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够尽一分力，必会有一分的成功。我十分相信这粗浅的哲学。只要肯尽力，天下没有不能成功的事。我梦想着要读到钱遵王《也是园书目》里所载许多元明杂剧。我相信这些古剧决不会泯没不见于人间。它们一定会传下来，保存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藏家手里。它们的精光，若隐若现的直冲斗牛之间。不可能为水、为火、为兵所毁灭。我有辑古剧本为古剧钩沉之举，积稿已盈尺许。惟因有此信念，未敢将此“辑逸”之作问世。后来读到丁芝孙先生在《北平图书馆月刊》里发表的《也是园所藏元明杂剧跋》，我惊喜得发狂！我的信念被证明是切确不移的了！这些剧本果然尚在人间！我发狂似的追逐于这些剧本之后。但丁氏的跋文，辞颇隐约，说是，读过了之后，便已归还于原主旧山楼主人。我托人向常熟打听，但没有一丝一毫的踪影。又托人向丁氏询访，也是不得要领。难道这些剧本果然像神龙一现似的竟见首不见尾了么？“八一三”战役之后，江南文献，遭劫最甚。丁氏亦已作古。但我还不死心，曾托一个学生向丁氏及赵氏后人访求，而赵不骞先生亦已于此役殉难而死，二家后人俱不知其究竟。不料失望之余，无意中却于来青阁书庄杨寿祺君那里，知道这些剧本已于苏州地摊上发现。我极力托他购致。虽然那时，我绝对地没有购书的能力，但相信总会有办法的。隔了几天，杨君告诉我说，这部书凡订三十余册，首半部为唐某所得，后半部为孙伯渊所得，都可以由他设法得到。我再三地重托他。我喜欢得几夜不能好好的睡眠。这恐怕是近百年来关于古剧的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罢。杨君说，大约唐君的一部分，有一千五百金便可以购致，购得后，再向孙君商议，想来也不过只要此数。我立刻作书给袁守和先生，告诉他有这末一回事，且告诉他只要三千金。他和我同样的高兴，立刻复信说，他决定要购致。我立刻再到来青阁去，问他确信时，他却说，有了变卦了。
我心里沉了下去。他说，唐君的半部，已经谈得差不多，却为孙伯渊所夺去。现在全书俱归于孙，他却要“待价而沽”，不肯说数目。说时，十分的懊丧。我也十分的懊丧。但仍托他向孙君商洽，也还另托他人向他商洽。孙说，非万金不谈。我觉得即万金也还不算贵。这些东西如何能够以金钱的价值来估计之呢！立刻跑到袁君的代表人孙洪芬先生那里去说明这事。他似乎很有点误会，说道：书价如此之昂，只好望洋兴叹矣。我一面托人向孙君继续商谈，一面打电报到教育部去。在这个国家多难，政府内迁之际，谁还会留意到文献的保全呢？然而教育部立刻有了回电，说教部决定要购致。这电文使我从失望里苏生。我自己去和孙君接洽，结果，以九千金成交。然而款呢？还是没有着落。而孙君却非在十几天以内交割不可。我且喜且惧地答应了下来。打了好几个电报去。款的汇来，还是遥遥无期。离开约定的日子只有两三天了！我焦急得有三夜不曾好好的睡得安稳。只有一条路，向程瑞霖先生告贷。他一口答应了下来，笑着说道：看你几天没有好睡的情形，我借给你此款罢。我拿了支票，和翁率平先生坐了车同到孙君处付款取书。
当时，取到书的时候，简直比攻下了一个名城，得到了一个国家还要得意！我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慎重地把这书捧回家来。把帽子和大衣都丢了，还不知道。至今还不知是丢在车上呢，还是丢在孙家。这书放在我的书房里有半年。我为它写了一篇长文，还和商务印书馆订了合同，委托他们出版。现在印行的《孤本元明杂剧》一百余剧，便是其中的精华。我为此事费尽了心力，受尽了气，担尽了心事，也受尽了冤枉，然而，一切都很圆满。在这样的一个动乱不安的时代，我竟发现了、而且保全了这末重要、伟大的一部名著，不能不自以为踌躇满志的了！中国文学史上平添了一百多本从来未见的元明名剧，实在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政府的魄力也实在可佩服！在这么军事倥偬的时候还能够有力及此，可见我民族力量之惊人！但也可见“有志者事竟成”，实在不是一句假话。但此书款到了半年之后方才汇来，程先生竟不曾催促过一声，我至今还感谢他！他今日墓木已拱，不知究竟有见到这书的印行与否。应该以此书致献于他的灵前，以告慰于他！呜呼！季札挂剑，范张鸡黍，千金一诺，岂足以比程先生之为国家民族保存国宝乎！
这是我为国家购致古书的开始。虽然曾经过若干的波折，若干的苦痛，受过若干的诬蔑者的无端造谣，但我尽了这一分力，这力量并没有白费；这部不朽的宏伟的书，隐晦了近三百年，在三百年后的今日，终于重现于世，且经过了那么大的浩劫，竟能保全不失，不仅仅保全不失，且还能印出问世，这不是一个奇迹么？回想起来，还有些“传奇”的意味，然而在做着的时候，却是平淡无奇的。尽了一分力，为国家民族做些什么，当然不能预知有没有成绩。然而那成绩，或多或少，总会有的，有时且出于意外的好。我这件事便是一个例子。
“但管耕耘，莫问收获。”
我今日看到这一堆的书，摩挲着，心里还十分的温暖，把什么痛苦，什么诬蔑的话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为了这末一部书吃些苦，难道不值得么？
“狂胪文献耗中年”，龚定庵的这一句话，对于我是足够吟味的。从“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去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许多朋友们都走了，
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我自信对于“狂胪文献”的事稍有一日之长。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四年-“一二·八”以后-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我不能把这事告诉别人。有一个时期，我家里堆满了书，连楼梯旁全都堆得满满的。我闭上了门，一个客人都不见。竟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与不满。但我不能对他们说出理由来。我所接见的全是些书贾们。从绝早的早晨到上了灯的晚间，除了到暨大授课的时间以外，我的时间全耗于接待他们，和他们应付着，周旋着。我还不曾早餐，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带了消息来，他们带了“头本”来，他们来借款，他们来算帐。我为了求书，不能不一一的款待他们。有的来自杭州，有的来自苏州，有的来自徽州，有的来自绍兴、宁波，有的来自平津，最多的当然是本地的人。我有时简直来不及梳洗。我从心底里欢迎他们的帮助。就是没有铺子的掮包的书客，我也一律的招待着。我深受黄丕烈收书的方法的影响。他曾经说过，他对于书商带着书找上门的时候，即使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要选购几部，不使他们失望，以后自会于无意中有惊奇的发见的。这是千金买马骨的意思。我实行了这方法，果然有奇效。什么样的书都有送来。但在许多坏书、许多平常书里，往往夹杂着一二种好书、奇书。有时十天八天，没有见到什么，但有时，在一天里却见到十部八部乃至数十百部的奇书，足以偿数十百日的辛勤而有余。我不知道别的人有没有这种经验：摩挲着一部久佚的古书，一部欲见不得的名著，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里是那么温热，那么兴奋，那么紧张，那么喜悦。这喜悦简直把心腔都塞满了，再也容纳不下别的东西。我觉得饱饱的，饭都吃不下去。有点陶醉之感。感到亲切，感到胜利，感到成功。我是办好了一件事了！我是得到并且保存一部好书了！更兴奋的是，我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我做了许多别人认以为傻的傻事。但我不灰心，不畏难的做着，默默地躲藏的做着。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每天这样的忙碌着，说句笑话，简直有点像周公的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有时也觉得倦，觉得劳苦，想要安静的休息一下，然而一见到书贾们的上门，便又兴奋起来，高兴起来。这兴奋，这高兴，也许是一场空，他们所携来的是那么无用，无价值的东西，不免感到失望，而且失望的时候是那么多，然而总打不断我的兴趣。我是那么顽强而自信的做着这事。整整的四个年头，天天过着这样的生活。这紧张的生活使我忘记了危险，忘记了威胁，忘记了敌人的魔手的巨影时时有罩笼下来的可能。为了保全这些费尽心力搜罗访求而来的民族文献，又有四个年头，我东躲西避着，离开了家，蛰居在友人们的家里，庆吊不问，与人世几乎不相往来。我绝早的起来，自己生火，自己烧水，烧饭，起初是吃着罐头食物，后来，买不起了，只好自己买菜来烧。在这四年里，我养成了一个人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学会了生火，烧饭，做菜的能力。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这文献工作，没有人来做，我只好来做，而且做来并不含糊。我尽了我的一分力，我也得到了这一分力的成果。在头四年里，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持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我十分感谢南北书贾们的合作。但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这乃是国家民族的力量。书贾们的爱国决不敢后人。他们也知道民族文献的重要，所以不必责之以大义，他们自会自动的替我搜访罗致的。只要大公无私，自能奔走天下。这教训不单用在访求古书这一件事上面的吧。
我的好事和自信力使我走上了这“狂胪文献”的特殊的工作的路上去。
我对于书，本来有特癖。最初，我收的是西洋文学一类的书；后来搜集些词曲和小说，因为这些都是我自己所喜爱的；以后，更罗致了不少关于古代版画的书册。但收书范围究竟很窄小，且因限于资力，有许多自己喜爱的东西，非研究所必需的，便往往割爱不收。“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现在，有了比自己所有的超过千倍万倍的力量，自可“指挥如意”的收书了。兴趣渐渐地广赜，更广赜了；眼界也渐渐地阔大，更阔大了。从近代刊本到宋元旧本，到敦煌写经卷子，到古代石刻，到钟鼎文字，到甲骨文字，都感到有关联。对于抄校本的好处和黄顾（黄荛圃、顾千里）细心校勘特点，也渐渐地加以认识和尊重。我们曾经有一颗长方印：“不薄今人爱古人”，预备作为我们收来的古书、新书的暗记。这是适用于任何图籍上的，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不薄今人爱古人”，对于一个经营图书馆的人，所有的图书，都是有用的资材。一本小册子，一篇最顽固、反动的论文，也都是“竹头木屑”，用到的时候，全都能发生价值。大概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专门考究收藏古本善本的，专门收藏抄校本，或宋元本，或明刊白绵纸本，或清殿板，或清开化纸书的人有所不同。他们是收藏家。我们替国家图书馆收书却需有更广大，更宽恕，更切用的眼光。图书馆的收藏是为了大众的及各种专家们的。但收藏家却只是追求于个人的癖好之后。所以我为自己买书的时候，也只是顾到自己的癖好，不旁骛，不杂取，不兼收并蓄，但为图书馆收书时，情形和性质便完全不同了。
这使我学习到不少好的习惯和广大的见解；也使我对于过去从未注意到或不欲加以研究的古代书册，开始得到些经验和知识。
若干雕镂精工的宋刊本，所谓纸白如玉，墨若点漆的，曾使我沉醉过；即所谓麻沙本，在今日也是珍重异常，飘逸可爱。元刊本，用赵松雪体写的，或使用了不少简笔字，破体字的民间通俗本，也同样的使我觉得可爱或有用。
明刊本所见最多，异本奇书的发见也最多。嘉靖以前刊本，固然古朴可喜，即万历以下，特别是天启、崇祯间的刊本，曾被列入清代禁书目录的，哪一部不是国之瑰宝，哪一部不是有关民族文献或一代史料的东西！
清初刊本，在禁书目录里的，固然可宝贵，即嘉道刊本，经洪杨之乱，流传绝罕的，得其一帙，也足以拍案大叫，浮白称快！
即民国成立以来，许多有时间性的报章、杂志，我也并不歧视之。其间有不少东西至今对于我们还可以有参考的价值。
至于柳大中以下的许多明抄校本，钱遵王、陆敕先辈之批校本，为先民贤哲精力之所寄的，却更足以使我挲摩不已，宝爱不忍释手了。
可惜收书的时间太短促，从二十九年的春天开始，到了三十年的冬初，即“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告结束，前后不过两年的工夫。但在这两年里，我们却抢救了，搜罗了很不少的重要文献。在这两年里，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末好的成绩！
说是“抢救”，那并不是虚假的话。如果不是为了“抢救”，在这国家存亡危急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再向国家要求分出一部分-虽然是极小的一部分-作战的力量来做此“不急之务”呢？
我替国家收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是偶然的事；但这“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却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
为什么在这时候非“抢救”不可呢？
“八一三”事变以后，江南藏书家多有烬于兵火者。但更多的是，要出售其所藏，以赡救其家属。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燹矣，楼中普通书籍均荡然一空，然其历劫仅存之善本，固巍然犹存于上海。苏州“滂喜斋”的善本，也迁藏于沪，得不散失。然其普通书也常被劫盗。南浔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之所藏，均未及迁出，岌岌可危。常熟赵氏旧山楼及翁氏、丁氏之所藏，时有在古书摊肆上发现。其价奇廉，其书时有绝佳者。南陵徐氏书，亦有一部分出而易米，一时上海书市，颇有可观。而那时购书的人是那么少！谢光甫君是一个最热忱的收藏家，每天下午必到中国书店和来青阁去坐坐，几乎是风雨无阻。他所得到的东西似乎最多且精。虽然他已于数年前归道山，但他的所藏至今还完好不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书库，值得骄傲的。我也常常到书店里去，但所得都为“奇零”，且囿于小说、戏曲的一隅。张尧伦、程守中诸位也略有所得，但所得最多者却是平贾们。他们辇载北去，获利无算。闻风而至者日以多。几乎每一家北平书肆都有人南下收书。在那个时候，他们有纵横如意、垄断南方书市之概。他们往往以中国书店为集中的地点。一包包的邮件，堆得像小山阜似的。我每次到了那里，总是紧蹙着双眉，很不高兴。他们说某人得到某书了，我连忙去追踪某人，却答道，已经寄平了，或已经打了包了。寄平的，十之八九不能追得回来，打了包的，有时还可以逼着他们拆包寻找。但以如此方法，得到的书实在寥寥可数，且也不胜其烦。他们压根儿不愿意在南方售去。一则南方书价不高，不易得大利；二则我们往往知道其来价，不易“虎”人，索取高价；三则他们究竟以平肆为主，有好书去，易于招揽北方主顾。于是江南的图籍，便浩浩荡荡的车载北去。我一见到他们，便觉得有些触目伤心。虽然我所要的书，他们往往代为留下，但我的力量是那么薄弱，我所要的范围，又是那么窄小，实在有类于以杯水救车薪，全不济事。而那两年之间，江南散出去的古籍，又是那么多，那么齐整，那么精好，而且十分的廉价。徐积余先生的数十箱清人文集，其间罕见本不少，为平贾扫数购去，打包寄走。常熟翁氏的书，没有一部不是难得之物，他们也陆续以低价得之。忆有《四库底本》一大堆，高及尺许，均单本者，为修绠堂孙助廉购去。后由余设法追回，仅追得其“糟粕”十数本而已。沈氏粹芳阁的书散出，他们也几乎罗网其全部精英，我仅得其中明刊本《皇明英烈传》等数种耳。又有红格抄本《庆元条法事例》，甚是罕见，亦为他们得去。他们眼明手快，人又众多，终日蟠据汉口路一带，有好书必为其所夺去。常常觉得懊恼异常。而他们所得售之谁何人呢？据他们的相互传说与告诉，大约十之六七是送到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去，以可以得善价也。偶有特殊之书，乃送到北方的诸收藏家，像傅沅叔、董绶经、周叔韬那里去。殿板书和开化纸的书则大抵皆送到伪“满洲国”去。我觉得：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都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这使我异常的苦闷和愤慨！更重要的是，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收购的书，都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者为主体，其居心大不可测。近言之，则资其调查物资，研究地方情形及行军路线；远言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一念及此，忧心如捣！但又没有“挽狂澜”的力量。同时，某家某家的书要散出的消息，又天天在传播着。平贾们也天天钻门路，在百计营谋。
我一听到这些消息，便日夜焦虑不安，亟思“抢救”之策。我和当时留沪的关心文献的人士，像张菊生、张咏霓、何柏丞、张凤举诸先生，商谈了好几次。我们对于这个“抢救”的工作，都觉得必须立刻要做！我们干脆地不忍见古籍为敌伪所得，或大量的“出口”。我们联名打了几个电报到重庆。我们要以政府的力量来阻止这个趋势，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民族的文献。
我们的要求，有了效果，我们开始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抢救”的工作。
这工作做得很秘密，很成功，很顺利，当然也免不了有很多的阻碍与失望。其初，仅阻挡住平贾们不将江南藏书北运，但后来，北方的古书也倒流到南方来了。我们在敌伪和他国人的手里夺下了不少异书古本。
“八一三”后的头两年，我以个人的力量来罗致我自己所需要的图书，但以后两年，却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许许多多的民族文献。
我们既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抢救”文献的工作，在当时敌伪的爪牙密布之下，势不能不十分的小心秘密，慎重将事。我们想用私人名义或尚可公开的几个学校，像暨大和光华大学的名义购书。我们并不想“求”书，我们只是“抢救”。原来的目的，注重在江南若干大藏书家。如果他们的收藏，有散出的消息，我们便设法为国家收购下来，不令其落于书贾们和敌伪们的手中。我们最初极力避免与书贾们接触。怕他们多话，也怕有什么麻烦。但书贾们的消息是最灵通的，他们的手段也十分的灵活。当我们购下苏州玉海堂刘氏的藏书，又购下群碧楼邓氏的收藏之后，他们开始骚动了。这些家的收藏，原来都是他们“逐鹿”之目标，久思染指而未得的。在这几年中，江南藏书散出者，尚未有像这两批那么量多质精的。他们知道力不足以敌我们，特别是平贾们，也知道在江南一带已经不能再得到什么，便开始到我家里走动，不时的携来些很好、很重要的“书样”。我不能不“见猎心喜”，有动于中。和咏霓、柏丞二先生商量了若干次，我们便决定也收留些书贾们的东西。
这以来，书贾们便一天天的来得多，且来得更多了。我家里的“样本”堆得好几箱。时时刻刻要和咏霓、菊生、柏丞诸先生相商，往来的信札，叠起来总有一尺以上高。-这些信札，我在“一二·八”以后，全部毁去，大是可惜。惟我给咏霓先生的信札，他却为我保存起来。-我本来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收书的范围越来越广。所收的书，越来越多。往往弄得拮据异常。我殚心竭力地在做这件事，几乎把别的什么全都放下了，忘记了。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我觉得国家在购求搜罗着，和我们自己在购求搜罗没有什么不同。藏之于公和藏之于己，其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同。我自己终究可以见到，读到的。更可喜悦的是，有那么多新奇的书，精美的书，未之前见的书，拥挤到一块来，我自己且有眼福，得以先睹为快。我是那么天真地高兴着，那么一股傻劲的在购求着，虽然忙得筋疲力尽也不顾。咏霓先生的好事和好书之心也不下于我。我们往往是高高兴兴地披阅着奇书异本，不时的一同拍案惊喜起来！在整整两年的合作里，我们水乳交融，从来没有一句违言，甚至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咏霓先生不及看“升平”而长逝，我因为环境关系，竟不能抚棺一恸！抱憾终生！不忍见我们所得的“书”！谨以此“日录”奉献给咏霓先生，以为永念！
我们得到了玉海堂、群碧楼二藏书后，又续得嘉业堂明刊本一千二百余部。这是徐森玉先生和我，耗费了好几天工夫从刘氏所藏一千八百余部明刊本里拣选出来的。一举而获得一千二百部明本，确是空前未有之事。本来要将嘉业堂藏书全部收购，一以分量太多，庋藏不易；二则议价未谐，不如先撷取其精华。这些书最初放在我家里，简直无法清理，堆得“满坑满谷”的，从地上直堆到天花板，地上更无隙地可以容足。我们曾经把它们移迁到南京路科发药房堆栈楼上。因为怕不谨慎，又搬了回来。后来科发堆栈果被封闭，幸未受池鱼之殃。-虽然结果仍不免于被劫夺。
蕴辉斋张氏，风雨楼邓氏，海盐张氏，和涉园陶氏的一部分残留在沪的藏书，也均先后入藏。从南北各地书贾们手中所得到的，也有不少的东西。
最后，南浔适园张氏藏书，亦几经商洽而得全部收归国有，除了一部分湖州的乡邦文献之外。这一批书，数量并不太多，只有一千余部，但精品极富，仅黄荛圃校跋的书就在一百种左右。
这时，已近于“一二·八”了，国际形势一天天的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的图书能够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迁地为良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这事，费尽了森玉先生的心与力，好容易才能安全地到了目的地。国立中央图书馆接得这批书之后，曾开了一次展览会，听说颇为耸动一时。其余的明刊本，抄校本等，凡三千二百余部，为我们二年来心力所瘁者，也都已陆续的从邮局寄到香港大学，由亡友许地山先生负责收下，再行装箱设法运到美国，暂行庋藏。这个打包邮寄的工作，整整地费了我们近两个月的时间。叶玉虎先生在香港方面也尽了很大的力量。他在港、粤所收得的书也加入其中。
不料刚刚装好箱，而珍珠港的炮声响了，这一大批重要的文献、图书，便被沦陷于香港了。至今还未寻找到它们的踪迹，存亡莫卜，所在不明。这是我最为疚心的事，也是我最为抱憾，不安的事！
我们费了那么多心力所搜集到的东西，难道竟被毁失或被劫夺了么？
我们两年间辛苦勤劳的所得难道竟亡于一旦么？
我们瘁心劳力从事于搜集，访求，抢救的结果，难道便是集合在一处，便于敌人的劫夺与烧毁么？
一念及此，便捶心痛恨，自怨多事。假如不寄到香港去，也许可以仍旧很安全的保全在此地吧？假如不搜集拢来，也许大部分的书仍可楚弓楚得，分藏于各地各收藏家手里吧？
这个“打击”实在太厉害了！太严重了！我们时时在打听着，在访问着；然而毫无消息。日本投降，香港接收之后，经了好几次的打听，访问，依然毫无踪影。难道果真完全毁失了，沉没了么？但愿是依然无恙的保存在某一个地点！但愿不沉失于海洋中！但愿能够安全的被保存于香港或日本的某一个地方，我不相信这大批的国之瑰宝便会这样的无影无踪地失去！我祷求它们的安全！
今日翻开了那寄港书的书目，厚厚的两册，每一部书都有一番收购的历史；每一部书都使我感到亲切，感到羞歉，感到痛心！他们使我伤心落泪，使我对之有莫名的不安与难过！为什么要自我得之，复自我失之呢？
虽然此地此时还保存着不少的足以骄傲的东西，还有无数的精品，善本乃至清代刊本，近代文献。然而总觉得失去的那一批实在太可惜太愧对之了！我们要竭全力以寻访之，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访之！
政府正在组织一个赴日调查文物的团体，我希望这团体能够把这一批书寻到一个下落-除非得到了他们的下落，我的心永远是不能安宁的！
“一二·八”后，我们的工作不能不停止。一则经济的来源断绝；二则敌伪的力量已经无孔不入，决难允许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有存在可能；三则，为了书籍及个人的安全计，我不能不离开了家，我一离开，工作也不能不随之而停顿了。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香港的消息如何，我们还在希望香港的书已经运了出去，但又担心着中途的沉失与被扣留。而同时存沪的书却不能不作一番打算。“一二·八”后的一个星期内，我每天都在设法搬运我家里所藏的书。一部分运藏到设法租得之同弄堂的一个医生家里；一部分重要的宋、元刊本抄校本，则分别寄藏到张乾若先生及王伯祥先生处。所有的帐册，书目等等，也都寄藏到张、王二先生处。比较不重要的帐目，书目，则寄藏于来薰阁书店。又有一小部分古书，则寄藏于张芹伯先生和张葱玉先生叔侄处。整整忙碌了七八天，动员我家里的全体的人，连孩子们也在内，还有几位书店里的伙友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忙碌地搬着运着。为了避免注意，不敢用搬场车子，只是一大包袱、一大包袱的运走。因此，搬运的时间更加拖长。我则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生怕中途发生了什么阻碍。直等到那几个运送的人平安的归来了，方才放下心头上的一块石。这样，战战兢兢地好容易把家里的书运空，方才无牵无挂地离开了家。
这时候，外面的空气越来越恐怖，越来越紧张，已有不少的友人被逮捕了去，我乃不能不走。我走的时候是十二月十六日。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敷余的款子。-我所有的款子只有一万元不到，而搬书已耗去二千多。-从前暂时躲避的几个戚友处，觉得都不大妥，也不愿牵连到他们，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着。那时，爱多亚路，福煦路以南的旧法租界，似乎还比较的安静些，便无目的向南走去。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太阳很可爱的晒着，什么都显得光明可喜，房屋、街道、秃顶的树，虽经霜而还残存着绿色的小草，甚至街道上的行人，车辆，乃至蹲在人家门口的猫和狗，都觉得可以恋恋。谁知道明天或后天，能否再见到这些人物或什么的呢！
我走到金神父路，想到了张耀翔先生的家。我推门进去，他和他的夫人程俊英女士，十分殷勤的招待着；坚留着吃饭和住宿，我感动得几乎哭了出来。在他那里住了一宿。但张先生是我的同事，我不能牵惹到他。第二天一清早，便跑到张乾若先生处，和他商量。乾若先生一口气答应了下来，说，食宿的事，由他负责。约定黄昏的时候，再来一趟，由他找一个人带我去汝林路住下。我再到张宅，取了那个小包袱，还借了一部铅印的《杜工部诗集》，辞别了他们，他们还坚留着我多住若干时日。我不能不辞谢了，说不出什么感激的话。那天下午在乾若先生那里，和他商定了改姓易名的事，和将来的计划。他给我以许多肯定而明白的指示。到了薄暮的时候，汝林路的房主人邓芷灵先生和夫人来了。匆匆地介绍一下，他们便领我到寓所那里去。电灯已经亮了，我随着走了不少不熟悉的路，仿佛走得很久，方才到了他们那里。床铺和椅桌都已预先布置好。芷灵先生年龄已经很大，爽直而殷勤，在灯下谈了好些话，直到我连打了好几次的呵欠。那一夜，我做了不少可怕的梦，甚至连汽车经过街上，也为之惊慌起来。
第二天，我躲在房里读杜诗，并且摘录好几首出来。笔墨砚纸等也是向张家借得的。
过了几天，心里渐渐安定了下来，又到外面去走走，然而总不敢走到熟悉的人家去，只打了一个电话回家说是“平安”而已。这样的便和“庙弄”的家不相往来！直到我祖母故世的时候，方才匆匆的再回来一趟，又匆匆的走了，一直在外面住了近四年的时候。
在这四年之间，过的生活很苦，然而很有趣。我从没有过这样的生活过。前几次也住到外面过，但只是短时期的。也没有这次那末觉得严重过。有时很惊恐，又有时觉得很坦然。有一天清晨，我走出大门，看见弄口有日本宪兵们持枪在站岗。我心里似被冰块所凝结，但又不能退回去，只好伪装镇定的走了出去，他们并没有注意。原来他们在南头的一个弄堂里搜查着，并不注意到我们这一弄。又有一夜，听见街上有杂踏的沉重的皮鞋声，夹杂着兽吼似的叫骂声，仿佛是到了门口，但提神停息以听时，他们又渐渐地走过了，方才放心下来。有时，似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简直不敢回过头去。有时，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上，有人注意着时，我也会连忙地在一个不相干的站头上跳了下去。我换了一身中装，有时还穿着从来不穿的马褂，眼镜的黑边也换了白边。不敢在公共地方出现，也不敢参与任何的婚、丧、寿宴。
我这样的小心的躲避着，四年来如一日，居然能够躲避得过去，而且在躲避的时候，还印行了两辑的《中国版画史图录》，有一百二十本的《应览堂丛书》，十二本的《长乐郑氏影印传奇》第一集和十二本的《明季史料丛书》，这不能不说是“天幸”！
虽然把旧藏的明刊本书，清刊的文集以及《四部丛刊》等书，卖的干干净净，然而所最喜爱的许多版画书、词曲、小说、书目，都还没有卖了去，正想再要卖出一批版画书而在恋恋不舍的时候，天亮的时间却已经到了。如果再晚二三个月“天亮”的话，我的版画书却是非卖出不可的。
在这悠久的四个年头里，我也曾陆续的整理了不少的古书，写了好些跋尾。我并没有十分浪费这四年的蛰居的时间。
在这悠久的四个年头里，我见到，听到多少可惊可愕可喜可怖的事。我所最觉得可骄傲者，便是到处都是温热的友情的款待，许多友人们，有的向来不曾见过面的，都是那么热忱的招呼着，爱护着，担当着很大的关系；有的代为庋藏许多的图书，占据了那么多可宝贵的房间，而且还担当着那么大的风险。
在这些友人们里，我应该个个的感谢他们，永远地不能忘记他们，特别是张乾若先生和夫人，王伯祥先生，张耀翔先生和夫人，王馨迪先生和夫人！有一个时候，那位医生有了危险，不能不把藏在那里的书全都搬到馨迪先生家里去！张叔平先生，张葱玉先生，章雪村先生等等，他们都是那么恳挚地帮助着我，几乎是带着“侠义”之气概。如果没有他们的有力的帮助，我也许便已冻馁而死，我所要保全的许许多多的书也许便都要出危险，发生问题。
我也以这部“日录”奉献给他们，作为一个患难中的纪念。
我这部“日录”，只是从“日记”中摘录出来的。无关于“求书”的事的，便不录出。虽然只是“书”的事，却也有不少可惊可愕可喜可悲的若干故事在着。读者们对于古书没有什么兴趣的，也许对之也不会有什么兴趣。且我只写着两年间的“求书”的经过-从二十九年正月初到三十年十二月初-有事便记，无事不录。现在还不知道能写到多少。说不定自己觉得不必再写，或者读者们觉得不必再看下去了时，我便停止了写。
以上是序，下面是按日的日记体的记录。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
一月四日（星期四）
昨夜入睡太迟，晨起，甚疲。叶铭三来索款，以身无一文，嘱其缓日来取。闻暖红室刘公鲁藏书，已售给孙伯渊。此人即前年卖出也是园元明杂剧者。本来经营字画古董，气魄颇大，故能独力将公鲁书收下。恐怕又要待价而
沽了。拟托潘博山先生向其索目一阅。暖红室以汇刻传奇著于世，所藏当富于戏曲一类的书。惟自刘世珩去世后，藏书时有散出，我在十多年前便已收到好几部曲子；像用黑绸面装订的明末刊本《荷花荡》，就是其中之一。又有黄荛圃旧藏之明初刊本《琵琶记》及《荆钗记》，为今日所知的传奇的最古刊本，亦曾归他所有。但《琵琶》已去，《荆钗》已坏，目中自决不会有的。公鲁为人殊豪荡，脑后发辫垂垂，守父训不剪去。时至上海宴游，偶作小文刊日报上。我和他曾有数面缘。他尝有信向我索《清人杂剧》，作“国朝杂剧”，可知其沾染“遗少”气味之深。“八一三”后，敌军进苏州。他并未逃走。闻有一小队敌兵，执着上了刺刀的枪，冲锋似的，走进他家。他正在书房执卷吟哦，见敌兵利刃直向他面部刺来，连忙侧转头去，脑后的辫子一摇晃，敌兵立即鞠躬退出。家里也没有什么损失。然他经此一惊吓，不久便过世了。他家境本不好，经此事变，他的家属自不能不将藏书出售。但愿能楚弓楚得，不至分散耳。
傍晚，蔚南来电话，说某方对他和我有不利意。我一笑置之。但过了一会，柏丞先生也以电话通知此事，嘱防之。事情似乎相当的严重。即向张君查问，他也说有此事；列名黑单里的凡十四名，皆文化教育界中人。（此十四人皆为文化界救亡协会之负责人）予势不能不避其锋。七时，赴某宅，即借宿一宵。予正辑《版画史》，工作的进行，恐怕要受影响了。夜梦甚多。
一月五日（星期五）
西禾至某宅访予。他知道了这事，连忙来慰看；谈久之，方别去。至新民村访予同，未遇，复至四合里，遇之。偕至锦江茶室喝茶。予云：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横逆之来，当知所以自处也。予同云：人生找结笔甚难。有好结笔倒也不坏。这是达观之论。十一时许，至中国书店，遇平贾孙实君等数人，知彼辈寄平之书，未到者甚多。且于十二月间，曾在火车上焚失不少邮包。先民文献，无端又遭此一劫，殊可悼伤！但此后彼辈辇书北去，当具若干戒心矣。向朱惠泉购得光绪二十八年成都木刻本《四川明细地图》一巨幅，价八元，作入川之准备。赴傅薪书店，购得元刊吴师道校注本《战国策》残本一册，《罗汉文征》一册，《粤海小志》一册等，共价十一元。抱书回高宅，翻阅过午，竟未及午餐。书癖诚未易革除也。午睡甚酣，至三时才醒。写《版画史》引用书目，以参考材料不在手头，未能完工；又誊清《版画史》自序，未及一页，即放下，亦以手头无书之故。似此“躲避”生涯，如何能够安坐写作呢？可见在这样日月失光，沧海横流的时候，要想镇静宁心的从事于什么“名山事业”，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夜九时睡。
一月六日（星期六）
晨七时起。誊写《版画史》自序，殊见吃力。因为太矜持，反而写得慢，写得不大流利痛快了。下午五时许，至文汇书店，得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份《京报》十余册，系由新闻报馆排印者，价二元。晚至航运俱乐部晚餐。连日天气很暖和，很像暮春三月，但今天日落后，渐渐的冷起来。睡在床上，独自默念着：家藏中西图书，约值四五万元，家人衣食，数年内可以无忧。横逆之来，心君泰然。惟《版画史》的工作，比较重要，如不能完成，未免可惜，且也不会再有什么人在这几年内去从事的，自当抛却百事，专力完成之。因此，便也不能不格外的小心躲避。然果无可避，则亦只好听之而已。身处危乡，手无寸铁，所恃以为宝者，唯有一腔正气耳。
一月七日（星期日）
晨起写《版画史》自序三页，仍极慢，至午后，方才写毕。即至伯祥处，托他将自序校阅一遍。傍晚，赴东华处。落日如红球，金光四射，满天彩霞灿烂。迎之而西行，眼看其落下地平线去，而天色则渐渐由红而紫而灰。天气有点冷飕飕的。觉得神清气爽。八时归，整理《太平山水图画》及《黄氏所刊版画集·上》二册，所缺仍多，非赶印不可。
一月八日（星期一）
晨起，回“庙弄”一行。几天不曾回去，仿佛隔了几年，情绪有点紧张，也有点异样。一推开门，家中人声嘈杂，正在纷纷议论。一见我回来，争来诉说，方有巡捕十许人，押一青年人至宅，说曾住此处。其实，并不认识其人。纷扰数刻，刚刚离去。予匆匆取了应用之物若干，即出。有满地荆棘之感。“等是有家归未得”，仿佛为予咏也。下午，至傅薪书店，得《皇朝礼器图式》残本三册，图极精细。闻有九册，前为平贾王渤馥得去。如能合璧，大是快事。若英见予《劫中得书记》，赠予明刊钟伯敬、王思任集数种。翻阅数过，百感交集！夜，仍住某宅。
一月九日（星期二）
晨起，阴云密布，西北风大作，冷甚。赴校办公，无异状。作致菊生、咏霓二先生函。午后，杨金华带了《版画史》的锦函来，函尚潮湿，即将书签贴好，尚为古雅可观。访家璧，见他正在校对我所写《谈版画之发展》一文。箴有电话来，说，外间情形很紧张，以少出门为宜。在这个“危境”中，写些研究性质的东西都不可能了么？真不知人间何世！原来便不该做些“不急”“无补”之务的！愤懑之至！十时半睡。
一月十日（星期三）
晨起，整理《版画史图录》第一辑各册页子，仍缺少十余页，应催其早日印齐。今日之事，一天是一个局面，是一个结束，能够有一天，便可多作一天的工作，也便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谁知道明天是什么情形呢？每天早晨看见窗外的太阳光的时候，总要松了一口气，轻唱的自语道：这一天又可以算是我的了！为了要争取时间，便不能不急急忙忙的在工作着。九时，赴校上课。是这学期的末一课了，当敦勉各生安贫励志，保持身心的清白，为将来国家建设工作的柱石。国家所以不动员青年学生入伍，就要为将来的建设工作打下基础的。他们似均颇有感动。午后，至上海书林购王绶珊所藏《方志目》抄本二册，价六元。傍晚，过中国书店，遇平贾孙殿起。孙即编《贩书偶记》者，为书友中之翘楚。彼专搜清人诗文集及单行著作之冷僻者，颇有眼光，见闻亦广。谈甚畅。七时许，在暮色苍茫中，抱所得书及印样一包归。十一时，睡。
一月十一日（星期四）
晨七时起，甚觉疲倦，疑有些伤风。十时许，赴中国书店，又赴万有书店，晤姜鼎铭，得嘉靖本《东坡七集》，明刊本《昌黎集》及明仿宋刊本《黄帝内经素问》，价三百五十元。此类明刊白绵纸书，予以其价昂，而上不及宋元本之精美，下不如清代板之适用，故不甚罗致之。然刻工之精者，往往能鱼目混珠，被书贾们染纸加蛀，冒作宋元刊本。且未经删改，尚存古本面目，藏书家固应收之。予力薄，仅能偶得一二种耳。吴瞿安先生锐志欲收此类嘉靖刊本书百种，尝颜其所居曰“百嘉室”。恐终未能偿其愿也。镇日心闷意乱，似觉伤风甚剧。八时即睡。
一月十二日（星期五）
连日天阴，欲雨不雨，正如予心境之灰郁。上午，整理《版画史图录》。下午，访家璧。自觉体力不支，头涔涔欲晕，勉强归所寓。即解衣睡倒，晚饭也不能吃。热度高至三十八度许。疑是伤寒，故以不吃为上策，吃了两颗阿司匹灵，中夜出了一身大汗。但热度仍不退。双眼耿耿待旦，殊无聊。倚枕读东坡诗。
一月十三日（星期六）
仍阴云满天，昨夜艰于入眠。偶一阖眼，即又醒来。天尚未明，微见朦胧之晨影。一灯茕茕，卧听远鸡相继而鸣。心头感触万端，觉得时间过得格外的慢，听得出床头小钟，一秒一分的在慢吞吞的走着。读东坡诗。不知不觉间，放手释卷，复又熟睡。八时起，热度仍在三十八度。请了郑宝湜医生来诊。他也疑是伤寒。吃了蓖麻油，洗清肠胃。终日不想吃什么，亦不觉饥。下午，服药两次。热度反而高到三十九度。柏丞先生来一信，说蒋复璁先生从渝来，有事亟待面洽。勉强打一电话给他，说明病情，请他先与张凤举先生谈洽。终日倚枕读《东坡集》，颇有所得。时睡时醒，竟不知是昼是夜。
一月十四日（星期日）
微有日影。热度已退，觉精神清爽，惟四肢无力耳。仅发热两天，不知如何，竟会这样的疲弱！郑医生云：心脏甚弱，肺部亦不甚强。向来好胜，今后当静养少动了。上午，十一时许，柏丞先生来。说起蒋复璁来此，系为了我们上次去电，建议抢救，保存民族文献事；教部已有决心，想即在沪收购，以图挽救。拟推举菊生先生主持其事。惟他力辞不就，已转推张咏霓先生。此事必当进行，惟亦须万分机密，且必须万分谨慎，免得将来有人说话。我不想实际参与其事，但可竭力相助。当与柏丞先生约定，在后天中午，与蒋、张诸应在菊生先生宅商谈此事。终日以牛奶、豆浆代饭，甚觉乏力。
一月十五日（星期一）
晨，天阴，下午，微雨。三时许即醒来，不久，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五时半，又醒来。天色尚未发白。倚枕听鸡声陆续而作，又闻窗外鸟声渐渐的喧闹起来。热度已退净，惟全身仍觉软弱无力。十余年来，未有大病过，以此次卧床两日，最为严重。早吃西米粥，中午，吃挂面及鲫鱼汤，渐觉体暖有力。然上下楼梯，足尚颤战，不大得劲。午时，柏丞先生来电话，说复璁先生正在菊生先生处劝驾，未知有效否。要我下午也去一趟。午餐后，至潘博山先生处。谈起暖红室刘氏藏书事，说，中有元刻元印本《玉海》（刘世珩得此书，名其居为玉海堂），又有剧曲不少。惟书贾居奇，恐不易成交。但他必力促其成。又谈起群碧楼邓氏书，亦欲出售，中多精抄名校本。他想，将为此事赴苏一行。他说，意在不任中国古籍流失国外耳。保存文献，人同此心。博山为我辈中人，故尤具热忱。至良友，晤家璧，与他约定，每四个月，可出《版画史》四册。想来不会失约的。但须看第一辑销路如何而定继续与否。予向来有一自信：但肯做事，不怕失败。且往往是不会失败的。予计划颇多，每甚弘巨，且怜于不自量力。然竟每每成功者，以具有此种勇猛直前，鲁莽不顾之毅力也。予已过中年，然此毅力至今犹旺。不似其他中年人之竞竞于小利害，亦不似老年人之徘徊却顾，遇事不敢下手。以此，往往弄得生计窘迫，室人交谪。然天生好事，终未能改变也。四时许，至柏丞先生处，谈了一会。又至菊生先生处，以病辞，未见。颇为不快。至凤举先生处，相见甚欢。将此事经过，详细的告诉了他，他也十分的高兴。我们只负发动、鼓吹之责，成功则不必自我。当初一念发动，茫无把握，或已觉无望，乃至绝望，但却会意外的在灰心失望之后得到了成功。“自古成功在尝试”，此语诚不诬也。六时，归，仍吃挂面。八时许，即睡。
一月十六日（星期二）
阴雨终日。身体已复元，精神亦佳。四时许，醒。很早的便起身梳洗。八时许，到校办公，清理积牍。晤柏丞先生，谈及购书事，已决定由菊生、咏霓、柏丞、凤举四位及我负责。下午，回家一行，捡出几部需用之书携带在身边至中国书店，晤姚石子先生，谈甚畅。傍晚，至万宜坊，访蒋复璁先生。我们第一次见面，但畅所欲言，有如老友。他说起，这次战事中中央图书馆的损失；说起内地购书的困难，说起将来恢复的计划；说起内地诸人要他来此一行的原因，然后谈到我们的去电事。予则谈起江南各藏书家损失的情形，谈起平贾们南来抢购图书的情形；谈起玉海堂刘氏，积学斋徐氏藏书散失的经过；然后说到我们发电的原因和我们的购书计划。最后，说到我个人在劫中所得的东西，说到某某书，某某书失去了的可惜。我们谈到九时许，竟忘记了吃饭。出门，细雨霏霏。至大三元晚餐，用二元。回家，已近十一时，亲戚们很恐慌，不知予何在，恐怕会有什么事故。心头觉得惨怆而温暖。即睡。
一月十七日（星期三）
昨睡甚迟，意今晨必可晏起，但不到四时，又已醒来。眼睁睁的看电灯，看天花板，看黑漆漆的窗户，思潮起落不定。六时，穿衣起床。天色方见灰白。倚窗，见屋瓦皆润湿，知雨丝又在飞洒矣。九时，赴图书馆办公。翻阅几种书目。午餐后，回家一行，看望贝贝的病。他热度不高，惟大便未通，爱睡爱哭。在三楼，整理小说书及半。鼠粪甚多，灰尘不少。双手墨黑，屡洗屡黑。不知何故，老鼠总喜欢在书堆里做窝逞其破坏的惯技，恨不一一扑杀之。四时许，至中国书店，知有一批书要售出，群碧楼书亦要在年底以前出脱。当嘱以款可设法，惟不能售给平贾或分散零售。八时许归。博山有电话来，说玉海堂刘氏书，可以谈判成功，目录可于星期日上午送来，闻之，甚为兴奋。晚餐，仍进挂面。
一月十八日（星期四）
阴雨终日。今晨又是睁了眼看天亮。此实生平所未有之经验。六时，起身。作一函。致菊生先生。清理《太平山水图画》二份，拟赠给慰堂先生。九时，赴校办公。陈某来谈，态度颇可疑，或有刺探之意。说起前日所传绑架事，谓出蔚南误会；又说不过是神经战的一种。我不欲听他的话。但亦须十分戒备。“我有笔如刀”，书生的笔的诛伐的力量，也许还在戈矛之上。惟为了工作的关系，尚不能不隐忍自重，不欲多言招患。午餐后，回家整理小说书。大致已完毕，共凡九箱，普通本子的小说已经应有尽有，惟“善本”尚不甚多耳。中国小说如此之贫乏可怜，实在令人骇异。历史不为不久，作家不为不多；然而数量却是那么少。曹雪芹只写了一部《红楼梦》，吴敬梓也只写了一部《儒林外史》。为什么他们不能多写些呢？为什么中国小说家没有像狄更司、托尔斯泰诸人的魅力呢？四时后，过中国书店。石麒云：来青阁收到《碧山乐府》一部，后附曲三种。立至来青阁取阅，乃是崇祯本之至后印者；所附者为南曲《次韵游春记》及《中山狼》。予原藏有两部，即弃之不顾。至傅薪书店，得清词数种。八时归。十时睡。
一月十九日（星期五）
小雨连朝不止，有暮春落花时节的样子。未明即起。
九时许，赴校。至张咏霓先生处，商谈购书事。他提出两点意见：（1）对外宜慎密；以暨大、光华及涵芬楼名义购书。（2）款宜存中央银行。他因小病，未能赴菊生先生宅，故托我代达其意。正午，与柏丞先生同赴张宅。慰堂、凤举二位亦到。谈甚久。原则上以收购“藏书家”之书为主。未出者，拟劝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则拟收购之，决不听任其分散零售或流落国外。玉海堂、群碧楼二家，当先行收下。我极力主张，在阴历年内必须有一笔款汇到，否则刘、邓二家书将不能得到。又主张，购书决不能拘于一格，决不能仅以罗致大藏书家之所藏为限。以市上零星所见之书，也尽有孤本、善本，非保存不可者在。不能顾此失彼。必须仿黄荛圃诸藏家的办法，多端收书。但他们的意见，总以注意大批的收藏为主。最后，一致同意，自今以后，江南文献，决不听任其流落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之书，我们必为国家保留之。此愿蓄之已久，今日乃得实现，殊慰！凤举与予，负责采访；菊生负责鉴定宋元善本，柏丞、咏霓则负责保管经费。予生性好事，恐怕事实上非多负些责不可。三时许散。至中国书店，又得《皇朝礼器图式》四册，装潢与前在傅薪所得者相类，仍是从一部中拆散出售者。叶铭三以钞本唐宋词六本见售，价四十元。向校借一百元，以须付富晋书款也。归来甚倦，晚餐后即睡。
一月二十日（星期六）
夜眠甚酣，六时方醒。窗外雪片飘舞。今年第一次见雪，天气要逐渐寒冷了。十时，至来青阁，购《四库标注》一部，价三十元，即着人送到慰堂处。下午，至中国书店，与石麒谈购书事。费庚生送来装订好之《玉夏斋十种曲》，甚精雅。此书在平购得，久受“风伤”，触手即破，今则可翻读矣。每本装订费二元，似甚昂。四时，赴良友晤家璧，商《版画史》事。他觉得第二辑能否继续出版，尚未甚把握。五时归。六时半，赴胡咏骐宅晚餐。吴耀宗谈到内地旅行的经过，觉得前途有无限的光明，许多地方可指摘，但大体上还不错。我们对于现状，应该以望远镜看，不应该用显微镜看。乐观的成分究竟居多，很觉得兴奋。九时半归。雪尚未止。十时半睡。
一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雪止，微雨。天气又转暖。七时许起。博山来谈，约定下午至孙伯渊处看玉海堂书。二时许，偕博山同赴孙处。先看目录，不过十多部书，佳品不少。按目看书，一部部的翻阅一过。《玉海》二百册，确是元刻元印本。与后来所谓“三朝本”，补刻极多，字迹模糊不清者截然不同。其他元刻本数种亦佳。戏曲书凡二十余部，以明刻本《董西厢》，张深之本《西厢记》，及有附图的原刻本《画中人》为最好，余皆下驷耳。刘氏尝刻《暖红室汇刊传奇》，意其收藏善本戏曲必多而精，实则，浪得虚名也。伯渊索价二万五千金。当答以考虑后再商谈。归时，已万家灯火矣。
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晨起，即致函菊生、咏霓二位，详述玉海堂所藏的内容。因购书款须俟慰堂归渝后方能汇来，现在尚不能与书贾有何具体的商谈与决定，只能力阻其不散售，留以待我们全数收购耳。九时，赴校，与柏丞先生谈此事。他的意思，最好由菊生先生再去看一遍，作最后之决定。
下午，赴中国书店一行，无所得。九时睡。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晨起，见薄雾蒙蒙，万家瓦上皆霜，胸襟寥阔凄清。读苏诗自遣。九时，赴校授课。饭后，至中国书店一行。无意中得《林下词选》二本，为之大喜。我收词集不少，未见此书。今得之，于“词山”中又增一珍石了。《林下词选》为吴江周铭编集，凡十四卷，刊于康熙辛亥，首有尤侗序。所选皆闺秀词，自宋至清初，搜辑甚备。叶仲韶有《填词集艳》，沈慕燝有《初蓉集》，皆未刊，铭得之，遂增益之，以成此选，其间明清二代词，颇多失传之作。四时，归，灯下，阅《词选》，颇高兴。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晨，赴校。饭后，至孙伯渊处，再细阅玉海堂书。菊生先生亦来。他见多识广，普通书甚难入眼。这批书似无甚足以使他留连惊喜者。《玉海》虽初印，然外间尚不难得。我自己则独恋恋于《董西厢》及张深之本《西厢记》。我自己搜集《西厢》异本已十年，所得不过二十种，明刊《董西厢》，迄未得一本，而张深之本《西厢》，图出陈老莲手，精彩夺人；曾于北平一见，遍访未能获之。今睹此本，数数翻阅，未肯释手。如得之，必当将图收入《版画史图录》中。武进董氏尝印“千秋绝艳图”，中亦收入张本插图，然刷印不佳，且有半页系补绘的，神采已失，故有重印必要。归时，已万家灯火矣。
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与咏霓、柏丞先生商购玉海堂书事，决定不任流散。书价则托博山与孙伯渊磋谈。博山说，伯渊已允减让，但必须于废历年内解决。我们不能肯定的答复，怕那时候渝款未必能到。但又不能不姑允之，以免他人下手。下午，赴中国书店等处，见平贾辈来者不少，殆皆以此间为“淘金窟”也。今后“好书”当不致再落入他们手中。
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晨起，精神不振，恐怕又要伤风了。连忙喝热茶数盅。下午，至中国书店，无一书可取。又至他肆，也没有什么新到的东西。在来青阁偶见明黄嘉惠刊本《山谷题跋》四卷，姑购得之。我对于宋人题跋，很喜观看。汲古阁本《津逮秘书》里收得不少。但单行明刊本却不多见。这些题跋，在小品里是上乘之作，其高者常有“魏晋风度”，着墨不多，而意趣自远。灯下，读《山谷题跋》，不觉尽之。
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博山来电话，云：玉海堂书，伯渊已允减让到两万元。与张、何二位相商，仍觉得太昂。下午，至来青阁，闻平贾某曾购得爱日精庐旧藏书数种，为之诧然，即追踪觅之，已不可得。仅知其中有红格抄本《庆元条法事例》。绝佳。某贾必欲辇之北去，售给董康。迹其来源，知系得之老书贾汪某。汪与我交易有年，绝无好书。前偶得《杂剧新编》一部，为之惊喜欲绝。但只是“昙花一现”耳。今闻其数至虞山，得书不少。皆售之平贾，坚不肯说出为何家之物。此人连年潦倒，能稍得润余，聊慰晚景，我也要为之高兴的。即访之，坚嘱其有好书必要为我留下，价可不论。
一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连日无甚动静，恐怕只不过是谣言。住在外面，种种不方便。晨起，即回家。想把书籍整理一过。但堆积太多，无可下手处。我向来买书，不加编目，也无排列次序，除了小说、戏曲及词，均分开来入藏外，别的书都是乱堆乱放的，故找起来很不容易。要决心编目，已不止三四次，但总是中途而废。今天起，想要彻底的清点一下。不知有此恒心否。整理了半天，倦甚。夜，住在家中。中夜，还有些不安之感。
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博山来电话云：孙伯渊催解决玉海堂事。当答以书价如能再减让若干，即可成交。九时，至校。即与柏丞先生详商。以待渝款寄来，恐必不及，拟先付给定洋若干。归饭时，即致函咏霓先生，说到我们的意见。他也表示同意。无论如何，这一批书必须由我们截留下来。下午，博山来谈，说，伯渊已肯减让到一万七千金，不能再少，且须早日解决。否则，他因年内需款，有意他售，我说，三天以内，一定有确定的回答给他。博山走后，我踌躇了好久；三天后果有办法么？款果有着落么？玉海堂书固未必为上乘之收藏，但弃之也十分可惜。但我相信：到了那个时候一定会有办法的。
一月三十日（星期二）
晨起，即致函咏霓先生，述昨日交涉经过。九时，赴校又与柏丞先生谈起这事。他们都主张，书价一万七千金可以同意；此时只能先付定洋若干。余款须俟渝款到时再付。当即致电慰堂催款。下午，至中国书店，得《遵生八笺》一部。此书，我少的时候很喜欢它；虽然包含明人的浅薄的“养生”知识不少，但其中也有很有用的材料。关于鉴别古书的一部分，很有见识。灯下翻阅，如见故人。童年好弄，尝信其言，欲植小荷花于碗中，终于无成。然在北平，实亲见小杯中，所植之红白荷花，莲叶，花藕，无不具体而微，则其所说固非无稽也。
一月三十一日（星期三）
未明即起，四无人声。梳洗后，阅王徽译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此书刊本甚多，以崇祯间武位中刊本为最可靠，图式皆准确无错。后来新安书坊所刊者，已大为改动，谬讹百出，像齿轮之类，刻工每图省事，往往刻作圆形，与原意已大为不同。如果按图制器，必当终岁无成。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此等事可作为一例。《图书集成》曾收入此书，亦系用新安本，故图式亦均大错。可见此书出后，一时颇为流行，而好事之徒，按图作器者，则恐鲜其人，故能任其谬种流传也。否则，一经试作，继谬立见，必不至将“伪图”辗转翻刻也。此本亦是新安刊本之一，题新安后学汪应魁校订，刻工为黄惟敬，图中符记，尚用AE，未改甲乙，但图式亦均失原形。武位中本并不难得，不知《图书集成》编者何故收新安本而不收正确之武本？王徽序云：“奇器图说，乃远西诸儒携来彼中图书，此其七千余部中之一支。”在明末时代，西学本来可以大盛，所译各书亦多可观者。惜未能大量译出。且不久便遇“国变”，科学之萌芽遂遭摧残以尽，迁至二百余年后，方再有“西学为用”的口号提出，百事遂都落人后了。阅此，感触万端。下午，至中国书店，无所得。
二月一日（星期四）
晨起，赴校。博山来电话，催问玉海堂书事。当与柏丞先生商定，先借数千金为定洋，余款允于旧历年内付清。下午，至中国书店，得《宝古堂重修宣和博古图录》卷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残本两册，极为得意。此是明刊白绵纸初印本，已均挖去“宝古堂”三字，且都是竹纸本，神采还不及此本。明刊书籍，其版片往往辗转贩卖，得之者每挖去原刊者姓氏及斋名，即作为自刻之书。论述版本者常易弄错。像《博古图录》和所谓《仇绘列女传》便是转手最多的。其实，原本只是一个，后印者所加种种堂名斋名，皆是幻化之物。根本上，原书版片并不曾改动过。《列女传》版片，至清代犹存，尝为知不足斋所得，重印若干部，故今往往误为知不足斋本，实则仍是明刊原本也。我历年得到《博古图录》好几部，今始发现其祖源，其喜悦可知！《列女传》我亦收到了三本，一是后印之“知不足斋本”，二是明刊竹纸本，三是明刊白绵初印本。后二者虽均是残本，然可考见其授受之迹，故甚珍之。由平南归后，一本为孝慈假去不归，一本亦遍寻不得，至今惆怅不已！
二月二日（星期五）
晨九时，赴校。下午，至中国书店，又至三马路各古书肆，无所得。知平贾辈南来者不少，有所企图，目的在苏州群碧楼邓氏书。邓氏书曾刊有书目二种，《群碧目》中所有者已扫数售于中央研究院，其《寒瘦山房鬻余书目》中物，则方在“待价而沽”之中。此目所载，宋元本不足道，明本颇多，而佳妙者亦少，其精华所在为若干精抄名校本。有《全唐诗集》一部，为季沧苇稿本，《全唐诗》全窃之，却不说明来历。如能得此，可证断三百年前的一重公案。唯恐所求太奢，不易应付耳。然必当设法得之，不任其零星售出，散失四方。
二月三日（星期六）
晨起，博山来电话，说，孙贾催促甚急，以早日决定为宜。当答以三日后必可有确定之办法，即致函咏霓先生，并到校与柏丞先生商谈，决定先付给定洋三千金，余款一万四千金，于半个月内付清取书。下午至博山处，将此办法告诉他。他觉得孙贾当可同意。至中国、来青等肆，得残本《六十一家词》六册，系愚园图书馆散出
者，初印甚精，我从前所用《六十一家词》是博古斋石印小本，取其廉，便，颇想得原本一读。此虽残帙，亦足快意。淮海、小山二家，均为予所深喜，亦均在其中。灯下，披卷快读，浑忘门外是何世界。
二月四日（星期日）
晨，有书贾某来淡，谓群碧楼书求售甚急，平贾辈亦志在必得，有集资合购说。孙伯渊亦为此事赴苏州。此事殊感棘手。这批书一旦落于书贾之手，必将抬价甚高，我辈或不易有此力量购得之。惟其中抄本，校本，佳者极多；如失了去，大是可惜，故仍须用全力设法购致。下午，至三马路各书肆，无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