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说：
《六经》，孔子一人之书；学校，素王特立之政；所谓道冠百王，师表万世者也。刘歆以前，皆主此说，故移书以《六经》皆出于孔子，后来欲攻博士，故牵涉周公，以敌孔子，遂以《礼》、《乐》归之周公，《诗》、《书》归之帝王，《春秋》因于史文，《易传》仅注前圣。以一人之作，分隶帝王周公，如此是《六艺》不过如选文选诗。或并删正之说，亦欲驳之，则孔子碌碌无所建树矣。盖师说浸亡，学者以己律人，亦欲将孔子说成一教授老儒，不过选本多，门徒众。 〔1〕
康有为说：
孔子为教主，为神明圣王，配天地，育万物，无人无事无义，不范围于孔子大道中，乃所以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圣也。……汉以来皆以孔子为先圣也。唐贞观乃以周公为先圣，黜孔子为先师。孔子以圣被黜，可谓极悖谬矣。然如旧说，《诗》、《书》、《礼》、《乐》、《易》，皆周公作；孔子仅在删赞之列。孔子之仅为先师而不为先圣，比于伏生、申公，岂不宜哉？然……《六经》皆孔子所作也。汉以前之说，莫不然也。学者知《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孔子之为大圣，为教主，范围万世而独称尊者，乃可明也。知孔子为教主，《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知孔子拨乱世致太平之功，凡有血气者，皆日被其殊功大德，而不可忘也。 〔2〕
这是清末“今文家”的学说。孔子本来已经是一般人所承认的先圣先师，本来已经是一部分汉儒所承认的素王。清末“今文家”犹以为未足，乃于先圣、先师、素王之外，又为上一“教主”的尊号。孔子的地位，于是为最高；其风头亦于是出得最足。
然而“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孔子的厄运，也就于是渐渐开始；他的地位，也就于是一天低落一天。在以前，孔子是教主素王，制作《六经》之说，虽未必为尽人所承认，但他是先圣先师，曾删《诗》、《书》，正《礼》、《乐》，赞《易》，作《春秋》，则否认者极少。但现在多数人的意见，则不但以为孔子未曾制作《六经》，且“并删正之说，亦欲驳之”。于是孔子乃似“碌碌无所建树矣”。廖季平所反对之意见，正现在多数人所持者。由素王教主之地位，一降而为“教授老儒”，“比于伏生、申公”，真孔子之厄运也。
本篇的主要意思，在于证明孔子果然未曾制作或删正《六经》；即令有所删正，也不过如“教授老儒”之“选文选诗”；他一生果然不过是一个“选本多，门徒众”的“教授老儒”；但他却并不因此而即是“碌碌无所建树”；后人之以先圣、先师等尊号与他加上，亦并非无理由。
关于孔子未曾制作或删正《六经》的证据，前人及时人已经举过许多，现在只需附加几个。《易》及《春秋》，依传说乃孔子毕生精力之所聚。一个是他特别“作”的，一个是他特别“赞”的。他作《春秋》以上继文、武、周公；他赞《易》，作《彖》、《象》、《文言》、《系辞》等，“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现在只说这两部书是否果为孔子所“作”所“赞”。
据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之目的及功用，在使“乱臣贼子惧”。然《左传》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赵穿弑晋灵公——
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曰：“予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崔杼弑齐庄公——
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即书矣，乃还。
据此则至少春秋时晋齐二国太史之史笔，皆能使“乱臣贼子惧”。不独《春秋》为然。赵穿弑晋灵公，而董狐却书“赵盾弑其君”，则所谓“诛心”及“君亲无将，将则必诛”等“大义”，董狐的《晋乘》中，本来亦有，《春秋》不能据为专利品。孟子说：
晋之《乘》，楚之《梼机》，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3〕
“其义”不止是《春秋》之义，实亦是《乘》及《梼机》之义，观于董狐史笔，亦可概见。孔子只“取”其义，而非“作”其义。孟子此说，与他的孔子“作《春秋》”之说不合，而却似近于事实。
但亦或因鲁是周公之后，“礼仪之邦”，所以鲁之《春秋》，对于此等书法，格外认真，所以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他特注意于“鲁《春秋》”，或者“鲁《春秋》”果有比“晋之《乘》”、“楚之《梼机》”较特别的地方。所以在孔子以前，就有人以《春秋》为教人的教科书。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1）使士亹傅太子箴；士亹问于申叔时，叔时曰：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4〕
可见《春秋》早已成教人的一种课本。不过这些都在孔子成年以前，所以也都与孔子无干。
《春秋》之“耸善抑恶”诛乱臣贼子，孔子完全赞成；这却是实在情形。《论语》上说：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宪同》）
观此可知孔子以乱臣贼子之当讨，为天经地义。他当然赞成晋董狐齐太史之史笔，当然赞成《春秋》的观点。孔子主张“正名”，是《论语》上说过的。不过按之事实，似乎不是孔子因主张“正名”而作《春秋》，如传说所说，似乎是孔子取《春秋》等书之义而主张“正名”，孟子所说“其义则丘窃取”者是也。不过孔子能从“晋《乘》”、“鲁《春秋》”等里面，归纳出一个“正名”之抽象的原理，这也就是他的大贡献了。
《易》之《彖》、《象》、《文言》、《系辞》等，是否果系孔子所作，此问题，我们但将《彖》、《象》等里面的哲学思想，与《论语》里面的比较，便可解决。
我们且看《论语》中所说孔子对于天之观念：
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夫子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子曰：“文主既殁，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子曰：“吾谁欺，欺天乎？”（《子罕》）
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
据此可知《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完全系一有意志的上帝，一个“主宰之天”。
但“主宰之天”在《易》、《彖》、《象》等中，没有地位。我们再看《易》中所说之“天”：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彖》）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豫·彖》）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彖》）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嚎》）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彖》）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象》）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乾·文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系辞》）
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暂不必管。不过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即觉在这些话中，有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在这些话中，决没有一个能受“祷”，能受“欺”，能“厌”人，能“丧斯文”之“主宰之天”。这些话里面的天或乾，不过是一种宇宙力量，至多也不过是一个“义理之天”。
一个人的思想，本来可以变动，但一个人决不能同时对于宇宙及人生真持两种极端相反的见解。如果我们承认《论语》上的话是孔子所说，又承认《易》、《彖》、《象》等是孔子所作，则我们即将孔子陷于一个矛盾的地位。因为上所引《论语》中的话，不一定都是孔子早年说的；我们也不能拿一个人早年晚年之思想不同以作解释。
或者可以说《论语》中所说，乃孔子对门弟子之言，是其学说之粗浅方面，乃“下学”之事。《易》、《彖》、《象》等中所说，乃孔子学说之精深方面，乃“上达”之事，群弟子所不得知者。所以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其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但《论语》中所载，孔子所说“天之将丧斯文”，“天生德于予”之言，并非对弟子讲学，而乃直述其内心之信仰。若孔子本无此信仰，而故为此说以饰智惊愚，则是王莽欺世的手段，恐非讲忠恕之孔子所出。且顾亭林已云：
延平先生答问曰：‘夫子之道，不难乎日用之间。自其尽己而言，则谓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则谓之恕。……曾子答门人之问，正是发其心尔，岂有二耶？若以为夫子一以贯之之旨甚精微，非门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圣人之心，不若是其支也。
又云：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是疑其有隐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无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所谓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5〕
孔子所讲，本只及日用伦常之事。观《易·文言》等中，凡冠有“子曰”之言，百分之九十九皆是讲道德的，更可知矣。至其对于宇宙，他大概完全接受传统的见解。盖孔子只以人事为重，此外皆不注意研究也。所以他说：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6〕
根据以上所说，及别人所已经说过的证据，我以为孔子果然未曾制作或删正《六经》或《六艺》。
不过后人为什么以《六艺》为特别与孔子有密切的关系？这是由于孔子以《六艺》教学生之故。以《六艺》教人，并不必始于孔子，据上所引《国语》，士亹教楚太子之功课表中，也即有《诗》、《礼》、《乐》、《春秋》、《战志》等。《左传》、《国语》中所载当时人物应答之辞，都常引《诗》、《书》；他们交接用《礼》，卜筮用《易》。可见当时至少一部分的贵族人物，都读过这些书，受过这等教育。不过孔子却是以《六艺》教一般人之第一人。这一点下文再提。现在我们只说，孔子之讲学，与其后别家不同。别家如道、墨等，皆注重其自家之一家言，如《庄子·天下篇》说，墨家弟子诵《墨经》。但孔子则是一个教育家。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的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所以他教学生读各种的书，学各种功课。所以颜渊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庄子·天下》篇讲及儒家，即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六种正是儒家教人的六种功课。
唯其如此，所以孔子的学生之成就，亦不一律。《论语》上说：“德行：颜渊闵子骞；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又如子路之“可使治赋”，冉有之“可使为宰”，公西华之“可使与宾客言”，皆能为“千乘之国”办事。可见孔子教学生，完全要教他成“人”，不是要教他做一家的学者。
孔子以以前已有的成书教人，教之之时，如廖季平所谓“选诗选文”，或亦有之。教之之时，随时讲解，或亦有之。如《论语》：“‘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易·系辞》中对于诸卦爻辞之引申解释之冠以“子曰”者，虽非必果系孔子所说，但孔子讲学时可以对《易》有类此之解释。如以此等“选诗选文”，此等随时讲解，为“删正《六经》”，为“赞《易》”，则孔子实可有“删正”及“赞”之事，不过这等“删正”及“赞”实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意义而已。后来儒家因仍旧贯，仍继续用《六艺》教人，恰又因别家只讲自家新学说，不讲旧书，因之《六艺》遂似专为儒家所有，为孔子所制作，而删正（如果有删正）亦即似有重大意义矣。
《汉书·艺文志》以为诸子皆《六艺》之“支与流裔”。《庄子·天下》篇似亦同此见解。这话亦并非毫无理由，因为所谓“六艺”本来是当时人的共同知识。自各家专讲其自己之新学说后，而《六艺》乃似为儒家之专有品，其实原本是大家共有之物也。但以为各家之学说，皆《六艺》中所已有，则不对耳。
总之孔子是一个教育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同上）正是他为他自己下的考语。
这样说起来，孔子只是一个“教授老儒”；但他却并不是“碌碌无所建树”，并不即“比于伏生、申公”。下文的主要意思就是要证明三点：
一、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以教育为职业的“教授老儒”；他开战国讲学游说之风；他创立，至少亦发扬光大，中国之非农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之阶级。
二、孔子的行为，与希腊之“智者”相仿佛。
三、孔子的行为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与苏格拉底的行为及其在西洋历史上的影响相仿佛。
上文已经说过，士亹教楚太子的功课表中，已有《诗》、《礼》、《乐》、《春秋》、《战志》等。但此等教育，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受。不但当时的平民未必有机会受这等完全教育，即当时的贵族也不见得尽人皆有受此等完全教育之机会。韩宣子系晋世卿，然子到鲁办外交的时候，“观太史氏书”始得“见‘易《象》’与‘鲁《春秋》’”（《左传》昭公二年）。季札也到鲁方能听各国之诗与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可见《易》、《春秋》、《乐》、《诗》等，都是很名贵的典籍学问了。
孔子却抱定一个“有教无类”的宗旨，“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如此大招学生，不问身家，凡缴学费者即收，一律教以各种功课，教读各种名贵的典籍。这是何等的一个大解放！故以《六艺》教人或不始于孔子，但以《六艺》教一般人使《六艺》民众化则实始于孔子。
我说孔子是第一个以《六艺》教一般人者，因在孔子以前，在较可靠的书内，我们没有听说有什么人曾经大规模地招许多学生而教育之。更没有听说有什么人“有教无类”地号召学生。在孔子同时，据说有个少正卯“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据说少正卯也曾大招学生，“孔子门人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庄子说：“鲁有兀者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德充符》）不过孔子诛少正卯事，昔人已谓是假的，少正卯之果有无其人，亦不可知。庄子寓言十九，王骀之“与孔子中分鲁”，更不足信。故大规模招学生而教育之者，孔子是第一人。以后则各家蜂起，竞聚生徒，然此风气实孔子开之。
孔子又继续不断地游说于君，带领学生，各处招摇。此等举动，前亦未闻，而以后则成为风气；此风气亦孔子开之。
再说孔子以前未闻有不农不工不商不仕，而只以讲学为职业，因以谋生活之人。古时除了贵族世代以做官为生者外，我们亦尝听说有起于微贱之人物。此等人物，在未仕时，皆或为农或为工或为商，以维持其生活。孟子说：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7〕
孟子的话，虽未必尽可信，但孔子以前，不仕而又别不事生产者，实未闻有人。《左传》中说冀缺未仕时，亦是以农为业。孔子早年，据孟子说，亦尝为贫而仕，“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但自“从大夫之后”，大收学生以来，即纯以讲学为职业，为谋生之道。不但他自己不治生产，他远不愿教弟子治生产。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子贡经商，孔子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他这种不治生产的办法，颇为其时人所诟病。据《论语》所说，荷蓧丈人骂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微子》）此外晏婴亦说：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 〔8〕
《庄子》亦载盗跖骂孔子云：
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盗跖》）
这些批评未必果是晏婴、盗跖所说，《庄子》里面的话，尤不可靠，但这些批评却是当时可能有的。
战国时之有学问而不仕者，亦尚有自食其力之人。如许行“与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陈仲予“身织履，妻辟 ”以自养。但孟子则不以为然。孟子自己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此其弟子彭更即以为“泰”，他人当更有批评矣。孟子又述子思受养的情形，说：
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 〔9〕
观此可知儒家的一种风气。唯其风气如此，于是后来即有一种非农、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不治生产而专待人之养己。这种士之阶级，孔子以前，似乎也没有。以前所谓士，多系大夫之士，或系男子军士之称，非后世所谓士农工商之士也。
《管子》书中《乘马第五》有《士农工商》一节，《国语·齐语》亦述管仲语云：
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易。……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农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是故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昵，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以告，其罪五。……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
这也是管仲的话。一卷《齐语》，只有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段事。似乎这段与《管子》书中所说，是同一来源。即令《管子》不是假的，这两个证据，也只算一个。就上引管仲一段话而言，其中也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既曰士农工商各以世及，而又说农“野处而不昵，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又须“以告”。“有此士也三万人”之士，似乎又以士为军士。韦昭于“士乡十五”下注云：“此士，军士也。十五乡合三万人，是谓三军。”若军士非即士农工商之士，则岂非有“五民”吗？此外又有一个反证，《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随武子论楚国云：
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讟，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
若士农工商，已是当时普通所谓“四民”，为什么随武子不说士农工商“不败其业”，而说“商农工贾”呢？孔颖达正义云：
《齐语》云：“处士就闲燕……”彼“四民”谓士农工商。此数亦四，无士而有贾者，此武子意言举兵动众，四者不败其业。发兵则士从征，不容复就闲燕。
“发兵则士从征”，可见孔颖达亦以《齐语》所说士为非以后所谓士农工商之士。
《管子》系伪书，其中所说，当系孔子以后情形。我所以以为，在孔子以前，似乎没有以后所谓士农工商之士阶级。这种阶级，只能做两种事情，即做官与讲学。直到现在，各学校的毕业生，无论是农业学校或工业学校，还只有当教员、做官两条谋生之路，这所谓：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10〕
孔子即是此阶级之创立者，至少亦是其发扬光大者。
这种阶级为后来法家所痛恶，韩非子说：
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家何利焉？ 〔11〕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 〔12〕
孔子与希腊“智者”，其行动颇相仿佛。他们都是打破以前习惯，开始正式招学生而教育之者。“智者”向学生收学费以维持其生活，此曾亦大为当时所诟病。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他虽未必收定额学费，但如“贽”之类，是一定收的。孔子虽可靠国君之养，未必专靠弟子的学费维持生活，但其弟子之多，未尝不是其有受养资格之一。所以我上文说，孔子以讲学为职业，因以维持生活。这并不损害孔子的价值，因为生活总是要维持的。
孔子还有一点与“智者”最相似，“智者”都是博学多能的人，能教学生以各种功课，而主要目的，在使学生有作政治活动之能力。孔子亦博学多能，所以——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13〕
孔子教人亦有各种功课，即所谓《六艺》是也。至于政治活动，亦为孔子所注意，其弟子可在“千乘之国”“治赋”、“为宰”。季康子问仲由，赐、求，“可使从政也与”？孔子说：“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这即如现在政府各机关之向各学校校长要人，而校长即加考语荐其毕业生一样。
孔子颇似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本亦是一“智者”。其不同在他不向学生收学费，不卖知识。他对于宇宙问题，无有兴趣，对于神之问题，接受传统的见解。孔子亦如此，如上文所说。苏格拉底自以为负有神圣的使命，以觉醒其国人为己任。孔子亦然，所以有“天生德于予”，“天之未丧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之言。苏格拉底以归纳法求定义（亚里士多德说），以定义为吾人行为之标准。孔子亦讲“正名”，以“名”为吾人行为之标准。苏格拉底注重人之道德的性质。孔子亦视人之完全人格，较其“从政”之能力，尤为重。故对于子路、冉有、公西华，虽许其能在“千乘之国”“治赋”、“为宰”，“与宾客言”，而独不许其为“仁”。苏格拉底自己不著书，而后来著书者多假其名（如柏拉图之对话）。孔子亦不著书，而后来各书中“子曰”极多。苏格拉底死后，其宗派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发挥光大，遂为西洋哲学之正统。孔子之宗派，亦经孟子、荀子之发挥光大，遂为中国哲学之正统。
即孔子为中国苏格拉底之一端，即已占甚高之地位。况孔子又为使学术普遍化之第一人，为士之阶级之创立者，至少亦系其发扬光大者；其建树之大，又超过苏格拉底。谓孔子不制作或删正《六艺》即为“碌碌无所建树”者，是谓古之发明帆船者不算发明，必发明潜艇飞机，始为有所建树也。
孔子为士之阶级之创造者，至少亦系其发扬光大者，而中国历代政权，向在士之手中，故尊孔子为先师、先圣。此犹木匠之拜鲁班，酒家之奉葛仙也。
192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