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滨寄简第五集　落霞集

自　序

从前在故乡的时候，我的邻居有个少年视赌如命。他的父母无论怎样劝告，他一概听不下去。有一天，他忽然心血来潮，跑到厨房里去拿了一把大菜刀来，将左手的五个指头砍断。那时故乡还没有医院，更没有现代化的医药设备，这位五指血淋淋的少年，只好由家属用青草来止血。过了多久，伤痕已经结了疤，也算完了一宗事。

这位少年忍心把自己的左手的五指砍断，这充分证明他誓绝赌博的决心，比较那些在警察拘留所里被迫宣誓认罪的人更有勇气，更有自信心。

谁料过了一年半载，这位以砍断手指来表示决心的少年竟动摇了。起初，他仅站在旁边看人家赌博。接着，他故态复萌，原形毕露，终于坐上赌摊了。因为他的左手五指已经砍断，不能拿纸牌（俗称四色牌），他只好利用罐头壳，盛满了米，以便插纸牌。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事情，印象很深刻，虽然时间过了五十年，我的记忆犹新。

记得“海滨寄简”第四集出版之前，我在自序里写道：

《海滨寄简》到第四集为止，以后不想再发表类似的文字了。假如肚子里真正有许多话可说，而且非说不可的时候，我将准备采取其他文体来表现，而书信的文字，暂告一结束。

那篇《自序》是1963年2月28日写的。谁料刚刚过了一年，蒙几位知交一再寄来他们的鸿篇巨著。我除了感谢他们的盛意外，忽然又觉得技痒，准备拿起笔来，发表一些个人的感想。一面可以鞭策自己，一面也想借重报纸的公开的园地，把朋友们的功绩宣扬一下。

像以往的四集《海滨寄简》一样，我对于收信人一概不署名，免得有“高攀”的嫌疑。这是我一贯的作风，本书没有例外。

连士升

1971年6月11日志于新加坡云海楼

一

××：

牛津和剑桥，各有千秋。就汉学而论，牛津出了一个理雅各（James Legge），把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剑桥出了一个翟理斯（H. A. Giles），写了几种很有分量的中国文学史和传记。在史学方面，牛津出了一个汤因比（A. Toynbee），花了三十年工夫，完成一部《历史的研究》。剑桥出了一个李约瑟（J. Needham），他计划中陆续写作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将达十一厚册。

燕京大学很荣幸，同时有两位校友分任牛津和剑桥的教席，时间都达十几年之久。吴世昌兄的《红楼梦探源》和你的《四川考古学》，已经风行一时，受各国士林尊重。

日前阅读东南亚华侨问题专家巴素博士（Dr. V. Purcell）近著《中国》，里边盛称大著《中国考古学》（Archaeological China）。正想念间，忽接到你寄来该书第三册《周代的中国》（Chou China）。这几天来，夜以继日地一口气读完，得益很多，现在略述感想如下。

法国的两位历史学家郎古莱和赛诺巴合著的《历史方法论》，开宗明义就坦白地指出：“没有档案，没有历史。”但是，一谈到档案，古代既嫌太少，现代又患太多。因此，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多数失之简略，偶尔有一些大部头的著作，主要的是考订材料的真伪，学派的源流，其中辩论的部分多过叙述，叙述的部分多过分析。此外，旧式的学者，多数只会写笔记，不懂得归纳和演绎，把所有材料，组织成有系统的著作。结果，读者仅能得到零零碎碎的印象，很难洞悉全貌。

自考古学发达后，大家才开始注意古代的文物，尤其是过去四十年间，河南、湖南、四川等省的发掘工作，次第实施，每次新发掘所得的材料，使我们对古代文明有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使古代的历史拉得更长。

现代通讯社所争取的是最近的一天、一分、一秒的新材料，可是古代历史所争取的是几百年、几千年前的材料，而史前史有关的地质学、古代生物学，动辄以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做单位。研究学问之难，这儿可见一斑。

大著，《中国考古学》第一、二册，即，《史前中国史》和，《商代中国史》，还没有拜读过。就第三册《周代中国史》而论，你既能够充分运用中国的古籍，又能够自由利用已发掘的材料。更重要的是，欧、美、日本学者关于这一类问题的著作，你也博采旁搜，一览无遗，经过融会贯通之后，写成一本有系统、有见地的巨著，使人开卷之后，不忍释手，非从头到尾看完不可。

由西周、东周，到战国的889年间，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那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然在理论的斗争上，每人都以正统自居，把别人当做旁门左道，但是，我们很高兴的是，那些思想家究竟与凡人不同，他们的言论，多数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因而成为各自的系统。

你说，“太史公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家”，这句话是先得我心。太史公实在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他不但是个最出色的文豪兼史家，而且每篇文章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解。他所网罗的“放失轶闻”，除了口头的报告和断简残篇外，还根据了许多古物、碑铭、彝器。经过这一番细磨的工夫，他的言论才信而有征，绝不会向壁虚构，而史家最可贵的，就是有这一大堆信而有征的档案和实物，作他著述的基础。

大著一共十六章，你花了一章讨论建筑上的遗物，六章讨论各地的古墓所发掘出来的遗物，两章讨论玉器和瓷器，三章讨论金属工业，尤其是青铜器、武器、工具、装饰品、钱币、车马的配备，一章讨论漆器，足见你这书是名副其实地从考古学的立场来立论，并非凭空臆造。老实说，像这些丰富的资料，单纯靠一间博物院还不够，单纯靠个人的努力也不够，最重要的是，你有机会运用中、英、美、日、丹等国的博物院，同时，又取得各国专家的合作。

我的故乡在闽东福安县，自小与漆器为伍，所以第十四章谈到漆器的时候，仿佛使我重温童年的美梦。但是，我怎样也想不到，漆器技术的发展，远在周代已经达到高峰，假如我没有机会读到你那样内行的描写。

最后两章谈到文字和周代的文化。这两章，一般受过中国高等文化的熏陶的学者，大概能够道出它们的梗概，虽然在提纲挈领的工作上，很少人会达到你那样的水准。

平心而论，我对学问的兴趣相当广泛，不过有两种书我不大喜欢，这就是法律和考证的文章。前者失之呆板，后者失之武断，无论呆板或武断，都会减少读者的兴趣。

大著文从字顺，明白如话，使我阅读的时候，好像读中文书一样的便利。这儿证明你的英文已经达到可以朗诵微吟（Readable English）的地步，现在特地向你道贺。

回忆二十多年前，你刚从哈佛学成归来的时候，我们在香港会过面。我开头问你留学几年有什么心得。你不假思索地答道，“学会翻阅几种字典。”这虽然是你过分谦逊的说法，但从这句话我可以看出你治学的态度的认真，连一字之差，也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大著源源出版，这正是实至名归。我末学肤受，当以你的伟大的成就做榜样，而努力向前。

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2月22日）

二

××：

三年前，大著《红楼梦探源》由牛津大学出版后，蒙你惠赠一册，不胜感激！接着，我请你将大著的内容作个提要，蒙你一口答应，在最短的期内，把提要一气呵成，交由南洋商报新年特刊发表。自这篇文章问世后各地的报纸杂志，竞相转载，或刊全文，或看全录，而那些仅通中文的读者，真是如获至宝。大家公认大著对于“红学”是个大贡献。

大著体大思精，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废话，这证明你虽然没有“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但你的确下过苦工夫。

我常觉得，五四运动时代的文人，因为特殊环境的关系，成名太过容易。有些人仅写了一两篇小说，几首新诗，就凭空得到小说家或新诗人的大名。至于那些从事考证的人，虽然懂得“大胆的假设”，但很少知道“细心的求证”，结果，落得武断的罪名。

你原籍海宁。自海宁出了一个王静庵后，它的大名已经为世人注意。王静庵年轻时从事辞章，长大后从事考证。他实事求是，不放言高论，但他的著述所给后人的影响，恐怕会比五四运动时代的许多健将深厚得多。你现在步王静庵的后尘，年来你先后出版《红楼梦探源》、《罗音室诗词抄》，不慌不忙，稳扎稳打，这倒是清代朴学大师所遵循的途径。

除了《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外，去年我曾在某刊物上拜读大著《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创作》。最近我从书店里，买到《散论红楼梦》，由你领衔，内容共收论文十七篇，作者十五人，其中你和觉垠各得两篇。

“一部《红楼梦》，正是凭他独有的极不平凡的人生经验，从他祖父的藏书中所获得的渊博的知识和文艺修养，用他卓越的艺术天才所写出来的封建时代的‘世人真面目’。”你这句按语，可以把曹雪芹的真价值，很扼要地指点出来。

今年已经90高龄的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他所著的《十部小说及其作者》，并没有把曹雪芹包括在内。这一面可以说是他的无知，一面也可以说是他的偏见。老实说，假如他要选择世界著名的十大小说家，曹雪芹固然有他的份儿；假如他仅选择一名，曹雪芹也应该在考虑之列。可惜毛姆不通中文，同时，他对于东方的文学多少有些隔膜，不然，我相信他下笔之前，绝对不会这么粗心，把曹雪芹漏掉。

目前《红楼梦》已经有好几种译本，其中大多数都是节译的，语焉不详，很难表现盖世天才的造诣，至于作者的文字的技巧，更不容易用外国文来表达了。

你过去曾花了三年工夫去撰述《红楼梦探源》，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再花几年工夫，把《红楼梦》译为英文。假如你肯担任这分艰巨的工程，相信当代没有几个人具备你那么好的条件。九泉有知，曹雪芹将引你为知己。

年来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新书，我曾陆续看了一些。就这部《散论红楼梦》而论，除了大著两篇外，还有几篇写得真不错。

刘大杰以《中国文学发展史》出名，他这篇《晴雯的性格》，写得十分细腻。他说：“晴雯的全部生活是一首诗，是一首充满着青春生命力量富有反抗精神的抒情诗。晴雯的形象，是曹雪芹心灵中的宠儿，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艺术品。”在她的口舌间，时常吐露出刀剑般的讽刺，把她周围的黑暗丑恶和那些鬼鬼祟祟的勾当，毫不容情地揭露出来。

刘大杰又说：“晴雯死了以后，变为芙蓉花神，这是曹雪芹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在读者无限悲痛的心里，留下一点安慰；在现实主义的真实画面上，点上一线光芒。这种手法是中国民间文学的特色，在《孔雀东南飞》里，在《梁山伯与祝英台》里，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到。”

王永的《论〈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是一篇十分精彩的力作。他说曹雪芹“充分掌握了中国语言的精练性，他能够运用最简短的语言概括复杂的生活现象；特别表现在作者对于长久形成的书面语言和成语典故的运用方面。作者把那些浅显易懂的书面语言和当时人们的口头语言结合起来，巧妙而准确地描绘了各种事物的形象。”关于这问题，我曾下过一番心机。我所得的结论，和王永大同小异，所以我看了这篇论文，倍觉亲切。

觉垠的两篇：《曹雪芹的文学思想》和《谈〈红楼梦〉中的细节描写》，最能启发一般青年读者，尤其是后一篇，作者引用赵姨娘“谈凤（凤姐）色变”的一段，作者说：“一提到这位琏二奶奶便胆战心寒，几乎连哼一声也不敢。这样极其简练的细节描写，岂不是已经把凤姐的凶狠蛮横的专权者的性格活生生地画出来了吗？”

此外，许长的《〈红楼梦〉的写景和塑造人物》，也值得细读。这些论文，都反复说明曹雪芹之所以成为伟大作家的原因，在于塑造人物的个性，运用语文的技巧，使他们不至流于“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罢了。

今天是旧历元宵佳节，邻近各街坊的鞭炮声，震耳欲聋。我回想童年在故乡连氏先祠祭祖的时候，门前那两棵高达三丈的火树银花，以及第二天带回家去的一堆大馒头，宛若隔世。近来有什么新著？得暇乞惠赐一二，以开眼界。

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2月27日）

三

××：

别后不通音问，但我时常在香港的报纸、杂志上读到你的作品。年来你虽然倾全力搜集香港的掌故，但你最近出版的《文艺随笔》，倒使我爱读得不忍释手。

真正爱好写作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读书的。虽然作家的生命在于丰富的生活经验，但书本的知识，不但使作家能够间接地接受前人或时人的经验，而且能够吸收他们的精华，化为自己的血液。

孔子之所以博学多能，因为他懂得随时学，随处问，同时，他还努力搜集民歌、民谣，整理编订为一部完整的《诗经》。司马迁之所以成为一代的文豪兼史家，因为他除了博览现成的名著外，还尽量网罗放失轶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个人肯孜孜不倦地耕耘，他的收获当然是天公地道。

英国的名作家林·罗柏（Robert Lynn），曾写了一本琅琅可诵的名著《书和作家》。里边充满着心得语。事实上，心得语十分有限，有时聚精会神地研读一本书，等到读完之后，至多仅找到几个警句，有时基至毫无所得，这事情并非罕见。

你这部《文艺随笔》，虽然不是卷帙繁多、条理井然的文学史，也不是应有尽有的世界文学名著摘要，但是，你所介绍的，大多数是名著和名作家。例如《伊索寓言》、《天方夜谭》、《人间喜剧》、《金银岛》、《红字》，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安徒生的童话、彭斯的诗篇、爱伦坡的诗和小说、拉封丹的寓言、小仲马的《茶花女》、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甚至《查泰莱夫人之情人》，这些都是百读不厌的名著——古典的和近代的。

我常觉得，任何语文的名著，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其中艰苦，只有作者本人最明白，外人至多懂得梗概，不能知道详情。

就我这个外行的观察，任何文学名著至少须具备下述三大条件：

第一，文字简练。古人早就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字多么巧妙，总不如口语那么方便。因为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他不但可以控制声音的抑扬顿挫，而且可以运用脸部的表情，手部的动作，来加强他的表情达意的效果。你瞧，同样一部小说，看的时候是一个样子，听了说书人的口述的时候，又是一个样子。同样一首诗歌，看的时候是一个样子，听了朗诵者的一唱三叹后，又是一个样子。他如演讲家、剧员、电影明星，他们能够把一篇演讲和剧本活灵活现地表演出来，这更可加强文字的效果。

其实，文字的技巧，不外简练二字。古典文学最优秀的莫如诗篇。诗篇四言、五言、七言，多么利落干净。较长的句子，如李白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李后主“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中间都可以加“读点”，使读者觉得顺口。

我有一位教中文的朋友，非常称赞《三字经》，他认为这是儿童最好的读物。初读时，也许因为没有好老师替他们解释，觉得相当困难，到了成人，知识大开之后，他可以得到极大的方便。例如“梁，唐，晋，及汉，周，称五代，皆有由。”寥寥四句十二字，把五代的次序写得有条有理，多么本领。

第二，故事隽永。无论小孩或成人，谁也爱听故事。故事最重要的在情节，有起笔，有伏笔，有高潮，有结局。读者看后，有个完整的印象，因而没齿不忘。

例如《鲁滨逊漂流记》，写的是冒险的故事。这故事显然是向壁虚构，但也写得近情近理，使人开卷之后，非知道它的结局，绝不肯释卷。西洋小说每章的结尾，虽然不用“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字句，但他照样吸引读者的兴趣，控制读者的情绪。此中关键，全在于故事津津有味。相反的，假如故事平淡无奇，索然无味，虽文字出神入化，也不能发生断然的作用。

第三，教育意味。文学不是宗教，用不着胪列教条，使人看了很腻烦。但是，真正的好文学，无形中也会给人以良好的教训。《伊索寓言》像中国古代的几种著名的寓言一样，都隐藏着深刻的教训。就一般古典的诗歌和小说而论，其中许多警句，早已家喻户晓，变做成语了。

我曾翻阅几种英文的成语辞典或格言辞典，发现被引用最多的，除了《圣经》和《莎士比亚全集》外，当推那些古典文学。那些警句，正是金科玉律、字字珠玑。不然，它们绝对不会流传得那么久远，同时，也不会使人把他们当做口头禅，甚至连作者是谁，也不暇去追究。

大著名为《随笔》，其实一点不随便，一点也不含糊。书中有许多独到的心得语，颇堪回味。

当我看完本书后，恨不得时光倒退二三十年，让我把已经读过的古典名著，重读两三遍，同时，把那些还没有过目的书，漏夜读完。这儿可见你的著作是很有分量，不是普通随笔一类的书所能比拟。

假如你要我吹毛求疵，那么我引用《孟子》的原文时，发现多了一个字。“明足以察秋毫，而目不见舆薪。”这儿“目”字，显然是一时的笔误，或校对的疏忽，没有改正出来。

专此敬请

著安！

子云（1964年3月8日）

四

××：

在中学时候，你有三年工夫，陶醉于话剧。你读过不少剧本，当过主角，据说，你还拿过导演筒，做起导演来。

我对于教育，完全注重兴趣。有了兴趣，什么都能够学得成功；没有兴趣，单纯用威迫利诱来强制青年学这个，干那个，结果，多是徒劳无功。

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从来没有夸张自己聪明，他最得力处全在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八个大字。作为印度革命领袖的甘地，从来承认自己很笨拙，他最得力处全在于天天努力工作，不知道疲倦是怎么一回事。的确，诚之所至，金石为开；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任何事业的成功，全看时间、精神、环境适当的配合。谁能够具备这一切条件，谁就奏着凯歌，不然，就会落伍。

谈到话剧，自五四运动以后，最成功的是曹禺。曹禺是南开出身，中学时代就酷爱话剧。他曾登台表演旦角。据他的同学告诉我说，他当时演得惟妙惟肖，博得不少掌声。大学毕业后，他参加留学考试。考场的失利，鼓励他走上剧本创作这条大路。他的《日出》和《雷雨》一出版后，即刻名满天下，中国、日本，甚至南洋各地区都争先恐后地表演他的剧本。由于情节的巧妙，对话的漂亮，每次演出，都得到意外的成功。

记得十年前，《曹禺戏剧集》前六册在新加坡各书店出售的时候，我即刻买了一套，让大家轮流阅读。直到最近，才买到他的另外两部大著《桥》和《胆剑篇》，但他的独幕剧，到如今还没有机会看到。

撇开《胆剑篇》不说，今天和你谈一谈曹禺的《桥》。

曹禺所走的道路，即近代戏剧大师易卜生和萧伯纳所走的道路。他最关心社会问题，所以他对于不良的社会制度和人物，要作无情的攻击。他胆大心细，智圆行方。当他要攻击不良社会制度和人物的时候，他不像一般懒惰的文人一样，做些不着边际的讽刺。相反的，他抱定写实主义，对于他要攻击的社会制度和人物，先要下一番调查研究的功夫，从书本知识到实地的考察，他都有充分的准备。这样一来，他才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他的问题。这是说，他能够熟能生巧地驾驭他的眼前的复杂问题，而不为复杂问题所困扰，弄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曹禺不但是著名的戏剧作家，而且写得一手好散文。他的剧本每幕前关于背景和人物的描写，既细腻，又明朗，读了之后，回味无穷。他的对话，恰到好处，既不会过火，又不至晦涩。换句话说，什么等样的人，说什么等样的话，由对话中可以表现出每个角色的程度的高低，性情的善恶，行为的文野。

“文似看山不喜平。”这句话你应该永远记住。尤其是戏剧，它最忌平铺直叙，毫无波澜起伏。你瞧，曹禺的戏剧，往往会把每个角色的戏分配得相当均匀，使主角和配角都有戏做，不会单调枯燥到那地步，光让一两个主角来做戏，其余都像木偶泥人一样死死板板地摆在戏台上，没有什么戏可做，这将使演员和听众同样活受罪。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极美和极丑，至善和至恶同时存在的大时代。在大时代里，矛盾和冲突，好像家常便饭，多得数不清。作者只好通过艺术的选择的眼光，高明的手法，提出最精彩的片段，给读者以最深刻的印象。

当抗战期间，有的人家破人亡，有的人凭空发国难财。有的人献身给祖国，有的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关于这些问题，曹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经过相当时间的孕育，他的每个角色都成为典型的人物。从服装到态度，从思想到行动，刻画得很精细，使读者看了之后，不能不和作者起共鸣。

在《桥》这个剧本里，它的高潮是写炉子倒下来，工程师沈承灿受伤，断了一只右手，写来十分紧张。

“四人方由望台避开，下面轰然一响，钢水乱飞，满厂是火星，浓烟，蒸气。一片呼喊声。火星，熔钢在空中划出千万道光彩，穿过钢梁由顶上洒入望台与室内。”

沈：（沉重地）嗯，这消息，我已经知道有两天了。我怕影响你们的工作和情绪，没有立刻告诉你们。这是万万想不到的！大家辛辛苦苦，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出钢，他会给你这么一个（忽然激昂）打击！不过，我不相信这是致命的。现在我们已经过了一大半河，我们是没有退回的可能。（望望他们）这两天，我正在跟桥梁公司商量长期合同。

灿：爸爸，不过做桥——

沈：嗯，做桥用钢少！不过我们要先借桥渡过我们的难关，我们要慢慢地找出路来，慢慢找出市场，……

生在我们这大时代的文人，大多数都要吃尽万苦千辛，整天过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活。在这当儿，我们应该要咬紧牙龈，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同时，须以无比的勇气，接受各方面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我们须要接受曹禺的教训，“要先借桥渡过我们的难关，要慢慢找出路来……”。信心加上努力，永远不会辜负人的。《桥》的主题刚好是个例子。

此问

学安！

子云（1964年3月24日）

五

××：

前信和你谈曹禺的《桥》，今天继续谈他的《胆剑篇》。

这部剧本写的是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这个故事，差不多每个读中国书的人都知道，只因知道的人太多了，所以作者执笔的时候，须抓住重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又不能过火，文字一过火，很容易引起反感，至少那种焦味是不大好闻的，所以“过犹不及”，二者都有毛病，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要恰到好处。

曹禺写这个剧本，他的手法和《桥》不大相同。《桥》写实的成分占多数。作者除了要参观好多次钢铁工厂外，对于制钢有关的书，多少也要涉猎一些，不然，写出来就不够内行。

《胆剑篇》纯粹是精神的训练，心理的分析。作者除了熟悉圣经贤传外，对于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也要有深入的了解。中国人有时“静如处子”，有时却“动如脱兔”。有时柔若绵羊，有时却刚若猛虎。他们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对于芝麻绿豆的小事，他们多数会忍人之所不能忍；对于名誉和生命有关的大节，他们又多数会为人之所不能为。假如你了解这些基本的态度，那么你无论阅览历史也罢，或者应付人事也罢，你都觉得头头是道，不致闹出盲人摸象的笑话。

《胆剑篇》主要的是写两对人物。一边是刚愎自用、踌躇满志的吴王夫差，另一边是卧薪尝胆、誓复国仇的越王勾践。一边是忠而见谤、信而见疑的伍子胥；另一边是谋而见用、计而能成的范蠡。这两对人物的性格和机会，刚好成为强烈的对照。读者只看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便不难判定谁会胜利，谁会失败。

开头我就说过，这部剧本是精神的训练，心理的分析。本来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但是，当一个人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的时候，他应该鼓起无比的勇气和敌人对抗。这正如诸葛亮的《出师表》的主题一样，打也死，不打也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将一命，和敌人一决雌雄，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当中日战争时期，中国以毫无军备可言的国家，胆敢接受日本的挑战，抱的就是这种态度。且看范蠡对伍子胥怎么说：

伍相国，我当你是吴国的忠臣，天下的人杰。四海之内，哪一个不知道信义无双的伍相国？但是大王被俘之后，我们献出美玉良金和国家的宝器，为的是保下他的性命。贵国大王已经应允下来。当时并不见相国拔剑相待，今天却在我们背后出尔反尔，动起手来，难道吴国的相国可以这样对待四海的公论吗？伍相国如果以诺言为重，就不要动这个念头，不然，五步之内，血溅越国土地。天下震惊，二人同尽！伍相国，到了今天，越国不是没有一个怕死的。

当你读完这部剧本的时候，假如你有工夫参考《史记·项羽本纪》所记载的樊哙的两句话：“臣死且不避，杯酒安足辞？”或者参考《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最精彩的一段，即“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你将会得到会心的微笑。

的确，中国人的特性，就是尽量容忍，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过这种容忍也有一定的限度。假如它会伤害国家民族的领土主权的完整，个人人格的尊严，那么极大多教人都会起来作狮子吼，并且很坦白地说了一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在范蠡和勾践的对话中，作者根据考古学的知识，说吴国的农业丰收，因为它用的是铁犁，不是木犁，而铁犁比木犁耕地深得多。因此，范蠡和勾践才下个结论，说越国要使五谷丰登，就得要用铁犁来代替木犁。这说明他们君臣二人都知道最新式的工具的重要性。

生在多灾多难的国家的人民，他们都懂得一套吃苦的哲学。什么“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差不多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

我们不必多提像范蠡那样第一流的人物，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民，如苦成，他也下个决心，宁可吃尽苦头，却不想吃嗟来食。且看苦成对勾践怎么说：

大王在吴三年，百姓忍饥耐寒，伐木织布，勤勤苦苦，日夜不息，为的是赎大王早日归回，立志雪耻。如盼得大王回来，满想大王能有富国谋强的办法，哪知却是赈发夫差的米。（越说越振奋）我们一见这米就满心气愤，这无异是用毒药解渴啊。（停一下）小民责怪大王，请大王降罪。

勾践真是贤明的政治领袖。他听了这一套逆耳的忠言，一点也不生气。相反的，他却肯定地说了两句话：“没有米不算穷，没有志才是真穷。”

中国历代比较有大成的人，他们多数出身贫贱，即孟子所谓“劳其心志，苦其筋骨，饿其体肤，行空乏其身”。但他们都具备一笔最大的资本，即坚定不移的志气，百折不挠的魄力，所以他们能够视苦如饴，熬过一道难关，又一道难关；一连打通几道难关，以后信心坚定了，经验也丰富了，任何问题，他们都可以迎刃而解。

《胆剑篇》就是鼓励人向上的兴奋剂，对于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它是最好的伴侣。至于曹禺写剧的技巧，前信已经说明，兹不赘。

此问

学安！

子云（1964年3月28日）

六

××：

拙著文集陆续印行后，蒙各地师友一再为文指导，不胜感激！

在已经发表的书评中，各地师友多寄予热烈的期望，这在铜臭十分浓厚的南洋社会里，可以说是空谷足音，使人欢欣鼓舞。为着不至于使师友过分失望。今后我更应该努力充实知识，认真生活，好好地学写文章。

一般说来，普通书评限于篇幅，不能畅所欲言。大著洋洋大观，除了尽量鼓励外，还和我讨论许多问题。本来见仁见智，人人不必尽同，不过这种学术上的探讨，是益智的良药。评者可以尽量提出不同的见解，被评者可以得到切磋琢磨的机会，这正合古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本意。

大著有两句话：“莎士比亚和研究莎翁的专家，在中国人的眼里是轻重倒置的。”当我看到这地方，不禁拍案叫绝，说你是先得我心。

本来文学家像革命家，宗教家一样，干的是顶天立地的大事业。这种事业是创造的，不是因袭的；是永生的，不是死亡的。为着创作这种伟业，文学家须打破传统，扫除一切障碍；为着创作新生命，文学家须深入民间，体验各种生活，然后以生花的妙笔，发为可歌、可泣、亦庄、亦谐的文章。

中国像外国一样，真正的文学家，大多数是潦倒一生的。他们有的以身殉道，有的到处遭人排斥暗算。在物质上，他们是痛苦的；在精神上，他们都是得道者多助，到处有他们的知音，包括师友和信徒。

作为中国小说的大宗师的曹雪芹，他的生活是够辛苦的。我们且看他的好朋友敦诚和敦敏对他怎样描写。

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

（敦诚）

卖画钱来付酒家，秦淮残梦忆繁华。

（敦敏）

当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他住的就是北京西郊海淀。三十多年前我在燕京求学的时候，海淀的老人家看见我和几位朋友喝莲花白或白干，往往会含笑地说了一声：“据传说，雪芹当年也爱喝这种酒。”可惜他穷到连四两酒也买不起，只好向店小二赊数；至于店小二是否愿意给他挂账，或者当场给他颜色看，那又非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了。

在古代，文人如要逃避穷的运命，唯一的出路是做官，因为在产业落后的国家里，做官不但可以解决个人的饭碗问题，同时，也可以使一般亲戚朋友解决饭碗问题。万一官运不大亨通，他须退而求其次，给达官显宦、富商巨贾做清客。清客无权无势，要显赫也显赫不起来，他可以告慰的，就是个人的饭碗问题可以解决，虽然他的亲戚朋友的饭碗还是个问题。

话又说回来，官做得成功，文章就完了；同样的，清客做得满意，文章也完了。在整个英语世界中，一辈子做大官，同时，又陆续有惊人的成绩出现，从前有马皋莱勋爵和底斯拉利，现在有丘吉尔和尼赫鲁。在中国，仅有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曾国藩等少数人物。其余的文士，哪怕他们才高学博，一入仕途，便和翰墨绝缘。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这两句诗是有感而发的。

由于文学家富有反抗性，不肯作唯唯诺诺的没有骨气的人，所以他们往往不见重于权贵。须知权贵炙手可热，当一个人和权贵处在对立的地位的时候，他的前途不问可知。但是，为着尊重自己的人格，他绝对不能作违心之论。因此，他只能过着倒霉的生活。

至于研究文学的人，那又当别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研究文学的人往往受社会的重视，在大学里可以当教授，在研究院或国家科学院里可以当院士，因为他们干的是扶持风雅的工作，不致危害于社会。

第一流的宗教家被钉死于十字架，可是代天行道的传教士，个个养尊处优。第一流的革命家被禁于监狱或者被判作刀下鬼，可是革命成功后，许多和革命毫无关系的官僚却脑满肠肥。第一流的文学家时常有绝粮的危险，可是研究文学的人却高踞文学教授或院士的宝座，被世人尊重。

日前看见一个刚处于临摹的阶段的“书法家”，抄了杜甫的一首诗，标价马币三千元，我看了之后，不禁为杜甫叫屈。假如杜甫当时一首名诗脱稿，能够换回五斗米和三斤牛肉，他也不致饿死了。

今年是英国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的诗人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纪念。英国不用说，全世界各地的莎士比亚学会，届时当举行盛大的纪念。除了以表演莎翁名剧的几位大明星外，各大学的莎士比亚专家，甚至仅能背熟几篇重要的台词的人物，将被人另眼相看。九泉有知，莎翁应悔当年呕尽心血去写剧本，作诗歌，而没有做荷马、但丁、乔叟的专家。

简单说一句，莎士比亚仅有一个，研究莎翁的专家却无穷无尽，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能够产生研究莎翁的专家，虽然程度的深浅，贡献的大小，各自不同。

我并不菲薄研究莎翁的专家，但我觉得，社会和国家更需要培养和爱护莎士比亚。假如文坛上没有出类拔萃的创作，那么各大学的文学讲座的主讲者将要喝西北风了。

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4月5日）

七

××：

接4月2日信，知道你已经安抵巴黎。你既欣赏罗浮宫博物院的油画，你又亲聆巴黎歌剧院的歌剧。欧洲各国的幅员不大，但值得一再参观的名胜古迹却俯拾即是。难怪在欧洲住了相当期间的人，多数是留连忘返。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你到巴黎和当地名师会谈后，便下个结论说：“伦敦的音乐水准并不亚于巴黎。”这句话对你很有意义，且听我道来。

你生于河内，长于西贡，第一次到新加坡来的时候，还不满五岁。你在这儿受小学和中学教育，所以新加坡算是你的故乡。

现在你在伦敦受高深的教育。我赞成你明年学业一结束后，仍在伦敦继续深造。假如你在伦敦一连住了五年、七年，甚至十年，那么你就很有资格把伦敦当做你的第二故乡。接着，你可以把伦敦做中心或大本营，进一步往巴黎、罗马、维也纳、华沙等地去观摩。因为物以类聚，假如你要认识或结交第一流师友，你必须先努力把自己造成有用的人才，让你的成绩替你介绍，这比较任何介绍信更为有力。

我常觉得，故乡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等于母亲的奶对于一个婴孩的健康。就新加坡而论，这儿是马来西亚最大的都市，但新加坡的五位法官中，四位来自马来亚各州府。就中国而论，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在北京和上海，可是北京和上海本地所产生的人才极有限，其余大多数都来自全国的城市和乡村。就英国而论，伦敦是300年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是伦敦及本地所产生的人才并不多，其余大多数人才都来自全国及世界各国的每一角落。

为什么我这样重视故乡和第二故乡呢？因为童年和青年是一个人精力最充沛的时代，读书固然过眼成诵，历久不会忘记；交友也是青梅竹马，毫无猜忌。至于平时所吃、所喝、所玩的东西，因为时间长久，感情深刻，将来回忆时，无一不是好资料。

俗语说：“衣不厌新，人不厌旧。”所谓旧人，主要的是指童年和青年时代所结交的人物，而这种人物，主要的可以从故乡和第二故乡找得到。

你知道，国际文坛上长享盛名的人物，他们多数以故乡和第二故乡的人情风俗，青山绿水做题材。那些山水也许是十分平常，那些人物也许包括了目不识丁的阿Q、祥林嫂之流，只因他们在文学家的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铸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当文举家执笔为文的时候，这些刻骨铭心的印象，马上浮现于眼前。因此，他们大可用如数家珍的姿态，把那些当有个性的古里古怪的人物一一刻画出来，使读者看了之后，和作者起了共鸣。

要读者和作者起了共鸣，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作者必须对于他所描写的人物和风景有真知灼见，从谈吐到行动，从花木到山水，都要点出各自的特色，绝对不能“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不然，文章就太过平庸，连自己也看不下去，怎能使读者和作者起了共鸣？

自航空事业发达后，万里行程，朝发夕至。欧美各国的要人，时常花了两三星期，环游世界一遍，而且加上一个顶好听的句子：“调查事实”（Fact Finding）。他们在每个大都市仅逗留一两天，找几个要人吃了两顿饭。这种走马看花的旅行，当然不能造成深刻的印象。自己既然没有深刻的印象，怎样能够写出轻灵生动的文章，使读者看了之后，和作者起了共鸣？

记住老子的名言：“美成在久。”任何事业的成功，全看时间、精力、金钱适当的配合。在这三大条件中，最重要的是时间和精力，而金钱仅处于辅助的地位。因为时间和精力极有限，而且一去不复返，但金钱还可以向亲戚朋友借贷或求助。

说了一大堆话，无非希望你把伦敦当做你的第二故乡，想法自食其力，在伦敦多逗留几年。你应该在伦敦找到你最得意的老师，最得力的朋友，最有兴趣的工作和事业。一通百通，这是最节省时间、精力、金钱的办法。

家里有一副对联：“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难风雨故人来。”这儿“故人”两字最有意思。须知“故人”像“故乡”一样，时常缠绕于梦中。故人的声音笑貌固然使你有深刻的认识，甚至他的脚步的声音，暗淡的背景也使你念念不忘。同样的，故乡或第二故乡的一树一花，一狗一猫，一鸟一鱼，都饶有风趣。故乡或第二故乡的人情风俗研究得十分透彻，以后到了别的地方去旅行，你将会觉得头头是道。

从前刘邦做了皇帝后，他还觉得住在皇宫远不如住在故乡那么舒服。因此，他每夜做梦，仍牢牢记住故乡。一代文豪苏东坡，当他写词的时候，他的笔下自然流露出“夜来幽梦忽还乡”。

的确，故乡和第二故乡的可爱，像旧书一样，全在一个“熟”字。许多事情，你可以不假思索，便做得恰到好处，而恰到好处是需要真正的本领，切实的功夫。

我很高兴，你已经找到你的第二故乡，你应该认真地赏识它，细心地咀嚼它，千万不宜坐此山，看彼山；吃碗内，看碗外。

新加坡各学校快要放假了。假期中，学生们还有许多作业，尤其是在会考十分严格的情形下，他们恐怕没有闲心情去玩耍。

此问

学安！

子云（1964年4月7日）

八

××：

四月五日的信发表后，蒙你大加赞赏，感甚！感甚！

写文章、绞脑汁，是一件苦差，可是作品出世后，能够得到二三知己的嘉许，或者使一般读者得到一点鼓励，那么作者便得到最大的报酬。此外，作者不应该有更大的要求。

昨晚蒙友人C先生赐宴，并蒙他介绍几位诗人和作家。席间，有一位诗人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作家不如学者那么被社会重视。当时我不假思索地做这样的答复。现在趁记忆还新的时候，把我的话写出来，聊当面谈。

第一，作家太多。从广义看来，凡是能够拿笔写诗做文的人，都算是作家，这好像凡是进学校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算是学生一样。只因人数太多，所以在未经时间的淘汰之前，一般人对于作家根本不发生兴趣。因此，社会往往会残忍到这地步，让作家自生自灭，极少会伸出同情之手，帮作家的忙。

第二，出版太滥。从前上海书店林立。除了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几间大书店出书比较慎重外，一般小书店多得数不清。一般说来，大家出书都很容易。书出了几本，当然名正言顺地叫做作家。因为作家瑜瑕参半，其中极少数学力雄厚、笔锋犀利的作家不必说，那些大多数的作家，往往因为事实错误，思想陈旧，笔下贫乏，成为社会的笑柄。这是社会人士瞧不起作家的另一原因。

作家最严正、最公平的审判官，就是时间。经过时间的逐渐淘汰后，泥和沙分开了，清和浊也分开了。到了水净沙明的境界，谁都能够一下子认得出各种作品分量的轻重、地位的高低。

唐朝以诗取士，差不多每个文人都会做诗。现在留传下来的《全唐诗》，已经有四万八千多首，那些初学的未成熟的散失的诗，至少比《全唐诗》多了十倍、百倍。因为诗人那么多，所以未经时间作最后的判断之前，第一流的诗人和第九流的诗人，甚至不入流的诗人，也没有多大的分别。

所谓时间的判断，主要的是指很有资格的公平的批评家。一经批评家品题，声价马上增加十倍。例如李白，现在我们公认他是诗仙，可是这位诗仙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比他年轻12岁的杜甫说他“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韩愈说他“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杜诗韩文是一千多年来任何文人所崇拜的大师。因此，杜甫和韩愈所给李白的最高的评价，无疑地会奠定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崇高的地位。

在印刷术还没有发达的时代，刻书是很困难的。一般诗人写完一首诗，填好一阕词，多数把它贴在书房的墙壁上，让一般朋友观摩。到了稿件积了相当多的时候，才写成本子，自己还很谦恭地题为“未定稿”。当时中国的文人，没有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那么幸运，能够找个知书识字的太太，替他们手抄副本，他们所保留下来的就是唯一的“海内孤本”。有时这个手抄本给朋友借去传观，辗转借阅，很可能在没有面世之前，就全部失掉了，而这位文人的毕生心血所寄托的东西也永远埋没了。

当一个半生潦倒的作家被学者光顾的时候，作家的地位无形中提高。学者本身是否有钱，这是小事情，至少我敢肯定说，他们是有闲。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作家的生卒日期和出生地。例如李白，他一生到处流浪，四海为家，很容易使人发生误会，把他的祖籍和他个人的生长寄寓分辨不清。因此，有人说他是金陵人，有人说他是山东人，有人说他是陇西人，有人说他是四川人，更有人说他是西域人。至于杜甫，他的坟墓至少也有四五个地方，每个地方的人都奉他为同乡的先贤。

出生地、生卒日期，已经把学者们搅得头昏眼花，更麻烦的就是版本问题。在印刷术和图书馆都不大发达的时代，手抄本多数以讹传讹。因此，要找个正确无讹的版本，实在难若登天。此外，一般文人生前所出版的著作，仅占了一部分，还有大部分遗著，没有机会和世人见面。在这当儿，少数学者如能得到藏书家和图书馆的协助，得见“海内孤本”，那么他们在学术的研究上，不消说有新的贡献，同时，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无形中提高。

在时间上，常人多贵古而贱今：在空间上，庸夫又舍近而求远。一代文豪罗曼·罗兰，他的书斋悬挂了八帧近代和当代名人的片照，其中德国人三帧，俄国人三帧，印度人二帧，但是，人文荟萃的法国同胞，连一帧照片也没有。这事情我实在不能了解。

须知古代是过去的现代，世界是所有国家的总和。假如没有现代，那里来的古代？假如没有本国，那里来的世界。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应该先从此时此地着手，尤其是崇尚写实主义的文人。

你的交游很广，所认识的文人很多，加以你的为人一团和气，笑口常开，绝对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是你的一笔大资本。过去几年间，你主编一套《南方文丛》、几套《新马文艺丛书》，给当地作家增光不少。事实上，编印单行本或大型的杂志，是鼓励作家最好的办法，同时，也给未来的学者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望你再接再厉，鼓足干劲，我一定给你摇旗呐喊。

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4月12日）

九

××：

昨天是周末，没有什么例行公务，趁着浮生半日闲的机会，独自躲到海滨，一口气读完大著《南国啼笑姻缘》（Burma Road）

我一向仰慕你的英文有高深的造诣，直到昨天细心研读大著之后，才使我很肯定地说了一声：“果然名不虚传！”

本来名者实之宾。先有了事实做根据，然后才有各种名堂来反映事实。古人之所以谆谆劝告后生，“莫问收获，只问耕耘”，因为耕耘的工作做得圆满，收获仅是时间问题。

你生长于南洋，南洋的华人社会中所出产的三位大人物——林文庆、伍连德、梁宇皋——给你以最深刻的印象。这三位老先生，都是学贯中西，他们在南洋和英国学成之后，曾到中国服务多年；到了年老力衰，又是落叶归根，重返南洋，度着他们的晚年。因为你自幼受了上述三位老先生的影响，所以你不但精于英文，而且在中文上也下过苦功夫，到了水到渠成，自有一旦豁然贯通的乐趣。

14岁那年，你回到广州，进了岭南中学。那几年的中学课程，给你奠定初步的基础。到了燕大，你真是如鱼得水。在名师班德莱教授的指导下，你的英文日有进境。

原来班德莱教授是个莎士比亚专家，他把莎翁全集读得滚瓜烂熟。在他的怂恿下，你曾担任《威尼斯商人》一剧里的犹太人蔡洛，《麦克白》一剧里的麦克白。你熟读这两个角色的台词，这已经给你打下切实的根基，更难得的是，班德莱教授对于全本台词，无所不通，那种精神上的鼓励，实际的示范作用，对于年轻人正是益智的良药。

具备这种真正的功夫，华盛顿大学的四年课程，对你仅是锦上添花罢了。

闲话休题。这部《南国啼笑姻缘》，以你个人的生活为经，以抗战八年间所遭遇的人物为纬，地点是滇缅公路。这儿有发国难财的商人，卖笑的女招待，道貌岸然的传教士，开口“顶好”，闭口“顶呱呱”的美国大兵，专走国际路线的“吉普”女郎。这儿有静如死水的山村，嘈杂如闹市的夜总会。这儿有养尊处优的阔太太，这儿也有流离失所的难民。简单说一句，这是大动乱时代的生活的断片，其间悲欢离合的遭遇，矛盾冲突的现象，真是俯拾即是。读完之后，使人对于那次丑恶的战争，以及滇缅公路的真相，多少有深一层的认识。

大著是一部优秀的写实小说，不过任何有名的作家都具备导演兼化装家的本领，把美丽的灵魂加上漂亮的化装，把丑恶的家伙勾画成更凶恶的脸谱。但是，强调须恰到好处，不然，难免会弄巧反拙。

你的天性幽默，而且擅长说笑话，这对于作家是个无价之宝。你以轻灵生动的笔调，描写错综复杂的故事，当我阅读的时候，我时常发出会心的微笑。

本来一般中国人写英文有个通病，就是构造多少有一点中国化。另一方面，那些少数特出的人才，因为学贯中西的关系，往往能够运用正确而流畅的英文，来发挥个人的见解，尤其是那些懂得中国的哲学、文学、史学的通人，信手引用中国的经典，好像画龙点睛一样，饶有趣味。例如大著里边引用元朝和清朝入主中原，结果被中国同化，致沦为中国的蒙古一省或东三省。又如你引用孔孟的哲理来反驳那些太过偏见的宗教家的信口雌黄。这在饱通中国的经史的学者，仅算是常识，但给一般西洋学者看来，却是无一不新鲜。

我常觉得，真正做学问的人，应该把基础打得十分巩固，以后才能够充分发挥。所谓基础，就是多读古典名著。只要几部名著读得烂熟，以后执笔为文的时候，好像“群山万壑赴荆门”一样，所有高明的理论，漂亮的词句，竞赴笔端，信笔写来，毫不吃力。这完全要看平时准备的功夫是否够充分。

你的中文精，英文熟，既精且熟，其妙无穷。因此，在撰述的过程中，你固然会运用英文古典文学的名句，而且能够很正确而流畅地把中文的诗篇、成语、警句，译为英文。读起来，丝毫没有隔阂，这充分证明你的写作的技巧很到家。

最后，我要提一提大著里的几封情书。虽然你声明这些书信是简单的信件，但是，措辞的雅纯，情意的恳挚，很容易使收信者的感情受了控制。文字的运用能够达到这地步，实在不大容易，何况这是外国文而非母语？

年来马来西亚各地的华校，非常重视英文，这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我觉得，要增进英文程度，光靠几种课本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经常阅读课外读物。在多看、多写、多修改的原则下，只要一个人肯认真努力，他迟早会达到精通的程度。此外，学古人难，学时人易，因为许多事情大家都亲身体验过，可是，很少人能够像你说得津津有味。光是这一点，我相信大著将受马来西亚的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4月19日）

十

××：

日前接到手书并大著《听雨楼丛谈》，谢谢！大著从印刷到装潢，从内容到形式，够得上一个“雅”字，这是我所得的总印象。

多年来，你以“掌故学”驰誉大江南北和南洋，这倒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诚如我们的前辈瞿兑之教授所说：“随笔所涉及的资料大都是人物故事、风俗制度之类，这些在正式的史书上往往不易看见，而在读史的时候又必须用作补充，于是从随笔中发掘资料，再将资料联系组织起来，然后又用随笔的形式献给读者，这就成为掌故学。”

普通人以为写随笔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认为随笔是随便谈谈的意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范围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想到说出，这岂不是很容易？

事实上刚好相反。真正治“掌故学”的人，好像严正的史学家一样，他的工作是有一定的范围。就你而论，你所写的掌故虽多，但是，论时间，大多数不出过去百年；论地点，主要的是中国；论对象，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问题，尽量避而不谈，或者让给那些专治正史的学者去谈。经过一度细心地分疆划界后，你的笔锋所及，好像盘里的大珠和小珠一样，溜来溜去，总不会冲出范围外。换句话说，只因你早已划定范围，所以你所提出的问题，胸中自有成竹，这和普通人所想象的随笔完全不同。

这部大著比以前所出的几种著作更见精彩。全书二十三篇，分为五组：第一组谈画，第二组谈碑帖、书局、石砚、第三组谈古迹，第四组谈酒楼、书店及其他，第五组谈诗人和小说家。这五组文字长短不拘，但从此可以证明你的随笔或“掌故学”所涉及的人物故事、风俗制度，不出上述的范围。

你自幼生长于富贵之家。家里庋藏金石书画的丰富，早已引起研究艺术的兴趣。到了长大后，你曾漫游各省及英伦，足迹到处，仍以欣赏艺术，结交艺人为无上的快乐。须知兴趣的所在，就是精神所寄托的地方。因此，多年来你所写的随笔和笔记，主要的脱离不了艺术和文学。

自你划定研究的范围后，你的搜集资料的辛勤，真使我佩服万分。一部《清史稿》，你不知道翻阅过多少遍，尤其是清朝末年的文武官员的事迹，你正是以如数家珍的姿态，随时可以自由运用。具备正史的知识做根底，你无论谈什么问题，总可以找出来龙去脉，至少不会离题太远。

接着，你恣情阅览近代中国名人的年谱、日记、笔记、随笔、诗话。这些东西都是最原始的资料。虽然有时披沙获金，看了好几天，毫无所获；但是，偶尔时来运到，所见的材料，完全是字字珠玑，恨不得同时聘请几个书记代为抄写，这才满足求知的欲望。

除了正史及年谱、日记、笔记、随笔、诗话之外，报纸是你的资料的源泉。你在四十年前，不但早已养成每天细心看报、剪报的习惯，而且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一般说来，看报谁都乐此不疲，剪报已经成为问题，写日记很少人会持续到三十年以上。在我所认识的师友中，仅有顾颉刚先生、魏雅聆医生。因此，我敢说，你的继续不断地剪报和写日记，是使你写作时长享“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乐趣。

回头再论你这部大著《听雨楼丛谈》。我觉得本书佳作甚多，其中最突出的是：《赵子昂夫妇画像》、《欧阳询〈缘果道场舍利塔记〉》、《庆麟的半亩园》、《广和居诗话》、《小说家毕倚虹》。其中有的是自幼临摹的碑帖，有的是时常光顾的酒家，有的是“识名四十年”的文人，因为知之深，言之切，下笔前既有充分的认识，下笔时自然会流露真挚的情感，所以阅读起来，备觉动人。

最后，大著的文字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下笔时十分谨慎，同时，又相当敦厚，饶有古风。例如《小说中的诗人李士棻》里，你曾替李士棻辩护说：

芋仙是一个天真的诗人，疏狂则有之，说他无赖，未免有点过分了。吴沃尧与李士棻也许不相识，吴氏到上海谋生后一二年，芋仙已死，当然和他没有什么仇怨，而在小说中把他写成这样下流，无非是作者拿他来代表当时上海的名士典型，予以谴责一番罢了。

我常觉得，文字的奥妙，全在恰到好处，颂扬而不至肉麻，谴责而不至谩骂，这需要长期的训练，切实的功夫。你从事著述和写作多年，平生手不释卷，笔不停挥，现在水到渠成，自然有操纵自如的乐趣。

瞿兑之前辈说你的轻快的笔调是：“妙绪环生而并不是胡扯，谈言微中而并不涉轻薄。”这两句话我完全赞成。

随着时光的消逝，大家已经逼近老年。但是，你不但宝刀未老，而且越用越精，越砍越利，这恐怕得力于庄子的“养生主”的方法罢。不过庄子的“以无厚入有间”的方法，说来很容易，实行起来却非常困难。这儿全看个人的修养问题。

离开香港二十二年，我的梦魂仍萦回于太平山上、浅水湾头。目前交通虽极便利，但路费如何筹划，颇使人伤脑筋。

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4月26日）

十一

××：

多日未见，不胜悬念！据说，你目前在义安学院担任要职。这间学院的历史虽短，但它的前途却很远大，尤其是武吉知马路七英里处的蓝图，有水有山，各学院的建筑物林立，的确是最高学府的胜地。

昨天五一劳动节，报馆放假一天，无事一身轻，得一口气读完大著《欧非胜览》。你所记载的名山胜水，大部分是我的旧游之地，现在重温一遍，备觉亲切。

我曾说过，旅行是个快事，写游记是个苦差。对于所描写的事物，不熟不能写，太熟不想写，难就难在恰到好处。

为着写游记，一个作家事前应有充分的准备，事后须细心整理各种资料。至于游览的时候，更需要目观四面，耳听八方，把亲见、亲闻，以及各种感想写下来，不然，稍纵即逝，以后要从记忆中慢慢去追溯，恐怕印象已经相当模糊。因此，我常觉得，一个旅客在一个月内所遭遇的事情，所得到的经验，至少等于普通过着止水无波的生活的人整年的经历。

三十年来你研究南洋的史地，锲而不舍，实至名归，尤其是自大著《南洋史》出版后，你在这方面的建树，至少可以说是超越前贤。本来南洋这块肥沃的土地是通过西欧各国的组织的能力，华人的血汗和眼泪的累积的力量，双管齐下，才有今天的辉煌的成就。论功行赏，西欧几个国家算一个单位，华人也算一个单位。不过华人一路来抱着“功成而不居”的态度，不管他们对于当地的事业有多大的贡献，但是，他们总觉得，干完就算了，何必多留一点痕迹。因此，关于华人在南洋的丰功伟绩，史传的记载，实在寥寥可数。以《新加坡风土记》一书成名的李钟钰领事，他那本书不过8000字，寒伧之态，可以想见。

你专门研究南洋史地，这并不妨碍你对于欧洲和非洲的认识。原因是，你一向喜欢搜集邮票。邮票这个东西，小中见大，它会引诱集邮的人增进史地的知识。当一个新邮票被发现的时候，好事的人绝对不会看完拉倒。他一定要穷源究流，追问到底。所谓学问，就是学其所不知，问其所不明；多学多问，迟早总会得到左右逢源的乐趣。

大著的照片多达一百零六帧，用照片补充文字的不逮，这是最省时省事的办法。这些照片，有的因为时间关系，是买现成的；有的是你自己拍的。除了照片外，你还用地图、世系表来说明，处处都替读者设想，这证明你想得很周到。就照片而论，我极欣赏你从前所摄的印度达吉岭的彩色片。前年蒙你惠赠一帧，到如今，还放在我的书房，朝夕把玩。至于书本所选的照片，当然以荷兰阿姆斯特丹运河上的石桥环洞为最精彩。

一个学人不能没有偏好，一有偏好，就难免有所偏重。你的兴趣在于历史和考古学，所以你到每处参观的时候，马上注意历史和考古学的资料。你所注意的既然是历史和考古学的资料，所以写游记的时候，当然会偏重于古迹的历史，尤其是事件所发生的年度，宫殿的大小的尺度。这些东西本来是研究历史和考古学的人起码的条件，不过一般读者也许会太急性，他们要赶快知道故事的发展，所以你所努力搜集的数字，他们很可能会忽略了。

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我觉得《诗情画意的拿坡里》和《骑驼涉流沙》两章写得最成功。例如：

沙漠中的景象，别有风味。但我们是游客，在晴朗春风的日子，在沙漠边缘优游，心上当然觉得很轻松。如果我们是往日的商队，跨着骆驼在茫茫无际的沙漠中跋涉赶路时，命运完全交给了不可测的风云，万一旋风急起，沙山翻腾，便无从走避。因此，在沙漠中来往的人们，到现在为止，还只好付之天命，向上苍跪祷。我们看到起伏的沙丘上，经风吹过后的沙波，一层层和海水差不多，所不同的它是静止而已，古人称沙漠为“瀚海”大概也由此得到灵感。

这一段文字非常紧凑，它诉于情感，而又不违背事实；它运用“瀚海阑干百丈冰”的典故，但又一点不枯燥。我时常劝导青年熟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因为那种文字既十分洗练，又能鼓励读者驰骋想象力，而丰富的想象力可以说是文学的生命。

由欧洲回来已经十五年了。由印度回来也要八年了。静极思动，我真想出国漫游。不过目前俗务缠身，同时，负担又极繁重，起码须等三四年后，才走得开。届时，当锻炼脚力，磨砺笔锋，作漫游各国的计划。一面游历，一面学写游记。自己能够花些时间、精力、心血写成游记，让一般朋友得享“卧游”的乐趣，这工作是值得一试的。

写到这儿，酒店的天空中传来《当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悠扬的音调，幽雅的韵律，美妙的词句，恨不得闻歌起舞。的确，旅行是一宗乐事。虽然写游记的人比较普通旅客要费加倍精神，但是，文成之后，不但自己多一种切实的资料，帮忙回忆，而且使朋友也能够增加见识。一举两得，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写游记，尤其是有内容、有文采的游记。

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5月2日）

十二

××：

接五月一日信，知道今年六月底你要参加伦敦音乐会的演奏。这是个好机会，让你锻炼技巧，培养风度，加强自信心。因此，在表演前，你须有充分的准备，把要弹的歌曲弹得烂熟，好像那些琴谱出自你的手笔一样。当演奏的时候，你须镇定自然，恰如古人所说“泰山崩于前而不变”。到了演奏过后，你须请教良师益友，请他们给你最严格的批评。多一次表演，就多一种经验，所谓成功，这不过是长期经验的结晶罢了。

古人曾说“幼学壮行”，又说“学以致用”。起初我不大明白这道理，经过四十年体验和观察后，觉得这话很有道理。本来学习是手段，表现才是目的。单纯学习而不能表现，这好像单纯会生长繁枝茂叶而不能开花结子的果树一样，多少会失掉它的效用。

事实上，学习和表演是没有冲突的地方。学习到了相当阶段，必须鼓起勇气，公开表演，看看观众和听众到底有什么反应。

任何善意的批评，须虚心接受。因为善意的批评等于一面镜子，妍媸美丑，一下子反映得一清二楚。经过人家一度批评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位批评家就是义务的老师，因为他能够督促我们往前迈进。

现在有个问题，学习到什么程度后，才可以公开表演？时间应该怎样决定？在旧时代的中国，普通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孩子，跟大匠学习了三年，便可“出艺”。出艺之后再见习两三年，便可独当一面。在旧时代的英国，“学徒制度”普通是七年出艺。

自新式的学校制度实施后，学习专门技能的时间，从三年、四年到六年、七年不等。读法律的时间较短，普通三年可以毕业，但是一个法律系毕业生，必须参加律师会的大宴会十二次，才有资格申请为律师会的会员。我想这办法是对的，因为年轻小伙子，没有见过世面，他可以在专门行业的大宴会里，瞻仰那些已经成名的律师和法官的丰采，聆听他们的伟论，观察他们的举动，那种亲炙的乐趣，绝对不是书本上所能够找得到。

学习医科的时间照英国的制度，医科六年毕业，见习一年。照美国的制度，医科七年毕业，见习一年。虽然二者毕业后都有资格行医，但前者仅得到学士学位，后者却得到博士学位。已经得到学位的医生，还可以深造，专治一科，时间一年至三年不等。英国的衔头叫做M.R.C.P.（皇家内科学院会员）。会员须经过考试，会员做了十五年以上而又卓著成绩，便由全体会员选举为院士（Fellow）。

英国的四间著名的音乐院，都是三年毕业。毕业后可得A.R.C. M和L.R.A.M．的衔头，以后凭这衔头，可以教书，可以表演。但是，最稳健的办法，就是毕业后，再度深造三四年，把根柢打得更切实，以后进步和发展的机会，全看根柢的深浅而定，千万不可存半点侥幸的心理。

写到这儿，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昨天蒙贺师俊教授送来沈翁尹默的法书屏条一幅。沈翁的法书，我仰慕了37年，现在得偿宿愿，真是痛快！

记得1927年的秋天，我初到北京。偶尔在北京大学的红楼门前经过，那铁画银钩的“国立北京大学”六个大字映在我的眼帘，仿佛磁石一样，把我吸住，以后每次经北大门前，总要停骖，行个注目体。

本来沈翁的令兄士远教授是我的老师。他对我另眼相看，在大学一年级那年，因为特别用心，蒙他老先生给我以最高的分数。只因这一着，就判定我一辈子要卖文为生。假如当初他老先生给我以不及格的处分，我很可能会知难而退，提前改行。

多年来，我一直想请士远教授代我向他的令弟尹默教授求字，可是一年过一年，一直虚度了37年。现在士远教授已经作古，谁料缘分未断，我竟能从贺教授处得到尹默教授的墨宝呢？

现在我的斗室似的客厅可丰富了。客厅的四壁上悬挂沈翁尹默、于翁右任、叶翁恭绰当代三大家的法书。这三位老先生的年龄都在八十岁以上，可是他们的精神却十分饱满，每天仍以临池为人生最大的乐趣。

你知道，这三位老先生，在年轻时代，早已打好巩固的基础，到了三十左右，便卓然成家。此后，除了卧病外，多活一天有一天的新成绩；多做一天有一天的新收获。除了以书法驰誉艺坛外，他们壮年时代，曾参加过社会活动、实际政务、大学教育等工作，生活的内容那么充实，真是值得自豪。

一般说来，做体育的人，远不如音乐家、绘画家、书法家、文学家那么能持久。当一个运动家于40岁左右宣告退出体坛的时候，其他艺人和文人正是旭日初升，鸿运当头。此中关键是，体育不但需要技巧，而且需要充沛的体力，而体力是过了四十以后，一年不如一年。

我很高兴，你对于音乐有浓厚的兴趣，不过目前还是处于打底子的阶段，对于正确的方法和精细的技巧须特别加工。底子打得好，以后将乐此不疲，谁想用南面王来更换你的岗位，你一定会掉头不顾。

此问

学安！

子云（1964年5月9日）

十三

××：

别后忽已一星期，从电话里知道你的工作已经上了轨道，慰甚！

这个长假过得很愉快。每次和你谈话，我都增进了不少知识。的确，活到老，学到老；学到老，学不完。英国文豪林·罗柏（Robert Lynn）说：“我们忘记，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够以智慧出名，并不是因为他无所不知，而是他一活到七十岁的时候，还觉得他自己是一无所知。”

我引用林·罗柏这句话，并不是用来掩饰自己的㝢陋，而是因为目前科学这么进步，书籍这么繁多，非多见多闻，势必成为落伍者。我很羡慕你们，整天无忧无虑在教室、实验室、图书馆里讨生活，而我却需要浪费大部分的时间去谋生，只剩下清晨、深夜以及周末来用功。绑着双手来应战，成绩之差，自在意料中。

照一般人的说法，医科第三年是全部学程中最重要的一年。事实上，第三和第二年的功课相似，它仅修三门功课：生理学、解剖学、生物化学。第二年第三学期，读完即告一段落，即普通所谓医预科。这完全是打底子的工作。因为生理学是教人以正常人的生理状态，只有彻底明了正常人的生理状态，那么将来研究反常人——即病人——的生理状态的时候，心里才有准绳来衡量。

一般“自命”聪明的学生，以为打底子工作的时候，需要较多的记忆力，因而忽视它，结果，多数都栽了大筋斗。事实上，任何基础的工作都需要极大的记忆力。这似乎太过单调而又无聊，不知道这一关如没有打通，基础不够结实，将来很难有登堂入室的希望。

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学音乐和唱京戏，这完全是寻开心的工作，用不着什么记忆力，不知道一个著名的音乐家或指挥家，需要把著名歌谱记得烂熟，连一个音符也不能错误。同样的，唱京戏的人，一个字的咬音，反复推敲几十遍，直到无懈可击之后，这才放手。

和苏东坡齐名的黄山谷，他在书法、诗、词的造诣上都很可观。他有个名言：“读书百遍，其道自见。”虽然有些书只须略读，或者仅参考几章、几节、几段，但是，有些打基础的书，须置在案头，预备随时温习。每温习一遍，便得深一层的了解，这道理很明显，可惜普通人缺乏耐性，要赶快，要抄近路，而赶快和抄近路是学习任何部门的学术最大的绊脚石。

当代书法家沈尹默教授说得好：

用笔贵自在，这就是便。但便的受用，却得经过一个不便的勤修苦练的过程，才能得到。这其间，就有手腕由不稳到稳的感觉，等到手腕稳了，下笔才有准，能稳而准，就有心手相应之乐。（见沈著《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文》。）

由不便到便，由不稳到稳，由不准到准，中间总有相当的距离。这距离的长短，全看个人的天才和努力、环境和师承来决定。

日前和一位很有名的医生谈天。他说，普通高等毕业生，如认真训练半年，便可执行门诊的任务，这是说，懂得各种病的象征，同时，懂得分配几十种特效药的分量。但是，当危险和困难的病症发生的时候，这位半路出家的江湖医生，马上要当场缴械。这时候，只有那些受过长期训练的合格的医生，才能够执行任务，而名医的可贵，就在于能够应付危险和困难的病症，这套功夫非受过长期训练的合格的医生莫属。

其实，这种情形在各种行业都是如此。因为任何人都懂得粗枝大叶，只有专家才深知细微。换句话说，谁能够领略大体而又深知细微，他就是出色当行的人物。

现在告诉你一段消息。月前燕大旧同学卞万年医生伉俪路过新加坡。在一个茶会里，他告诉我说，战前美国的华人毫无社会地位，他们主要的是开餐馆和洗衣作。战后形势大变。除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青年科学家得到诺贝尔奖金外，另外还有吴健雄女士，也是有数的物理学家。

你知道，杨振宁和李政道是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出身的。那时，交通梗阻，经济困难，任何仪器的设备，根本谈不到。但是，他们在那种环境中，仍能够孜孜不倦地打好学问的基础，尤其是数学一门，不是家学渊源，便是师承有自，所以他们一到设备充实的美国，就能够发挥大作用。这充分证明，做学问全靠自己立定脚跟，而环境的便利，还是次要的问题。

目前留美的中国的科学家，正是人才辈出。除了上述三位外，我们有第一流的建筑师，第一流的医生。至于美国的几间最负盛名的制药厂，虽然老板是美国人，但是厂长和制药科主任多数都是中国人。

今后的世界，是“斗智不斗力”的世界。自英美苏三国签订核子禁试的协定后，大规模的战争大概打不起来了。虽然小规模的传统式的战争或者游击战也许势所难免，但大体上，我们可确保和平。

在这当儿，每个国家的优秀青年，应该以专心治学为报国的上策。在良师益友的指导和熏陶下，只要一个人肯用功，前途正是如花似锦。“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问题只看自己的素养是否到家，值得人认识。

此问

学安！

子云（1964年5月24日）

十四

××：

昨接手教，谨悉近况清胜，为慰！

自别之后，你曾在荷兰、葡萄牙逗留相当时间，去年才往夏威夷担任要职，最近又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档案，到哈佛大学会晤亲友。整天埋头故纸堆，到了工作告一段落，又有机会到处游山玩水，访问新交旧识，这种福分不知道是几生修到？

大著《中葡交通史》，经过这几年大量补充和整理后，成绩一定大有可观。将来新著出版时，别忘记惠赠一套，以开眼界。

这儿的一般朋友，个个忙碌异常。除了两三间政府主办的最高学府的教授们得养尊处优，每年有长假，每六年有一年给薪假期外，其余在私立的文化教育机构工作的人，有得饭吃，就没有时间；有了时间，吃饭又成问题。偶尔撰述几篇文章，著作一本小册子，这些都是忙里偷闲，发奋忘食的结晶品。

三星期前我写了一篇社论，题为《创办国立编译馆》，希望由这种大规模的机构来编订各级学校的课本，划一人名、地名、专门名词。我本来认为像这种文字发表后，至多还不是石沉大海，无影无踪？谁料过了几天，南洋大学生物学系王友燮教授竟来信支持，并鼓励我继续为文“设立马来西亚科学院”。

一般说来，英国算是近代欧洲文明的先驱。英国之所以能够达到这地步，这多少和“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有密切的关系。皇家学会创办于1660年，在该会没有成立以前，英国的科学家，因为他们的主张和传统的宗教有相当距离，致被教会开除会籍或受其他处分的，真是史不绝书，可是自该会成立后，实险科学便以一日千里的姿态，在英国发达起来。在国王及一些权贵的倡导下，大家都以科学精神来研究许多科目，而这种精神已经在英国的教育思想上发生很大的影响。

化学界、物理学界，以及皇家学会初期的会员，都是宗教人物，他们排斥霍甫士的怀疑论，但他们却使全国同胞熟悉宇宙的定律，以及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发现真理。

自皇家学会成立后，三百年来，英国人才辈出。担任该会会长的人物固然是一时的博学鸿儒，被选为该会院士的人才也是各部门的有数领袖。一般学者专家，在他们所得到的许多学位中，最后而最光荣的学位，不消说是F.R.S．即皇家学会院士。当代哲学家罗素如此，当代科学史家李约瑟也如此。

日前和魏雅聆医生闲谈。他承认学术中心的重要性。他说，在学术中心里，有些专家一天工作十六小时，也是乐此不疲。他们在一实验室、图书馆、课堂里固然干专门的工作，甚至一日三餐，或者参加茶会的时间，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他们根本没有工夫批评张家长，李家短。在那种情形下，自甘落伍的人，难免要退避三舍，好让学者专家尽量发挥他们的本领。

魏医生熟悉当地的环境。他认为学术研究中心迟早会成立，在群策群力下，马来西亚的科学的进步，自在意料中。

和学术研究中心同等重要，就是印刷业和出版业。

当17世纪时，英国的出版物检查法雷厉风行。这样一来，整个英国的印刷所的数目大见减少。除了牛津和剑桥这两间老大学的出版部外，所有印刷家都集中于伦敦城，这无形中使外省的知识分子的活动大受限制和损害。到了18世纪，出版物的检查法逐渐放松，印刷业广布民间，这使外省的文学和科学的活动大受鼓励。虽然如此，伦敦及那两间老大学却垄断印刷业和出版业。

谈到马来西亚的印刷业和出版业，我敢说这两年似乎不大景气。

先说印刷业。这儿的几间大印刷所的设备还不错，因为资方只要有钱而且敢花钱，谁也可以买到德国、美国、日本最新式的印刷机。可是买机器很容易，训练专门印刷的人才却十分困难。据说，有些印刷所曾买到最新的印刷机，只因印刷的专业人才缺乏，结果，还是备而无用。

一般说来，新马的工资比较香港高。因此，大规模的印刷品，如教科书和月份牌，多数都寄到香港去印。香港的印刷业越发达，这儿的印刷业就越黯淡，长此下去，这儿的印刷业恐怕曾一蹶不振。

至于出版业，这两年也日见萧条。原因是，一般青年整天忙着各种各式的考试。过分严格的考试把青年们弄得头昏眼花，使他们的眼光越来越狭窄，以为世界上根本没有学问这东西，除了有关的几种课本以外。

还有一层，由于检查的严密，书籍和杂志的发行也受了限制。目前各书店里竟没有一种值得一看的文艺刊物，这似乎使爱好文艺的青年很寒心。

从历史的眼光看来，时代的进展，好像潮水一样，既有高潮，又有低潮。目前造成出版业低潮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印尼的对抗政策。等到这问题真正解决后，相信出版业的高潮又会来临。

然而移风易俗的工作，全靠少数人。假如这少数人具备正确的观念，无比的魄力，努力战胜一切困难，那么望风景从的人是大有人在。不知道你以为然否？

专此布复，顺颂

撰祺！

子云（1964年6月2日）

十五

××：

日前蒙光顾寒斋，并蒙惠赠大著博士论文《文以载道新论》，不胜感激！

三十多年来，我的朋友和学生考到博士学位的倒不少，但论治学的过程，意志的坚定，奋斗的艰苦，没有几个人能够赶得上你。这儿谨为你浮一大白，恭祝前途无量。

大家共同在新加坡的文化街工作五年，但始终没有见过面，直到三年前，在某种场合下，我有机会和你晤谈的时候，才看到你的学历和经历，认识你的仪表和风度，欣赏你的谈吐和举动。自此以后，我就“到处逢人说项斯”，大有相见恨晚之慨。

我是个懒人，平时抽不出工夫去看朋友。因此，三年的宝贵的时间过去了，我还没有和你再度晤面，可是就在这短短的三年间，你在公务非常繁重的环境中，已经考了巫文一号和二号，法律第一部和第二部，另外还写了这篇洋洋三十万言的巨著《文以载道新论》。

由于你苦学的成功，南洋的一般青年应该向你认真学习，尤其是要培养意志和兴趣。只要意志坚定，兴趣浓厚，成功仅是时间问题。

据我的观察，你的困难问题，不在于一面在报馆当编辑，一面兼读马来大学的时期，因为那时你的年纪还轻，同时，收入很有限，非发奋图强，连生存也发生问题。你的困难问题，在于你已经得到荣誉学位，加入政府部门做行政官之后。因为当时的一般社会风尚，谁也认为这是最高度的成就，从此以后，就可以废书不读，以行政官终老。

但是，坚定的意志和浓厚的兴趣，终于使你拒绝一切世俗的诱惑，克服一切工作上的困难，稳扎稳打，坚持到底。结果，你仍能够以最低限度的时间——三年——完成了学业。

然而最使我高兴的，就是你并不以目前的成就而觉得心满意足。相反的，你却真正了解“毕业”（Commencement）的意义，不把“毕业”当做研究学问的终点，而把它当研究学问的起点。光是这种正确的观念，已经使一般大学毕业生，无论学士、硕士、博士，望尘莫及了。

据熟悉当地教育文化水准的人的意见，在殖民地制限下，一级官员以上的职务全部保留给“海外官员”去干，当地的“子民”仅能担任二三级以下的职务。原因是，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现在年纪在四十五岁以上的官员，大多数连剑桥九号文凭也没有考到，至于中文一窍不通，那是极平常的事情，谁也不觉得奇怪。

1949年，马来大学的正式成立，这是马来亚高等教育的新页。1956年，南洋大学的成立，这是马来亚高等教育的另一新页。1963年马大正式分开为两间大学——马大和新大——这又是马来亚高等教育的另一新页。除了马大和新大外，这几年来南大毕业生在政府各部门担任工作的，已经超过600人。在各种奖学金的鼓励下，以及自己出资，前往外国去深造的，也超过百人。昨天报纸宣布，政府决定以同等待遇对待南大，将来这三间大学和两间学院——义安学院和新加坡工艺学院——在政府的鼓励和社会的支持下，人才辈出，无论政府各部门或各阶层的学校，定有一番新气象。

你得风气之先，自幼养成好学的习惯。虽然在当时学潮风起云涌的状态下，一般轻浮的学生动辄骂人“读死书”，但你仍屹立不动，一声不响地埋头苦干。现在水到渠成，手里拥有双锋两利刀，无论在政府各部门，或者大学文学系，你都游刃有余地能够负起任何艰巨的任务。

现在略谈大著《文以载道新论》。两千年来，中国的学者和文人，不是主张“文以载道”，便是主张“诗以言志”。所谓载道，主要的是阐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所谓言志，主要的是发挥个人的悲欢离合、穷通利达的感情。

自五四运动后，西洋的文艺思潮逐渐被介绍过来。其中两个主流，即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更轰动全国。当时中国有两个文学团体，即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前者倾向浪漫主义，后者偏爱写实主义。前者“为艺术而艺术”，便是言志；后者“为人生而艺术”，便是载道。从表面上看来，言志与载道，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

根据你三年的研究，你说：“‘志’的文学思潮存在于六朝以前，‘道’的文学思潮勃兴于唐宋以后，两者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披上不同的外衣，出现在文学思想的领域中。”又说：“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所写出来的作品，必然具有载道性，但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所写出来的作品，依然具有载道性，所不同的只是各‘载’各的‘道’而已。”

根据这个角度来研究，从历代名家文集中寻章摘句，找出要点，加以按语。条分缕析，一览无遗。最后，才下个结论，很肯定说一句：“文必载道。”这儿所说的“道”，“并不限于任何一家的道，而是作家的主观感情，融合了客观的社会现实，在作品中所作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一种思想反映。”

写了三十万字，把“文以载道”的“以”字改为“必”字，变成“文必载道”。这就是现代科学的方法和精神的表现。

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6月7日）

十六

××：

英国企鹅丛书，最近出版了不少名著。无论文学、哲学、史学、音乐、艺术，甚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它都有代表作和读者见面。这些书籍，封面漂亮，校对精准，正合物美价廉的条件。虽然纸张仅用普通报纸，恐怕不易保存得很长久，但作为普及和提高教育文化的工具，这个丛书倒尽了它应尽的责任。

这半年来，我曾买了这个丛书几十种。一种刚读完，接着，又买两三种。等到这两三种刚读完，我已经又买了五六种。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书籍日积日多，精神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看样子，大有夸父追日的形势，我所看的书和我所买的书老是有很大的距离。

从前我看到德国一个大哲学家的图片。他站在楼梯上，往书架上取书，裤裆下夹一本，左腋下又夹一本，双手正在翻阅一本。书呆子在打发生活费用之余，剩下的钱，多数用来买书，平时可以关了门，在书城里做皇帝，可是一旦遇着什么大变动，书籍又成为最大的负担，除了忍痛舍弃外，真是毫无办法。

昨天趁周末的余暇，得研读法国名作家伏尔泰的小说《坎迪德或乐观主义》。伏尔泰是大机智时代最富有机智的作家，而这部小说是他的最机智的作品。他的笔锋带着尖刻的讽刺。为着支持正义，他一生受苦。他长期隐居于瑞士日内瓦的附近，以便避免政府和教会的迫害。他曾被人怀疑为讽刺过摄政王，致被捕入狱；他也曾被诬为讥笑朝臣的命令，致被赶出巴黎。

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他很肯定地认为没有快乐，生活等于空虚，而真正的快乐是不受任何物质的限制。这部小说就是讽刺人类愚蠢和罪恶的杰作。

我怀疑伏尔泰在没有动笔写这本小说之前，曾读过中国的老庄的著作，或者塞翁失马的故事。因为作者非常重视因果律，他认为有因必有果，这和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理论极相近。

这部小说的男主角坎迪德是德国某男爵的私生子，女主角乔尼艮是他的私生女。有一天，乔尼艮从屏风后边吻了坎迪德一下，致被男爵赶出去。

坎迪德和他的老师潘格洛，老友詹姆士动身赴里斯本。中途遇着风暴，詹姆士淹死，坎迪德和潘格洛游到海岸。凑巧里斯本发生地震，于是当地长官下令处罚新客，潘格洛被判上吊（但刽子手没有把死结弄好，结果，给他逃掉），坎迪德被判毒打，打得遍体鳞伤。

正在绝望的时候，有个老妇人带他到一间屋子，给他吃，给他穿，并且使他和乔尼艮晤面。这事件使他大为惊奇，因为他早就以为乔尼艮不在人间。

坎迪德和乔尼艮这对贫贱夫妻，跟着老妇人跑到卡迪斯，不幸他们被人抢光。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坐船逃到巴拉圭。那时，坎迪德希望加入西班牙的军队，和反叛的耶稣会人士打仗。途中，老妇人诉说自身的经历，原来她是教皇厄班十世的女儿。

在宗教史上，根本没有厄班十世这么一个人，这儿作者故意制造一个人物，托名厄班十世，借以讽刺教会当局的口是心非的行为。

坎迪德决定携带一批宝石和金泥去找他的太太。当他和他的仆人动身的时候，身边有一百只绵羊，满载财富，不幸中途被海盗抢去，财物损失殆尽，仅剩两只绵羊及其所载的一些东西。

坎迪德往见一位荷兰商人，希望找门路，前往南美洲，不料这个商人乘他不注意的时候，竟把他的财帛抢走，把他抛在后头。接着，他的仆人亲自前往南美洲去找坎迪德的情妇，并且把她带到意大利的威尼斯和他相见。

经过几次希望和失望、得胜和失败，坎迪德终于在土耳其和他的情妇相见。这时，他们都大彻大悟，知道流浪的生活是毫无意义，所以坎迪德特地买几亩薄田，长为农夫，以度残年。

这部小说的分量不大，人物也不多，但故事却很多变化，其中有几种哲理，很容易被中国的读者接受。

第一，财产害人。圣经的“八福”，最注重清心寡欲。中国的圣贤也教人安贫乐道。不幸在人欲横流的时代，有钱就有势，有钱就有权，有钱就有名。因此，富甲王侯的富翁，大可无恶不作，而御用律师又要替他们保护。但是，熟悉世故的人，知道财富很难保留到第三代，与其赚了许多作孽钱，增加明偷暗抢的机会，不如放弃求富的念头。

第二，色即是空。本书主人翁坎迪德，从初恋的时期算起，曾为他的情妇乔尼艮吃过不少苦头。等到他历尽万苦千辛，最后和她晤面的时候，她已经变成又老又丑的妇人。这儿，色即是空的理论，刚好使人大发猛省。

第三，农家最乐。现在一般的趋势，任何人都往都市挤。都市人口一多，住宅成问题，交通也成问题，而人声嘈杂，空气污浊，特其余事。因此，比较聪明的大作家，多数都长期住在乡下，连赛珍珠女士也要买了一大块农场以终老。

至于本书讽刺的妙句，俯拾即是。须知讽刺需要高度的素养，谑而不虐。但是，为着爱写讽刺的文章，伏尔德曾经付出很大的代价——坐监和驱逐出境。

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6月14日）

十七

××：

承询“字无百日之功”是什么意思，我可以简答如下：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学书并不难，任何人只要很认真地写了一百天，不难抓到门径，至于登堂入室的成绩，那么就花了一辈子工夫，谁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其实，任何艺术和学术，最难的是基础。在打基础的时候，谁能够找到良师，每天很专心而有恒地苦干四小时至六小时，到了百天之后，他不难打好初步的基础。例如西洋人学习中文，这在过去是一般人认为难若登天的工作。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起，由于美国两间著名大学——哈佛和耶鲁——的带头作用，美国的许多军事、政治的工作人员，多数能够在百天之内，学到纯粹而流利的中国普通话，虽然中文要学得到家，这又需要毕生的时间和精力作代价。

由“字无百日之功”这句话，我不禁联想到：“文史三冬足用。”在“六经皆史”的原则下，中国所有的汗牛充栋的古籍，都可以归纳到“文史”两部门，因此，“文史三冬足用”这句话似乎很夸张，但其中却有大道理在。

本来研究文史这两门学问，虽然花了一辈子时间和精力，至多仅像九牛一毛。为什么有人竟这样狂妄，说“文史三冬足用”呢？原来所谓“三冬足用”，是指入门。到了入门之后，学者就觉得头头是道，干一天有一天的新成绩，做一年有一年的新收获；而这种境界，普通外行人绝对办不到。

我平生爱看传记。我看传记的时候，最注重事主20岁没有成名以前，但不大注意他们已经功成名遂之后。例如《罗马衰亡史》的作者吉朋，当他没有毕业便离开牛津的时候，他还是个似通非通，半通不通的人物。就在二十岁那一年，他发愤自修，一面研究学问，一面锻炼文字，不到一年半载之后，他便豁然贯通。从此以后，他就蓄意潜修，花了十二年功夫，著述一部空前的大著，在英国的史学界上坐稳头把交椅。

又如丘吉尔。他本来是个坏学生，每次作文，落得老师给他以最坏的批评。就在他还未满20岁时，他曾停止一切活动，专心看书半年。他一面研读吉朋的大著《罗马衰亡史》，一面背诵马秀皋莱的《罗马歌》一千二百行。另外还看了一些名著。从此以后，他信笔写来，都成文章，连老师硕儒都要另眼相看。

又如戊戌政变的领袖康有为，他的一举成名的行动固然在于“公车上书”，但他比较同时代的一般老学究高明的地方，就是他曾花了几年时间，把当时上海各教会所翻译的几百部“西学”陆续读完。本来好和坏，高与低，完全是相对的。康有为当时对西学的认识，恐怕远不如现代的普通大学生，但在当时确是了不起。物以稀为贵，康有为之所以能够起了带头作用，并非没有理由。

一般说来，一个人无论从事艺术或者研究学问，最重要的是从15岁到25岁的十年间。

孔子之所以很坦白地说明，他在十五岁那年，已经下个决心做学问；到了三十岁，他在学术界已经能够站得住。这些话无非教人当少年气力旺盛的时候，须特别努力。

关于年轻时代须立定巩固的基础这事情，18世纪英国政治家兼文豪彻斯德斐尔勋爵（Lord Chesterfield）《致子书》里曾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他说：

记住，任何部门的学问，假如你在十七八岁以前，没有奠定巩固的基础，那么当你的呼吸还存在的时候，你永远也休想做巨匠。学问是我们年老的时候的一种舒服的必需的庇护所；假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从事种植，那么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它就不会给我们阴凉。当你一参加伟大的世界去工作之后，我既不需要，又不敢希望你多多看书。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某种情形下，这是不适当的；因此，目前是你的时代，是你唯一的时代，从事无倦、无怠，不间断的努力。（见该书第38页，人人文库版）

彻斯德斐尔的《致子书》算是英国文学名著之一。在他的书信里，他时常以警告的口吻，告诉他的儿子，“现在还有两年”、“现在还有一年半”，让他倾全力来读书，因为一旦离开学校，加入社会工作后，一个人至多仅能够忙里偷闲地读一点自己心爱的书籍，写些心爱的文章，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干例行公务，以便换回一家的口粮。

你也许会提出这么一个疑问，我既然口口声声宣称少年时代的重要，为什么齐白石、陈半丁都是半路出家，后来居然能够成为一代画师呢？

对于这问题，我有几个答案。

第一，齐白石是做细木出身，陈半丁是画茶壶出身。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固然没有机会受过正式的艺术教育，但是，他们日思夜想，一心一意要向艺术进军。这种心理上的准备，是他们成功的第一要素。

第二，他们须比普通画师费了加倍的时间和精力。他们须时常暗中摸索。例如齐白石，他曾足足花了半年功夫，把《芥子园画谱》摹临几遍；他又曾细心观察各种动物的动态，花卉的形状，这些基本功夫下得深，一旦机会来临，他们当然会脱颖而出。

第三，他们都活得长命。萧伯纳40岁左右，在伦敦社会上还没出头。齐白石在50岁前，在中国画坛上还很寂寞。照常理，前辈提拔后辈；可是就齐白石而论，他却靠后辈——如徐悲鸿和梅兰芳——来扶持前辈。假如他早死，恐怕他的艺术天才始终没有表现的机会了。

此问

近安！

子云（1964年6月28日）

十八

××：

接6月26日信，知道你的学问日有进境，不胜喜慰！

来信说：“现在读统计学，才知道解析几何的方程式大派用场。以前我总觉得，各门科目是独立的，彼此毫无联系，现在才知道事实全不如此。”

本来任何部门的学问，都是殊途同归的。从前在讨论治学方法的文章里，我曾一再强调文学、史学、哲学三门功课的重要性。假如这三门功课有相当基础，以后无论研究文科的任何部门，你都觉得头头是道，绝对不会离谱太远。

像文科以史学为中心一样，理科是以数学为基础。凡是史学和数学很有根柢的人，以后无论研究那一门学问，他都会搔着痒处。

我常觉得，从前华校的课程相当充实，除了英文一门，因为学习的环境不够理想外，其余中文、数学、理科，甚至美术、体育，都能够平均发展。因此华校出身的学生，到外国去留学的时候，往往能够得到惊人的成绩。

其实，研究学术和艺术最大的乐趣，莫如融会贯通的意境。当一个学者或艺术家用功相当时间，到了一旦达到“一以贯之”或“豁然贯通”的程度后，他将乐此不疲，除了学术和艺术外，什么事情他都可以不放在眼内。

当中国的几间著名大学全盛时期，它们取录学生的标准并不希望每科都及格。相反的，假如一个学生有一门功课能够出类拔萃，得到最高分数，那么他仍有被取录的机会。

我想这办法是对的。虽然我们希望被取录的学生样样通，但是这种人才究竟占极少数。退而求其次，我们还是要遴选精通一科或两科的学生，这比较每科都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学生，更值得造就。为什么呢？因为各门学问有共通点。凡是得到优异的成绩的人，除了个人的天资和兴趣外，主要的是得力于广孚众望的老师，设备充实的环境。一个学生既然在某部门学科上得到最好的成绩，他当然可以运用同一的方法去研究其他部门的学科，因而达到同等的成绩，所差的仅是时间的先后罢了。

在中国的艺术上，我们时常听到“书画同源”的说法。这是说，书法好的人去学画的时候，会比人家占了三分便宜；同样的，绘画内行的人学字的时候，也会比人家省了三分力气。因为任何艺术不外形式和内容，形式虽异，内容却没有二致。假如一个艺术家的人格高尚，生活丰富，态度认真，那么他所运用的工具也许不同——有的用刀，有的用笔，有的用颜色，有的用琴线——但他的成功还是一样。

古人说：“功不唐捐。”这句名言用普通话来说，就是“功夫不会白费的。”在市场上，我们时常会听到“一分钱，一分货。”在学问上，内行人也一下子会看出每个人的功夫的深浅，道行的高低。

从前孔子有两位得意的门生——颜回和子贡。前者沉着，后者活泼；前者好像一个书呆子，后者俨然是个外交家。有一天，孔子以开玩笑的态度，问子贡说：“你和颜回较量一下好么？”子贡答道：“小的哪里可以和颜回比较？颜回是闻一知十，我至多是闻一知二。”

从这一段对话里，我们知道子贡太过谦恭，但是，就事论事，子贡的道行大概是不如颜回。虽然不是十与二之比，但我们可以很稳健地推测为十与七八之比。不然，以子贡自负娴于辞令，长于外交，他绝对不会把自己说得一文不值。

平心而论，做学问最大的关键，完全在于累积的功夫。一面往博大发展，一面往高深钻研，到了火候成熟的时候，水到渠成，那种乐趣只有百战百胜的将军接连得到捷报时的心情可以媲美。

你现在研究会计学，所以下列三门功课，你必须念兹在兹，不可片刻离开。

第一，会计学原理。无论研究任何部门的学术或艺术，首先须注意原理、原则、方法。这种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过长期累积来的。一个专家毕生研究的成果，仅增订一条定律，或铸造一个名词，成功之难，这儿可见一斑。我希望你熟读会计学原理，每年至少要重温一遍，每三年换一个最新的修正版，或其他更好的课本。一经比较之后，马上可发现大同小异的地方。积三十年的经验，你不难找出会计学原理变动的过程。届时你如想写一册“会计学史”，一点也不困难。

第二，统计学。过去三十年间，欧美学术界最注意历史和统计。大势所趋，不但文科和商科各种课程受了影响，连理科，甚至医科也没有例外。你瞧，现在较大的医院治疗病人的时候，医生不但要问病人的详细历史，而且要追溯到祖宗三代。在诊治时间，无论温度、血液、大小便，都要经常检查。负责人就根据检查的纪录，造成统计表，一目了然。

第三，成本会计。现在工业先进国对于这门学问非常注意。由于大量生产的关系，每一单位的成本减少一两分，一年就可以节省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目前马来西亚各地区开始工业化，五年之后，所有工厂都投入生产，届时，成本会计将极吃香。

假如你能够把握住三门功课，这等于坚守三道防线，以后无论治学或治事，都绰有余裕。

此问

学安！

子云（1964年7月1日）

十九

××：

接7月6日信，知道你最近在皇家音乐院的演奏会上的成绩不算坏。除了谢台三次外，还得到一点奖金。《星期泰晤士报》的音乐评论家本人也是专门研究巴赫，他所给你的最高的评价，这意义比较奖金更重大。从今以后，你可以加强自信心，一面跟名师学习，一面找机会表演，双管齐下，水到渠成，十年二十年之后，你也许会有一点出息。

万事开头难，第一道难关打破后，机会就会来找你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德国某城定于八月间举行的音乐节，当事人要你的音乐院派人参加，你的教授马上选中了你。我除了全力支持外，对于这次你赴德国参加音乐节，不能不说两句话。

德国人是优秀的民族。他们无论治学治事，既注重方法，又重视精神。在方法上，他们力求系统化，因此，他们在哲学上、史学上，音乐上，以及各部门科学上，无一不以方法见长。在精神上，他们力求彻底，无论什么事情，他们总是抱着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非穷源究流，融会贯通，绝对不会轻易放手。具备科学的方法，积极的精神，他们不干则已，要干总要达到出色当行的境地。

这是他们的优良的品性，同情他们的人固然这么说，反对他们的人也是这么说。

多年来，你喜欢演奏巴赫的歌曲，我想你对他的生平和事业早已有深刻的认识。现在我以外行的地位，略述他的轶事，给你参考。

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是德国的作曲家，二百年来，一脉相承，每代产生了一二名手。虽然巴赫一家人长期住在杜林嘉（Thuringia）的小镇，过着艰苦的农民生活，但个个把音乐当做最光荣的传统。积二百年的经验，到了巴赫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

十岁那年，巴赫的父母便溘然长逝。他的哥哥（Johann Christoph）本来是个风琴家，这时候便负起抚育巴赫的责任，并且教导他音乐。据说，他的哥哥因为妒忌这个小弟弟的才华，所以不许他擅自翻阅几位风琴名家的手稿。求知心切的巴赫，不得不于月明之夜，借助月光来抄写琴谱，前后达半年之久，从此之后，他的视觉大受损害，到了临死那一年，他的双目完全失明。但是，狠心的哥哥一发觉他的手抄本的时候，却马上把它缴械。

15岁那年，他的哥哥也去世。于是他必须独立谋生。仗着他的高音，他在学校的歌咏队里找个职务。关于他当时所请教的老师，各传记家都是莫名其妙，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他不断努力地精研过去一二百年间德国的几位音乐大师的作品。用中文的成语来说，他的成功，是得力于私淑，不是由于亲炙。

巴赫的故乡究竟是个小地方。因此，在假期内，他决心步行到汉堡去听音乐。当他听完音乐，在旅店的窗外羡慕人家大吃大喝的时候，忽然间有人扔了两只鱼头，附带还有两块钱。他拾了钱，不准备回家，宁愿再到歌剧院去多听一回音乐。

当时他所崇拜的对象，为巴克斯德嚣（Baxtehu）。这个人的许多作品，他曾手抄了不少。起初，他在恩斯达城（Anstadt）找个小职务，后来才在魏玛城（Weimar）一显身手。到了29岁那年，他一跃而为魏玛公爵的高级乐队的领队，从此以后，他便充分发挥他的圣乐的天才和技巧了。

当巴赫在德莱斯登城（Dresden）从事巡回演奏的时候，有人曾怂恿他和法国的一位高傲成性的风琴家马赞打擂台。谁料到了指定的日期的早晨，马赞倒有自知之明，偷偷地跑走了。

这次的胜利，使巴赫得到格申（Gothen）公爵的赏识，聘他为首席指挥。他在这儿一连住了六年，直到38岁那年，他才移居到莱比锡（Leipzig）。

35岁丧妻，第二年续弦。前妻生了七个儿女，其中两位颇负时望。继室生了十三个儿女，她是个有名的女高音，对于他的乐谱的写作有极大的帮忙。

巴赫和亨德尔（Handel）是同时代人，彼此互相仰慕，但两人始终没有谋面的机会。“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中外的诗人和艺术家多少都有这样的感觉。

自巴赫定居于莱比锡后，他的著述宏富，声誉鹊起。他在音乐界享着最崇高的地位，可惜收入不多，负担极重，所以他死的时候，仍是一贫如洗。

由于印刷业出版业的落后，巴赫一生所写的乐谱多数散失，直到一百年后，才有人把他的作品尽量搜集起来，陆续出版。

巴赫是德国音乐的开山祖师。受他影响最大的有莫扎特（Mozart）、贝多芬（Beethoven）、萧邦（Chopin）、孟德尔孙（Mendelssohn）、瓦格纳（Wagner）、勃拉姆斯（Brahms）。其中以贝多芬的研究最为深刻。贝多芬把他所能找到的巴赫的遗著详加分析，并且随时做笔记。因此，他大可像苏东坡说陶渊明是他的前生一样，认自己为巴赫的化身。

自来成大功的人，多数是集大成。在音乐上，巴赫是集大成的人物。他的才华和智慧，信心和努力，使他在音乐上成为无所不知的全才。结果，他成为承先启后的大人物。他把德国几百年来的成绩作个总结算，然后建竖自己的体系，后来的音乐家就根据他的体系，随个性和时代的差异，略为增减，而他的成绩，就是真美善的最高境界。

容再谈，顺祝

旅途平安！

子云（1964年7月10日）

二十

××：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虽然没有知人之智，却有自知之明。

从加入伟大的社会的熔炉那天起，我马上发觉自己是个无能的人。我的无能达到什么程度，这要看环境而定。在通都达邑里，我当然是“天下无能第一”；在穷乡僻壤里，我也许是“天下无能第七”，因为周遭目不识丁的乡下佬恐怕比我更差劲。

明知自己的无能，但是雄心未死。我羡慕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纵横捭阖的斗士，旋乾转坤的伟人。我想自己既然一事无成，为什么不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

中国是个名教的国家，名正言顺，所以首先要做正名的工作。当我的儿女没有出世前，我已经给他们取好了寓意深长的名字。

老大出世时，我正在重温《左传》。在春秋的大政治家中，我最佩服子产的辞令、手腕、风度。子产名侨，因此，我毫不迟疑地把老大来纪念侨。

当现代史家还没有做翻案文章之前，诸葛亮无疑是三国时代的第一能手。当老二出世时，我早就决心把他来纪念诸葛亮。凑巧那时第二次大战打得很热烈，一代英雄丘吉尔“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的行动和言论，都受我密切的注意。因此，我也学时髦，把“温思顿”这个洋名，加在老二的头上。

闲居研读《明史》和《明儒学案》，知道王守仁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在政治上，他能够当首长；在学术上，他能够自立宗派。这充分说明他并不是单纯的道学先生。你瞧，“险夷原不在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他的胸襟是多么豁达！因此，老三一出娘胎，我决定把她来纪念王守仁。

曾国藩是我童年时代所崇拜的出将入相的大人物。我能够粗通文字，略识治学门径，很得力于曾公，所以老四是用来纪念他。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的伟人。他的学识和才华虽然没有机会让他充分发挥，但他的百折不挠的魄力，实在值得人钦佩。因此，老六的名字就采用孙文的文字。

自1949年由欧洲归来后，动极思静，对于政治毫无兴趣。那时，我最爱看萧伯纳的作品，到了老七出生时，我决定把她的名字叫做萧，不管这是洋萧或土萧。

老五幼殇，不必提。

时间过得真快，一下子就是几十年。现在他们的个子，都长得很高大，虽然思想和学问还很幼稚。我细心观察他们的兴趣和嗜好，知道他们六人之中，没有半点和叱咤风云的英雄、纵横捭阖的健将、旋乾转坤的伟人相近。这儿我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收拾白天做梦的念头，老老实实地鼓励他们往科学、技术、音乐等方面进军。

孔子说得好：“观过知仁。”假如你知道一个人的偏差，你就知道他的优点。本来“知子莫若父”，做父亲的人对儿女的认识比较别人更清楚，他应该很坦白地分析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截长补短，使他们得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这才不会误入歧途。

老大出世时，正值我的生活最快乐的时代，精力充沛，工作永不疲倦。当她两周岁那年，我就请了一个先生来教导她，到了3岁生日，她已经毫不费力地认识了三千个生字，背诵几十首唐诗。不幸七七事变发生，举家逃难，学业中辍。以后正式上学后，成绩虽冠侪辈，但为人拘谨，不够活泼；补救的办法，就是守圆，只要稍微圆滑一点，在处世上她也许会少吃一点亏。

老二倒有一点小聪明，学什么，像什么。我恐怕他所务太广，将来会散漫无归。俗语说：“百艺通，没米舂。”荀子也说：“行衢道者不至。”因此，我一再嘱他守约。只要他能够守约，将来不怕不会专精。到了那时，自然而然会长享一精百通的乐趣。此中关键，全在加强根据地，而这种意境须在守约二字上做功夫。

老三最大的毛病，在于任性。兴会来时，她可以夜以继日地学习一种东西。到了兴会索然的时候，她便掉头不顾。古人补救任性的毛病，多从有恒着手。陶侃的运甕，许多名人的勤写日记，这些工作最大的作用，在于养成恒心，所以老三如想克服任性，她应该守恒。

老四本来寡言笑，可是自她表演了一场白话剧后，胆子大了，什么场面也不怕了。今年她花了两个月工夫，在澳洲到处旅行，到处都有人热烈恳待。这是她的长处，但是，圆滑如做得过分，很容易流于虚伪，所以补救的方法，就是守方。

老六好胜心极强，什么事情她都力求彻底。她的功课预备得很充分，书房陈设得整齐，甚至衣着，也要做到一尘不染。具备这种性格的人，很容易流于孤僻，变成落落寡合，因为曲高和寡，这本来是自然的趋势，所以补救的办法，就是守宽。待己不妨照旧严格，待人须尽量宽容，这就是古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意思。

老七还小，不懂得运用时间，更不知道创造时间。须知生命有没有价值，全看时间是否运用得当。以后如能订计划，利用时间，前途也许不至于太过黯淡，所以她的当务之急，就是守勤。

写到这儿，我觉得抓住儿女的缺点，指示他们以改过迁善的办法，这比较凭空希望他们做什么英雄、斗士、伟人好得多。苏东坡说：“但愿吾儿愚且蠢，无灾无难到公卿。”我和苏公不同，我只望下一辈老老实实地做奉公守法，利人利己的公民。

此问

近安！

子云（1964年7月17日）

二一

××：

7月15日晚上，到维多利亚剧院，欣赏“李豪合唱团音乐会”，得益真不少。

你这个合唱团，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起初仅是一片荒地，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播种、耕耘、灌溉，现在已经达到收获的阶段。小心眼的人，也许会说你喜欢表现：真正爱好音乐的人，才十分赏识你的伟大的魄力。

提起合唱团，单纯懂得歌唱还不够，它还需要坚强的组织能力。因为各位团员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爱好歌唱，此外，差不多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的学问很高，有的能力很低；有的十分文雅，有的相当暴躁。集各种不同典型的青年于一堂，一面要认识每个人的特长，指定他担任某一项工作：一面要作通盘的计划，使大家步伐一致。这工作的困难，实在不亚于百万大军的总司令，虽然总司令所控制的人数，和团员仅一百几十个人的指挥的规模不大相同。

你一向长于组织，光是这笔资本，就使你立于不败之地。那晚的节目，一共三十二项，上下两场，各得十六项。开头和结尾，都是全体合唱，那五六十个团员，个个少年英俊，服装整洁，每个人都是聚精会神，听命你耶一根纤细的指挥棍。至于你本人呢，外松内紧，不但倾全副精力，要把每首歌唱得成功，甚至连每只细胞，每根毛孔，也要奔向同一的目标。我暗自揣度，你那种指挥的姿态，固然适宜于合唱团，假如有机会让你来舞蹈或演剧，也是胜任愉快。

除了全体合唱外，中间穿插着各种歌曲。有的十人八人一队，有的三人五人一组，另外还有独唱，参差错落，显着多彩多姿。在音乐方面，除了钢琴外，还有中国的音乐、马来的音乐、夏威夷的音乐。这样一来，场面才不单调。每个人既要尽自己的本分，又要彼此配合得很调和，这种功绩，当然要归于得力的指挥。

这次的歌唱会，纯粹采用民歌，这是个聪明的办法。在任何国度里，民歌是一切诗歌的祖宗。朴质雄厚，简单明了，是民歌的特色。经过大诗人、大音乐家的陶冶洗练后，民歌才有定型；而大诗人大音乐家的杰作，不过集民歌的大成罢了。假如把大诗人大音乐家的杰作当做满汉全席，那么每一首特出的民歌，等于一种五味调和的最精致的小食。

在过去，一般士大夫不大注意民歌，直到五四运动以后，一般音乐专家才到处采访民歌、民谣，尤其是中国边疆的民歌，那一股豪放的情绪、激昂的气概，简直使一般关在屋子里无病呻吟的“诗人”，自惭形秽。

这次合唱团不但注意亚非各国的民歌，而且也大量搜集欧洲各国的民歌，其中包括捷克、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苏联、奥地利、法国、美国、匈牙利的民歌。可惜因为时间关系，北欧几个国家，以及德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的民歌没有被采用，不然，这更见完备。

就个别的项目而论，《小黄鹂鸟》、《小河滴水》、《尕老汉》、《三个兄弟挑对象》、《爱挑剔的大姑娘》、《山中少女》等首，唱来很有风韵，同时，也博得最大的掌声。那些团员，年纪那么轻，态度却那么大方，毫无怯台的毛病，这证明他们训练有素，心里很有把握，这才不慌不忙，充分发挥他们的本事。

上半场有男中音独唱。这位先生是个律师，他的哥哥，是个名指挥，一家人都爱好音乐。那晚他唱黑人灵歌的时候，气力充沛，声音嘹亮，把被压迫民族的一般反抗的精神完全透露出来。

下半场有女高音独唱。这位小姐，文雅大方，一看就知道她对于音乐很有素养。

然而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伏尔加船夫曲》。这首民歌，前后我已经听了四十年，直到这次音乐会上，才充分领略它的味儿。

首先我们要知道，《船夫曲》的歌唱者，绝对不止一个人，所以谁想作独唱，这就是文不对题。其次，伏尔加河像中国各地的河流的上游一样，船夫须亲自下水，把船儿从滩头硬拉上去。天气既冷，水流又急，那种辛苦的状况，实在不是整天坐在冷气房里的先生小姐们所能想象。因为工作辛苦，所以大家只好协力同心，哼出“嗨唷”“嗨唷”的声音。因为这只船是由远到近，又由近及远，所以歌声应该由微弱到高亢，又由高亢到微弱。这个重点，那些团员早已有充分的把握。因此，他们唱来，合节合拍，丝丝入扣，打动全体听众的心弦。

自我能够运用脑筋，作独立的思维那一天起，我就坚信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理想。积四十年的经验，深知要达到这目的，只有文学，音乐，绘画、雕刻、体育。这些东西都不分国界的，谁有本事，他就高踞宝座；谁没有本事，他就名落孙山，中间毫无伸缩的余地。

年来在我的职位上，我曾一再为文鼓励政府及社会人士创办音专、美专、体专，同时，我也提倡设立国家科学院。可惜人微言轻，所说的话不能发生积极的作用。

十几年来，你一直严守你的岗位，每年总开了一两次音乐会，造就不少歌咏的能手，你的成绩，已经引起社会的注意。假如一般从事文学、美术，体育的人，都像你这么热心，各尽所能，然后集合各细流为巨川，到了那时，国际人士一定会对我们另眼相看。

忙中草此，顺祝

大安！

子云（1964年7月21日）

二二

××：

前函意有未尽，今天继续谈下去。

最近有一对澳洲的夫妇到我家来做客。为着尽东道主之谊，我特地请他们到维多利亚剧院去听加拿大的合唱团。这个合唱团的主持人兼指挥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人。他所领导的合唱团不到三十人，其中有两位男孩，其余都是十几岁的女孩。据说，该合唱团已经出国表演十一次，这次顺道访问新加坡，仅表演一场，由国际扶轮社主办。

由于扶轮社各会员及他们的夫人的努力支持，那天的合唱团来个满座。但是，就事论事，我觉得加拿大的合唱团，远不如你所领导的合唱团。因为它的团员有的仅十二三岁，音量不够大，同时，脸部太过紧张，唱来相当生硬和单调，虽然一般听众很客气，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我静听加拿大合唱团的表演的时候，我马上有个念头，要鼓励你所领导的合唱团出国表演。

过去百年间，一般中国人在欧美列强的炮火的洗礼下，由夜郎自大的习气，一变为畏外，再变为媚外。在那些浅薄的买办阶级的心目中，仿佛月亮也是西洋的好。庄子说：“哀莫大于心死。”这种自暴自弃的人，他们实在等于慢性的自杀，虽生之日，犹死之年，所以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实在怪可怜。

我们固然反对妄自尊大，但是妄自菲薄也是要不得。从前我们是关在屋子里，有时自我陶醉，有时是自我毁灭，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对的。现在事实告诉我们，凡是欧美列强所能做的事情，我们照样也能够做到。在大家所认为难能可贵的诺贝尔奖金，我们已经有两位青年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于八年前得奖。在西洋音乐坛上，我们已经出了两位名震遐迩的朱晖和傅聪。这两位天才的指挥家和钢琴家，他们成名的时候，还未到三十岁。

经过这次加拿大的合唱团的表演后，我更加强了一种信念。假如有机会让你的合唱团出国表演，成绩一定在加拿大的合唱团之上。

现在假定筹备的期间为一年。在这期间内，你最好能够做到下列几件事情。

你的合唱团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其中优秀的人才辈出，你可以从那些团员中遴选四十名出类拔萃的人物，加以特别的训练，使他们既适宜于合唱，又能够作个别的小组的表现。二者兼顾，将来演出时，当然会多彩多姿，至少不像加拿大合唱团那么单调而沉闷。

谈到表演，起码要做到精熟二字。只有精熟，这才能够表达内心的感情。不然，双手捧着乐谱，边看边唱，这不但会妨碍指挥的动作，而且也有碍观瞻。你瞧，中国的京戏，欧洲的歌剧，演员一唱就是一两个钟头，除平时把歌谱读得烂熟，以便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外，实在没有第二条路。

在遴选和训练团员这方面，你有绝对的把握，用不着我多嘴。再进一步，就要筹划经费了。

加拿大各团员的旅费是自备的，这事情你的大部分团员恐怕做不到。要达到这目的，你不妨先来个预算，然后从长计划怎样筹款。

假如我们把第一次出国表演的目的地暂定为泰国、南越、香港、日本，每个地方公开表演两三天，游览两三天，来回不到一个月。假如你能够得到一两间航空公司的赞助，让全体团员买半价来回票，那么这个数目并不算太大。

假如你能够和一些机构，如国际扶轮社，或各地男女青年会和音乐团体取得联系，让它们供给膳宿并推动一切推销门票的工作，那么你便节省了不少开支，同时，你到了每个地方，大可享受“宾至如归”的乐趣。将来门票所得，可用来帮忙当地的慈善事业及音乐团体。利人而又利己，这是最理想的办法。

最后，我们难免会遭遇最头痛的问题——这就是筹款的问题。

我想，新加坡文化部应该提倡这事情。年来文化部很想做些工作，把新加坡的大名送到国际舞台上去，可惜工作还没有抓住重点，所以成绩还不够理想。

老实说，聘请外地的艺人到这儿来表演，远不如派遣我们的艺人到外地去表演更容易收效。这种工作文化部早就应该倡导，现在不妨由你的合唱团开始，等到合唱团载誉而归的时候，我们更可组织歌舞戏剧团体出国表演。这比较有些人提议花了大笔钱到外国报纸杂志去登载广告更见实际。

除了文化部外，新加坡现有的几个基金会，相信也乐意捐助。他们的基金的来源，是靠新加坡的繁荣；合唱团的工作是间接地促进新加坡的繁荣。因为社会经济仅算是下层的基础，文化工作才是上层的建筑。有了文化团体，替国家到处宣扬，这工作的重要性，并不比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将士差了一丝半厘。

此外，你的团员中也许有少数家道富有的青年，他们的父兄和亲戚朋友，也许愿意帮忙一些经费，使你的合唱团能够成行。新加坡有不少明白事理的家长，他们经过两次大战之后，知道储蓄金钱给子孙，并不是顶妥当的办法。

合唱团出国表演的计划，希望明年此日能够实现。一年不行，二年；二年不行，三年。反正天下无易事，天下也无难事。谁肯埋头苦干，迟早总有百川归海的一天。

此请

大安！

子云（1964年7月31日）

二三

××：

昨天和你畅谈两个钟头，彼此交换了许多意见，其中关于南洋华人社会组织的变化，大家的意见极为接近。现在趁记忆还很新鲜的时候，特地把它记录下来，聊供将来参考。

我常觉得，1955年的亚非会议，可以算是南洋华人社会组织的分水界。在亚非会议前，住在南洋各地的华人，十九以侨民的身份自居，不管他们已经在南洋各地住了好几代。自亚非会议后，中国和印度总理同时发表声明，住在南洋各地的华人和印人，要么保留原来的国籍，要么申请当地的公民权，成为当地的公民。自这声明公布后，南洋各地的华人社会马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大多数归化为当地的公民。因此，马华、越华、暹（泰）华、菲华、缅华等名词，马上流行于各地。

这是个极重要的措施。自此以后，各地政府的政策，配合着社会组织的更动，那变化的迅速，远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初期到南洋各地来谋生的华人，既没有政府作后盾，又没有学位做靠山，他们单纯靠乡缘和血缘，在社会上找个栖身之地。例如张三是福安县人，李四也是福安县人，后者可以根据这么一点点的乡缘，请张三帮忙，同时，张三也看在同乡的面子上，自动地慷慨地供后者以膳宿，并且替他找职业。又如某甲姓陈，某乙也姓陈，二人一经介绍之后，马上可以认为亲人。光凭这一点点的血缘，一位新客很容易地得到在社会上很有地位的侨领的关照。南洋各地所流行的“隆帮”的精神，是一般新客初到南洋，便能够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

因为语言、习惯、人情、风俗的关系，从中国同一地区来的人，多数聚集在一起，经营同一的生意。就新加坡而论，源顺街和中街，主要的是福建人经营商业的地区；二马路新巴刹及沙球拉路，主要的是潮州人的地区；米芝路及海南街，主要是海南人的地区；牛车水一带，主要的是广府人的地区。至于客属人士多数经营药材、当店、洋杂；三江人士多效经营木器、书业、娱乐事业，这已经成为常识，不用说也可明白。

乡缘和血缘，不但支配商业，而且也涉及文化。在新加坡，福建人较多，所以福建会馆属下有道南、爱同、崇福、南侨、光华等校；潮州有端蒙、义安、潮阳等校；广州有养正、南华等校；客属有启发等校；海南有育英等校；福州有三山学校；三江有三江学校。在战前，各帮人士多数送子弟到各帮的学校去读书。一来当时普通话还不大普遍，运用方言来教学比较方便；二来当时还没有最高学府，一般人多准备送他们的子弟回到原籍去升学；三来帮派很严格，谁也不愿意低首下心，看别人的嘴脸。基于上述原因，所以学校的阵容也分得很清楚。

随着新时代的进展，新潮流的袭击，旧社会完全解体了，代之而起的是新社会的组织。

首先谈商业组织。过去华人的商业，单纯是家庭的商业。除了一家的成员外，就是姑爷和舅爷以及他们的朋友。这些成员大多数脱离不了乡缘和血缘。

现在的商业组织，多数采取有限公司的形式。由于有限公司的数目日渐增加，所以股票市场十分活跃。张三可以买进李四有限公司的股票，李四也可以购入张三有限公司的股票；拥有股票的人，用不着亲自到公司经营生理或者检查账目，他们可以通过各种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替他们执行业务。比起旧式商店老板腰缠几十把锁匙，朝夕不能片刻离开商店，新式的有限公司的股票拥有者可舒服得多了。

商业的形式和规模的变化，使他们不必过分依赖乡缘和血缘。住宅地区的变化，更使他们不必过分依赖乡缘和血缘。

从前因为交通不便，一般人都喜欢聚族而居，至少许多邻居都与乡缘和血缘很有关系。自建屋发展局大规模地建筑高楼大厦后，各种各式人士都同在一个屋檐下讨生活，同时，由一个大门或公共电梯出入。在这种情形下，同乡同宗的观念差不多降到零度。换句话说，大家仅承认自己是当地的公民。

尤其重要的是混合学校的创办。从前我们有华校、英校、巫校、印校，而华校中又按帮派来设立许多学校。现在除原有各校不计外，还成立了许多混合学校。在混合学校里，任何帮派的痕迹也找不到。它们只成为当地的学校。教材的内容完全一致，这是训练新国家的公民所采取的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假如媒介语能够充分注重母语。

成绩更为可观的，就是最近新加坡举行的各族学校运动会。以前我们的华校、英校、巫校、印校运动会，分别举行，看来似乎有些隔膜。现在我们干脆用国家的名义，把各校的选手聚集于一堂，让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最后，把打破纪录的成绩，归功于国家，这是培养国家观念的另一种方法。

时间和潮流，时时刻刻在变动中。它们是不会等待任何人的。一等人领导潮流，二等人适应潮流，三等人开着大门，闭着眼睛，不理会什么潮流不潮流。最后一种人也许能够自我陶醉，但是，狂风暴雨一来，首先遭没顶的，就是这种抹杀事实的顽固分子。

此问

大安！

子云（1964年8月8日）

二四

××：

别后三十四年，天各一方，始终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三个月前，你应义安学院之邀，到该院担任中国文学讲座之后，这才有机会和你晤谈。

真是“衣不厌新，人不厌旧”，三十四年的宝贵时光飞也似的过去了，但是，大家一见如故，丝毫没有隔膜。写到这儿，我恨不得返老还童，重新回到最高学府里多住几年，多结交几位心心相印的明友。

多年来，我曾间接地知道你对于文学批评致力很深，只因关山阻隔，不能时常请益。直到最近拜读大著数种后，这才明了你对于文学有高深的造诣。

当你离开燕大后，你曾到法国留学四年。在这期间，你纵情浏览法国作家的名著以及他们关于文学批评的理论。的确，理论是一切学术的基础。谁想在学街上有更大的成就，他应该先打通这一关，不然，说话就没有根据。

古人说：“徒善不足以言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同样的，单纯在理论上做功夫，而没有丰富的资料让自己运用，这不是痴人说梦，便是人云亦云，连自己也不敢相信，怎么能够说服人家。

据我的观察，欧洲的文学批评虽然给你以南针，但你得力处却在于中国古典文学。从《诗经》、《楚辞》、《史记》、《文选》、《陶诗》、《李后主词》，以及《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元明杂剧，你都下过苦功夫，其中《诗经》，《陶诗》、《红楼梦》你都有专门的著作表现。具备丰富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知识，你当然能够予取予携地引用各种材料来充实你的谈资，证明你的理论。事实上，理论是再简单不过，最难的是胸罗万卷，提出最适当的例子来证明。

在研读每一个重要文学家及其作品的时候，你首先注重他的生平及时代背景。这是最聪明的办法。须知“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倒是他们的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假如我们对于一个伟大的文豪的生平及其作品，茫然无知，那么我们批评他的作品的时候，难免有隔靴搔痒的感觉。

根据这个正确的认识，当我写《尼赫鲁传》和《泰戈尔传》的时候，我固然要先叙述他们的时代的背景，思想的渊源；当我写《甘地传》的时候，我要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很彻底地探讨甘地思想的前驱。光是美国大诗人韬庐，英国大文豪拉斯金，俄国大小说家托尔斯泰这三篇短文，足足花了我一年时间，但是，阅读时所得的融会贯通的乐趣，绝对不是任何物质上的报酬所能比拟。

我常觉得，研究任何一门学术或艺术，最重要的是根柢，根柢雄厚，以后受用不浅。譬如中国文学，首先要懂得句读，或新式标点符号；其次须懂得解释，或英文的注释（paraphrase）；再次就要摘要或节略（precis）。这三部分基本的工作做得好，以后无论当教授或作家，将有无穷的乐趣。

大著对中国的古文和旧诗的解释，可以说是十分到家。本来诗篇是最难解释的，所以古人才有“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之叹。其实，古人既然可以用诗篇表达出来，那么只要我们慢慢推敲，了解他们的用意，迟早也可以解释得很清楚。

记得从前辜鸿铭老先生在他所著的《春秋大义》里，他曾翻译了好几首“唐诗”。他首先是一个字一个字对译，然后翻译整句，使读者明了它的意义。最后，才加以修饰润色，使它成为英文的诗句，既顾全音节，又注意重脚韵。译笔如此，真不愧为原著者的忠臣。

自新文学崛起之后，一般书店曾请人把中国比较流行的古典文学译为白话文。这些白话文的译本，大多数是味同嚼蜡，每个字每句子都可以明白，但全文看完之后，往往不知道它在搞什么把戏。原因是，那些低级的译者，仅能照字面翻译，不懂得抓住要领。比起你的引人入胜的解释，大部分言文对照的读物，尽可放在字纸篓里。

自你从法国回来后，你曾任大学教授二十年，担任政府机关工作十年。前者使你有机会发挥伟论，后者使你认识世故人情。此外，你一有功夫，便手不释卷，笔不停挥，到如今，水到渠成，大著一部一部脱稿，给出版界增光，给读者充实精神食粮，这种功德绝不是那些坐大车、住大楼、吃大菜、讲大话的达官显宦、富商巨贾所能望其项背。

截至现在止，朱光潜先生可以算是中国有数的文学批评家。朱先生服膺意大利克罗齐的学说，可算是师承有自。你既然领略他们的优点，同时，又懂得揭穿他们的缺点。这才是读书得问，这才是做拿手戏，说内行话。

我很高兴，当我花了几年功夫，写了四册《海滨寄简》的时候，你也运用通讯的体裁，写了几本《文学与生活》。虽然大家相去几千里，没有谋面的机会，但有些论调，却不约而同，尤其是有时引用《离骚》、《陶诗》、《杜诗》、《红楼梦》的名句的时候，大家的眼光都集中那些片段，这不知道是否未名湖畔或圆明园中的幽灵附在我们的身边，使我们对于某一问题，往往有相同的观察。

今后你将长住新加坡，有空当和你长谈。虽然我们早已戒酒，但是以茶当酒，照样富有风趣。

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8月18日）

二五

××：

五年前，由于某种机缘，得和你共事四个月。在那过程中，我对你的见识的高超、态度的公正、辞令的委婉，非常钦佩！从那时起，我们时相过从，交换意见，那种乐趣，绝不是一般酒肉朋友所能想象。

目前新马仅有三间正式大学，两间国立，一间私立，论数量，一点也不算太多。不幸这三间大学的副校长的职位都是虚悬，一位已经下台，一位将要退休，一位还没有正式补上。以你的治学治事的精神，加上去年访问英、美、日本时多方考察大学行政，相信在整个新马中，像你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是不可多得。

我常觉得，办学不难，难在主持校政的人有声望、有眼光、有魄力。有声望，才能够取得社会的信任；有眼光，才能够吸引得力的教职员；有魄力，才能够按照固定的计划来进行。不为威迫，不受利诱。万一困难万端，阻碍力太大，一时不能实现自己的怀抱，那么只好急流勇退，推位让贤，绝不应像驽马恋机豆一样，受人侮辱。

抱定这宗旨来办学，自己大可无忧无虑，天君泰然。事实上，这种稳扎稳打的办法，已经立于不败的地位，以求可胜。

谈到办学，不外聘请胜任的教职员，遴选敏而好学的学生，充实图书仪器的设备，加强社会的联系四大项目。现在署述如下。

第一，聘请胜任的教职员。喜欢看京戏的人，到了每年年底，宁愿典当借贷去找钱来看义务戏。因为义务戏是集各名角于一场，光是那张海报贴出来，内行人看看戏码，望望名单，早已神游舞台里边。同样的，当几位驰名国际学林的好教授被某一大学聘请了之后，这间大学的声誉马上变成很响亮，例如爱因斯坦之于普林斯顿大学，怀特海之于哈佛大学，正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须知教授固然要谋生，但他们更需要可以自由发挥的环境。只要学校肯出重资，礼贤下士，聘请声名卓著的学者来担任教授，那么云从龙、风从虎，高明的人都愿意跑到这间大学的旗帜下来服务。你瞧，美国柏克利学院，它的大名与日俱进。年来它已经聘请了不少诺贝尔奖金的得奖人担任各门功课。看形势，大有后来居上之概。

第二，遴选敏而好学的学生。在求学的一二十年间，敏而好学的学生，无处不受人欢迎。不过这种优秀的学生，多是身经百战，一再被淘汰，最后仅剩了少数记性好、悟性强、表现力大的学生。这种人才一出校门，便受社会欢迎。

其实，学生是一片白纸，染于朱则朱，染于黑则黑，关键全在于教师。只因教师是良莠不齐，有的德高望重，有的滥竽充数。有的特立独行，有的狐群狗党。古人说：“不但君择臣，臣亦择君。”同样的，不但学校要遴选学生，学生也应该选择教授。除了本系必修科外，学生应该选择那些能够叫座的教授的课程。至于那些不称职的教授，学生不妨向学校当局提供意见，但不宜采取直接行动，或任何恐吓手段。

现在科学日新月异，要受完全教育，起码须二十年工夫。聪明的学生，应该充分利用这机会来增进技能知识，奠定学术基础。因为将来一离开学校，担任社会工作，恐怕很难找到适当的机会来进修。因此，洁身自爱的学生，应该以认真学习为第一要义。只要全体学生都抱定这宗旨，那么良好的学风一造成，连不长进的人也会长进了。

第三，充实图书仪器的设备。美国的几间著名大学如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它们的学生和图书的比例，是一对六百。这是说，一万名学生，就有六百万册的图书。我们到一间大学去参观，只需看它的图书馆藏书的丰富或贫乏，便知该校一般水准的高低。

至于理科、工科、医科，关键全在于仪器。仪器是最费钱的东西。一间著名的大学，它的仪器的设备，往往成为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表率。只因它的仪器的设备十分充实，造就出来的学生能够领袖群伦，所以它容易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只要捐款源源而来，同时，出钱的人不干涉校政，让校长及各位有关教授去自由处理，相信这间大学一定会辨得使大家个个满意。

第四，加强社会的联系。大学不但要为学问而学问，而且须注意学生将来的出路。假如大学当局懂得运用这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一方面，可以聘请公私各大机构的主管人兼授一点功课，给他们以象征式的报酬：另一方面，可以彻底认识社会所需要的到底是那一类人才，然后由大学制造适当的人才，供政府和社会使用。这是储材国用的办法，这也是使大学和社会不至脱节的办法。

目前的新马出类拔萃的人才，实在寥寥可数，所以现有的三间大学都需要你出山。只要你肯答应，谁都表示欢迎。

有人说，你在医学上已经有高度的成就，假如一旦出来担任任何一间大学的行政工作，恐怕你的时间和精神将大受限制，没法子继续研究专门问题。

话又说回来，做医生是看个人的病，做大学副校长是看团体的病。目前是斗智兼斗力的世界，把有病态的最高学府纳于轨道，使它变成健康的机构，这种功劳实在不小。

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8月23日）

二六

××：

你我是新交，但我们有几位共同的朋友，所以一见如故，无话不谈。

日前蒙你见爱，将你的公子朱晖的亲笔信两封给我看，看完之后，大受感动，现在特地写封信同你道贺。

父母爱子，无微不至，这已经成为天性，一点也不足惊奇。但是，普通人爱子，多少近于溺爱，或者盲目的爱，对于孩子的个性和特长反而熟视无睹了。

你告诉我说，自朱晖五岁那年起，你发现他有音乐的天才，所以你就倾全力引导他往这方面发展。积二十七年的苦心栽培，现在朱晖已经立功异域，享誉欧美了。“皇天不负苦心人”，这句话加在你身上，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

你是个宅心忠厚、沉默寡言的人，平时极少和人交游。以你那种性格而插足商场，正如苏东坡所说，“满肚子不合时宜。”但是，“德不孤，必有邻。”真正诚实的人，到头来，不会吃亏的，因为冥冥之中自有一定的安排，你不急急于功名，但是实至名归，功名会自动地落在你的头上。请问，目前整个东南亚是否还有第二个朱晖？而你是一手创造朱晖的人，这还不值得你自豪吗？

目前朱晖应南美洲阿根廷国家剧场之邀，前往指挥一个著名的乐队。全部节目，须五个晚上演完，而朱晖个人得指挥四场，每次演奏完毕，谢台多达五次，那种狂热的态度，正如虔诚的教徒的信奉神明。一个年仅三十二岁的青年音乐家，面对这种伟大的成就，他大概会发出胜利的微笑。

然而朱晖志不在小。阿根廷的音乐节告一结束后，他将前往南美其他国家，尤其是巴西、智利，这就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人所谓南美的ABC三国。将来如有适当机会，相信他将前往美国和加拿大，让南北美人士，像欧洲各国人士一样，尽情欣赏朱晖的高深的造诣。

其实，新加坡人士如要欣赏朱晖的高深的造诣也不难。假如社会有力份子能够和几个音乐团体合作，一方出钱，一方出力，让朱晖率领伦敦的一个著名的交响乐队到新加坡来表演一星期，这不但会轰动整个东南亚，而且会提高新加坡的音乐水准。

托尔斯泰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名做《上帝知道真情，但须期待》。相信三五年之后，新加坡，甚至整个东南亚的听众，将会如醉如痴地受他那一枝纤小的指挥棍的催眠。现在你还须期待，再期待。

据我知道，新加坡广播电台负责人已经通电到南美洲去接洽。假如条件适合，相信新加坡的听众将有机会听到阿根廷的交响乐队的演奏，而这乐队的指挥是新加坡的一位最出色的公民——朱晖。

从你的口述中，知道朱晖已经离家十四年。在这悠长的时间里，他是风雨不移地每星期一寄回一封家信，所以父子虽远隔万里，但精神上的联系却与日俱增。

目前朱晖的大名已经广播国际乐坛，这事情当然会使你得到最大的安慰，但你觉得更高兴的，就是朱晖具备崇高的品格。他不喝酒、不抽烟，没有一切不良的嗜好。此外，他自奉十分俭朴，往往亲自烹调，耐劳忍苦，纯粹是学人本色。因此，他虽离家万里，你还是很放心，用不着替他忧虑。

在告别前，蒙你见示一本装潢精美的剪报簿，里边全是欧美各报介绍朱晖的文字，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应有尽有。事实上，在中文方面，刘天凤兄曾写过一篇很长的报道，而我也以门外汉的地位写过一篇社论，一篇海滨寄简。这证明新加坡的文人也同样关怀他的成就。

记得去年在一个宴会里，认识欧阳奇先生的公子欧阳平。这位优秀的青年在美国一间著名的大工厂研究电脑，成绩卓著。他告诉我说，他学了这一行，回到当地来，恐怕没有就业的机会。我劝导他，男儿志在四方，而且科学和艺术都没有国界，无论在哪儿谋生，还不是一样？

朱晖以指挥成名，但是，假如他回到新加坡，一来没有阵容完整的乐队供他指挥，二来一般听众的欣赏力还不够高，暂时恐怕不会予以热烈的支持。因此，谋生很成问题。当生活问题还不能顺利解决的时候，任何高深的研究，恐怕无从着手。

就一般形势看来，朱晖大概以欧美各国为长期服务的所在。假如天从人愿，每年能够回到东方来，在新加坡、香港、菲律宾、日本演奏一两个月，同时，和家人团聚，和旧交新识晤面，这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现在是工业时代，和农业时代的生活，截然不同。在农业时代里，“在家千日好，出路片时难”，一般人长期困守于一个小地方，很少见过世面。在工业时代里，社会变动得很快，一张护照，一本旅行支票簿，到处都是家，而且招待得十分周到，什么事情都用不着自己费心。

你是个标准的父亲，一举一动，都为下一代着想，而朱晖就是你的杰作。希望所有做父亲的人都向你看齐，尽心尽力培养下一代。

专此布达，顺请

大安！

子云（1964年8月30日）

二七

××：

八月二十三日的信发表后，蒙你在百忙中，写一封回信，感甚！感甚！

新加坡是个商业社会，铜臭很重，一般人多急功近利，而你却特立独行，片刻不离学问，一面致力于专门问题的探讨，一面从事广泛知识的吸收，把章实斋的名言“博而不杂，约而不陋”奉赠给你，倒是很恰当。

在前信里，我提出主办大学应注意的四大事项，是以富强国家里最出名的大学做榜样：现在你所提出的两点办法，是根据当地的情形来立论。我的太过理想，你的更为实际；理想和实际，兼程并进，这当然更有成效。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国社会里，读书人一向受人尊重。老实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很淡，极少人为宗教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倒是教育问题，大家都极端重视。富人要送子弟上学，穷人也要送子弟上学，因为大家承认知识万能，只有丰富的知识，才能够使贫弱的国家变为富强的国家。

教育的重要性，任何人都知道，不过怎样办教育，见仁见智，各自不同。

就过去百年而论，中国的教育曾经过几个大阶段。起初，遣派幼童出国，因为幼童记性好，感受性强，到外国学东西，更容易接受，可是这些幼童从外国同来之后，因为中国学问的基础太差，所以三分不像洋人，七分不像中国人，和社会格格不入，结果，不是中途改行，便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白费工夫。

其次，是那些留美预备学校。这阶段的留美学生，中文仅有中学程度，英文能够直接考进美国大学一年级，不过他们还是年纪太轻，很容易给美国的物质生活迷住。这些青年学成归来之后，多数在社会上占了相当地位，可惜洋气十足，只知享受，不懂创造；只会说“当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的教授曾经怎样”，对于国内情形却不大明了。结果，社会上凭空增加了许多美国的活动广告，对于社会的改良，并不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再次，大约在抗战的前夕，中国的教育家知道遣送幼童出国固然无用，派了中学毕业生出国仍旧不切实际。经过长期研究后，大家才赞成更实际的办法，即留洋的学生，必须先在国内大学毕业，并且有两年的社会服务经验。这样一来，他们才知道本国的问题在哪儿，个人所差的又在哪儿，因为他们胸有成竹，所以他们到了外国后，马上摸到门径。除了缩短学期，节省时间和金钱外，还造就了不少优秀人才。

这是1937年前几年的事情。最近27年来的中国教育的情形怎样，我已经十分隔膜，恕不多谈。

平心而论，教育好像农业和园艺一样，最重要的是要能生根，根柢雄厚，以后才能够繁枝、茂叶、开花、结果。不然，舍本逐末，干的无非插花的工作，不用多大工夫，花儿就要萎谢了。

我常觉得，日本的维新是1868年，和中国的维新差不多同时。为什么日本进步那么快，一下子就变成富强的国家，中国却事事落后，成为日本侵略的对象，到了1943年间，整个中国的锦绣河山，几乎有大半沦于日本的铁蹄下？此中关键，还是教育问题。

日本的接受西洋文明是主动的，中国是被动的。因为日本是主动，所以它能够集各国的大成，“择善而固执之”，发展非常迅速。因为中国是被动的，所以它给青年学生一个印象，把出洋当做“镀金”，至多想借重自己所留学的国家的名气来炫耀于没有知识的人，极少人会挺起脊梁，抱着“彼可取而代之”的志愿。出发点既然错误，归宿点不问可知。

目前日本的教育已经达到收获的阶段。在应用物理学这方面，无论声、光、磁电、机械，它已经巧夺天工，凌驾欧美许多国家。在医学上，微菌学已经稳坐了国际上的头把交椅。至于各种语文的字典，各部门科学的辞典，无一不出色当行。至少在教育上它早已能够独立，不必依赖任何国家了。

除了婴孩可以依赖父母，同时，父母有抚育婴孩的责任外，什么人都不能依赖的。因为依赖的代价是丧失自由，俯仰由人，自己连哼一声也要加以考虑，不然，对方很可能拂袖而去，使你啼笑皆非。

说了一大堆话，无非证明你的就地取材的建议，最能脚踏实地。俗语说：“留蜂不能酿蜜。”真正的大事业，完全靠自己用血汗和眼泪换回来的，而且是急不得，因为欲急反慢，这是常见的事情。

关于教授的留优去劣问题，大学当局当然有全权处理。事实上，每个教授应聘前，照例要呈交学历、经验、著作简表，大学当局看了这些表格，已经明白大半。但是，教授的顾客为学生，有的教授的“票面价值”很高，可是真正指导学生的时候，往往会进退失据，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年来因职务上的便利，让我有机会和那些正在求职的大学毕业生接触。在时间所允许的范围内，我总要问他们一声，在大学四年间，最得力的是哪几位教授，而他们的答案倒相当公道，值得参考。

容再谈，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9月10日）

二八

××：

好几天没有见面了，想你一定忙着准备考试。这次的考试，关系重大，非把功课弄得烂熟，实在不容易应付。等到过了这道难关，以后走的是康庄坦途，至少不会像攀登崎岖的山道那么吃力。

刚才到书店去买两本书，准备给你阅览。这两本书都是医学博士写的，一本叫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怎样过活》，另一本叫做《一个法国医生的日记》。等你考完了书，休息了两星期，把体力和精神恢复过来之后，你不妨拿出来研读。看完之后，假如你觉得余勇可贾，那么我倒希望你把后一种书翻译出来，好让一般读者分享一个著名医生丰富的知识，接受他的外科手术的经验，以及他对时事的看法。

这两天业余之暇，我也看了一部很值得一看的散文集《雅舍小品》。作者梁实秋先生，是个老教授，中英文的根柢都相当雄厚，在中国文坛上已经享誉三十多年。

自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来，首先遭殃的，就是文化教育界人士。因为他们富有正义感，所以当国难临头的时候，他们须迫得逃难播迁，有的从沿海大城逃到大后方，有的从国内跑到南洋群岛。你知道，中国人是安土重迁的，非万不得已，绝对不想背井离乡。但是，形势比人强，当你被迫得放弃一切身外浮物，举家仓皇出走的时候，你所受的痛苦，只好眼泪往里流，什么同情，什么帮忙，实在不容易得到。

物质的损失，还算是次要，最重要的是精神大受虐待。当太平无事的时期，言论相当自由，文化教育界人士不但能够安居乐业，而且能够畅所欲言。那时出版物又多又好，这对于一般读者不消说是个大恩惠。

自抗战以来，情形刚好两样。一般文人学者没有闲心情去写作，偶尔执笔，必须和抗战八股有关。到了抗战结束后，又有各种各式的八股，字里行间，火药的气味很重，不是一味歌功颂德，便是一味破口大骂，多数人都作违心之论，极少人能够心平气和地写他们真正想写的文章。这才是中国文人的厄运。

但是，梁实秋先生是个少数的例外。当他于1939年从上海到四川的时候，正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虽然如此，“与抗战有关的文章，他不会写，也不需要他来写。”他仍我行我素，潜心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偶尔应报纸杂志的编辑的邀请，他仅写些小品，散见于当时的重庆、昆明等处。前后三个阶段，一共写了三十四篇短文，到了1947年才汇订成书，名叫《雅舍小品》。

这部散文集，真是名副其实的小品。论内容，它们和抗战无关，从来不采用报纸杂志的社论或特写的题目，它们仅旁敲侧击地描写身边琐事。论文字，它们仅发挥作者独到的见解，既不代天行道，又不奉命撰稿，虽然他的见解的对不对，那是见仁见智，谁也不能随便论断，但，这的确是他个人的笔调。

梁先生是个饱学之士，他对于中国的经、史、子、集，西文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下过苦功夫。几十年来，他手不释卷，主要的工作是教书和翻译莎士比亚，写散文仅是他的业余工作。

本书的妙处，就是反映八大山人的心情：“哭不得，笑不得。”被他的箭头射到的人，也许会觉得不开心，但对他毫无办法，因为他写的是他个人观感所得的结论，而且他是个十足自由主义者，既不受任何政党的教导，又不受莫名其妙的人的指挥。他想到说出，意到笔随，虽然在没有落笔之前，他一定费了相当时间去构思，不然，他的小品也不会这么精致。

在英国文学上，他似乎得力于莎士比亚、斯威夫特、兰姆、勃郎宁、韬庐、林·罗柏德等作家。在中国文学上，他似乎得力于《文选》、《宋人笔记》、《水浒传》等作品。取精用宏，融会贯通，各种材料配合得很自然，完全没有生吞活剥的毛病，散文写到这地步，实在不大容易。

作者对于文章的剪裁也煞费工夫。这书虽名为小品，其实，结构相当整齐，每篇的长度，多在三页至四页之间，极少过长或过短，最易阅读。

本书的妙文，俯拾即是。当我看到高兴的时候，不禁失声笑起来。幸亏书房相当清静，旁边没有什么人，不然，也许会遭人窃笑。

就我个人的意见，我觉得“写字”、“画展”、“诗人”、“汽车”、“医生”等篇，都是一针见血。好在他的文章并非针对任何一个人，而是贬抑整个范畴，所以被讽刺的人，用不着跟他打官司。

现在引用作者的一段文字来证明我的意见：

“善书者不择笔”，此说未必尽然。秃笔写铁线篆，未尝不可，临赵孟心经，可就有困难。字写得坚挺俊俏，所用大概是尖毫。笔墨纸砚，对于字的影响是不可限量的。有时候写字的人除了工具之外还讲究一点特殊的技巧，最妙者无过于某公之一笔虎，八尺的宣纸，布满了一个虎字，气势磅礴，一气呵成，尤其是那一直竖，顶天立地的笔直一根杉木似的，煞是吓人。据说，这是有特别办法的，法用马弁一名，牵着纸端，在写到那一竖时候、把笔顿好，喊一声“拉”，马弁牵着纸就往后扯，笔直的一竖自然完成。

本书就这么有风趣，假期中不妨一看。

此问

学安！

子云（1964年9月25日）

二九

××：

今天是和你讨论一个问题：信心和努力。

中外古今，凡是成大功、立大业的人，没有一个不从信心和努力得来。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换句话说，一个对人家没有信用，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根本在社会上站不住脚，还谈什么建功立业？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关于“仁”的解释，真是罄竹难书，这儿我可以说，“仁”字是指最崇高的品格。孔子对于自己就有这么大的信心，他要达到最崇高的品格，自信迟早一定能够达到。

一般说来，自信易，要人家相信难。假如一个人缺乏自信心，他怎么能够使人相信？因此，要人家相信，必须先从强烈的自信心着手。

耶稣说：“信心得救。”这句金声玉振的名言，并非教人迷信，而是纯粹心理作用。《圣经》一再提到耶稣替人医病，行神迹，说来近于无稽，其实，这是得力于强烈的自信心。现代医学之所以注重心理治疗，要病人完全静养，少受刺激，为的是心理如健全，心情如宽泰，信心如加强，病状已经去了一半。这样一来，药品更容易见效。

孙中山从事革命，四十年如一日，得力处只靠一句话：“有信仰而后有力量。”谁都知道，在专制帝王的淫威下，革命是坐监，杀头、抄家、灭族的勾当。假如做革命领袖的人，未进先退，欲说还休，自己随时准备开小差，请问一般群众是否还能够相信他？

须知群众是盲目的。“民难与虑始，可以乐成。”秦朝的李斯早就很坦白地指出。假如革命领袖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他必须以身作则，而且须郑重地说道，只要大家肯这么这么干，前途一定很有希望。光凭这种坚定的信仰，一切力量便油然而生。倾家荡产不在乎，任何牺牲也不在乎。因为人类富有感染性，领袖崇高人格的号召，就是所有事业成功的基础，而关键处不外自信心。

宗教家和官僚、政客、军阀不同。官僚、政客、军阀要利用人家的时候，他们的最大的法宝，不外威迫利诱四个大字。宗教家刚好相反。他所具备的唯一的本钱，就是信用。他说一句，算一句：说两句，算一双。他所说的话，像信用卓著的大银行一样，句句要兑现。他可以失败，绝对不可以失信；他可以舍生，绝对不能食言。

你瞧，甘地从事印度的独立运动六十年，饱受险阻艰难，但他所定的几个原则，从来不敢违背。例如“反对制度不反对个人”、“既顾目的，又择手段”、“爱护贱民”。他一直笃信实行，丝毫也不改变。又如他提倡国货，抵制外货后，他每天一定要抽出相当时间来纺纱，风雨不移。到了重要的大日子，人家正在大吃、大喝、大玩的时候，他纺纱的时间反而加长。这虽小事，但这充分证明他有信心，因为他相信纺纱就能够自给自足，不仰赖外国。一个殖民地能够不仰赖外国，这无异独立自主的前奏曲。因为甘地有这么坚定的信心，所以全国人民望风景从，终于使印度独立。

假如甘地去年提出一个主张，今年却偷偷地更改；年头矢口劝人穿着土布，年尾却偷偷地着洋纱，这证明他没有自信。自己既然没有信心，当然没法子使人服从。

单纯的信心还是个空洞的东西，最重要的是继以长期的努力。

古人说得好：“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这话真有道理。当一个人心血来潮的时候，他可以凭一时感情的冲动，赴汤蹈火，在所不计。但是，要一个人长期严守一个岗位，专心地有恒地做些相当单调但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就难如登天。结果，那些能够专心一志，无倦无忌的极少数人，稳操左券：那些心猿意马、一曝十寒的大多数人，终归失败。问题仅在于有恒和无恒，努力和不努力罢了。

要努力，必须先有愉快的心情，孔子说得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几句话，我时常反复玩味，认为这是孔子成功的关键。因为他对于学问有浓厚的兴趣，因为他对于教育下一代有强烈的爱好，所以他才能够长期保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只因他把个人的学习和传道授业当做天职，所以他才会不厌不倦，乐此不疲。

一般人一谈到某某人的成功，开口就恭维他有天才。不错，天才和蠢才不同，但天才并不是不学而知，不教而能的。相反的，真正的天才，就是懂得怎样培养个人的兴趣，使自己能够长期努力罢了。

近代福建出了几位名人，如严几道、林琴南、辜鸿铭。他们的政治主张如何，我们可以不论，但他们每个人都下过死功夫。

严几道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从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研读中文。他亲手圈点的几部旧书，有始有终，我曾在他的侄孙严群兄处看过，那种精神，真使人钦佩。林琴南以一位不识西文的人，能够翻译一百几十种欧洲文学名著，每天能够译述五六千字，二三十年来从不间断。辜鸿铭在中学时代，已经精通英文和拉丁文。到了英国后，又兼治德文和法文。等到他同国后，又学习中文和日文。他的英文造诣之深，举世早有定评。为什么他能够达到这目的呢？简单说一句，他有惊人的魄力，对于学问乐此不疲。

“铁杵磨成针，只怕工夫深。”信心和努力，是我们最光荣的传统，望你也能够实行。

此问

学安！

子云（1964年10月3日）

三十

××：

前信曾提到《一个法国医生的日记》。这几天来，我已经陆陆续续地把它看完，越看越有趣味。现在把我的感想写出，聊当面谈。

这书名叫“法国医生”，其实作者博夫（C．F．Bove）是个美国人。他在美国得到合格的医生执照后，便往巴黎美国医院去行医。不料法国的医学公会不承认美国的学位，所以他要花了一年时间，专修法文，考到高中毕业的文凭：又花了一年，到巴黎大学医学院去修完各门功课，经过考试及格后，这才得到法国的医学公会的承认，在巴黎美国医院行医。

这书名叫“日记”，其实作者并没有采用日记的体裁。很正确一点说，这书应该叫“自传”或“回忆录”。

这书既然属于自传或回忆录的体裁，所以内容便以作者生平事略为经，以时事为纬，参差错落，极有风趣。

作者是个外科医生，他所接触的不是给车祸弄得遍体鳞伤，四肢不全的病人，便是自杀不遂，病在垂危的病人。至于解剖五脏六腑，那更是家常便饭。

在外科方面，作者有个独到的功夫。他对于修补烧灼的皮肤这部分工作特别在行，原因是，他对于这部门研究得十分仔细，加以临床经验非常丰富，这才能够把病人的皮肤修补得天衣无缝。光是这些巧妙的技术，他就很有资格成为出色当行的外科医生，尤其是修补皮肤的专家。

因为作者的英文和法文很有基础，同时，他在医学界卓著声誉，所以他的病人包括贵族、富商、作家、记者、艺术家，而这些人和他的关系都搅得水乳交融，成为他们披肝沥胆的对象。

医生最怕不出名，出了名后，他就门庭若市，财源广进。作者在巴黎做名医，集资几千万元，不料这笔有用的金钱，受了瑞典的火柴大王的欺骗，投入股票市场，火柴大王破产自杀，全部股票变成废纸。由血汗换回的金钱，一旦变成废纸，这对作者个人精神上的打击倒不小。

原来瑞典火柴大王是个大骗子。他在火柴业上搞到一点钱后，便故弄玄虚，今天从巴黎汇一笔巨款到伦敦，明天又原封不动地把这笔巨款汇到纽约，后天又从纽约汇回巴黎。这么一个消息由银行透露出去，火柴大王便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富翁。

仗着这一点小名气，加上他在交际场中的豪华的气派，谁也知道火柴大王是个名副其实的殷商。

现在火柴大王要创办电话公司，他把计划拟定后，便向摩根公司去借钱。摩根公司的审计处要检查他的账目。不检查还可，一经检查，就发现火柴大王亏空累累。于是这个计划告吹，同时，他的西洋镜一经拆穿，他在实业界的地位就像雪山崩溃一样，全部股票变成废纸，连本书作者博夫医生也受了连累。

1939年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第二年，德军长驱直入巴黎，博夫医生成为瓮里之鳖。在那种情形下，他只好舍弃一切身外浮物，间关潜返美国。

他本来拥有三辆汽车。那时，粮食统制，汽油也统制，所以汽车成为很大的负担。德军横行无忌，在通衢大路上横冲直撞的情形，和当时在东方行凶的日军，正是无独有偶。由法国到西班牙，一路上所见的都是断手断脚的伤兵难民。从前我们只听过中国的灾区的人民吃树皮、吃观音土；谁料大战期间，欧洲的难民也把杂草来充饥，把草煮成汤水，以便喂小孩。这儿我们不能不信“形势逼人强”这句话是至理名言，在某种环境下，便会有某种行动，谁也不能例外。

由西班牙跑到葡萄牙，仿佛从地狱跑到天堂。其实，葡萄牙是欧洲最落后的地区，只因它没有卷入战争的漩涡，闻不到火药的气味，在商店里可以自由买卖，所以从战区跑出来的难民，一见这种情形，就觉得心满意足。这儿可见自由多么可贵，一旦失掉任何自由，这才体会到，志士仁人为什么要舍身来争取自由？

在巴黎行医二十多年，一毁于股票，再毁于战争，家产财物，荡然无存。但他还有一宗最值得纪念的随身宝，即多年来他在外科手术上所拍的各种照片的底片。不幸在最后要离开法国前，底片被德军查出，不许携带出境，于是含泪燃着火柴，亲自把底片烧掉。那时，作者心如刀割，他所受的苦痛，恐怕比那一批股票变成废纸更难受。

书中一再提到许多国际名人，其中有一位使我特别注意。这个人是施惠泽（Albert Schweitzer）。施氏原籍为德属阿尔萨斯人，他是个医生、音乐家、神学家，在欧洲曾享盛名。到了中年，他突然卷起铺盖，静悄悄地从繁华的大都市，跑到非洲去服务。这样一来，他的言论和行动，更受人注意。

经过作者这一片段的介绍后，我对施惠泽马上起了敬意。记得伦敦的书店曾出版过他的书籍，回家后，检查书目，果然有四部，如《我的童年和青年》、《文明和伦理》、《文明的没落和复兴》、《历史哲学》等书。我已经写信请书店代订，将来看完之后，如觉得满意，当会介绍给你阅览。

新加坡已经进入雨季，清晨一阵豪雨，把我吵醒，辗转不寐，索性起来写这封信。

此问

学安！

子云（1964年10月10日清晨）

三一

××：

后期中学会考，转眼就到，一般中学生都是漏夜开工，把睡眠时间缩短，连吃饭也没有工夫，只好狼吞虎咽地填饱了再说。

这情形，新马如此，香港也是如此。

原因是，学校少，学生多。因此，从小学到中学，先来个初步的淘汰；从中学到大学，又来个高度的淘汰。那些能够及格的人，固然兴高采烈；那些不及格的人，只好硬着头皮，准备明年补考了。从前的学生，只要家里有钱，便能够上学；现在的学生，最重要的是功课好，钱还处于次要的地位。假如功课好，那么钱还可以商量。除了各种奖学金外，还有助学金，这对于家道清寒的子弟是个大帮忙。

现在假定你能够会考及格。接着，你就面对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到大学后，应该选读哪一科？

我想，关于这问题，主要的须注意两点：一面尊重个人的兴趣，一面配合社会的需要。

普通学生进大学的年龄为十八岁到二十岁，他们到了大学后，才决定要选修哪一科，可是有些环境特别优越，个性特别强烈的学生，他们在八岁到十岁时期，已经表现出他们特殊的爱好了。例如音乐、绘画、雕刻、文学，有些人得天独厚，自幼就奠定巩固的基础。到了十六七岁，当一般学生还是糊里糊涂地一天一天过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文坛艺苑上崭露头角了。其中最突出的莫如汉朝的班固、唐朝的王勃、英国的密勒·约翰司徒、美国的富兰克林、意大利的米凯郎琪罗、德国的巴赫、印度的泰戈尔。

天才多是主动的、自发的，而普通人无论读书或做事，多是被动的。主动读书的人兴趣十分浓厚；被动读书的人，伏案好像挑重担，苦不可言；一念之差，马上可判定天才和蠢才。

俗语说：“女怕嫁错郎，男怕走错行。”这话的意义相当深长。在旧时代的婚姻制度下，男婚女嫁，光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假如一个女人嫁错一个男人，她只好暗中叫苦，抱恨终身。在新时代的婚姻制度下，一切由男女两造自我做主，万一选错了对象，男的或女的可以随时解除婚约，而电影明星，五嫁六嫁还是十分平常，不过在过渡时期，我相信当事人的心情总会不大愉快。

至于男人走错了行，他对于工作一定不会发生浓厚的兴趣。每天上班，头昏脑涨，时时刻刻看钟表，恨不得即刻下班。日历上才撕到星期一，恨不得周末快快降临，至于公共假期或常年例假，更被看做中马票一样的高兴。

有个著名的医生告诉我说，在他所认识的一些青年中，有些非常优秀的人才，在假期中仍自动地回到实验室或图书馆埋头苦干。因为他们对于工作特别有兴趣，这才能够乐此不疲，而他们所得的成绩也迥异常人。

目前全世界都注重科学和技术，这已经成为普遍的风气，所以你要选修理科，我当然不会反对。

谈到理科，它的范围一天比一天扩大，分工一天比一天细密。但是，关键处还在于语文和数学两科。假如你的语文的功夫很深，那么你今后看书的速率大，发表的能力强，比较一般同学，自然会高一筹。假如你的数学的基础好，那么今后无论主修物理、化学，甚至纯粹数学，你将会觉头头是道。

须知基本功夫，多是单调而无聊，但它一点也不可以放松。更具体一点说，干基本功夫，须抱着几十年如一日的精神，始终如一。事实上，只有基本功夫很踏实，其他枝叶的细节，很容易触类旁通。

你知道，何丙郁博士，现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任。他的中文是家学渊源，自幼已经打好基础。中学时代，受的是英文教育，成绩冠于侪辈。到了大学时代，他主修的是物理，对于光学尤其在行。凑巧大学毕业那年，马大物理系请了两位校外的考官，一个是德国某大学的副校长，一位是剑桥大学名教授李约瑟（Joseph Needham）。这两位老学者都看中了他，要收他做学生，他就凭个性所近，选择李约瑟教授，并且到剑桥去潜修几年。

当何丙郁博士在剑桥期间，他曾协助李约瑟做研究工作。你知道李约瑟是什么人？他是英国科学界的大权威，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兼编者。该书规模宏大，卷帙繁多，将来全书出齐后，将达十一厚册，其中关于中国的炼丹学、天文学史等部分的论文，都出于何博士的手笔。为什么何博士这么能干，以物理学专家的身份，又能兼通炼丹学、天文学史呢？这没有别的原因，这主要的是他的学问基础很切实，同时，他又懂得治学的方法，这才能够长享左右逢源，一精百通的乐趣。

家里已经有好几位从事实用的科学和技术，所以我倒希望你向理论的方面发展。事实上，理论是提纲挈领的工作，假如你在理论方面有所成就，将来才会波澜壮阔，触类旁通。

你知道，当代硕果仅存的哲人罗素博士，他是个数学专家，年未三十，就以《数学原理》一书驰誉士林。以后六十年间，他继续研究教育、历史、哲学、文学，每书一出，都受世人尊重。这儿证明最无用的学问，原来蕴藏着最宝贵的智慧。

此问

学安！

子云（1964年10月16日）

三二

××：

你平时喜欢看报，注意时事，这的确是个好习惯。

最近一星期来，国际形势剧变，其中最重要的，莫如苏联总理赫鲁晓夫的下台。

你知道，战后十九年间，全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东方阵营由苏联来领导，西方集团由美国做盟主，针锋相对，旗鼓相当。从联合国所在地的纽约，到地球上每一角落，任何问题都有美苏的阴影。换句话说，整个人类的命运，都操在这两个国家的最高当局的掌握中。

但是，天道好还，物极必反。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有时会变成最软弱、最无能、任人宰割。去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被一个莫名其妙的平民奥斯华暗杀。本月15日，苏联总理赫鲁晓夫突然被迫下台。用苏东坡的著名的句子来说，这两位仁兄“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自肯尼迪被刺后，美国朝野对于政治领袖的保安问题，曾贡献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说来说去，无非要加强保镖。这完全是皮相的看法。因为“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只要权力集中于一个人，那么他本人或者他的亲信，难免会作威作福。这事情他本人或者他的亲信也许不觉得，但是旁观者却洞若观火，其中有一部分包藏祸心的人，恐怕要抱着“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这么一来，大权在握的人，很容易陷于到处受敌的境地。因为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例如奥斯华那种莫名其妙的人，既没有政治的才干，又没有政治的野心，他和肯尼迪总统，可以说是毫无关系。为什么他要动起杀机，这事情连心理分析专家也提不出答案来。唯一不成理由的理由，就是奥斯华以为自己拼将一死，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列在肯尼迪总统的传记最后的一页里。这也许是“流芳百世，遗臭万年”的两种矛盾的心理最后的抉择罢。

在肯尼迪总统被刺前十几天，南越的红人吴廷艳、廷儒兄弟也在西贡政变中，被人碎尸万段。在这事件前两年，西贡一度发生军人政变，炮轰总统府，幸亏吴廷艳机警，而且得到一部分军人的帮忙，所以能够转危为安。但是，吴廷艳能够逃过前一关，却不能逃过后一关。结果，全军覆没，树倒猢狲散，连那位“第一夫人”只好一辈子流浪海外了。

假如吴廷艳遭遇第一次政变后，稍微谨慎一些，同时，想法纠正弟弟和弟妇的行为，不让他们走极端，让南越的佛教徒也有仰首伸眉的机会，我相信吴廷琰及其家族谅不至于有那种残酷的下场。

老于世故的中国人，他们深知“中庸”的可贵，所以他们在文字上极少放言高论，在行为上多注意适可而止。这种主张是有哲学的根据，即孙子兵法所谓“穷寇勿追”。

一般说来，中国的读书人多少都懂得“凡事留有余地”的大道理。因为在理论的争执，或权位的争夺中，我们很难找到绝对的对，至多只能找到相对的对。自己既然是相对的对，这等于说，至少有一部分，自己是相对的不对。因此，在理论的争执，或权位的争夺中，我们还要留有余地，以便转圜。

西洋人则不然。他们凡事要求痛快，动不动就要摊牌，中间没有商量的余地。用已故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话来说，这叫做“战争的边缘”（Brinkmanship）。虽然到了边缘，当事人还可以悬崖勒马，不过这未免是个险局。万一马儿脱了缰，临时勒不住，往前再进一步，恐怕就会粉身碎骨了。

平心而论，名位权势，最能够斫丧精力，消磨性灵。姑定本人洁身自好，他却不容易阻止同党的人或亲信，会假借他的名义去为非作。再进一步说，姑定他的同党的人或亲信，不假借他的名义去乱搅一场，但他本人所受的损失也没法子估计。

年轻时代，我曾亲眼看见一些要人的行踪，名为尊贵，事实等于囚犯，连大小便都要受人监视：说好听一点，到处都有人保护。至于要人所要参观的地方，事先早已经有人通报，把满地垃圾，草长平肩的街道，打扫得一干二净，看不出原来的真正形状。

最使人吃不消的，就是时间的忙迫。你瞧，一天仅有二十四小时，除了睡眠，以及生活上必要的消磨外，至多仅剩十二小时。假如一天有两次会议，两次饭局，另外还有十个八个客人来访，每人谈十五分到半点钟，很可能使你连气也喘不过来。

记得印度诗人泰戈尔得到诺贝尔奖金后，访问的客人，络绎不绝，无论白天或晚上，都是川流不息。难怪他要长叹一声：“从今以后，我恐怕没有片刻的平静了。”手无寸铁的诗人还是如此，一般政治要人更不用说了。

说来还是江湖散人的生活最可爱。袋里有一点闲钱，不妨到茶楼酒馆，大吃大喝一场；袋里空空如也的时候，就待在家里，情愿以茶当酒。有时可代表自己所服务的机关，出席重要的会议；有时却到街头或郊外去闲荡。俗语说，“叫化三年懒做官”，这话真有道理。

得空望你把郑板桥的《道情十首》熟读几遍。只要你能够了解诗中的道理，相信你绝对不会羡慕名位权势，而以江湖散人为最可爱的生活。

“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诗人的警句，最值得人警惕。

此问

学安！

子云（1964年10月22日）

三三

××：

清晨从远处传来柔软体操的口令：“一二三四”“二二三四”……精神不禁十分兴奋。我赶紧起身，跑到屋外去散步，打打太极拳。回家之后，胃口特别好，早点也吃得津津有味。

我的几个朋友，深得养生之道。他们都是黎明即起，到处散步，有的到植物园，有的往飞机场，有的步行到办公室，非有要事绝不坐车。这样一来，个个确保健康，和疾病绝缘。

血气方刚的青年，也许不知道健康的可贵，但是，一到中年，好像老爷车一样，什么毛病都来了。不是这儿的螺丝钉松了，便是那儿的机件失灵。在这当儿，假如车主陪个小心，时常检查和修理，也许会使车的寿命延长几年，不然，麻烦的事情就摆在眼前。

一般说来，住在乡下的人，多数能够长享健康的乐趣。一面他们有机会参加体力劳动，汗出多了，全身似乎轻松一些；一面他们得力于新鲜的空气和充足的阳光，而空气和阳光比较食物更见重要。

住在城里的人，假如没有机会参加体力劳动，那么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倒是个好办法。

日前新加坡太极拳学会举行五周年纪念，我被邀参观。地点在江夏堂的天台，到会员及来宾几百人。起初是团体表演，男女老幼都有，其中最年轻的是三个姐弟，年龄在八岁到十岁之间。他们才练习一年，可是他们“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一来一往，刚柔相济。我暗自揣度，假如我的年龄能够倒退五十年，让我朝夕和他们在一起学习，这是多么有趣。

其实，打太极拳，像学习其他技术一样，幼童固然占了很大的便宜，老年人照样可以从头学起。我在该会认识一对老年的夫妇。几年前，他们时常生病，自从打太极拳后，病魔不见了。他们还懂得圣贤做人的道理，自己得到太极拳的好处后，马上自动地到该会帮忙教导别人。经过这一对老夫妇的努力提倡后，会员的数目也逐渐增加，而会务也天天有进展。

除了团体表演外，又有好几对青年先后表演自由推手。他们个个都显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派头，而出手的敏捷，身段的圆滑，使人深信他们学艺有得。

接着，该院教务长谢沐泰先生来表演闭目推手。他的双眼用手巾绑住，然后和好几个人推手，手力到处，一个一个给他打得落花流水。此中奥妙，全在“纯熟”二字，熟能生巧，对方的来龙去脉，似乎可以预知，然后因势利导，毫不费力地打倒对方。

再往下去，由五个人围攻谢先生，两个人拉着他的左右手前行，他使了一个劲头，这两个人即刻给他推倒。后边的三个，一个用匕首，一个用木棍，一个用大刀，他不动声色地避实就虚，把这三个人一一缴械，博得全场的掌声。

然而好戏还在后头。表演压轴戏的就是该院院长黄性贤先生。黄先生身材魁梧奇伟，穿着浅蓝的纺绸长衫。他每次来新加坡，总要抽空到我家谈天，得益不浅。

起初，由黄先生和谢先生推手，谢先生的技术本来十分高明，然而一山自比一山高，让他和黄先生推手，马上显出技术的高低。

中国人谈艺术和学术，动辄注意一个人的师承以及学习时间的久暂。凡是由名师教导出来，而自己又经长期不断学习的人，他的造诣自然不同凡响。黄先生得力于郑曼青先生的指导，加上他自己几十年没有间断的研究，这才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你瞧，外表上他似乎是全身放松，软绵绵地一点劲儿也没有，但他的手法的灵活，动作的迅速，仿佛每个细胞都有知觉，每只血球都能发生力量。不然，他绝对没法子在表演“绵掌断石”的时候，将几片石块一下子砍得粉碎，比较我切豆腐还容易。

归途我联想了几个问题。

第一，无论学道或学艺，最重要的是全神贯注。我们常说某某人看书看得入神，下棋下得出神。入神也罢，出神也罢，“神”字的确是成功的秘诀。“神”并不是神秘的抽象的东西，它仅是时间、精力、训练的总和。当这种总和达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我们才相信庄子的“官知止而神欲行”那句话，是学道有得者的秘钥，同时，从那句话里，我们可以领略“神来之笔”是什么意思。

第二，一个学者或艺术家，永远离不了基本的训练。基本的训练，数十年如一日，片刻不能离开。只要基本的训练很到家，那么一举一动，才不至离谱太远。至于“神来之笔”，那要看特殊的环境和气氛。环境变了，气氛换了，同一的艺术家很难创作同一作品出来。

第三，寓健全的精神于健全的身体。这句话本来是西洋最普通的谚语，谁也知道，但很少人能够领略个中滋味。事实上，没有尝过饿肚子的人，不知道金钱的力量；没有经过大病的人，不知道健康的可贵。

我们一般从事笔墨生涯的人，每天大部分时间，不是阅览书报，便是动笔写作，而构思时的绞尽脑汁，只有个中人才能够明了。只因我们爱静不爱动，致养成一种惰性，非万不得已不动体力，这是个大错误。为补救起见，今后只好时常散散步，打打太极拳，永远维持健康的体魄。

此问

近安！

子云（1964年10月31日）

三四

××：

日前蒙你光临敝报参观，不胜荣幸！

那天早晨初接到你的电话的时候，我几乎不相信我的耳朵。你的中国普通话的发音那么正确，句法那么纯熟，真是愧死我们这般南方的朋友。此中奥妙，无非你少时在中国北方住了十三年，而且每个字都是从头学起，所以咬音咬得很正确：我们大多数南方人，因为文字统一的关系，所以自作聪明，不肯痛下工夫，只须把本地的音调稍微变一变，拗一拗，让对方明白就得了。只因基础太差，所以一辈子不会讲道地的普通话。

从前有句俗语：“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福建广东大人说官话。”自我于二十岁那年离开故乡后，我发现普通话讲得不好听的并不限于福建和广东两省人。漫说各省人士都有各自的浓重的乡音，尤其是湖南、湖北、山东、浙江、江苏，甚至同一河北省的几个名城，如天津和保定，都有它们特有的乡音，和正牌的京片子有一段距离。

你的普通话既得力于长期住在中国北方，又蒙尊夫人的时常切磋琢磨，所以才能够达到这么正确纯熟的地步。这儿可见，要掌握一种语言，除了个人的天才和努力外，最重要的是环境和生活。

你目前在大学教普通话，在家里又时常运用，熟能生巧，这本来是自然的趋势。

从你的谈话中，知道你的兴趣不在文学，而在史学。除了几种单行本及专论外，你的全副精神却贯注于《明史》。

近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大抵和中国清代的朴学大师相接近，这是说，无论研究什么问题，必须从“目录学”（Bibliography）着手。一谈目录学，我不禁觉得，近代西洋人比较清代的朴学大师容易得多。一来，现在各国都有大规模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藏书丰富，从稿本到书籍，应有尽有。二来，有些设备充实的图书馆还很慷慨地替读者服务，既愿意代抄目录，又愿意将读者所需要的报纸，杂志，书籍上有关的资料，代为摄影。这样一来，“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敏而好学的学者，用不着出国门，可以把世界各国有关某部门学问的资料，搜集起来，详加研究。比起从前的学者，到处向私人借书来一个字一个字抄写，有时根本见不到，借不到，其难易的情形，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普通学者一开头就整理目录，这已经成为惯例，但是，仅有极少数学者会进一步将每本书作提要。因为这是个笨重而吃力的工作，非有持久的能力的人，很少不会半途而废。

当十五年前，我开始注意印度问题的时候，我曾订个计划，把我所阅览的有关印度问题的书籍，每本都作个提要。可是后来看书的兴趣多于写文章，而写文章的兴趣又强胜写提要，所以在拙著印度三杰——泰戈尔、甘地、尼赫鲁——的传记里，我仅在书后提到有关的书籍的简明目录，即泰戈尔、甘地、尼赫鲁本人的著作，以及别人替他们所写的传记和评论，而书目提要一栏，只好留个空白，这是个缺陷。

你以德国人的身份来研究中国近代史，而你所选择的大题目是明史。自你立志研究明史以来，你即着手撰述书目提要，到如今，你已经累积了八百多部。据悉，这些书籍多数是在日本各图书馆看到的。你准备将来这部分工作做完之后，用《明史总目提要初稿》这名义，出版专著，这的确是文林盛事。

清朝出了一个大学者，即《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纪的（晓岚）。当他功成名遂之后，他曾编辑一巨著，名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过纪晓岚编辑那部书，曾得许多文人学者的帮忙，而你的编辑《明史总目提要初稿》，全靠你个人长期的努力，至多仅得到尊夫人的支持，所以这书的编辑成功，对于明史不消说有个大贡献。

然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资料，仍以北京和台湾为中心。一面北京是元、明、清以至当代的国都，制度、文物、建筑遗留下来的甚多：一面“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曾搜集了不少资料，除少数已经整理出版的外，其余大多数资料仍在各学术机关保管中。将来如有机会，你应该到北京和台湾参考旧籍，益以新知，使大著《明史总目提要初稿》，成为一部内容丰富而又可读的书，无论参考或阅览，都十分便利。

当上述一书杀青后，我倒希望你再花了十年二十年功夫，写两部书。一部是科学式的《明代全史》，内容分门别类，引经据典，每个结论都有根据，绝不是臆造虚测的东西，只因出言信而有征，这才不负“信史”的令誉。

另一部是通俗式的《明代简史》，内容提纲领挈地把明代二百七十七年的史实，像讲故事一样，讲给普通读者听，使他们在最短期内，也知道明史的梗概。

这两部工作都很繁重，必须以全副时间和精力来处理，才有成功的希望。好在你秉承德国学者的传统，工作既有方法，办事又有魄力，只要你有关的机构给你以充分的时间和便利，相信迟早能够达到这目的。

年来马大、新大、南大时常有客座教授来讲学，这对于马来西亚的学术的提倡，实在有很大的裨益。

专此布达，顺请

著安！

子云（1964年11月7日）

三五

××：

日前和你畅谈，得益不少。

今年你曾做了一件大事，把你四十年来所搜集的《椰荫馆藏书》全部奉送国家图书馆。新加坡文化部为着这件事情，特地举行一个纪念会，由文化部长亲自主持，足见你的慷慨的举动，曾博得政府和社会的同情。

一般说来，搜集图书，必须具备三大条件：第一，浓厚的兴趣；第二，袋里有闲钱；第三，经常有闲工夫。十个证书人，九个有买书的兴趣，所以第一个条件多半不成问题。读书人多数是清寒的，收入有限，子女又多，光是打发开门七件事和子女的教育费，已经疲于奔命。在有限的收入中，要筹出一笔款项来购置书籍，并不容易，所以第二个条件，颇难应付。在读书人不被重视的社会里，多数有得饭吃，就没有时间；有了闲工夫，等于投闲置散，吃饭大成问题，所以第三条件更困难。

你在当地社会里，得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方便：从厦门大学毕业回来后，在事业上早已扎了根。由于生活的安定，你这才能够培养浓厚的藏书兴趣。加以袋里有闲钱，经常有闲工夫，积四十年的辛勤，你的藏书已经很可观。更难得的是，你的兴趣集中于南洋问题，越专越精，越积越多。当我十八年前初到新加坡的时候，你的有关于南洋问题的藏书，已经成为朋友们欣赏的对象。

自马大、新大、南大成立后，喜欢研究南洋问题的青年学者，多数曾登门请教，充分利用你的藏书。这种功德真是不小。现在你索性把自己最心爱的书籍一万册，拱手送给国家图书馆，让各地学者自由阅览，这种行为在南洋社会还算是创举，值得大书特书。

记得北京图书馆刚开幕的时候，该馆特辟一室，庋藏一代文豪梁启超的十万册图书，门外悬着一木板，题为“梁任公纪念室”。我每天到图书馆时，在阅览的余暇，总要到室外徘徊几分钟。那时，图书馆的书库的门禁不大森严，我可以随便进出，东翻翻，西看看，而那些大文豪的笔迹，最使我向往。

战后到欧洲小住一年，每天生活的中心，还是图书馆、博物馆、咖啡馆。图书馆看书，博物馆看宝物，咖啡馆写东西。我知道许多图书馆的长成，主要的是得力于私人的藏书。他们多数把毕生的精力所搜集的东西，到了老年或死后，一一奉送国立或市立图书馆，化私为公，嘉惠士林，这种风气实在值得提倡。

在科学日益昌明，分类越见细密的时代，父亲所爱好的书籍，子女未必会喜欢，因为隔行如隔山，稍微专门的书籍，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从前书籍有限，而且书籍的性质，不外经史子集，所谓“书香之家”，多数仍以八股文、试帖诗为主。那些寥寥可数的藏书，自前一代的人物死后，很可能给蠹鱼作食粮，或者给女佣拿去包花生米。

其实，买书难，藏书更不容易。现代的大都市，人烟稠密，多数人都住在鸽子笼式的屋子。除了几榻外，差不多没有周旋的余地。在那种环境下，一个人如要大规模地藏书，首先表示抗议的，恐怕是主妇。因为空间有限，而书籍又十分笨重；与其让书籍堆了满屋，不如顺便送给图书馆还干净。

还有一层，普通人买书，随买随看，随看随丢，东一本，西一本，凌乱不堪。或者把书籍买到手后，往书架上一插，此后一去不同头，让尘土把书籍盖得满满。等到要用的时候，又要从头找起，多麻烦！

须知藏书是需要专门的训练。一般私人藏书家，没有能力聘请专门图书馆员，所以图书的散失和凌乱，自是意中事。

另一方面，藏书较多的人，当自己的年纪较大的时候，化私为公，送给公共图书馆，让图书馆管理员代为保管，这才是保护图书最适当的方法。

从图书馆我们自然而然谈到博物馆或文物馆。你告诉我说，你准备把府上所收藏的古董全部奉送文物馆，但目前没有这种机构，所以踌躇不定。

目前新加坡已经建筑了一间“中华总商会”。这间新会所，冠冕堂皇，倒能表示这个新兴国家的新气象。假如中华总商会能够拨出一层楼来陈列中国历代文物，题为“中国文物馆”，这无形中会增加当地及外来的参观者的兴趣。

新马都是多种民族的国家，在某种形式上，我们倒像世界博览会。在博览会里，各民族应该把各自的优秀东西，一一拿出来展览，借收切磋琢磨的效果。

事实上，这种工作和什么“沙文主义”漠不相关。它仅鼓励人把各自的特产拿出来展示，由模仿到创造，由个别到综合，这是历史进化应有的步骤。

文物像图书一样，难得而易失，难合而易分。为着避免遗失和分散，我们只好鼓励大家把私有的东西，交给公共机关去收藏保管。

《椰荫馆藏书》现在高踞国家图书馆最高一层的“东南亚研究室”，同样的，你所收藏的古董，最好也交给中华总商会的中国文物馆。在你的积极的倡导下，新马现有的藏书家、古董家，相信都会向你看齐。这倒是人生快事。

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11月14日）

三六

××：

从电话中，蒙你告诉我一些资料，使我对于许绍南先生的为人，有进一步的认识，这儿先向你道谢！

去年许先生死后，曹树铭先生曾为文追悼，我这才知道他生前曾收藏许多书籍。说来真惭愧，我虽然在公共场合中见过许先生，但始终没有机会和他深交，所以他藏书的情形，我并不十分明了。

前天我到新加坡大学图书馆参观，在中文的部分，突然在卡片柜上发现“许绍南先生赠书七千册”的字样，这一下子就勾起我的记忆。蒙该馆馆员的指导，我得往书库参观。抬头一看，只见密密丛丛的书林里，有中国各著名大学的学报，各种著名杂志的合订本，至于大部头的丛书，以及翻译小说，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我一面走马看花地东翻翻，西看看：一面心里感愧万分，为什么自己竟懒惰到这地步，不在他的生前，找个机会和他详谈，说不定他有许多心得语，值得我代为纪录。

从你的谈话中，知道许先生去世时才五十三岁。他离开潮州金山中学后，即南来谋生。他在某公司有些股份，兼任财改。因为工作相当清闲，所以他得充分利用业余的时间来买书和看书。

谁也知道，过去南洋的文化教育水准很低，书业不算发达，所以买书相当困难，不但要付更高的代价，而且还根本买不到。据说，许先生在搜罗书籍的过程中，有时为着一本难得的杂志，须付出500元。只因他对于书籍有浓厚的兴趣，所以人家做不到的事情，他却优为之。这儿充分证明，兴趣和志愿，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

自许先生立志藏书后，他便注意目录学，这本来是自然的趋势；中国如此，西洋也如此。由目录学，他注意到戏剧；由戏剧，他又注意到考据。穷源究流，触类旁通，小小的书房里，另有一个天地。难怪他在热闹的商场中办公的余暇，才能够长期保持“市隐”的身份，永远是和书籍做朋友。

其实，许先生是身在商场，心怀学府。他和中国的几个名教授、名作家时常通讯，甚至往返辩论。这儿可见，商场并非他的终极的目标，而是借商场的关系，先解决生活问题。到了衣食无忧之后，他这才充分发挥“富而教之”的志愿。

除了买书和看书之外，许先生对于一艺之长，一技之精的学者文人也十分重视。有些贫而无告的文人，时常得到许先生的热烈支持，这种作风在南洋可以说是难能可贵。因为在商场里，多数人是唯利是视，谁愿意把有用的金钱拿来培养“无用”的文人？

去年许先生不幸患着癌症。他知道这是个很严重的症候，所以逆来顺受，一点也不慌张。他平生最喜欢的是书籍，他的最重要的财产也是书籍。他深知书籍是难得而易失，难聚而易散，所以在逝世之前，他早已立好遗嘱，很郑重地托你转送给新加坡大学，而你又绝对尊重故友的志愿，把书籍原封不动地照他的遗嘱来执行。

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的人，谁也知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意义。现在许先生的藏书七千册很完整地藏在新加坡大学的有冷气设备的图书馆里，既有人代为分类，又有人代为保管，而今后的学者专家以及普通读者，将永久记得许先生的大名，这事实证明你并没有辜负故友的托付。

记得前年温开疆先生曾把他的先人的藏书几千册，奉送给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现在你以遗嘱执行人的身份，把许先生的藏书七千册，送给新加坡大学，这两件事情刚好和椰荫馆主人的慷慨的行动相媲美。

万事起头难。在文化教育都比较落后的地区里，最重要的是有人出来倡导。拓荒的工作一经展开，后继的人当然会增加勇气和信心。

南洋遍地黄金，可是许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万万富翁死后，除了替政府的遗产税增加了一笔大收入外，可能因为打官司打得一文不名。须知这儿的富人，生前没有把财产分配清楚，死后体温还没有完全消失，子孙们早已同室操戈。比起许先生来，生前既能够充分享受藏书和读书的乐趣，死后又很慷慨地把自己心爱的东西拱手送给公共机构，让大家都能够共同享受。这种“与人同乐”的精神，非长期受过高度文化熏陶的人，绝对不容易办得到。

一代才子袁子才，他的随园里有一副对联：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

亡友许地山先生的“面壁斋”，也曾悬挂这副对联，字仿佛是沈尹默先生写的。当时许地山先生的藏书也很可观。1941年他患心脏病去世，死后不久，香港就被日本占领，他一家人辗转迁移内地。战后我在重庆的街上，匆匆见到许夫人一面，没有机会问到许地山先生的藏书。假如战时没有散失，我想他的藏书大概是归香港大学图书馆了。

身外浮物，生没有带来，死也不能带去，这种思想一经搅通，谁都愿意化私为公，嘉惠士林。

专此布达，顺请

大安！

子云（1964年11月20日）

三七

××：

接来信，知道你是个敏而好学的青年。承询《史记》有关的问题，现在简答如下。

《史记》是中国的一部奇书。两千年来，中国著名的诗人和文豪，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受它的影响。陶渊明和李白不必说，唐宋八大家不必说，明朝的归有光也不必说，光是近代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名的梁启超，他平生最得力的一部书就是《史记》。至于当代有数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有的从头到尾看过几遍，有的时常参考。简单说一句，两千年来的文人学士的地位的高低，是和《史记》的关系的深浅作正比例。

为什么《史记》有这么大的魔力呢？这是有它的原因。

第一，它的文章很有内容。做戏不难，难在做拿手戏；说话不难，难在说内行话。同样的，做文不难，难在有真知灼见，充分掌握题材。

自司马迁立志著述《史记》之后，他就博览群书，从《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到诸子百家的书籍，他差不多都充分运用。此外，他还游览天下名山胜水，一面博访周询，一面搜集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只因资料丰富，所以他写作的时候，各种资料竞赴笔端，然后以最高的艺术家的姿态，从事取舍剪裁的工作。比起一般无病呻吟的诗人，或者搜索枯肠的文人，司马迁不消说是从写作中得到最大安慰，最真实的生命。

第二，它的思想比较进步。做文最怕流于庸俗，要避免庸俗，必须有进步的思想。谁也知道，春秋战国是中国的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因为那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要一个人能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尽可放言高论。这样一来，主张性善的孟子，和坚持性恶的荀子可以同时存在；儒家的孔孟，和道家的老庄，也可以共存。

但是，到了汉朝，思想定于一尊，只许崇尚儒家，其他各学派都在排斥之列。这是中国学术思想的大厄运。

司马迁是个眼光远大的史家。他的视野广阔，胸襟宽大，他不但把诸子百家一视同仁，而且替游侠刺客等型的人立传。这还不够，他所写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完全从唯物史观立场出发。三十年前，我曾把《史记》的《货殖列传》和《汉书》的《货殖传》作个比较研究，借知马班二人的思想的异同，不幸战争爆发，举家仓皇逃难，那篇稿子丢掉，现在再也写不出来。

第三，它的文字最为生动。我曾说，要看一个人的外国语的程度，只须看他能否在电话上和人家办交涉。因为演讲稿可以请秘书代为预备，由自己慢慢地宣读；当面对话还可以借助手势和脸部的表情；只有在电话上直接办交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都被缴械，单纯看语文的真功夫，所以更容易测验语文的程度的高低。

同样的，运用文字来表情达意，它的效果的好坏，全看驾驭文字的能力。他要你笑，你不能不笑；它要你哭，你不能不哭。要达到这目的，真是谈何容易。

一方面，作者须运用最通俗的语言。我们现在把《史记》当做古文来读，其实，《史记》是运用当时最流行的简单明了的文字来写作。凡是“六经”和诸子百家的资料，在可能的范围内，他总要运用当时最流行的文字来写作，所以看的人一目了然，完全没有隔膜。

另一方面，作者充分运用格言、民歌、民谣来证明他的论据。本来理论是简单的，难就难在引譬取喻。许多留学生在讲堂上引不起学生的兴趣，为的是他们所引用的材料，多半是外国的材料，和学生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难怪学生要听得昏昏欲睡。

第四、作者的人格和精神最能感动人。生在离乱时代的人，往往会遭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情。在这当儿，一个人很容易流于消极、悲观、厌世，甚至跑到绝路。

假如你知道，司马迁为着替李陵辩护，致引起皇帝的愤怒，而遭受极为羞耻的宫刑，那么你便了解他之所以忍辱偷生，为的是要完成他的不朽的名著。他说：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此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一段文字，是走投无路的人的明灯，熟读精思之后，自能鼓起勇气，从新生活下去。

从前的学生，在没有机会研读《史记》全书之前，多数是读《史记菁华录》。现在各书店所售的《史记选注》，内容仅收二十六篇，校对精审，注解详明，最便自修。假如你的时间还不够分配，那么你就先选读《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陈涉世家》、《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淮阴侯列传》、《游侠列传》、《货殖列传》、《伯夷叔齐列传》、《太史公自序》等十篇，一连看了三五遍，读出味道来，然后把全书看完。接着，你可以到中华书局去买一套精装本，一共六册，放在案头，时常参考，一两年之后，你的中文便有巩固的根柢了。

战前顾颉刚教授和徐文珊先生曾把全部《史记》标点出来，这书此地买不到。

此复，顺问

学安！

子云（1964年11月28日）

三八

××：

你的第一段专业考试，已经很顺利地告一结束，慰甚！

日前你要我在你新买的一本《内科大纲》上题几个字，我信手抄录古人的名言：“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话意义深长，恐怕一般青年都不易明了，所以趁这机会给你解释。

照字面看来，百里的路程已经走过九十里，这应该算是九十，为什么仅算做半路呢？因为开头的时候，谁都觉得兴高采烈，鼓起干劲，可是在工作进展的过程中，有的人遇着精神上身体上的打击，或者由于环境的变动，马上显着心灰意懒，很可能前功尽废，或者功亏一篑。

能征惯战的拿破仑，他有句名言：“兵家胜利在最后五分钟。”这真是经验谈。因为开头打了几个回合，谁都吃得开；可是过了某阶段，多打一回合，显着力竭声嘶，精疲力尽。在这当儿，谁能够“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能为”，咬紧牙龈，坚持到底，那么他当然会稳操左券。

医科六年，加上实习一年，才算正式合格的医生。在战前，拥有这种资格的人，便可悬壶问世。目前由于国际医学水准的提高，好学深思的青年，在读完普通医科后，往往要专攻一科。据说，考取专科的时候，淘汰更厉害。平均每百人仅有十几个人合格。物以罕而见珍，因为得来不容易，所以专科医生更被社会重视。

从前要研究任何专科，必须到英国或澳洲、加拿大，为期三年。现在新大医科已经充实设备，有些科目可以在当地医院研究两年，然后前往伦敦或爱丁堡去实习和参加考试，时间可缩短一年或几个月。考试及格，便成为皇家内科或外科医院会员。

但是，“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复有瀛海。”有的人得到一种专科的资格，又要继续研究另一种专科。反正学海无涯，越钻越深，越研究越有兴趣。假如高中毕业或高级文凭的学生的年龄为二十岁，普通医科及专科的学习时间为十年，另再加上实际经验的时间十年，到了四十岁左右，才可以独当一面，成为名医。

孔子说：“三十而立。”现代西洋人却认为“生命从四十岁开始。”严格说起来，芸芸众生，从摇篮到坟墓，整天纷纷扰扰，所追求的仅是解决生活问题。除了谋生以外，很少人对于学问事业有真正的浓厚的兴趣。他们只有“生存”，没有“生命”，因为真正的生命仅能寄托于事业的上边。

有事业才有生命，没有事业就没有生命，而真正的生命的开始，往往要等到四十左右，所谓大器晚成。这儿可见事业的建树，比较什么都难。

因为事业的成功要经过万苦千辛，所以比较聪明的人，对于事业都十分重视。同时，因为时间稍纵即逝，所以古人才有“轻尺璧而重寸阴”的教训。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固然可以活到老，学到老，但是，老实说，真正得力处不外几年功夫，此后，仅能做锦上添花，或修饰润色的工作。假如在应该做功夫的时代，把机会轻轻放去，以后因为基础太差，兴趣消失，要进步恐怕也很困难。

三千年来，我们以农立国，所以我们对于时间或季节非常重视。一年分为四季，二十四节，和农作物的生长时间配合得很恰当。用简单的话来说：即“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这四季或二十四节内，每个季节必须完成它应负的使命，一点也不能错过。假如随便丢掉一个机会，要后悔也来不及了。

上文说过“生命从四十开始”。不过一个人如要在四十左右展开他的事业，那么过去三十多年间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无论学问和经验，都需要切实的基础。不然，当机会来临，让你独当一面，可是你的准备不够，今天上台，很可能明天就被人撵下台。

孔子是个洞悉社会内幕的人。他会很感慨地说道：“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换句话说，一个人到了四十五十岁左右，还是默默无闻，在事业上毫无建树，这个人的前途恐怕相当黯淡。因为长江后浪追前浪，只要自己稍微大意，年轻的一代很可能即刻赶上来。

当代英国出了两位名人，他们都是得天独厚，年未三十，即名满天下，可是到如今，他们已经超过九十高龄，在文坛政海上仍发生力量，这真是奇迹。

罗素今年九十二岁，他的年纪虽大，但思想仍站在时代的前头。他每天照常看书报，一遇不对的言论或消息，他马上为文反驳。他的言论的力量，雄胜百万大军，至少会使一般爱走极端的人要三思而后行。

丘吉尔今年刚好九十岁。他生日那一天，世界各国都有人替他祝寿。美国总统还指定他的生日为丘吉尔日，以资纪念，足见他的势力是深不可测。他年轻时即进国会，前后担任六十四年立法议员，打破世界议会的纪录。

在思想上，罗素和丘吉尔有相当的距离，但他们的学问基础的巩固，才干的高明，文笔的犀利，正是青年人的模范。

生命有没有意义，全看事业成就的大小而定。假如你认清这一点，那么你更会明了“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意义。“莫问收获，只问耕耘。”耕耘达到最高限度，收获仅是时间问题。

此问

学安！

子云（1964年12月4日）

三九

××：

承询新马的作家能否靠稿费来谋生，我可以简单说个“不”字，至少华人作家是如此。

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以前，读书的人根本不多。偶尔出了几个文学家或诗人，社会当然会予以重视。文人发挥国计民生的怀抱，诗人发挥悲欢离合的感情。他们的作品完成之后，先拿给师友们传观，其中好事的人，也许会亲自抄一个副本。那时，既没有炭纸，又没有油印机等复写的工具，原本或副本辗转翻阅，很可能在没有问世之前，便毁于水灾、火灾、兵灾。一生心血，尽付东流，这未免太可惜。

文人和诗人的作品，当时虽然换不到饭吃，但是，他们的文名和诗名一再传播之后，机会就来了。名公巨卿很可能邀请他们做幕僚，幕僚做了相当期间，说不定会找到一官半职。韩愈三上宰相书，固然希望当代权贵能够提拔他：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当然也希望大权在手的相国会采纳他的主张。在产业落后的时代，“学而优则仕”，不清说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

文名和诗名除了帮助作家容易找到一官半职或结交朋友外，“稿费”两字根本谈不上。从前的文人可以找到报酬的唯一机会，就是替富贵人家写寿序和墓志铭。寿序和墓志铭，多半是撒谎，和事实不符，富贵人家的子孙，为着替先人颂扬，而且一生仅有一次，所以这笔润金是不会吝啬的。可怜的一代文豪韩文公，因为穷得发昏，多替人写几篇墓志铭，以便换回润金，作全家衣食之资，致被人讥为“谀墓”。从此可见从前的文人绝对不能靠稿费谋生。

自印刷术发明及现代报业和出版业发达后，情形可不同了。报馆和出版社虽然聘用一批专职的文人，但他们更需要一大批外来投稿者。投稿当然可以得到稿费。起初稿费少得可怜，普通是一千字一二元，在中国抗战的前夕，普通是每千字5元，特约稿件另计。除了作者已经很有名气，使报馆和出版社要借重他以外，一般初出茅庐的作家的稿件，很少有被录取刊载的机会。因为发表没有把握，所以一般作家仅能把稿费当做茶资，或者添置新书之需，绝对不能靠稿费来谋生。

几年前，新马的出版业相当发达，大间的书店，除了出版教科书外，还可以出版文艺及其他杂文，多达一百几十种，许多新进作家都有机会显露头角。今年是出版业的厄运，有些书店根本不出书，有些仅出版一两种。同时，报纸的副刊尽量缩小，外来的稿件，堆积如山，很难有问世的一天。在这种情形下，靠稿费来谋生，不但不可能，而且靠稿费来作茶资或者添置新书，恐怕也不大容易。

闲居和友人谈天，大家都羡慕外国的作家能够得到优厚的稿费，过着富裕的生活。起初我也信以为真，但是细心研究之后，觉得实际情形并非如此。

今年11月27日出版的《新政治家周刊》，有一篇长文题为《圣诞节新书》，内容是讨论文人及他们所得的待遇。作者蒲列契先生，对于英国的文人和出版界的情形十分熟悉，写来如数家珍，使人相信他的资料是靠得住的。

当19世纪全盛时代，一代文豪兼史家马皋莱勋爵的《英国史》第三册和第四册出版时，可以领到2万英镑的稿费。名作家拉斯金自幼就拥有一笔资产，每年可出息4000英镑。假如把当时的币值和目前的币值相较，真是相去何止天壤。更重要的是，当时没有所得税，所以上述二人过的是高傲王侯的豪奢生活。

到了20世纪初期，情形也不算太坏，英国的几个名作家，如萧伯纳、威尔斯，他们的收入也很可观。

自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作家便交上厄运了。战时纸张缺乏，交通不便，作家整天忙着逃难，不死已算是万幸，那里还希望有更高的报酬。

战后情形越来越坏。加以廉价的纸面书风行一时，这对于作家的打击实在不小。从前的作家写了几本书，一辈子可以靠版税过活；现在由于廉价的纸面书风行一时，新书出版后不到两星期，就很少人过问了。

据芬雷特先生的估计，在英国的4万至5万可以动笔的作家——事实上，有些人仅在打字机上乱打一场——仅6000人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职业作家。在这6000名职业作家中，百分之60至77的周薪为10英镑，比较普通的工人的工资还少5英镑。一年能够赚到1500英镑的人，仅占极少数。假如我们把职业作家的定义当做著书为生的人，那么这数目更是凤毛麟角。他怀疑整个英国是否有20名这样的职业作家。

英国人口5000万，比较新马多五倍；报业十分发达，平均每人有一份报纸，而新马每三十人才合看一份报纸；英国出版新书每年有几万册，而新马出版的新书每年不到几百册。两相比较，显然英国作家占优势。

但是，整个英国能够靠著书为生的职业作家，不过20名左右，所以目前整个新马的作家，尤其是华人作家，不能靠稿费为生，这是自然的趋势，毫不足怪。

在这当儿，一般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人，应该多用一点心思，多费一点力量。每个人须提高警惕性，以读书写作为业余最佳的嗜好。明知读书写作对于生计无补，但是，为着维护文化教育，我们的血汗是不会白流的。

此请

近安！

子云（1964年12月12日）

四十

××：

日前蒙光临敝社，惜公私猬集，没有机会畅谈，歉甚！

承赠大著《天竺散记》，日来已经陆续看完，不胜钦佩！

中国的高僧，以及文人学士，当他们的道行或造诣达到相当水准的时候，往往会注意佛教的经典，同时，因为爱屋及乌起见，大家以前往印度观光，为人生最大的乐趣。这种作风以晋朝的法显开端，到唐朝的玄奘，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玄奘以后的1300多年间，中国的高僧，以及文人学士，还是步着他的后尘，多数都想到印度去观光。

因为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而且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方面，比较其他两个文明古国——埃及和希腊——强盛许多，所以中国人的注意印度的文化，自是意中事。

其实，整个南洋的文化是中国和印度的混合物。由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所造成的印度支那半岛不必说，光是越南这个地区，当它还没有划分为北越、南越、柬埔寨、老挝之前，它的国名是叫做印度支那。这是说，越南这个国家的文化，的确是中国和印度的混合品。

中国和印度的古文化，加上欧风美雨的新文化，造成三股洪流。这三股洪流和任何一个地区原有的文化相配合，便形成该地区特有的文化。但是，饮水思源，我们应该知道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在南洋各地都有深厚的影响力。

1956年，我到印度参观一个月，回家后患着严重的黄疸病，在医院治疗三个月，才恢复健康。虽然我前后花了17年工夫完成三部长篇传记——《尼赫鲁传》、《泰戈尔传》、《甘地传》——但在印度游记的写作上，仅得三篇。后来这三篇游记收入拙著《名山胜水》里边，此外，我就再也鼓不起心情来写这一类的文字。

1959年，你率南大史地系学生前往印度观光两个月。回来之后，同学们很快就出版一部集体的创作。现在你又单独写一本游记，这充分证明那次旅行的收获是很可观。

大著一共24章，大小插图116帧，附录还有14首诗，可算是洋洋大观。

在写作游记的过程中，你曾定下一个标准。你说：

不过我的行记，和一般人的游记不同；记游话少，而说胜语详。我以为记游乃个人琐事，不必多费笔墨，而志胜则可供他人借鉴，不妨稍下些工夫。因此，我每逢凭吊圣迹，必追溯其源；一登摩登都市，必描述特征；参观企业，我便搜集统计；涉及语言，我必附注原文。

上述这一段话，就是你写游记的宗旨。虽然见仁见智，各人的宗旨不必尽同，但是，有宗旨总比没有宗旨好得多，至少你有自己的一套格调，和别人不同。

现在学术的趋势，就是史学和统计学大行其道。你对于历史本来有浓厚的兴趣，而印度又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一千几百年前的事情还算是很新鲜。因此，在考古的过程中，你一定要穷源究流，既要了解一种文物制度的根源，又要明白历代的演变。这种翻阅故纸堆的工作，普通人也许会觉得味同嚼蜡，但是对史学下过工夫的人，总觉得凡事找出来龙去脉，是一宗再快乐不过的事情。

随着现代化的工商业的发达，统计学便成为工作的中心。现代大规模的工商业机构，日常进出的是天文学一样的数字，而且变化十分剧烈。加以人事繁忙，谁也没有那么多的闲工夫逐条计算。为着一目了然，同时，使人容易掌握最近的趋势，所以统计学就被人普遍重视。

现在政府机构有统计部门，各大工商业机构也有统计部门，例如印度最大的企业家塔塔有限公司，它的企业和国计民生有极大关系。当你叙述该公司各部门企业的时候，你把创办的年代、资金的数字，劳工的数字、今年工资的数字，一一例出，使读者在最短期间内，对于该公司的全部企业有一个具体的印象。

不谈印度问题也罢，要谈印度问题，多少要涉及梵文。佛教的经典固然用梵文写作，即古代的一般的记录，十有八九都用梵文。由于年代久远，影响深入，有些梵文的术语早已成为东南亚的通用语了。

梵文每个字都包括好几个字音。在过去，我们的僧侣，都照字音写出来，读的时候诘屈聱牙，多数人只懂字音，不知字义，即俗语所谓“和尚念经”。

大著关于梵文的一切单字或词汇，你都一一注出原文，有时还加上注释，这对于读者不消说十分便利，但在写作的时候，你一定费了不少时间去翻阅参考书。好在写作是满足个人求知的兴趣，相信你会视苦如饴。

大著虽以追溯历史源流，胪列统计数字，附注梵文的原文为最大特色，但是就文论文，仍不失为一良好读物，尤其是描写大吉岭看日出时，转瞬之间，千变万化的气象，足见功力之深。

今年新马出版业走下坡，新书寥寥可数。因此，在这年底非常忙碌的时期，我仍抽暇到海滨去慢慢欣赏大著，并且把读后感写出，幸指正！

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12月13日）

四一

××：

日前蒙惠赠大著《搔痒的乐趣》，感甚！

久闻大名，惜大家分散各地，没有晤谈的机会。现在你将长期住在新加坡，以后应时常请教，以匡不逮。

关于大著的内容，你在《自序》里已经说得很清楚。

书中有谈世界大事如“原子战的威胁”，有述日用小物如“安全剃刀的诞生”。有记洋人的墓碑，有论英国的木刻。有的大公案可以“一发决疑”，有的小人物真是“神乎其技”。新的有“美国的蛋头”，旧的有“吹拍的故事”。……劳伦斯怎样带着女友游意大利的拿波里，史坦贝克怎样牵着洋狗作全国的旅行。诸如此类，都有专文，无论那篇读来都比麻姑用纤手的鸟爪为我们搔着背痒一般，各有各的情致，正是“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因把这集子，题名为《搔痒的乐趣》。

从前曾国藩身上长着癣，所以他时常提到“手不停搔”这事情。的确，搔痒虽不是治根的办法，但至少可得到片时的快感。此中关键，全在搔着痒处。假如隔靴搔痒，那么这真是毫无趣味，白费工夫。

二三十年来，你一直以散文和诗歌驰誉文坛。因为你的中文精，英文熟，所以在驾驭文字和题材上，都有独到的功夫。

写文章不难，难在选择适当的题目，运用适当的材料。事实上，题目和题材有的是，关键全在于选择的功夫。西洋有句俗语，“选择了一个好题目，等于完成一半的工作”。不过这种题目，一生仅得到几次。因为得来颇不容易，所以在下笔的时候，一切佳句，竞赴笔端，那种蓬蓬勃勃的气象，只有杜甫的名句“群山万壑赴荆门”，可以形容于万一。

从大著里，我可以想见你的阅览的范围很广泛，尤其是外国的杂志。事实上，一个学有根柢的人，他的胸襟自有丘壑，偶尔在外国报纸杂志上，甚至在名著上，看到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大有“先得我心”的感觉。“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手所欲作，已作古人手。”这儿把“古人”一词改为“外人”，那问题完全一致，相差的仅是发表的日期的先后罢了。

根据这观点，你这才决定把外国报纸杂志上的好资料，有的全文翻译，有的摘录大意，有的辑录类似的资料，自己编织为大块文章。无论如何，每篇题材都是你自己爱得不忍释手的东西，同时，又是你想运用文字来记录的东西。因此，那些文章，名为翻译，其实等于创作，为的是你在动笔时，又加上谋篇、布局、修饰、润色的工夫。

大著开头的两篇，我反复研读三遍。前者富有高深的哲理，后者具备渊博的知识。这两位作家——A．佛郎士和莫洛瓦——不但你我都喜欢，中国的一般学人也十分景仰。我完全同意莫洛瓦的说法，“一个晚上用来阅读名著对心灵所受的益处，就好像一个假日用来游山玩水对身体所受的益处一样”。可惜目前由科学和技术的发达所给人的闲暇，许多人都不懂得充分运用，因为他们不懂得“把趣味和兴趣加以扩大”。

《英国木刻简介》和《伦敦的俱乐部》两篇，虽然属于介绍的性质，但前者你曾下过苦工夫，因为你在学习木刻之前，曾懂得刻图章，所以你才把木刻当做一种嗜好；后者你曾亲自体验过，然后把自己的经验，用轻灵生动的笔调描写出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使人知道所谓俱乐部，原来是闹中取静，陶情养性的地方。

《原子战的威胁》和《猿与本性》《走出防空壕来吧！》是三篇反战的好文章。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反战的论调。我鼓吹“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我曾一再为文强调原子能应改为和平的用途。但是，人微言轻，说的话没有人注意。为着加强我说话的力量，三年前我特地鼓励我的小儿把一代大师罗素的大作《人类有前途吗？》译出来。

《原子战的威胁》里有几句很动人的话。

天然结合的东西是养料，人类把它分解之后，便成为毒素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原是接合体的食盐，而人类偏把它分开来造成毒素，你能说是天地不仁吗？

关于诗歌，你的功夫真不错。在《英国新诗人的诗》里，你的中文翻译，完全达到信和达两大条件，至于“雅”，那是见仁见智，有的人以为运用古典的形式为雅，有的人以为套上大众语才算雅。观点不同，批判自异，这问题用不着争论。

在《诗词真是不能翻译的吗？》你现身说法，把英文诗译为中文，又把中文的诗词译为英文。这些东西是素养和兴趣的结晶。假如素养不够高深，兴趣不够浓厚，谁愿意把最宝贵的时间用来字斟句酌，仔细推敲？

综观全书，知道你每次阅读名文的时候，早已发出会心的微笑。为着传播知识，为着不敢把天下的名著据为己有，你这才在教学的余暇，寻章摘句，化为自己的文章。

你研究英国文学多年，所以字里行间，时常流露幽默感，而幽默感是目前全世界最缺乏的东西。目前到处仅有愁眉苦脸，或者狂欢大笑，尤其是在电视、夜总会流行的城市。谁能懂得把一杯清茶，一本名著慢慢欣赏，那就距离风雅的境界不远了。

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12月26日）

四二

××：

大著《诗的欣赏》，先后拜读两遍，不胜钦佩！

一般说来，欣赏似乎比创作容易。许多人不会创作，但他们照样可以欣赏。事实上，真正会欣赏的人，多数应该会创作，不然，他们就不能充分领略个中滋味。

提倡写实主义的人，认为一切文学等于作者的自传。作者的生活经验越丰富，他所写的东西当然越会深入。虽然如此，文学离不开想象。无论你怎样注重写实主义，你还脱离不了想象。伟大的作家如莎士比亚、曹雪芹、托尔斯泰、狄更斯，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人物，多数是得力于亲见、亲闻、亲经验，但也有一部分是由于作者根据传说，然后驰骋他们的惊人的想象力，化为美妙的文章。

谈到欣赏和批评，我觉得两个先决条件应该予以注意。

第一，政治立场。经常和报纸、杂志、出版社打交道的人，开口便问某报纸、杂志、出版社站在什么立场。只要你明白它的立场，那么你不难推测它的言论是采取什么态度，会加上什么按语。站在同一立场的报纸、杂志、出版社，它好像乡下的老媪在送灶时所作的愿望：“好事奏上天，坏事丢旁边。”站在敌对立场的报纸、杂志、出版社，它是把好事搁在旁边，坏事大事宣扬。因此，同一事实，便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在火药气味十分浓厚的今天，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下列的事情：甲方骂乙方为土匪，乙方骂甲方为流氓；官方骂反对派为叛徒，反对派骂官方为暴君；东家骂西家为娼妓，西家骂东家为婊子。这种立场根本不同的泼妇骂街的方式，在政治性很强烈的报纸、杂志、出版社里，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实上，除了忠贞的党员，或所见不广的读者会受催眠术的作用，因而将信将疑外，头脑比较清醒的读者绝对不会相信。

第二，教育水准。你说，“大抵绝俊绝劣之诗，易于剔出，而最难定者，为中级之作，此则须视经验如何耳。”这儿“经验”二字所包含的内容很广泛，从教育、环境，到个性、交游，都有份儿。

顺便告诉你一个故事。当我的最小的女儿在光华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带她到柔佛新山去参观。当我们的车经过华侨中学的门前时，她大声喊道：“这间学校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校。”那时南洋大学还没有成立，从一个五六岁未见世面的女孩看来，华侨中学的确是最大的，至少比她正在肄业中的光华小学大得多。由此可见，我们阅读批评的文字的时候，必须先注意批评家的教育水准。外行人认为最满意的诗篇，内行人也许会觉得一文不值。难怪韩愈曾大发牢骚，说时人最赏识他的文章，多数是他自己最不喜欢的东西。相反的，他自己最得意的杰作，人家反而等闲视之。

政治立场不同，教育水准相差很远的人，根本谈不拢。欣赏已经很困难，更不用说要批评了。

欣赏普通文字已经不容易，更不用说要批评诗篇了。

真正的好诗，意境多么高超，思想多么深刻，文字多么洗练，音调多么铿锵。这种好诗，就毕生精力贡献给诗神的大诗人而论，一辈子仅得几首至几十首。假如以诗人的年龄和他的好诗的篇数作个比较，平均每年极难写的一首好诗，从此可见好诗难得，而诗的欣赏实在不容易。

西洋的画家，写生的功夫下得很深，所以他们不但擅长画人像，而且会替自己画像。欧洲各国，尤其是法国，屋内到处都是镜子，他们朝夕面对镜子，顾影自怜，至少对于自己的尊容和神情有深刻的把握。因此，他们的自绘像往往比替别人画像更见高明。

同样的，诗人真正的知音，还是诗人自己。扬雄说：“后世有扬子云，必好之矣。”这句话并不是自夸，而是很坦白地指出，只有诗人自己才会领略自己创作的艰辛。“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要人家充分了解诗人的本色，这真是谈何容易？

在大著的结论里，你很正确地指出：

予曾谓诗之优劣乃由比较而来，故欲欣赏中诗，既须对于诗之批评标准，有所秉承，尤必广读诸诗，借以相互印证。所读之诗，则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此犹习医，除于医理深湛研究，尤重临床经验，固亦愈多愈善也。

这段话，可以说是先得我心。

平生治学，最崇尚比较研究。理由很简单，即俗语所谓“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任何复杂微妙的事物，一经排比分析之后，高低立分，优劣自见。凡是懂得作比较研究的人，他的胸襟自然阔大。亡友许地山先生就是这种人物。他研究“比较宗教”多年，书房里有的是儒、释、道各教的书籍。因为素养很深，所以他极少站在一个宗教的立场来攻击另一个宗教。他只懂得兼收并蓄，绝不党同伐异。

最后，从事批评的人，应该尽量避免偏见，在可能的范围内，找出共同的立场，像数学上的公分母一样，大家有了共同的基础，这才容易较量高低。可惜这种人世界上究竟不多，他们只喜欢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人家。一代史学大师章实斋和一代才子袁子才，他们在史学和文学上各有千秋，但二人却冰炭不相投，彼此互相攻击。

容再谈，此请

著安！

子云（1965年1月2日）

四三

××：

自你离开南大后，足足有五年工夫，我没有再到南大了。

日前蒙三位旧交新识的邀请，到南大盘桓了一整天。除了午饭后到裕廊工业区去观光外，还在斜风细雨的氛围中，到你曾经住过几年的“爱山庐”的前后左右浏览一番。的确，地以人传，只要南大存在一天，“爱山庐”也将成为参观南大的游客必到的地方。

大著《一九六四岁暮杂笔》，已在新年特刊和世人见面。你引用艺术大师毕加索现身说法的一段话，真是很有意思。现在我特地转录下来，然后加上我的意见。毕加索说：

我要满足这些人的要求，只有想法画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反正他们对于愈看不懂的画，他们愈要佩服。我就仗着这些莫名其妙的玩艺儿成了大名。说来我只是一个为大众服务的人了吧。

因为人类的天性是好奇喜新，越奇怪的东西，往往越受人欢迎。据说，巴黎曾经有人拿着女帽在街上跑，因为他害怕回家太迟，那顶帽子已经不时髦了。

这虽然是个故事，但从此可见迎新厌旧才是人之常情。厨子之所以难做，因为他展开浑身解数，至多三个月就使常到的顾客觉得腻烦。同样的，百货公司的陈列窗必须时常更换新花样，不然，它就引不起顾客的注意。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毕加索的后半生虽然以立体派大师驰誉艺坛，起初画的还是工笔画。三年前，刘蕙霞博士从伦敦寄来毕加索青年时代所画的人像的照片，所采用的完全是传统的写实主义的笔法。可是一般浅见的人不细心研究，不从基本上做功夫，光学他的奇奇怪怪的新作风。到了最后，有些模仿毕加索的人，连自己所画的作品首尾倒置也不知道。

同样的，齐白石年轻时代，以木匠为业。他擅长的是刻花的技巧。他足足花了半年工夫，临摹芥子园画谱，他又花了长期间从事花卉、翎毛、水产的研究。我们只看他中年时代所画的蜻蜓，所采用的完全是工笔画。只因根底深、笔力健，到了五六十岁以后，才能够随心所欲，巧夺天工。无论画小鸡、画虾蟹、画花卉，只是那么疏疏落落的几笔。那结构的严密、笔法的苍老、神情的迫真，可以当一代大师而无愧。

不幸一般初学不从基本的工笔画或者写生着手。他们只觉得齐白石画了那么疏疏落落的几笔便可名家，于是也如法炮制，学取巧，抄近路，不知道这种毫无根底的貌合神离的作品，徒使方家见笑。

闲居和一些饱通经史而又充分了解中国和英、德、法等国的文化的朋友们谈天，他们都赞成我的意见，说中国旧时的教学方法，和欧洲的几个大国极相似。我们注重背诵，他们也注重背诵。事实上，有些名著，非读到烂熟，非读到“不啻若自其口出”的地步，很难咀嚼到它们的味道来。

须知似曾相识的人，并不算朋友；浮光掠影的知识，并不算学问。要结交几个朋友，只有深刻的认识，彼此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要精通一二门学问，只有勤学苦练，把古今中外的名著，化为自己的血液。

我常觉得，中国的书法和诗学是训练脑力的一种方法。虽然科举废后，毛笔像旧书一样，被人扔到茅厕坑里，诗学也没有什么人讲究，但是，就中国文化的立场而论，书法和诗学自有它们不可磨灭的地位。

先说书法。旧时代的中国学童，先学描红，在老师用朱笔所写的字体上，用墨笔描写一遍。然后用九宫格来临摹碑帖。无论一画二画简单的字，或十画二十画复杂的字，各占一方格。初学时也许觉得很困难，到了成熟之后，得心应手，一点也不觉得困难。

又，中国人学书，多从正楷入手。到了正楷写得相当纯熟后，才从事行草篆隶各种字体的研究。只因正楷的功夫下得很深，内容和形式，笔法和结构早有把握，所以后来兼写各体的时候，笔酣墨畅，百变不离其宗。

再论诗学。中国的学童，在没有动笔作诗之前，早已把《诗经》、《楚辞》、《古诗源》、《唐诗三百首》读得滚瓜烂熟。他们懂得什么叫做平仄，什么叫做押韵，什么叫做双声叠韵。经过这种严格训练后，他们才开始作诗。起初模仿这一家，那一家，后来才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虽然自成一家的诗人，一百年间出不了几个，但是能够把笔写诗的人，至少懂得这些起码的规矩：例如绝句仅有四句，诗人断不能因为有意未尽，须多加一句。又如律诗仅有八句，诗人断不能因为好话已经说尽，仅写七句。虽然许多自命为诗人的作品还处于初学的阶段，但他们一开头就学会这些起码的规矩。

懂得平仄、押韵、双声、叠韵，以及章法和结构，并不能保证一个人成为诗人，但这种严格的训练，对于将来治学治事，待人接物却有很大的影响。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的人，多少懂得什么叫做涵养。所谓涵养，即“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的意思。不然，在朋友宴会期间，自己争着发言，而且滔滔不绝，使同席的人都没有说话的机会，这似乎有点失态。

拉难写来，为的是要证明豪放须从规矩中得来。不然，规矩准绳毫无把握，一开头便学豪放，恐怕画虎类犬，永远不成家数。

此请

著安！

子云（1965年1月9日）

四四

××：

承询学习第二语文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问题我很有兴趣。最近我有个机会和许多大学教授及中小学教员晤谈，他们在教育界服务的期间，多数超过十年，对于儿童的学习心理，观察得十分深刻，所以他们的意见颇值得我们注意。

综合他们的意见，大多数都赞成学童于小学第三年级开始学习第二语文。其中仅有一位原籍印度的教师，认为小学第一年级就可以开始，另有一位原籍潮州的教师，主张初中第一年级，才可以开始。

主张同时开始学习两种语文的人，他的理由是，新马根本是个多元的社会，只要各民族的小孩混合在一起生活，他们在最短的期间内，便可通晓两种甚至三种语文，而且得来全不费工夫。

主张初中第一年级才开始学习两种语文的人，他的理由是，学童太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两种语文，这很可能使他们的语文不够纯粹，尤其是巫文和英文的关系，很不容易辨别得清楚。例如“铅笔”一词，英文作Pencil，巫文作Pensil，相差仅一个字母；又如“书”一词，英文作Book，巫文作Buku；“灯火”一词，英文作Lamp，巫文作Lampu。音同形不同，或形同音不同，这对于学童未免是很大的负担。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学习第二语文具备几个条件。

第一，优秀的师资。“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寥寥数语，把教师的任务和使命解释得一清二楚。

熟悉新马的内情的人，谁都为这儿的良好的师资的缺乏，而吁嗟叹息。在战前和战后的初期，这儿的中小学教员的待遇实在太低，可是这几年来，因为政府注重教育，无论新加坡或联合邦，教师的待遇普遍地提高，除了生活津贴外，还有职薪。因此，大多数教师都能够过着相当优裕的生活。

教师过着相当优裕的生活，这是天公地道，不过他们在提高待遇之后，似乎也应该相对地提高他们的教学效能，照比例加强他们的贡献，这才完成他们的任务。

平心而论，一个学有专长，而常识又十分丰富的教师，社会应该予以特别重视。因为教师好像种子，橡树的种子和芥子的种子，截然不同，不待播种和耕耘，早已可以断定未来的果实的大小。

为着保证未来的收获，每个学童应该请教名师，不过名师实在难得。有的虚有其表，认真教起书来，很可能会即刻露出马脚。有的也许学有专长，不过由于口才太差，辞不达意，不能鼓起学习的兴趣。万一有机会找到一两位名师，做学生的人应该加倍敬重。

第二，良好的环境。中国有个对联，“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这充分证明良好的环境的重要性。

就过去中国而论，内地各省的人学习外国文，远不如沿海沿江各大城市。因为沿海沿江各大城市，多数是华洋杂处，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学习外国文比较方便。例如香港，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是华人，但那儿的官方语文为英文，同时，英、美、澳、纽、加等国的商人又通用英文，甚至其他各国的人也略识英文，所以在香港学习英文，又比中国沿海沿江各大城市方便得多。

同样的，假如你要学习巫文，最好到马来乡村住上半年或三个月。业以专而精，经常用惯了，以后继续深造就十分容易。

我们知道，英国的贵族子弟，多数在每年长假的时候，到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去度假。一面可以毫不费力地学习一两种外国语文，一面又可以游山玩水，陶情养性。这种一举两得的办法，完全得力于良好的环境。

第三，精细的工具。自电台、电视、录音机等工具陆续发明后，学习语文的人，真是方便得多。记得四十多年前初学英文的时候，因为一两个字不懂得怎样读，须步行几里外去请教人家。现在一般学校和私人都拥有最新的工具，尤其是录音机，它不但可以记录优秀的教师标准的发音，而且也可以记录初学的人不够标准的发音，一经比较之后，马上可以改正过来，至少懂得自己的错处到底在什么地方。

假如一个人能够找到优秀的教师，良好的环境，精细的工具，那么他学习任何第二语文或第三语文，一定比别人容易。我诚恳地希望，新马各学校都注意这三点，让学生充分得到学习语文的乐趣。

话又说回来，语文这东西，先入为主。无论任何种族，任何国家的人，最擅长的还是从母亲怀抱里所学来的东西，即大家所谓“母语”，以后学来的第二、第三，甚至第四、第五、第六语文，无论如何，都赶不上母语。

就我所认识的外国汉学家的中文写作程度而论，到如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和荷兰的汉学家高罗佩博士相提并论。高罗佩精通荷文、英文、德文、法文、中文、日文，而他的中文早已达到自由演讲，自由创作的程度。高罗佩的中文的造诣那么高深，中国文化素养那么雄厚，但他的中文写作，“一和当代名家比较，都仍差一皮”。萧遥天先生曾这样坦白指出。从此可见母语的重要性。

专此布达，顺请

近安！

子云（1965年1月15日）

四五

××：

昨天和你长谈，不胜喜慰！

你说，一个人到了晚年，多数喜欢过着清静而又平淡的生活，看看自己多年想看的书，写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但是，事与愿违，学校当局硬要你担任行政工作，整天要看许多不想看的人，要做许多不想做的事，这未免是一种苦恼。

你的话我非常同情。除了要看许多不想看的人，要做许多不想做的事外，我觉得你应该再加上两句：要参加许多不想参加的酒会，要说许多不想说的话。

在现实的社会里，十人中有九个是趋炎附势的。他们对你没有深刻的认识，事实上，根本不想有什么认识。他们所认识的仅是权位势利。当你当权、在位、得势、专利的时候，谁也愿意和你打交道；当你丧权、去位、无势、失利的时候，谁也会白眼相看。芸芸众生，大多数都具备这一副势利眼，毫不足怪。不过描写最深刻的，莫过于吴敬梓笔下的胡屠户。

在欧美各国，公私关系，划分得一清二楚。公事只留在办公室办理；回到家里，很少人会把公事拿来麻烦你。这儿的情形，刚好两样。到了晚上，还有人为着芝麻大的公事，到你家里敲门请教。这样一来，全部时间将被打得七零八碎，很难有整段时间，让你慢慢地思考。难怪你说，有许多篇文章，仅写了一半或者仅写个导言，以就没有机会继续写下去。

我常觉得，担任行政工作，比专门研究学问更为困难。因为书本是死的静的东西，而人事是活的动的东西。要掌握瞬息万变的人事，当然比研究一成不变的故纸堆要麻烦得多。

据我观察，一般人一踏进仕途，或者担任行政工作，他在学问上的建树，恐怕就要打个九折八扣。别的不用说，光是开会、看卷宗、写报告、接宾客、赴宴会，送往迎来，已够把腰骨磨断了。剩下一些时间，还要料理一点家事。假如他还是余勇可贾，他至多能够翻翻一些报纸，看看流行的杂志，要从事专门的研究，撰述大块文章，恐怕机会不算太多。

说来还是丘吉尔最高明。今天报载他患着脑中风，病势十分严重，但他已经度过九十岁生日，照“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尺度来衡量，他已经超过上寿。假如照《剑桥现代史》的分法，把拿破仑、俾士麦都定为划时代的人物，那么丘吉尔也可以算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

记得十年前，当丘吉尔度过他的八十诞辰的时候，我曾根据他个人的著作，以及时人对他的评论，写成一篇长文。这篇文字后来收入拙著《春树集》。最近十年来，他退出政坛，但他仍继《第二次大战回忆录》之后，写了一部辉煌的巨著《英国人民史》。别的不用说，光是这两部大著，加上他在战前所写的两部大著《世界的危机》和《马尔柏庐勋爵传》，就可以使他的大名永垂不朽了。

闲居研讨丘吉尔的成功，我认为他得力于下列三个条件：

第一，精力充沛。办大事业，做大学问的人，最重要的是精力充沛。只要精力充沛，这才能够乐此不疲。不然，身为首相或重要的部长的人，一天所要料理的事件，不知道有多少宗。假如体力不济，精神萎靡不振，对于整个形势不但没有全盘的计划，而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非把事情弄糟不成。

要长期保持充沛的精力，这还须从保重健康着手。丘吉尔一生爱“小憩”或“假寐”（Ciasta or Catnapping），多则半小时，少则五分钟。经过一度“小憩”或“假寐”之后，他的精力百倍。到了晚上，当人家早已觉得精力不济的时候，他却越来越兴奋，每天可以工作到午夜三时而毫无倦容。

第二，才具精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负责重任的人，才具的锻炼，可以说是当务之急。从他所著的《青年时代》里，我们知道，当他二十岁左右，他曾花了一年半载来自修，把文学、史学的基础打得十分巩固。此外，他知道英国的劲敌是德国，所以他一路来细心研究德国的内情，尤其是军事、政治、经济。因为他的素养很深，胸有成竹，所以当他在国会里服务的六十四年间，他不出席便罢，每次出席，总是一鸣惊人。平时出口成章，到了大难临头，谁都觉得束手无策的时候，他却认为这是“最了不起的时代”，锦囊妙计，层出不穷，使盟邦的领袖，俯首帖耳地听从他的指挥。

第三，社会安定。近百年的中国，曾出了一位大人才，即梁启超。他也是精力充沛，才具精良，只因政治没有上轨道，所以他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本事，这对中国是个大损失。

另一方面，丘吉尔却生在社会十分安定的英国，同时，因为社会上有是非，所以他才能够畅所欲言，畅所欲为。此外，由于文章有价，他一生稿费的收入，远超过他当六十四年国会议员，两任首相，几任部长的收入。只因收入优裕，所以他不必在生活的鞭子下工作，而是随心所欲地充分控制自己的时间和命运。无论地中海之滨也罢，或者乡间的别墅也罢，他都能够享受宁静闲适的乐趣。

平居左图右史，把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一旦掌握大权，好像六辔在手，操纵自如，而不失规矩准绳。具备那些优越的条件来干行政工作，倒也不错，因为他是在创造历史，不是办理例行公事。

此请

著安！

子云（1965年1月16日）

四六

××：

刚才在电话中，知道你最近开始学习打网球。你得到一位识途老马的指导，要你从基本的动作着手，这办法一点也不错。真的，打球像治学治事一样，最重要的是抓住问题的核心，然后按照本末先后的程序，一步紧接一步地实施，既省时，又省事，而效果将和普通人不同。

你知道，不按照规矩准绳来治学治事的人，有时也许会走得通，不过那种办法仅算是侥幸，而侥幸是靠不住的。真正聪明的人，多数会采取“慢而稳”的办法，他不想行险侥幸，他仅希望稳扎稳打，做一天有一天的收获。在短期内也许没有特别的成绩表现，可是日积月累，功夫到家，自然而然有水到渠成的乐趣。

早晨，和C先生谈天。C先生即“本是乘槎行，权作归田计”的名句的作者。乘槎的典故出于《论语》。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C先生以垂老之年，到海外来传道授业，这在安土重迁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不算怎么理想。但是，C先生是个精通诗词，饱经世故的人，他把到海外谋生的事情，“权作”解甲归田的打算。这样一来，心安理得，随遇而安，人家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乐，多么有风趣！

中国是个韵文最发达，典故最丰富的国家。韵文最易记忆。典故最宜联想。只要提出一个典故，比较饱学的人即刻会联想到整篇的故事，言简意赅，妙不可言。

我常觉得，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不但连绵不断，而且会发扬光大，这和两个典故所代表的故事的精神很有关系。这两个典故是什么呢？即“愚公移山”和“塞翁失马”。

“愚公移山”所代表的精神，即治学和治事须有坚定的目标。在旧时代里，朱柏庐曾教人“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在新时代里，我们应该知道，研究科学和技术的人，志在新发明、新发现；从事文学和艺术的人，志在新创作、新作风；醉心政治的人，志在忠党爱民，甚至治国平天下。

崇高的目标一经订定，必须用全副精力来进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事实上，在旧社会里，许多行业都是祖传的，即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姑定这一代干不成功，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二百年之后，总可以干得成功。具备这种坚定不移的目标，百折不挠的魄力，许多移山倒海的大建筑物成功了，许多鬼斧神工的大艺术品也完成了。

中国人对于宗教的观念是十分淡薄的。佛教从印度输入，回教从阿拉伯输入，天主教和耶稣教从欧洲输入，这些宗教对中国人的影响远不如孔孟老庄的学说，即一般人所谓孔教和道教。事实上，道地的中国人所崇拜的是祖先，因为崇拜祖先，充分表现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同时，这又是代表愚公移山的精神，把自己没有完成的事业，让后代继续干下去。

其实，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观念，不但是中国人最光荣的传统，而且也是欧洲文明国家最光荣的传统。19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巴尔札克，他平生拳拳服膺的座右铭，即“拿破仑未竟之志，我将以笔锋来完成”。换句话说，拿破仑以铁骑纵横欧洲，巴尔札克将以笔锋使万流景仰。

但是，单纯具备愚公移山的精神还是不够的，因为世界上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这是说，得意的事情，不过十之一二。例如农民，无论他们多么努力耕耘，可是在科学幼稚，水利和灌溉问题都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的时代，他们对于每年的收获，丝毫没有把握。当水灾、旱灾、兵灾临头，田园荒芜，原定十成的收获，得不到三四成。这时候，呼天天不应，抢地地无灵，他们唯一解嘲的办法，就是引用“塞翁失马”的故事，把最不幸的事情，“权作”很幸运的遭遇。观念一经改变，思想马上搞通。他们不但不怨天，不尤人，而且会提高警惕性，加强忍耐性，把一切难关在轻描淡写的气氛中轻易度过。

“塞翁失马”这个故事的精神，不知道给中国人带来多少福音。例如夫妻偶尔吵架，用不着马上离婚；朋友偶尔发生误会，用不着马上绝交；生意一时赔本，用不着马上关门。因为熬过难关，前途都是康庄大道，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厚福”。这又是塞翁失马的精神的赏赐。

愚公移山的精神是积极的、前进的；塞翁失马的精神是消极的、后退的。这两种精神交互为用，相反相成，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可以生存下去，甚至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经济上有“商业循环”这么一个原则。当生意兴隆的时候，大家拼命投资，发展工商业，到了发展超过饱和的限度，供过于求，市场阻滞，周转不灵，于是不景气的现象即刻降临。接着，大家步步提防，节省开支，求适于供，使工商业又恢复欣欣向荣的景象。

由繁荣到萧条，又由萧条到繁荣，这种盈虚消长的大道理，我们不能不充分了解。假如你能够掌握这大道理，那么你将受用不浅。对待自己，永远运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有目标、有信心、有魄力，这样一来，离成功的鹄的将不会太远。对待环境，永远运用塞翁失马的精神，把暂时的得失看得十分平淡。因为黑夜总有黎明的时候，我们又何必为暂时的失意而徨徨不可终日呢？

愚公移山，鼓励人努力上进；塞翁失马，避免人发生精神病。这是中国文化的祖传秘方，值得全世界人细心思考。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1月17日）

四七

××：

在1月9日的信里，我曾提到“豪放须从规矩得来”。蒙你千里来信，说这句话“可使青年学子猛省，从事于基本训练”。感甚！感甚！

刚才电信传来，说英国的伟人丘吉尔已经逝世。各国人士，将为他同声一哭。丘吉尔是个文武全才，而他的演讲术在英国的议会史上可以算是有数的人物。我们不要羡慕他在六十五的高龄，担任首相时的许多轰动全球的演说，因为那时他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出口成章，操纵自如。我们应该追究六十四年前，他初任国会议员的时候，对于演讲术曾下过多大的苦功。

起初，他担任后座议员。他费了很大的工夫，练习演讲。有的时候，一篇演讲词须花了六星期来准备。事实上，初期的许多演讲词，都是预先把全文写出来，字斟句酌，言简意赅，然后把演讲词背诵得滚瓜烂熟。此外，他还在卧房里，高声表演，说得眉飞色舞，痛快淋漓。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他还把演讲稿预先交给各报馆。据编辑先生们说，他对于自己的演讲有那么大的信心，连某段落会博得听众的掌声，也预先加个暗号。

大体长于演讲的人，都是口齿伶俐，可是丘吉尔却是先天有毛病，S字的发音搞不清。为着克服这一道难关，他不知道费了多少工夫。

他不是学文学的，更不是牛津和剑桥两个著名大学的文学博士。照规矩，他应该和著作绝缘。七八十年前，英国的学校，仍非常重视古文，即希腊文和拉丁文。他对于古文毫无兴趣，相反的，他却醉心现代英语，即现代英国人所常用的最通俗最深入的语言。这种文字，是报纸杂志通用的文字，深入浅出，为大众所普遍欢迎。

但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幼年不大用功，好打猎，爱运动，却不大接近文艺。为着补救这种缺陷，所以他在二十岁左右，发奋用功。一面背诵马皋莱诗篇1200行，相当中国的《唐诗三百首》，一面精研吉朋的名著《罗马衰亡史》。吉朋和马皋莱是英国最著名的史家兼文豪，他们的地位相等于中国的司马迁和班固。自他花了一年半载功夫读通吉朋和马皋莱的名著后，他的驾驭文字的本领已经达到十分纯熟的地步，从此以后，他无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儿更可证明“豪放须从规矩得来”。

过去六年间，因为工作上的便利，让我有机会和各方面人士接触。每次和他们晤谈前，我必须预先研究他们的学历、经历以及现任的职务，顶头上司所加的按语。据我的观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大多数受过中等教育的人，离校十年二十年之后，他们的学问还是和在校时相去不远。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进修的机会较多，离校十年二十年之后，也许颇有成就，不过数目也不多。这并不是社会的错误，而是他们限制了自己发展的道路。

丘吉尔则不然，他无时不在学习中讨生活。他年轻时代，曾到过印度和南非，所以第一次进内阁的时候，他所担任的是殖民部部长，这还算是名正言顺，因为他多少懂得当时英国的两个大殖民地——印度和南非——的内情。

当第一次大战前，他荣膺英国的海军部长。这部分工作，在航空时代降临以前，可以算是制德国的死命唯一要着。

但是，丘吉尔以前读的是桑赫斯特军官学校，研究的是陆军，不是海军。为着补救自己的缺陷，他又从头学起。他足足花了八个月工夫，坐着海军部的游艇，到处考察，随时询问。从防御工事到所有船坞，从海上供应到一切船只，他都熟悉得有如指掌，这还不够，他主张用汽油来代替煤炭。这样一来，船只的速率锐增。此外，他心无二用。在战争爆发的前夕，所有战舰都分散于各处，但他却坚持把所有战舰集中于一处。因此，当作战的信号发出的时候，全体海军人员，无不集中精力，静待他的命令。

据悉，坦克车也是在他的指导和鼓励下，由一些机械工程师制造成功。

他曾任财务大臣，但他并非大学经济系出身。为着补救这缺陷，他曾专心一志地精研经济学名著。经过相当期间后，他不但精通货币学，而且胆敢主张英国须恢复金本位。至于国际贸易，他始终坚持自由贸易的制度。原则一经搅通，枝叶的问题，大可留给普通公务员代为进行了。

英国是个民主国家。在这种国家里，政务官和普通公务员划分得一清二楚。当某政党得势的时候，各部首长都由执政党的要员担任。过了五年十年，当某政党落选的时候，各部首长又由新的执政党的要员担任。政党领袖换来换去，但普通公务员的职位仍维持现状。只因普通公务员长期干同样的工作，所以他们就驾轻就熟，随时可以把各部长玩弄于股掌之中。他们预备好各种文件，由各部长签发，而R—bber Stamp一词，从此就产生。

当丘吉尔没有做首相以前，他曾担任过各部门的首长，每种工作，他都是出色当行，谁也不能说他是个傀儡。为什么他有这样能耐呢？因为凡事他都是从头学起，让“豪放从规矩中得来”。到了正式拜名为首相的时候，他更以坚决的语调，说自己并没有什么本事，但愿以血汗和眼泪来报答大家所付托的重任。难怪全国人民都乐意接受他的指挥，因而打个大胜仗。

专此布复，顺请

著安！

子云（1965年1月24日，一代巨人丘吉尔逝世）

四八

××：

承询公务员和政治人物的关系，现在简答如下：

在民主国家里，公务员极被社会重视。因为他们仅凭个人的学历和经验，找到政府各部门的位置，以后步步高升，一直升到常务次长。常务次长英文名做Permanent Secretary，顾名思义，这个职务是终身的职务。他们的地位和政治人物截然不同。政治人物可以上台，也可以下台。公务员只要不犯严重的过失，他们的职务可以确保终身。

公务员分为三大等级，即行政官（Administrative officers）、事务官（Executive officers）、书记（Clerical officers）。每个等级又分为好几个阶层。行政官制定各该部的政策，地位相当于旧中国的简任官；事务官执行已经决定的重要事务，地位相当于荐任官；书记仅办理例行公事，地位相当于委任官。至于特任全权大使，那算是特任官，这儿不必多说。

一般公务员，须熟悉政府各部门的服务条例（General Orders），凡事照章办理，万无一失。他们最重视“先例”（Precedents），所谓无例不可作，有例不可改，就是这意思。

公务员需要公平正直，不可舞弊营私。为着防微杜渐、政府还特地设两个机关，“反贪污组”和“中央投诉局”，接受全体人民揭发公务员舞弊营私的信件。假如证据确凿，那么他们须受惩戒。假如惩戒之后，他们还是明知故犯，那么他们将被免职。

一般说来，公务员的生活比较安定。只要他们洁身自爱，那么他们任职的期间越长久，他们所得的报酬越可观。到了退休之后，他们还可以享受养老金的待遇。因此，一般喜欢过着平淡而又安定的生活的人，多数会走公务员这条路。

政治人物则不同。他们过的是惊涛骇浪式的不平凡的生活。当他们以在野党的身份，从事政治斗争的时候，他们须先下个决心，以旅馆为家庭，以监狱为学校。甚至被统治者抓去杀头或枪毙的时候，他们也应该引领就戮，含笑欢迎子弹。只因他们愿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所以当在野党革命成功的时候，他们马上可以执政。届时，论功行赏，身上挂彩最多，坐监最久，而且又是智勇兼全的人，往往会稳坐头把交椅。苏联的列宁、印度的尼赫鲁、加纳的恩古鲁玛，都是这一流的人物。

政治人物可以分为两大范畴，即政治家和政客。

政治家有信仰，有政纲，有素养。所以他们像宗教家一样，头可杀，血可流，此节不可辱。在斗争的过程中，有的死于监狱，有的死于刀下，但是从整部的革命史看来，他们仍照样的成功。所不同的是，他们算是革命烈士，不是后来的执政党的首长罢了。

政客刚好两样。他们没有信仰，没有政纲，没有素养。只因他们没有信仰，没有改纲，没有素养，所以他们像流氓一样，只注意眼前的权位势利，而投机取巧，是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他们会展开浑身解数，换回选票，然后以选票换回长期的饭票。须知“疾风知劲草，乱世识忠臣”。到了选票落空之后，那些政客对政治的厌恶，恐怕比普通平民更厉害。这种例子可以从任何国家的过时政客得到例证。

照宪法的规定，每个身心健全的人，到了二十一岁，便可以成为公民。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为他们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以每一个年龄达二十一岁的青年，都有资格参政。

但是，任何原则都有例外。有些人从十五六岁起，就对政治发生兴趣。例如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小庇得，当他二十四岁那年，即荣膺重任。这一方面得力于他的父亲，因为嘉森勋爵也曾任首相，家学渊源，背景雄厚，干起来比较别人容易得多。另一方面，他个人从十五岁那年起，即醉心政治，把普鲁塔的《希腊罗马英雄传》读得烂熟，同时，把当时的正反两方的政治家的言论详加分析，看看他们怎样进攻，怎样回避，经过长期训练之后，他对于议会政治的秘钥了如指掌。难怪他一进国会，马上一鸣惊人。

又如丘吉尔。他虽然等到二十六岁，才荣任国会议员，等到六十五岁，才登台拜相，但他少年时代，即喜欢把一千多个木偶排列成队伍，研究进攻退守的战略，到了二十左右，即担任随军记者、军官，同时，也做过俘虏。假如他对于政治没有极浓厚的兴趣，恐怕当他几度投闲置散的时期，他早已表示对政治厌恶了。

至于你们一些同学，名义上，你们已经算是公民，有权参政，实际上，我倒希望你们稍微忍耐一下，把自己训练为专门人才之后再说。

一来，当地的专门人才十分缺乏。假如你们有一技之长，那么你们就有谋生的资本，不必依赖任何人。二来，专门人才除有专门的学识外，他们的才具也比较别人高明，对于时局的判断，国策的决定，自然不会太外行。你瞧，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许多新兴国家的政治领袖，多是律师、医生、会计师、记者、教授出身，便知我的话是有相当根据。简单说一句，自己站得住之后，才能够救国救民，不然，这将增加社会的负担。不知道你们是否赞成我的意见？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2月5日）

后记

本集所收的四十八封信，（其中十四篇是写给云海楼成员的），是从1964年2月22日开始，到1965年2月5日为止，时间还不到一年。据我知道，当时还有两篇介绍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因为有些地方的书籍检查官认为这是犯讳的，所以只好抽出。

时间一晃就是七八年。在这期间里，我除了办理例行公务外，仍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东西。这些稿件已经在报纸上发表过。蒙各地读者一再要求出版单行本，但我总抽不出时间来整理。

针对这问题，我的儿子亮思特别表示关怀。他每次和我见面时，总要提出整理旧稿的事情。可是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究竟有限。为着谋生，已经搅到精疲力尽，再也没有闲工夫和闲心情来整理旧稿了。

但是，旧稿没有整理出来，好像做生意的人没有把旧账收问一样。无论对方或者自己宣告倒店，这些旧账正如废纸一样，只好扔到字纸篓里去。

根据这理由，我决定退休，缩紧腰带，把生活尽量简化，再也不想浪费时间去奔走衣食了。

这本小册子，就在儿子的再三鼓励下，整理成功的第一种。

有个出版家的朋友告诉我说：《海滨寄简》既然要出到八集，那么第一集、第二集，……这么排列下去，似乎不易记忆。最好给每集以一个书名。我觉得他的话很有意思。因此，从第五集起至第八集止，我就采用《落霞集》、《孤鹜集》、《秋水集》、《长天集》来命名，而那些已经出版的四集，也补名为《物华集》、《天宝集》、《人杰集》、《地灵集》。

自一九四七年一月，我到了新加坡后，我曾结交了不少当地第一流学者专家。他们的高深的造诣，辉煌的成就，都使我心折，所以这本书就献给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任何丙郁教授。

关于何教授的生平，我在本书第三十一篇里略作介绍，在《秋水集》里更有较详细的讨论，这儿不必再提。

在校对的过程中，蒙三女婿曾贵明（即剧作家曾四）及五女文思各自校对一遍，使本书减少一些错误，特此致谢。

在整理这篇旧稿的时候，发觉有两位知交已经去世。我在悼念之余，希望他们在天堂作永久的安息。

连士升

1971年6月11日志于云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