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谈中西文化及民族论者进一解
近二三年来，中西文化的主力军，似乎渐渐地接触。从前所谓兵战商战，由今视之，不过如两边先锋队伺候队之小冲突而已。不过因中国文化之先锋队等之节节大败，所以现在西方文化直攻进来，而最后的决战，竟要以中国为战场了。所以近几年来，中国人无不觉得这种战云之弥漫，于是“中西比较”之问题，乃成一种真问题——不是从前做文章所出之题。大概现在中国人无论谈及何事，口头几乎都离不了“中国人怎样……外国人怎样……”之字眼。至于各报纸杂志上各色各样论“中国文化”、“中国民族性”等文字，亦不过此种倾向之系统的表现而已。
所谓“文化”、“民族性”，都是空的抽象的字眼，不能离具体的东西而独立。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之历史、艺术、哲学……之总合体；除此之外，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单叫做中国文化。所谓文化Qwa文化、文化Assuch，实际上并没有那个东西。犹之乎北京就是大栅栏、前门、南池子……之总合体，除此之外，更没有另外一种东西，可以单叫做北京。民族性也是如此，它就是中国从古及今，一切圣凡贤愚之行为性格之总和体，除此之外，别无中国民族性。由此而言，则要谈中国文化，及中国民族性，非先把中国的一切东西，及外国的一切东西，都极深研究不可。换一句话说，就是非把现在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极深研究不可。这种大业，就是孔子、亚里士多德复出，恐怕也要敬谢不敏。这须得很多专家，经很长时间，许多“史”才能济事。以现在情形而论，这些人物及“史”之实现，至少要在数十年百年以后。到那时候，中西孰优孰劣，自然而见，但我恐怕那时人对于中西文化之比较，也就无大兴趣。人若永远有兴趣于文化比较，为什么西洋很少著比较文化——如希腊、罗马文化之比较等等——的书呢？
我说中国人现在有兴趣之比较文化之原因，不在理论方面，而在行为方面；其目的不在追究既往，而在预期将来。因为中国民族，从出世以来，轰轰烈烈，从未遇见敌手。现在他忽逢劲敌，对于他自己的前途，很无把握。所以急于把他自己既往的成绩，及他的敌人的既往的成绩，比较一下。比较的目的，是看自己的能力，究竟够不够。这一仗是不是能保必胜。好像秀才候榜，对于中不中毫无把握，只管把自己的文章，反复细看，与人家的文章，反复比较。若是他中不中的命运，已经确定，那他就只顾享那中后的荣华，或尝那不中后的悲哀，再也不把自己的文章，与人家的文章反复比较了。
中国人所以急于要知道中西文化及民族性的优劣之缘故，既是为此；知道中西文化及民族性之优劣以后的行为上的结果，也可想而知。假使他知道中国文化好，他就相信自己的能力，他就敢放胆前进；他若知道中国文化坏，他就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他就要因失望而丧其勇气。所以我说这个问题是“真”问题。因为它与目前的行为，有莫大关系。我们的态度，要视它之如何解决为转移，所以中国人于此，要想立时得个圆满的答案，于是不能等上文我所说之迟延办法，而立时就有人出来发表意见。
切实研究，既一时不能有效，所以具体的事实，都没有清理出来，而发表意见的人，都是从他们各人的主观的直觉，去下些判断。此一是非，彼一是非，是非无穷，永远不能解决。因为文化与民族性，如我上文所说，是个包罗一切的总名，其中是龙蛇混杂，什么都有。这个人说中国有某某坏人、某某坏事，就抓住他们以为中国之代表，而把中国大骂一顿；那个人说中国有某某好人、某某好事，也抓着他们以为中国之代表，而把中国大恭维一顿。其实中国好坏人好坏事都有，而一件事实，又差不多都可从好坏两方面看，所以这些辩论，也不能说他对，也不能说他不对，这就是中国官场的套话，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就是康德《纯粹理论评判》中所谓之Antinomy，就是俗话中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我现在再假设几个辩论以为说明。
说中国民族性好的人说：
一、中国人酷爱和平，是莫大的美德。
（驳）这正是中国怯懦的表现。
二、中国人注重智慧，以士为社会领袖，因此可以使社会往善美一路走。
（驳）中国人多空言而少实际，多虚想而轻实验，弊正在于只重读书人。
三、中国重视道德。有才无德之人，不为社会所重，由此则坏人不易逞其才以为恶。
（驳）中国人头脑不清，混道德与才艺为一谈；因此使许多天才不能充分发达。
说中国民族性不好的人说：
一、中国人缺少同情心。
（驳）中国主张爱有差等，施由亲始。此最合中庸之道。
二、中国人无主义，好调和。
（驳）中国历史上忠义之多，为世界所罕见，“宁为断头将军，不为降将军”，非无主义；调和正是从容中道，不可谓非。
三、中国人不重个性。
（驳）中国人教人视社会为重，自己为轻，重利他不重利自，正是好处，不得为非。
以上所列，不过随便写下几条，其实如此之类，多不胜出。徒空言不能解决此大问题，我想也不必再加证明了。
不过这个问题，既系目前之真问题，与行为攸关，我们不能置之不问，亦不能留以有待，空言既不能解决，我们究竟怎么样呢？
我说我们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原因，既在行为方面，那么我们现在也可在行为方面，给它找个解决。若行为方面找解决，那就正用着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的“意志信仰”（The will to believe）了。“意志信仰”，就是于两个辩论之中，挑一个与我的意志所希望相合的而信仰之。有许多人误会詹姆斯的意思，以为我们如凡问题皆不明白解决，只随意信仰，那不是自欺欺人吗？那么Will to believe岂不就等于Will to deceive吗？不知詹姆斯所谓用意志去信仰之适用，是有限制的。大概需要而且可以适用“意志信仰”的问题，须要具备下列条件：
一、此问题所论及之事，须与人为有关。
二、此问题须与目前刻不容缓之行为，有直接关系。
三、此问题之答案之为正为负，于此行为之结果，有莫大影响。
四、此答案正负两方面之理论上的根据，均极充足；理论上不能证明孰是孰非。
譬如我们算一算学问题，其解决与目前行为并无关系，那么今天不解决，明天再算不迟。上列条件无一具备，我们当然要纯用智力去解决它，不能亦不可用意志去信仰。若是我们在深山之中，前有深渊，后有猛虎，我若跳过深渊，就可逃出性命。此深渊之宽我似能跳过，而又前无经验，不敢必有把握。但是我若自信我能跳过。我就立时胆大气壮，而只此胆大气壮，就能使我跳过，就能使我所信是真。我若自信我跳不过，我就立时胆怯腿战，而只此胆怯腿战，就能使我跳不过，也就能使我所信是真。在这些情形之下，问题之解决，既刻不容缓，而我之所信，就能使它自己实现而是真。那么为什么不“用意志去信仰”呢？现在我们中西文化比较的问题，还不是恰如此例吗？现在说中国文化不比西洋为劣者，及说中国文化比西洋为劣者，两方皆有理由，如上所说，理论上现在不能证实孰是孰非。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用意志去信仰”呢？我们若信中国文化，至少与西洋平等，那就证实我们的才能，至少亦与西洋人平等。我们就胆大气壮，而只此胆大气壮，就是我们得胜之重要条件，因之就能使我们之所信为真。我们若信中国文化较西洋为劣，那就证实我们才能不及西洋人，我们就胆小心虚，而只此胆小心虚，就是我们失败之重要条件，因之也就能使我们之所信为真。所以我们之所信就能自己证明它自己。我们为什么妄自菲薄，不敢相信自己的成绩、自己的能力呢？况且我们这种信仰，并不需与我们的智力之所见，大相冲突，我们也不必一定把说中国不好的人之辩论一律驳倒，或一律置之不问不闻。从前中国司法官想把犯人定重罪的时候，就说此人“虽属情有可原，究竟咎有应得”；若想定轻罪的时候，就说此人“虽属咎有应得，究竟情有可原”；我们现在也不妨照办，只需把那说中国不好的人之命题，“中国除……外皆坏”改作“中国除……外皆好”。只此一转语气，便能给我们安慰、勇气及光明的前途。
再说我们论人，总说“盖棺论定”。现在中国文化及民族果到盖棺的程度没有呢？没有。中国人一日不死尽，则中国文化及中国民族性即一日在制造之中。它们并不是已造的东西（Some Thing Made），乃是正在制造的东西（Some Thing in The Making）。我们就是制造它们的工程师、工人，它们的好坏，就是我们的责任。有位哲学家说：哲学家描写宇宙，往往忘记他自己也在宇宙之内。他所描写的，是整个的宇宙减去他自己。这是很不对的。譬如我们现在要画个纽约图——画图，不是地图，那么要想完全于此图中，总得画一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其中有个我，正画纽约图。以中国人而谈中国文化及民族性，也是如此。我们说中国人怯懦，但是我若勇敢了，只此一举，就教“凡中国人皆怯”之全称肯定命题，不能成立。所以我说空口谈论文明及民族性之优劣，是没有用的。他们的优劣，全靠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此时此地（Here and Now）！
192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