事对他还是“白首如新”，连一点感情也说不上。相反的，那些时常在一起吃饭、谈天、看电影、玩耍的少数同事，他们很可能比较兄弟姊妹还亲密。

在中国的社会里，人情第一，道理第二，法律摆在最后的地位。事实上，法律是人为的，只要一个人懂得近情近理，那么他绝对不会做违法的事情。此外，他还需要什么多余的东西？

此问

学安！

子云（1968年7月13日）

四七

××：

《丘吉尔传》第二册，刚读了一个星期，第一册你也买到了。本着有始有终的精神，我必须把已经着手做的事情告一结束后，再来研读第一册。

老实说，第一册比较第二册更有趣味。一来，它的轮廓我早就知道，因为我曾细心看过丘吉尔本人所著的《我的童年》（My Early Youth）。二来，它包含丘吉尔出生到26岁那年的历史。洋洋六百多页，材料实在丰富。使我心折的，就是丘吉尔的家书能够保存那么完整，真情毕露，这正合英国著名传记家洛哈德（Lockhart）的名言：“他该是他自己的传记作者”（He shall be his own biographer）。

丘吉尔出身于贵族的家庭，父亲醉心政治，母亲注意社交，所以他童年时期，全靠一位得力的保姆给他看管。这位忠实的保姆在他的家里工作二十多年，任劳任怨，所以他长大成人后，对于这位保姆仍是必恭必敬，念念不忘抚育之恩。

九岁半那时，父亲给他一部《金银岛》，他朝夕研读，不忍释手。这样一来，他的英文已经打好初步的基础。

他是个感情非常浓厚，理智又十分发达的青年。他所喜爱的事情，很可能干得比较任何人都漂亮。他所不喜欢的东西，很可能是掉头不顾，笑骂任人笑骂，他根本不放在眼内。

在课外活动上，他喜欢游泳、骑马、打球。只因体魄矫健，所以他淘气异常，顽皮异常。全班几十名同学，他的品行老是倒数第一名。这事情使他的父母气得伤心落泪。

在学业上，他是个不受管束的青年。他要自由发展。凡是他所喜爱的科目，他可以作深入的研究。凡是他所讨厌的科目，虽然教师怎样惩罚，怎么批评，他似乎无动于衷。他对于希腊文、拉丁文不感兴趣；但他对于英文和历史却兴趣盎然，越读越有心得。须知童年是成人的雏形，而兴趣和意志更可决定未来的发展。他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这在童年时代已经露出端倪。

因为他喜欢自由发展，绝对不听从任何人的支配，尤其是假期，他认为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日子，更不希望别人要指定他做这种事情，或那种事情。那辞意的坚决，好像老吏断狱那样，一是一，二是二，毫无商量的余地。

现在举1887年7月，他还未满13岁那时的一封信作证明。

亲爱的妈妈：

据说，培斯德先生将成为我的假期的导师。目前他是这儿的一个主任，我颇喜欢他，他来我也不在乎，其中有个条件，就是“不做任何工作”。除了这个条件外，我可以放弃其他一切条件。在假期里，我从来不做任何工作，而现在我也不想开始做什么工作。假如不强迫我工作，那么我将很善良，同时，我一点也不介意。当我无事可做的时候，我要做一点事情，倒也无所谓，但是，当我觉得自己是被迫去做一点工作的时候，这是和我的宗旨相反。假如没有被迫，那么我也许有个非常快乐的假期。

希望你会答应这要求。

你的亲爱的儿子文尼

在同月的另一封信里，他还强调说，“甚至一天仅要工作一个钟头，我仍觉得在固定的时间里，我必须回去，而这事情无异使我的快乐蒙上一层黑暗的影子。”

老实说，像这么任性的少年，对母亲写信用这么强硬的语气，这在八十年前的中国社会里，绝对看不到。

一个人发展的过程是复杂微妙的。在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学生，将来固然有些成为大器，但是湮没无闻的也不在少数。另一方面，在学校里，行为恶劣，成绩参差的学生，到了一旦豁然贯通，懂得发奋图强的时候，他们往往有优异的成绩表现，所谓“一鸣惊人”，指的就是这种出类拔萃的学生。

丘吉尔在布莱顿学校、哈卢公学读书时，除了行为恶劣，不受管教外，在学业上也是碌碌无所表现。因此，他不准备投考牛津或剑桥，他只希望投笔从戎，投考进军官学校。可是他的成绩太差，两次考试失败，名落孙山，直到第三次，才勉强考上。

不久之后，他发现自己那种漫无系统，毫无计划的乱翻乱读的方法，将来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同时，他也觉得军官学校的课程，至多仅给他一点技术的知识，这和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愿，丝毫不相干。就在22岁那年，当他还在印度班加罗尔服务的时候，他过着离群独居的生活，很认真地下了一番苦工夫。

他把《马皋莱全集》12册、吉朋的《罗马衰亡史》以及他的《自传》，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名著，一字不漏地看完，而且要时常温习。此外，他还阅览有关英国政治的年鉴、宪法史、议会史等书。经过一年半载的潜修后，他好像变成一个新人。从此以后，他敢大胆高谈理论、历史、文学，同时，更懂得活学活用，根据已有的知识来解决当前的重要问题。无论你赞成他也好，反对他也罢，他总算是一个很有主张的人，只能支配人，绝对不会给人牵着鼻子走，或者做应声虫。

容再谈，此问

学安！

子云（1968年7月19日）

代后记

父亲一生的嗜好不多，生平最喜欢的，是一直生活在像他少年时在北京工读的那一段日子——看书、写作、旅行、广交师友，谈说天下大事。

定居在新加坡二十多年来，父亲的生活还是如此。通过他的文笔，以文会友，的确结交了不少各阶层、各行业的朋友。利用这种书信体裁，父亲跟他们交换意见，表扬他们的成绩，鼓励他们去获得更大的成就。

然而，他最关心的还是年轻的一代，以及我们子女生活上的各种问题。所以许多信件都以年轻人，我们子女为对象。譬如这本书所写给我的书信包括我在大学那一段时间，教我怎么样求学问；毕业后，鼓励我进一步研究专科，甚至对我的成家立业，经济预算，都给了可贵的忠言。

这本书是从1965年到1968年写的。这期间，父亲每一年都要到医院留医。直到1973年才开始整理好、排印。

就在这本书付印的期间，父亲四月到中国去旅行，这是他多年来的愿望，也是他最后的一个行程。从中国旅行回来之后，父亲的身体非常衰弱，在医院留医了两个星期，在1973年7月9日逝世。

父亲对谁都永远那么的仁慈和关心。就在他去世的那一天，他还叫我早些回家去写我早就想写的一篇演讲稿，而不要呆在他的病房。

对于父亲的著作的出版，他的要求跟他的外表、作风完全两样。他对自己随便，可是他的书都要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在校对方面，他要求不能有一个错字。所以这本书我跟文妹就各校了两遍。希望这本书不会有许多错误。这本书一拖再拖，直到今天才能出版。如果父亲生前有个好秘书，替他处理琐碎的事，整理文件，出版校对，相信这本书会更早出来。父亲所遗留下来的其他著作，我将在最近将它们一一出版。

最后，我要谢谢父亲的朋友的帮助、家中诸位的努力，使这本书能最后面世。

连亮思　1974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