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非无系统
中国哲学家多无精心结撰，首尾贯串之哲学书，故论者多谓中国哲学家多无系统。然所谓系统有二，即形式上的系统，与实质上的系统。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但如谓其无实质上的系统，则即等于谓中国哲学不成东西，中国无哲学。形式上的系统，希腊较古一点的哲学亦无有。苏格拉底本来即未著书。柏拉图之著作，用对话体。亚里士多德方将其所研究分为政治、伦理等部分，每部分皆有条理清楚之论文讨论。按形式上的系统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较有系统。但在实质上，柏拉图的哲学，亦同样有系统。依威廉·詹姆士说：一大哲学家必有其自己之“见”，以此“见”为中心，而推而应用于宇宙之各方面。应用愈广，则其哲学系统亦愈大。故大哲学家之哲学，皆如枝叶扶疏之树，其中首尾贯彻，一切皆是一片。故一哲学家之哲学，如可称为哲学，则必须有实质的系统。所谓大哲学家之哲学系统，即指其之实质的系统也。中国哲学的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及西洋哲学家，而实质上的系统则固有也。
中国哲学非无进步
论者又多谓中国哲学无进步。孔子讲尧、舜，董仲舒、何休讲孔子，朱晦庵、王阳明讲孔子，戴东原、焦循仍讲孔子。在表面上观之，似古人有一切，今人一切无有。但考其实际，则孔子自是孔子，董仲舒自是董仲舒，何休自是何休。若知孔子所说之唐虞三代，自是其自己之理想境界，若知郭象的庄子注，自是郭象的哲学，则中国哲学进步之迹，即显然矣。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皆日在进步中。盖宇宙事物之由简趋繁，学术之由不明晰至于明晰，乃是突然的，并非当然的。凡当然者可以有然有不然，突然者则不能有然有不然也。
或者以为郭象所说，在庄子已有其端，郭象不过发挥引申，何能以之为其自己的哲学。推而朱晦庵、王阳明等，亦不过发挥引申《大学》、《中庸》上所说，所以亦无新贡献之可言。不过我们即承认这些哲学家真不过发挥引申，我们亦不能轻视发挥引申。发挥引申即是进步。小儿长成大人，大人亦不过发挥引申小儿所已潜具之官能而已。鸡卵变成鸡，鸡亦不过发挥引申鸡卵中所已有之官能而已。我们岂可谓小儿即是大人，鸡卵即是鸡？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词说，潜能（Potentiality）与现实（Actuality）大有区别，由潜能到现实便是进步。欲看中国哲学进步之迹，我们第一次将各时代的材料归之于各时代，以某人之说话，归之于某人。如此则各哲学家的哲学之真面目见，而中国哲学进步之迹亦显然矣。
从前研究中国学问者，或不知分别真书伪书，或知分别而以伪书为无价值；此亦中国哲学之所以在表面上似无进步之一原因。我们如以《关尹子》为真书，我们当然觉得有些佛学中之道理，春秋时人已说。我们如以《管子》中之《心术》等篇为真是管仲所作，我们当然觉得原来道家大半是“述而不作”，无多大进步。但我们如将《关尹子》放在唐、五代之时，如把《心术》、《白心》等篇放在战国时，则进步之迹又即显然可见。我们研究哲学史，对于史料必须分别真伪者，正以非如此不能见各时代思想之真面目也。如只为研究哲学起见，则我们只须注重书中所说之话之本身之是否不错。至于此话果系何人所说，果系何时代所有，则丝毫不关重要。某书虽伪，并不因其伪而失其价值，如其本有价值。某书虽真，并不因其真而有其价值，如其本无价值。为研究哲学史起见，伪书虽不能代表其所假冒之时代之思想，而乃是其产生之时代之思想，正其产生之时代之哲学史料也，如《列子·杨朱篇》虽非杨朱学说，而正是魏晋间一种流行思想之有系统的表现，正魏晋时代哲学史料也。故以《杨朱篇》为伪者，非废《杨朱篇》，不过将时代移后而已。
中国所以无科学之原因
科学之目的在求真。世界文明古国，皆有科学之萌芽；唯近世西洋人始认真研究科学，以增进知识与权力。其所以如此者，因其持一种哲学，以知识权力为好，故努力以求之。（参看拙著《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第八章、《人生哲学》第七章）中国哲学家则多未以知识权力之自身为有其好，故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为权力而求权力。不但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也，即直接能为人增幸福之知识，中国哲学家亦只愿实行之以增人之幸福，而不愿空言讨论之。所谓“吾欲讬之空，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中国人向不十分重著书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身，其次有立言。”中国哲学家多讲“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其最高理想，即实有圣人之德，实举帝王之业，如柏拉图所说哲学王者。至于不能实举帝王之业，以推行其圣人之德，不得已然后退而立说焉。故著书立说，中国哲学家视之，乃最倒霉之事，不得已而后为之。在此情形下当然无人为知识而求知识矣。至于无限地控制天然之权力，中国哲学家亦不以为好。观道家及儒家之哲学为见。总之中国哲学家多注重于人之是什么，而不注重于人之有什么。圣人即毫无知识权力，亦是圣人；恶人即有无限之知识权力，亦是恶人。王阳明以精金喻圣人，以为只须成色精纯，即是圣人；至于知识才器，则虽有大小不同，如八千镒之金与九千镒之金，分量不同，然实毫无关系。金之成色，属于“是什么”之方面，至其分量，则属于“有什么”之方面。中国人重是什么而不重有什么，故不重视知识权力。不重知识权力，故不重科学。不重科学，故仅有科学的萌芽，而无正式的科学。（参见拙著Why China no Science, et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Vol, 32, No 3）
所可注意者，则西洋人既以持一种哲学而有正式的科学，而科学之研究既广，其形式及内容，又足以与哲学以大影响及辅助。故自近世以来，西洋哲学益有进步。中国哲学，既未真受正式的科学之影响与辅助，其观点虽有足以自立，而与西洋哲学比，则问题较简单，论证较缺乏。此亦吾人所毋庸讳者也。
知识论及逻辑所以在中国哲学中不发达之原因
中国哲学之所以未以知识问题为哲学中之重要问题者，固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喜为知识而求知识，然亦以中国哲学迄未显著地将个人与宇宙分而为二也。西洋近代史中一重要的事，即是“我”之自觉。“我”已自觉之后，“我”之世界即分而为二：“我”及“非我”。“我”是主观的，“我”以外之世界皆“非我”也。“我”及“非我”既分，于是主观客观之间，乃有不可逾之鸿沟，于是“我”如何能知“非我”之问题，乃随之而生，于是知识论乃成为西洋哲学中之一重要部分。在中国人之思想中，迄未显著地有“我”之自觉，故亦未显著地将“我”与“非我”分开，故知识问题未成为中国哲学上之大问题。
中国哲学家未竭全力以立言，已如上述。因此之故，所以除一起即灭之古名家外，亦少有人有意识地将思想辩论之程度及方法之自身提出研究。故逻辑亦不发达。
192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