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各位先生：
我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讲演，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所说的很有意义，并不是我在这里讲演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而是我能够在此地讲演这件事情有重大的意义。在“抗战”开始的时候，北平有许多教授，随着“抗战”军事的变迁退到后方，一步一步退到西南；胜利以后，又回到北平。我今天能在此地讲演，实在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中国在历史上，遇着重大的外侮不能抵挡的时候，往往退到南方去，在历史上给一个专名词，称为“南渡”。第一次是晋代避五胡之乱，迁到南京；第二次是宋代避金元之侵犯，迁到杭州；第三次是明代避满兵之进掠，迁到福州等地。以上几个朝代，都是因为抵抗不过外侮的侵略而南渡的，历史上各朝代的南渡，都是偏安在一隅，以至败亡，没有一代能再回来的。所以历史上有“东晋”、“南宋”、“南明”等时代，而且都是挣扎的余波而已。
我国此次“抗战”，在开始时，许多败北主义者，都认为又和历史上各朝代的南渡一样。我在离平之前，遇见一位自以为是日本通的人，他说：“中国这次抗日，结果一定很坏。”问他将要坏到什么程度，他说：“幸而亡国。”又问他“假如不幸呢”，他说：“不幸更要灭种。”他以为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这次中国的胜利，的确是打破历史上的成例，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因为我们不希望以后再有南渡的事情，所以不必说是“后无来者”。
今天所讲的题目，各位在报纸上已经看到了，就是“中国哲学与民主政治”。这一个题目包含两个名词——中国哲学是一个名词，民主政治又是一个名词。我们现在先解释这两个名词。
说到中国哲学这个名词，内容非常的广泛，而且其中的派别又非常的多。但在中国哲学上占重要地位的，只有儒道两家，我们现在就以儒家的孔孟、道家的老庄为代表。
再就“民主政治”一名说，近来报章杂志上，对“民主”或“民主政治”谈到的特别多。民主的意义各人所见不同，解释也非常的多。现在因为时间有限，也没工夫讨论它的定义。简单地说，民主包含有平等、自由等概念，它的含义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等。政治的设施，能使人得到自由平等的，就称为“民主政治”。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比如，有两种以上的政治措施，哪一种越能使人得到平等自由，就是哪一种越比较民主。这是今天所讲的题目简单的解释。
今天所以要讲这个题目的意义，就是要说明中国哲学的思想哪些合于民主政治。许多人以为中国过去是封建社会，中国哲学是封建社会所孕育产生的。由封建社会所产生的思潮，自然是要维护封建社会，而为封建制度理论的根据。这种说法，固然有他的道理；但中国哲学中表现民主思想，而可以为民主政治的根据者，也很不少。这正是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
一提到中国哲学史上的民主思想，马上就有人联想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类的思想。把人民看得最重，把国君看得甚轻，的确可以为民主政治的依据。不过这种理论即已为人所共知、所常说，我们也不必再加申述了。
此刻说到本题，我们先说在民主政治的社会里，人对于人应当有怎样的了解，和应该持怎样的态度，然后再研究中国哲学中有没有此种理论的根据。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分为以下几点来说：
第一点，要有“人是人”的观感，而确实知道“人是人”。一说“人是人”这句话时，一定有人觉得无甚意义，而以为是滔滔逻辑，就等于说建国堂是建国堂，并没有新的意义。可是我们不能有这么浅肤的看法。“人是人”这句话，应有以下两种解释——
“人是人”的第一种解释，就是说，人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意志，凡人都是彼此平等，决不能拿任何人做工具。这是讲民主政治应有的常识，也是应持的态度。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家道家都具有这种见解，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又说“尧舜与人同耳”。这些话实在含有人人平等的意思。人人都可以为尧舜，尧舜和一般人相同，这是最平等的思想。如在印度，阶级观念极深，而且看的非常严格，便不能说是平等。至于所谓“人人皆可成佛”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名言，乃是中国佛家的话，和印度思想显然不同。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人们的能力知识尽管不同，而在道德价值上，倒是人人平等，人人可以为尧舜，自然不能以别人为工具。世界上最不道德之事，就是以别人为工具，而达他自己的目的。德国哲学家康德（Kant）也说道：“德就是不能以人为工具。”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这句话乍看起来，似嫌迂阔，以为执政者杀人不当的时候是常有的。如果说不冤杀一人，未免过于理想。不过事实上杀人尽管有杀错的时候，而在理论上，的确不能枉杀一个人。如以杀人为手段而图达任何目的，那就是罪恶，就是不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违反民主，那是绝对不应该的。也许有人要说，军官下命令教部下什么事情，以至于冒险牺牲，是不是以人为工具呢？这倒不然，因为任何一种社会组织，任何一个团体，都要有组织、有纪律。军官命令部下做事，以至冒险牺牲，都是在法定组织中执行的任务，并不是以人为工具，而是他的职权应该如此。
“人是人”的第二种解释，是“人不是神”。有神没有神，我们固不必论。但就神的概念说，神是超乎人的，可以没有过失的。人则不然，人不是超人，不是没有错误的，有错误就可以加以批评。也就是说，人可以受批评，但批评只限于批评其错误，而不应涉及其他事情。人人可以批评别人，人人可以接受批评，这是民主社会里应有的风度。孔门中论人，特别重视改过，而不说人能无过。《论语》里边讲改过的地方很多，比如“过则无惮改”，“过而能改”等都是注意改过，孔子最喜欢颜渊，他称赞颜渊，不像现在人夸奖人完全无过，而说他“不贰过”。有不贰过的改过精神，也就很可贵了，每人都可以有错误，都可以受批评；这种能受批评的容忍态度，在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上，是很需要的。
第二点，对一切的事物都有多元论的看法。就是说，天下的事事物物都是多方面的，不能执一种见解而概括一切。我们觉得唯什么论，唯什么论，都是不对的。比如在“抗战”时期，有人特别主张武器的重要，人家就称他为“唯武器论者”；又有人特别注意组织，于是也有人称他为“唯组织论者”。说武器重要，或组织重要，都不算错；但如以一件事项概括一切，那就不对了。他们的意思原不算错，但加上一个唯字，一唯就“唯一”坏了。没有武器固然不能打仗，但仅有武器，也不一定能够打仗。单靠物质不成，单靠精神也不成。所谓“唯物论”，在英文原为Materialism，可译作物质论，原文并无唯字的意思。但译者加上一个唯字，读者望文生义，以为唯物主义者就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终日专在物质享受上过生活。所谓“唯心论”，英文为Idealism，一称观念论，也没有唯字的意思。加以唯字，意义就迥然不同了。如以为唯心者专靠精神生活，什么都不吃、不喝、不用，那也一样的错。所以人们应该持多元论的看法。道家对于此理，特别注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特别强调。人如有所不同，最好听其自然发展，各适其适，顺其性情，不必使其整齐划一。比如庄子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去之则悲。”就是，以为鸭的腿短，不够标准，给他接上一点，它就受不了。以为白鹤的腿太长，超过标准，要给它去一点，它也受不了。道家对此等道理，特别重视，例子也多得不可胜举。
有人以为儒家是主张整齐划一的，实在儒家并不如此。主张整齐划一的是墨家，墨家是主张尚同的，一同而无不同，乃是整齐划一的极则。儒家主张“和而不同”，而且特别强调“和”。和就必须有异，就是有所不同。把各种不同的异调和起来，就叫做“和”。比如做菜，同则只有一味，便觉得索然无味；必须加甜、加酸、加辣等作料，使成一种新的味道。这种味道也不是甜，也不是酸，也不是辣；但是也有甜、有酸、有辣，而这种味道，才可以称为“和”，才能好吃。所以儒家不但不反对异，而且主张必须有异，儒家特别重视音乐，也是这种道理。音乐如果只有单音，便无趣味，如拉单弦，只有杀鸡的声音，使人听了，只有聒耳，并不能引起兴趣，必须丝竹合奏，宫商角徵羽，五音六律，男高音，女高音，调和配合，才能翕如纯如，富有意义。英文称音乐的和谐或合奏曲为Symphony，而且以谐和为音乐起码的标准。儒家讲和，还主张“中和”，中则无过不及。仍以厨师做菜为喻，他用盐、用油、用酱等，都应不太多，不太少，样样恰到好处，才能得到中和，才能适口；如某一种或两种过多或过少，那就不是中和，也就不好吃了。所以儒家讲中和，以为任何一种东西能够存在，就是得到和的条件；否则便不是常态，或致不能继续生存。如人体中，某一部分特别发达，就是病态——如扁桃腺特别发达，就必须把它割去。常言称人有病为“身体违和”，天地称为“太和”，都是证明和的必要。民主政治就是政治要合乎中和的原则，容万有不同，而和合的发展。
第三点，要有超越感。就是要站在一切不同之上而有超越之观感，切不可站在自己的观点之上而权衡其他的一切。假如一个人没有超越感，则必以为自己是绝对的，而别人的见解和自己不合之处，便以为是错误的。从前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向不出门的乡下人，偶尔到一个很远的生地方去，他说的话别人听不懂，别人说的话他也听不懂。他以为别人说的话，格里格拉的不清楚，他自己听不懂是应当的；他自己说的话特别清楚，别人硬以为听不懂，就是故意捣乱，实在不应该，他因此非常的生气。其实他自己的话也许很清楚，人家的话也不见得不清楚，对听不懂的话，就认为不清楚，那正是偏见的错误。在现在大家都是常常出门，且常到很远的地方去，对别处听不懂的话，都视为当然，已无生气的感觉了。各地语言不同，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在古人的观感，倒并不是这样。孟子称楚人为“南蛮鸡舌之人”；英语称野蛮为Barbarism，本是由希腊语的Barbar变来的，形容一种听不懂的语言为巴巴，深含一种轻鄙之意，所以就变成了野蛮的意思。一个人被自己的狭隘观点所限，便不能有超然之处。《庄子·齐物论》说，“有儒墨之是非……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互相争辩，那是不对的。他主张“得其环中”，“和之以天倪”，对万物不齐，即以不齐齐之，便是超越的观感。有此见解，彼此互忍相让，才能谈到民主政治。
第四点，要有幽默感。幽默一语，是由英文的Humor音译而来的，古语称为“谐”，也称为“谐趣”，幽默感在实行民主政治上也是很必需的。比如别人批评自己，自己不应因为被批评而难过，而愤恨，至多报以批评就可以了，或者“一笑了之”。此等“一笑了之”，就是幽默感。英美人士都富于幽默感，中国同胞也是如此。“抗战”八年，历时甚久，何以大家能够受得了呢？不得已时也只是一笑了之。战时在昆明，不论教授、学生，或别的人们，都有一条小口袋，装上要带的东西，一遇警报，大家一跑一躲，及至警报解除，大家又说又笑各自回家。这就是一笑了之的态度。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幽默感，一遇变化，或许会变成神经病，凭空要添许多痛苦。
不论做任何事情，总是失败的机会多，成功的机会少。因为每做一件事情，都需要许多条件，齐全适合，才能完成，即佛经所谓“众缘和合”。比如我今天在这里讲演，就需要许多条件：假如我不来北平，根本就讲不成，或者临时我生了病，或者是建国堂塌了，我今天都不能在这里讲演。所以凡事成功都不容易，不成功，只好“一笑了之”。如此，就是幽默感。不然的话，不成功就要烦恼发闷，也许会得神经病。如考试不及格、失恋、丢官等都是失败，都可“一笑了之”。过去有些学者，以为古时的圣贤都是终日板起面孔，走四方步，其实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只有宋以后的学者才是那样的。据我所知，孔子就不然。《论语》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忧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尔。’”既能莞尔而笑，就不是整天板着面孔；既然说前言戏之尔，可知孔子也时常作戏言。这一段把孔子的活泼幽默，可以说是描绘入神。由此可以知道，真正的孔子，并不如大成殿里所塑的孔子那个样。
以上四种态度，都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必须大家都具这种见解，抱这种态度，人人尊重此种作风，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中国哲学家，实在具有此等见解和态度，对于民主政治的实行，的确是相合的。
1946年8月