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愈之
愈之姓胡氏，名学愚，上虞人，是一个苦学出身的学者。曾经相信过无政府主义，提倡过世界语，创导过写别字运动。他身材矮小，组织的能力却极强。我们在二十几年里，没有间断过一天的友谊。我们还同事过七八年，几乎天天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脸红耳赤的情形发生，他永远是心平气和的，永远是和蔼明朗的，只除了一次，他曾经受过极深刻的刺激，态度变得异常的激昂而愤慨。
那一次是清党的事件刚发生，他走过宝山路，足下踏着一堆的红血，竹篱笆旁，发现了好些被杀的尸身。他气促息急的跑到了商报馆，立刻便草拟致几位党国元老的代电。这是他从“编辑室”的生活转变到政治活动的开始，也是他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实际行动者的开始。
他从巴黎经由莫斯科回国，使他思想变动了不少。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莫斯科印象记》，似较秋白的《赤都心史》尤得读者的赞颂。
我在北平教书的时候，他在上海正和宋庆龄杨杏佛诸位从事于济难会的工作。他始终站在一个人道主义者的立场上，反对暴力，反对杀戮。
“九一八”事件后，他成了最热忱的抗日家。他主编着复刊后的《东方杂志》，使这古老的定期刊物放射出异常焕烂的光彩。然终于不为那古老的出版家所容，他不得不辞职以去。
他为开明书店主持《月报》的编辑，这是中国杂志界的一个创格的刊物。
他为生活书店创办《世界知识》，尽了不少介绍国际新闻和常识的功能。这杂志的性质，也是空前未有的。
他决定着《文学》的创刊，《太白》的出版，《中华公论》的编辑，《文学季刊》和《世界文库》的发行。最生气蓬勃的生活书店的一段历史乃是愈之所一手造成的。
《鲁迅全集》的编印出版，也是他所一力主持着的，在那样人力物力缺乏的时候，但他的毅力却战胜了一切，使这二十巨册的煌煌大著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印出。
伟大悲壮的鲁迅葬礼的举行，也是他在策动着的。
他团结了许多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物，做着救国运动，这运动的人物们在上海曾发生了很大的作用，直到“十二月八号”的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才解体。
他组织了许多有力的刊物与团体，但从来不把持着他们；他总是“功成身退”的。除了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们以外，外边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是那些刊物和团体的真正发动者和主持者。
他的眼光是那样的远大，他的见解是那样的明晰，他的思想是那样彻底，他的心胸是那样的博大，人家被包罗在内而往往尚不自知。
他宽恕，他忠厚恳挚，对于一切同道的人，他从来没有一句“违言”，没有一点不满的批评。但他却坚定忠贞，从来不肯退让一步，从来不曾放弃过他自己所笃信的主张和立场，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在朋友们里，能够像他那样的伟大而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恐怕只有一位蔡孑民先生可以相提并论罢。
我从来不大预问外事，也最怕开会，但自从见到愈之把银行界的人物和百货公司的主持人也拉来开会以后，我不能不受感动，不能不把自己从“隐居”生活里跳出来了。
“八一三”的淞沪战争失败以后，他便撤退到内地去。我们见面的机会少得多了。但他在上海一带所留下的影响还是极大。
我们在香港再见到几次。他那时又在那一带组织着很多，很重要的事业，像文化供应社便是其一。这个通讯社在国际宣传上有了很大的效果。
自此以后，我们便不再相见了。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他和沈兹九，陈嘉庚都在新加坡。那时他正有计划的想在南洋一带发展一部分的事业。新加坡陷落后，对于他的安全，我和许多朋友们都特别的牵念着。有过种种不同的传说。
过了一年，他忽来了一张明片（当然是用的假姓名），说他是平安着。这使我们十分的兴奋和安慰。
日本投降的时候，从内地来的消息，说，愈之已经在南洋病故。我不肯相信这悲惨的恶耗。像愈之那样的人，我总相信他是不会便这样的死去的。但消息渐渐的被证实了。听说《中学生》曾经出版过一个纪念他的专号。
难道愈之果真这样的便死去了么？我还是不能相信，不肯相信！
在无数的殉难死亡的朋友们里，没有比愈之的失去，更使我伤心，难受的了！
温和敦厚，信仰坚定的愈之，如果失去了，将是国家怎样大的损失呢？有多少的建国的工作正在等候着他来组织，来专心一志的干着！他如果失去了，对于这些工作的事业，将有怎样大的影响呢？
我还是不相信他的病故的消息。但愿这只是“海外东坡”般的误传！
我祈祷着愈之的安健！为我们的国家也为许多的朋友们！
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写
关于愈之病故的误传，当时曾引起各方面的震动。但此文发表时，已证明是“海外东坡”之谣。现并录于此，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